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66年6月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尔德d儿子詹姆士出生，给英格兰朝野带来不小的震荡，英伦诸岛和欧洲各国天主教势力暗中较量的情报也不断传到国务卿塞西尔的办公室，尤是驻法大使的情报，说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已在给梵蒂冈的信件中告知教皇“摘下面具放手一搏的时机马上就会到来”，建议教皇和他联手支持苏格兰的玛丽女王，通过“玛丽这道门让宗教进入英格兰，以弘扬神的事业”。菲利普二世此时已娶法兰西公主瓦卢瓦的伊丽莎白为他的第三任妻子。
这种情况下，英格兰上下两院都觉得更有必要敦促33岁的伊丽莎白女王尽快成婚生子或至少指定一位继承人。
1566年9月，女王从牛津巡游回到伦敦后，立刻召集了议会，因为对低地国家、法兰西和苏格兰新教力量的支持，以及在爱尔兰驻军的开支需要议会通过。这是伊丽莎白第二届议会的第二个议期，议员还是1563年议会原版人马。
1566年9月到1567年1月的议会会期成为英国议会历史上的一笔浓墨，因为期间伊丽莎白和议会在她的婚姻和继续宗教改革这两个问题上发生了重大冲突。
首先是女王的婚姻和王位继承问题。塞西尔在议期开始之前有心无意地在自己的办公桌上留下一张纸条，写着这次议会最主要的目的：“要求女王在婚姻和稳固继承人这两个问题上做出承诺”。
随着会议的进展，女王和议会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下院成员也在连续两天的会议上都吵得个个像乌眼鸡一样，最后下院威胁如果女王不承诺结婚或指定继承人，他们就拒绝对军需开支拨款的投票。
伊丽莎白的愤怒可想而知。她首先找枢密院出气，说她怀疑他们和议会共谋，先把诺福克公爵骂了一顿，当一位枢密院顾问替诺福克辩解时，女王又将这位顾问狠狠责骂一顿。接着轮到莱斯特伯爵罗伯特·达德利，说他在关键时刻舍弃了她，达德利辩解说冤枉，发誓自己可以随时死在她脚下。女王反问：这与眼下讨论的事情有任何干系吗？然后一甩袖子离开了一干瞠目结舌的枢密院成员。
10月份，伊丽莎白对议会做了讲话，大致内容就是，很遗憾她的子民会她的婚姻和英格兰王位继承人之事如此在意，蒙神的恩典她从未背弃过王国，也永远不会。她对自己充满信心，深知自己的治国能力，并郑重声明，她不会因为议会的要求就去做她认为不合适的事情，最后告诉议会她会在自己愿意的时候嫁人，而不是在议会命令她的时候嫁人。
之后女王将上下两院部分议员招进怀特宫训话，议员们也不妥协，继续向女王递交请愿书施压，不过这次是女王“想嫁谁，什么时候嫁，在什么地方嫁”都悉听尊便，只要女王“承诺一定会嫁人”。
作为对史上最高级别逼婚的回应，伊丽莎白洋洋洒洒说了一通：这是下院你们这些不受约束的人精心策划的叛逆诡计，上院的人也是非不分吗？女王大声发问：我压迫过谁吗？我剥夺过谁吗？我损害过谁的利益吗？然后重申：我已在议会以王子的名誉担保，说过我会嫁人，我就绝不会食言。
女王最后用经典的伊丽莎白范儿结束这场争锋：“我是你们用油膏过的君主，绝不会被你们束缚去做任何事。我感谢上帝，让我拥有这样的品质，即使我穿着衬裙被逐出这个国度，我也能够在基督教世界的任何地方生活！”。[1]
对于伊丽莎白这位在强大男人堆里做王的女君主而言，语言优势加上戏剧效果是她征服朝臣的手段之一，可以想象她在教训完这帮大臣之后回寝宫和嬷嬷凯特是如何傻笑的。
塞西尔将这次君臣会议记录大纲（删去了女王骂人的话）递交下院后，下院一片鸦雀无声之后表示不能接受，继续向女王逼婚。于是伊丽莎白11月在下院做了本次议期的第二次讲话。
