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门奇石
职业: 外科医生 业余爱好: 旅游, 文学, 京剧, 工作之余喜欢写些怀旧散文, 随笔
我寄愁心与明月
随君直到夜郎西
1968年，伟大领袖毛主席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全国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达到高潮，那几天，街上每天锣鼓喧天，都是欢送知识青年下乡的队伍。我是所谓老三届的高中毕业生，家中独子，开始以为可以照顾不下乡，经打听没有这项政策，除非有特殊情况，至于什么特殊情况，不知道。我父亲是大学里历史系的系主任，母亲是中学校长，文革开始后，一个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一个成了走资派，早已饱尝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滋味，居委主任大妈上门一动员就马上“自愿报名”去上山下乡。1969一个春天的早晨我就与许多与我年龄相仿的所谓知识青年（说来惭愧，由于仃课闹革命，有些初中毕业生充其量不过小学生水平，高中毕业生也不过初中生的水平）扛着红旗在锣鼓喧天中登上绿皮火车。那天站台上挤满了送行的亲属，我看见父母亲眼中噙满了泪，在火车的汽笛声与亲人的哭泣声及锣鼓声组成的大合唱中火车缓缓离开了上海北站。
列车在祖国辽阔的大地上一路西行，车窗外不断变换着景色，从江南水乡的绿水青山逐渐转换成崇山竣岭，江河也变成了浊浪滔滔，广漠的大地一片土黄色。经过三天两夜，在火车的轰隆声陪伴中终于来到了贵阳车站，略作休整，我们就分乘大客车继续向未知的目的地出发。汽车在尘土飞扬的公路上缓缓前行，雾气缭绕在青翠的峰峦间，时而一阵雨落下，公路变得泥泞不堪。经过四天的颠簸，来到了一个小小的县城，等待来接我们的车。我们一组共8人，被分配到黔西南一个很边远的苗寨，我们分乘两台骡车在崎岖的山路间穿行，到了此时才真正体会到地理课上老师讲到贵州时说的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当然还有后来在几年的知青生活中领教的人无三分银。
我们来到的是一个大山深处的苗寨，这寨子不大，才四十来户人家，我们两人一组安排在各家居住，据队长说待知青点盖好后再集中居住。我与同学小朱住在一户姓吴的苗族人家中，自从清初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后苗族人大多采用汉性。这家人一家四口，一对中年夫妇与两个女儿，大女儿吴妮已经16岁了，小女儿才10岁。吴大叔家的吊脚楼虽然很老旧了，却很大，屋顶飞檐翘角，吊脚楼上下两层，下面是空的，用来养牲口与堆放杂物；楼上有走廊围绕，木质的栏杆，栏杆上雕有图案。二楼的中间是堂屋，里面有一个方形的火塘，用来烧火作饭，火塘上方挂着一个木架，将种子、茶叶篓、草鞋等挂在上面，堂屋内还有一个神龛，是供奉祖先的。堂屋周边是臥房与厢房，我与小朱就住在一间小小的厢房内，队长龙大叔说待秋后盖好知青点就让我们搬去，因是暂时的，我们就与老吴家搭伙。苗家的家常饮食以酸辣为主，酸汤是最具代表性的菜肴，又有红白两种，白酸汤以米汤发酵制成，红酸汤则以红辣椒蕃茄为原料。主食是红苕及用糯米制作的油炸粑粑、粽子等，酸菜汤酸菜鱼是常吃的，苗族人普遍嗜酸，有“三天不吃酸，走路打蹿蹿”的说法。开始我们真是吃不惯，特别是那种用竹蛆、蚂蚁蛋、蜂蛹等昆虫及野蕨菜、鱼腥草等野草制成的菜，我们见了都不敢下箸。苗族人吃的油茶倒是比较好吃的，那是将爆米花油炸后掺水煮成的待客茶，客人喝了主人高兴，如不喝则被认为瞧不起主人。还有一种招待贵客的把小泥鳅（蜥蜴）处理后加少量米粉腌制成的茶，对此我们俩可不敢恭维。后来在吴大叔家住的时间长了我们也慢慢习惯了他们的饮食。
