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国务卿万斯访华，提出三点要求，邓小平一句话让他闭嘴

1977年万斯访华时，提出三点无理要求，邓小平同志一句话让他闭嘴

深更读史 2025-06-11 09:30

 

1970年代的“乒乓外交”和尼克松的历史性访华使得中美两国的关系开始解冻，合作的机遇也随之而来。然而，1977年美国国务卿万斯访华，却险些让这份来之不易的和平成果化为泡影。万斯在谈判中提出的三项不合理要求，令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做出了强硬回应，完全出乎万斯的预料。

 

那么，万斯在访华期间提出了哪些要求？邓小平又是如何力挫这些不切实际的想法的呢？

 

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标志着中美关系的正式破冰。然而，关系的正常化进程并未顺利展开。原因复杂，首先，尼克松卷入“水门事件”，直接导致他失去总统职务；然后，继任的福特总统上台后将中美问题暂时搁置，计划在其第二个任期内解决，但他未能连任成功。此外，美国的越战失败、经济衰退、物价上涨等问题也拖延了中美建交的步伐。与此同时，中国方面由于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先后去世，领导层的更替使得中美关系的问题未能得到优先关注。

 

直到1977年，邓小平逐渐成为中国领导核心，而美国也迎来了新总统吉米·卡特。双方的领导层终于开始着手处理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但在卡特上任初期，国际事务纷繁复杂，尤其是中东局势、巴拿马运河争端、以及美苏之间的对抗等问题显得更加紧迫。与此相比，已经停滞了20年的中美外交关系似乎不那么紧迫。卡特政府第一次召开会议时，甚至没有讨论对华政策。

卡特并不擅长国际事务，作为乔治亚州州长出身的他，主要关注州内事务，对国际问题了解有限。因此，在外务上，他极度依赖国务卿万斯和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布热津斯基偏向于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而万斯则认为美苏关系才是当务之急。他甚至认为，中国在经济和战略上还不足以成为“主要战略强国”。这与卡特的看法一致，他认为中美关系正常化符合美国利益，但出于对苏联反应的顾虑，他希望中美关系的进展能慢一些。因此，他指示万斯赴华，期望延缓中美建交的步伐，先解决巴拿马运河问题，并试探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

 

 

万斯的访华任务似乎并不复杂，白宫也并未对他的出访表现出过多担忧，毕竟他被认为是“解决国际纷争的能手”。万斯从律师出身，曾在国防部担任要职，处理过多起国际纠纷，包括巴拿马运河事件、多米尼加内战和土耳其与希腊的塞浦路斯争端，他也参与过美苏军备谈判和越南问题的巴黎和谈。他在谈判中一向冷静高效，擅长利用各种技巧和策略让对方妥协，因此，卡特希望通过万斯在中美关系中实现渐进式的进展。

 

然而，万斯并未预见到自己即将面对的将是一个在外交场合更加果断、坚韧的谈判者——邓小平。

 

1977年8月，万斯抵达北京，次日与中国外交部长黄华进行了会谈。万斯开门见山地表示，美国愿意实现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前提是中国在台湾问题上不采取过激措施，并且美国能够保持在台湾的非官方人员驻留。但他同时提出了一些令人难以接受的要求：美国希望能够在台湾保留非官方的政府人员，并且在“适当时机”发表声明，声明美国支持中国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又要求中国不应反对这些声明，也不应该提及使用武力。

 

这些要求看似是让步，但实际上却处处显示出万斯的计算和拖延意图。尤其是涉及台湾问题，万斯的提案无疑触及了中国的核心利益。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任何外部干涉都无法接受，尤其是涉及到美方在台湾的驻军和政治代表。面对这些荒唐的要求，黄华立即予以了拒绝，甚至明确表示中国的立场是“武力解放台湾”的政策。

 

随后的会谈中，万斯继续向邓小平提出同样的要求，但邓小平始终坚持原则，毫不妥协。他首先批评了美国在美苏关系中的“绥靖政策”，并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问题上严肃表态：“美国当前的行动在中美建交问题上不仅没有进展，反而倒退，违背了《上海公报》的精神。”

 

邓小平进一步明确表示，美国必须完全放弃对台湾的军事支持，撤回驻台湾的军队，废除美台军事防御条约。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中美建交。他强调，美国与台湾的正常贸易往来和人员流动是可以的，但绝不能有任何形式的官方代表在台湾出现。万斯试图通过对话改变邓小平的立场，但始终未能得逞。

 

最后，邓小平播放了基辛格访华时的录音，并明确表示，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是坚定的，任何妥协都不可能发生。他最后严肃地告诫万斯：“你们应该意识到，台湾问题不可能永远被忽视，我们为台湾的回归做好了准备。”