大意就是，她明白议会认为除非她结婚否则王国无法安宁的想法，也深知此事非同小可，但她以神的名义起誓她所做的都是为了王国。若能找到一位不会削弱英格兰王权又能为子民所接受的丈夫，她当然是愿意嫁的。但如果她最终决定保持单身，那也是为了子民，因为她绝不会让任何危害王国利益的事情发生。女王然后重申此时指定继承人不仅会引发内战，也会让那些盼她死的人更加胆大妄为。最后承诺自己一定会竭尽所能，为英格兰和她的人民谋求最大利益。
当议员们指责女王侵犯了他们的“法定权益”时，伊丽莎白明智地停止了争辩。
就这样，整个1566年11月和12月，议会都只争论女王婚配和王位继承人这一个问题，完全不讨论军需拨款事宜。伊丽莎白终于忍无可忍，1567年新年伊始的1月2日再次莅临议会，在听完讨论之后，伊丽莎白从王座上缓缓站起，说到：我在你们当中看到很多伪装的两面派，一张面具下的两幅面孔。女王再次强调，绝不会让任何人以她的婚配为由给王国带来危险，更不会指定继承人给自己带来危险。最后宣布此事到此为止，不希望再听到与此相关的任何讨论。
女王也没忘了再彰显一次君主威严：“小心不要试探你们王子的耐心，就像你们现在试探我的耐心这样。掌玺大人，你只需要按照我的吩咐去做！我宣布，本届议会解散！”
此时已经擦黑，掌玺大臣在昏暗的光线中站起身来，对在场议员说到：女王陛下已经解散本届议会，各位自行离去吧。
伊丽莎白离开议会大厦，登上皇家驳船回到怀特宫。英格兰下一次议会开议要等到四年之后。国务卿塞西尔在日记中写道：继承人问题未有答复，婚姻问题未能解决，危险继续存在，大方向不明。
为了军需拨款，女王最终与议会达成妥协，议会批准从税收中拨款支付军需，女王同意议会可在有限范围内继续讨论她的婚姻和继承人问题。
1566/67议期中，议会中的加尔文主义者们也对进一步深化宗教改革提出几个议案，主要为以下：
- 废除教会程式中剩余的“罗马”仪式；
- 进一步改革（简化）神职人员侍奉时所穿教袍；
- 进一步改革教会管理制度（削弱主教权利）；
- 重新修订《公祷书》（简化礼拜程式，删除语义含糊和与天主教雷同的用词，强化以讲道为中心的服事）；
- 为全国每个教堂配备一名新教讲道牧师，不讲道的牧师免去神职；
- 进一步限制天主教活动（严厉处罚拒绝改变者，加强对已知天主教神父的监控，针对天主教活动制定明确的叛国罪定罪规定）。
这些议案的目的旨在将英格兰教会中还剩下的罗马天主教形式彻底清除，让教会进一步向日内瓦模式靠拢。
伊丽莎白拒绝了以上所有提议，坚持英格兰的宗教改革是她作为君主的特权（鉴于她是英格兰教会最高精神领袖），明确1559年出台的宗教和解政策为最终决定，强调没有她的指示，议会无权讨论或修改教会的任何既定教义和程式。
如果说1567年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面临的是挑战，那么这一年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尔德面临的则是生死。
于玛丽而言，这是她后续所有悲剧的起点，也是她一生中最愚蠢一年，她在这一年所作出的每一个决定都是致命的；只因她的人生悲剧里出现了一位新角色。
詹姆士·赫本，第四代鲍斯维尔伯爵（James Hepburn, 4th Earl of Bothwell），苏格兰海军大臣，先太后基斯的玛丽摄政时的重臣，1561年8月前往法兰西将新寡的玛丽女王接回母国苏格兰的使臣之一，现在是玛丽女王的主要朝臣。
鲍斯维尔对玛丽第二任丈夫达恩利的反感极深，达恩利的死就是他一手策划的，很多人怀疑玛丽自己也在其中扮演了某种角色，尤其是1567年2月10日凌晨达恩利死前那个晚上，玛丽在与达德利晚餐，晚上十点玛丽忽然想到自己还要回圣十字宫（Holyrood）参加一个舞会，离开前对达恩利说：瑞乔就是去年这个时候被杀的。
