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563年底64年初，不列颠主岛上南北两位女王都还单身未嫁，而这两位女君主，无论她们嫁给谁，都不只是给英格兰和苏格兰自身前途带来变数，也影响到因宗教矛盾而导致武装冲突一触即发的欧洲局势平衡。
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此时已年满30，登基5年。经过努力，英格兰国内经济民生逐渐好转，英格兰在欧洲的新教地位也基本树立，此时英格兰最不需要的就是她的北方邻居苏格兰的女王玛丽·斯图尔德的婚姻给英格兰带来更多威胁。
1560年夏《爱丁堡条约》签署之后，在苏格兰贵族联盟和咄咄逼人的约翰·诺克斯领导下，苏格兰的新教改革未遇到太大阻力。一个新教苏格兰对英格兰来说是件好事，但此时如果玛丽·斯图尔德与法兰西或哈布斯堡王朝的任何一支联姻，都会破坏这个良好局面。
玛丽·斯图尔德此时正在积极地为自己在法兰西或西班牙寻一门亲事，一时间关于玛丽再婚夫君候选人的各种猜测斐然，有说她要嫁给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的傻儿子唐·卡洛斯的，也有人说她甚至可能嫁给自己年仅13岁的小叔子法国国王查理九世的（后者当然不可能，因为法兰西王太后美第奇家的凯瑟琳绝不可能同意）。
但玛丽此时才21岁，不仅年轻，是女王，还是整个欧洲少有的美人，诱惑实在是太大了。
为了设法阻止玛丽与天主教君主或王子联姻，英格兰女王想出一个馊得不能再馊的馊主意，就是让自己的心上人罗伯特·达德利入赘苏格兰。伊丽莎白的初衷应该是让玛丽嫁给一个自己信任的人，通过达德利控制玛丽，总好过玛丽嫁给欧洲天主教王子或君主。
为此，伊丽莎白将达德利封为莱斯特伯爵（Earl of Leicester），并亲自告诉达德利这个计划。
无奈这个包办婚姻的男女主都不情愿；不仅是他们不情愿，伊丽莎白最得力和最信任的国务卿兼枢密院秘书长塞西尔也反对。
玛丽不情愿自然是看不上达德利，她一个堂堂的女王兼法兰西前王后，怎么可能看上达德利这个“臣子”，况且各种流言都表明达德利分明就是她表姑母伊丽莎白自己的情人。
塞西尔反对是因为一旦此二人联姻，虽然苏格兰有望免入天主教之手，但达德利在朝中会更加如日中天；况且玛丽是英格兰王位第一继承人，如果玛丽和达德利生个孩子，那达德利就是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太上皇了。
但达德利自己也不愿意，这倒是有点难解释。以达德利的野心，能放弃这样的机会，合理的解释只有两个：要么他觉得自己还有机会成为伊丽莎白的丈夫（因此未来英格兰国王）。要么是他从苏格兰方面得到消息确认玛丽已经拒绝了他。
为了平衡，伊丽莎白不得不再次和欧洲玩起婚姻游戏。这次的游戏对象是内奥地利大公卡尔二世（Karl II. De Innerösterreich）。卡尔出生于1540年，我们之前说过，他是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的堂弟、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斐迪南一世的儿子，此时24岁，和伊丽莎白的年龄相差6岁，作为政治联姻，这个差距倒也不算太大。
1564年初，伊丽莎白给哈布斯堡去信，表达自己“因责任与义务所困而必须为自己的国家和子民做出正确选择”，尽管卡尔是天主教徒，但在塞西尔的调停下，双方口头同意，如果卡尔入赘英格兰，允许他在自己的住处做私人弥撒礼。
这下子新晋莱斯特伯爵达德利坐不住了，铁了心要搅黄这桩婚事。达德利联络了法兰西大使，推举法兰西14岁的国王查理九世和31岁的伊丽莎白联姻。当西班牙大使在英格兰宫廷询问女王是否真的考虑嫁给法兰西国王时，伊丽莎白用手遮住自己半张脸，侧脸对大使掩面而笑。
实际情况是，伊丽莎白从来就没打算要结婚，她绝不能接受任何人和她平分甚至威胁到她的统治权；她也知道，只要结了婚，她就会从英格兰国王变成英格兰王后，但只要她不结婚，她就是英格兰的国王兼王后。
这位卡尔大公，就这样冤大头一样陪着伊丽莎白玩这场婚姻游戏。以后几年内，只要伊丽莎白一觉得法兰西或哈布斯堡对英格兰怀有恶意，和卡尔的联姻谈判就被拉出来做伊丽莎白国际关系的缓冲。
伊丽莎白就这样有心无意断断续续地搪塞大臣们的逼婚，一直到1569年，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开始在西班牙所属荷兰残酷镇压新教造反。鉴于英格兰一向是荷兰新教徒逃避西班牙宗教迫害的避难地，在整个低地国家联合起来奋力抵抗哈布斯堡天主教势力时，伊丽莎白别无选择，只能终止与哈布斯堡的挡箭牌式联姻谈判。
