难忘我的青春年少时（03）怀念喻文慧老师

难忘我的青春年少时（03）怀念喻文慧老师

喻文慧老师是我在首义路小学读书时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

在老关庙小学读书时，虽然与刘先旭、方容等发小同班，但是他们放学出校门向右拐，沿着菜地边的小路向首义路方向走去；我出校门向左转，左手边是学校的围墙，右手边也是菜地，中间就是那条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满地泥泞的土路。走到残缺不堪、长满野草的土城墙，沿着一条小路走上去，再走下去就是任家湾和刘家湾（也就是现在的武昌火车站那一带）。穿过任刘二湾，翻过粤汉铁路再走几百米小路，才回到我们李家花园老宅。

现在留在记忆中的老关庙小学，除了操场旁边的那座白塔，就是学校大门口每天早上卖油条、面窝、米粑粑的小摊贩。特别是那米粑粑，每当铁锅下面燃烧的木屑刨花熄火时，摊主揭开锅盖，白白圆圆的米粑粑，铲起一个盖在另一个上面，一对被炕得金黄的米粑粑闻起来真香啊！尽管只要二分钱一对，可是我一分钱也没有。因为每天早上妈妈都给我煎一个荷包蛋，炒一大碗油饭，吃饱了。但走进校门时，还是非常享受空气中飘过来的香味。

还有一件终生难忘的事情，大约是读三年级时，有一天上午，在操场上体育课的学生高呼“飞机掉下来了！”于是大多数男同学如鸟兽散，跟着领头的那几个同学，飞快地跑向飞机失事的梅家山那里去看热闹。

我最难忘小学的喻文慧老师，全是因为发小刘先旭。

老关庙小学整体搬迁到了首义路小学之后，每天上学、放学都要穿过刘先旭住在7435工厂宿舍的家。喻老师就把我分在先旭家的那个学习小组，放学后去他家做完作业再回家。如果作业少，就跟着先旭，到住在学校门对面的方容家门前“跳房子”、捉迷藏，先旭还跟女同学一起跳橡皮筋，而且，比女生还要跳得好。有时喻老师要找少先队大队长、班长刘先旭谈什么事情，我们就在方容家那栋小洋楼门前，边玩边等他一道回家。也许因此，喻老师以后就特别喜欢我们这个几个好玩也好学的学生。

小学毕业时懵懵懂懂，不知道是不是喻老师决定保送我们上的中学。只记得第一学期过国庆节时，刘先旭邀我一起去汉口看望喻老师，也不知道是不是喻老师已经与他约定好了，上午十点左右，我们在中山公园大门口，远远就看到喻老师牵着她的儿子，不时用手推一下鼻梁上的深度近视眼镜，正在东张西望，只听她的儿子高声喊着：“妈妈！你看，刘先旭他们来了！”我们两立即上前问喻老师好。

（左起喻文慧老师、李培永、刘先旭，前面是喻老师的儿子）

她告诉我们：“送走你们这一届毕业生后，我就调到硚口区了，我们家一直住在汉水桥边的汉正街街口上，现在的学校离我们家很近，也方便照顾我儿子他们的生活。今天我们先在公园玩一玩，照一张像留作纪念，然后带你们去我家吃饭，顺便认个门，以后有假期就带同学们来玩啊！”

后来，读初中时，我还与刘先旭在假期去看望过喻老师几次。读高中时我们都忙自己的学业，约定高中毕业考取大学后，再去向喻老师报喜。

真是万事不由人啊！高二时，我因病休学一年，延迟一年毕业。刘先旭64年高中毕业后，还没有等到高考，就被中央在张家口办的机要学校，“万里挑一”（据说政审比招飞行员还要严格得多）选中后，即北上入学了。来不及去向喻老师告别。

1965年，我因“不宜录取”而名落孙山，无颜见江东父老，实在不好意思去见那么喜欢我们的喻老师了。

接着十年动乱，蹉跎岁月。虽成家却未立业。

不成想，1977年恢复高考，教育的春天喜来临，终于让我看到了人生的希望。

不管当下人们如何评价保尔·柯察金，但是，他那一段经典语录深刻地影响着我：“人生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我们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