我以前从来没离开过上海，最多有时到乡下外婆家，那里与苗寨完全不同，田地平整；这里去田间劳作得走不少山路，那地是梯田，刚来时觉得很新奇，后来在上面干活后才感受了那种艰辛。梯田里的泥又粘又泞，有时还有蚂蝗叮在小腿上拔也拔不出来，后来才知道得用手在它上面拍才能把这吸血鬼弄出来。开始时队长安排我们知青与妇女一起干稍轻些的活，其实我们一点儿也感不到轻松，过了较长一段时间后才安排我们与男人一起干活，如开垦梯田，到山上砍树等等力气活。吴大叔的大女儿在县城上过中学，汉语说得很好，她教我们当地的语言，所以不久我俩就能用当地方言与人们交流了。吴妮虽然比我小两岁，却是干活的好手，还会绣花织布。她人也长得漂亮，清丽脱俗的脸厐上嵌着一对水汪汪的大眼睛，清澈得像山间的清泉，笑起来两个深深的小酒窝，一根麻花辮披在脑后。我刚住进她们家时，她很腼腆，时间长后，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慢慢就熟络了起来。休息的时候她常告诉我当地的风土人情与传说，有的传说听上去简直似神话，例如在苗疆流传颇广的巫蛊。我也告诉她关于上海的一切，如辽阔的黄浦江，外滩边上的大轮船，24层楼的国际饭店，大世界游乐场------她听着表露出十分羡慕的神情，我说得高兴居然许下以后一定要带她去上海看看的元宝汤。因为知青点的房子没有及时盖起来，所以我在吴妮家住了一年多，这期间发生了一椿事，让 我对吴妮万分感激。那是一个天热的下午，我与她去林子里采摘果子，不想脚踝上突然觉得疼痛，似被什么咬了一口，我啊的一声叫出来，吴妮朝我脚边一看，大惊失色，说是被蛇咬了。她赶紧把头上包的丝巾撕成条条，在咬伤部位的上方扎了三道；又把我的脚托起，用嘴凑到伤口上，把伤口上的血一口一口的吮吸出来，然后扶着我一瘸一瘸回到家里。她把扎在伤口上的细丝巾轮换着放松扎紧，又把家中的一个丸药研成了粉末调成糊状敷在伤口周围，还让我吃了一颗药丸，这一番操作下来，她已是满头大汗。她边用毛巾擦汗边告诉我，她刚才听到我叫声朝我一瞥发现是一条小小的蛇，快速地游走了，凭她的经騐，那是一条当地常见的毒蛇，其毒性中等，但也幸亏及时处理，只要休息两天就好了。她又告诉我，小时候父亲常带她去山上打猎，也发现过这种毒蛇，苗家人经常与它们打交道，所以知道如何处理，并且家中也备有治蛇咬伤的药，这些药是采集的草药自已加工的。经了这一次的惊吓，我们俩似乎更接近了，有时一起去林中采磨菇和野菜，有时一起去放羊，去溪边给牛饮水。因为被蛇咬了一次，吴妮给我一付绑腿，于是我也象当地人一样打起了绑腿，这不仅能防蛇虫百脚咬，而且干活时还轻快不少。
我搬到知青点后，吴妮还时常来看我，总不忘给我带些她做的小吃或是带几个熟鸡蛋，我们知青点那些男知青非常羡慕我；女知青老是在她走后用手指刮着脸颊羞我，我俩不管，一如既往。苗族的节日如三月三、四月初八吃乌饭、六月初六敬土地神，或是赶集，她都带着我一起去，赶集时买了东西我也学着当地人背着背篓两人一路有说有笑的回到寨子。天气睛朗的晚上，我们会相约到小溪边，躺在青青的草地上，听着潺潺的溪水声，望着天空皎洁的月亮，闪烁的星星，一边戏水，一边听她唱歌。她会唱很多当地的民歌，说她的歌声似银铃那绝不是过誉，但我可是只会扯起老毛喉咙唱那首“阿哥阿妹的情意长，好像那流水日夜响；流水也会有时尽，阿哥永远在我身旁-----”有时我故意在唱到阿哥永远在我身旁是把“我”唱成“你”，她也不生气，只是脸上会爬上红晕。
