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资派再把新自由主义引入中国
走资派邓山平们利用全球化把新自由主义输入中国。
资本社会的新自由主义乘走资派邓小平特色中国的“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之机大举“进攻”新中国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内。
走资派邓小平不懂资本市场是买方市场,盲目、大胆、一味地引进外资,而走资派邓小平特色中国政府在利用外资之时,反而被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外资利用,使特色中国陷入到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资本垄断网中。走资派邓小平特色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值美、英积极推行新自由主义之时,于是新自由主义这条“毒蛇”,打扮成能帮助中国进行改革开放的“美女”,“救世良方”、最佳的“经济理论”,乘机混入新中国大门,而又被一些辨不清是非的特色中国的砖家叫兽式的所谓的特色改革家、大冤头奉若神明,走资派邓小平特色中国的政府,一是:派出去大批官方的学者、高级官员去西方学习、取经,回来中国后就成为了高官和骨干,在这些走资派洋奴才们掌控的部门和地区积极推广新自由主义。二是:请进来讲学。让西方的新自由主义者到中国的中央党校、主要的高等学府、论坛等多种场合讲学、作报告,使许多听者中毒很深,大开眼界、解放了思想、跟着大干起来。
就是走资派邓小平的“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千方百计弄“钱”,钱就是效益,有了钱什么都好办,一时间全国工农商学兵,一齐来经商,共产党员要带头富起来,“万元户”是当然的党员,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被许多人淡忘、抛弃,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成为许多人的奋斗目标,极端个人主义成为不少人的世界观。“市场经济成为改革的最终目标”。私有化在不声不响中已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被它们改变,一句话: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已逐步实现。
这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歪风,这股逆流像洪水猛兽那样和个人的私利结合起来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听了,成为短期内难以治癒的顽症。这股逆流,自然受到了党内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同志们的坚决抵制和批判、斗争,但它在走资派的支持下已根深蒂固 。不过广大党员和人民是不会听任新自由主义摆布的,当他们认识到这是国际垄断资产阶级撒向中国和全世界人民重新压迫、剥削人民的罗网、广大人民成为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的时候,必然奋起反抗,一个美好的社会主义即将到来。
现只举一个新自由主义推销者--张五常在中国如何叫卖美国新自由主义的真实例子。下边是吴易风教授写的《张五常热解析》摘录。
张五常,1935年生,1948年在香港上学,1957年出国,先后在加拿大和美国攻读经济学,获博士学位,博士论文的题目是《佃农理论》。张五常从美国回到香港(受美国新自由主义的头目科斯、 弗里德曼的指派,于70年代末回到香港,任务是就近指导中国的改革,不能排除另一个经济杀手之嫌—引者注)后,任教于香港大学经济系,自我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张五常把研究方向转到经济制度变迁问题上,主要是用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解释中国的制度变迁。
张五常受影响最大的是两类经济学家,一个是美国新制度学派代表人物科斯(诺贝尔奖获得者—引者注)阿尔契安等,一是美国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弗里德曼(诺贝尔奖获得者——引者注)等。
张五常说的制度变迁有特定含议,是指中国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到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变迁。张用科斯的理论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他说“在马克思与科斯的一场智力决赛中,无论是逻辑或实证,科斯均全面胜出。科斯从逻辑推理及证实两方面,都否定了以摧灭私有产权来提高生产力的可能性。中国也绝不能例外。”
张五常在《马克思奄奄一息》一文中说,中国人相信马克思主义,相信毛泽东思想,“这是崇拜是知识落后民族的特征”。“我一向以为在对中国民生有影响的理论中,马克思的力祸最深…他的分析及推理能力可算是低手,但他却把理论写得似懂非懂,似通非通。”张断言:“马克思由头错到尾”,“严格地说,马克思的理论不是过了时,而是从未对过”。
