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八王后第二任：英伦玫瑰安波琳（4）
前面说到1530年因亨利八世与王后凯瑟琳的离婚案以及红衣主教沃尔西的离世，英格兰与罗马教廷之间的关系愈发紧张，虽然英格兰的宗教改革不温不火，但罗马教廷在英格兰已很不得人心。安·波琳的父亲托马斯·波琳以英格兰使者身份到罗马教廷觐见教皇，教皇按照传统将自己的双脚伸出让觐见者亲吻，也被托马斯·波琳拒绝。
这一年的初秋，亨利八世开始将遏制罗马教廷在英格兰权威之想法付诸实际行动，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他要代表英格兰反对将英格兰人“天主教化”。
亨利首先下旨，罗马教廷无权在英格兰本土以任何方式审判或制裁英格兰公民，继而以违反《禁尊教宗法》为罪名，指控英格兰教会的十四名高阶神职人员（其中八名主教和三名修道院住持）伙同大主教沃尔西在英格兰奉行罗马教廷法。
这个《禁尊教宗法》（Statute of Praemunire）是1393年理查二世时代由英格兰议会颁发的法令，其主要条款是禁止向教皇上诉英格兰的司法案件，违者没收财产或下狱，法令的主要目的是限制教皇在英格兰的司法权。
沃尔西死后，亨利八世又宣布英格兰教会的所有教士修女都犯有上述“尊教宗”罪名，这在英格兰整个教会上下引发的慌乱可想而知。几百年来，教会的职责就是执行罗马教廷法，一夜之间职责成了犯罪。教会一头雾水，不知道亨利八世到底想干什么，圣上的脑子里还会什么奇异想法，况且教会觉得对这个罪名如何解释以及这个罪名的牵涉范围似乎全凭国王个人喜好而判断。
到了1531年初，议会一开幕，亨利八世便将英格兰教会的召集权从圣保罗大教堂转移到威斯敏斯特大厦，因而将议会和教会这两个行政机构都控制在自己的手里；同时通过议会暗示教会，只要教会付一大笔罚款，国王可以赦免他们的罪过。
坎特伯雷大主教首先响应，主动提出给国王十万英镑作为补偿，条件是请亨利八世明确“尊教宗”罪名的定义，以免他们以后一不小心再次“触犯天颜”，同时要求国王保证《大宪章》（Magna Carta）中规定给教会的古老权益。
不料此举倒是真正触犯了亨利的“龙颜”，君上怎会允许子民和他讨价还价，用《大宪章》来要挟国王则更是对王权的挑战，故此1531年2月，亨利八世连下数道御旨，除了要求教会进贡之外，还要求教会承认他是“英格兰教会和教众唯一的保护者和最高精神领袖”。这是亨利八世从克伦威尔给他的那本关于不列颠王卢修斯的拉丁文古书中得来的灵感。更有甚者，亨利八世还向教会提议，身为英格兰教徒和子民的最高精神领袖，他本人就具备“拯救子民灵魂”的神圣力量。
英格兰整个教会的领导层当然是惊愕不已，因为还没有任何君主如此胆大妄为，不仅要地上君王的荣耀，还要求天上神国的荣耀。亨利八世明显是要取代罗马教皇一千多年的权威，自己另起炉灶。
教会的高层模模糊糊地感觉到亨利八世这些新举措与他和王后的离婚案有关，但这个时候还没有人能肯定亨利八世到底想做什么。
而伦敦乃至整个英格兰，对于国王的“三角关系”和离婚这件“大事”的看法也是一分为二。大多数妇女站在王后凯瑟琳这一边，鄙视且痛恨安·波琳，称之为“妓女”；但在新教改革者们的眼里，安·波琳则是他们的希望。一天，伦敦的一位牧师，在礼拜时要求教徒以“王后”的名义为安·波琳祈祷祝福时，大部分教众默默无声地站起来走出了教堂。
