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让加拿大华人参政困难重重

为啥让加拿大华人参政困难重重

 

 

 

为啥让加拿大华人参政困难重重？有文章称：《先天性的“缺陷”》。

文章题目就是：《先天性的“缺陷”，让加拿大华人参政困难重重》。

《先天性的“缺陷”》在哪里？文章中指出：《先天性的“缺陷”》是在于《是个炎黄子孙的后裔，具有先天性的“缺陷”。》

作者又进一步说明：“在面对中加关系如此恶劣的环境下，他有点像带著与生俱来的“原罪”身分去从政。既不能违背加国的利益，也不能忽略中国应得的平公待遇。如何取得平衡，确是一个重大的考验。今天的中国，对很多华人参政者来说，好像是一个大包袱。中国愈强大，这个包袱就变得愈沉重。

投身政治的华人，犹如绿林好汉，在入伙之前必须缴纳“投名状”。他们必须争取信任，表达忠诚，是入围的先决条件之一。他们必须忘记自己是个“龙的传人”，并且甘心做个“黄皮白心”的效忠者，一言一行，都以加拿大的利益为优先考量。这是一道难以跨越的障碍，而且越过了也不一定能够安全著陆。

保安情报局的首要任务就是创造一个“假想敌”，并将矛头对准中国及一些与中国接触频密的华人，怀疑他们对加拿大的安全存在威胁，必须防范，及时制止。有了固定的目标之后，才可投入资源，结集一切力量，向“假想敌”发难。陈国治只是他们捕捉的“猎物”之一，还有不少后来者。陈国治一案，如何发展下去，仍是一个未知数。但它所产生“杀一儆百”的效应，正是保安部门想要达到的目标。“

作者最后的结论是：“中国的强大，本来是旅居海外华人的喜讯，哪里想到会成为他们参政的绊脚石。这些障碍会冷却华人从政的热忱，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对华裔社会很不利。如何才能扭转这个不利的形势，有待加中关系的改善。除此之外，别无良方。“

这里提到了一个核心问题：《怀疑他们对加拿大的安全存在威胁》。

这里的《他们》是指：参政的加拿大华人。具体地说是指：“既不能违背加国的利益，也不能忽略中国应得的平公待遇。“的参政的加拿大华人。而对于那些专职死心踏地反华反中的参政的加拿大华人是不受影响的。就如文章中所说：“投身政治的华人，犹如绿林好汉，在入伙之前必须缴纳“投名状”。他们必须争取信任，表达忠诚，是入围的先决条件之一。他们必须忘记自己是个“龙的传人”，并且甘心做个“黄皮白心”的效忠者，一言一行，都以加拿大的利益为优先考量。这是一道难以跨越的障碍，而且越过了也不一定能够安全著陆。“

那么能否请指出：他们对加拿大的安全存在的威胁是什么？还是只是《怀疑》？又说，他们是中国的代理人，那么能否请进一步说说，他们作为中国的代理人，对加拿大的安全存在的威胁是什么？

常听到的是：他们没有参与投票举手同意《中国在新疆灭绝人类罪》的议案。他们没有公开发声支持香港的暴乱。他们没有发声反中反华和反中反华的华人站在同一战线上。

说到底，还是华人斗华人。华人之间的内斗。

洋人本来就对黄小人看不顺眼，如百多年前的排华。如今华人多了，在华人中各路人杂都有，在一些专业的《反中华人》的鼓嗓下，洋人们的对黄小人看不顺眼的情绪又上来了，所以就有了今日之结果。

我认为这称不上是：《先天性的“缺陷”》。而是后天性的华人来加拿大多了，将华人之间的内斗带来了国外，一小部分人利用洋人作后盾来反对被《反中华人》看不顺眼的一些在加拿大参政的华人而己。

转发《先天性的“缺陷”，让加拿大华人参政困难重重》
发布：2025年04月17日 
来源：来稿《https://www.51.ca/》
作者：黃啟樟

假设陈国治不是华人，而是斯里兰卡人的后裔，或者是来自其他小国的移民，或者是这些移民的后裔，与中国扯不上任何关系。他可自由享受，每隔三两天就和斯里兰卡驻加拿大的外交人员饮咖啡，聊天，或者每年定时返回可伦坡度假，探亲。我可以肯定地说，他绝对不会引起加拿大保安情报单位的关注。理由很简单，斯里兰卡是个弱国，自顾不暇，那有野心向外扩张，或介入外国的选举。这个国家对加拿大完全没有任何威胁，我们的政府大可安枕无忧，陈国治也不会受到任何滋扰，能够安心工作及享受生活。