真是岁月何曾饶过人，时光容易过，不知不觉间，我来到苗寨已经三年了。刚离开故乡来到这地陌生疏的苗寨，举目无亲，夜晚我躺在地板上，拖着疲倦的身子，望着屋顶，形单影只，也不知何日能脱离这个地方。特别是想到来的时候听县上负责知青工作的干部每次开会总是要我们扎根农村一辈子，想起父母亲不禁黯然神伤，这苦日子也不知何日是个头。随着时光的流逝，与吴妮的相处越来越亲蜜，我的心情也一天比一天好，我对这里的山山水水、淳朴的人们、吊脚楼感到很亲切，当然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有了吴妮的缘故。三年中我难得有了一次回上海探亲的机会，出发当天早晨，山中的雾气尚未消退，寨子笼罩在一片白濛濛的雾气中，犹似仙境。吴妮背着背篓，里面装满了这里的土产，她一直送我到村口那棵大樟树下，还要继续送下去，我说还是回去吧，送君千里总有一别，我不久就会回来的，她眼中那种依依不舍的眼神在我此后的生命中一直深刻在脑海。
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见到日夜思念的父母，他们不仃地听我说着在苗寨的生活，还不时提出问题。母亲看着我带回来的土特产，甚是惊喜，又刨根问底这些东西那儿来的，我于是只得把吴大叔一家的情况说了一遍，不过我把与吴妮的交往隐去了。在上海的探亲日程很快过去了，又要回到我插队的苗寨了，其实我的心早已飞回去了。临别那天晚上，父亲对我说，文革不会一直这样下去的，希望我在那边不要把高中学到的知识丢弃了，总有一天大学会重新招生。母亲对我说的是她听说有的去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与当地姑娘谈恋爱，她警告我，不许在那边谈恋爱，她与父亲期待着我回来的一天，何况我是独子。妈妈又帮我把送大叔的烟和酒给我打好包，等母亲走开后，我悄悄地把为吴妮买的一条色彩鲜艳的头巾与一条裙子仔细地藏在行李中。
第二天，父母坚持一定要送我上车站，火车启动了，父母亲还站在原地。春风吹乱了母亲的头发，由于这几年的挫折，母亲原来乌黑的头发已经花白，在春风中飘动，我不禁泪如雨下，这次回来，又不知什么时候再能与他们相见。火车上有很多与我一样回乡探亲的插队知青，同是天涯沦落人，一路上大家交流各地插队落户的情况，我们这些年轻人心中都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了困惑。因为当时邮路很不通畅，所以我没拍电报告知吴妮回来的时间，不知是不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刚走近村口，就见她站在那棵大樟树下正翘首盼望。虽然离别不过短短的十天时间，我俩都似乎觉得已经很久很久。我把父母亲的礼物送给了大叔，他很高兴，很详细地询问上海的情况，吴妮对我送她的礼物很高兴，马上把裙子穿给我看，漂亮极了。那天吴妮妈妈做了一桌子菜留我吃饭，饭后我与吴妮携手来到小溪边，相互诉说着离别后的思念，小溪的水潺潺流着，似乎倾听着一对年轻人的浓浓情话。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与吴妮之间的‘关系在我们知青中流传开来，我的同学小朱私下对我说，我们将来总要回去的，假如与吴妮结了婚，就回不去了，你是家中独子，你父母那关就通不过；而且苗族人与我们汉族无论在文化、生活习惯都有不少差异，劝我还是到此为止吧。 我与所有热恋中的青年男女一样，除了爱情，什么都不考虑，把小朱的劝告置若网闻。吴妮对我也越来越依恋，在青年人的聚会上，有人想与她对歌她也很冷淡。她的父母亲对我的印象不错，早已看出我们俩之间的意思，但宥于以往寨子里的姑娘都是嫁的本族人，所以私底下劝女儿，若与插队知青谈恋爱恐怕会一场无结果，何况知青不会一辈子耽在苗寨，总有一天会飞回大城市去的，不如乘早就结束两人之间的感情，免得将来痛苦。一天傍晚，吴妮与我相约来到我们俩经常相会的山坡下小溪边的大樟树下，夕阳的余辉洒在树梢上，照得树叶闪闪发亮。我们坐在草地上，今天的吴妮与往日有点不同，以往只要两人在一起，她的小嘴就会像鸟儿一样叽叽喳喳地说个不仃，可是今晚，她却一直未开口，脸上似乎布满了愁云。