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以忘忧
古稀之年，知足常乐，助人为乐，自寻其乐！
闲话人生（213）一生最好的朋友（一）
1958年，我在首义路小学毕业，被保送到刚刚创办的与华中师大一附中（以下简称华师一附中）一墙之隔的湖北大学附中。
一年后，仅有两个班学生的湖大附中被合并到华师一附中，我被分到二班。后来，与班上的李小怀、杨利生和郭进军成了好朋友。郭进军家住学校附近的湖北省高级法院宿舍。我们三人住在初中男生宿舍楼。
懵懵懂懂读初中，大概是这个年龄段男孩子的特征。记得我们班的男生特别顽皮，一年内就换了三个班主任，最后担任我们班主任的是教导处的王声磬主任。他针对我们班干部子弟多的特点，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扬长避短，终于改变了班级面貌。当时，我们只知道班上有很多同学是“东湖八一子弟学校”保送来的军队干部子弟，还有一些同学是从“水果湖小学” 保送来的地方干部子弟，他们也从不在同学中说自己的父母是干什么的，我们也没有谁问他们的父母是干什么的。那个年代中学同学之间不是看谁的爸爸是“李刚”，能玩得一起，最后成为好朋友，也许只有“缘分”一说了。
我的父亲种了一辈子花，我就是一个“花农”的儿子。我中学六年的几位好朋友都是“高干子弟”，用当下的说法都是真正的“红二代”。但是，当时实在不知道他们的父亲是多大的官。
读初中三年级时，正赶上国家遭遇三年自然灾害，大家都没有饭吃，住校学生就更艰难了。我的父亲在五十年代初，种花之余，还养过猪，那时父亲养猪就是为了存点钱好过年。每天起五更赶到武昌起义门附近的一家豆制品店，去买豆渣回来喂猪。常来常往，与那个店的老板就非常熟了。三年困难时期，那位老板只要偶尔搞到黄豆做一次豆腐，一定要给我父亲留一点豆渣。那就不是买来喂猪了，而是拿回家，在柴火灶上炒好后，就是全家的一餐佳肴啊！每次妈妈都要我带一点给住校的李小怀他们吃。小怀在2014年写的中学生活回忆文章中说：“李培永的妈妈把以前喂猪的豆渣用油、盐、葱花炒好带给大家吃，确实非常好吃。虽是猪饲料，可我们没有丝毫的不快和忌讳。”
一张老照片，杨利生和我站在后面,还有李小怀和郭进军坐在前面。初中毕业后我们四个人好朋友都考取了母校高中，而且都分到了二班，班主任就是还健在的、105岁高龄的唐启金老师。现在也记不清，为什么我们四人于61年12月2日，一个周末的下午放学后，去照相馆留下这张合影。是为了逝去的少年时代吗？也许更可能是为了纪念我们同步跨入了青年时代吧！
从高一开始，我和小怀住在高中男生宿舍一楼；郭进军家住在首义路与张之洞路交叉口的高级法院宿舍，走路十几分钟；杨利生家住在水果湖张家湾，乘一路电车到终点站，下车就到家了。
读高中时，我和小怀住在同一间寝室。有一次，他感冒了，没有到教室去上晚自习。快下晚自习时，谭亦丹问我：“小怀怎么没有来上自习啊？”我告诉她，小怀感冒了,在宿舍休息。当天晚上熄灯铃后不一会儿，就听到走廊传来女高音：“小怀！李小怀!”小怀急忙叫我赶快开门答应，他说：“谭亦丹妈妈来了！”
谭亦丹的妈妈带着一位军医进寝室了，她走到小怀床前，摸摸小怀的头，让那位军医给小怀量一量体温，问校医来看过没有，吃过什么药。就像妈妈那样心切细致、那般温柔体贴。临别时还再三嘱咐小怀，“一定要按时服药。周末到我们家来，好好给你补一补身体。”原来，谭亦丹的父亲时任武汉军区政委，与小怀的的父亲是老战友。战友情深，荫庇子孙，可见一斑！谭一丹后来考取了北京航空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广州空军部队工作。
还记得1964年，小怀考取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离开武汉之前，曾对我悄悄地说：“李培，你还没有坐过小汽车吧？哪天有机会，我要带你坐着小车逛武汉三镇！”
