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是毛泽东战中国共产党内鬼
1966年爆发了席卷整个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铸就了一段无法回避的历史。
毛泽东曾经说过他的一生只做了两件事,一件是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一件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足见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即新中国的发展史中,均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历史不能割裂,更不容歪曲。客观总结和正确评价文化大革命,是任何实事求是的共产党人必须承担的政治责任,也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民大众的历史要求。文革毕竟是在人类文明发展长河中史无前例的伟大创举,历史地唯物地看待文革,就是在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
现在,文革已被走资派和右派定性为“十年动乱”,不仅一无是处,负有罄竹难书的罪责,而且被走资派和右派及反共联盟刻意掩盖、歪曲和妖魔化渲染得面目全非。
然而,这场曾让全世界震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国共产党人内部的反修防修的斗争,又是古今中外全人类历史上仅有的一次,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文化大革命》,绝不是用几句话就被彻底否定的话就能盖棺定论的。尤其是《文革》所蕴含的全世界全人类无产阶级的革命原则下,即取得劳动人民自己当家作主政权之后,如何能继续革命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权。是在发生了苏东剧变苏联解体之后,尤其是走资派中国特色改革开放复辞资本主义全面私有化之后的社会现实面前,其现实意义和历史预见性就愈加清楚地凸显了出来。毛泽东当年的文革是对的。历史是不会永远保持沉默的,无数的客观公正的人们,已经在全面还原历史真相和解读文革的本质。《毛泽东当年的文革是对的》。《毛泽东当年的文革是对的》。《毛泽东当年的文革是对的》。
《文革》是中国共产党内无法避免的较量。信社还是信资。“不争论“就是为了复辟资本主义。
要正确解读《文革》,首先要清楚《文革》发生的历史原因。
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脱胎而出的新中国一穷二白,虽然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但尚不具备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水平,不可能一步迈进社会主义。
在中国共产党内存在着严重的两条路线的斗争,走资派要补上自由资本主义这一课,通过自由资本主义逐渐完成必要的社会经济积累,然后再“消灭“资本主义,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这用四十多年的社会实践证明己失败。今天的中国走资派特色政府会去消灭资本主义,再来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吗?走资派资本家同意吗?
以毛泽东领导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实行社会主义道路,通过高积累和低消费,集中快速完成必要的社会经济积累,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由于国家社会主义的计划管理方式与社会主义之间没有必须过渡的阶段,中国共产党和列宁去世后的苏联都选择了暂时实行国家社会主义的办法。中国很快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农业合作化,建立了高度集中的国家社会主义性质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国家政权和主要生产关系上奠定了社会主义社会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
在社会生产力十分落后的历史条件下,暂时利用国家社会主义来完成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积累,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唯一现实的道路。事实证明,仅不到三十年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建设,新中国比任何国家相比都较早了完成了全国的完正的工业化建设。使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成为了一个工业国。国防加强了,人民生活在不断政造中。
并且,在同一时期,存在于中国共产党内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里的走资派,这个官僚体制所根植的中国当时社会生产关系的土壤中,仍然保留着大量私有制小生产成分,作为上层建筑的中央内的走资派在某些方面,尤其是思想意识和文化领域还滞后于业已建立的公有制计划经济基础的优越性,走资派们仍携带着以往私有制的各种烙印。走资派们迷恋于封建官本位等级秩序的残余和资产阶级法权,仍然存在于各种社会政治经济关系中,并作为思想意识形态顽固盘踞在人们的头脑里和各类文化形式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更为严重的是走资派们这种影响成为体制官僚主义的催生剂,时刻侵蚀执政党队伍,与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立党执政宗旨相对抗,使行政管理体制逐渐显露出脱离人民的官僚化统治迹象。
毛泽东对此恨之入骨,把这种官僚主义叫做“死官僚”,认为“死官僚不关心人民生活,不管主观愿望如何,实际上帮助了敌人,是反革命的同盟军。”对已经建立的国家社会主义中的官僚管理体制很不满意。
这个问题如不解决,必然会使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失去无产阶级性质,成为一场历史曾反复上演过的轮流坐天下的普通农民起义,像前苏联一样导致修正主义,进而复辟资本主义。一句话,中国共产党的体制内的走资派官僚主义倾向和旧时代的腐朽思想文化,正在反制着新中国社会主义刚刚开始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进步。
在一般社会学意义上,社会主义主张大多数底层普通民众的利益,而资本主义则主张少数资产阶级的利益。
社会主义的进步性就在于它的大众公平性。这种体现真正社会公平的先进社会制度,对于只体现少数资本家利益的资本主义制度来说,无疑是一种进步和超越。