安和凯瑟琳之间之前是水火不容，现在则是拔刀相见了。据西班牙大使书信记载，“安女士比狮子还勇敢，她对王后侍女说，希望所有的西班牙人都滚回海里去。侍女说你这话是对你女君的不敬，安回答她不在乎，宁愿凯瑟琳被吊死也不会承认她是自己的女君。”
教会里忠于凯瑟琳王后的人，顶着冒犯君上的风险，开始公开反对国王；就是国王自己的改革阵营里也划分为激进和保守两支。以波琳家族为首的激进派当然希望改革全面铺开，在英格兰彻底推翻教皇权威，这样教皇便无权过问英格兰国王的离婚案，英格兰教会可以自行裁决国王离婚，然后同意亨利八世与安·波琳的婚姻。而保守派则担心，一旦改革步伐过快，教皇恼怒，宣布将英格兰全部教徒逐出教会，整个国家将有一半以上的子民会认为他们死后灵魂万劫不复，以致于国家陷入混乱甚至内战，更不用说英格兰还很可能面临西班牙的入侵，与欧洲大陆天主教国家的商业往来也可能受到负面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亨利八世自己也拿不准下一步应该这么走，只能走一步看一步，这也是他同意与教会继续谈判的原因。
经过亨利八世与坎特伯雷大主教之间的反复谈判，最后双方同意亨利八世成为“在基督法度允许范围内的英格兰教会精神领袖”。虽然“基督法度允许范围内”是个可宽可窄模棱两可的术语，但至少是承认了亨利八世是英格兰教会领袖。
当这个提案被交到教会讨论时，整个会场一片安静，坎特伯雷大主教说到：“既然都不出声，那就是同意了”。会场上只有一个人大声回答：“那么我们就都不出声吧“。这个人就是王后凯瑟琳的死忠分子，罗彻斯特主教约翰·费舍尔（John Fisher, Bishop of Rochester）。这之后就有人在费舍尔的麦片粥早餐里下毒，主教宫里好几个人中毒，幸好主教当天说他自己不饿，没吃早餐。之后查出是大厨下药，大厨说只是在粥里下了点泻药和主教开个玩笑而已。
就这样，亨利八世成了英格兰教会的精神领袖。这是英格兰新教改革的转折点，也是亨利八世与教会权利斗争的第一个重大胜利，此举同时也打破了整个欧洲做为基督教世界大一统的格局。英格兰君主同时也是英国国教精神领袖这一约定从这一刻起建立，一直延续至今。
亨利八世并没有继续进攻教会，而是安于现状，只要教会控制在他手里，按期给他进贡，加上教士犯罪是由他而不是罗马教皇处罚，亨利八世就心满意足了，至少暂时如此。
此时的亨利八世已经人到中年，但仍然无子，继承人问题已成为不容拖延的当务之急。1531年春天，亨利八世正式废去凯瑟琳的王后之位，凯瑟琳给外甥卡洛斯五世写信，说自己是“整个基督国度里最不幸的女人”。父王母后无休止的争吵不可避免地给女儿玛丽公主带来痛苦，玛丽公主也开始莫名其妙地患病，主要症状是腹痛，御医诊断“歇斯底里症”，大抵就是月经失调和神经衰弱。
凯瑟琳提出要去看望女儿，亨利建议凯瑟琳留在玛丽公主的里奇满宫（Richmond Palace）长住。到了5月底，亨利派人去里奇满宫和凯瑟琳商讨分居事宜的具体安排，劝说凯瑟琳理智对待离婚。凯瑟琳终于忍无可忍，怨妇一样对着来人大喊：我才是他的正妻，你们凭什么来打搅我这个可怜无助的女人？有本事你们到罗马和教皇评理去！
两个月后，亨利八世正式宣布休妻，他将凯瑟琳送到温莎城堡，下令凯瑟琳原地不动，自己不告而别，骑马去了牛津的伍德斯托克（Woodstock）皇家庄园。亨利在收到凯瑟琳写来的抱怨信后回复：你自己不识好歹，不听劝告，以致于让我被教皇传唤，成为天下人的笑柄；我不希望再收到你的任何信件。