真没有想到，1967年武汉“720”事件后，他的爸爸于1968年初从广州军区调到武汉军区任副司令。有一天，一辆黑色高级轿车开进我们水厂路中学，当时正是课间休息时间，李小怀一下车，他一米九多的高个子，就引来学生围观，还有调皮又胆大的站到他身边，仰起头来看他有多高。我们一见面，他说：“李培，走！逛武汉三镇去！”原来，他回武汉休假，特地来请我去见他的爸爸妈妈。当时，他的爸爸妈妈住在武昌小洪山，我们从硚口区经江汉桥、穿过汉阳、上长江大桥后，一条路直奔小洪山，不到半小时就逛了武汉三镇。老朋友真是一诺千金啊！让我第一次坐着小车逛武汉。
晚饭后在客厅聊天，李伯伯当时分工负责“支左”工作，特别关心我们学校的“文化大革命”和“军宣队”的情况。问得很详细。临别时，高阿姨一定要小怀去拿几个芒果给我带回去，给我爸爸妈妈尝一尝。再三嘱咐：“以后不论小怀在不在家，你都要经常来啊！”
记得是那次与小怀见面不久，他回西军电后，有一天我去他家。高阿姨问我：“你最近收到小怀的信没有？”那个年代书信往来是主要通讯联络方式。
“没有。”
“怎么回事呢？我们给他写信、汇款，都没有回信。”高阿姨焦急地自言自语。
后来，小怀在李伯伯和高阿姨的关照下，回武汉了。
我们见面才知道，他们宿舍有个同学到“工宣队”举报了他，说他经常在熄灯铃后，躺在床上散布“反动言论”。因此被关进“学习班”接受审查，与外界中断了一切联系。
他的“反动言论”，一条是在“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之后，黄永胜当了总参谋长。大家在七嘴八舌议论时，他随口说了一句：“将来黄永胜倒了，下面又是一大帮。（不幸而言中）”；另一条是私下与同学抬杠时，也是话赶话随口说的。他们两个人的字都写得不好，但都说自己的字写得好。他随手指着墙上的一副字随口一说：“我是没有名，如果有了名，我的字也可以在全国满墙挂。”那幅字就是“大海航行靠舵手”。
小怀在家休息了一段时间后，在西军电“工宣队”三番五次电报催促之下，准备回西安了。李伯伯与他谈话时，特别叮嘱：“第一，要相信自己！相信党！第二，要实事求是，自己错了可以检讨！没有错不要给自己上纲上线！第三，不要为了减轻自己的问题，而乱说别人！”审查结束后，他被分配到兰州军区通讯团。因为档案中有“反动言论”记录，虽然各方面都很积极努力，却一直被组织考验了三年才解决了入党问题。
1980年，我调回母校后，住武昌千家街；杨利生也调回湖北省统计局，任办公室主任，家住水果湖；郭进军和李小怀都在北京工作，但他们的爸爸妈妈都还是住在武昌。
1986年2月6日，几年不见的小怀，大清早到武昌站，一下火车，就到我家来告诉我：“这次出差广州，返京途中回家过个年，请你明天中午去我家吃饭。我还邀了郭进军、杨利生。”
这是我们几个在华师一附中读书时的好朋友，高中毕业二十二年后的第一次聚会。
第二天中午，李伯伯和高阿姨办了一桌丰盛的宴席招待我们。李伯伯给我们每个人一杯茅台酒，我们赶紧起身共祝两位老人家身体健康！春节快乐！只见李伯伯非常高兴地一口就干了，我们几个人都不会喝酒，只能抿一口表示一下敬意。我们边吃边聊，一席饭吃了一个多小时。
饭后，李伯伯和高阿姨请我们到客厅喝茶聊天。
李伯伯乘着酒兴，谈笑风生。他当时是中央后补委员，经常去北京参加会议。对一些不正之风深恶痛绝，他笑谈《会议简报》，说：“我如果在小组会上发言讲武汉革命形势一派大好……，《会议简报》马上就刊登出来，‘武汉军区副司令李化民说……’，如果要说现在的问题，《会议简报》上面就看不见李化民了。哈哈！”
两老与我们聊了一会儿就上楼休息去了。
我们几个老朋友就开始回忆往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