可惜陈国治是个炎黄子孙的后裔，具有先天性的“缺陷”。在面对中加关系如此恶劣的环境下，他有点像带著与生俱来的“原罪”身分去从政。既不能违背加国的利益，也不能忽略中国应得的平公待遇。如何取得平衡，确是一个重大的考验。今天的中国，对很多华人参政者来说，好像是一个大包袱。中国愈强大，这个包袱就变得愈沉重。

投身政治的华人，犹如绿林好汉，在入伙之前必须缴纳“投名状”。他们必须争取信任，表达忠诚，是入围的先决条件之一。他们必须忘记自己是个“龙的传人”，并且甘心做个“黄皮白心”的效忠者，一言一行，都以加拿大的利益为优先考量。这是一道难以跨越的障碍，而且越过了也不一定能够安全著陆。

保安情报局的首要任务就是创造一个“假想敌”，并将矛头对准中国及一些与中国接触频密的华人，怀疑他们对加拿大的安全存在威胁，必须防范，及时制止。有了固定的目标之后，才可投入资源，结集一切力量，向“假想敌”发难。陈国治只是他们捕捉的“猎物”之一，还有不少后来者。陈国治一案，如何发展下去，仍是一个未知数。但它所产生“杀一儆百”的效应，正是保安部门想要达到的目标。

据闻，政治捐款的来源也引起关注。捐款人及受益者都要小心翼翼，如果处理不当，会引发保安人员的注意，成为调查的对象。外国介入选举活动，是启动监视行动的前提，而且理直气壮。

其他少数族裔有意参政的人，似乎就没有遇到上述的困扰，也从未曾听过非华裔议员或官员，与他们原籍政府有任何不寻常关系，威胁到加拿大的安全。一般来说，无风起浪，绝大多数是由国安部导致的。陈国治到了今天仍然是清白的，但风未停，浪未平，好戏连场，陆续上演。

中国的强大，本来是旅居海外华人的喜讯，哪里想到会成为他们参政的绊脚石。这些障碍会冷却华人从政的热忱，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对华裔社会很不利。如何才能扭转这个不利的形势，有待加中关系的改善。除此之外，别无良方。

[yongbing1993]

如今站着喝酒而穿长衫泛滥成灾








在中华民国时代没有免费教育一说，上学读书尤其是上大学都是有钱人家孩子的事，所以大学生很少。而“学历不但是敲门砖，也是我下不来的高台，更是孔乙己脱不下的长衫”。走资派特色中国的如今站着喝酒而穿长衫泛滥成灾。

据央视网报道，一些刚走上社会的年轻人，会用“孔乙己文学”映衬自己当下的处境。

孔乙己是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一个没有考上秀才的书生，也是咸亨酒店里“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他端着读书人的架子不愿从事体力劳动，“如果我没有读过书，我可以找别的活做，可我又偏偏读过书”—— 孔乙己的穷困潦倒有迹可循。

但回到现实里，我们恐怕很难发出快活的声音。

已经很难考究，所谓的“孔乙己文学”具体是何时何地火起来的。但差不多同时期，中传硕士毕业5年存款5000的视频火了，她们的上一份工作是在火锅店打扫卫生。后来我们又听到了“超市招聘底薪6500元引大学生排队”、“校园里出现洗碗工招聘广告”的新闻。2022年，高校毕业生人数达到1076万，又一次创下历史新高。孔乙己式的无奈不是眼高手低，而是当代社会与就业结构性矛盾的真实写照。正如央视网评论所说，要正视背后的焦虑。

当一批年轻人在祈福条上写满了上岸、困顿于长衫和未来的时候，也有人做出了一些不太一样的选择。

蓝鲸财经找到了几位正在做零工、想尝试做蓝领以及体验过体力活又到重新回到办公室的年轻朋友，聊一聊他们是怎样脱下了长衫、他们的腰酸背痛或者快乐悲伤。选择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它们都是时代的注脚。

当985去给海胆掏屎、研究生在服装小店收银

陵容曾经为上岸扑腾了很久。

她是985大学毕业的文科生，在家乡的银行、上海的大企业都工作过，后来还考了几次公，尽管她的本科专业听起来很适合做公务员，但这并没有起到什么实质性帮助。低落迷茫地度过了很长一段“半夜三点睡、中午十二点起”的生活后，陵容想着换个环境会不会好一点？偶然间她了解到“打工度假签”，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来到澳洲。

但“大环境”二字似乎很难完全为个人际遇买单。初到澳洲的一段时间里，她是低迷、迷茫的。为了还清信用卡上的两万块，陵容开始打零工，并试着攒点钱来读书。留学生做体力活是很常见的，最开始陵容做的也是餐馆服务员、酒店清洁这样的工作。

