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时期新中国经济发展

文化大革命时期新中国经济发展

 

 

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毛泽东生前，新中国的工人阶级不仅已经能够自行设计和批量生产汽车、飞机、坦克、拖拉机等，而且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弹、氢弹，试制并成功发射了中远程导弹和人造卫星。这些进展，使全世界为之震惊。同时，农村人民公社还通过兴修水利、开展农田基本建设、培育推广良种、提倡科学种田，较大幅度地提高了粮食生产水平和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有的人说，如果按照人均，新中国比其他国家（地区）发展的慢，比改开后发展要慢。

关于改开前后人均指标发展对比，用数据证明了，改开后的人均指标与世界主要国家（地区）相比，反而比改开前的差距加大了，直到10几年甚至20几年后，才与改开前的差距一样。

中国人均GDP占法国人均GDP比例，改开后，除1984年、1985年外，其他年份的人均GDP都低于1976年，直到20年后的1996年，才超越1976年。整整20年才超越。

中国人均GDP占意大利人均GDP比例，就更夸张了，人均GDP都低于1976年，直到24年后的2000年，才超越1976年。24年。

中国占德国的人均GDP比例的数据与法国差不多，但是比法国还要晚一年，直到21年后的1997年，人均GDP所占比例才超过1976年。21年。

英国的对比，直到2003年，人均GDP占比才超过1976年。整整27年。

中国人均GDP占日本GDP占比，直到26年后的2002年才超过1976年占比。26年。

过了19年以后，在1994年，中国人均GDP占美国比重才超越1976年。

中国人均GDP占韩国人均GDP比重的数据就更难看了，直到2003年也未超越1976年的比例。

我们再看看人口增长速度情况。

中国人口，1949年54167万人；1978年96259万人；2007年132129万人。

改开前1949-1978的27年间，人口年均增长率为2%；改开后1978-2007的27年间，人口年均增长率为1.1%。

改开前，1978年比1949年人口增加了77.71%；改开后2007年比1978年人口增加了37.26%。

改开前，新中国的人口年均增长率为2.05%，在主要经济体中仅次于印度。改开后，中国人口年均增长率为1.1%。

在总经济指标相同的条件下，人口增长速度快的经济体的人均经济指标肯定要低，这是常识。即使在上图增长率的条件下，改开后的人均指标与世界主要资本主义人均指标相比，直到20几年后才超越改开前（1978年）。

到20世纪70年代末，西方国家所拥有的工业门类，中国几乎全有。

美国著名学者莫里斯·迈斯纳曾说：“其实毛泽东的那个时代远非是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的主要的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

在1978年底之前，新中国拥有了完整、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意义特别巨大。这样的国家（地区），在当时是极少数的极少数。

工业化初期对比。美国资本主义工业化初期的工业生产增长速度最快，1850-1859年为6.1%，1860-1869年为8.2%，1870--1879年为3.1%，1880-1889年为5.5%，1890-1899年为3.3%，而我国经济正常运转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工业生产平均每年增长18%。其四，起点相近时期对比。1952年我国工业生产的“底子”，总要比1860年美国工业生产的“底子”大，而以这两个年份为起点的工业增长速度，中国大大地快于美国。1860-1880年美国工业总产值从18.9亿美元上升到53.7亿美元，20年才增长180%；1952-1957年我国工业总产值（不包括手工业）从270.2亿元上升到650.2亿元，5年就增长141%。

与发达国家工业化初期相比，用数据证明了新中国比欧美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都要快得多。

钢产量从130万吨到3170万吨所用时间，新中国用时26年，美国用时33年，英国用时90年（最高年产量为1970年的2829万吨），法国用时76年（最高年产量为1973年的2526万吨），苏联用时26年（与新中国一样），印度用时63年——直到2003年。

铁产量从190万吨到3500万吨所用时间，新中国用时26年，美国用时42年，英国用时120年（最高年产量为1965年的1774万吨），法国用时93年（最高年产量为1973年的2251万吨），苏联用时58年，印度用时67年——直到2007年。

文化大革命时期新中国与全世界国家（地区）GDP增长率对比

绝大多数人都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经济停滞，经济崩溃。走资派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一九七八年三月十八日）：

