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法西斯集团亚州人民敌人

日本是法西斯集团亚州人民敌人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面对日本侵略者的疯狂进攻，充分意识到全中国人民唯有团结抗战，才是制胜之道。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推动形成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创造了全国人民总动员的全民族抗战局面。全国各民族、各阶级、各党派、各社会团体、各界爱国人士、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团结一心，义无反顾投身到这场关系民族生死存亡的伟大斗争中。华北平原上的一个庄户人家写下这样一副对联：“万众一心保障国家独立，百折不挠争取民族解放”，横批是“抗战到底”，这是中国人民勠力同心、全力抗战的真实写照。

在战略上，为驳斥“亡国论”和“速胜论”，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客观分析中日力量实际，根据战略形势变化，提出了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毛泽东于1938年5月发表了《论持久战》长篇演讲，科学论证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阐明了争取抗战胜利的道路，阐述了中国抗战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和最后胜利为什么属于中国这三大问题，坚定了中国全民族抗战的胜利信心，为指导全民族抗战提供了理论纲领。“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的胜利属于中国”，这些坚定有力的战略论断，犹如一盏明灯，照亮了中国人民的抗战之路。

1937年9月，中国共产党的八路军第115师在平型关战斗中取得大捷，打破了侵华日军所谓“不可战胜”的神话。这次战斗中，共歼灭日军精锐第5师团第21旅团和师团辎重部队共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马车200余辆，缴获步枪1000余支，机枪20余挺，火炮1门，以及大批军用物资，取得了全民族抗战开始以来中国军队主动寻歼敌人的第一个大胜利。

1940年8月至1941年1月，中国共产党领导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发动了一次大规模进攻和反“扫荡”战役，参战兵力达105个团，史称“百团大战”。这是在全民族抗战以来八路军在华北发动的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带战略性进攻的战役，也是在国际法西斯侵略气焰极度嚣张、中国抗战面临严重考验的关键时刻实施的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略行动。百团大战沉重打击了日军在华北地区的“囚笼政策”，巩固了华北抗日根据地，迫使日军不得不进一步从正面战场抽调兵力对付敌后抗战力量，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抗战的意志和力量。

中国的抗战持续8年，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杨靖宇、赵尚志、左权、彭雪枫、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戴安澜等一批抗日将领，四行仓库“八百壮士”、东北抗联八女投江、八路军“狼牙山五壮士”、新四军“刘老庄连”等众多英雄群体，是中国人民不畏强暴、以身殉国的杰出代表。

中国人民为彻底打败日本法西斯，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日本经过长期准备、精心部署、充分动员后悍然发动的全面侵略，对中国造成了难以估量的巨大伤害。按1937年的比值折算，中国直接经济损失1000多亿美元，财产损失600多亿美元，战争消耗4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多亿美元。据不完全统计，战争期间，中国直接或间接卷入战争的人口达4亿之多，中国军民伤亡3500多万人，其中死亡人数达2100万人，军队伤亡380万人。中国的大片国土被侵占，城市、工厂和耕地遭到严重破坏。日本的侵略也造成了中华文化的浩劫，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全民族抗战期间，中国专科以上学校损失80%以上，图书损失275万余册，文物被掠夺、损毁360万余件。

日本侵略者肆意践踏中国大好河山，屠杀中国军民，强行掠取劳工，蹂躏和摧残中国妇女，进行细菌战和化学战，制造了一系列灭绝人性的惨案，犯下了令人发指的罪行。

在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中，30多万中国同胞惨遭杀戮，无数妇女遭到蹂躏残害，无数儿童死于非命，大量建筑遭到毁坏，巨额财物遭到掠夺。南京大屠杀持续时间长达6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三大惨案”之一，是骇人听闻的反人类罪行，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也是十分黑暗的一页。

日本侵略者在侵华期间制造了数万起杀害中国平民的血案，其中一次杀害千人以上的大规模屠杀血案达200余起，手段血腥，毫无人性。日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扫荡”“蚕食”“清乡”，实施灭绝人性的“烧光、杀光、抢光”即“三光”政策。在东起山海关、西至古北口的长城沿线，日军制造了东西长350余公里、南北宽40余公里的无人区，烧毁房屋、村庄，将人民群众赶进“人圈”。“三光”政策使抗日根据地遭受了极为严重的损失。根据晋察冀、山东等7个地区不完全统计，1937年—1945年期间，被杀害、虐待和伤病致死者共318万人，被抓276万人，被烧毁房屋1952万间，损失粮食1149亿斤、耕畜631万头、猪羊4800万只、农具家具2.227亿件、被服2.296亿件。

更令人发指的是，日军在中国组建生化部队，进行残酷的细菌战和化学战，把大量中国人用作细菌实验和毒气实验的实验品。日军发动的细菌战导致中国鼠疫、霍乱等瘟疫肆虐，无数民众惨遭毒菌侵害。1940年—1945年，仅日军731部队就使用了至少3000余人做各种活体解剖实验。日军还对无辜的中国平民释放毒气，在河流、湖泊、水井中投毒。1940年9月的一次实验中，有16人在承受了毒气炮弹攻击后又被注射毒剂，全部被折磨而死。据不完全统计，日军在中国使用化学武器多达2000余次，造成中国军民大量伤亡。

日军还大量掳掠中国劳工，强征被占领地妇女充当“慰安妇”。1931年—1945年，日本侵略者征掳的中国劳工总数超过1000万人。这些劳工被强征后，从事军事工程、筑路、开矿、拓荒等劳役，遭受非人虐待，大量被冻死、饿死、病死、累死、杀死。二战期间，中国至少有20万以上妇女被强征为“慰安妇”，许多“慰安妇”被日军迫害致死，活下来的大部分落下了终身残疾，更遭受了终生难愈的精神创伤。

