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以忘忧
古稀之年，知足常乐，助人为乐，自寻其乐！
教育随笔（85）黑板报上的一篇短文……
我不知道国内中学教室的格局现在有多大变化，只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华中师大一附中的教室是这样的：一间教室有前后两个门，根据采光原理，学生从前门进教室，坐下后，面对前面的黑板和教师的讲台。单人课桌，每排八张，中间三条走道大约一张课桌那么宽；一般摆放七排课桌，教室后面还有一块黑板，专门给学生办黑板报。
1985——1988届高一年级七个班，年级学生会每周都要组织各班宣传委员，检查评比最优黑板报。评比标准既看形式，更重内容。这都是学生会干部们的事，年级学生会的工作，一般由担任年级主任的老师负责指导。
1986年3月6日，星期四上午，年级主任找我，说：“有老师反映，你班黑板报上一篇短文《从校长的讲话谈起》，对老师冷嘲热讽，影响很不好，最好马上叫学生擦掉。”他还特意说明：“我专门去看了那篇文章，的确不好！”
“H老师，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呀！李校长讲话最后不是建议，在全校开展教育思想大讨论吗？这不正好让老师们听听学生的声音吗？我和我的学生不到周末是不会擦掉的！”
随后，我告诉H老师，这篇短文是我们原来初中实验班学生谢晖写的，他听完李校长的报告后有感而发，她没有对任何一位老师冷嘲热讽，只是针对一些现象谈自己的看法。负责办黑板报的宣传委员赵明和程矢认为很好，决定抄在黑板报上。周一早上，学生走进教室看到这篇文章后，都称赞谢晖写得好，两位宣传委员这期黑板报图文并茂，“办”得好！
我们语文实验班从初中开始，由每天值日的学生负责写《班级日志》，全班学生按学号顺序轮流值日。要求值日生做到“看、写、说”，轮到值日那天的学生，必须仔细观察、详细记录、第二天在早自习时，说自己值日的情况。那天值日的刚好也是原来初中实验班的李映辉同学，她在演讲时，高度评价这期黑板报，从内容到排版深受大家的欢迎，一出来就赢得了好评。希望两位宣传委员再接再厉，把我们班的黑板报越办越好！全班学生报以热烈的掌声！
为什么学生认为好的文章，而我们有些老师却认为不好呢？文章并没有指名道姓批评或“冷嘲热讽”某位老师呀！如果说是冷嘲热讽，也只是对事不对人。有的老师讲课要点不明确、重点不突出、难点没有解决。学生说“他不讲，我还明白，他越讲我越糊涂,把我们的脑袋搞得像浆糊一样！”、“与其听老师照本宣科，不如自己看书”、“你一个人在台上讲，不让我们质疑问难，还要说我们课堂秩序不好！”
学生尖锐指出课堂教学中出现的这些现象，本来就是客观存在的，我们老师为什么不能虚心接受学生的意见呢？
原来，多年来，不仅国家干部，就连我们的一些老师，也染上了一种“官气”，听不得批评。一批评，尤其是下级批评上级、学生批评老师，不管其意见正确与否，首先考虑别人的态度是否端正、语气是否恰当、语调是否平和等等。民主风气从何而来？再说，古人都倡导“教学相长”，我们应该为学生敢于指出老师上课时的问题而高兴，否则，“青”怎么能出于“蓝”，而胜于蓝呢？
校长在全校师生大会上明确提出要创建全国一流中学，希望师生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学生在班级黑板报上发表看法，就要擦掉，不是与校长的办学目标背道而行吗？
这一天刚好是周四，按学校规定是全校教职员工雷打不动的“政治学习时间”。这也是“十年文革”惯性思维的政治遗产。学校还明文规定按课程表该某老师的上课时间；每周一次集体备课时间（各学科教研组安排在不同时间）。这三个单位时间不得迟到、早退或缺席。其他时间老师可以自由支配，实行“教师弹性坐班制”。这天下午两节课的“政治学习时间”，李校长主讲有关教育教学改革信息及他的看法。散会后，我请他去我们班教室看黑板报。
