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萧萧_Frank
以文会友
俄罗斯之路30年：国家变革与制度选择（下）
走出经济困局
据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资料显示，占人口2.5%的巨富阶层控制着70%的俄罗斯资产。200位最富有的俄罗斯人掌握的财富总额高达12.5万亿卢布，这超过了俄罗斯联邦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
经历了戈尔巴乔夫6年的“改革”和叶利钦近9年的自由化经济改革，俄罗斯经济跌入崩溃的边缘，俄罗斯在世界国民总值中所占的份额不及2%，在世界贸易总额中只占1%，国际地位降低。俄罗斯工业产值减少了70%，农业下降了50%。俄罗斯的国内总产值下降了一半左右。 1999年12月31日，刚刚代理俄罗斯总统职务的普京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的演说中指出：“俄罗斯正处于数百年来最困难的一个历史时期，大概这是俄罗斯近二三百年来首次真正面临沦为世界二流国家，抑或三流国家的危险。”
1、打击财阀寡头、掌控经济。痛定思痛，2000年，普京正式当选俄罗斯总统。在2000—2008年的两个总统任期中，普京着力恢复俄罗斯政府的经济掌控力，连续采取了一系列新的政治治理和经济整顿的举措。
普京强调，国家权力不应被少数寡头收买或私有化。普京巧妙利用矛盾，抓住机会，“稳、准、狠”出击，各个击破，有效打击了寡头势力，防止寡头操纵媒体、插手政治和恣意妄为。他动用安全、检察、税务等部门的力量，在 2000—2003年的两三年时间里，先后下令查处了传媒大亨古辛斯基、号称“克里姆林宫教父”的别列佐夫斯基和全国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这些不可一世的俄罗斯寡头，可谓是杀鸡儆猴、敲山震虎；顶住了国内外包括来自西方国家的强大政治压力，顺利地收回了一些重要部门如电视台和石油公司的控制权，强化了国家对经济的掌控能力。2004年以后，在第二个总统任期内，普京进一步强化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主导作用，重新控制了战略性资产，通过市场和司法手段，拆分私人寡头企业；促进国企强强联合，组建超大型国家公司；强化国家对战略性行业的掌控。借助打击寡头的机会，俄政府成功收回并控管了大多数传媒机构和能源、银行、航空、核能、军火出口等主要战略性产业及装备工业，同时确定涉及国防、石油天然气、运输、电力、外贸、银行、渔业、钢铁制造业等领域的 1063家大中型企业为国有战略企业，规定政府无权对这些战略企业实行私有化。2004—2007年间，国有股份在俄资本市场中的占比从24%上升到40%，2009年达到50%。1997—2009年，国有经济比重从30%回升至67%，在银行业、加工业、石油天然气行业中，国有股份占比分别达到60%、50%和40%。
普京的社会经济政策，主要集中在发展教育、医疗、社会服务、公共交通和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是政府职能的物质基础，也是政府调控经济的工具。俄罗斯政府通过将能源私企重新国有化，通过立法保证战略性国企的核心地位、让重要领域的核心国企拥有垄断地位，扶助国企实施资源、市场和资本扩张，以提高国企对经济的调控能力。
2、重新工业化，还是后工业化？坚持现代化，还是发挥原材料优势？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工业在短时间内下降了60%，产业-技术链崩溃，产品失去竞争力和传统市场。普京在2012年1月30日刊发的《我们需要新经济》一文中提出：“俄罗斯超过1/4的GDP靠的是向世界市场出售天然气、石油、钢铁、木材等原料或初级产品。如今俄罗斯依赖世界经济，依赖程度比多数国家更大……我国的大体地位是原料型国家。实际上我国经历了一场大规模的非工业化，丧失了发展质量，全面简化了生产结构，从而高度依赖消费品进口，依赖进口技术和复杂产品。”
2012年，在总统竞选前夕，由梅德韦杰夫亲自担任监事会主席的智囊机构——现代发展研究所出台了一份名为《探索未来：2012战略的研究报告》。报告作者认为，俄罗斯不应选择（普京倡导的）国家主导的重新工业化道路，而是应当走后工业化发展道路、后工业化战略：建立在开放性、私人企业家的广泛参与以及竞争基础上的道路更具吸引力。”