日本是法西斯集团在东方发动战争的主力和亚洲人民的共同敌人。中国是东方战场上抵抗日军的最主要力量，发挥着中流砥柱的重要作用。

中国不仅在军事对抗上，而且在理论指导上，成为东方战场的一面旗帜。当时中国经济落后、物资匮乏，面对日本法西斯的猖狂进攻，为解决处于劣势的中国如何抗击敌寇、如何克服困难、如何打赢战争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提出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开展了人民战争，广泛发展了游击战。这些在东方主战场的作战实践中形成的思想理论和战略战术，不仅指导中国人民赢得抗日战争伟大胜利，也为亚洲被压迫民族反抗外敌入侵、争取民族独立解放提供了参考。

中国战场的英勇战斗，从军事上、理论上、精神上极大地鼓舞了亚洲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当之无愧地成为东方反法西斯力量的中心和旗帜。

1938年2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不久，毛泽东就提出了三个反侵略统一战线的思想，即中国的统一战线、世界的统一战线、日本人民的统一战线。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重申关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主张：“目前共产党人在全世界的任务是动员各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为着反对法西斯而斗争”；“在外交上，同英美及其他国家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

毛泽东指出：“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及各国人民并肩战斗的伟大胜利。中国人民在这场战争中，团结世界人民一道打败法西斯主义，充分彰显了胸怀天下、同舟共济的世界情怀。

早在1937年3月，毛泽东在同史沫特莱谈话时就指出：“日本对中国战争的最后结果，将不是日本的胜利，而是日本财政、经济以及政权的崩溃。这一点，不仅日本人民知道，就是日本资产阶级中具有远见的人们也是知道的，但日本军阀则无论如何也不知道。”这一伟大的预见，在8年后成为了事实。

在艰苦卓绝的长期抗战中，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中国人民终于彻底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迎来了彻底胜利。

1945年5月德、意法西斯覆灭后，欧战结束，盟国只剩下日本这个主要敌人。中国和盟国一起，开展对日全面反攻作战。8月15日，日本天皇以广播的形式发布《终战诏书》。日本无条件投降。9月2日，在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军舰上，日本外相重光葵和日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在投降书上签字，侵华日军向中国投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的第二天即9月3日，被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毛泽东曾指出：“如果说，十月革命给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那末，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就是给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开辟了更加广大的可能性和更加现实的道路。”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全球有超过一半的人口生活在殖民主义控制的领土上，世界民族解放任重道远。各被压迫民族的反抗斗争，往往以失败告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不仅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而且极大鼓舞了各被压迫民族、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斗争。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半殖民地国家，中国通过艰苦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推翻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压迫，于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彻底结束了百年屈辱史。历史证明：经济文化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只要凝聚民族力量，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道路，就能战胜强大的敌人。中国的胜利让全世界的被压迫民族、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清晰认识到，反抗侵略与压迫、争取民族独立并非遥不可及的空想，而是已经具备充分的现实条件与实践基础。

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典型代表，为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树立了光辉榜样，鼓舞着这些国家以正义的人民解放战争反对非正义侵略战争，争取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中国革命的胜利，不仅促进了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也为人类和平、民主、正义、进步事业作出了历史性贡献。越南、印度尼西亚、埃及等国家，都从中国革命道路汲取经验，先后实现了民族独立和解放。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鼓舞了世界上遭受侵略和压迫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信心与勇气。强弱悬殊，是世界民族解放的头等难题。中国人民以同仇敌忾和不屈不挠的精神，用落后的武器装备打败了经济实力和军事装备远胜于己的强敌，创造了半殖民地弱国战胜帝国主义强国的奇迹，积累了经济和军事弱国战胜军国主义列强的宝贵经验，为各被压迫民族、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开辟了具有可能性和现实性的道路。这一历史经验，为世界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了学习榜样和路径参照。

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时期所创造的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为世界被压迫民族提供了现实可行的解放途径。在革命理论层面，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通过分析敌强我弱的战争态势、各阶级的抗日态度等现实问题，逐步形成了持久战理论、统一战线理论等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理论，为弱国对抗强国提供了科学战略指引。在革命实践层面，中国共产党探索出依靠人民、农村包围城市的斗争路径。通过敌后游击战等灵活战术，以弱胜强打击敌人，为装备落后的民族解放武装提供了作战参考；以根据地为依托，开展土地改革保障农民利益、发展生产充实抗战物资，充分调动群众积极性，证明了“人民战争”是争取解放的有效路径，让亚非拉国家看到了依靠底层民众实现民族独立的可行性。

[yongbing1993]

全民性的禁毒方法有效且能持久







全民性的禁毒方法有效且能持久。如果只靠警察部队是禁毒不成功的，每次抓几个杀几个而毒品的群体需求存在，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规津是，有需求就有生产制毒供毒赚钱的存在，而禁毒反毒只是政府官员做表面文章，以获取选票和政治利益而己。结论是永远不会禁毒完成式的，永远在禁毒的路上作秀。

反毒! 古今中外世界资本主义各国均能投入大量人力财力不断进行着。《反毒》成功了吗? 没有! ”反毒“是一份各国政府的工作, 是做给人们看的。“反毒“不但解决了很多工作机会, 还给政府财政收入增加不小的数字。所以反毒永远在路上。

禁毒! 自有毒品以来不断有人提倡==禁毒! 联合国有禁毒组织, 即1946年，联合国范围内有65个国家签订了禁毒协议, 1948年联合国94个国家共同签署一项特别议定书，1953年6月在联合国范围内又签署一项新的议定书。

中国古有林则徐禁毒史，今有改革开放后的1990年12月15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成立全国禁毒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下发，成立了全国禁毒工作领导小组，组成单位包括公安部、国务院办公厅、外交部等16个单位。具体工作由公安部承担。全国禁毒工作领导小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的禁毒工作领导机构。

那么至今为至全世界包括中国在内禁毒了吗?

