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以忘忧
古稀之年，知足常乐，助人为乐，自寻其乐！
俚语新解（1）歪歪灶对歪歪锅
这个俚语，是上世纪湖北省黄陂县（现为武汉市黄陂区）农村人说的话。其语意不难理解，说的是百姓生活中“灶”与“锅”不可分离的关系，歪歪灶正好与歪歪锅配对，这是本义。它的比喻义就相当丰富了。
话说文革后期，我的一位亲密战友，师资短训结业后分配到武汉市某中学工作。作为一位中学语文教师，他能说会道，从小生活在武汉繁华的商业区，他的父亲是一个三轮车夫，言语之中世俗俚语总是随口而出，耳濡目染，练就了他的风趣幽默的口才。他的小学语文老师，严格的写字训练，让他后来不仅铅笔字、钢笔字、毛笔字写得非常好，而且在短训班两年，还练就一手漂亮的粉笔字。完全具备了一位优秀语文教师的“一口话一手字”的良好素质。
但是，他分到那个中学以后，领导发现他的最大优点是，不仅听领导的话，而且特别能吃苦耐劳。当然，这些优点也是从小受家庭熏染及父母教育的结果。他父亲每天早出晚归，踩着三轮车满街去拉客，为一家人赚生活费，他作为一个男孩子，从九岁多发蒙读小学起，放学回家就要为妈妈做力所能及的家务，年龄再稍长，家里挑水卖煤等一些重活都是他去做，养成了热爱劳动的好习惯。
于是，领导给他分配了一个非常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负责组织领导学校挖防空洞的工作，落实上级“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的任务。从此，他身先士卒，晴天满身灰，雨天一身泥，“战斗”在防空洞的工地。学校领导为了鼓励他继续努力，决定发展他入党。入党后，面对老朋友的祝贺，他笑称自己是阿尔巴尼亚的劳动党员。
学校党支部一致通过了发展他为预备党员。没有想到区教育局党委组织科要求学校党支部，进一步了解他父亲的历史及他的爱人（那个年代还不时兴称“夫人”）的家庭背景情况。
他的父亲解放前，被抓壮丁当过“国军”，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时，父亲逃跑回到黄陂老家。汉口解放后，到汉口六渡桥最繁华的商业区，当了一个三轮车夫，就在“武汉一男中”操场围墙外搭了一个简易棚子，一家四口蜗居在那里。当时他只有七八岁，真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父亲早出晚归踩三轮养家糊口，妈妈外出打零工贴补家用，他在那个外边下大雨屋里下小雨的破茅房带着弟弟玩。
他的父母靠着中国农民坚持不懈的勤巴苦做和勤俭节约的精神，日积月累，终于将破茅草房变成了一栋简易的二层楼房了。
他出生在这样一个“伪军”家庭，又因为解放初期父亲顶撞街道办事处主任，而被定为“坏分子”，属于“地富反坏右”之列。1965年考大学，他理所当然“不宜录取”。因为高考成绩优秀，而被武汉市教育局录用为中学语文老师。在湖北省实验师范学校培训两年期间，就开始与也是“不宜录取”的、如今白头到老的老伴谈恋爱。他比我们同届的同学大三四岁，短训结业分到学校不久，他就结婚了。他的爱人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遗憾的是一生钟爱画画的父亲1957年被打成“右派”。
她父亲被打成右派的原因，真是闻所未闻，可谓“奇闻”“奇冤”。直接后果是“一人被冤，全家受罪”。
她父亲原本在中国银行工作，月薪八九十元，但是，他感觉工作单调、枯燥，于是，“反右前两个月”调到某食品公司宣传科，从事宣传工作，负责创作宣传画，满足了他梦寐以求的兴趣爱好。她妈妈是小学老师，月薪四十多元。她与两个弟弟跟爸爸妈妈住在汉口繁华的金融街，家庭和睦，生活幸福，无忧无虑。
