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以忘忧
古稀之年，知足常乐，助人为乐，自寻其乐！
最美的遇见（1）此生难忘初教时
（聚会时与11班学生合影，前排左二副班主任、数学胡金秀老师，班主任、语文李培永老师，我的老伴聂静仪老师。后排站在我后面的是郭水清、他右边是孙红焰。其他同学当时都叫不出名字了）
我于1965年高中毕业，参加文革前最后一次高考，自信高考成绩完全可以上大学，但是最终还是名落孙山，因为政审“不宜录取”，而被武汉市教育局直接录用当中学语文教师。市教育局为了帮我们尽快完成从学生到教师的飞跃，送我们到湖北省实验师范学校去培训一年。后因发生史无前例的“文革”，延迟到1967年12月才被分配到武汉市水厂路中学（以下简称“水中”）。从那时起到2005年正式退休，凡三十八年，始终教语文兼当班主任，可谓桃李满天下了。
然而 ，此生难忘初教时。
2019年春节后不久，“水中”的老同事杨四重老师，在微信中转来六九届11班学生陈和平给我的邀请函，邀请我回国参加“水厂路中学六九届毕业暨上山下乡五十周年聚会”。
武汉市水厂路中学六九届学生，是我被分配当老师所教的第一届学生。他们六六年小学毕业后，本来应该读初中，因为爆发文革而失学。
1967年“复课闹革命”后，就近分配到“水中”，刚好遇到我们这批年轻的老师，于是开始了学毛主席语录、《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时称“两报一刊”）社论的“学习”生活。
2019年3月17日聚会那天，全年级到会的有300多人。我们11班到了四十多人。当我们班师生围坐在一起时，既熟悉又陌生，那一个个自报的姓名，是那么熟悉，仿佛让我们回到了青春年少时；再环视身边一个个略显沧桑的脸庞，似乎看到了他们一生不平凡的经历。
往事并不如烟。
还记得，我们送学生下放到通城时的情景。十四五岁的孩子，本来该在父母身边享受无忧无虑少年生活的快乐，却要告别父母，远离城市，去“农村那个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经风雨、见世面。
看着学生父母送别孩子的场景，好多女老师都留下了眼泪。父母拉着孩子的手，千叮咛万嘱咐，而懵懵懂懂的孩子们“王顾左右而言它”，兴奋地与同学打招呼。
当站满学生的大卡车缓缓驶出学校大门时，家长们依依不舍跟着车子走出学校，站在路边目送孩子们远行。
我们班主任必须送学生到达该生所去的农村“大队”（那个时代农村人民公社下属的单位）。记得我去的那个大队，临时给下放学生搭建的类似“工棚”一样的住房。男生住左边，女生住右边，男女生之间一墙之隔的“墙”，用的就是那种湖北称为“芦席”的东西隔开，简陋至极。尽管大队干部再三解释，这只是临时的，很快就会给他们盖“知青房”的，我们还是忧心忡忡。谁知道他们会把国家下拨的知青专用款怎么用。
我第二次去通城，是学校领导接到该县医院的长途电话之后。说我们的学生刘阳春胃大出血，正在该院急救需要血浆，必须立即送血浆去。领导让我连夜乘坐武汉市自来水公司派的车子送血去救我们的学生。
当我们把血送到急诊室时，医生护士立即给学生输血，不曾想本来还清醒的学生一下子昏迷过去了。原来，我们送的血浆一直是在冷藏箱低温下保存着的，拿出来就给病人输血，当然不适合。可见当时县医院医护人员的水平。
刘阳春同学经医院治疗，恢复健康后继续在通城接受“再教育”。这次聚会得知，他后来也回武汉了，终因胃癌于前两年去世。
我们11班因身体原因先后走了几个学生。健在的同学赶上了微信时代，大家在“水中11班群”常相聚，其中最活跃的有群主陈和平、男生有郭水清、黄道清、张国立、徐和平、周又来、李光明、刘汉生、王启雄等；女生孙红焰、王桂芝、唐爱香、张丽惠、肖珍珠、吴冬桂、程巧玉等。
3月17日聚会之后，群主陈和平又专门召集部分同学办了一次“谢师宴”，后来又到我们家看望，郭水清还在我们返美之前，特地组织上述群中积极分子一起来为我们饯行。
（为我们送行的11班部分女同学在我们家客厅合影）
种种原因中断了五十年的师生情谊越来越亲密了。接触越多，越是激活了沉睡在记忆中的学生少年时的音容笑貌。然而，3月17日聚会与同学们见面时，我第一眼就认出了郭水清和孙红焰。他们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