走资派特色政府官媒报导: 2020年，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6.4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9.2万名，缴获毒品55.5吨，集中抓捕毒枭逃犯180多名；推进“除冰肃毒”，捣毁制毒厂点160多个，国内规模性制毒活动大幅萎缩；有效打击消费端贩毒网络，破获“集群打零”案件415起，查获涉毒人员3.3万名。核查进出口许可1.4万份，严密堵截制毒物品流失出境；深化打击芬太尼类物质等新型毒品犯罪“902”专项行动，破获案件150多起，全国现有吸毒人员180万名，查处吸毒人员42.7万人次, 新发现吸毒人员同比减少30.6%。这些被统计的数字是否符合实际吸毒贩毒人数暂且不管, 在今后的年代里这些数据将一直存在下去, 不可能清零。

反毒! 禁毒! 有过清零的时代, 那就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的毛泽东时代。

近代中国以来，自外国的鸦片入侵中国以来，鸦片类等毒品的泛滥一直是困扰中国社会的一大“毒瘤”。鸦片等毒品对人体的身心健康，乃至国计民生的祸害是巨大的，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共产党执政后是一贯重视禁毒工作。

抗战时期，日本侵略者在中国肆行毒化政策，并以此作为摧毁中国军民抗战意志的重要武器。所谓毒化政策，就是日本侵略者在其占领区利用日伪政权，强迫农民种植鸦片，实施鸦片专卖，设立烟馆，征收鸦片捐税，设置制毒工厂加工毒品，向沦陷区、抗日根据地及大后方贩运出售，以攫取中国财富、打击与削弱中国国力、摧残中国人体质、瓦解中国人民抗战精神的政策。

陕甘宁延安边区的政府在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雷厉风行地开展了一场禁毒运动，挫败了日本推行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的毒化政策，基本遏制了毒品在边区的蔓延，使陕甘宁边区成为全国禁毒的模范区。

陕甘宁边区政府先后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禁毒法律、法令、条例、章程、办法等：

第一，严禁种植罂粟，力图从源头上杜绝烟毒，对稽查发现的烟苗坚决铲除，对违抗政府禁令而种植烟苗的人进行法律制裁或从经济上予以重罚。

第二，严厉禁止烟毒买卖和贩运，凡买卖或贩运鸦片者，一经查出，不仅要全部没收，而且还要处以罚金，并根据买卖或贩运鸦片的数量规定了处罚标准。

第三，禁止吸食或注射烟毒，对于已经吸食毒品的人要限期戒绝，并通过发放戒毒药物全方位劝诫，帮助和鼓励吸食者借助于积极投身农业生产等有效途径彻底戒烟。

第四，禁止帮助和包庇他人吸食、注射及买卖、贩运烟毒，禁止抗拒禁烟禁毒公务之执行，违者予以判刑或重罚。

第五，成立禁烟督察处和查缉毒品委员会，专门查处涉毒案件。

第六，奖励查获烟毒者和举报人。为了开展群众性的禁毒斗争，边区政府号召广大人民群众时刻保持高度警觉，坚决清除毒品危害，除严厉打击毒品犯罪外，还制定有关法令，按查获和收缴毒品数量的一定比例，对缉毒有功或举报毒品犯罪者进行奖励，极大地提高了边区人民禁烟禁毒斗争的积极性，使毒品犯罪者无藏身之地。

第七，坚决杜绝禁烟禁毒中的徇私舞弊、弄虚作假现象。

第八，军政工作人员违反相关规定要加重处罚。毒品犯罪通常同土匪、娼妓、反动会道门等社会病害的关系十分密切，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政府认识到，孤立地禁毒而不清除这些社会病害和丑恶现象，不仅难以彻底肃清毒品，即便一时肃清，也会很快再生。

因此边区政府把禁毒与改造社会病害结合起来，成功地创造了毒品难以滋生的良好的社会环境。

正如毛泽东曾经自豪地说：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

毛泽东时代的新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干净的国家！中国的历史有五千年，中国的娼妓制度有三千年，1949年刚刚建国，中国大陆终于彻底消灭了娼妓这一社会丑恶现象。

毛泽东说：“新中国决不允许娼妓遍地，黑道横行!”扫除北平妓院，是新中国消灭妓院制度的第一步，关闭24家妓院改造1268个妓女的运动在一夜之间完成。妓院是藏污纳垢之处，性病蔓延。一些罪犯如盗窃犯、烟毒贩子、诈骗犯等更是躲在妓院寻欢作乐，滋事生非。除了妓女，妓院里有“司账”、“跟妈”、“伙计”，都是底层劳动者，受到残酷的剥削压迫。“为了彻底消灭城市的封建势力，解放妇女，对妓院必须坚决封闭取缔，并依法惩办那些罪大恶极或有较多血债的妓院老板。”同时指出，“这样做，一定要通过人民代表会议，听听他们的意见，他们作出决定后再办。”

与此同时，成立了由公安局、民政局、卫生局、妇联、人民法院、企业局等单位共同组成的“妓女处理委员会”，着力于封闭之后对妓女教育改造工作，对老板和领班，则视罪行轻重依法惩办或强迫改造教育。对行动组成员强调六条执行纪律非常值得研究：

一是必须立场坚定，态度严肃，依法执行任务，不得与妓女调笑或受勾引，不得有讽刺看不起的态度。

二是不得接受任何贿赂或任何款待。

三是对妓院财物须按规定手续进行登记，不得疏忽。

四是不得私自拿取妓院物品或假公济私。

五是执行任务应小心谨慎，严防意外;六是服从命令听指挥。对妓女是以教育改造为主，并由人民政府提供妓女的生活出路。妓女身边的一切私人物品均归自己所有，政府分文不要。

除了封闭妓院，新中国还禁绝了危害中国100多年的毒品。从1950年2月24日毛主席亲自批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严禁鸦片烟毒的禁令》起，到1952年12月中共中央转发公安部长罗瑞卿《关于全国禁毒运动的总结报告》止，整个禁毒运动花了不到三年时间，基本彻底禁绝毒品，一举扫清了这个百余年来给中华民族带来深深耻辱和伤痛的毒瘤，还人民以清明、健康、安定、尊严的生活。这在世界禁毒世上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堪称人间奇迹。