张五常攻击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他说:“关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的概念,我曾经用三招两式,使它‘片甲不留’。”他说,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劳动价值论是“基础”,其它理论是“上盖”。“这基础若是清楚地错了,整个马克思理论的‘上盖’就会塌下来”。因此,他着重攻击劳动价值论,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技的进展一日千里”,劳动价值论“被公认为谬论”。他宣称:“在中国,马克思的理论是奄奄一息了”。
张五常在一些大学作报告时不止一次地说:“世界上,马克思最蠢。马克思的理论早已盖棺定论,我张五常不过是在马克思的棺材上再打上钉子而已。”“他不是我杀的,而是你们杀的,我只不过是打上钉子”。
张五常说:举世闻名的“科斯定理”其实就是一句话,“清楚的权利界定(即‘产权清晰’—引者注)是市场交易的先决条件”。什么是“清楚的权利界定”即“产权清晰”呢?张五常解释说:“清楚的权利界定是私有产权”。他又说:“科斯定理的主旨,就是不管权利谁属,只要是清楚地界定是私有,市场的运作能力便会---使资源的使用达到最高的生产总净值。”,正是科斯定理的私有产权清晰论“使举世开始明白私有产权的重要,间接或直接地使共产奄奄一息”。他还说:“私产制是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私产制度是唯一的选择”。
走资派特色中国出现“张五常热”,实际上就是“新制度经济学热”,“新自由主义热”。张五常反复宣传的科斯定理、产权清晰、交易成本、产权私有、制度变迁等等,都不是张五常的创造,而是源于美国新制度经济学。如果张五常的说法有新意的话,那就在于他把美国新制度经济学通俗化、本土化了。
一位著名经济学家说:“我们这些积极参与改革的经济学家”(指少数成为中央改革智囊团的经济学家——引者注)......后来找到了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掌握了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成果,这才“推动了九十年代中国经济改革在制度层面的进展。从那以后,各方面经济制度创新,就成为改革设计和改革实践的中心课题”。他说,是“现代经济学”推进了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
正在这个时候,张五常从香港来到内地(有时是陪同弗里德曼来的),主动“送来”了美国新制度经济学,特别是主动“送来”了经过他通俗化、本土化了的新制度经济学。他的经济散文集一版再版。例如,那本献给他们的老师科斯的《卖橘者言》(香港版),在1984年11月至1994年3月间,就发行了20版,内地的还没有计算在内。这些书的大部分读者并不在香港,而在内地。只是后来,翻译的新制度经济学著作多了,人们才越来越多地从新制度经济学原著的中译本中了解新制度经济学。
推动并掀起“张五常热”的少数经济学家,他们很了解张五常,他们赞同张五常的基本观点和基本主张,张五常宣传的新制度经济学是他们的智慧之源。他们需要张五常,需要他来完成他们自己不能完成或较难完成的任务。
这些经济学家对张五常的什么理论和主张感兴趣?据研究,他们对张五常说的劳动价值论“一无是处”、劳动价值论“被公认为谬论”、剩余价值论已被打得“片甲不留”、“马克思由头错到尾”、“马克思的理论......从未对过”感兴趣;他们对张五常说的“人性是生而自私”、“每个人的行为以自私为出发点”、“共产主义错估了人类本性”感兴趣;他们对张五常说的“一日不实行私有财产制度,就没有可能用市场价值作为衡量标准”、“市场经济是基于私有产权的…这是科斯定律”、“唯有私有产权制度才可以…节省交易费用”、“私有制是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私产制度是唯一的选择”感兴趣;他们对张五常说的“不管社会主义为何物,以大手笔出售‘国产’的办法来推行私产制”、“取之民为国有,还之民为私有”、“将某些资产干脆交给有较大特权的作为私产,让他们先富起来”感兴趣;他们对张五常说的“以共产党推行私有制,听来有点矛盾,但权力所在…是可行之道”感兴趣。
明白了这些,自然就明白“张五常热”,从而就明白了“新制度经济学热”和“新自由主义热”的深层原因。(《当代思潮》2003年第5期)。
从上述情况可以明显看出,张五常和新自由主义的首领弗里德曼多次来华,先后到北大、中央党校及有关部门作报告、讲学,培植了中国一批崇拜美国新制度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的精英,他们中的重要骨干分子成为中国改革政策的制定者或实践者,一些重要政策、主张已体现在90年代党的重要决策中,成为推动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成为新自由主义的实践者。如《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规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其基本特征是“产权关系明晰”,规定“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主要是制订和执行宏观调控政策,搞好基础设施建设,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等。”在短短的十多年中,私有经济已超过公有制经济,占据主导地位;由市场决定企业的生产、销售、科研和价格,完全否定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溶入了世界垄断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大循环;资本主义的一切弊端都呈现在中国人民面前;还培植了一个庞大的新资产阶级阵容,广大工人、农民工以及农民又成为被压迫、被剥削者。这便是美国新自由主义和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泛滥所造成的深重灾难。还推动产生了崇美、媚美、恐美的意识形态,从上到下形成了一股邪恶意念,一媚、二怕。