等他看完后，我说：“年级主任H老师要我让学生擦掉这篇文章，我不同意。您看是不是要擦掉呢？”
校长微笑着说：“我认为很好！没有什么不对的，不要擦掉！”在教室做作业的十几个学生热烈鼓掌。校长离开教室前，还嘱咐我，把谢晖写的原稿给他看看。
李水生校长这一届领导班子，是华中师大分管附中工作的邓宗琦副校长，于1984年9月27日来学校宣布的,他们上任以来，锐意改革，分管教育教学的万揆一副校长，原来教高中物理，现在我们高一年级蹲点；分管总务的钱昌炎副校长，原来教高中语文，负责教职员工的后勤保障之外，还要抓校园环境改造工作。尽管当时学校各方面与全国一流中学相比，还有相当距离，但他们敢于宣示创一流，激励全校师生奋发前行，倡导各学科老师进行教育教学改革，积极支持学生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充分肯定学生敢想敢说，受到学生的热烈欢迎，让我们语文实验班学生深受鼓舞。
在全年级师生共同努力之下，1988年高考，不仅升学率名列全省前茅，而且我们实验班的汪深同学，参加当年在芬兰举行的国际化学奥赛获得金牌第一名！正如时任湖北省副省长韩宁夫，接见载誉归来的汪深及校长老师时所说：“汪深的这一块金牌，可以与许海峰的奥运第一块金牌媲美！”
汪深夺得的化学奥赛金牌，也是华中师大一附中学生参加国际数理化等学科奥赛以来的第一块金牌。
现在回过头去看，汪深夺得金牌是偶然中的必然。
高一下学期，黑板报上谢晖那篇短文公开登出之后不久，我们班的化学老师对我说：“你们班的学习委员汪深长期不做作业，期末平时成绩怎么评呢？”
我找汪深谈话：“王老师说你长期不做化学作业，是怎么回事呢？”
汪深说：“课本上的那些练习题，我一看就知道答案，有什么必要再去浪费时间呢？还不如请您教我下几盘棋呢！”
“你要下棋，还是按我们当初的约定吧！不必再增加时间了！可不可以请王老师另外给你布置有些难度的题目呢？”
他欣然接受，保证按时完成课外作业。
我教他下围棋是高一上学期开学不久，当时中日围棋擂台赛如火如荼，全国青少年掀起“围棋热”。从本校初中升上来的学生都知道，1982年秋季开学不久，我曾主持办了一个棋类兴趣班，开班典礼时，请湖北省棋队的教练邵福棠，率领围棋手闫安、象棋手柳大华等优秀运动员，来我们学校下指导棋。柳大华还与师生推选出来的二十位象棋爱好者下盲棋，大获全胜，轰动全校。
于是，班上的学生要求我教他们下围棋。
汪深以前从来没有下过围棋，非常想学围棋。我跟他约定，每周体育课外活动时间纹枰对坐，从让先13子开始，如果他连赢三盘，就升一级。从实战出发，边教边学。到高三时，我们师生对弈，我已经力不从心了。
汪深就是那种聪明过人、领悟力、记忆力特别强的学生。高一语文课，全年学习《文言读本》，要求学生每节课都要当堂背诵刚学的文章，他都能率先完成任务，大家都非常佩服他“过目不忘”的记忆能力！
他初中数学成绩非常突出，曾荣获全国及省市数学竞赛一、二等奖。开学不久，教我们班数学的倪政勇老师决定培养他，加强数学课外辅导和假期奥赛训练，让他三年后冲击数学奥赛。请他妈妈来学校，我们四个人一起制定了一个“三级跳”计划。即三年后，第一级，取得省数学竞赛一等奖；第二级，参加全国数学奥赛进入前十名，入选国家队；第三级，出国参加数学奥赛夺金牌。
当他从芬兰夺得化学奥赛金牌第一名载誉回到北京时，立即到北京电报大楼，给我们发了电报“三级跃过一步而已”！他的妈妈喜极而言：“真是有心栽花花未发，无心插柳柳成荫啊！”
看似偶然，其实是我们学校三年教育教学改革的必然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