普京认为，处于原材料产地的国际分工定位对于俄罗斯则是“不可接受的”。普京提出，俄罗斯要想在世界范围内赢得竞争，必须在高科技领域占据一席之地，但由于私人资本不愿进入高科技领域承担风险，所以政府制定优先发展方向并提供扶植是发展高科技产业所必需。普京还具体提到了几个应该占据领先地位的产业：制药、高科技化学、复合材料与非金属材料、航空工业、信息通信技术、纳米技术，以及仍然保持传统优势地位的原子能与宇航工业。普京认为，发展这些战略性高新技术产业必须有国家的引导和支持。普京引用韩国和中国这些国家顺利实现经济现代化的经验，指出必须由国家推动战略性产业的发展，这将利大于弊。普京认为，俄罗斯要想恢复国际竞争能力，就必须发挥国家和国有战略性大企业的作用。
民主化陷阱
2005年，普京总统在国情咨文中强调，苏联解体是 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之一，这对于绝大多数俄罗斯人民来说是一场真正的悲剧，许多人失去了信仰和价值追求。
1、民主梦幻及思想迷失。1988年，也就是戈尔巴乔夫上台两年多之后，苏联社会的思想舆论彻底转向，苏共在改革模式、发展道路的选择问题上迅速“右倾”。1991年底，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新思维”使苏联彻底走进死胡同。
在政治改革过程中，戈尔巴乔夫把一些民主原则如多数原则、公决原则、选举原则、公开原则等绝对化和简单化。他把 1800万苏共党员贬为“保守力量”。15年后，普京反思说，我们在民主自由问题上犯了“幼稚病”，多数原则、选举原则、公开原则在任何国家都不是绝对的，都要根据国情施以具体的规定，避免滥用。
戈尔巴乔夫使“公开性”成为其推行政治改革的关键，结果“公开性”成为瓦解苏联社会思想的突破口。1987年，戈尔巴乔夫所著《改革与新思维》一书在苏联和美国同时出版。书中倡导用所谓全人类的价值代替“阶级观点”，在外交战略上主动向西方让步，西方轻而易举地赢得了冷战。戈尔巴乔夫发起的“公开性”、“民主化”、“多元化”使苏共逐渐丧失了主流意识形态领域的阵地。1988年以后，苏联社会上某些势力利用反思历史的机会，积极推动所谓“平反历史错案运动”，造成了强大的声讨苏共历史的舆论声势。值得注意的是，推动这股“历史热”的并非专业的历史学家，而是一些作家、电影人或记者编辑。当时的苏共主要领导人亲自策划、组织和领导了这场反思历史和平反错案的运动，借否定过去否定苏共历史，否定社会主义。“历史热”彻底颠覆了苏联社会部分人的信仰，民族虚无主义和崇拜西方、诋毁国家之风甚嚣尘上。
2.权威散落与治理失败。开弓没有回头箭，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政治改革迅速演变成一场“政治拆毁”的大戏。此时，各地方抗缴税款、你争我夺、各自为政，经济割据现象严重；地方分离、民族分裂的危险步步逼近，苏联已危在旦夕。以叶利钦为首的俄罗斯联邦起了领头羊的作用，他们与苏联境内的民族分裂势力遥相呼应，反苏共、反中央，拉起了“独立”“自由”的大旗。这样，苏联和苏共已是腹背受敌，“民族独立”和“民主化”像两把利刃直逼而来。苏共的失败是从党内的分裂开始的，而民族主义、分离主义则是导致苏共分裂的重要创口。1989年末，立陶宛共产党脱离苏共宣布独立，拉开了苏共分裂和苏联解体的序幕。
3.政治改革与民族分裂。苏共二十八大以后，各种政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各派政治斗争日趋激烈。“8·19”事件加剧了危机，最终，1991年12月25日，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上空黯然落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完全解体了。
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组涉及了苏联政治体制的关键性要素：苏共、宪法、选举、议会等。首先是修改宪法，取消苏共领导地位。苏联宪法原第六条规定，苏共是社会的领导力量，是政治体制和国家机关的核心。这一原则性的规定，成为戈尔巴乔夫推行政治“民主化”改革的主要障碍。1990年1月13日，戈尔巴乔夫在全会的报告中公开提出苏共的“地位不应当依靠宪法来强行合法化”，苏共应“放弃某种法律和政治优越地位”，苏共执政地位的获得，要“严格限制在民主程序范围内”（即依靠选票）去“争取”。苏共中央提交苏共二十八大的行动纲领草案进一步提出，“苏共不攫取国家政权的全权”，“它不追求特权和在苏联宪法中规定自己的特殊地位”。