凯瑟琳先被请出温莎城堡，之后被送到大主教沃尔西被查抄的赫特福德郡摩尔庄园（The Manor of the More)，之后又被送到贝德福郡的安普斯尔城堡（Ampthill Castle）。可怜的女人，从1501年以西班牙公主身份来到英格兰，在英格兰奋斗了30年，现在弄得丧家之犬一样居无定所。
凯瑟琳很快被亨利禁止与女儿相见，但亨利并没有削减她的侍从人数，数量庞大的随从一直跟着她，而她自己也不可避免地被反对波琳家族、抵制宗教改革和忠于罗马教廷的人视为象征人物，她自己也是每天半夜起来祷告，日日忏悔，每周两天斋戒，在贵妇的外衣下面贴身穿修女服。
到了1531年的冬天，整个英格兰对安·波琳的敌意愈演愈烈，除了妓女之外，安又获得了女巫、狐狸精、厚颜无耻的淘金者等等称号。国王和王后分居成了子民们谈论的主要话题，各教区群情汹涌，到处是所谓天象、显灵的谣言，克伦威尔自己就说他在月夜的天空看到月亮旁出现一个蓝色的十字架，还有马头、火焰和宝剑，他在日记中写道：“上帝到底要给我们怎样的寓意？”
这一年的11月24日，安·波琳和几位朋友约好去泰晤士河边一个朋友家吃饭，消息不知怎么就传出去了，大约7000伦敦妇女在附近拦截她，是意图想吓唬吓唬她还是有其他目的不得而知，其中有没有男人假扮成女人也无法得知，幸好朋友们借夜色掩护将她从后门用小船从泰晤士河上离开。这件事被威尼斯大使洛多维科·法利尔 （Lodovico Falier）通报给卡洛斯五世，是以留下历史记录。
更戏剧化的是，这一年的冬天，一个名叫伊丽莎白·巴顿（Elizabeth Barton）的煽情女子登场进入这出闹剧。
巴顿出生在坎特伯雷附近的一个平民家庭，1525年19岁在本地的一个富人家做女佣时得了一场怪病，一连病了好几个月，后来又奇怪地痊愈了，但经常会陷入恍惚状态，称自己在病中被圣母玛利亚灵魂附体，接受到圣母给她的启示，可以预知未来。
刚开始，巴顿的信息不外乎是告诫世人要听从教廷旨意，不可蔑视教皇，不可标新立异跟从新教，但是有一次巴顿在恍惚状态中预言一位富人家的孩子会死，没多久这个孩子果真就死了，于是一传十十传百，巴顿成了“肯特圣女”（Holly Maden of Kent)。1528年，当地的教会将她引介给尚未倒台的大主教沃尔西，沃尔西本人在两次接见巴顿后，又将她引介给亨利八世，巴顿受到国王的亲自接见。此后教会将巴顿转入坎特伯雷大主教名下成为一名修女，并为她安排了一班人马，专门记录她的“预言”，然后将预言写在小白板上放在大街上供人阅读。
肯特圣女巴特
刚开始亨利八世对这个女子的言行并不在意，但是到了1531年，巴顿的预言直接针对亨利八世而来，她也开始和凯瑟琳的人发生接触。巴顿预言，如果国王和王后离婚，他会在一个月内暴毙，还告诫亨利八世必须做三件事来和上帝修好：其一，不和教皇争权；其二，摧毁所有新教改革派和他们的理论；其三，不娶安·波琳；否则上帝会降下瘟疫惩罚整个英格兰。
尽管知道巴顿有多危险，国王并没有立即逮捕她，而是听之任之一年多，但英格兰的改革派却不能眼看他们的努力被一个疯女人摧毁，于是市井开始传言巴顿不仅是个疯子，而且和教士通奸，直到1533年，巴顿的名誉被毁，亨利八世才下令逮捕。巴顿被处以绞刑，死后头颅挂在伦敦桥上示众，成为历史上唯一获此“殊荣”的女子。
公开反对亨利八世脱离罗马教廷的远远不止巴顿一人，教会中有一些不怕死的，也公然反对国王的主张。1532年的复活节主日，亨利和安一起去格林威治教堂做礼拜，神父对着他俩说，如果亨利娶了安·波琳，就会和圣经里先知以利亚预言以色列北国的亚哈王那样，“死后被狗舔你的血”，并且指着亨利强调一遍：是的，就是你的血。（见列王纪上21：19）