阶级斗争则是实现这个进步和超越的社会内在动力和必经途径。
无产阶级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后,社会主义革命还必须继续完成两大历史使命才能最后完成这个超越。
一是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公有制改造,用惠及人民群众的公有制来代替服务于资产阶级的私有制,为人民群众利益最大化发展创造前提。
二是必须对上层建筑领域中排斥人民群众利益的走资派官僚精英的文化逐步加以消除。否则,权力体制的官僚化,必将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导致社会生产关系再次退回到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状态中去。
《共产党宣言》曾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成功,只是完成了第一个决裂。因此,改造上层建筑实行第二个决裂即《文革》,就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必不可免的重要任务。
这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问题,实际上恰恰是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这一特殊国情构成的历史条件,决定了中国革命只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后直接进入社会主义。
抗日战争结束之后,中国共产党内部关于中国是否需要补上自由资本主义这一课的历史争论从未停止过。直到今天,依旧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着两条政治路线之间的激烈的阶级斗争。
因此,新、旧中国在思想文化和政治领域里的对抗绝非空穴来风,而是中国社会特定历史阶段自身矛盾使然,并且必然转化成无法避免的政治较量。这种对抗和较量是无产阶级同已被推翻的所有剥削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延续,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夺取政权后能否打破所谓周期律,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亟待解决的历史命题。
怎样解决这个重大而复杂的命题,在以往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没有现成答案。马克思在深刻剖析资本主义社会自身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时发现,无产阶级必须通过暴力革命才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
列宁实践了这一伟大理论,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但没有解决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
斯大林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在短时间内建立起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但他不承认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导致官僚主义泛滥、苏共修正主义思想政治路线上台,终于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上演了共产党下台、国家分裂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历史性悲剧。
这个悲剧,对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是否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是否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这一重大理论问题,作出了最具说服力的回答就是毛泽东的《文革》。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毛泽东从中国社会管理体制的官僚化和国际共运的修正主义动向中,敏锐察觉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必须尽快解决这个问题的紧迫性,提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对这一理论进行了创造性的实践探索,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也使践行这一理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具有了史无前例的深远意义。
进入六十年代,中国共产党连续发表了《苏共领导同我们的分歧的由来和发展》等九篇评论文章,在国际社会主义阵营中同否认阶级斗争、主张“全民党”和“和平长入”共产主义的苏共修正主义思想政治路线,展开了针锋相对的公开的激烈论战。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一经提出,剩下的就是如何从实践上解决这个重大课题。
毛泽东曾为此尝试过许多方法,但都遭到了体制官僚的百般干扰和破坏,收效不大,最后不得不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让人民起来批判一切腐朽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和旧习惯,让人民群众直接参政议政,监督执政党,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大众民主,来识别和揭露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响了迎头痛击封资修、防修防变的人民战争。
近日,中国走资派特色政府的军媒报道,中共中央军委近日印发《关于大力弘扬优良传统、全面肃清流毒影响 重塑政治干部形象威信的若干规定》,明确政治干部特别是政治领导干部带头徙木立信、从严肃毒除弊、重塑形象威信的铁规矩硬杠杠。
首先从文字上故弄玄虚,例如《徙木立信》有几个“领导干部“懂其意思?百多年前中国的有识之士就提倡《白话文》,讲些老百姓都能听得懂的话,不行吗?用《徙木立信》就显得写文章的人是大师?又或是砖家叫兽?
而《徙木立信》在百度上的解释是:徙木立信(徙:迁徙;信:信用)指战国时期商鞅变法,为取信于民,在国都集市南门竖立起一根三丈高的木头,承诺会重赏将木头搬至集市北门的人,后有人将木头搬至北门,商鞅立刻重赏了 ...。于今日之“领导干部“意欲何为?