文革结束，我非常欣赏一位作家写的“人到中年，减去十岁”。那么我就只有二十多岁了，正值年轻力壮时，绝不虚度年华，学习容国团的“人生难得一回搏”，一定要拼搏一番！

1978年，时任水厂路中学知人善任的安大庭校长，让我跟他一起，调到硚口区重点中学——武汉市43中，执教文科重点班。正好那一年，北京《中学语文教学》、上海《语文学习》先后在全国发行，看到那上面经常刊登一些中学老师的文章，我虽然没有项羽那样的霸气，“彼可取而代之”，但陈胜吴广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却时刻激励我，他们的文章能上国家级刊物，我也一定要上！也一定能上！

我的处女作《<住户代表>的诞生》，终于发表在《中学语文教学》1980年第8期上了。其时，在安校长、母校袁福校长，以及许多好人、贵人的鼎力支持下，我已经调回母校上班了。1985年第一期《语文学习》发表了我写的学生作文评论《反弹琵琶出新意》。

1980年，我从硚口水厂路中学搬家到武昌千家街华中师大一附中之后，必须到辖区派出所上户口、办理粮油关系等。当我穿过当年的7435工厂宿舍区，去首义路派出所办完有关手续后，立即凭小时候的记忆，找到了刘先旭的爸爸妈妈。近二十年啊，他的父母还住在五十年代的工人宿舍。他们两老正坐在门口与邻居聊天，看到我走近喊“伯伯、伯妈”时，惊奇一瞬间，“培永啊！好久好久都没有来了啊！”

回家当晚就写信给刘先旭，从此我们就联系上了。他回信特别嘱咐我，抽时间去看看喻老师吧！让我代他问老师好。表示以后回汉探亲一定要去看望喻老师。

不久后的周日，我去汉正街街口，那时那里比我们千家街还要热闹，真是人流如织、摩肩接踵。我从人缝中挤到街边，走进记忆中的那条小巷，巷口那个厚重的老式大门还是那样，推开虚掩着的门，叫一声“喻老师”，只听到熟悉的声音“诶！哪个呀？”“李培永”。只见喻老师习惯地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从房里走出来，我赶紧上前握住喻老师的手，“喻老师好！看到您这么健康，非常高兴！”“你们说好高中毕业再来的，怎么后来都不来了啊？”

真是一言难尽，尽在过往的经历啊！

差不多给喻老师讲了两小时，汇报高中毕业之后的坎坷、及最近这两年幸遇贵人后的人生重大转折。并告诉老师，现在回到华师一附中工作了。去首义路派出所上户口那天，路过刘先旭原来的家，见到了他的父母。与先旭联系上以后，他一定要我来看望老师时，对老师说，他非常想念老师。

喻老师听说刘先旭在中央工作，父母还住在老地方；我也住在千家街里面，非常高兴地说：“你们那里是我曾经工作的地方，哪天去你们那里玩玩看看吧！”

1983年10月19日早自习时间，接喻老师电话，她待会就到我们学校来看看，我立即打电话叫发小方容也来看望她。

我在大东门10路公交站等候喻老师。接到老师后，我们漫步在千家街上，她说：“以前那么偏避安静的一条小街，现在这么热闹啊！”走到校门口，站在那里，看了半天后说：“这校门还是老样子，不过，当年我带你们来参观时，右边有一条小路直接到我们首义路小学门口。不到10分钟就走到了。”此时，方容同学已经从她当时工作的武汉十中赶来，兴奋地热情拥抱喻老师。然后，师生三人漫步在华师一附中校园，边走边聊，感叹不已。

中午饭后，喻老师一定要去刘先旭家看看。于是我们出校门，沿着千家街向南到张之洞路，再向右走一会就到了先旭家。喻老师沿途还跟我们说，当年这一路上还有哪个哪个学生住在这里，学生姓名记不得了，但是没有忘记曾经走访过的地方。我们不得不由衷地敬佩喻老师的敬业精神！

到了先旭家，她与先旭的父母像老友重逢一样，亲如一家，共同回忆往事。盛赞她的优秀学生如今有出息了！先旭父母感激老师对孩子的栽培，更怀念当年喻老师认真负责教育孩子的往事，经常到家里来检查学习小组的活动是不是正常，孩子们是不是打扰家长了。让我们两个时任中学语文老师兼班主任的学生亲聆謦欬，如沐春风；同时也深感自愧！更叹当下中小学教育成了鲁迅笔下的“九斤老太”！

临别时，先旭父母告诉喻老师，春节期间先旭回来探亲，一定让他去汉口看望老师，感谢师恩！

我和发小方容对喻老师说：“到时候，我们三个老学生一起去给您拜年，祝您健康长寿！”

我们永远怀念喻文慧老师！

【附录】 怀念发小刘先旭

 2017年12月29日，我在美国纽约，首义路小学同学秦娟英微信告诉我，我们的小学、中学同学刘先旭，因肺纤维化已于12月16日在北京协和医院重症室住院治疗。刘先旭的高中同班同学戴曼丽去医院探视后，向同学们报告病情时说，已经上了呼吸机，情况非常严重!