 

 

面对邓小平的坚定态度，万斯意识到他无法在台湾问题上取得任何让步，只能黯然结束此次访华。回到美国后，万斯的随行人员为了掩盖谈判失败的尴尬，声称他的访华取得了“成功”，并且媒体误传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有所松动。对此，邓小平立即作出回应，强调中美建交的前提条件是美国彻底放弃与台湾的任何军事合作，并且在外交上与台湾断绝关系。

 

这一强硬态度使卡特政府重新评估了对华政策，万斯的立场被暂时搁置，布热津斯基开始主导中美建交的谈判。

 

最终，1978年12月，中美双方达成协议，宣布中美关系正式正常化。1979年，邓小平访美，正式宣告两国关系迈入新纪元。

 

邓小平与中国的对外开放：1977-1979年的中美关系

发布时间： 2010-07-22    作者：〔美国〕傅高义（Ezra F. Vogel）    来源：《当代中国与它的发展道路》 2010-07-22

傅高义，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原主任，社会学家，亚洲研究协会会员，美国艺术和科学院成员。1930年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1958年获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1958-1960年在日本研究日本社会，1961年在哈佛大学学习汉语和中国历史，1967年起任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历任东亚研究中心副主任、主任，东亚研究委员会主席，哈佛大学基础课程委员会外国文化小组负责人。研究领域为中国问题、日本问题，在美国享有一流专家盛名。著有《日本的中产阶级》、《重整旗鼓一一重建美国实例分析》，《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和政治(1949-1968年)》、《与中国共存——21世纪的中美关系》等。 　　邓小平在1977年年中意识到，尽管他不能立刻解决中国与美国和日本之间的政治问题，但他相信，中国至少可以开始为科学技术现代化做准备。在他看来，科学技术实现现代化，其他三个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也会随之实现。他认为，科学技术属于全人类。中美科学家在20世纪上半叶建立起来的深厚友谊在30年之后依然存在，尽管许多人已经去世，但在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前科技交流可以先行。事实上，科技领域很快就成为中美两国接触的先导领域。[①] 第一个对外开放的现代化领域：科学技术 　　从青年时代起，邓小平就非常相信科技的力量。20世纪40年代初，在中国名牌大学里学习理科的女生寥寥无几，而邓小平就娶了其中一位理科女生——卓琳为妻。卓琳曾是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学生。在邓小平看来，北京大学和物理专业这两样都是中国大学中的塔尖。后来他们的五个孩子中有三个考入了北京大学。 　　1977年底1978年初，邓小平接见了新西兰共产党人路易·艾黎、旅欧华裔作家韩素音、在北京生活多年并曾在北京国际广播电台担任英语播音员的加拿大籍华裔林达光等“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希望他们在今后的事业中能继续支持中国。在邓小平1977年接见的外宾中，还有著名美籍华裔科学家，坦普尔大学生物学家牛满江、加利福尼亚大学数学家陈省身和三位华裔诺贝尔奖得主——麻省理工学院的丁肇中、哥伦比亚大学的李政道、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杨振宁等。后来邓小平曾多次分别会见这些著名科学家，除了对他们表示欢迎外，还向他们询问一些研究机构成为著名科技中心的原因，以及中国怎样才能迎头赶上。对于他们的情况介绍，邓小平听得非常仔细。[②] 　　邓小平接见外宾时通常很少要求他们的家人陪同，但在会见这些科学家时要求他们带上家属，并对他们为祖国发展所做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他知道有很多华裔科学家在西方的大学或研究机构工作，其中有些在1945～1959年期间离开大陆，有些是先到了台湾然后又到国外接受教育。他们中很多人在中国还有亲属。尽管当时中国没有先进的实验室足以吸引这些著名科学家回国，但他们可以给中国的科学发展提建议，可以到中国的大学去演讲，还可以帮助中国大学生到海外继续深造。 　　在1978年3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上，中国科学家们获得一个信息，那就是，自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他们第一次不仅可以和西方的科学家进行交流，而且这种交流还将受到鼓励。留在国内的美籍华裔科学家们的亲属在1949年以后的历次运动中曾受到不公正对待，但此时他们的住房条件和工作都得到了改善，也不再被看成是地主、资本家或者右派，过去所受的不公正对待得到了补偿。 　　邓小平不仅对美籍华裔科学家尊重有加，对西方科学家亦是如此。1978年7月，卡特总统的科学顾问弗兰克·普雷斯率领一个美国有史以来最高规格的科学家代表团访华。普雷斯原为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专门从事地震学研究，此前曾一直担任美国科学院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主席[③]。1978年7月访问中国时，普雷斯一行希望能为两国政府间签订农业交流、空间技术和留学生及学者交流等协议打下基础，同时他建议中国选派20~30名学生到美国学习。