《大力弘扬优良传统》中“优良传统“是什么?为之军中的“领导干部“的优良传统难道是《徙木立信》吗?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能为军中的“领导干部“们《大力弘扬》吗?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要不要大力弘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能不能还大力弘扬?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具体的是: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曾有两个具有不同针对性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其中一个是针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队建设的。另一个则是针对中国共产党内的各级军政大大小小干部的。这两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设和对中国共产党内的各级军政大大小小干部队伍建设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作用,而它们的制定和完善都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有着密切的关系。
中国人民解放军即人民军队建设的《三大纪律》分别为:
《三大纪律》
一、一切行动听指挥;
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三、一切缴获要归公。
《八项注意》
一、说话和气;
二、买卖公平;
三、借东西要还;
四、损坏东西要赔;
五、不打人骂人;
六、不损坏庄稼;
七、不调戏妇女;
八、不虐待俘虏。
党政干部队伍建设
《三大纪律》
一、一切从实际出发;
二、正确执行党的政策;
三、实行民主集中制。
《八项注意》
一、同劳动同食堂;
二、待人和气;
三、办事公道;
四、买卖公平;
五、如实反映情况;
六、提高政治水平;
七、工作要同群众商量;
八、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1947年10月10日,由于解放战争对人民军队的政治纪律、军事纪律和群众纪律提出更高要求,毛泽东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又称“双十训令”),对原先“各地各军略有出入”的内容作了统一规定。《训令》指出:“本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实行多年,其内容各地各军略有出入。现在统一规定,重行颁布。望即以此为准,深入教育,严格执行。”
三大纪律是: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一切缴获要归公。
八项注意是: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
自此,“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以命令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全军的统一纪律。它对统一全军纪律,加强部队的思想和作风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
这才是真正的优良传统,值得去大力弘扬。
而《关于大力弘扬优良传统、全面肃清流毒影响 重塑政治干部形象威信的若干规定》中的《从严肃毒除弊、重塑形象威信》。而这期中的要从严“肃毒除弊“,肃什么毒?除什么弊?要讲清楚这些毒和弊是怎么产生的?又是谁造成的?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起犯过不少错,走过不少弯路,光路线不同而引发的斗争就有十几次,为什么到了今天还装糊涂前后三十年互不否定?如何其圆叙述?错,对不分,何谈忠诚?
《规定》共七个方面22条,对政治干部强化政治忠诚、恪守党性原则、公道正派用人、坚持身先示范等立规明矩,采取先立后破、正反结合的方式,明确应该怎么做、不能做什么,要求牢记“党代表”身份,自觉践行我军政治工作优良传统,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以过硬作风和形象感召部队、取信官兵。
以上这段中的《对政治干部强化政治忠诚》的“忠诚“?是忠诚于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是忠诚于资本家还是工人农民等人民?
《恪守党性原则》?是信仰共产主义的共产党?还是一切向钱看的中国共产党内的走资派特色党?
《公道正派用人》?在一切向钱看的中国共产党内的走资派特色党的政府里还能有《公道正派用人》吗?
《坚持身先示范》?是坚持身先示范让少数人先富起来而己。
《解放军报》也在同一天发布不具署名的评论员文章称,中央军委印发《规定》,是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以整风精神深入推进政治整训,在新起点上弘扬政治工作优良传统、加强政治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的重要举措。口头拍马屁文。
文章称,政治工作是解放军的最大特色、最大优势。回望解放军政治工作的创立发展,生命线之所以彰显出强大的引领力、凝聚力和感召力,一条重要经验是始终从思想上、政治上、作风上建强党代表队伍。从建军初期开始,中共就把加强政治干部队伍建设作为党领导和掌握军队的基础工程,久久为功、常抓不懈。1928年红四军制定的党代表工作大纲,明确规定了党代表的地位作用、职责任务和作风要求。一路薪火相传,一路整装前行,解放军先后涌现出一大批政治干部的典型典范。“他们都是崇高理想的笃定信仰者、党的领导的坚定维护者、革命作风的忠实传承者、身先士卒的模范践行者。”今天的中国走资派特色党的特色党员干部们能与当年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员们相提并论吗?