2018年1月13日上午，传来噩耗！刘先旭因病去世！

我与先旭小学同学六年，一年级到四年级在“老关庙小学”。他住在7435工厂的工人宿舍。从他们家出来，穿过张之洞路，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田间小路，大约20分钟就到学校了，那时学校周边都是菜地。我们读到四年级时，我们的小学整体搬迁到新建的首义路小学了。

在老关庙小学期间，他一直是班长，深受同学喜欢，特别是女同学更喜欢与他一起玩跳橡皮筋、踢毽子等，班上调皮的男生就叫他“假姑娘”。我那时住在通湘门外，出了校门就与他分道扬镳了。到首义路小学后，我去上学、放学必须经过他家。每天早上他都在家等我去叫他一起去学校，放学我一直陪他走到家，然后就在他家学习、做作业。我们的友谊就在上学路上和放学后的“学习小组”中逐步加深。

1958年小学毕业，他被保送到华师一附中，我被保送到与华师一附中仅一墙之隔的湖大附中。第二年，湖大附中并入华师一附中。分开一年后，我们又在一个学校了，不过不在一个班。他走读，我住读。只有休息日和寒暑假有时间聚在一起聊聊天，每年他都要约我一起去看望我们小学的班主任俞老师。

不论在小学还是在中学，先旭都是老师，特别是班主任老师最喜欢的好学生。他性格温顺、说话轻言细语、尊敬师长、团结同学、学习刻苦、成绩优秀，还写得一手好字。憧憬读完高中上大学，掌握更多的知识报效祖国。

先旭万万没有想到，高中毕业时，还没有等到高考，他就被党组织选中，保送上河北张家口机要学校。据说当时政审之严格比空军招飞行员还要严，他被万里挑一选中，并在高考之前就去张家口机要学校报到了。

先旭的同学们也万万没有想到，一个多月后，他坚决要求退学，一个人从张家口回来了！其实，在他回来之前，机要学校的领导已经到武汉了，分别与华师一附中的领导、他的班主任、同班同学及好朋友，还有他的父母亲做了工作，一定要说服动员他回机要学校继续学习。一个从小听父母的话，听老师的话，性格温顺的青年人，在温柔的亲情和友情的“劝说”下，只有乖乖地跟着那位学校领导回去了。这次逆反，也许是先旭一生中唯一一次，非常遗憾地以他的失败告终。

 一年多后，他被分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轻工业部给部长当秘书。从此，他就是北京人了，一直到今天他离开我们。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接见全国“红卫兵”代表，我作为武汉市和湖北省实验师范学校的“红卫兵”代表第一次到北京。12月，我又带领我们学校部分“红卫兵”到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我利用这次机会找到了先旭。我们见面以后，他请我到餐馆吃大米饭，到北京红卫兵接待站好几天都没有米饭吃，那一餐是吃得最香的。他见我穿的是一双球鞋，就告诉我在北京冬天穿这样的鞋会冻坏脚的，他又帮我买了一双棉靴，穿在脚上暖暖的，从心里感受到学友情深，至今难忘！

在袁福校长的亲切关怀下，我于1980 年调回华师一附中。先旭的家离母校很近，我试着去寻找儿时的他的家，他的父母依然住在那狭小的工人宿舍。失联十多年后，我们恢复了通信联络。

我在母校执教语文教材改革实验班后，常去北京出差，1986年还应邀到人民教育出版社修订实验教材，在北京住了一个月。只要有机会，先旭和在北京的中学校友李小怀、郭进军就趁我去了一起聚聚，一起畅谈。那时，他已经调到中共中央组织部了。他还是那样温顺、说话轻言细语，但是组织观念极强，只聊与他工作没有关系的人和事。