围绕着要不要四个现代化，我们曾经同“四人帮”进行了尖锐激烈的斗争。“四人帮”胡说什么“四个现代化实现之日，就是资本主义复辟之时”，疯狂进行破坏，使我国国民经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科学技术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愈拉愈大。

有学者对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济、财政状况做了论述：《新中国前三十年留给改革开放的大红利》走资派邓小平说 ，穷了几千年。

但看看新中国前三十年与改革开放-积累与借债。

走资派邓小平说的“再也不想回到过去，穷怕了”是完全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邓选》中的 文革期间经济崩溃了吗？

《新中国前三十年留给改革开放的大红利》文中的前几部分对1949-1978年、1952-1978年新中国经济增长数据与世界各国（地区）进行了对比。本部分单独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年平均增长率与世界各国（地区）作对比。数据来源与本文第五部分相同。

以文化大革命前的1965年为基数，新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经济年平均增长率7.66%，排名第十，依旧超越了所有发达国家（地区）以及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地区）。

文化大革命时期新中国是全世界发展速度最快国家之一，作者：井冈山观心

很多人都说新中国前三十年发展得太慢，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发展停滞、经济崩溃。

新中国前三十年以及文化大革命时期发展得到底是快还是慢，要由数据来支持。

主要经济体工业发展速度

美国、苏联、日本、西德、英国、法国、印度工业生产指数。数据来源：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的《国外经济统计资料》编辑小组编辑的《国外经济统计资料1949年-1976年》

中国1949-1978工业生产指数。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建国三十年国民经济统计提要》

根据上述数据，计算各国1949-1976年工业年平均增长率如下：

可以看到，在1949-1976年间，新中国的工业增速是最快的。

可以看到，新中国一骑绝尘，超过了战后发展最快国家之一的日本。

有人说，1949年解放战争刚刚结束，以此时间点作为基准点不公平，要按照恢复期结束后的1952年为基准点才行。

我们计算1952-1976年各国工业增长率：可以看到，即使以1952年为基数，新中国的发展也排名第二，仅次于战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的日本。

我们再看看被走资派邓小平称之为发展停滞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工业增长率与上述各国对比。

以1965年为基数，1966-1976年的工业年均增长率为：9.53%。

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新中国的工业年均增长率仅次于高速发展时期的日本，位居第二。

改革开放前后工业发展速度

1949-1978工业生产指数如上。

1978-2008年工业生产指数。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9》

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工业生产包括了制造业、建筑业，因此与表中的第二产业相对应。

新中国1949-1978年（29年）工业年均增长率为13.48%，相对应改开后29年1978-2007年工业年均增长率为11.47%。

同样，有的人会说，以1949年为基数不公平。为“公平起见”，笔者按照相同年限，做了四个对照组，计算年工业平均增长率。

上述每个对照组均使用相同年限，比如第一对照组为改开前1949-1978年，共29年；改开后也用29年，即1978-2007年。其他对照组以此类推。

按照走资派邓小平的说法，“十年是浩劫，破坏了生产，发展停滞不前”。事实是什么样的呢？

以1965年为基数，1966-1976年的工业年均增长率为：9.53%；

如果以1978年为基数，改开后的第一个十年，1979-1989年的工业年增长率为10.33%。

如果按照包产到户开始的1980年算起，以1979年为基数，1980-1990十的工业年增长率为：9.85%。与文革10年的9.53%基本持平，或者说差距不大。

中国1949-1978农业生产指数。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建国三十年国民经济统计提要》

可以看到，在1949-1976年间，新中国的农业增速是最快的。

完全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一直都在说新中国农业发展缓慢，结果竟然如此耀眼——璀璨。

与工业数据一样，新中国的农业生产年增长率依旧是一骑绝尘，超过其他最主要的经济体。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苏联农业被黑了这么多年，从数据中可以看到，苏联的农业生产增长率也是高于欧美日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