文章续说,新时代推进政治建军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正本清源、整纲肃纪。新征程上,建设对党绝对忠诚、聚焦打仗有力、作风形象良好的政治机关和政治干部队伍,必须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直面时代课题、破解深层问题,清除形形色色损害形象威信的负面因素。说大话易,做实事难。
文章称,《规定》坚持鲜明的问题导向,着眼恢复和弘扬中共和解放军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把政治工作威信牢固立起来,更加有效彰显生命线地位作用,从强化政治忠诚、恪守党性原则、公道正派用人、坚持身先示范等七个方面,明确政治干部特别是政治领导干部带头徙木立信、从严肃毒除弊、重塑形象威信的铁规矩硬杠杠。《规定》先立后破、正反结合,讲清政治干部立德修身干事应该怎么做、不能做什么,划出政治红线、用权底线、交往界线、廉洁警戒线,“实质上是向全军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官兵作出的郑重承诺”。讲清了政治干部立什么德?修什么身?干什么事?应该怎么做?不能做什么?划出的政治红线是什么?用权底线是什么?交往界线在哪里?干部的廉洁警戒线在哪里?郑重承诺了什么?
文章也称,说到的就要做到,承诺的必须兑现。每名政治干部都要主动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准确把握《规定》的政治承载、基本内容、问题指向和实践要求,加强内修内炼,做到即知即改,再整行装新出发。领导带头始终是最有力的示范。说的一套,做的另一套。承诺是口头的,必须兑现是忽悠的。
文章最后写道,政治领导干部要坚持以上率下、言传身教,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改,要求别人做的自己首先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各级党委要扛起主体责任,坚持严抓严管与常抓长治一体发力,融入政治整训推动各项要求末端落实,凝聚起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意志力量。空话连篇一纸废文。
《美其名曰‘挖掘传统’,搞了很多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东西。在整个文艺界,大谈大演‘名’、‘洋’、‘古’,充满了厚古薄今,崇洋非中,厚死薄生的一片恶浊的空气。》
《“舞台上、银幕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泛滥成灾”,》
毛泽东提出《不怕鬼的故事》,毛泽东对这个《不怕鬼的故事》序言又作了几处修改。修改的文字如下:
“世界上并没有过去的故事里所说的那种鬼,但是世界上又确实存在着许多类似鬼的东西。大而至于国际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以南斯拉夫铁托集团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严重的天灾,一部分没有改造好的地主阶级分子资产阶级分子篡夺某些基层组织的领导权,实行复辟,小而至于一般工作中的困难、挫折等等,都可以说是类似鬼的东西。”
“所以,在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者看来,世界上什么都不可怕。帝国主义,反动派,修正主义,被打倒的阶级实行复辟或企图复辟,特大的天灾,以及一般工作和斗争中的困难、挫折等等,一切都不可怕。在全体上,在战略上,对这一切完全可以而且必须加以藐视。”
从毛泽东对于鬼的内涵做出了界定,就是指国际上的帝修反和国内的修正主义、地富反坏右及天灾困难等等。
毛泽东还进一步幽默地反问道:“难道我们越怕‘鬼’,‘鬼’就越喜爱我们,发出慈悲心,不害我们,而我们的事业就会忽然变得顺利起来,一切光昌流丽,春暖花开了吗?”