（八十年代初，我出差到北京，在先旭家）

只有一次，也许是他人生又一次的唯一一次，与我们三个老校友谈到他的工作。那是在1989年暑假之后吧，记不得我是去北京干什么了，跟以前一样，我一到北京就马上与他们三人联系，约定聚会时间和地点。我们四个人都不会喝酒，边吃边聊。快吃完饭时，先旭犹豫半天，最后还是小心翼翼地问我们，如果我能进中南海去工作，你们觉得怎么样呀？

也许这个决定他后半生何去何从的大事，在他心中萦绕多日了，他的组织观念、他的性格让他不会轻易与外人道。刚好我们三人此时相聚，又是他非常信任的老朋友，犹豫再三，终于非常婉转地表露了心结。我们三人相视一笑，就你一言，我一语说：这是好事呀！

大约是1991年暑假吧，我去大连开会在北京转机，抽空与三位老朋友相聚。那时，我们才知道他在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工作，办公地点在中南海。那次，也许是他人生第一次对朋友郑重承诺，请原谅我不能帮你们做任何事情，但是，如果你们哪一天要告御状，寄给我可以保证送到！

后来，中南海对外开放时，他给了我一张参观券，让我有机会走进中南海一睹毛主席的丰泽园“菊香书屋”，领略红墙内的无限风光！

人生易老，天难老。一晃，我们都退休了！但是，我们都还能与时俱进，进入了微信生活。虽然远隔万水千山，视频如在眼前！文字表达即刻送到。先旭还是那样，他只是阅读大家发来的帖子，基本不回复。个中原因，大家谅解。

先旭，你先走一步了，我就用你在去年中秋节发来的帖子，表达我对你的怀念吧！

我很幸福，生命中有你的影子！

我很开心，朋友中有你的名字！

我很骄傲，微信里有你的号码！

我很荣幸，今生能做你的同学，而且，从小学到中学整整十二年！

先旭，一路走好！

【附录】   我的发小方容

方容是我的发小。

我们在老关庙小学，从一年级到四年级都是同班同学，经常下课一起玩，放学后就各奔东西。我出校门左转，回我们李家花园；她出校门右转，回她住在首义路的家。我们读四年级时，学校搬到首义路新校址，更名为首义路小学。从学校大门出来，过马路就是她的家，她离学校近在咫尺，我的家离学校得走差不多半个小时还不止。下午放学，我们经常在她家门口玩捉迷藏，然后到住在7435工厂宿舍的刘先旭家去写作业。现在不记得是哪一年暑假期间，她和我们班的七八个同学曾到我们李家花园玩过，知道我们家有白兰、茉莉等许多香花，后来，她、还有几个女同学经常找我要香花，有时还“威胁”我，明天你不给我们带花来，我们都不跟你玩了。

小时候懵懵懂懂，只知道她爸爸是很大的官，也不知道是什么官，更没有谁问。那个时代没有拼爹的。

还记得退休后，我们在海口喝茶聊天时，她对我说：我这个人们眼中的“大家闺秀”，小时候生活在父亲的万般宠爱之中，真是“年少不知愁滋味”，待到高考名落孙山时，方知世事如此之无奈。回首往事，从大家闺秀回归平民生活其实并不难，摆正自己的心态，一切随缘就行了。一生虽然小有波折，总算平安幸福走到了今天。

她告诉我。她的父亲叫方暾，黄埔军校三期优秀毕业生，1949年任国民党20兵团118军中将军长，在成都郫县率部起义投诚，被任命为解放军167师师长。五十年代初，转业回到湖北省武汉市，任湖北省政府秘书长等职。她说，有时想想，父亲戎马一生，曾经那么辉煌，也算是高官厚禄吧，天翻地覆之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又经历次“运动”的锻炼，越活越明白。寿终正寝之时，虽然可以入席“烈士陵园”，弥留之际却选择了回归百姓的公墓，永远与老百姓一起安睡在武汉青龙山。好在历史是人民在写，老人家，人已走，有关部门，还是把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纪念章，颁发给他这位当年的“国军抗战将领”。

方容的父母言传身教，培养了她的坚强性格。 尽管她品学兼优，1964年高考也因“不宜录取”，而被武汉市教育局直接录用为中学语文教师。在武汉师范学院培训一年后分配到武汉十中当老师。她“随缘”，接受了命运的安排 。后来与母校出身平民的同班同学马恩定结婚，得到开明父母的赞赏与鼓励。她充分享受了甜蜜爱情和婚后的幸福生活 ，养育了两个聪明活泼身体健康的儿子。不成想，三年同学、十几年的亲密爱人突然不幸因病去世。她的公公婆婆年老没有工作，全靠独子马恩定养老；当时方容的长子读中学、次子读小学，而当年中学老师月薪才四五十元，她独自承担了上有老下有小的生活重担，白天在学校上课，晚上到某单位值夜班，赚点值班费补贴家用，个中艰辛一言难尽。但她无怨无悔，一如既往精心养育两个儿子，尽心尽力尽责伺候公公婆婆直到终老之日。