两人就这样坐着，小溪里的水还是如同寻常一样潺潺流淌，不过没有以往那种悦耳如同一首美妙乐曲的感觉，我怀着忐忑不安低头望着她的眼睛，她那清澈明亮的眸子里含着晶莹的泪珠。我心中充满了疑虑，因为以前我们俩单独相处时从没见她这样的。过了许久，她才叹着气告诉我原来父母看她逐渐长大了，寨子里像她年纪的姑娘不是已经嫁了甚至孩子也有了，就是早已定下亲事了。因为她对追求她的小伙子总是不理不睬的，所以这天媒人来为她作媒，她父亲同意了，只是她自己不愿意，暂时还搁着。这消息无疑如同一道睛天霹雳，把我一下打懵了，我情不自禁地把她搂入怀中，轻声对她说，我一定要娶你，你千万不要答应嫁人。接下来的日子，每当我们俩相会，她的妹妹总会受父母之命跟在我们后面。迫于她父母的压力，她与我的约会也越来越少，即使有时她瞒着家人与我相见也总是来去匆匆。那段时间我心中痛苦极了，幸亏吴妮答应除了我，谁也不嫁，这才让我稍稍放下心，但也总是担心，怕有一天我们俩会分开。日子就在这样令人担忧的情况下一天又一天的过去，转眼一幌我来这儿已经五个多年头了。
那是一个闷热的夏天傍晚，知了叫得人心烦，小朱从镇上回来给我带回一封信，望着信封上熟悉的字迹，我一看就知是父亲的筆迹。这里由于是山区，离镇上又远，邮递员一般不会把信送来，总是由寨子里的人去镇上顺便捎回来的。我打开一看，不禁又惊又喜，惊的是信中告诉我母亲得了重病，但却没有讲是什么病；喜的是我爸认得医院里的一个副院长，这位副院长是靠着造反上台的，估计在去医院那些老医生家抄家时抄到不少东西，他对此一窍不通。我爸是历史系教授，对此却是内行，所以他得到好东西后就来请我父亲鉴定，有次帮他鉴定出一件很值钱的古董后他十分高兴，当知道我插队落户在贵州，就对我父亲说可以设法让我回上海。那时候确实有许多知青通过各种渠道回到上海或是在当地招工进城、或是参军，从此逃出了知青点这座樊笼。但因为我父母亲的问题，这些都轮不上我，现在听这位副院长一说，似乎看见了希望，父亲就问他说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回上海，他说没事，用病退。我爸不无担心地说，儿子的身体一向很好，加上这几年在农村锻炼壮实得如一条牛，哪来的病？他笑着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真是死脑筋，一点不开窍，他既是医生又是院长，这事就包在他身上。他倒真的没有食言，居然把我病退回上海的事办成了，所以父亲来信叫我收到信后马上回上海。于是我很高兴地把吴妮悄悄地约出来，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她。我是喜形于色，她却是愁云满面，我安慰她说只要回到上海，安排好工作，就来接她一起去上海结婚，我说你不是一直想要去上海大城市吗，这下愿望快成现实了，为什么看上去这样愁眉不展！她说幸福来得这么快，她不敢相信，我信誓旦旦向她保证此生除她不娶，而且只要在上海安顿下一定马上回来办婚事，然后一起回上海。
接下来就忙碌地办各种手续，回去的前天晚上，我与吴妮躺在小溪边绿茵茵的草地上，晚风轻拂着我们的脸，带来丝丝凉意。我兴致盎然地讲着今后的打算，吴妮一声不响地听着，不过她那双清澈明亮的眼睛透着隐隐不安，但我只把它当做是离别前的不舍。那晚我们在溪边一直待到月上中天，皎洁的月光洒在草地，山峦，小溪的流水在月光下波光粼粼，夏夜的静谧中只有草虫的唧唧声响。我感受到吴妮呼吸的气息，情不自禁的把她擁入怀中，在她的耳边不仃地重复着“等着我，我就会回来的”，我轻声哼着：“阿哥阿妹的情意长，好像那流水日夜响；流水也会有时尽，阿哥永远在你身旁”。第二天清晨，山间的薄雾像一张宽阔无边的纱网罩在远处的群山，笼罩着寨子里的树木、吊脚楼。驴车吱吱呀呀地在山路上行驶着，我背朝前眼睛一直盯着慢慢远去的寨子，吴妮穿着我送给她的那条裙子，头上扎着那条丝巾，驴车不仃地前行，她的手一直向我挥着直至再也看不到她的身影。望着前方連绵不断崎岖颠簸的山路，听着晨起鸟儿的啭鸣，我思绪万千，对这条山间小道居然十分留恋起来，因为是它把我带到我亲爱的人身边。
