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以忘忧
古稀之年，知足常乐，助人为乐，自寻其乐！
说三道四（91）流氓加文盲
老同学易中天最近一篇谈古不论今的文章《中国历史，君子斗不过流氓》，格局大，从始皇说到末代皇帝溥仪，引经据典，雄辩论证了“中国历史，君子斗不过流氓”。
文章比较长，网上有热心人“摘要”说：“要之，流氓不事生产，无私有观念，这就有了夺取天下的动机；不怕死，不要脸，不吝财，就有了夺取天下的心理能力。一旦天下大乱，有了社会条件；握有兵权，有了物质条件。他们就不难做出‘翻天覆地’的事业来。中国封建社会改朝换代的历史，之所以主要由军阀化的流氓和流氓化的军阀来创造，道理也就在于此。”
可见，易中天文中说的流氓，是真正的大流氓。
我要说的是文革十年之初的“流氓加文盲”，主要指的是一些十四五岁的初中生。他们游荡在城市中小学校园内外，不想读书（当时中学也没有课本）、寻衅闹事、结帮成伙抢军帽、打群架、在校或去外校霸凌、小偷小摸等，还有到公交车上行窃专偷钱包的。
其实，给那个特殊年代的青少年冠以“流氓加文盲”是非常不公的，就说“文盲”，也是十年文革造成的，正如北大“鸿鹄（hào)之志”校长林建华，在他的《致歉信》中所言“上中小学时正赶上文革，教育几乎停滞了……几年都没有课本，老师只是让我们背（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而真正的“流氓”也只是极少数。
特别是我们武汉水厂路中学。1968年春季开学，迎来的第一批初中生，大都是学校周边的自来水公司、国棉三厂、电池厂、抗菌素厂的工人子弟，还有一个当时比较大的“城中村”——星火村居住的孩子们。同学之间都是隔壁左右、街里街坊的邻居。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学校基本上没有发生过打群架的恶性事件。外校的小流氓也不敢来水厂路中学骚扰，那是因为当时学校的门卫张师傅会武功，而且我们学校的老师全是年轻人。
六九届这批学生本该1966年升学读初一，因为文革爆发而停课，有些学生或跟着哥哥姐姐、或几个胆大的同学自愿结伴走南闯北“大串连”，即使没有去外地“大串连”的，用一些家长的话来说，也是“野”惯了，坐不下来、静不下心读书学习。
再说学生来学校也无书可读，老师上课都是学习《毛主席语录》、《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简称“两报一刊”）社论。还有报纸上经常发表的毛主席的“最新指示”。那时，十二三岁的孩子们最喜欢毛主席发表“最新指示”。只要“最新指示”公开发表，哪怕深更半夜，学校都要组织学生上街游行，抬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高举红旗，敲锣打鼓，一路高喊口号，热烈欢呼毛主席发表最新指示！那些学生沿途像过年一样欢闹，至于“最新指示”说的是什么意思，他们从来不关心！
水厂路中学是一所新校，1968年春季入学的第一批学生大约六百多人，分为十四个班。我们四十个年轻老师，每个班分配两个班主任，一个正一个副，共同对四五十个学生负责。如果哪个学生违纪，不是像现在的老师动辄请家长到学校来，而是去家访，既了解了学生的家庭情况，又与家长增进了感情，特别有利于共同教育学生。
我们这批建校“元老”，与第一批学生感情特别深。2019年3月18日，三百二十多名学生邀请健在的老师回汉，举行盛大的“69届初中毕业暨上山下乡五十周年纪念大会”，大家欢聚一堂，五十年的浓浓师生情溢满大厅。
五十年弹指一挥间，难忘此生初教时。
2019年春节后不久，我们老两口在纽约，收到水厂路中学的老同事杨四重老师，在微信中转来六九届11班学生陈和平给我的邀请函，邀请我回国参加“水厂路中学六九届毕业暨上山下乡五十周年聚会”。女儿立即帮我们预定了三月初回武汉的机票。
往事并不如烟。
当时班主任首要任务是要组织好学生参加游行活动；还有一个重要的日常工作，就是每天清点学生人数，保证学生到校参加“复课闹革命”。这个工作有相当的难度，因为每天到学校上课，对这些小学毕业后就在社会上游荡，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的孩子们来说，上课不知道学什么、怎么学。我也曾尝试教他们学一点写作常识，先让他们照着报纸上的文章抄自己喜欢的文章，第一次抄什么都可以，只一个要求，一定要把字写在格子里，包括标点符号也要写在个子里面。第二次要求他们在抄文章的时候像报纸上一样，文章要分段，每一段开头要空两格。就是说，每次练习只提出一个要求，而且，只要听我的话都可以做到的，凡是做到了就可以得满分。后来，我班很多学生写字和写作文都比较好。这大概是我还记得的教过他们的一点比较有用的东西。
至于“闹革命”嘛，似乎是少数几个学生头头的事，大多数学生就是到学校混日子。
当时，有个别老师对调皮学生体罚或变相体罚。我不赞成。我虽然没有受过师范本科正规教育，不懂教育学、心理学，但是，我的父母，从来没有打骂过我们兄弟几个，有时犯了错误，也是耐心说服。我的弟弟也是69届初中生，我喜欢我的学生就像喜欢我弟弟一样，从来不打骂他们。