小学毕业，恰逢58年大跃进之年，不搞升学考试了，我们都直接保送上中学。我和方容又是同学了，不过她在三班，我在二班。但是，每逢节假日，我们几个小学要好的同学，就相约去看我们小学班主任喻老师。

1980年我调回母校后，我们相距比较近了，经常相聚回忆儿时的快乐往事。每当刘先旭同学从北京回汉探亲时，我们三人就相约去汉口看望我们小学的喻老师。

大约是1987年吧，我们的中学同学杨利生，为母校基建作出了重大贡献，学校奖励他两个初中升学指标，他的儿子用一个，还有一个就给方容的儿子了。说起来也是缘分，原来他们两个当年都是母校田径队的运动员，杨利生是武汉市中学生运动会跳高记录保持者；方容是学校短跑主力队员，4×100夺冠成员之一。两个老同学的儿子和我的小女儿都在母校同班读书了，六年之后，我的漂亮女儿和两个俊小子，都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大学。现在都是事业有成的成功人士。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

历史也许就是这样的，不同时代的人都会遇到不同的问题，方容的儿子大学毕业时，已经没有“包分配”一说了，都得自谋职业。她托我在海口帮她儿子找工作，于是，她儿子背一个挂包，只身来到海口，艰苦奋斗，凭着扎实的专业知识，非凡的工作能力，成为某大公司部门主管，事业有成。成家之后，经常接方容来海口常住。

有一次，方容一家三代人来我家做客。我们一边包饺子一边聊天，不知是聊起一个什么事情，方容问我老伴：“你什么时候认识李培永的呀？”

老伴说：“我们是在水厂路中学工作时认识的啊！”

她笑呵呵地说：“哈哈，我跟李培永才是青梅竹马呀！”

她的儿媳和小孙子都笑着看她，她接着说：“我们读小学就是同学。”

读小学时，我们几个学习还可以，都好玩，于是，放学后经常一起玩。那个年龄段也没有什么性别概念，特别是刘先旭，女生玩的什么跳橡皮筋啊，他比一些女生都跳得好。那时，首义路小学出校门向左转，走百多米就是湖北省图书馆，进大门右边有一间少儿阅览室，里面不仅有许多画报，还有各种少儿读物和报刊，那里曾是我们课余阅读的圣地。首义路不仅是中国近代史不能忘记的民族复兴之路，也有我们记忆中磨灭不了的石板路，在那凸凹不平的“黄土坡”（首义路以前的路名）上，留下了我们一群浪漫少年的脚印。

我们从小学同学到如今，快七十年了。

曾经有无忧无虑快乐的小学生活，也曾有难以忘怀的中学生活，更有刻骨铭心痛苦的“不宜录取”感受！当改革之风盛行时，我们也曾有各自的幸福回忆：她曾作为民革成员当选湖北省人大代表，参政议政，迟来的做人的尊严，让她扬眉吐气；我回母校参加语文教改成绩显著屡屡获奖，被授予特级教师，终生享受国家津贴，也不枉此生！

退休后，我们只要回武汉，总是约几个发小聚会，笑谈中学就读过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记忆最深刻的是保尔和冬妮娅的恋情，以及奥斯特洛夫斯基借保尔之口说的那段名言。待到青春萌动时，“青梅竹马”的我们早就不在一个班了。我心中的“冬妮娅”和她衷情的“保尔”已经在自己的同班同学之中。她和她的有情人终成眷属；我的幸福生活却是从水厂路中学才开始的。不过，保尔说的“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却始终还是我们的座右铭。

(右起方容、秦娟英、曹桂华、李培永、许中等发小，古稀之年相聚在我家。）

正值青春年少时，我们被文革耽误了整整十年，为了挽回这十年，我们在养儿育女忙碌之后，工作之余，坚持进修，努力自学。当代著名作家谌容的名著《人到中年》，就是我们这代人中年时期的真实写照。

当我们慢慢老了时，孩子们都已经成家立业，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没有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没有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