回到上海，方知母亲患的是肺癌，而且病情到了晚期，已失去手术的机会，只能化疗，这也不过是尽尽人事而已，父亲与我都是心知肚明。虽然我们都瞒着她真实的病情，但是精明的母亲怎么会猜不到她病情的严重，大家不过都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罢了。因为我是病退回来的，所以暂时不安排工作，要等医院出具身体恢复的证明才能安排，不过这样也好，我可以在医院与家中两头跑，照顾好妈，又可做好家务。在家里等了一个月光景，多亏帮我办病退的那位副院长的鼎力相助，总算我被分配到机床厂当了一名工人。回到上海开始时因为很忙，只给吴妮写了一封信，把家中的情况告诉了她，信寄出了好久，一直未有回信，我也不着急，因为贵州山区的邮路是非常不畅通的。随后又写了几封信，却一直没有回信，这就使我有些担心，不知吴妮出了什么事，日夜思念着，我有心想马上回去看看，但看着母亲衰弱的病体，无论怎样也开不了口。随后又是上了班，一边上班，一边照顾母亲，一天到晚忙得我心力交瘁，不得不把前往贵州的打算暂时缓一缓。母亲看见我每天心事重重的样子，什么都明白了，就问我是不是贵州那边有什么事还没有料理，母亲此时的生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我也不忍再瞒她，就把与吴妮相爱现在得不到她音迅的事说了一遍。母亲沉吟了许久才开口说，其实她早看出来了，吴妮当然是个好姑娘，与你真诚相爱无可厚非，只是你有没有想到将来，年青人只把爱情看得十分神圣，但爱情还包含着婚姻、家庭、职责。你现在虽然有了工作，但是结婚生子等谈何容易，你也不知上海的户口多难进，没有户口就没有粮食、副食品、布票等等供应，这些都是实际问题。又说也许你会说那就回到贵州去，不过那个穷乡僻壤的地方难道你真的愿意待上一辈子？你可是家中独子，我的病自己心里明白，一定不久于人世，你爸一个人怎么办，他老了谁来照顾他，你想过没有？说实在的我此前还真没有想这么多，母亲这么一说让我无所适从起来，只好暂时把对吴妮的思念埋在心底。
我从贵州回到上海将近一年以后，母亲终于没能熬过病魔的折磨过世了，办完后事，想回贵州的想法日夜萦绕在我心间。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父亲，父亲说去一次也好，人家这么几年把你当自家人一样，至少也要给人一个交待。父亲自母亲患病起直到去世已经过早地满头白发，想到把父亲一人丢下我也确实有些不忍。我向工厂请了假，一切都安排好了，連火车票也已买好，是第二天的火车。或许是冥冥中注定的吧，当天夜里，与我在贵州一起插队的小朱来我家，他在前两年已经抽调到当地工厂当了工人，也在那边与一个同是上调的女知青结了婚，这在我离开贵州前就知道，这次他来上海是为他厂里採购机器的。看到他来我很高兴，并且告诉他第二天就要去贵州，他听后沉吟了许久，一直不说话。在我追问下，他才叹了口气叫我别去贵州了，因为我离开贵州后，吴妮在父母的逼迫下已经结婚了，对象就是一直在追求她被她拒绝过多次的那个邻寨的苗族小伙子。小朱带来的这个消息，再次如同一道睛天霹雳一下把我震懵了，看我这失魂落魄的样子，父亲就劝我不要再去打扰人家的生活吧。父亲又说，文革这种倒行逆施不得人心，他们大学里的老师都在私下传说，文革一旦结束，一切就会走上正规，那么大学也会恢复招生的，叫我现在开始一边上班，一边复习复习高中的课程别荒疏了。父亲的劝说与母亲临终的嘱咐把我拖回现实，我把过去的种种都尘封在心底。