这进一步说明,对鬼害怕是没有用的,关键是要不怕鬼,要树立战胜鬼的信心和勇气,对鬼抱有幻想是不行的。
毛泽东还在序言中加写了一大段话,主要介绍了这本书编辑的背景及该书出版的现实针对性,他写道:
“这本书从1959年春季全世界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修正主义组织反华大合唱的时候,就由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着手编辑,到这年夏季即已基本上编成。那时正是国内修正主义起来响应国际修正主义、向着党的领导举行猖狂进攻的时候,我们决定将本书初稿加以精选充实,并决定由我写一篇序。1960年底,国际情况起了很大变化,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在莫斯科举行了代表会议,发表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反动派、反对修正主义的声明。(指一九六○年十一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通过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这个‘不怕鬼’的声明使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声势为之大振,妖魔鬼怪感到沮丧,反华大合唱基本上摧垮。但是读者应当明白,世界上妖魔鬼怪还多得很,要消灭它们还需要一定时间,国内的困难也还很大,中国型的魔鬼残余还在作怪,社会主义伟大建设的道路上还有许多障碍需要克服,本书出世就显得很有必要。当着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于1960年1月作出了拥护莫斯科会议声明的决议和对国内政治、经济、思想各方面制定了今后政策,目前条件下的革命斗争战略战术又已经为更多的人所了解的时候,我们出这本《不怕鬼的故事》,可能不会那么惊世骇俗了。”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说的鬼就是指国际上的帝修反和国内的修正主义、地富反坏右及发展道路上面临的困难风险。编辑这本书就是要使全党全国人民坚定信心,鼓足干劲,沿着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然而,很快社会上出现了许多鬼戏及“有鬼无害论”的纷纷出笼。毛泽东是将鬼看成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大敌,是主张与鬼进行坚决斗争的。
可是就在此后不久,却出现了鬼戏《李慧娘》,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还写了《有鬼无害论》的文章为其进行辩护,表现出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当时剧本《李慧娘》的发表及据此编排的昆曲《李慧娘》的上演,获得了戏剧评论界一边倒的喝彩,这尤以廖沫沙撰写的文章《有鬼无害论》更为引人注目。
毛泽东将鬼戏和“有鬼无害论”与阶级斗争联系起来,认为鬼戏和“有鬼无害论”问题的出现是城乡阶级斗争的反映,是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阶级斗争。这就为鬼戏和“有鬼无害论”的问题定了性,指明了批判的方向。而《人民日报》却对毛泽东关于鬼戏和“有鬼无害论”问题的定性置之不理,既不对过去宣传鬼戏和“有鬼无害论”的文章进行自我批评,也不开展对鬼戏和“有鬼无害论”的批判。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对《人民日报》提出了更为严厉的批评。这个批评表面上是针对《人民日报》负责人的,实际上却是批评当时中央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同志的。
在鬼戏和“有鬼无害论”出笼后,第一篇反击鬼戏和“有鬼无害论”的有份量的文章,是一九六三年五月六日至七日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的批判文章《“有鬼无害”论》。那么,这篇文章是如何产生的呢?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这篇文章是江青在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的支持下组织人写成的。那么江青为什么会组织这样一篇反击鬼戏和“有鬼无害论”的文章呢?
文革开始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江青《在文艺界大会上的讲话》中谈到了这个问题。她说:“我的认识是这样的。几年前,由于生病,医生建议要我过文化生活,恢复听觉、视觉的功能,这样,我比较系统地接触了一部分文学艺术。首先我感觉到,为什么在社会主义中国的舞台上,又有鬼戏呢?然后,我感到很奇怪,京剧反映现实从来是不敏感的,但是,却出现了《海瑞罢官》、《李慧娘》等这样严重的反动政治倾向的戏,还有美其名曰‘挖掘传统’,搞了很多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东西。在整个文艺界,大谈大演‘名’、‘洋’、‘古’,充满了厚古薄今,崇洋非中,厚死薄生的一片恶浊的空气。我开始感觉到,我们的文学艺术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那它就必然要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个阶段,我只想争取到批评的权利,但是很难。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是在上海柯庆施同志的支持下,由他组织人写的。”
