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是在不断纠错中进步

中国共产党是在不断纠错中进步




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斗争是对中共党史上曾经存在过的一种概括、叙述方式。计有所谓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第1次），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第2次），李立三冒险机会主义路线（第3次）、王明先左后右的机会主义路线（第4次），罗章龙分裂主义路线 （第5次）、张国焘分裂主义路线（第6次），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第7次），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第8次），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第9次），林彪反革命集团（第10次）。最先提出“十次路线斗争”的，是毛泽东南巡时的谈话。而正式提出“十次路线斗争”概念的，是《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是走资派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

在1945年的延安。那时离嘉兴南湖红船启航已24年。这24年航程，惊涛骇浪片刻未歇。除了战争带来的风雨如晦，党先后发生过三次“左”倾错误，经历过反“围剿”失利被迫长征，全国党员、红军锐减九成，白区党组织损失殆尽的“至暗时刻”。从中央苏区到延安，教条主义像一团乌云如影随形，始终笼罩在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的头顶。

彼时，党内教条主义故态复萌，广大党员干部思想认识不统一，“在军事上，在政策上，例如群众运动、减租减息，许多地方都不一致”。延安之外，国民党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八路军、新四军被诬为“新式军阀”，根据地被传为“变相割据”；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的消息传至国内之时，“马列主义已经破产”“共产主义不适用中国”“解散共产党”“取消陕北特区”等反共舆论甚嚣尘上。

“中国共产党在处理中国革命问题时所犯‘左’倾或‘右’倾错误，很大程度上都是照搬照抄共产国际指示的结果。当时严峻的斗争形势对中国共产党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即要求党必须有一个自己毫无争议的政治领袖，有自己的统一的思想。”李庆刚说，党中央花巨大心力对党的历史进行彻底总结，批判历次“左”倾“右”倾错误，树立实事求是的正确思想路线，是因为不如此党就难以统一，也无法承担民族解放的重担。

1944年5月，任弼时写出《决议》草案初稿，分送政治局委员征求意见，并经胡乔木、张闻天多次修改。随后，毛泽东在张闻天修改稿的“抄清件”上修改7次。实际上，毛泽东参与《决议》起草，可以追溯到1941年。从1941年3—4月为《农村调查》撰写序和跋，到1941年5月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痛批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再到两次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土地革命后期和抗战时期中央的路线是非，在帮助全党认清“左”倾教条主义的危害方面，毛泽东倾注了诸多心力。任弼时当时写《决议》草案初稿，就是在毛泽东1941年撰写的《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结论草案》和两次会议讨论的基础上形成的。

“前后历经4年，毛泽东直接参加起草并反复修改，全党高级干部多次讨论。《决议》倾注了毛泽东大量心血和用唯物史观对党的历史的科学判断，可谓呕心沥血、字斟句酌，集中了全党的集体智慧。”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薛庆超表示。

百年回望来时路，后来人多惊叹于革命年代的天翻地覆慨而慷，而这狂澜巨变，也是由一天天的日子熔铸而成。有很多影响中国历史的变化，它的见证者，可能只是当年延安窑洞里一盏彻夜不熄的灯火。正是这灯火，穿过旧中国的沉沉暗夜，照亮了光明的新中国。中国共产党的六届七中全会指出确立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最大保证”，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指导思想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开启了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新纪元。

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

作者：毛泽东

这个决议不但是领导机关内部的，而且是全党性质的，同全国人民有关联的，对全党与全民负责的。哪些政策或者其中的哪些部分是正确的或者不正确的，如果讲得合乎事实，在观念形态上再现了二十四年的历史，就对今后的斗争有利益，对今后党和人民有利益。正确和错误的标准自然是马克思主义，但人民利益同样是标准。人民对于各党派的情形并不很了解，但懂得根据他们的政策来作判断。国民党致力国民革命凡五十年了，其中做了些好事，但做了更多的坏事，所以人民不喜欢它。我们做了好事，但也犯了些错误。现在的决议就是说这些问题，所以是关系于全国人民的。