这意味着苏共要放弃对国家的领导权，变为与其他参政党平等竞选，才能获得执政地位。1990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戈尔巴乔夫正式提出设立总统制以赋予“总统一切必要的权力来贯彻改革的政策”。1990年，苏联境内非政府组织发展到9万个，其中多数是有目标、有组织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政治组织。这些组织遥相呼应，目标一致对准苏共和联盟中央。苏联各地的政治热潮很快汇成汹涌澎湃的海啸，直逼联邦国家和苏共中央。1990年2月4日，莫斯科有20万人举行集会游行，喊出了“取消苏共领导地位、审判苏共、实行多党制”等口号。
4.执政党的瓦解与分裂。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共成为政治改革的对象，5年左右的时间，苏共遭受了“被改革—被改组—被边缘—被分化—被抛弃”的悲惨命运。戈尔巴乔夫把 1800万各级管理人员都看成“改革的阻力”，使他们经常受到“激进派”的攻击和干扰而无法正常工作。政府每天都受到攻击，打开报纸，都在骂政府。当社会上自上而下地出现了意识形态危机和政治多元性后，苏共党的宗旨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戈尔巴乔夫欲将苏共转变为议会党，向西方的议会制模式靠拢。在咄咄逼人的民主派面前，苏共先后在许多共和国、州、市丧失了执政地位。
5．国家裂变与经济崩溃。1988年，戈尔巴乔夫在经济决策上出现重大错误，他宣布，“党的工作是意识形态”，不允许政府官员干预生产和经济活动。一些政府部门被解散，仅仅在一年内中央部委的人数从170万削减至70万。他打乱了苏联的外贸秩序，宣布“经互会”内部实行用西方的硬通货结算，导致“经互会”成员之间的经贸关系混乱不堪。1988年10月，爱沙尼亚宣布主权独立后，各地纷纷拒缴税收，有的甚至开始发行自己的货币，国内局势失控。戈尔巴乔夫急忙向西方大国哀求经济援助。他一直相信西方“神圣的诺言”。1991年3月底，戈尔巴乔夫请求美国提供15亿美元贷款。他说，如果美国不提供援助，俄罗斯可能出现饥荒。布什总统冷漠地说：“应该给他上一堂古典经济学课，他应该明白生意是生意。”当时西方的外交官都为戈尔巴乔夫的肤浅和可怜感到震惊。苏联经济陷入困境，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也走向尽头。
6．民主迷途与亡党亡国。2005年和 2007年，俄罗斯总统普京曾两次在公开发言中强调，认为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之一，对于绝大多数俄罗斯人民来说，这简直就是一场悲剧，许多人失去了信仰和价值追求。
2006年，《环球人物》杂志第五期刊登了中国记者对戈尔巴乔夫的专访。戈尔巴乔夫表示搞“民主化”是惨痛失误。他说：“我给中国朋友的忠告是：不要搞什么‘民主化’，那样不会有好结果! 我深深体会到，改革时期，加强党对国家和改革进程的领导，是所有问题的重中之重。在这里，我想通过我们的惨痛失误来提醒中国朋友：如果党失去对社会和改革的领导，就会出现混乱，那将是非常危险的……”
民主畸变
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俄罗斯政治变革，特别是“民主化”转型的研究成为俄罗斯国内、中国学术界以及西方学者共同关心的热门课题。
1.民主：从浪漫到毁灭。在俄罗斯领导人看来，“告别社会主义”，选择一条新的、西方式的发展道路，俄罗斯会在两年的时间内踏上文明、复兴之路。此时在俄罗斯的官方舆论中到处充斥着打碎旧制度、与社会主义决裂的声音。梦想加入到西方民主大家庭中去，等来的却是“野蛮资本主义”和“寡头资本主义”。
俄罗斯政治学者威廉·斯米尔诺夫在《俄罗斯政治改革：从浪漫到现实》一文中指出，“就其性质而言，这属于一场反革命政变。这场政变的绝大多数拥护者都曾浪漫地相信，同时对苏联政治体制实施全面拆除，在经济领域进行激进的市场改革，在社会政治领域建立民主的法治国家和公民社会，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伴随着经济私有化和政治改组行动的狂飙突进，俄罗斯经济不但没有实现市场充裕，反而陷入了全面的“休克”。1992年，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14.5%，工业生产下降18%，固定资本投资大约下降了40%，与此同时，面对社会急剧转轨中出现的大量复杂而棘手的问题，“浪漫的民主”显得无能为力。各级新的政权体系几乎陷于瘫痪，各种黑势力乘虚而入，叶利钦从为“民主”而战，转为为权力而战。1993年10月，坦克开进莫斯科街头，炮打“白宫”，解散最高苏维埃，逮捕了副总统和议会议长等人；同年12月，强行通过了为自己定制的、以加强总统权力为核心内容的新宪法。以叶利钦为代表的“自由民主派”最后选择了依靠武力驱散议会的方式，形成了以超级总统制为核心的政权体制。