从江青的讲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她是在调查研究之后才发现文学艺术领域存在的鬼戏和“有鬼无害”论问题的。她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文艺属于上层建筑范畴,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能动作用出发,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就会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到破坏和瓦解的作用。因而江青就要对文艺领域存在的问题进行批判,为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文学艺术进行斗争。但是,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江青当时却难以在北京争取到批评的权利,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在八届十中全会期间,江青约见中宣部、文化部四个正副部长陆定一、周扬、张子意和许立群时就曾经说,“舞台上、银幕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泛滥成灾”,问题严重。但陆定一、周扬等人对她的话“充耳不闻”、不予理睬。这就是她一九六七年七月在《为人民立新功》那番讲话里说的“当时在北京,可攻不开啊”![35]
后来,林默涵也曾谈到这个问题。他说:“她(江青)想先抓中宣部(文艺)、北京、上海,然后抓全国。抓中央和北京是有阻力的,她便先抓上海。抓上海很顺当。”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九六三年二月下旬,江青才以“女客人”的身份从北京来到上海,在柯庆施的支持下来组织这篇文章的写作。
由于《有鬼无害论》这篇文章不是一般人写的,而是出自于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之手。不论从学识、名气、地位还是这篇文章的影响上来看,能够写出对《有鬼无害论》有说服力的批判文章来确实并非易事。当时大概是张春桥正忙于搞“大写十三年”的缘故吧,柯庆施便将批判“有鬼无害”论的任务交给了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俞铭璜。柯庆施对这篇批判文章是非常重视的,因而在俞铭璜写出草稿后,他又叫张春桥精心修改,待满意后才送交报社发表。因此文章见报时署名“梁璧辉”——取“两笔挥”之谐音,意即两人合写。
这篇文章长达一万三千字,题目定为《“有鬼无害”论》,于五月六日、七日在上海《文汇报》发表。文章使用索隐的手法,说《李慧娘》剧作者是影射攻击共产党,李慧娘变成鬼魂也要向共产党复仇。
这是一篇从正面直接批判鬼戏和“有鬼无害论”的文章。这篇文章说,孟超改编《李慧娘》,“并没有吸收精华,剔除糟粕,相反的,却发展了糟粕。”同时,将《有鬼无害论》归结为:提出了一番“‘有鬼无害且有益’的奇谈怪论”。
文章批评廖沫沙“忽略了鬼魂迷信的阶级本质,因而也忽略了它对人民的毒害。所以,他能够很轻松地认为‘有鬼无害而且有益’了。”,“一般的有鬼论,稍有科学知识的人,都能看出它的迷妄。而现在,把这种空虚、软弱的思想,用‘反抗’‘斗争’等的字眼加以涂饰,就不大容易为人辩明。”它还将廖沫沙的文章与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联系起来,认为在这样的阶级斗争形势下,在封建迷信活动时有发生的条件下,“我们就应当注意帮助人们破除迷信,至少也不要去拨动封建迷信的余烬,使其复燃。”
梁文说,对待“鬼戏”,“并不是‘没有办法可想’。有些鬼戏我们可以干脆不演。有些鬼戏可以把鬼去掉,例如《十五贯》,本来有鬼的,现在无鬼了,而且也更好看了。”文章还说:生活在当前国内外火热的斗争中,却发挥‘异想遐思’,致力于推荐一些鬼戏,歌颂某个鬼魂的‘丽质英姿’,决不能说这是一种进步的、健康的倾向。”
这篇文章虽然对鬼戏和《有鬼无害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但是在行文上还是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说明,提出了对于历史上鬼戏的处理办法。文章指出当时在封建迷信仍然严重存在的情况下,宣扬和演出鬼戏不仅会助长封建迷信,而且从阶级属性上来说,宣扬鬼魂的戏曲艺术属于封建文化的范畴,因而在某种程度上来说鬼戏的上演就是封建文化的复燃,这就必然会严重阻碍社会主义文艺的建设,并严重影响到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确立,并进而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到破坏作用。因而文章认为这是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阶级斗争。
《文汇报》发表《“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是进行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重要信号。在这篇文章发表两个月后的七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在转发陕西省委宣传部《关于陕西地区思想战线上阶级斗争形势和我们的意见的报告》中又指出:“当前国内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在思想战线上,在教育、理论、科学、文艺、报纸、刊物、广播、出版、卫生、体育等方面,都有很值得注意的表现。”
这个报告转发全党,是贯彻执行八届十中全会确立的党的基本路线的重要表现,是在《文汇报》发表《“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拉开了对鬼戏和“有鬼无害论”的批判序幕后,开展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重要步骤。这标志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开展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进入到了实际操作阶段。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当鬼戏和“有鬼无害论”的问题出现后,毛泽东认为这是城乡阶级斗争的反映,是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阶级斗争。当江青提出对鬼戏和“有鬼无害论”进行批评的时候,却遭到了意识形态领域主管部门若干领导人的冷遇,无奈之下,她只好到了上海,在柯庆施的支持下才组织了这篇批评鬼戏和“有鬼无害论”的文章。这篇文章的发表,拉开了意识形态领域批判的序幕。以七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在转发陕西省委宣传部《关于陕西地区思想战线上阶级斗争形势和我们的意见的报告》为标志,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迅速开展起来了。
