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68年底，随着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尔德在英格兰的被调查和被囚禁，英格兰朝廷内外一场以她为中心而展开的政治较量也迅速明朗化，并在次年演变成一场政治危机。
这场政治较量的起点是玛丽女王10月份在约克调查会期间提出的和诺福克公爵的婚姻计划。到1568年11月12月调查被移交到伦敦时，诺福克-玛丽联姻计划的谈判已通过二人的代表用加密信件和私人信使方式紧锣密鼓地进行。
代表玛丽的是苏格兰的若斯主教、史学家约翰·莱斯利（Bishop of Ross John Leslie，此时已被玛丽任命为自己的顾问和机要秘书），加上护送玛丽乘小船逃离苏格兰的第四代赫里斯男爵约翰·麦克斯韦尔（John Maxwell, 4th Baron Herries），他们需要一位有权势的英格兰贵族保证或至少照顾玛丽在英格兰的权益，诺福克公爵是他们的最佳人选。
代表诺福克公爵的是他的前岳丈第12代阿伦代尔伯爵亨利·菲茨阿兰（Henry Fitzalan, 12th Earl of Arundel）和第一代彭布鲁克伯爵威廉·休伯特（William Herbert, 1st Earl of Pembroke），我们在九日女王篇中提到过这两位，和诺福克公爵一样都是伊丽莎白前任英格兰的玛丽一世支持者，换言之：罗马天主教徒和教皇支持者。[1]
到1569年初，伊丽莎白的枢密院中已明确划分出争锋相对的两派，支持或玛丽-诺福克联姻。支持的枢密院成员除了上面提到的阿伦代尔伯爵和彭布鲁克伯爵之外，还有第三代萨塞克斯伯爵托马斯·拉德克里夫（Thomas Radclyffe, 3rd Earl of Sussex），他是诺福克公爵的表兄（第二代诺福克公爵的外孙）。加上诺福克公爵本人，他们代表的是英格兰南方最有权势的天主教贵族联盟。
他们的目的很明确。1，解除对玛丽的囚禁，恢复玛丽的苏格兰君主和英格兰王位继承人地位；2，削弱伊丽莎白最信任的大臣国务卿兼枢密院秘书长塞西尔的权利范围，停止英格兰对法兰西和低地国家新教力量的支持；3，如果玛丽和诺福克婚后再能有个孩子，那么他/她就是比詹姆士六世更接近王位也更合适的继承人，之后如能将英格兰带回罗马教廷那就是红利。
但这些目标正是以塞西尔为首的枢密院新教成员一直以来都在全力避免的，和伊丽莎白女王的教改方针和国家政策更是背道而驰。
在这场政治危机中，还有一位墙头草中间派，那就是女王挚爱莱斯特伯爵罗伯特·达德利。
1568年10月玛丽-诺福克联姻计划刚开始萌芽时，达德利站在诺福克的贵族派这边，理由是他妒忌伊丽莎白女王对塞西尔的无条件信任。如果能扳倒塞西尔，自己就有可能出任更高的官位，而且他的另一个小算盘是如果玛丽与诺福克结婚，伊丽莎白就会被迫重新考虑她自己的婚姻，说不定他就有机会再次说服伊丽莎白嫁给他。
于是他利用自己和女王的特殊关系在伊丽莎白耳边吹风，说塞西尔的国内国际政策误国，离间了英格兰与法兰西、西班牙的关系。结果遭到伊丽莎白的斥责，说她不仅完全信任塞西尔，还特别指出达德利怀疑塞西尔的判断就等于是怀疑她这个女王的判断。
到1569年1月，玛丽与诺福克公爵之间秘密往来的消息传到伊丽莎白女王那里，伊丽莎白在第一时间将诺福克叫进怀特宫。诺福克公爵矢口否认，并向女王申诉，说指控他与“这个身败名裂的荡妇杀人犯”联姻等于是指控他密谋夺取“陛下您头上的王冠”。这一点，伊丽莎白何须他提醒。