全人类全世界自从产生《共产党政权》之后,全人类全世界的资本家们都联合起来,要对《共产党政权》进行《和平演变》。为什么呢?因为列宁的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和毛泽东的农民阶级联合起来,在马克思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思想指导下,经实践《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和《农民阶级联合起来》的力量是巨大的。在先富起来的少数人即《资本家》们是无法抵挡的。因此,资本家们对《共产党政权》进行《和平演变》,针对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中的自私自利的机会主义者进行腐化拉拢等一系列的《和平演变》。
先是“要不断制造丑闻,丑化共产党的领导人。西方”美帝国主义采取从内部挖出去从外面打进来的老办法,在修正主义集团支持下,把毛主席的医生李志绥拉去美国,在美国中情局的豢养下,背叛自己的政治灵魂,写出了毫无根据的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私生活的丑闻,企图在全世界搞臭无产阶级的领袖毛泽东的形象,遭到了许多革命者的无情批驳。
走资派邓小平们在“四千人大会”拉开否定污蔑毛主席序幕。这次会议其实是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紧密相联的,是长达一个月的针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大讨论。1980年3月开始,由走资派邓小平和胡耀邦主持,有以走资派胡乔木为首的20多位同志参与起草,写出“草案”,于1980年10月先在共产党内四千高级干部中对决议草案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大讨论,又经40多位同志再审议,反复修改后,才于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正式通过此决议。近一个月的讨论,一股恶意发泄、全盘否定、抹黑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暗流在汹涌。
还有像大右派茅于轼、反共分子袁腾飞、修正主义走资很李瑞等,都极力攻击、丑化毛泽东。
另一篇攻击毛泽东的文章,是由浙江大学叫兽叶航从境外传进中国的,这篇泊来品的所谓“真相”说: “1995年6月中旬,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联合向中央书记处提出了书面报告《关于中著作原稿的审核、考证意见》。根据该报告披露:《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一百六十余篇文章中,由毛泽东执笔起草的只有十二篇,经毛泽东修改的共十三篇,其余诸篇全是由中共中央其他领导成员,或中共中央办公厅以及毛泽东的秘书等起草的。”
南京大学教授奚兆永在《毛泽东旗帜网》发表长文“《〈毛选〉真相》乃泊来品, 叶航传谣立‘头功’”加以彻底批驳。
中国人民的敌人,首先要搞臭人民的领袖毛泽东,使广大人民失去心中的“脊梁骨”、“精神的依托”,重新成为一片散沙,它们好各个击破。
另一手是运用电影、电视、广播电台、书刊、汉奸媒体,宣传淫秽、低级的滥交、色情、污秽的音、像制品,企图把青年和人们的思想搞乱,使他们忘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艰苦奋斗的优良思想作风,“让他们不以肤浅、虚荣为耻”,就是要把美国资产阶级一切为了金钱,一味追求享受、娱乐的思想品质传给中国人民。这就是思想意识的侵略,是和平演变。
其它还支持少数民族分裂势力和“民主人士”,时不时大造反革命舆论,企图搅乱我国的社会秩序,以称机挑起非常事端,制造“颜色革命”
目前,例如美国中情局的“十条诫令”,基本上已在中国全部实现,这都是在中国内奸配合下才能完成的。
这就是活生生的新美帝国主义的狰狞面貌,并不是像走资派修正主义者说的那样,“美国没有领土野心”,“不能和美国对抗,这是国家战略格局”,“要依靠美国才能富强起来”等等,走资派修正主义者要把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敌人、豺狼、杀人犯、披着人皮的禽兽当作“战略伙伴”、富起来的“财神”敬起来,视敌为友,畏敌如虎。
再有就是,打进来、拉出去,支持国内分裂势力如挑起“反共反中反华反毛泽东”的各种个别事件,特别是以藏独、疆独、台独等反革命分裂叛乱活动。尤其是台湾岛己成反共基地。
如今特色中国政府中许多中高级官员,以及许多各行各业的砖家叫兽学者名人等都成了新自由主义的俘虏、汉奸、卖国贼。经过走资派四十多年来的驯养有多少西方外国敌对势力所雇用的内奸间谍洋买办洋奴才?