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中央颁布的《关于肃清毒品流行的指示》中明确指出，要打击惩办少数，教育改造多数，特别提倡检举立功，即“制造者、集体大量贩卖者从严，个别少量贩卖者从宽；主犯从严，从犯从宽；惯犯从严，偶犯从宽；拒不坦白者从严，彻底坦白者从宽；今后从严，过去从宽。打击的重点放在集体大量的制毒、贩毒贩与严重违法的工作人员。对情节不是特别严重，只要彻底坦白，真诚悔过，检举立功者，可减轻或免予处分”。群众被大规模的动员起来了，整个禁毒运动期间，共有130万余人参与检举揭发。广泛的进行群众教育和动员群众。将对毒品有着切肤之痛的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给调动起来，人民群众广泛又深入的参与，使群众在运动中完成了自我教育和相互教育，并使得得犯罪分子无所遁形，这是最强大的一股力量。毛泽东成功禁毒是有目共睹的。

为什么毛泽东时代确实能够禁毒禁娼，而为什么现在中国则不能了。为什么吸毒的人数逐年增加，而且随着吸毒的人数的增加，艾滋病也逐年增加。鉴于历史上毛泽东时代确实禁毒禁娼，有必要分析毛泽东时代为什么能够做到这样。先看强大的美国政府每年也投入了大量的警力和财力来反对毒品，但每年的吸毒人数依然上升，每年死于吸毒的人数也是逐年上升。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就认为，不管什么有害的东西，干脆就让它们自由交易好了，统统合法好了，它们认为在自由交易中反而能够抑制有害的东西。但这种做法是行不通的。比如加拿大毒品合法化了, 因贩毒吸毒的犯罪依然存在。又如台湾就长期允许卖淫嫖娼合法化，但是并没有使色情行业萎缩，对台湾的社会健康发展并没有什么好处。实际上后来的发展仍然是要打击色情活动。

毒品卖淫嫖娼等非法贸易的存在，一方面有需求，另一方面才有供给。而资本主义社会包括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政府现在的做法，缺陷都在于努力地打击供给，却不打击需求，这是吸毒和色情行业愈演愈烈的原因。中国特色政府对于贩毒的打击不可谓不狠，数量稍大一些基本上都是死刑，但是为什么贩毒分子还是要不断地冒着生命危险来干这种事情呢？原因就在于没有打击需求，实际上美国政府也是一样，从来打击的都是贩毒分子，却从不打击吸毒人员。在社会上，只要有一种需求存在，就必然地有一种供给存在，再打击也是没有用的。如果要有有效的打击，就必须打击需求而非供给。需求消失了，供给也就消失了。

即使拿共产党的革命来讲，也是这样。当时的中国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严重不适应，矛盾严重冲突，导致了社会上的一个“革命”的需求。而国民党打击“革命”的供给不可谓不狠，共产党员可是统统枪毙的。但是革命的烈火越烧越旺，死罪都阻止不了。如果国民党当年打击的不是供给，而是需求，比如进行土地改革，让耕者有其田，在国内实行民主，则共产党的革命无须镇压也成不了气候。但是这对于当时的蒋介石国民党又是极不可能的。因为当时的蒋介石国民党一方面代表国内地主阶级的利益，另一方面又代表外国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它当然不可能打击自己所代表的利益。

因此，对于吸毒的打击也是一样，就是将贩毒分子统统枪毙，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内的吸毒现象仍然会越来越严重，人数仍然将逐年增加，投入的警力也将逐年增加。而中国特色社会的艾滋病患者也将逐年增加，直到象许多非洲国家的现在的状况，即三分之一的人成了艾滋病毒的携带者。因为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是以利润及人们的需求而成立的。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及国家机器都是为维护私人资本家利益的。毒品的利润如此之高资本家和代表资本家利益的政府官员和国家机器会禁绝吗? 抓供给端可以扣留收缴大量财钱归国有, 而抓需求端的个人可无利可获外政府还要化钱为个人解毒瘾, 所以只反供给不抓需求端是政府的正确选择, 毒是永远禁不了的。

而毛泽东时代之所以能够有效打击卖淫嫖娼，是因为主要打击的是需求而非供给。将需求打掉了，供给自然就消失了。因为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是集体所有制, 国家是属于人民的, 政府官员和国家机器是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当家作主人人都有份参与管理国家的权利, 有少数人吸毒了, 大多数人都有责任去帮助解除毒瘾, 并帮助吸毒者参与集体社会活动后使人摆脱吸毒。无人买毒吸毒后, 供给端也就消除掉。而且在毛泽东时代的新中国, 也就是在走资派篡权改革开放以前，吸毒者是要被判死刑的，而嫖娼者也是要被判死刑的。这两样都属于重大刑事犯罪。所有的死刑都是有一个公判大会的，象国民党那样搞秘密处死的事情是没有的。在公判大会上宣判后才被处死的。所有的死刑公众都是知道的。经常有通知要求人人看公判大会的。将吸毒和嫖娼定为死罪，在那个时代事实上也杀不了几个吸毒者和嫖娼者。

而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刑法努力与“国际”接轨，因此也就以打击妓女为主而非嫖客为主，打击贩毒者为主而非吸毒者为主。则整个形势就开始失控了。而由此造成的性病流行，艾滋病流行。由此导致的因吸毒，因性病，因艾滋病，因由此产生的黑社会火并，因由此而在缉毒中牺牲的武警官兵，这样的死亡的人数远远超过了毛泽东时代因为吸毒和嫖娼而被判死罪的人数。那么，比较两种政策具体造成的死亡人数，究竟是哪种政策更加人道主义一些呢 。所以在毛泽东时代是真真的反毒禁毒, 而且也真真能成功地反了毒禁了毒。毛泽东成功禁毒反毒禁止卖淫嫖娼是全地球人都是有目共睹的。也是任何反对者做不到的, 更是所有反对者想否定也痴心妄想否定不了的。毛泽东成功禁毒是有目共睹的。

[yongbing1993]

《文革》是对专制腐朽文化革命





欺骗性儒释道的中华文化是专制腐朽的奴才文化，《文革》是对专制腐朽文化革命。《文革》就是对几千年来的中华落后的专制文化的批判和彻底革命，抛弃一切东西方的落后的思想，用马列毛泽东思想的新文化来为人民服务，建立劳动人民真正能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权。