看看1952-1976年各国农业发展速度。1952-1976年间，新中国的农业发展速度仅次于苏联。

1978-2008年农业生产指数。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9》

新中国1949-1978年（29年）农业年均增长率为4.32%，相对应改开后29年1978-2007年，农业年均增长率为4.58%。

如果从包产到户的1980年算起，以1979年为基数，改开后29年1979-2008年，农业年均增长率为4.55%。可以说，几乎持平。

新中国与全世界国家（地区）GDP增长率对比

世界银行的各国（地区）GDP增长数据，该数据最早是1961年。根据该数据，笔者统计了这些国家（地区）1961-1978年间的GDP年均增长率，个别国家（地区）因为数据缺乏而没有列入统计，还有几个国家（地区）因为没有完整数据，只能做部分统计。

作者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2》数据计算，新中国1949-1978年社会总产值年增长率为9.37%。

统计排名结果如下：可供统计的国家（地区）共有103个，可以看到新中国社会总产值的年增长率排名第四，超过了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也超过了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排在新中国前面的有阿曼（第一名）、博茨瓦纳（第二名）、韩国（第三名）。

我们看看前三名，第一名是阿曼，该国在1964年发现石油，从此GDP开始腾飞。第二名是博茨瓦纳，该国于1966年独立，不久后发现了钻石矿，从此GDP开始腾飞。以1952年为基数，计算的新中国社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7.92%。新中国的年增长率也非常瞩目，排在第八位。前面增加了新加坡、中国香港、科特迪瓦、伊朗。

新加坡、中国香港、韩国与中国台湾并称亚洲四小龙，主要是承接了欧美的工业转移并得到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力投资，从而创造了经济腾飞的奇迹。伊朗的飞速发展是因为石油以及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其是美国的大力投资。科特迪瓦上世纪60年代独立后经济飞速发展主要原因是咖啡、可可和木材出口增加以及宗主国法国的大力投资。

可以说，排在新中国前面的国家（地区）的高速发展，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地区）是在被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阵营联合禁运的情况下取得的，无一例外都是得到了欧美的大力投资。只有新中国例外。

在被世界上最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联合禁运的情况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地区）的经济能够正常增长，就更不要说飞速发展了——只有毛主席领导的新中国除外。毛主席领导的新中国取得了经济飞速发展，这本身就是世界奇迹——尤其是在美国胁迫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对新中国禁运的情况下。

除新中国外，也许只有列宁、斯大林领导的社会主义苏联了。

[yongbing1993]

独树一帜的毛教员《教育思想》






作为一名出色的《教员》，毛主席在《教育思想》上也是独树一帜的。

毛主席主张，不仅仅是读书本里的书，更要读社会这本大书。他在学生时代便通过穷游的形式做社会调查，他更是把调查研究当作领导干部的一项基本要求坚持了毕生。“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要做群众的先生，首先要做群众的学生”，毛主席一生都在向人民学习，把人民看得至高无上：“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主席一生以身作则，向人民学习，做人民的学生，为人民服务。上面提到的“五七指示”毛主席就是从基层战士那里汲取到的智慧。

毛主席曾回忆他在抗大讲课的情形，“不能照书本去讲，那样讲，听的人要打瞌睡。自己做准备，结合实际讲，总结革命经验，听的人就有劲头了。”脱离实际的讲课不仅使学生缺乏兴趣，达不到应有的教学效果，而且还背离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

毛主席讲课时不仅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形式多样，且富于变化，而且十分注意语言艺术，生动活泼、幽默风趣，深受学生欢迎。著名语言学家邢福义曾说过：“在语言运用上，毛泽东主席既是高超的理论家，更是卓越的实践者。”谁都不能否认的是，对现代汉语贡献最大的，一个是鲁迅先生，一个就是毛主席。今天即便是反对毛主席的那些人，一不小心也会说出毛泽东式的语言。

毛主席一生都在不断学习，勇于实践，勇于总结经验教训，勇于理论联系实际，勇于从实践中建立理论，用理论指导实践，再用实践检验理论。毛泽东思想就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通过实践、实践、再实践反复检验过的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理论！