下面是江苏省委党校李炳炎同志对新自由主义在经济学领域的颠覆活动所进行的揭露和批判: “自上世纪70-80年代以来,撒切尔夫人、里根陆续上台,开辟了长达近30年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主流经济学地位。这次世界金融危机,再次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的破产,不得不更多地乞灵于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之类手段,不得不借助于类似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手段。虽然,这意味着新自由主义在世界范围的终结,但一旦经济形势变暖,它还会死灰复燃。只要国际垄断资本集团存在,特别是大金融资本存在,他们还会大肆鼓吹和利用新自由主义蛊惑人心。
美帝对中国制定了长期战略,通过培养一批掌握实权的内奸、汉奸,准备在发动颜色革命时作内应,在发动战争时当带路党、黄协军狗腿子。人们只知鲁迅先生痛狠中国人的民族劣根性,却不料当今会有那么多的耳熟能详的"著名经济学家"喜欢当汉奸卖国贼。
下面引用两则资料以资说明。《环球时报》2011年11月19日发表了一篇社评“扳倒中国,来自美国的危险鼓吹”。文章揭露了前驻中国的美国大使洪博培,他在参选总统的辩论电视节目中竟然这样狂言:“我们应该联合我们的盟友和中国国内的支持者,他们将带来变化,类似的变化将扳倒中国。”并声称这就是他洪博培竞选总统的目的。他忠诚地代表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性战略,其企图颠覆社会主义中国,使中国成为美帝的殖民地、附庸国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据英国学者弗朗西斯?斯托纳?桑德斯在其《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一书(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出版)中披露:美国国务院通过中央情报局设立的幌子基金,如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等,收买了一大批中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让他们成为美国的支持者,成为美国在中国搞和平演变、颜色革命的别动队。仅福特基金会在1998一2008年10年内,就花费了4亿美元在中央情报局物色到的中国精英人物身上。目的是通过他们去影响中国政府的政策制定和公共舆论。福特基金会其实就是美国企图在中国搞颜色革命的主体角色。该书披露了一大批受到福特基金会资助、利用的高级知识分子人员的名单。 拿了美国中情局的美元,能不为它办事吗? 美国中情局对中国国家领导人的影响和控制,也是往领导人的班子里打入谍报人员。美国中情局通过各种基金会资助、中美合作研究课题等形式在中国培植了大批新自由主义者,其中不少人把持着研究机构和国家经济部门的权力。中情局趁中国改革开放之机,没有停止过加紧渗透中国政府机构、高校和学术机构,如中情局通过福特基金会等培植了一个叫作“中国经济50人论坛”,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位副主任负责组织,这个论坛企图控制公共舆论 ,主导着中国经济改革的私有化方向。
当今的中国又一次遇到了新的鸦片——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作为一种垄断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它大批输入中国,让大量师生、官员、知识精英很快高效地洗脑。一时间,私有化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改革就是搞私有化”、“公有制是万恶之源”成为从上到下的新教条,社会主义好像不行了,要垮台了。这就是西方经济学输入的效果。它的毒害作用难道还比不上鸦片?看来,需要来一场新的禁烟运动,要出新的林则徐。要把新自由主义的书籍、杂志、会议文集、报纸等统统烧掉,要在一些重灾区如教育部、社科院、发改委、人民银行、中央党校、中央电视台等单位举办马克思主义学习班,让那些中毒者洗洗脑。
然而,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仍然在大行其道。在一些高校,有人正在变本加厉地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全面取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学全盘西化的现象愈来愈严重。他们大搞挂羊头、卖狗肉,偷梁换柱、红皮白心的鬼把戏。一是歪曲党的经济学教学方针,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地位,不搞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主导的“单轨制”,长期以来坚持搞中西并重的“双轨制”。近来又进一步肆无忌惮地将“双轨制”改为全部由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主导的“单轨制”,迫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一步边缘化。