没有落差是假的。“印象最深的是在餐馆当服务员的时候，觉得自己为什么要在饭点不能吃饭，而是服务别人。” 陵容表示，但习惯了也就好了，不过她还是由此确定了自己不喜欢和人打交道、不喜欢服务别人，“所以之后就转战农场了。”

后来，她去过四季豆厂、玉米厂、蓝莓场、樱桃厂等，看过葡萄从生长到结果，给海胆掏过屎，长刺短刺都掏过。农场的工作开阔、自由、不用动脑，她发自内心地喜欢摘果子和掏海胆。三四年零工生活期间，陵容还读了一个研究生，目前正在等待工作签证，“那样，就有更多的时间摘果子和掏海胆啦。”

给生蚝洗澡的装备 / 受访者供图

零工某种程度上意味着自由，和不稳定。所以有些暂时脱下长衫的年轻人，会把打零工当成一种过渡。

设计专业研究生毕业的蜜瓜，已经做了一个多月的收银工作。在此之前，她做了几天培训机构的小学老师，但她就是不喜欢小孩；更早之前，蜜瓜做过正儿八经专业对口的设计，但因为公司待遇一般最终离职。大概是可以预料到的，工作并不好找，蜜瓜焦虑了一阵子，决定捡起上学时候就萌生的创业想法。

正式创业之前，她得攒点钱——但是工作并不好找——这是一个闭环。既然如此，蜜瓜想着不如找一份不费脑的工作，至少消解一下焦虑。这样看来，收银和看店就是一份好工作，没有难度没有绩效压力，因为店够小也几乎没有同事和人际矛盾。

蜜瓜一周去店里三天，从早上十点工作到晚上十点，因为长时间站立她的身体极度疲劳精神却无此放松，晚上到家都是秒睡。一个设计出身的人，每天睡眠都很好——听起来很像童话了。

打零工以后：焦虑是明确具体的，快乐也是

蜜瓜也没想过，有一天会给小店打工，偶尔会恍惚“我为什么会在这里”。但她切实地感受到内耗被缓解，焦虑正在变得具体和明确，比如她现在会希望今天业绩好一点就行。

和陵容不一样的是，蜜瓜喜欢和人打交道，喜欢观察不同的陌生人。她提到了一对老夫妻，他们是来杭州的游客。奶奶相中了一件卡通毛衣，试穿时很高兴地问爷爷“好看吗”，爷爷就直接打开了付款码，笑眯眯地跟蜜瓜说：这么大年纪还喜欢这么花哨的，真拿她没办法。

买完以后两个人高高兴兴出去了，她被这种单纯的快乐所感染，觉得这大概就是“小确幸”。收银工作总归是有些无聊重复的，所以空闲时她会自己带着pad画点画，有花生啊袜子啊、有她的朋友和各种奇怪的设计。她想好了，要用“花生”来命名未来的设计品牌，吃夫妻肺片咬到花生、打零工遇到可爱客人时那种小小的快乐。

蜜瓜的朋友们还是不是太能理解她做收银的选择，但她们同样会来接她下班。她们在打了烊的店里放rap，在这个城市开始夜生活的时候蹦一场小小的迪。

蜜瓜和她的朋友 / 在店里闲暇时的画作 受访者供图

发自内心地喜欢一项零工毕竟还是难得的，但网友@喵无 很幸运。211大学毕业后，喵无去了沈阳一家宜家打冰淇淋甜筒。她自述称，这是一份只需要专注于当下的工作，“在纸箱里挑选一个完美无瑕的蛋筒，然后一圈一圈把冰淇淋绕出完美的形状，看到顾客拿到甜筒时惊喜的表情，那种感觉是在格子间里感受不到的”。

在澳洲做零工的陵容也找到了属于她的“打甜筒”时刻——给海胆掏屎。所谓海胆的屎，其实是它内脏的总和，包括海藻、肠衣之类。由上一个工序的共有把海胆敲开取出来之后，陵容负责用镊子把这些“屎”取下来。她解释称，其实这种屎味不算很臭，活儿本身反倒很新鲜，“我只要专注于把它挑干净就好”，陵容体会到了沉浸于事物本身的乐趣。

接受采访时，陵容刚刚结束的是摘蓝莓和摘树莓的工作，这是她最享受的零工。她喜欢果园的开阔，也喜欢被水果包围的感觉。摘果子等零活大多是计件工资，多劳多得，且只需要自己卷自己。陵容觉得这和当明星差不多，摘一筐果子、折一摞盒子、嘎一公斤扇贝，会得到相应的钱；就像明星演一集剧、唱一首歌、跑一个通告多少钱一样。