达恩利死后几小时内，爱丁堡托尔布斯监狱（Old Tolbooth Prison）外的告示牌上就贴出传单，指控鲍斯维尔是杀害达恩利的凶手。之后发生的事情越来越荒唐，玛丽在丈夫死了五天之后才在宫里宣布悼念，完全不像是有一丝丝悲痛的样子，而且很快便与不仅已婚而且妻子还健康活着的鲍斯维尔同进同出，还将达恩利的马全都赐给了他。达恩利的父亲伦诺克斯伯爵在第一时间向苏格兰法庭提出起诉，控告鲍斯维尔杀死自己的长子。
达恩利死讯以及玛丽和鲍斯维尔的行径传到英格兰后，伊丽莎白给玛丽写了一封急信，让玛丽：采取紧急行动遏制“谣言”并惩处任何与达恩利谋杀案有关联的人，不管这些人与你有多亲近。玛丽非但没有接受劝告，反而把来信当成是将伊丽莎白对自己的干涉。
但纸岂能包住火，很快玛丽涉嫌与已婚男子合谋杀死亲夫的消息就传到欧洲各宫廷。一旦名誉被毁，她在天主教阵营里用来取代伊丽莎白的价值也就失去了，罗马教廷、西班牙、法兰西都知道，再想利用玛丽·斯图尔德在英格兰恢复天主教那是绝无可能的了。
1567年4月12日，伦诺克斯伯爵诉鲍斯维尔伯爵谋杀案在托尔布斯监狱庭审，但主审官是鲍斯维尔的人，庭审当日，鲍斯维尔带着4000人将法庭团团围住，伦诺克斯伯爵也在受到威胁后逃离苏格兰到英格兰避难。
苏格兰朝廷实际上已经分裂，国内局面一篇混乱。以女王同父异母兄长（詹姆士五世私生子）莫瑞伯爵为首的苏格兰新教贵族联盟，在第一时间内把刚出生的小王子带到爱丁堡以西的斯特林城堡（Stirling Castle），并指定马尔伯爵约翰·额斯金（John Erskine, Earl of Mar）和他的妻子为小王子的监护人。鲍斯维尔伯爵把控着朝廷和女王，以爱丁堡和苏格兰东边沿海邓巴城堡为基地。
在这种内战一触即发的情形下，玛丽女王4月底骑马从爱丁堡到斯特林去接儿子，但马尔伯爵以不能将孩子交给谋害他父亲的凶手为由拒绝让玛丽带走孩子。数天后，鲍斯维尔伯爵在玛丽回爱丁堡的半路上“劫持”了她并将她带到邓巴城堡。
之后传出消息，玛丽在邓巴城堡被鲍斯维尔强奸，之后在邓巴城堡被“关押”12天，但这12天中，苏格兰的玛丽女王即未对外发出求救信号，也未尝试逃离。与此同时，鲍斯维尔回到爱丁堡催促苏格兰教会批准他的离婚，玛丽甚至亲自出面敦促圣安德鲁大教堂主教批准离婚。到1567年5月14，这两人居然在圣十字宫举行了婚礼[2]。
伊丽莎白得到消息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快马加鞭传信玛丽：你还能做出比这更糟糕的选择吗？
苏格兰很快陷入内战，面对贵族联盟的强势进攻，玛丽和伯斯维尔在6月中旬到达邓巴城堡。6月15日，玛丽穿上男人的铠甲，亲自带领军队，和鲍斯维尔肩并肩与贵族开战，但她的军队不愿意为他俩拼命。眼看大势已去，玛丽只能投降，但也没忘了是在鲍斯维尔安全撤退到邓巴城堡后才缴械。
6月16日，在被押送回爱丁堡的路上，玛丽隆起腹部让所有人都看到她至少已有五个月的身孕，证实她和鲍斯维尔早就有染。达恩利是2月份死的，玛丽4月份被鲍斯维尔“糟蹋”，这笔帐一清二楚。
6月17日，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尔德被送往苏格兰中部的莱文湖（Loch Leven）湖心岛关押。7月24日，在贵族联盟逼迫下，玛丽签署了退位诏书，逊位给刚满周岁的儿子，是为苏格兰国王詹姆士六世，莫瑞伯爵任摄政王。
虽说伊丽莎白明白支持莫瑞伯爵和苏格兰新教贵族的必要性，但她对以莫瑞为首的苏格兰贵族联盟推翻合法君主的行径极度反感；她也知道玛丽复位对自己并无益处，但毕竟同是都铎家的骨血，她也不能对玛丽被关押不闻不顾，便派出自己的特使去苏格兰，试图说服他们对玛丽以礼相待。