俄罗斯百姓经历了短暂的民主之梦后，发现梦想加入西方大家庭但等来的却是“野蛮的资本主义”和“寡头资本主义”，不但国力急剧下降、政局反复、社会秩序混乱不堪，而且国家的完整与统一都受到巨大威胁。俄罗斯人民开始怀疑从西方移植来的民主是否能够带领俄罗斯走出困境。
20世纪末，这场俄罗斯民主化浪潮来势凶猛，却黯然退场。10年间，俄罗斯政治舞台上，一些政客说唱着各种政治言辞，试穿不同颜色的政治外衣，显得热闹非凡。广大普通百姓是“沉默的大多数”，被迫游离于政治和经济生活的边缘。
1993年新宪法所确立的超级总统制，赋予总统比原苏共中央总书记、比任何西方国家总统大得多的权力。在这种总统大权独揽的情况下，国家各方面的大政方针都依靠总统个人的决策，这导致了政治失衡。20世纪90年代后期，叶利钦常常绕过议会，在电视上即席签署“总统令”，俄罗斯被弱化的国家权力既不能从制度上推进民主和治理，也不能在实践中解决国家所面临的各种问题。
2．黑帮政治与寡头干政。叶利钦时期，俄罗斯在“私有化”过程中以瓜分国有财产的方式造就了一批金融工业集团和金融寡头，俄罗斯也由此获得了“寡头资本主义”的称号。俄罗斯寡头不是一个经济现象，而是一个政治现象。这些寡头通过从事商业活动接近政权或对国家决策施加影响。他们的行为是一种篡夺政权的行为。暴富的私人财阀已经不再满足于拥有巨额财富，他们开始将触角延伸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开始渴望影响或直接掌握权力。90年代中期，俄罗斯财阀积极在幕后操纵政府的人事安排和国家的重大决策。在1996年的总统选举中，金融工业集团积极活动，出资高达5亿美元，利用他们控制的新闻媒体肆意抹黑政治对手，阻止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当选，保证维护他们利益的叶利钦以微弱的选票优势继续执政。而再次当选后的叶利钦则投桃报李，为财阀们继续侵吞资产和进军暴利行业大开方便之门。这种回报是通过将俄罗斯最有价值的一些国有资产（包括能源、交通和通信）进一步私有化给“少数人”来实现的。俄罗斯私人金融工业资本的代表开始直接进入俄罗斯政治经济领导核心层。
20世纪90年代后期，俄罗斯官僚垄断和金融寡头一方面贪婪地吞食社会财富，另一方面极力插手政治，将政府置于他们影响之下，公开表示要分享国家权力。七大财阀寡头控制了俄罗斯经济的70%，围绕瓜分国有资产，爆发了一次次的“银行大战”“股权大战”。俄罗斯寡头的贪婪，政府官员的贪污和渎职，导致俄罗斯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1998年，俄罗斯政府搭建的短期国债金融“金字塔”终于崩塌。
3．民粹政治与资本控制的传媒。叶利钦执政时期，俄罗斯媒体进行了向私有化和自由化过渡的尝试，新闻传媒在相当程度上与国家和政府脱离了所属关系，失去了国家和政府的财政支持，委身于资本和权势，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寡头和各大财团广泛参与媒体运作，寡头们也热衷于通过向媒体渗透操控舆论，影响政府的改革政策和政治进程，并在这一过程中赢得政府给予的好处。寡头和大财团通过投资、融资等形式在短期内掌握、控制了大量的媒体。由于有雄厚的资金做后盾，这些媒体的规模急剧扩大，成为“传媒帝国”。几乎俄罗斯所有重要传媒都被各大财团瓜分，与此同时，西方资本也乘虚而入。
普京总统表示，如果（俄罗斯）新闻受控于“两三个”钱袋子，那么，新闻媒体本身就不会存在任何的自由，相反，媒体会成为利益集团的保护者。新闻媒体只有在确定自己角色之后，才能实现新闻自由。