我的人生虽然坎坷，本来做梦都想上大学，因了“不宜录取”政策，而被武汉市教育局直接录用当了老师，也因此得福，一直在大城市工作，没有下过乡。当我送我的学生去通城乡下落户时，看到十五六岁的孩子，远离父母，到那举目无亲的山旮旯，住的是临时搭建十分简陋的草棚，男女生之间就用一张竹篾席子隔着，还没有等他们安顿好，转过身就热泪盈眶。真是难以想象他们日后面临的艰辛生活！但是，就是饱经苦难的这些学生们，五十年，坚强地走过来了！我无论如何也要回国去参加他们的纪念活动。
从接到邀请函那一刻开始，真是思绪难抑啊！
五十年，五十几个学生，浮现在脑海里都是正值青春浪漫时的少男少女，如今已是爷爷奶奶辈的老人了，相见还能相识吗？
记得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个子小小的男生，叫郭水清。他每天背着书包来学校，有事无事就喜欢跟在老师屁股后面转。另外，就是他的名字好记，“水清”，“水至清无鱼”嘛！他长高了吗？还记得，1981年我调到华师一附中不久，武汉铁路局汉西车站来两个外调的工作人员，了解他在文革期间的政治表现。也许是准备“提干”或许是“入党”，那两位同志态度和蔼，非常满意我介绍的情况。
还有一位女生就是孙红焰，她是我这个班毕业以后唯一联系过的学生。那是我调回母校——华师一附中后，因为经常在寒暑假去参加全国性的会议，能买到一张火车卧铺票，那时是非常难的。有一次在武昌火车站买票时，非常偶然地遇到了她，原来她就在武昌车站工作。从那以后，不论我到哪里去开会，只要找到她，总能帮我弄到一张卧铺票。要知道，那是“计划经济”时代，“一票难求”呀！还记得，我们举家南下到湛江的四张卧铺票都是她帮我定好的，而且到我们离开武汉那一刻，她和我的亲朋好友一起送我们上车。她和我们在站台卧铺车门前的合影还在，没有想到，在那通讯落后的时代，我们师生挥手一别到如今，居然已有二十八年了！
2019年3月17日聚会那天，全年级到会的有300多人。我们11班到了四十多人。当我们班师生围坐在一起时，既熟悉又陌生，那一个个自报的姓名，是那么熟悉，仿佛让我看到了青春年少时的他们；再环视身边一个个略显沧桑的脸庞，仿佛又看到了他们一生不平凡的经历。
我们中断了五十年的师生情谊随着聚会活动的展开，接触越多，越是激活了沉睡在记忆中的学生少年时的音容笑貌。然而，三月十七日聚会与同学们见面时，我第一眼就认出了郭水清和孙红焰。他们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
六九届初中生，是共和国历史上不能不写的一大批特殊的学生，是教育史上空前绝后的一届特殊的学生。说他们是初中毕业，连《语文》《数学》课本都没有见过。三年学工学农，就是不学数理化生史地。我们的学生学工去国棉三厂、抗菌素厂；学农就去东西湖农场。学工要随工人师傅“三班倒”，正副班主任只有两班倒了；学农必须带学生住在农场，自己开伙做饭，六九届学生就是适应能力和生活能力非常强。他们说，在家爸爸妈妈要上班，我们没事做，就学会了做饭炒菜。真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呀！
日月如梭，光阴似箭。几十年弹指一挥间！
我教育人生的第一届学生现在都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了！尽管他们自己因为当年因文革灾难，无书可读，但是，他们对下一代的文化学习都非常重视，他们的孩子大多学有所成，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
郭水清的女儿现在澳大利亚读研究生。
孙红焰的孙女在英国读高二。
还有不少学生正在每天到课外兴趣班、辅导班接送孙子外甥，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当年没有书读，一定要让儿孙多读书，读好书！而且，只要有条件，都要出国留学！
郭水清主持的为我们老两口饯行的宴席上，有学生问我，怎么看中国留学生低龄化？
我告诉他们，早在1872年到1875年，清政府就先后选派了，120名十岁到十六岁的孩子去美国留学，这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官派留学生。著名的铁路总工程师詹天佑就是第一批留美学生。整整一百年之后的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关系改善，毛主席决定要派一批十几岁的孩子去美国留学。当时洪晃的妈妈是毛主席的英文老师，1974年，洪晃与另外选派的四个孩子，成了新中国第一批官派低龄赴美留学生。
现在先富起来的人不是少部分了，他们仿效官后代，自己花钱送孩子赴美留学，而且越来越多了！不论怎么说都是好事！
像你们曾经历过的不读书，也无书读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我在美国等你们的孩子来留学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