之后伊丽莎白给玛丽秘密修书一封，“那些并非真正爱你的人假借你的手下向你表达他们对你的爱。但是，不要对你自己太过自信，也不要被他们蒙蔽双眼，更不要以为我和你一样眼瞎。如果你是个明智之人，我的话到此为止。”
诺福克和玛丽非但没有停止来往，反而将这场联姻计划变成了一场政变预谋。
诺福克和他的天主教贵族支持者们将火力集中到扳倒塞西尔，他们知道塞西尔不仅是在英格兰恢复天主教的最大阻力，也是玛丽-诺福克联姻计划的最大反对者。
诺福克开始抱怨伊丽莎白女王对臣子们亲疏有别，试图说服女王塞西尔越权行事，建议解除塞西尔的职务，并威胁如果女王和塞西尔将他们其中任何一位送入伦敦塔，其他人会一起跟着去。诺福克和玛丽之间的秘密通讯越来越频繁，语气也越来越亲密。作为联姻条件之一，玛丽要求诺福克承诺保护自己，诺福克也做出了承诺，因而将自己在这场危险关系中越陷越深。
到1569年夏季，诺福克和玛丽之间的秘密往来仍然持续。玛丽的特使在伦敦与诺福克秘密会面时，特使转达了玛丽对事态迟迟没有进展的抱怨，并询问诺福克的立场有没有转变。诺福克回答已经有足够多的“朋友”支持他，诺福克所说的“朋友”是支持玛丽的英格兰北方天主教贵族。
诺福克不知道的是，他的秘书和玛丽私人秘书之间的信件被塞西尔截获并上交给伊丽莎白。塞西尔同时提审了若斯主教约翰·莱斯利，莱斯利不仅承认了联姻计划的确属实，还提供了信息传递和双方会面的细节。
1569年9月伊丽莎白再次诏诺福克进宫问话，10月份诺福克公爵被送进伦敦塔关押，上面提到的阿伦代尔、彭布鲁克和萨塞克斯三位伯爵也被审查，但未加定罪。
而此时莱斯特伯爵达德利已经将自己从诺福克的这场预谋中摘出来，转而支持塞西尔，故而未受到任何处分。
到此，这场密谋扶持玛丽上位的阴谋貌似被压下去了，但到11月份英格兰北方却发生了支持玛丽的武装叛乱。
这是伊丽莎白登基后的第一场叛乱，而且是在北方。亨利八世在位时的1536年北方“恩典巡礼”（Pilgrimage of Grace）暴乱[2]距今33年，那场暴乱的原因只是宗教改革问题，没有继承人争议，更没有玛丽·斯图尔德这个天主教象征性人物，故此伊丽莎白着实陷入紧张状态，一旦北方天主教贵族叛乱成功，自己将性命不保，至少也会被终身囚禁在伦敦塔，到那时她和玛丽·斯图尔德的各自处境就会180度大反转。
伊丽莎白和塞西尔不知道的是，诺福克在进伦敦塔之前已经和北方天主教贵族联络，北方两位最主要支持者是第七代诺森伯兰伯爵托马斯·帕西（Thomas Percy, 7th Earl of Northumberland）和第六代威斯摩兰伯爵查尔斯·奈维尔（Charles Neville, 6th Earl of Westmorland），后者是诺福克公爵的亲妹夫。
第七代诺森伯兰伯爵托马斯·帕西
The Northern Rebellion of 1569 - The Tudor Society
1569年11月初，这两位伯爵召集了大约700人在达伦郡（County Durham）的布兰瑟佩斯城堡（Brancepeth Castle）以护教名义起兵造反，11月中旬进入达伦市时队伍壮大到4500人左右。在达伦大教堂，他们拆掉了新教圣餐桌，撕碎英语圣经和《公祷书》，并要求恢复拉丁语弥撒礼。
两天后，叛军穿上十字军东征样式的盔甲，举着基督五道伤口（five wounds of Christ）旗幡，到达北约克郡的里彭（Ripon）。33年前的“恩典巡礼”叛乱举的也是耶稣基督五道伤口旗幡，而诺森伯兰伯爵的父亲就是在那次叛乱之后被亨利八世斩首。