4.贪腐盛行。私有化过程中，各级官员和黑势力相互勾结，贪腐行为更加肆无忌惮。俄罗斯私有化暴露出西方势力参与俄罗斯私有化进程，甚至内外勾结从事国际“洗钱”等不法行径。1999年 8月下旬，美国《纽约时报》披露，据美国执法官员调查，一些人内外勾结，利用纽约银行的账户进行非法“洗钱”，俄罗斯黑社会势力渗入欧洲商界，瑞士有约500家公司受俄罗斯黑社会势力控制，涉案资金达 400亿美元。1991—1996年期间，俄罗斯流失外汇1500亿—3000亿美元。权钱勾结、大量资金境外循环。叶利钦统治的8年是腐败的高峰期，也是俄罗斯私有化快速推进的时期，其关键在于掌权的权贵阶层通过分割社会财产，占尽先机，及时将权力转化为资本。叶利钦宣称的“人民资本主义”蜕变成了“腐败的资本主义、野蛮的资本主义、犯罪的资本主义（索罗斯语）、权贵资本主义、寡头资本主义”。俄罗斯不仅没有被西方揽入怀抱，反而被逐步挤到国际舞台的边缘。
十多年来，贪腐在俄罗斯蔓延泛滥，愈演愈烈。本来肩负维护法律、打击腐败的一些部门如海关、税务、消防、缉毒、检察、内务公安、交管、法院、军队等也成了腐败的重灾区，且相互掣肘。更加严重的是，腐败的癌细胞已经浸透到了社会肌理，蔓延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严重恶化了社会道德风气。行贿受贿、金钱铺路甚至演变成了社会规则，成为一种社会常态。有许多数据都表明了俄罗斯社会的腐败程度有多严重：近一半的国家财政预算拨款被贪污转移，三分之一的军费流入不法之徒手里，企业约30％的成本用来行贿各级官员，等等。
2007年11月21日，普京总统在莫斯科的一个讲话中，毫不留情地指责以叶利钦为代表的20世纪90年代身居高位的当权者，为了迎合寡头而不惜损害俄罗斯社会和国家的利益，把国家财产挥霍殆尽。普京愤怒地说，他们把胡作非为当成民主，把洗劫千百万人的血汗和一小撮人的暴富当成市场和市场关系，放纵瓜分和盗窃本属于全体人民的巨大资源和财富。普京把这些当权者称为“人民的敌人”。普京的批判并非只是其个人意志的体现，而是代表目前俄罗斯社会主流的思想共识。
俄罗斯一些学者提出，社会发展的“目标模式”不能等同于社会发展的“过渡模式”；过渡时期经济改革需要强有力的政治保障；俄罗斯有近一半意见认为，缺少社会方向共识，缺少政治凝聚力是造成社会危机的主要原因。
主权民主与威权稳定
1.社会乱象与政治遗产。2000年，普京执掌国家大权之初，正值俄罗斯社会处于危机的历史关头。普京接手的俄罗斯社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
1998年，俄罗斯经济总量下降到世界第16位，到 1999 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约合苏联时期的25％。普京上台时估算，俄罗斯的GDP只相当于美国的 1/10，中国的1/5左右。当时俄罗斯在世界 GDP的比重不足2％，在世界贸易和金融领域的比例则更低。俄罗斯的国际影响大大降低。据俄罗斯高层战略专家预测，俄罗斯如果要避免坠入“二流”国家，保持一极地位，那么按人均购买力计算， 俄罗斯 GDP 应占世界总量的4％—5％，只有这样，才能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然而要实现此目标，按现在的发展速度，俄罗斯需要追赶40—50年；俄罗斯必须保持 5％—6％的经济增长速度。叶利钦掌权不到10 年期间，上演了一场场“私有化”大戏，实际上是一次空前的“财富大瓜分运动”。70多年社会主义建设积累的巨大财富被瓜分殆尽。普京上台之际，城乡到处是落魄、衰败的景象。自1992年起，俄罗斯人口逐年减少，死亡率高于出生率；在 2000 年的总统国情咨文中，普京承认，俄罗斯人口每年减少75万人。当时俄罗斯专家预计，15年后俄罗斯人口将减少2200万，相当于俄罗斯现有居民人数的 1/7。2001 年，刚刚接任总统大权的普京指出，苏联留下的“家底”已经被戈尔巴乔夫的“改组”和叶利钦的“改革”折腾殆尽。20 世纪末，步入政治绝境的叶利钦将权柄交给普京。普京接过了叶利钦的权棒，也接过了叶利钦留下的烂摊子，他面临的是大国崩溃后的一场空前的政治灾难。
2．普京的治国理念。普京最大的特点就是务实的精神，以解决问题为目的，以俄罗斯实际为坐标，普京的历史观和社会价值观集中反映在普京初期的治国理念中，具体体现在其对时代、阶段、战略、目标、方向、任务、手段、策略等问题的认识上。普京认为，在一个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社会里是不可能有建设成就的，应当寻找能够凝聚全社会的“俄罗斯思想”。俄罗斯新思想是一个合成体，它把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与经过时间考验的俄罗斯传统价值观，尤其是与经过20世纪波澜壮阔的历史考验的价值观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普京的价值观概括为“爱国主义是旗帜，强国意识是核心和支柱，国家主义是手段和动力，社会团结和稳定是基石”。