综上所述，毛主席当之无愧是最伟大的“人民教员”。

例如，刚刚逝世的乌拉圭前总统何塞·穆希卡就回忆说：

毛主席就像我们自家的爷爷一样，对我们代表团每一个年轻人都非常尊重，非常亲切，同时对我们正为之奋斗的拉美人民解放运动的未来，抱有坚定的信心。

觉醒起来的年轻一代，比起老同志有着更强烈的平等意识，他们因而可以没有任何负担地称呼一声“教员”，这恰恰是毛主席晚年致力于追求社会平等、“打破三千年传统习惯”的结果。

“教员”的这一亲切的称呼，不仅说明年轻一代已经真正地把毛主席当成了自己的同志、自己的朋友、自己的亲人，也说明年轻一代真正地把毛主席当成了自己的老师，愿意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自己。

1970年12月18日，毛主席再次见到老朋友斯诺时说：要人们去克服三千年迷信皇帝的传统习惯是很困难的事，所谓四个伟大——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teacher”这个词，就是“教员”。

可见，毛主席不仅不会反对别人称呼他为“教员”，而是很希望别人只称呼他为“教员”。

从字面意思出发，“教员”一词对于毛主席而言也是完全合适的。

一位网友曾经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子曰”念了两千多年，中国绝大多数还是文盲；“毛主席教导我们”念了10年，绝大多数中国人有了基本文化。

千百年来的统治阶级奉行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统治信条，孔夫子的“克己复礼”被他们高高举起，孔夫子的“有教无类”却被弃之一边。而毛主席却坚持要摧毁剥削阶级复辟的基础，教导中国人民要学习文化、要关心国家大事。

红军时期，毛主席就主张红军战士一边打仗、一边学习；早在1945年，毛主席提出，在80%的人口中扫除文盲，将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一场“政府领导、依靠群众组织”的识字扫盲运动在全国各地迅速展开。到1964年，全国15岁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经下降到50%；到毛泽东时代结束，文盲率已经下降到30%。

毛泽东时代中后期基础教育普及工作同样成就巨大，小学入学率即由1963年的57%，大幅提升至1976年的96%;普通初中招生数从1963年263.5万大升至1976年2344.3万；普通高中招生数从1963年43.3万大升至1976年861.1万。1975年小学数量达到了史无前例的105.7万所，学校被开到了农民家门口。这种教育普及水平到整个80年代都无法被超越。

而更进一步地，毛主席不仅教给人民群众文化知识，更教给了人民群众自我解放的思想武器，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马克思指明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向，列宁开创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但革命胜利之后怎么办?马克思只是有所设想；早逝的列宁还没有机会去实践；斯大林对这个问题的则是没有认真思考过；只有毛主席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进行了大量复杂艰辛的实践探索，通过深入的思考，对“胜利之后怎么办”的问题给出了解答。看到种种现实的王震将军在毛主席逝世二十多年后惊呼：“毛主席比我们早看50年”！

“正确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要想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有大量的坚定无产阶级革命家。而社会主义是一个崭新的事物，不是一个人不知道怎么当省委书记，而是大家都不会。作为教员的毛主席一面自己亲身实践、探索、总结，一面殚精竭虑、言传身教、几乎是在手把手地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干部人才。1993年，原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出版了一本《一个省委书记回忆毛主席》，开卷篇便是《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陶鲁笳主政山西时，跟毛泽东主席接触不下40次，参加毛主持的小型会议20 多次，同桌进餐也有八九次。他的这本书主要是回忆当年毛主席怎样耐心细致地教导陶鲁笳这一代的干部当好省委书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他的书房里饶有兴致地接待了他的美国老朋友埃德加·斯诺，同他进行了话题广泛的交谈。其中多次谈到关于“个人崇拜”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

毛泽东说：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讨嫌！

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

1966年8月15日，《人民日报》社论《犬海航行靠舵手》则进一步提出毛泽东是中国革命的“伟大舵手”、“天才的舵手”。社论说：

“大海航行靠舵手！我国革命的伟大舵手就是毛泽东同志。几十年来，每当我国革命的重要关头，都是因为党和人民群众有毛泽东同志这样天才的舵手掌舵，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南，拨开迷雾，端正航向，使我们革命的大船，能够绕过无数的险滩和暗礁，在大风大浪中，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航道，胜利前进。”

8月18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接见大会由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主持，他在开幕词中说：

“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今天在这里同大家见面。”