天有不测风云。反右运动开始，他父亲是单位新人，同事们只知道他的工资比公司一把手的高多了，是单位第一高薪；宣传科的六位同事，还知道他热爱画画，每天都沉浸在自己的专业中，无暇也不愿参与闲聊。开会鲜少发言，因为初来乍到，不熟悉也从不议论单位的事情，更不妄议领导。谁知道，运动后期，公司按上级规定的指标3%上报时，还差一个，于是就把他父亲这个没有片言只语“右派言论”、新来的“高薪”人士也报上去，结果，他被打成右派。工资连降了三级，月薪只有40元。后来下放到郊区农场劳动改造。幸亏农场领导发现他的专长，让他劳动半天，还有半天到场部搞宣传，办“场报”。少受了许多“劳其筋骨”之罪。
但是，他的爱人在学校却受够了同事的冷眼歧视，领导的无端责难，忍无可忍，不得不愤而离职。幸福家庭顿时坠入社会底层，娘儿四个每月指望他的那点工资维持生活，苦不堪言。每到发工资之日，都是13岁的大女儿（就是长大后成为我战友的夫人）去郊区农场取回来。她当时非常害怕去农场，那个年代，还不担心路上遇到拐卖妇女儿童的坏人，而是每次去父亲那里，场领导都要找他谈话，要她与父亲划清界限，还要求揭发父亲的右派言论，提高认识。每当她谈到这些不堪回首的往事时，她情不自禁地怨恨自己的父亲，他为了实现自己的爱好，而“害了我们一家”。
她从13岁起，每个月都要交给班主任一份“认识”材料，后来遇到一位初中党员班主任还要求她每周交一份。她还那么小，哪里能够“认识”右派的本质，进而无情批判呢？于是只将所有的怨气都倾泻给了父亲。
1978年父亲被平反，单位找不到一份她父亲当年的“右派言论”材料，倒是学校的党组织退还了女儿写的厚厚几本“认识”材料。
最大的遗憾是她饱受磨难的母亲，还没有等到父亲平反之日，就撒手人寰，去了永远没有精神折磨、生活磨难的天堂。
她母亲的丧事，全靠夫君一手操办，让母亲一路好走，一路走好。
再回头说她的夫君入党的事。
区教育局组织科负责人再三叮嘱学校党支部，对出生“坏分子”家庭的他能否入党，一定要慎重。但是，学校党支部深感，如果这样一位劳苦功高、所有党员一致同意他入党的同志，不能加入组织，实在不好开展党建工作，恳请组织科深入基层了解情况，批准该同志入党的报告。
组织科深入学校认真调查研究之后，基本同意基层的意见。决定在批准他入党之前找他个别谈话。
谈到他与她爱人的出身问题时，他说，如果当年武汉市教育局不把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人集中起来，送到短训班培训，我们还真难相遇，她住在金融一条街的“富人区”，我住在学校围墙边的贫民窟。
我们当年集中到短训班时，曾百思不得其解，国家一再强调各级学校要培养无产阶级的可靠接班人，但是，又集中一大批出身“地富反坏右”的“孝子贤孙”，培训以后去中学当老师，就不担心这些人把学生培养成资产阶级的接班人吗？这样明显的悖论，居然没有人给我们一个说法。
而我们在短训班的男女生到了恋爱季节，正逢文革“老子英雄儿好汉”横行一时，“老子反动儿混蛋”甚嚣尘上。所以“地富反坏右”子女连串联、到北京去参加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基本权力都被剥夺了，还不能“星星惜惺惺”谈恋爱吗？而且全国都处在无政府状态，年轻人自由恋爱恰逢其时，于是“坏分子”的儿子与“右派”之女儿在短训班相识、相知、相恋，就水到渠成。他用黄陂家乡话对组织科那位领导说，我这个“坏分子”的儿子，娶了“右派分子”的女儿，这不正好是“歪歪灶对歪歪锅”绝配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