1977年，正如我父亲予料的那样，大学恢复招生了，我报考了父亲执教的那所大学的数学系，四年学习期满毕业后分配在上海一所中学任高中数学老师。工作几年后，我早已过了而立之年，与我相仿年岁的人都已成家有孩子了，我仍孑然一身，父亲劝我，“把过去的忘了吧，好好成个家，我也好放心，也对得起你妈。”说实话，自打我工作后，知道我是单身，也有不少年轻姑娘向我抛出橄榄枝，也许真的应了那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吧，我只要把人家与吴妮一比就接受不了，如此一蹉跎就过了35岁。父亲说再这样下去就成老光棍了，这可不是我死去的母亲与他所愿意看到的，这样在父亲的再三催促下以及同事们的劝说下我与一位因高不配低不就的女同事结了婚。婚后的生活如白开水一样无味，我的妻子脾气有些古怪，也许老姑娘都是如此吧，反正两人总是说不到一处去。结婚五年，也不知是谁的原因，一直未有孩子，最终我俩的婚姻还未到七年之痒就宣告结束。此后我一身无牵无挂，把所有精力放在工作上，不久被任命为分管教学的副校长。
自母亲过世，父亲一直不能释怀，父母亲感情很好，老同事们多次撮合他重新找个老伴都被他一口拒绝，家中雇了一个媬姆照顾我们的生活。生活平平淡淡的波澜不惊，父亲到了退休年龄学校又返聘了他几年，父亲在80岁那年辞世。我也到了知天命之年，不久到了退休年龄，我谢绝了学校对我的挽留，过上了退休生活。离开了学校的喧嚣，如今剩下我一个人，偌大的房间内，除了满架书籍，只有泛黄的书信与老照片，还有对过去的回忆陪伴着我，点点滴滴。午夜梦回，当年苗寨小溪边上天空中皎洁的月亮，虫草的唧唧私语，与吴妮脉脉含情的浓浓情话，尘封的记忆像被打开了闸门的潮水般湧上心头。吴妮那青春的倩影浮现在我的脑海，送别时满含泪水万般不舍的神情，是那么的清晰，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对吴妮的思念充斥在我的心肺，从没忘怀，这么多年了，不知她过得怎么样？对于我未践行的誓言，不知她会不会耿耿于怀？日日夜夜，对过去的回忆啮食着我的心，无论如何，我要再去一次贵州那个留下我青春记忆的苗寨，那里还有我的初恋，我一定要去，那怕远远地看上她一眼！
我又一次登上了去贵州的列车，这次没有父母的送行，只有自己孤身一人长途跋涉。窗外飞速掠过的景色令我思绪万千，对40年前离开的那个偏远山寨，心中充满了期待，又有些不安。还是那連绵的群山，沿途古朴的村庄已经不是我记忆中的模样，火车的速度也远比以前快，不过一天一夜我就到了县城的火车站，去苗寨也有长途公交直达，不再需要乘牛车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进寨子的那条蜿蜒曲折的小路如今已是平坦笔直的水泥路，路口那棵枝繁叶茂的大樟树依然挺立，它应该有200多岁了吧！它曾见证过多少少男少女在它身下唱着爱情的歌，也包括当年的我与吴妮。进入寨子，寨子非复旧时光景，好多吊脚楼改建成了砖混结构的楼房，甚是气派。我向路人打听吴妮的家，打听了几个人，最后才在一位约年过七旬老人的指点下来到一座吊脚楼前，这座似曾相识的吊脚楼虽然大致面貌依旧，却是经精心修葺过。我轻轻叩响院门，迎面一位十七八岁的姑娘向我款款走来，她上身穿着苗族青年妇女常穿的窄袖对襟短衣，下身穿着百褶裙，头上插着一些银头饰，她身村苗条，皮肤白晰，一张精致的瓜子脸上弯弯的眉毛下是一对水汪汪的大眼睛，霎那间我呆若木鸡，这分明是年轻时吴妮的翻版。女孩见我怔怔地盯着她看，有些含羞，客气地问我是谁，有什么事，我这才调整了一下情绪说是来找一位名叫吴妮的大嬸。女孩子惊异地朝我细细地打量了一下，说吴妮是她阿搭（姥姥），就在屋内，请我进去。我的手在门把手上抖动，屋内一张椅子上坐着一位老妇人，我的脚步在她面前仃住，两人四目相对，时光在这一刻似乎倒流，我认出她就是我梦中经常出现的吴妮，只是她的脸上多了些岁月留下的痕迹，眼角多了些皱纹，那满头的乌发变成了花白，短而稀疏，但是那双眼睛仍是那么清澈，如一泓清泉。“你是妮妮，你是龙哥”，我俩几乎在同一时间喊出声来，四十多年来的思念凝聚在这一时刻，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