令人吃惊的是，亨利八世并没有将这位神父处死，只是将他驱逐出境。
亨利明白在自己在这场斗争中需要支持力量，下议院无疑是充当这个支持力量的最佳角色，原因是下院不仅有克伦威尔坐镇，其经费也是从国王金库支付。这一年，议会，特别是下议院，与教会之间的矛盾也发展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主要矛盾当然还是对民事纠纷的司法权争夺。下院投诉教会不经议会同意私自在教众中立法，特别是私自开设教庭处置所谓的异教徒，而且在教众中谋取暴利；而教会则坚持这是《圣经》赋予他们天经地义的权利。
鉴于亨利八世现在是英格兰教会精神领袖，议会上诉国王请求仲裁，亨利将奏本转给坎特伯雷大主教，要求大主教“立即答复”。大主教在一星期后才回答，否认议会的一切指控，坚持教会所做都是《圣经》允许的。亨利将议会的人叫进宫，对他们说：“朕以为教会的答复站不住脚跟，你们是一群学识渊博的人，自然会慎重考虑这个问题，朕会给你们一个公正的决断。”
换言之，你们尽管去和教会斗，朕会给你们撑腰。
教会知道国王不站在他们这一边，所以很快就妥协了，提出建议，说他们在亨利有生之年内不会立任何与信仰有关的新法。亨利一眼就看穿了教会换汤不换药的做法，1532年5月11日，亨利八世再次召集各方代表上朝。亨利不紧不慢地说：“朕发现，如今的教会对朕只有一半的忠心，所有主教献祭时都宣誓效忠教皇，却不宣誓效忠朕。这明摆着说明他们是教皇的子民，而非朕的子民。”
亨利八世的意思很明确，他要彻底摧毁教皇在英格兰的权威。亨利接着颁发了一系列新政策，规定：1，未经国王允许不能颁发任何新教法；2，所有现行教法必须接受全面审查，3，审查小组由十六名议会成员和十六名教会成员组成，成员由亨利八世亲自挑选，过半数投票即可申报废除一项教法，然后由国王批准废除，而国王拥有最终决定权。
亨利八世给了教会五天时间考虑上述提议，在这样的高压政策下，教会全面投降，除了巴斯大主教一人，其余全部表示支持国王“超常的智慧、天子般的恩宠以及对上帝热诚的推崇”。
这就是英格兰历史上著名的“修士大归顺”（Submission of the Clergy），代表着英格兰与罗马教廷之间脐带的彻底剪断和一个君权至上新时代的到来。
经过这一番折腾，坎特伯雷大主教一病不起，临死前让秘书写下自己的忏悔，重申对教皇的忠心，反正亨利王再有无边法力，他也奈何不了一个死人，而死前忏悔可以保证死后灵魂的归宿。亨利八世1529年任命的总理大臣托马斯·摩尔也在大归顺后辞去宰辅之职，原因是他无法认可亨利八世为英格兰宗教领袖，也无法违心否认教皇权威。
大归顺确立了亨利八世英国国教最高领袖地位，全面否认教皇在英格兰的司法权，并终止英格兰向罗马教廷的年度金钱供奉，这是英格兰新教改革的重大里程碑，是英国历史上第一次也是最彻底、影响最深远的脱欧运动。在这个过程中，亨利八世和议会之间逐渐建立了“伙伴关系”，一个国王领导下的议会格局，取代了教会，成为英格兰这个独立王国政治事务的主导力量。
1532年秋天，亨利八世亲手将一件深红色天鹅绒袍子给安·波琳披上，并将一个金色小王冠戴在安的头上，加封她为世袭彭布鲁克女侯爵（Marquess of Pembroke)，安因此成为英格兰历史上第一位因自己的能力而被封爵的女性。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