普京上台后明确提出了“强国富民”的口号。俄罗斯的目标是，保住自己有价值的东西，不丢掉肯定的成就，找到俄罗斯自己建设民主、自由、公正的社会和国家的道路。
普京提出，俄罗斯决不能简单地回到过去，必须寻找一条符合自己国情的渐进改革道路，不能照搬别国的经验，更不应照抄外国教科书。2004年普京高票赢得大选，蝉联俄罗斯总统。在执政的5年中，他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果断而强硬的政治举措：出兵打击分裂势力、维护国家统一；整顿联邦秩序、恢复和加强中央权威；出台相关法律，强化政党管理；打击寡头势力，规范和控制传媒；提倡爱国主义，凝聚国民意志等。这些拨乱反正的政策和治理整顿的措施，适应了俄罗斯社会摆脱危机的现实要求，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治国理念和执政风格。普京表现出坚定的政治意志和独一无二的政治魅力，通过灵活而有效的政治手段和斗争策略，在稳定大局和恢复秩序方面赢得了民心，取得了政治优势。
今日俄罗斯社会的症结与其说是在经济领域，不如说是在政治领域。因此普京首先从政治领域入手，出兵车臣、打击分裂势力、维护国家统一；出击寡头、整合传媒秩序。他上台伊始，就宣布将与各财团、寡头“保持同等距离”。几个月之后，开始巧妙地分别出击寡头势力，迫使别列佐夫斯基、古辛斯基等财阀寡头流亡境外，赢得了全社会多数人的赞誉。2002年，在普京的授意下，俄罗斯最大的国有控股公司天然气工业公司出资将原来由古辛斯基私人控制的“桥传媒”公司改组，实现控股。2004年10月，俄罗斯政府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和西方的压力，由几个强力部门联合对俄罗斯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掌控的“尤科斯”（ЮКОС）石油公司进行查处，逮捕了霍多尔科夫斯基。之后，将嚣张一时的霍多尔科夫斯基等人投入监狱，并且以偷税、洗钱、诈骗等罪名几次延长刑期。
2001年，普京敦促政府和有关方面，开始对俄罗斯的老大难问题——自然资源垄断行业进行改组。着手改组天然气、电力、铁路、运输等传统垄断部门，在复杂利益争夺和政治较量中，普京表现得十分稳重，步步为营，强调“行业改组要以社会利益为主，而不是以公司或公司领导人的意愿为主”。2001年夏天，俄罗斯宣布成立国家统一的价格和收费委员会，防止垄断部门自行定价。
普京多次强调加强政府对媒体的管控，对于与官方不和谐的声音，当局开始采取行动，并迫使个别财阀寡头放弃了对包括电视台在内的媒体的控制。在政党制度方面，普京多次呼吁建立成熟的政党体制，逐步使俄罗斯形成三个或四个大党的体制；推进行政改革、增强政治效率和执行力；推进司法改革及社会领域的改革。
3.西方的政治围剿。普京执政以后，西方政要和媒体对俄罗斯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批判。2005年2月，美国国务院正式表态，将停止对俄的援助。在美国眼中的“民主国家”，应该是一个听从美国领导的、不对美国构成威胁的“乖孩子”。
2005年5月，普京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采访时说，“民主是不能输出的，民主是一个国家社会内部发展的产物。”在极力向俄罗斯兜售自由民主的同时，美国在民主问题上惯于使用“双重标准”的手法也暴露无疑。亲美的、美国扶持的国家轻易地被美国贴上“自由民主”的标签。
面对西方的批评和指责，俄罗斯针锋相对，在政治和外交上积极开展与西方面对面的交锋。普京多次与小布什在不同的场合就民主话题直接交锋。俄罗斯政府也利用各种机会，通过国际传媒阐明俄罗斯对民主问题的看法。
面对来自西方愈来愈强的政治压力，普京强调，俄罗斯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有权根据自己的历史和国情决定自己的民主道路。普京提出，俄罗斯不去照搬西方的民主模式，但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的民主化之路陷入了停滞。他不止一次地对西方记者直言，与通过选举人选出总统的美国选举制度相比，俄罗斯通过不记名的全民直接投票选举总统的办法参与性更加广泛、更加民主。