苏格兰方面没让特使见玛丽，但特使传回消息，说玛丽女王对鲍斯维尔的爱与忠诚丝毫没有动摇。但伊丽莎白此时真没工夫去管自己这个不省心的表侄女儿的浪漫爱情，因为1567年欧洲局势的动荡极有可能随时将英格兰拖下水。
这年8月，西班牙菲利普二世派西班牙名将阿巴公爵（Duke of Alva）带领一万西班牙军队打进了低地国家，对新教进行镇压。这么大一支西班牙军队，由一位以善战而闻名欧洲的名将带兵，位置在泰晤士河入河口一百英里之外，这对欧洲最大的新教国家英格兰而言无疑是不容轻视的。
十六世纪的哈布斯堡西班牙所属低地国家由很多诸侯国和大公国组成，面积覆盖今天的比利时、荷兰和部分北部法国，这些诸侯国和大公国几百年来一直都在奋力挣脱西班牙统治，此时当然也不会放弃这一努力。
从经济角度而言，低地国家是十六世纪欧洲贸易活动最繁盛的地区之一，尤其是羊毛纺织产业，安特卫普更是当时欧洲领先的金融大都会，国际资本、商业信贷和公共贷款都集中于此。从宗教改革角度而言，这里是激进派新教的大本营；加尔文宗、路德宗和重洗宗在这里都很活跃，尤其是加尔文宗，对西班牙统治的反抗行动最激烈，经常主动进攻天主教。从文化角度而言，从一百多年前圣经翻译运动开始，这里几乎就是专门印刷和出版圣经的地方。
伊丽莎白和她的枢密院还得到消息，说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本人会亲自到荷兰观战，之后极有可能从荷兰过海到朴次茅斯港登陆英格兰。此时西班牙尚未公开与英格兰为敌，双方暂时相安无事。如果菲利普二世真来英格兰，英格兰应该如何应对，是以国宾礼节欢迎他的到来，以便继续维持双方的和平，还是把他当作潜在敌国君主而拒绝他登陆？选择前者会让欧洲新教势力觉得英格兰背叛了他们，选择后者无疑会激怒天主教阵营因而给英格兰惹祸上身。此时英格兰有没有与西班牙公开为敌的自保能力？
而此时法兰西的宗教战争已全面铺开，1562/63第一次宗教战争中，法兰西二十几个主要大城市陷入战火，此后新教胡格诺派暂时占了上风。到1567年，天主教基斯公爵落于下风，法兰西新教领袖孔代亲王已经有能力挑战年轻的天主教法兰西国王查理九世。
图1：1562/63年法兰西第一次宗教战争中被胡格诺新教攻克的城市
为支持低地国家新教的反抗运动，孔代亲王派出一支3000人部队到荷兰与当地加尔文宗新教并肩作战。
伊丽莎白和她的枢密院也从秘密渠道支持低地国家的新教抵抗运动，除了金钱帮助外，英格兰西海岸各地往荷兰秘密输送船只和人力加入胡格诺舰队，参与对西班牙海上运输船队的破坏活动。一位英格兰海军牧师给后人留下这样一段文字：侍奉神最好的方式莫过于破坏西班牙人的生命与财产，但在宗教旗帜之下，这一切会被人理解成只是为了金钱。[3]
也许就是从这一刻起，作为一个整体，大英民族开始认识到海上霸权的重要性。
（待续）
[1] I thank God that I am endured with such qualities that if I were turned out of the realm in my petticoats I were able to live in any place in Christendom.
[3] We would not do god better service than spoil Spaniard life and goods, but indeed under colour of religion all there shot is at men's mone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