让雷普斯完全没有想到的是，邓小平建议美国接受700名理科学生到美国学习，而且未来几年的目标是几万人。由于希望能尽快得到回复，普雷斯马上打电话给卡特，在凌晨3点把总统从睡梦中叫醒，请他批准中国派700名学生到美国学习，而且未来几年欢迎更多学生的到来。[④]尽管卡特担任总统期间很少在半夜被人叫醒，而且临行前也已授权普雷斯做出此类答复，不过卡特还是欣然同意了中方的要求。[⑤] 　　1978年7月10日，在会见普雷斯时，邓小平赞扬美国的科学技术在很多领域比其他国家先进。他强调中国已经大大落后，迫切需要获得帮助以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他对美国的高科技出口限制感到关切，还谈到中国需要外资和技术。[⑥]《人民日报》还刊登了普雷斯在告别宴会上的讲话，讲话中强调了全球化的好处。[⑦]这可能是自1949年以来除尼克松总统访问之外美国访华代表团所受到的最热情的接待。 　　1978年下半年，第一批中国留学生到达美国。1979年，有1025名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学习。到1984年，留学生人数达到14000人，其中2/3的人学习物理、医学和工程。[⑧]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这两座中国最高学府甚至被称为公派留美理科生的“预备校”。 1977年8月：万斯在北京的“倒退” 　　对邓小平来说，与美发展关系是重中之重。所以，当美国国务卿赛勒斯·万斯接受邀请访问北京以排除两国关系正常化道路上的障碍时，邓小平抱有很高的期望。1977年8月22日，邓小平刚刚正式接手外交事务三天后就接见了万斯，两天后又和万斯举行了长时间会谈。 　　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主要障碍是台湾问题。虽然邓小平希望加快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步伐，但每次提到台湾问题，他总是很清楚地亮出自己的底线，那就是美国必须和台湾“断交”、废除《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以及美国从台湾撤军。 　　对于邓小平、毛泽东以及其他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来说，收复台湾一直是结束中国百年耻辱、完成统一大业的标志。1977年，邓小平已经很清楚，中国共产党越来越强大，蒋介石“反攻大陆”只是一种空喊，但台湾国民党仍然在安全上对北京构成威胁。 　　万斯曾是一位广受尊敬、彬彬有礼的律师，1977年1月刚担任国务卿时开始就关注美中关系正常化有关问题。同年7月，卡特宣布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要完成与中国关系的正常化。作为抗衡苏联的一个筹码，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也希望美国尽快实现与中国关系正常化，而万斯更关心的则是美苏在缓和方面的合作，所以担心美中两国走得太近会让苏联不悦。 　　在万斯启程访华之前，卡特和他谈到了自己的担心：如果美中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步子迈得太快，就会在国会引起混乱，从而失去国会对于美国放弃对巴拿马运河政治控制权这一决定的支持。万斯同意卡特的看法，认为最好把与中国关系正常化问题延迟到巴拿马运河问题解决之后。8月23日，万斯会见了中国外长黄华，向他表示，美国希望两国关系朝正常化方向推进，但美国要在台湾保留一些官方人员，并宣布美国希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这一表示实际上是要探询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灵活性，同时也是一种拖延之举，意在把可能达成的协议拖延至国会解决巴拿马问题之后。不过，万斯对中国拒绝他的建议并没有充分的心理准备。第二天上午，黄华做出了强硬反应，表示万斯的立场会拖延两国关系的正常化进程，他甚至提到了“解放台湾”[⑨]，暗示中国军队已经准备好了。 　　8月24日下午，邓小平会见万斯。邓小平对万斯说，他们上一回见面是1975年，是他第二次被打倒之前。他补充说，他是唯一一个“两落两起”的人。[⑩]万斯后来承认，在与邓小平会面时，邓小平一直表现出“中国人式的客气”，但在台湾问题上立场坚定，并批评了美国的立场。 　　邓小平表明了两个基本观点：一是关于苏联问题，一是关于台湾问题。邓小平说，从更广泛的全球角度来说，美国关于苏联问题的第10号备忘录是一种绥靖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让苏联控制西德的1/3，实际上是让他们控制了巴尔干，从而对南欧产生了极大的影响。[11] 　　邓小平对万斯说，美国关于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建议不是进步，而是退步，是从打破冷战后两国关系僵局的《上海公报》退步了。邓小平的想法是，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后美国与台湾可以有贸易和人员往来，可以仿照日本模式派遣非政府代表，但不能容忍任何形式的官方代表。邓小平说，美国占领台湾，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阻碍了中国的统一。他进而指出，美国要求中国不以武力解放台湾，这是干涉中国内政。万斯则表示对台湾的安全感到忧虑，邓小平告诉他，中国比美国更关心自己国家的事。中国对解决台湾问题有耐心，不过，美国应该意识到，在台湾问题的解决上，中国不会无限期拖延下去。