普京在政治思想上最重要的成果便是“主权民主论”。“主权民主论”的提法既是对西方兜售民主、发动“颜色革命”的回应，同时也表明要与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西化、民主化”和叶利钦时期的“寡头式的自由”划清界限，体现了以普京为代表的俄罗斯政治精英的思想共识。
俄罗斯专家认为，“主权民主”追求的不是一种特殊的民主形式，而是提出未来的政治发展方向，是保证长远的发展条件。俄罗斯舆论认为，“主权民主”的思想体现了普京总统的政治哲学，就是在混乱后首先实现政治稳定，通过政治治理，完善体制，巩固国家，而民主化要有序地进行。俄罗斯学者认为，在苏联解体后 20年，“主权民主”的概念首次明确回答了一直困扰俄罗斯社会的问题，即“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需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等。一些媒体提出，这是俄罗斯首次无须别人的教导，实现真正的思想上的独立。俄罗斯围绕“主权民主”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俄罗斯的“国际观”和“时代观”。时任俄罗斯第一副总理、国防部长谢•伊万诺夫撰文，论述俄罗斯思想和未来俄罗斯的国际定位。
“主权民主”的提法反映了俄罗斯力争俄式民主的权利和要求，也反映了俄罗斯与西方在民主问题上的差异和较量。这种争论与较量有着很深的战略考虑和文化根源。除战略和道路上的差异外，无疑西方和俄罗斯在民主问题上的争论还是意识形态和思想上的差异所致。
民主标准与发展困境
近两年来，随着经济危机的加深，俄罗斯各阶层的社会不满情绪也在增长。得到西方舆论支持的自由反对派势力频频举行游行示威活动，他们喊出了“不要普京”的口号，矛头直指普京。他们提出，普京实行的是强权政治，对于平息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混乱局面起到了很大作用，而现代化和技术革新需要的是个人的自由、创造性和自尊心，因而俄罗斯要改变社会主义的制度、发展方式和道路，面向西方走欧洲的现代化之路。普京总理对自由派的批评毫不留情。他几次强调，自由派的目的就是借机重新掌权。
普京掌管俄罗斯后，政治上开展整顿治理，经济上强化国家掌控，逐渐稳定了社会秩序。依靠几年间巨额的石油收入，俄罗斯终于在15年后恢复了元气，站稳了脚跟。在西方的打压下，普京敢于挑战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在国际事务中俄罗斯重新树立了政治大国、军事强国和能源大国的形象。
2012年12月12日，普京向议会发表第三次就任总统以来的首份国情咨文。普京说：“21世纪在全球经济、文明和军事力量的格局重新配置的背景下，俄罗斯应当成为一个具有影响力的主权国家。我们不仅应当坚定不移地发展，同时也应当保留自己民族和精神的特点，俄罗斯民族不能迷失自己，俄罗斯永远依旧是俄罗斯。”
2013 年，美国《福布斯》杂志将普京选为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将他排在美国总统奥巴马之前。2014年，由于普京果断应对乌克兰危机，敢于与西方较量，顺利收回了克里米亚，普京在俄罗斯社会的支持率也达到历史高峰。
政治大国之梦
在2013年世界政治的赛场上，俄罗斯总统普京无疑成了一颗耀眼的明星。普京秉承“稳、准、狠”的一贯作风，在决策效率和领导能力上显然更胜一筹。
“普京道路”正成为新时期俄罗斯立足于世界舞台最大的“政治品牌”。然而，俄罗斯能否再度实现政治上的大国梦，这不仅取决于“普京道路”的政治道义与核心价值，能否真正转化为促进俄罗斯内部团结与社会政治整合的动力，而且取决于“普京道路”特有的政治发展力与竞争力能否带领俄罗斯顺利通过新时期的重重考验。
俄罗斯近200—300年来首次真正面临沦为世界二流国家抑或三流国家的危险。经过8年、两个总统任期的拨乱反正和励精图治，普京由一个勇猛果敢的政治“救火队员”，逐渐成长为政治的中坚和全民的领袖。
普京通过铁腕式的治理整顿，实现了俄罗斯社会的政治稳定，又通过提出“主权民主”，回击了西方的政治打压。如今，又重新唱响了振兴俄罗斯的大戏。当然，俄罗斯未来发展的内外环境并不太平，掣肘因素很多，振兴俄罗斯仅靠宏大的计划和美好的目标是不够的，齐心合力的团队和精干向上的官员干部队伍是普京成功必不可少的条件，否则俄罗斯的振兴无疑将是普京一个人的独舞。