几千年的儒释道中华文化统治了中国几千年，尤其是近代中国几百年来能用“孔孟思想“或是“封建理学“，又或是“道法自然”的老子思想能给劳动人民翻身解放吗？只是让中国人到庙里烧香拜佛，是为了自私自利的个人在今生来世能得到个人的荣华富贵，而不是为了摆脱轮回的痛苦，更不是为了追求真理，找到世界本源。真正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只为个人当官发财坐江山，把权力兑现成财富，把中国搞成贫富悬殊的权贵资本主义社会。走资派不批斗行吗？

旧中国几千年的精英专制社会形成的奴才文化是不容易改变的。所以，毛泽东的《文革大革命》就是对欺骗性儒家文字文化是奴才文化的批判。　　

中国几千年的精英专制社会形成的奴才文化是不容易改变的，尤其中国的知识精英们创造了非常有欺骗性的儒家文字文化，儒家文字文化是利用了人们的自私本性，发展了自私的社会性行为文化，儒家的所谓公天下其实是似是而非的，其本质是自私的，所以实际是发展了自私的社会性行为文化，知识精英们用似是而非的好听的文字文化骗民心修身，为的是齐家，窃国，骗天下，吃民肉，喝民血。用恩赐生命的孝顺文化从小把人教育成奴才性十足，长大了还要给知识精英圣人们当奴才，就是儒家发明创造的文字文化工具。　　

真正的中华文化的精华并没有形成社会性行为文化，并没有发扬光大，只是被知识精英们用于装裱掩盖自己的表演文化了。被知识精英们发扬光大的是垃圾奴才文化。　　

奴才性十足的中国知识精英们从来不爱国，他们永远在投机投靠更强势群体当官发财，而且当官就搞浮夸风浮夸自己的政绩，为了浮夸自己的政绩，不顾人民死活对民搞苛捐杂税横征暴敛，所以中国的历史中总是农民起义不断，经常的改朝换代。　　

满清强大了，知识精英们就当了满清奴才，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就由满清奴才变成了洋奴才，为了保护自己的官职和财富签订不平等条约卖国，最终因为洋人的疯狂掠夺危害了他们的利益，才觉悟了一点民族自救觉悟，搞起来了民族自救革命，最终那种民族自救革命还是被洋奴才们投机投靠了各种洋主子，但是民族自救思想已经形成了，中国形成了民族自立自强自尊自救思想与洋奴才的投机投靠洋奴子的斗争。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代表了民族自立自强自尊自救思想。蒋介石领导的洋奴才知识精英投机投靠了美国，汪精卫领导的洋奴才知识精英投机投靠了小日本，他们还都用投靠是为了救国掩盖自己的奴才投靠行为，其实他们只是为自己做官发财投靠了洋主子。　　

中国的知识精英们总是喜欢投机投靠升官发财，他们说的所谓闭关锁国其实就是为了掩盖自己的投机投靠当洋奴才的事实。他们编造谎言说满清因为闭关锁国才落后挨打的。事实是满清根本就没有闭关锁国，满清的GDP世界第一，完全是因为大量出口顺差的结果，大量的丝绸、茶叶、陶瓷出口换来了大量的黄金白银，进口了大量的鸦片，闭关锁国能创造世界第一的GDP吗？当代知识精英们说谎就像鸡放屁一样，非常随意。与现在一样的是满清的出口也是用工人农民的低工资搞的，所以中国大多数人还是贫穷的上不起学，挨饿得不得不造反起义。专制精英们用出口换来的黄金白银为自己先富发财享乐，大建楼堂馆所，花园别墅，大造园林。　

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一切剥削的根源到底是什么？　　

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一切剥削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如果只用政治经济学解释剥削，是解释不明白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一切剥削是社会性行为文化问题，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人性问题，其实根本原因是人性问题，是社会性行为文化问题，《文化大革命》其实就是对社会性行为文化革命，当然也需要文字文化革命作为工具，因为文字文化从来就是社会性行为文化的工具。

毛泽东的继续革命就是《文化大革命》，彻底把《自私》的社会性行为文化革命成无私的社会性行为文化，这需要国家权力公有制，生产资料公有制，思想权公有制，知识所有权公有制权，财富分配权公有制，这样的公有制民主。才能从源头消灭剥削。

毛泽东发现《自私》的社会性行为文化才是剥削的根源，精英专制就是自私的社会性行为文化。

这种精英专制是全民的投机投靠社会性行为文化，主要由两种社会性行为文化组成，第一种是知识精英的投机投靠形成了强势政治群体，形成了精英专制政治体制。第二种是普通群众的投靠救世主行为，总是希望自己能选择或者选举一个更好的精英群体救世主，这两种自私的社会性行为文化形成的自私的精英，专制社会性行为文化就是剥削的根源。　　

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一切剥削还有五种工具，1，就是精英专制的政治体制，2，精英私有化垄断的生产资料，3，精英私有化垄断的思想权，4，精英私有化垄断的知识所有权，5，精英垄断的财富分配权。

马克思主义发明的《剩余价值》学说只是讲了社会财富分配问题，是经济循环中的再投资和再消费的经济循环问题，《剩余价值》的分配问题是产生经济危机的根源。　　

只有极少数人能做到境随心转，极少数人才能做到大公无私。

大多数人的本性是心随境转的，在精英专制制度中大多数人都会心随境转变成自私的投机投靠更强者，专制更弱者，尤其是知识精英们的投机投靠形成了强势专制阶级，在社会中形成了一种主流的自私的社会性行为文化，误导整个社会形成了自私的弱肉强食社会性行为文化，导致社会道德沦丧。　　

产生剥削的规律是知识精英们的自私社会性行为形成了强势专制阶级，还有多数人的投机投靠更强势群体谋取自私利益，形成了精英专制政治体制，精英私有化垄断的生产资料，精英私有化垄断的思想权，精英私有化垄断的知识所有权，精英垄断的财富分配权，专制精英们用这些专制工具搞剥削。　　

所以只有毛泽东的《群众路线》，《人民民主》，《人民专政》才能消灭资本中的剥削，民主是彻底消灭剥削的唯一方法。这就是《文革》式的大民主，《人人斗私》，《互相监督》。《文革》就是对专制腐朽文化的革命。可惜毛泽东逝世后，《文革》被走资派邓小平抹黑否定了，因走资派邓小平篡权成功了，虽说对中国的劳动人民来说是坏事，社会主义社会复辟资本主义了，但也教育了劳动人民。新生事物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