[12] 　　邓小平让助手给万斯读了一段谈话备忘录，基辛格曾在备忘录中说，两国关系正常化将尊重中国的立场。他还提到1975年12月与福特总统的会谈，当时福特表明，美国总统选举之后他能更好地按照日本模式实现美中两国关系正常化。邓小平说，万斯的建议实际上是设立一个“没有国旗的大使馆”。[13]他补充说，如果美国还想维持与台湾的关系，中国可以等待。 　　8月28日，万斯回到美国之后，随行官员试图给美国公众留下此行结果有利于美国的印象。当时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的萨缪尔·亨廷顿在新闻通气会上说，万斯此行获得了成功。结果美国记者约翰·沃勒克错误地写道，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已经软化。尽管万斯尽了很大努力，但仍无法阻止这篇不准确报道的发表。[14] 　　万斯访华之后，邓小平清楚地表明，如果不能坚持原则，不能坚持在台湾问题上的底线，中国可以无限期等下去。与此同时，他不断向来访者批评万斯的倒退。9月6日，邓小平接见由美联社总裁基思·富勒率领的美国新闻代表团，该团成员包括《纽约时报》发行人阿瑟·舒尔茨伯格和《华盛顿邮报》发行人凯瑟琳·格雷厄姆。邓小平谈的问题很广泛，他谈到了“文革”期间林彪、“四人帮”所造成的错误。他还谈到了中国需要派留学生到国外学习。在谈到经济问题时，他强调说，中国必须按经济规律办事，必须按劳付酬。但他主要谈的还是台湾问题，态度非常坚决。[15]他说，他清楚万斯是美国新政府第一位访问中国的高官，但万斯关于台湾问题的建议是一种倒退，中国不能接受。他强调说，要实现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就必须坚持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美国必须废除与国民党签署的军事条约，必须断绝与台湾的“外交”关系，必须从台湾撤出军队。中国会争取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这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别人不能干涉。[16] 　　9月27日，邓小平会见了乔治·H.W.布什。邓小平对布什重申了自己的看法：美国对苏联的政策是一种绥靖政策。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邓小平说，这一进程可以加快，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17]《人民日报》在其权威社论中说：“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一些领导人忘记了慕尼黑事件的教训。”[18] 　　邓小平派外长黄华会见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伦纳德·伍德科克，伍德科克曾任美国劳工领袖，7月26日刚到北京赴任。邓小平让黄华再次传达他的意见，即对美国在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上的拖延感到失望。[19]之后，中国邀请赞成推进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访问北京。1978年1月4日，邓小平会见肯尼迪。邓小平说，他希望尽快签署协议。中美建交的核心问题是台湾问题，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应该由中国来决定。肯尼迪返回华盛顿后，公开表示支持加快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 　　1978年1月底，伍德科克第一次回到美国时，也开始对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停滞不前失去耐心。[20] 2月1日，他在华盛顿举行的美国联合汽车工人工会上发表讲话，称美国对华政策建立在“明显荒谬”的基础之上。他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承认国民党政府代表中国，但事实上它现在只能代表小小的台湾岛。发表上述讲话后不久，卡特私下会见伍德科克，告诉他自己也同意伍德科克的看法。[21]尽管卡特也希望推进中美关系正常化，但他担心当时此事会影响美国与苏联之间正在进行的《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谈判。 　　而万斯则认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当务之急是与苏联在军备控制方面的合作。他对过快推进中美关系正常化存有疑虑，担心会影响美国与苏联的谈判。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理查德·霍尔布鲁克一直在和越南官员进行谈判，希望尽快恢复美越关系。但鉴于中越之间关系恶化，美国必须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卡特最后结束了这一争论，他说，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更符合美国的利益。 　　1978年2月16日，邓小平会见了由参议员亨利·杰克逊率领的美国代表团。杰克逊对苏联持强硬路线，这一点和邓小平看法一致。邓小平一直批评美国对苏联的绥靖政策，批评美国在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上停滞不前。5月，邓小平发现，白宫有一位官员和杰克逊一样，与自己观点一致，这位官员就是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