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大字报就是老百姓民主武器

文革大字报就是老百姓民主武器

 

 

 

“《七五宪法》第十三条 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国家保障人民群众运用这种形式，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以利于巩固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一九七五年立法通过之后没几年又被取消了。就有有反共者叽笑：只让老百姓享受了很短的时间。但反共者看不见的是，大字报不是从1975年才开始的。

新中国成立后，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初这20余年的时间里，中华大地上共贴出了多少张大字报，恐怕是永远无法统计出来了。遥想当年，稍微能识文断字的人，没写过大字报者，或许不会很多；没看过大字报者，更是寥若晨星。大字报成了这些年间新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何谓大字报?《现代汉语词典》上没有条文，洋洋千万字的《汉语大词典》上没有解释，修订后的《辞海》、《辞源》上也查不到。是这些著名辞典的编纂者们的无意疏忽，还是实在无法作出解释而弃之不录，不得而知。很有可能编《辞海》、《辞源》的那些丑陋文人被大字报这武器伤到过。怕大字报！更恨文革。

大字报产生于何时?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农村推广大字报的好处后说：“中国自子产时就产生了大字报。”子产是春秋时期郑国人，如果这样的话，大字报的历史可谓久矣。从其形式上讲，古代的揭帖与大字报颇为相似。揭帖者，就是张贴的启事。要追根溯源，大字报真是源远流长、历史悠久。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新中国社会主义时代的工人农民们运用大字报的盛行，始于1957年那场后来被称右派分子丑陋的资产阶级文人们称之为“严重扩大化”的反右派运动。

最早出现大字报的高校是北京大学。

1957年5月19日清晨，第一张大字报出现在北大大饭厅灰色的墙壁上，内容是质问北大团委出席共青团三大的北大代表是如何产生的。可惜，这张大字报在当时的报刊书籍中都没有登录下来，使我们今天无法知晓它的全文。接着，哲学系的龙英华也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建议在墙上开辟一个民主园地来展开争鸣，协助整风。

随之，一张一张的大字报相继贴了出来。这一天，后来被北大的学子们称为“五一九运动”。

大字报不仅颜色是五颜六色，有红的、绿的，也有用旧报纸写的；形式也五花八门，短文、杂文、口号、对联、漫画，不一而足。

在1957年那个炽热的夏天里，有人因写大字报而成了“右派”，也有人因别人大字报的揭发、批判而成为“右派”。大字报作为一种武器，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可以使用，无产阶级也可以使用。所以说，这是一种所有人的大民主武器。

在反右派斗争中，伴随大字报的广泛使用而产生的是大辩论；在大辩论中，大字报又常常被用来作为辩论的手段。加上在此之前出现的大鸣、大放，于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四大”，在高等学校和党政机关中被广泛使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在文革中得到了广泛使用。于是《七五宪法》经立法通过成了法律。

1957年作为右派分子“向共产党进攻工具”的大字报，在反右派运动中却成了工人农民反击右派“进攻”的武器，并且得到了最高领导人的一再肯定，甚至被赞扬为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此后，在整改、三反、五五、大跃进运动中，大字报得到了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广泛使用。当时的宣传舆论工具也对大字报的功效一再推崇，大字报的作用得确神乎其神、玄而又玄，在毛泽东时代是被政府认可的。

而到了走资派时代，将大字报从宪法中删除了。走资派右派砖家叫兽酸臭文人精蝇们怕大字报。

大跃进运动之后，大字报曾一度沉寂了好几年的时间。然而，“文化大革命”之后，自北京大学的聂元梓等人贴出所谓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开始，大字报的狂飙再次席卷中国。在“文化大革命”这个政府大民主群众大运动的年代里，大字报暴露出了一个又一个的丑陋，一桩又一桩自私自利黑幕。一张张“革命”大字报公开了许多人平时不知道的丑陋。又被大字报揭发出了一些人的黑历史如：“叛徒”、“特务”、“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等，被劳动人民将这些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打倒在地，并踏上一只脚。

“文化大革命”，同广大群众使用的“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是分不开的。“文化大革命”为“四大”的使用提供了广阔的舞台，而“四大”又使“文化大革命”动动提高了活力。

事实证明，大字报有利于底层广大人民群众对权贵分子的丑陋得到揭露事实，实际上容易被广而告之，使坏人无可藏身。以大字报为中心的“四大”，不但发扬了民主，而且还是人民群众的大民主，又通过立法得到《七五宪法》的保障，成了全国范围的法律。

无产阶级不怕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文化大革命是乱了敌人。所以，走资派右派才会怕文革再来。

大字报可以说谁都可以使用，大字报的最主要功能，一是揭露，二是批判。但那些“牛鬼蛇神”，“反革命分子”，“地、富、反、坏、右”等坏分子只能爱批判。这是无产阶级专政。是在中国共产党执政下。

然而，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后，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大字报也从宪法中删除。这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在中国走资派特色党执政下。

在1980年的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走资派谭震林在书面发言中深刻指出了大字报这种“大民主”的本质。他说：“‘四大’根本没有民主的意义，而是文革小组强有力的棍棒。文革小组需要打击谁，一夜之间满城大字报。受到大字报揭发、批判、打击的同志，个人任何辩论的大字报，不管写了几张，是贴不出去的，即使贴上了，也立即被别的大字报所覆盖。因此，不能说它是‘大民主’，不能说取消‘四大’，就取消了‘大民主’。”

1980年1月中旬，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走资派邓小平做了《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在讲到“四大”问题时，他指出：“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是载在宪法上的。现在把历史的经验总结一下，不能不承认，这个“四大”的做法，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从来没有产生积极的作用。应该让群众有充分的权利和机会，表达他们对领导的负责的批评和积极的建议，但是“大鸣大放”这些做法显然不适宜于达到这个目的。因此，宪法有关“四大”的条文，根据长期实践，根据大多数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党中央准备提请人大常委会和全国人大审议，把它取消。

在1980年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中共中央正式作出决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建议，取消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

这年4月8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在一个星期的会议中，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取消“四大”的建议，成为一个重要议题。

在这些人大常委中，对“四大”的危害可谓有切身的体会，谈起当年那些“炮轰”、“勒令”的大字报，委员们会依旧心有余悸，不寒而栗。

在发言中，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杨秀峰，从法律的角度阐述了取消“四大”的四条理由：

一、宪法中已经明确写明“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这些规定保障了公民应该享有的民主权利；而“四大”却相反，妨碍了公民应当得到的正当的民主权利。

二、把“四大”写进宪法中，使少数坏人在法律上有了可乘之机，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打着“四大”的旗号，制造事端，向无产阶级进攻，妄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

三、把“四大”写上宪法，会使一些人利用来大搞派性，制造混乱，破坏正常的工作、生产、教学和生活秩序，不利于四化建设。

四、搞“四大”容易泄露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从“文化大革命”到“西单墙”，一些坏人正是利用大字报泄露了不少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

参加会议的人大常委们，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赞同取消“四大”，提请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决定。

1980年9月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作出决定，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五条，取消所谓“四大”的规定。

1982年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的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通过了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这部宪法中，有关“四大”的条文彻底消失了。

大字报终于成了历史的陈迹。

在走资派口中能听到说大字报好吗？而大字报对谁有利？是人都知道。当然这里的人是底层的工人农民没权没钱的小人物而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