[yongbing1993]

毛泽东创建了一个三十年无毒国





从1950年2月24日毛主席亲自批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严禁鸦片烟毒的禁令》起，到1952年12月中共中央转发公安部长罗瑞卿《关于全国禁毒运动的总结报告》止，整个禁毒运动花了不到三年时间，基本彻底禁绝毒品，一举扫清了这个百余年来给中华民族带来深深耻辱和伤痛的毒瘤，还人民以清明、健康、安定、尊严的生活。这在世界禁毒世上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堪称人间奇迹。

而走资派特色政府近四十多年来，毒品卷土重来，再次在中华大地泛滥。据国家禁毒委公开资料，截至2014年年底，我国累计登记吸毒人员295.5万名，估计实际人数超过1400万名。面对错综复杂、日益严峻的禁毒形势，历史的经验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毛泽东时代是面对的是一个怎样的烂摊子。

说起毛泽东时代的禁毒运动，不得不提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新政权面对的是怎样一个令人难以想象的烂摊子：

工业革命后的英国，迫切需要打开中国市场，以销售自己的羊毛、呢绒等工业制品，另一方面，中国的茶叶、丝绸、瓷器等在欧洲各国依然大受欢迎。国际贸易中，中国一直保持着贸易顺差的优势，直到1920s，中国对英贸易每年依然保持出超二三百万两的地位。

英国资产阶级为改变此种不利局面，开始在中国大规模走私鸦片，这给英国资产阶级、英印政府和东印度公司带来了惊人的暴利。但中国国内，则一片惨状。中国白银每年外流600万两以上，导致国内严重银荒，银贵钱贱，导致百姓生活困难，国库空虚，还造成了江南地区工商业的萧条和衰落。同时，鸦片输入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摧残了人民的身心健康，日渐羸弱的体质被西方入侵者蔑称为“东亚病夫”，精神上则变得不思进取、好吃懒做。长此以往，那个战天斗地、勤劳生产、数千年来绵远不绝、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将不复存在。

“鸦烟流毒，为中国三千年未有之祸”。林则徐受命钦差，入广州查处禁，并于1839年虎门销烟。此举触犯了殖民主义者的利益，加之清政府羸弱无能，最终失败，以割地、赔款、开放口岸作结。这就是第一次鸦片战争。

很快，在中国贩卖和吸食鸦片再也不需要遮遮掩掩了。

“竹枪一枝，打得妻离子散，未闻炮声震地;铜灯半盏，烧尽田地房廊，不见烟火冲天!”这已经成为中华大地的随处可见的景象了。

清末民初，为挽救垂死的政权，清政府再一次发起禁烟运动。很快，民国成立，其许多地方都是此前走私贩烟的帮会当家，加之军阀割据，常年混战，烟毒再次泛滥。

民国期间，多次出台禁烟，但烟土本是各路军阀的利益所在，结果每次禁烟都是表面文章，实际上是愈加蔓延。尤其恶劣的是，“寓禁于征”的幌子下，实际上是把烟土作为扩军内战或拥兵自保的主要财政来源，游民、土豪劣绅、土匪和军阀沆瀣一气，逼迫农民种大烟，以获得高额利益，许多良田或者荒废或者成为毒田，不少农民因此饱受欺压、家破人亡。

如湘南地区，保靖县恶霸地主徐世弟、徐世发兄弟，强迫农民每户至少栽种罂粟1000棵，并征收50%以上的烟税;如有违抗不种，除吊打外，仍须交纳2两鸦片的“懒捐”。四川广安县烟民讽刺国民党政府的禁烟政策诗歌写道：“我有三亩田，政府叫我种烟，我种了烟，好抽窝捐;我有一两银，政府叫我买烟，我买了烟，好抽灯捐;我已种烟买烟而吸烟，为何又叫我戒烟?”据1945年的统计，仅阜阳一地，就植有罂粟127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49%。

而在日本占领区，日本入侵中国之后，不但阻挠中国政府推行禁烟政策(哪怕仅是表面上的)，还间接破坏国际资本对毒品的控制，妄图控制中国的毒品。在其占领区，制定了严格的鸦片统制制度，从罂粟种植、到鸦片的收购、制造和销售，都在日军严密的掌控中。日军侵略东北不到3年，凡日军所到之处，没有一处不被“毒化”“黑化”的。据1934年伪满民政部的调查，伪满境内吸食鸦片、吗啡、海洛因者，达900万人。其中15—18岁的吸食者占10%，19—24岁的吸食者占13%，25—29岁的吸食者占23%，30岁以上的占33%。总计东北3000万同胞，吸毒者竟占三分之一。

国际联盟禁烟顾问委员会代表斯图尔特·富勒曾严正谴责日本使用麻醉品毒害中国人的罪行，他指出：“冀东区内不可想象之情势，天津暨北平到处是鄙污可耻之状态，河北乡村吸鸦片恶习之蔓延以及上海之现状，均涉及以鸦片毒害别人的政策，无一非日本人所造成。”

新中国成立前夕，光云贵川的烟土地就高达1545.46万亩，云南烟土地占耕地面积33%，西康则达48%以上。全国种植罂粟的农民有1000万人以上，从事贩毒制毒以及制售吸毒工具者超过60万人，瘾君子人数达2000万人，各地烟馆林立。种、制、贩、吸，均几乎遍及全国各地和各个阶层。

泛滥的毒品严重阻碍了农业生产，与之相伴的还有武装贩运、残害群众、损毁健康、腐蚀精神等等。千百万民众就在这毒气迷天、烽火铺地的黑地狱里，如密林中的枯草，看不见一线天光。

这就是旧中国留给新生政权的烂摊子。

雄鸡一唱天下白，毛泽东时代是如何短时间消灭毒品的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为了保护人民的身心健康，在毛主席领导下，从1950年到1952年，短短不到三年时间，就扫清了肆孽中华大地一百多年的毒品。一个风清气正社会建成了，黄赌毒就此与中国人民绝缘了，中华儿女从此有了强健的体魄、改天换地的精神，屹立于世界东方的中国人民真的站起来了!