在里彭大教堂，传统拉丁语弥撒礼之后，两位伯爵向教众宣告女王“邪恶的”枢密院已经摧毁了英格兰“神的真宗教”并让王国陷入混乱。11月28日，两位伯爵再次发出公告，这次不谈宗教了，直接挑战伊丽莎白的王位继承权。
然而，北方贵族绅士和平民不仅没有加入他们的叛乱，反而支持伊丽莎白女王，比如第二代坎布兰伯爵亨利·克利夫德（Henry Clifford, 2nd Earl of Cumberland），无论如何劝说都不愿意加入叛军。
英格兰南方的贵族们大多数也都支持他们的女王。伊丽莎白派自己的母族表兄第一代亨斯敦男爵亨利·凯里（Henry Carey, 1st Baron Hunsdon，玛丽·波琳的儿子）赴约克平叛，同时派军队到英格兰西部镇守，以防西部同时出现叛乱。玛丽·斯图尔德被转移到防守更严的考文垂，防止叛军与她接触。
无奈两位伯爵的叛军不堪一击，他们不仅没看到预料中的民间支持，也没看到希望之中的西班牙或法兰西支持。西班牙大使虽然口头承诺援助，但实际上一点实事没做，而法兰西此时正陷于宗教战争之中，哪里还能顾及英格兰的事情。
伊丽莎白在叛乱开始时就预见“两位伯爵血统古老但军队很弱”，叛军们的南下计划根本无法完成，最南到达西约克郡，之后就开始溃散，很多士兵逃跑，两位伯爵只能往北回撤。双方只在1570年2月打了一场遭遇战，亨斯敦男爵大胜。1569年的北方起义（Rising of the North）就这样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领头的两位伯爵逃到苏格兰，之后诺森伯兰伯爵被苏格兰以2000英镑卖给了英格兰，威斯摩兰伯爵则逃到西班牙所属荷兰寻求菲利普二世的庇护。
这是英格兰历史上最后一次由贵族军阀发起的传统模式反叛。在中世纪，像帕西家族和奈维尔家族这样的门阀，都是他们自己领地上的统治者，在自己领地内的权力远远超过君主的权力，但1569年他们却无法在自己的领地内成功领兵造反。
与1536年的亨利八世时代不同，北方天主教，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到伊丽莎白时代都不再愿意为宗教而公开与王室为敌，女王和塞西尔所担心的大规模民间起义并未发生，王国子民对伊丽莎白的支持得到证实，这次叛乱之后，天主教成为叛国和造反的关联词。“北方起义”的失败，反映出的是英格兰民族身份的重大历史转变，也是英格兰新教被民间接受和认可的指征。
在北方起义被击败后，对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国际威望的挑战却开始了。
1570年2月25日，教皇庇护五世（Pope Pius V）发布名为《至高统治》（Regnans in Excelsis）的教宗诏书，宣布伊丽莎白为异端，罪孽的仆从，由教廷废黜其王位，同时命令英格兰天主教徒不得服从伊丽莎白。伊丽莎白女王现在成了天主教徒的合法刺杀目标，任何天主教徒，如果成功刺杀伊丽莎白，是在帮助她早日重返正途。
教皇的这道诏书， 是欧洲中世纪罗马教廷抵抗新教改革的最后一搏，也是罗马教廷最后一次试图通过开除教籍来推翻一位执政君主。表面上看来是罗马教廷赢了这一局，但实际上它给英格兰天主教带来的伤害更大。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