毛泽东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提出了不怕鬼,进而形成了毛泽东的打鬼思想。这是因为那个时候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全国人民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进程中,面临着不少困难和问题。为冲破国内外反动势力的阻挠和破坏,就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调动起人们的干劲和精神,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形成排山倒海的威力,焕发出雷霆万钧的物质力量。
毛泽东所说的鬼,从内涵上来说,既包括国际上的帝修反,也包括国内的地富反坏右,共产党内出现的修正主义,还包括前进道路上面临的困难、风险和挑战。这些妖魔鬼怪就构成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主要障碍。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不仅不怕这些鬼,还要研究打鬼的方法,战胜这些鬼。
从历史的回顾中我们知道,近代以来就是这些妖魔鬼怪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造成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地位。
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经过二十八年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又巩固了政权,恢复了经济,发展了生产,取得了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
因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史,就是一部同国内外妖魔鬼怪进行斗争的历史,也是战胜这些妖魔鬼怪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历史。从这里可以看到,打鬼并非这个时候才出现,而是历史上早已有之。
一九五六年新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在前进的道路上仍然面临着重重的阻挠,存在着国内外、党内外大大小小的鬼,他们或联合或独自,采取不同方式同我们进行着斗争,妄图阻碍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既要不怕鬼,勇于和鬼进行斗争,又要讲究战术,善于和鬼进行斗争,将战略上藐视鬼和战术上重视鬼结合起来。只有这样,共产党才能够在与鬼的斗争中取得胜利。
鬼不仅存在于客观世界,而且也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其实,人们怕现实中的鬼,特别是在与现实中的鬼进行斗争的时候,缩手缩脚,妥协退让,从根本上讲,还是因为心中存在的鬼造成的。因而只有消灭了心中的鬼,才能做到端正态度,提高认识,消除顾虑,排除干扰,不动摇,不妥协,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为消灭现实中的鬼奠定思想基础。
灭山中贼易,灭心中贼难。从革命斗争的历程中可以看出,驱除现实的鬼是容易的,驱除心中的鬼又是困难的。如果人们不能将心中的鬼消灭掉,即使现实中的鬼被消灭了,那么在一定条件下这已经消灭的鬼还会被重新复制出来。因而就要将消灭现实的鬼和消灭心中的鬼结合起来,将心中的鬼消灭掉。《文革》中就是将消灭现实的鬼和消灭心中的鬼结合起来了,所以《文革》中的鬼就少一些。因为人人不怕鬼,还要人人都去打鬼,鬼就躲起来了。《文革》结束后,走資派右派等形形式式的鬼就大摇大摆地跑出来了。如今的走资派特式社会中的现实中的鬼和每人心中的鬼都跑出来了。《鬼》无处不在,现实生活中所有的人分分秒秒都会遇到鬼,人人心中都有鬼。
《文革》中为什么要消灭心中的鬼,不仅要积极参加革命斗争的实践活动,还要改造人们的世界观,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就要动员起广大人民群众的斗争激情,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来武装头脑,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投身于和国内外妖魔鬼怪的斗争中。在理论学习和实践的斗争中,逐渐树立起无产阶级世界观,将心中的鬼消灭掉,为消灭现实中的妖魔鬼怪奠定思想基础。这是确立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必由之路。
正是由于当时国内外和共产党内外确实有一些人害怕鬼,在与鬼的斗争中存在畏难情绪,因而毛泽东才反复强调要不怕鬼,在与鬼的斗争中要讲究战术,通过编辑《不怕鬼的故事》来对人民进行教育。这是为了焕发起广大人民群众的斗争精神,坚定他们的斗争意志,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与妖魔鬼怪进行斗争的方法,使他们能够真正觉醒起来,掌握自己的命运,树立信心,鼓舞士气,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与鬼斗争的进程中。
由此看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不仅要不怕鬼,还要消灭鬼。这就要讲究打鬼的方法。不但要消灭现实的鬼,而且还要消灭心中的鬼。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只有消灭了心中的鬼才能够将现实中的鬼消灭掉。这就要改造人的世界观,在灵魂深处发生革命,进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