1950年2月24日，毛主席批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通令指出：“自帝国主义侵略我国，强迫输入鸦片，危害我国已有百余年。由于封建买办的官僚军阀的反动统治，与其荒淫无耻的腐烂生活，对于烟毒，不但不禁止，反而强迫种植，尤其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下，曾有计划的实行毒化中国，因此戕杀人民生命，损耗人民财产，不可胜数。现在全国人民已得解放，为了保护人民健康，恢复与发展生产，特规定严禁鸦片烟毒及其他毒品的办法。”

依此精神，各地先后制定了相应的条例并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禁毒运动。

在此前毒品种植最为泛滥的西南地区，西南军政委员会发布的《关于1950年春耕及农业生产指示》，特别指出要严禁种植鸦片。1951年春，西南地区就基本禁绝了鸦片种植。如云南嵩明县民权乡，农民自动订立公约，保证不让一粒烟籽入土，并将烟地改种其他农作物。

政务院《通令》发布以后，各省、市、行署，相继成立各级禁烟禁毒委员会，部分地区农村也成立了禁烟禁毒小组，其重点工作就是进行广泛的禁烟毒宣传，掀起群众性的禁止烟毒运动。各地大都在人民代表会议、农民代表会议，以及减租退押中作了广泛深入的禁烟毒宣传教育，形式有专题讨论、诉苦大会、街头宣传、漫画标语等，做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比如某地的戒烟歌谣，就在当地广为传唱：“毛主席号召大禁毒，我们全民要响应。砸掉烟枪烧掉大烟，叫它们永世不出现。禁了大烟身体壮，甩开膀子把劳动干;禁了大烟省了钱，支援朝鲜打胜仗，支援国家搞建设。”

而这正是《通令》第一条特别强调的“作广泛的禁烟禁毒宣传，动员人民起来一致行动”。

针对毒品的种、运、制、贩、吸等环节的实际情况，人民政府及公安机关采取“力劝两头，断斩中间”的策略，即规劝吸毒者不吸、种者不种(包括强制铲除)，重点卡断流通环节，着重打击制毒贩毒，此法在当时称之为“拦腰一棍”。

此外，中共中央颁布的《关于肃清毒品流行的指示》当中就明确指出，要打击惩办少数，教育改造多数，特别提倡检举立功，即“制造者、集体大量贩卖者从严，个别少量贩卖者从宽;主犯从严，从犯从宽;惯犯从严，偶犯从宽;拒不坦白者从严，彻底坦白者从宽;今后从严，过去从宽。打击的重点放在集体大量的制毒、贩毒贩与严重违法的工作人员。对情节不是特别严重，只要彻底坦白，真诚悔过，检举立功者，可减轻或免予处分”。群众被大规模的动员起来了，整个禁毒运动期间，共有130万余人参与检举揭发。

针对少数公安人员参与贩毒的情形，时任公安部副部长的徐子荣，在给毛泽东主席写的专题报告中说，必须于“三反”、“五反”运动末期，大张旗鼓地再搞一次群众性的禁毒运动。公安人员不论吸食、盗卖、贩运、制售毒品，和包庇掩护毒犯都是严重的犯法行为，必须一律严肃对待，绝不宽恕。毛主席批示“徐子荣同志所提意见是好的”。

1952年，中央政府先后发布《中共中央关于肃清毒品流行的指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为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并于当年七月底批准通过了公安部《关于开展全国规模的禁毒运动的报告》，开展了新一轮的禁毒运动。

据中共中央转发公安部长罗瑞卿《关于全国禁毒运动的总结报告》称，运动于1952年11月底结束，共查出毒贩369705名，共逮捕82056名;处理51627名，其中判处各种徒刑(包括死刑、无期徒刑)33786名，劳改的2138名，管制的6843名，释放3534名，已处决880名;共缴获毒品3996056两，制毒机235部又15716套，贩运藏毒工具263459件、迫击炮2门、机枪5挺、长短枪877支、子弹80296粒、手榴弹167颗、炸弹16个、发报机6部。

多管齐下，在全国范围内有效地斩断了罂粟种植，掐断了流通环节并通过自行戒除和强制戒除的办法，帮助上千万烟民戒除了烟瘾。1953年，中国总理兼外长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已经消灭了前人未能消灭的陋习”，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无毒国”。

之所以新中国能很快铲除肆孽百余年的魔品，并使其在整整30年的期间基本销声匿迹，这本就是一个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迹，主要原因如下：

首先这是一个人民的政府，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不像国民政府那样，没有利益纠葛在里面，所以能说到做到，真灭真禁。

其次，广泛的进行群众教育和动员群众。将对毒品有着切肤之痛的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给调动起来，人民群众广泛又深入的参与，使群众在运动中完成了自我教育和相互教育，并使得得犯罪分子无所遁形，这是最强大的一股力量。

第三，得当的策略，比如在少数民族地区缓步推行禁烟，比如只惩办罪大恶极者，其余以教育为主。同时，与土地改革、三反五反等共同构成那个时代伟大的社会变革，整个社会面貌能够短时间内为之一新。

第四，铲除毒品产生的土壤。作为资本主义的伴生物的毒品问题，当城市完成了三反五反及之后的三大改造，农村组织起来并形成人民公社制度之后，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公平公正的社会，并形成了劳动创造价值，不劳动者可耻的社会风气。毒品问题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自然也就近乎绝迹了。

卷土重来的毒品

2018年6月25日，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发布《2017年中国毒品形势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底，全国现有吸毒人员255.3万名，同比增长1.9%，增幅较上一年下降5个百分点。2015年的发布会，则称截至2014年底，全国累计发现、登记吸毒人员295.5万名，参照国际上通用的吸毒人员显性与隐性比例，实际吸毒人员超过1400万。

2017年，全国共破获走私、贩卖、运输毒品案件10.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1.5万名，缴获毒品49.9吨。随着互联网、物流快递等新业态迅猛发展，不法分子越来越多地应用现代技术手段，全方位利用陆海空邮渠道走私贩运毒品，贩毒手段的科技化、智能化明显升级。