卡尔二世在1571年娶了20岁的巴伐利亚郡主玛利亚•安娜（Maria Anna of Bavaria）, 罗马天主教徒。这位巴伐利亚郡主特别能生，婚后19年一共为卡尔生了八个郡主四个公子，而且都长大成人。他们的长子1619年继任祖父的皇位，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斐迪南二世；几个郡主要么在奥地利或意大利继承爵位做女大公，要么嫁入西班牙、波兰、佐治亚、瑞典等国做王后；不仅将哈布斯堡开枝散叶，还为罗马天主教在东欧的延续与巩固立下汗马功劳。如果真的入赘英格兰，等着他的还不知是什么结局呢。
在此期间，英格兰的朝臣和贵族们也并非一团和气。莱斯特伯爵达德利自命为新教保护者。他召集了一帮追随者，以保卫新教为由反对伊丽莎白和哈布斯堡的联姻，以至于与支持联姻的塞西尔以及诺福克公爵、萨塞克斯伯爵形成对立。莱斯特和萨塞克斯更是箭拔弩张，斗得不可开交，发展到在朝堂上互相拔剑挑战决斗，以至于伊丽莎白女王命令他们俩停止“互相干涉”，并让他们打着各自的徽章在随从陪同下肩并肩骑马在伦敦大街上向市民展示王国里贵族的团结一致。莱斯特的人佩戴紫色绶带，萨塞克斯的人佩戴黄色绶带，可以想象为伦敦市民带来的娱乐价值。
从心理学角度上来讲，这两位伯爵斗鸡般的行为不外乎是为了得到女王的青睐，为了平息争端，伊丽莎白最后将萨塞克斯提拔为英格兰北方枢密院主席，远离伦敦去约克任职。
然而，无论伊丽莎白的宫廷如何有喜感，1565年不列颠主岛上最热闹的剧场在苏格兰宫廷，全因一位高大英俊的年轻人此时征服了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尔德的芳心。他就是20岁的达恩利勋爵亨利•斯图尔德（Henry Stuart, Lord Darnley）[1]。和玛丽一样，达恩利不仅是天主教徒，还是英格兰和苏格兰王位的双料继承人。
简单地说就是，达恩利的母亲是亨利七世大公主玛格丽特的女儿，而他的父亲伦诺克斯伯爵则是苏格兰国王詹姆士二世（1430-1460）的直系后裔；也就是说，达恩利的外祖母和玛丽·斯图尔德的祖母是同一个人，即英格兰亨利八世的长姐玛格丽特，是以达恩利是伊丽莎白王位的第二继承人，排在玛丽本人之后。
长话短说。见到这位表弟后，玛丽·斯图尔德完全失去了心智。到了1565年5月，这对表姐弟已经如胶似漆，秘密订了婚。到7月，两人在既没有咨询苏格兰的议会和贵族联盟，也没有教皇对近亲联姻的特赦书的前提下办了婚礼，之后达恩利被玛丽赐国王头衔。
英格兰王位的第一和第二继承人联姻，还都是天主教徒，这让伊丽莎白和塞西尔都感到有点措手不及。此时英格兰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罗马天主教徒和支持者都不在少数，对他们而言，玛丽和达恩利这两人才是英格兰理所当然的君主；就是对新教贵族平民而言，他们也倾向于支持一位已婚并有望生孩子的“正常”君主，而不是拒绝婚配的“不正常”君主，毕竟那还是十六世纪。更有甚者，这二人的成婚也让罗马教廷和天主教阵营（实际上等于神圣罗马帝国、西班牙、法兰西加在一起）再一次看到通过王位继承将英格兰重新拉回罗马教廷的希望，以至于英格兰驻法大使多次提醒塞西尔保持警惕。
伊丽莎白女王坚信这两人的婚姻是达恩利的母亲、自己的表姐伦诺克斯伯爵夫人玛格丽特·道格拉斯（Margaret Douglas, Countess of Lennox）的阴谋，便把伯爵夫人给送进了伦敦塔。枢密院和议会也开始频繁讨论应付方法，包括发兵苏格兰，但最后塞西尔和女王都决定静观其变。
而苏格兰这边，玛丽和达恩利婚后不到半年就出了问题。被父母宠坏的达恩利，是伦诺克斯伯爵府长子，从小就不知进退，婚后不到半年就把整个苏格兰贵族全部得罪光，并开始酗酒，和玛丽女王不停争吵，被玛丽褫夺国王头衔后，几次将怀孕的玛丽气得泪流满面。英格兰大使也开始向塞西尔汇报，说玛丽女王开始忏悔自己的婚姻。
此后发生的事情愈发不可收拾。先是1565年秋季玛丽的同父异母兄长詹姆士·斯图尔德领兵造反，接着是1566年3月玛丽的私人秘书兼宫廷乐师意大利人大卫·瑞乔（David Raccio）在和她共进晚餐时当着她的面被杀[2]，然后是达恩利自己被扣上谋杀瑞乔的罪名受审并于1567年2月在自己的宫殿被一帮身份不明之人用火药炸死[3]。这之后苏格兰的玛丽女王就一直在生存和夺位之间疲于奔命。