这个决议有两个问题:做不做?如何做?不做就是怕犯错误。看趋势是要做，但决议现在还有缺点，还需要修改，所以今天也只要求基本通过。我想决议的基本思想是不错的，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需要纠正，使革命不受损失。至于各个历史问题的叙述是否完全正确，那就不一定了。我们现在只能准备在二三十年后来看，这个决议还是功大过小，那就很好了。如何做?交七大还是交七中全会讨论通过?原来是准备交七大的，后来决定交七中全会。这是一个政策性的问题，不是随便决定的，因为这样可以避免大会把重心放在历史问题上。

内容上的其他问题:四中全会是否根本错了?现在弄清楚了，四中全会在根本上是错误的。共产国际的问题为什么不提?故意不提的。共产国际现在不存在了，我们也不把责任推给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总的来说是功大过小，犹如玉皇大帝经常下雨，偶尔不下雨还是功大过小。没有共产国际的成立和帮助，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是不能有今天的。他们需要我们，我们也需要他们。

治病救人的方针证明是有效的，要看什么时候需要强调哪一个方面。前年十二月以后治病太多，救人差一点，所以去年就多加些“甘草”。最近的情形也是如此。一九四○年不许提路线，一九四一年谈了路线，以后就发生了王明同志的问题。他养病的时候，我们整了风，讨论了党的历史上的路线问题，“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这是确实的，但“沛公”很多，连“项庄”自已也包括在内。发展的过程就是如此。到了现在，这个决议就比较好，把治病救人两方面统一起来了。王明同志写了这封信，内容有无缺点错误还可以研究，但其态度是好的，应该欢迎的。其他许多同志的意见都很好。错误不是少数人的问题，写几个名字很容易，但问题不在他们几个人。如果简单地处理几个人，不总结历史经验，就会像过去陈独秀犯了错误以后党还继续犯错误一样。对陈独秀应该承认他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有功劳的，大体上如同俄国的普列汉诺夫。李立三在大革命时代也有功劳。党是政治团体，不是家族或职业团体，党员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因为政见相同结合起来的。政见不同就要有争论，争论时要分清界限。

从前许多同志都苦于中国没有马、恩、列、斯那样的革命领袖，我也是如此，中国的落后不能产生列宁那样的伟人。现在提出一个任务，就是加强对马、恩、列、斯著作的学习，首先是我需要加强。凡是政治上过去犯过错误现在改正了的同志，我们都要团结他们，全党要像决议上所说的团结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这个支票是要兑现的。决议把许多好事挂在我的账上，我不反对，但这并不否认我有缺点错误，只是因为考虑到党的利益才没有写在上面，这是大家要认识清楚的，首先是我。孔夫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即使到七十岁相信一定也还是会逾矩的。

抗战时期有两个关节就是整风和生产，没有这两项党就不能前进。两万五千共产党员发展到几十万，绝大多数是农民与小资产阶级，如果不整风党就变了性质，无产阶级其名，小资产阶级其实，延安就不得下地，王实味、“轻骑队”、“西北风”占了统治地位，只有经过整风才把无产阶级的领导挽救了。生产运动也是这样，没有生产运动，党就要向后退，就要往下垮。这些都是学习来的，草鞋没样，边打边像，这是有些道理的。我们就是这样慢慢学习着前进，现在也并不是什么都学会了，只是错误犯得少一些。

防止敌人利用，这一点也要说一下。人家成立了一个“非常委员会”，我们的决议还没有做他们就利用，说什么四中全会是正确的，现在做了决议他们更要利用，更要挑拨，我们必须准备。团结——批评——团结，这是不怕挑拨的。但是小广播就不同，这需要搜集并加以分析。其中有许多是闲话，是没有恶意的；有许多是错误的，但也不一定是恶意的；至于有恶意的也要听，因为只有听了才能发现它的恶意。总之，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把各种闲话都引到自己的责任上来，这就卸下一个大包袱，不至于多生气。一九四一年边区老百姓中有人说雷公咋不打死毛泽东，这就引起我的警觉，分析原因，发现是征粮太重了，于是就发展大生产运动。党校去年有人说我是官僚主义，这也使我下决心到党校去多接近一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