四十年来的过往，在两人的对话中彼此了解了对方。我回上海后发出的信她根本就没收到，那时候不是信都要去镇上的人顺便带回吗，吴妮的父亲爱女心切，怕她与我将来会一场无结果，就干脆把信烧掉了，后来的两封信也是这样。于是我在吴妮的心里真的就像她父亲所说的一到城里就把她忘了的现实版陈世美，也对我死了心。隔了两年经不住父母每天在耳边絮聒，草草的就答应嫁了。转年就生了个女儿，她的丈夫是个很老实的苗家汉子，很顾家，可惜有次去山里打猎时被一头受伤的野猪咬伤，等到寨子里人找到他时已奄奄一息。丈夫过世后，她带着女儿生活，艰难地打发着日子，不过日子再苦，她也是坚持让女儿读到中专毕业在城里工作，并在城里成了家，孙女如今也18岁了，明年准备考大学。本来女儿女婿劝她去城里与她们一起生活，但她忘不了老家的点点滴滴，忘不了当年与我的不了情，在她的心目中，总不愿相信我是负心的人。此后她偶然从留在当地成家的知青口中得知我也早已结婚成家，她心中虽然有些隐隐作痛，但还是相信我有不得已的苦衷。我告诉她当年我料理好母亲的丧事后就想回来看她，只是临行隔天的晚上小朱告诉我你已经嫁人，我虽然伤心欲绝，但为了不打扰你新的生活，才没有回来。吴妮说小朱说了谎，当时她一直在等我回去，小朱在当地与一位知青结了婚一直未能回上海，所以很悔恨当年在贵州草草地结了婚，也许他出于对我的关心，不让我重蹈他的复辙；也许是她父亲托他说了个善意的谎言，现在这些都不重要了。父母亲早已过世多年，小朱也于前些年过世了，你现在回来就好！
我留了下来，吴妮的家人都接受我，我们俩像小青年一样，整日形影不离。白天我们一起料理家务，一起去菜园里伺弄种的各种蔬菜，傍晚携手去散步，就像年轻的情侣，我们最常去的就是那棵大樟树下，那里曾是我们爱情开始的地方。在苗寨耽了一个多月，我想与她一起回到上海共度余生，她有些犹豫不决，我决定与她先去上海看看，这也是当年我对她的承诺。在上海，我带她逛了所有好玩的地方，最后她说梁园虽好，不是她久留之地，她习惯了故乡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说实在的我这次去苗寨离开了大城市的烦嚣，山村的宁静、甜谧，对步入老年的我还真是很适宜的，何况这儿曾是我一生中度过最美好的时光，特别是青春的爱情，我不能再失去她，于是我决定还是回到我青春梦开始的地方，与我的初恋——如今的黄昏恋共度余生。
后记：我上海的表弟当年插队在江西，他们弄堂内也有插队到贵州的，此后陆续回到了上海，当然也有留在插队地方成家立业的。数十年后大家怀念青春年少时生活过的那个第二故乡，退休后就相约去当年插队落户的地方重温青春梦想，聚会时大家都敞开心扉，把各人的插队经历侃侃而谈。他弄堂内插在贵州的知青曾邀请他去贵州作客，在那里他感受了苗乡的风土人情，也详细了解了他这位发小曾经的初恋与如今的黄昏恋，大受感动，回来后写了这篇文章。我这表弟大概难得写文章，写好后自己颇为得意，并不自量力想送去报章杂志发表，于是专门找我为他修改。说实在的就我表弟文革高中生的水平能写出这样洋洋洒洒的文章也真难为他了；不过我虽然去贵州旅游过，却没有到过真正的苗寨，对他文章中的描写毫无感性认识，再加他写得这么长，真像老太婆的缠脚布，要改也无从下手。这种文章没有那家文学杂志会发表，除非编辑也是文革高中生水平。为了不挫伤他的自尊心及积极性，我就恭维他说文章写得很感人，不过篇幅太长，杂志不易发表，不如把它发表在我的博客上吧，他很高兴地答应了，并表示他们知青中的故事多多，他今后还要写上许多！
真值得现在的年轻人看看。
如果这是真实经历，这经历很有传奇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