2017年2月14日，据俄罗斯《观点报》网站2月14日报道，俄罗斯舆情调查机构——列瓦达中心公布了一项民调结果。调查的问题是：“最近100年来，我国经历了不同的国家管理体制，您认为，哪个时期俄罗斯的生活最好？”结果显示，俄罗斯人选择现阶段即普京执政时期的公民最多（占 32%）；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支持者略微少一些（占 29%）；认为1917年革命前和斯大林执政时期生活最好的公民均为 6%；选择戈尔巴乔夫改革和叶利钦时代的公民分别仅占2%和1%。这是自苏联解体后，公民首次认为当下好于过去。从社会认知的角度来看，这一转折非常重要。尤其是人们对当前生活质量给出正面评价时，其实经济没有处在最佳状态。相关统计数据和社会调查表明，当前俄公民的实际收入和消费水平均出现明显下滑。”
2017年2月14日，美国作家莉萨·迪基在美国沃克斯网站刊登文章称，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普京在俄罗斯拥有强大的支持率。他在文章中说，在俄罗斯的三个月期间，他目睹了普京拥有的巨大的公众支持。迪基得到的印象是：很多普通俄罗斯人坚信，普京已经让俄罗斯变得再次伟大。
曾经梦想一步迈入西方式民主天堂的俄罗斯，在短暂的“自由民主之梦” 后蓦然惊醒。曾经长期作为西式民主“小学生”的俄罗斯，在付出了苏共垮台与苏联解体等沉重“学费”之后，并没有实现对大多数人的民主，结果只是“财阀当政和寡头式的自由”：个人专权、寡头政治、犯罪猖獗、黑手党为非作歹、腐败贪污盛行。因此，普京当政后，俄罗斯当局痛定思痛、改弦易辙，力图探求一条符合俄罗斯实际的“普京之路”。俄语中，“普京”这一姓氏，与“道路”一词有着同样的词根。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决定探索一条属于自己的“俄罗斯发展道路”。
为什么俄罗斯人需要普京？俄罗斯有着自己的回答：因为他给俄罗斯人带来了民族复兴的梦想和自豪感，并使国人振奋精神，重新燃起对大国地位的强烈渴望。
俄罗斯人不会忘记，正是普京结束了叶利钦时代的内政混乱、经济衰退及国际地位的下降，开辟了“普京道路”，俄罗斯人知道，普京之所以敢强硬地同西方国家抗衡，是因为他内心充满重塑国家大国地位，重返先进国家之列的决心。俄罗斯人希望拥有一个强大的国家，一位有才华的领袖以及永不熄灭的造福人类的渴望。他们希望享有尊严和荣耀，他们拒绝平淡、毫无色彩的生活。普京就像一面镜子，他让俄罗斯人看到了内心的渴望，因此他成了人民心目中的英雄。普京之所以能征服俄罗斯人的心，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无私无畏，他敢于代表人民利益。在普京当总统期间，俄罗斯收获了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国力增强以及人民的富裕。普京还打击了靠国家大发横财的寡头，平息了民愤。
西方指责普京推行的是“可控民主”，但在俄罗斯人看来，普京象征着稳定、发展和秩序。他们认为，没有“秩序”就谈不上“稳定的民主社会”和“繁荣的市场经济”。民主社会离不开国家实力，民主是一种建设性力量，不应该与国家精神背道而驰。
路线关乎命运，道路关乎存亡。近年来普京领导的俄罗斯与西方围绕政治道路和民主问题而发生的激烈斗争，突出反映了国际政治领域思想和政治较量的险恶程度。普京陷入西方大国政治围攻和舆论围剿并非源自个人恩怨，这乃是冷战后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折射和写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显然不喜欢俄罗斯的特立独行甚至离经叛道，它们既害怕俄罗斯的重新“崛起”，又不满俄罗斯“脱离西式自由民主模式”。因此，西方政要和媒体多年来对普京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批判，而批评和丑化普京的目的，显然在于妖魔化和瓦解俄罗斯。西方更愿意看到一个衰弱、破碎的俄罗斯，他们极不希望俄罗斯重新崛起。
经过十多年磨炼，普京已经成为国际政治中的“柔道高手”，他以鲜明性格和独特领导风格征服了俄罗斯，也常常成为世界舆论的聚焦点。西方国家一些人总在声称，俄罗斯在政治和国际影响力上已经沦为“二流国家”，在经济上更是无足轻重。但普京领导着俄罗斯以突破西方重重围剿的方式，努力塑造着自身政治大国形象，彰显出强大的政治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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