小时候的郭水清，小小的个子，背一个大书包，总是一脸微笑，十分讨人喜欢。一到学校就跟在我屁股后面转，像个跟屁虫一样，寸步不离。我们班的科任老师跟我一样，都喜欢这个小屁孩。他个子小年龄也不大，他的父母实在舍不得让他远走他乡，就选择了“投亲靠友”。这也是当时上山下乡的一个政策。当时还有一些政策也可以让孩子留在城里，如已经有一个孩子下放农村了，第二个孩子就可以留城。可怜天下父母心，为了子女少受罪，千方百计让孩子能在自己的羽翼庇护下健康成长。
对郭水清印象深刻还有一个原因。大约在1980年吧，我已经回到我的母校——湖北省重点中学——华中师大一附中工作。有一天，来了两位穿铁路工作制服的找我“外调”，和颜悦色地希望我提供郭水清在“水中”读书时的“政治表现”。我知道，我的学生有好事来了，我当然要帮他。虽然不知道他的详细情况，但是我知道他正处在人生的上升时期。
经历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外调”,就是要去外面找人，证明被调查人对“组织上”是不是说的真话。而且，“组织上”是本着对被调查人负责的精神，不惜人力财力，千方百计去寻找证人证言。那么，继续推理，“组织上”为什么要对你负责？从好处想，可能要重用你，必须用事实来证明你是否忠诚。从坏处想，可能要整你，虽然“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但是，如果“外调”可以找到“有辞”，不更有力度吗？
孙红焰是第一届毕业生中唯一与我保持多年联系的学生。那是因为我后来调到华中师大一附中后，从1982年到1988年，参加教育部语文教材改革实验，经常出差。有一次去武昌火车站买票，居然看到一个个子高高的女服务员，虽然着装铁路制服，但那身材、那清秀的面庞，让我一眼就认出来了，她是我的学生孙红焰。我喊了一声：“孙红焰”。她看到我非常高兴，立即帮我买好了车票。
众所周知，那个年代不论你去哪里，要买火车票，真是一票难求啊！自从我们师生联系上了之后，不论北上南下，不论硬座还是硬卧，只要跟她打声招呼，一定可以准点出发。一直到1990年8月30日，我应邀调到海南省农垦中学，她为我们一家四口买好了武昌到湛江的卧铺票，并与我的亲朋好友一行十多人到站台送别。一晃近三十年没有见面！
古人说，日月如梭，光阴似箭。几十年弹指一挥间！
我的第一届学生现在都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了！尽管他们自己因为当时所处的大环境，无书可读，荒废了青春，但是，他们这一辈对下一代的学习都非常重视，他们的孩子大多学有所成，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
郭水清的女儿现在澳大利亚读研究生。
孙红焰的孙女在英国读高二。
还有不少学生正在每天到课外兴趣班、辅导班接送孙子外甥，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当年没有书读，一定要让儿孙多读书，读好书！而且，只要有条件，都要出国留学！
在饯行宴席上，有学生问我，怎么看中国留学生低龄化？怎么看“厉害了，我的国！”
我用中国WTO谈判代表，中国外贸部副部长龙永图的话回答他的问题。
龙永图说：暂且不要讨论中国崛起，先问问三个关键问题。
什么时候全球的精英会把孩子送到中国留学，而不是像今天都把他们的孩子送到美国、欧洲留学？
什么时候全球的年轻人会最欣赏中国的电影、文化、书籍，而不是像今天他们最喜欢的是美国、欧洲的？
什么时候全球的消费者在选择产品的时候，会首选中国的品牌？
龙部长问的三个问题答案非常明确。
关于留学生低龄化问题，我只介绍了历史上的事，一是清朝政府第一批赴美留学生中十三四岁的孩子都是朝廷大员的子弟；二是中美建交后第一批到美国留学的十三四岁的孩子都是高干子弟。现在富起来的人不是少部分了，他们仿效官后代，自己花钱送孩子赴美留学，当然越来越多了！不论怎么看都是好事！
像你们曾经经历过的不读书，也无书读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我在美国等你们的孩子来留学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