二是教学内容彻底西化。胆敢将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内容偷换成西方经济学,不开《资本论》课,不讲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不运用马克思经济理论来分析金融危机原因,大肆吹捧反马克思主义的“诺奖得主”。三是教材全部西化。责令研究生全部采用美国的英文原版教材,并作为考试依据。四是教师队伍西化。大批引进经济学“海归派”,充当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传教士”,占领大学讲台和经济研究机构。五是研究生考试方式西化。有的高校在研究生考生考试中,所出试题在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招魂,用西方高级宏观、微观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西方计量经济学取代马克思《资本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作为经济类学科考试的基础课和专业课。
总之,当前中国经济学的西化倾向愈来愈严重,西化愈来愈彻底。从经济学教学方针、教师队伍、教学内容、教材到考试方式等,正在加紧推行全盘西化、整体上西化。妄图使中国经济学“跟着美国走”,贩卖美国货,照搬美国主流经济学模式,推销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意识形态,误引我国改革与发展的方向。一些主流经济学精英们,不仅充当“美国鹦鹉”学舌,而且充当旨在使中国经济私有化的科斯产权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的掮客,大肆贩卖、强行推销。他们充当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买办,正在步步紧迫地加速推进打着所谓“经济学现代化”招牌的中国经济学的殖民化妄图使中国经济学领域成为美国主流经济学的殖民地。可笑的是,他们也不睁开眼睛看看,他们视为命根子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经济危机中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在全世界范围内已告失败,失去了其存在的合法性,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随着“新自由主义时代”的结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正在复兴,显示出勃勃生机和旺盛的生命力。对当前的世界经济危机,只有马克思的经济学才能作出科学的分析。它的根源仍然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仍然属于生产过剩危机。也就是说,经济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只有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才能根绝经济危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垄断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这张“皮”上长的“毛”而已。试问,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所以可以把目前中国经济学西化加速的现象,看作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经济学走向崩溃的一种“回光返照”。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终结,已是必然趋势,命中注定的事情,只不过是时间早晚而已。像兔子尾巴,长不了。对于这种终结的定论,中国新自由主义者们心中明白,却仍然嘴硬,不认输。在不久前召开的一次全国性经济理论研讨会上,有人公然大肆攻击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和科学社会主义。更有人在大会发言中高呼:“我的结论就是一句话:资本主义好!”他们在公众场合放肆地发泄对马克思主义的仇恨情绪,气焰十分嚣张,为资本主义、为行将毁灭的新自由主义招魂。
中国经济学的殖民化,到了该终结的时候了!重建中国经济学的历史任务,和重建高校经济学教学体制的马克思主义主导范式的任务,已经责无旁贷地落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肩上!在当前,我们要注意把反对经济学殖民化与防止发生和平演变联系起来。不能就经济学谈经济学。因为经济学是有阶级性的。在这方面,苏联是一面镜子。
改革开放40多年来,美国国务院福特基金会(中情局)资助了中国许多行政机关、研究机构、大学等单位一大批高级研究人员和高级干部,成为在中国内部为美国服务的别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