此外，在毒源方面，境外毒品向中国渗透势头未减。“金三角”、“金新月”和南美三大毒源地毒品对中国形成全面渗透之势。受毒品暴利的刺激，国内制毒活动仍十分严重，在强力打压下，制毒活动不断从广东、福建等重点地区向其他管控薄弱地区转移，全国已有29个省份出现制毒活动。

可以说，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是全球唯一一个对毒品保持高压态势的国家，因此取得了不少的成效，但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近四十年来，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泛滥中华大地，此前的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价值观被逐一颠覆。

80年代起，迪厅、录像厅、KTV、酒吧、会所等在全国遍地开花，在社会变革之际，地方的不作为和权力腐败等因素，导致黄赌毒的罪恶之花在这些地方蔓延滋长。加之娱乐圈某些明星(无论演员还是歌手)的示范效应，在青少年群体内竟然产生吸毒是一种时尚，标志着新潮和反叛的错误认识。

1949年杜勒斯、艾奇逊们将中国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于“孩子的孩子”，“民主个人主义者”。此时重新审视，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和价值观同时发生变化的是社会土壤的变化——农村和城市的组织系统逐渐瓦解，人民公社解体，国企破产，部分农民和城市平民陷入贫困，少数人通过巧取豪夺，获得了血腥的第一桶金，社会不平等加剧——与之相伴的是社会价值观的进一步变化，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有奶便是娘，有钱才是本事等观念再度死灰复燃并日渐兴盛。

在巨大的利益诱惑下，尽管我国对制度、运毒、贩毒都有着严厉的禁令，犯罪分子们依然前赴后继、铤而走险，资本和权力不断涌入，有的地方还形成了老带新、规模化犯罪的情形，似乎哪怕九死一生，只要我是那个一就成。

此外，随着我国对外开放规模的不断扩大，国际环境对我国的影响也不容小视。

20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毗邻我国西南边陲的世界第一大毒源——“金三角”遭受美国支持的泰国及香港的双重打击，生产和转运通道都受到影响，于是金三角贩毒集团将经营重点移向北方，即中国云南、广西、广东。1979年，金三角毒枭利用我国对外开放，国门打开之机，沿着漫长又山高林密的边境线，建立了“缅甸-云南-广州-香港”的贩毒通道。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后，位于我国西北境外的“新金月”毒源地因其日益增多的毒品和动荡的政权，对我国构成新的威胁(世界三大毒源地就有两个与中国为邻)。

而毒品本就是资本主义的伴生品。

毒品是帝国主义攫取财富、控制他国的重要手段

在资本主义产生以前，世界各国对罂粟的使用主要是用于宗教和治病，并且对其使用有着严格的限制。

毒品的泛滥正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可以说是其罪恶的一部分。英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为攫取利润和控制中国，曾经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戕害前文已有所述及，这里不再多言。

到今天，毒品依然是帝国主义和资本财团攫取财富、控制他国的重要手段

加拿大著名的政治分析家彼得?戴尔?斯科特认为，从20世纪50年代的泰国开始，美国已经习惯利用中情局和毒品贩子及与其有资金往来的银行的结盟来建立和维持右翼政府。这种模式不断出现在老挝、越南、意大利、墨西哥、泰国和现在的阿富汗等国家。

1980s，美国就支持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者以对抗在阿富汗的苏联军队。为了支付战争，塔利班命令农民种植毒品以征税。美中情局的任务是通过推动在中亚共和国内部激进的伊斯兰分子来破坏苏联的国家稳定，并且用毒品战争来支持他们与苏联的冷战，可以说西方的情报机构正是利用他们对毒品的控制权来影响中亚的政治派系。

1989年苏联军队从阿富汗撤军，塔利班领导人禁止毒品的种植，在2000年7月塔利班当局签署法令要求农民停止种植，2001年鸦片生产降至最低。9·11后，美国占领阿富汗，摧毁塔利班，毒品生产被解禁，由中央情报局支持的军阀重新获得控制权，阿富汗再一次成为了主要的毒品生产国，并且，美国军队曾公开称正在保护阿富汗的罂粟田。

在另一个毒品生产基地，银三角地带也是如此。自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军队干预之后，1991~1999年，哥伦比亚的古柯种植面积增加了3倍(从3800公顷增加到12300公顷)，罂粟种植面积大幅增加5.6倍(从130公顷增加到750公顷)。

在任何一个毒品生地，但凡是美国插手干预了，该地区的毒品生产就会大幅上升，这已经成为一个铁律。20世纪50年代，缅甸正是如此(正是因为中情局插手，从1939年40吨的毒品产量上涨到1970年的600吨)，泰国如此(从1939年7吨上涨到1968年200吨)，老挝也是如此(从1939年不到15吨上涨到1973年50吨)。

与之相关的，则是毒品资金的流动。西班牙《起义报》报道称，据联合国的统计，每年3500亿美元的毒品资金44%留在美国，33%留在欧洲，大部分留在伦敦“城”。“美国银行为墨西哥贩毒集团洗钱数十亿，但从来没有任何银行家被逮捕”专门报道毒品问题的墨西哥记者塞西利亚·贡萨莱斯则称。

至于贩毒的结构，“结构呈金字塔状。由于这是一项资本主义的交易，它的结构是复杂的。在基层是穷人，他们面临死亡或是被关进监狱：他们是农民，生产毒品，被称作‘毒品工人’和‘骡子’，或是运输毒品的贫穷妇女。在中间的阶层有刺客和有组织犯罪的中层指挥机构。往上则是银行和贩毒头目，安全部队、政客、权力机构。”

消灭毒品，历史的教训和经验值得认真总结。除了继续保持高压态势、广泛宣传教育、打断渠道各环节外，还应固本培元，改变毒品产生和传播的内外社会土壤——对内重立劳动价值，建立更加公平公正的社会，对外实行革命的国际主义。

只有如毛泽东领导的真正的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社会主义才能彻底消灭毒品，还人类一个清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