这一年，对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来说，喜忧参半的消息是1566年6月19日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尔德在爱丁堡生下一个健康男婴（英格兰的詹姆士六世/英格兰的詹姆士一世）。消息传到怀特宫时，英格兰女王正在开舞会，信使走到塞西尔身边向他耳语，塞西尔走到他女主人身边轻声传达消息，之后女王诅丧地坐在长椅沙发上，著名地说出那句被后世作品一直重复的话：今天，苏格兰女王卸下了一份重负，朕却增添了一份重负。
图1：左侧：玛丽女王的意大利私人秘书瑞乔；右侧：玛丽女王的儿子詹姆士六世/一世，两人的面相不是一般的相似。
图2：玛丽和达恩利的婚礼肖像，只能说詹姆士六世/一世并未继承达恩利的长相。
图3：弗莱芒画家汉斯·埃沃思（Hans Eworth） 1563年所绘达恩利勋爵亨利·斯图尔德和他弟弟查尔斯·斯图尔德肖像，只能说詹姆士六世/一世真的没有继承达恩利的长相。
伊丽莎白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的。一方面，詹姆士也是都铎血脉，只要伊丽莎白一天没有自己的孩子，这个男婴就是都铎王室的第一男性继承人（将之前说到的凯瑟琳·格雷生的西摩家的两个儿子[4]排在他之后）；另一方面，也正因为是上述原因，鉴于伊丽莎白的女人身份，英格兰贵族很可能要求伊丽莎白退位给这个男性继承人。【实际上玛丽·斯图尔德后来就被英格兰贵族逼宫退位给自己的儿子。】
整个1566年夏天，不列颠和欧洲都在窃窃私语，苏格兰驻英格兰大使向玛丽·斯图尔德汇报，说英格兰很多郡已做好准备随时等候玛丽登基英格兰王位；英格兰驻法兰西大使频频向塞西尔通报从法兰西宫廷收集的有关情报，警告在苏格兰这盘菜里，教皇和西班牙国王的手都已经伸得很长。
但即便这样，伊丽莎白女王还是拒绝考虑成婚生子，她要用自己的方式向英格兰子民们证明她是他们当之无愧且不输于任何男人的君主，不仅不输于他们，而且比他们更智睿。
这一年的8月下旬，在从玛丽女王成功诞子这个消息中缓过神来之后，伊丽莎白女王决定去牛津大学巡游，要以自己的才学征服这帮不听话但对英格兰宗教政治又有举足轻重影响的刺头学者们。
与剑桥大学这个新教起源地不同，牛津大学一直是英格兰天主教学者们的大本营和伊丽莎白前任玛丽一世的支持者。有着一颗“国王之心”的伊丽莎白女王，对他们不仅不躲避，而且选择迎头而上。
伊丽莎白8月23日到达牛津郊外的伍德斯托克（Woodstock）皇家庄园，这是她从1554年5月被华耶特叛变牵连后软禁到1558年11月的地方[5]。牛津学究们第一时间出城赶到伍德斯托克，用拉丁语高喊“女王万岁”（Vivat Regina），女王用拉丁语感谢了他们的好意。之后学究们用希腊语向女王发表了一篇效忠演讲，女王同样用希腊语回敬了他们一篇演讲，让学究们看到自己至少和他们一样博学。
伊丽莎白在牛津一直住到9月初，期间出席各种演出、学术讲座、公众研讨会和辩论会。9月2日在基督学院专门为女王到访首演了理查德·艾德沃茨（Richard Edwards）根据乔叟《坎特伯雷故事集》改编的新剧《帕拉蒙与阿西图》（Palamon and Arcite）。演出时舞台坍塌，压死3人压伤5人，伊丽莎白派出自己的御医为伤者治疗。舞台恢复演出继续后，女王和观众们一起继续欣赏演出。
这次巡游中，伊丽莎白还刻意表达了自己对教条主义新教改革派的厌恶。在与一位有清教徒倾向的教授交谈时，该教授极不明智地开始在公众场合祷告，女王当着众人高声说到：博士先生，这件宽松的教袍倒真是很适合你，让我惊讶它和你的观点一样一本正经。（Mr. Doctor, that loos gown becomes you so mightily well, I marvel that you are so strait-laced in this point.） 伊丽莎白用Strait-laced这个词同时形容这位博士的教袍和他的宗教观点，这大概是史上对“道貌岸然”这个词的最恰当解释。
女王的博学、机智和诙谐彻底征服了牛津的学究们。9月6日离开牛津之前，女王再次用拉丁语就“尊严和学习的价值”这一主题发表演说。离开牛津时送女王轿辇出城的学者、酸儒和地方要员加起来排了整整两英里长。
（待续）
[1] 苏格兰的玛丽女王到底错在哪里(3) - 博客 | 文学城（达恩利婚姻及家庭背景）
[2] 苏格兰的玛丽女王到底错在哪里(5) - 博客 | 文学城（大卫·瑞乔之死）
[3] 苏格兰的玛丽女王到底错在哪里(6) - 博客 | 文学城（达恩利之死）
[4] 都铎王室风云录（四）：童贞女王伊丽莎白（3） - 博客 | 文学城（凯瑟琳·格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