接着，林彪讲话时说：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毛主席。毛主席是统帅。我们在伟大统帅的指挥下....”。

8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毛主席和群众在一起》，并列的“四个伟大”首次出现：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穿着人民解放军军装，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以及其他同志，在天安门上检阅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百万大军。”

这是“四个伟大”第一次在党报上出现。

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时，林彪讲话时开口就说：

“我代表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向各地来的同学问好，向大家问好！”

1966年10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七亿人民》的社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7周年。社论最后说：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七亿人民，所向无敌！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

同一时期，中央的、地方的、行业的报刊的社论，几乎都采用了这样的格式化的结尾。

此后，“四个伟大”广为流传。

“四个伟大”的提法，其使用高峰集中在1966年和1967年2年间。

1967年5月1日，《人民日报》第一版毛泽东像的下面刊登了林彪的“四个伟大”题词。

5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称：

“我们的副统帅林彪同志为今年‘五一’国际劳动节的题词，最集中的表达出了亿万人民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信仰、无限崇拜的感情，成为今天整个节日庆祝活动中最响亮的颂歌。”

同一天，全国各大报纸都发表了林彪的题词手迹。

5月5日的《人民日报》报道：

“4日，在清华大学，万众欢呼，群情沸腾。一座巨型的毛主席全身塑像，在清华园矗立起来了！这座用钢筋水泥制作的毛主席塑像，加上底座，高达8.1米，像雄伟的泰山，巍然屹立在清华大学校园中心。

毛主席身穿军大衣，神采奕奕，高举他老人家那雄劲的手臂，为无限忠于他的革命师生和亿万人民指出前进的方向。”

林彪的题词手迹出现在毛泽东塑像底座上，这种组合形式也被许多地方在塑像时效仿。

至此，“四个伟大”与林彪密不可分。

后来到1968年、1969年，“四个伟大”开始降温，到1970年就日渐式微，1971年9月后，就完全销声匿迹了。

毛泽东对“四个伟大”的态度

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大谈夺权问题，而后他说：

“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岁，都是我们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

对于林彪的这些提法，毛泽东说：

“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

这是毛泽东1966年7月写给江青的信中的内容。毛泽东在信中继续写道：

“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蛲蛲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

文革初期，毛泽东多次要求降低对他个人颂扬的调子，并且在1966年7月间就对中央宣传部负贵人批示：

“以后请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的语言”。

事实上，毛泽东对“四个伟大”的态度从一开始也是不以为然的。

1966年12月1臼，周恩来报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联问题的补充说明》。

2日，毛泽东在审阅时，将文中“毛主席”之前的定语“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删去。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对来华访问的阿尔巴尼亚友人卡博·巴卢库时说：

“又给我封了好几个官，什么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绕帅，伟大的舵手，我就不高兴。但是，有什么办法？他们到处这么搞。”

毛泽东明确表示了对这“四个伟大”很不高兴的态度。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第二天，毛泽东在具体谈到关于氢弹爆炸的新闻稿时说：

昨天氢弹公报我就把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统统勾掉了。

1967年7月至9月，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7月20日，毛泽东找武汉军区和湖北省的领导干部曾思玉、刘丰、方铭、张纯青谈话，说到：

“现在我很不喜欢你们给我的四个官衔，什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叫毛主席就行了。”

1967年12月底，人民日报社起草好了1968年元旦社论，请毛泽东阅批。

元旦社论中提了“四个伟大”，毛泽东要汪东兴拿着社论的稿样去钓鱼台找陈伯达和姚文元，把“四个伟大”划掉。

去之前，汪东兴问毛泽东：四个伟大全删掉，不留一个？毛泽东想了想说：那就留下一个吧。汪东兴问毛泽东留下哪一个。

毛泽东说：

我是当过教员的，就留下那个导师吧。其实导师就是教师，不过比教师高明一点。

这样，汪东兴就去钓鱼台，传达毛泽东的意思，要陈伯达他们圈掉了除“伟大导师”外的“三个伟大”。

1968年元旦社论的提法是：

“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全国亿万军民怀着无比深厚的阶级感情，衷心祝愿我们的伟大导师毛主席万寿无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