一个半月摘了两吨蓝莓 / 受访者供图

到目前为止，陵容已经是一个断断续续摘了三年果子的熟练工了。最多的时候，她一天八小时可以摘到101公斤蓝莓，时薪50澳元；今年夏天，她摘了两吨多蓝莓，肚子里也吃了不少。

有趣的是，去果园打零工除了熟人推荐，有时也是需要写简简历。今年夏天过去，陵容的简历可以加一条“丰功伟绩”了。当记者问及这类简历和以往面试银行、大企业有什么不同时，她很快回复了一句：“不用吹牛了。”

过了没多久，陵容补充称，“吹牛摘了三吨也行哈哈哈”。

蓝领不容易，“体力活的累超出了脑力工作者想象”

但陵容是换了很多很多份零工以后，才找到她的果园和蓝莓的。更早的时候，她在四季豆厂当挑拣工，她要把不同毛病比如烂的、有虫的、太短的、太弯的豆子都摘出来，还要把梗全部拔掉。大部分无聊空洞的时间里，她脑子里什么都想，将一生都走了好几遍。

“我也是一路走一路看，挑选自己喜欢做的和能做的。” 陵容现在会摘半年果子，剩下半年回到海鲜厂掏海胆，每周上三四天班，“我很喜欢这个节奏。” 但她直言，不是所有人都会喜欢这样耗费体力的重复计件工作。

体力劳动本身或许并不是化解焦虑的良药，对此小路也有话想说。她是我们的同行，一个记者，自去年裸辞以后摆烂游荡，去咖啡店做过店员，也在书店打过工，最后去到了景德镇捏泥巴。

但实际上做陶艺的过程很痛苦，这是一份技术活，就意味着不断的失败和漫长的学习。陶瓷很脆弱，她也很脆弱，手上长了四个冻疮，全身上下多处酸痛，干活的时间比以前加班写稿啊还要长，“体力活的累超出了脑力工作者的想象”。

体力活动哪有那么美好？心态爆炸了一段时间后，小路又回去打工捡起了老本行。

不光是这种本身的疲劳，成为体力工作者或者成为蓝领在我们目前所处的环境下，似乎并不是一个很成熟的议题。

正在某车企做审计的阿健，他的理想就是成为一个蓝领。他时常觉得自己的工作没有实在的产出，还有很多虚伪的规矩。但是他看到园区里的工人完整地组装一起辆车、然后结伴去吃饭，就会羡慕和向往这种产出的感受、这种工作和生活明确区分、不会被“追杀”的生活。

但是他至今没有迈出脱下长衫的一步。成年人总要考虑现实压力，阿健觉得目前蓝领的待遇并没有很好，这才是许多人望而却步的原因。而这背后又涉及到整个社会对于工种的看法和整个国家的职业教育体系问题。

而尝试体力劳动，也不意味着它会成为长久的事业。很享受自己目前状态的陵容表示，其实她也说不准未来会做什么，未来一年大概率还是在摘果子、海鲜厂之间横跳。有可能也会学新的东西，但现在她只想享受当下。

她其实已经记不太清那段低落的、踌躇的时光，但陵容可以感受到的不同是：以前跟风追逐别人觉得好的路，“现在我只是在认真过自己的生活，开心放自己的屁。”

[yongbing1993]

我怀念人民公社只是在反思当下







我怀念“人民公社”，并不是我想回到过去，而是在反思当下，什么事我们能做，什么事我们不能做。因为我们每做的一件事，都会关乎到我们的子孙后代，关乎到国家的未来。

那时候，学习生活是一种乐趣，包括上课、唱歌和劳动。那年，在新教室学唱的第一首歌是“公社是棵常青藤”，歌词大约是这样的：“公社是棵常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瓜。瓜儿连着藤，藤儿牵着瓜，藤儿越肥瓜儿越甜;藤儿越壮瓜儿越大。公社的青藤连万家……”

学校有“实验田”，面积大约有二三亩的样子，每星期我们要到这里劳动两次，几十个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站成一排，大家高举锄头，唱着歌儿刨地;十几个身强力壮的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用绳子拉耙。我体质孱弱，没有被选上拉耙，得生很长时间的气。

冬天，学校贯彻伟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指示，办起了校办工厂，有“棕垫厂”，我们的任务是每天下午放学后，在校园特定的区域，撕棕片，再让专人制作棕垫，一般都卖给城市的招待所。还有一个蜡烛厂，实际上就是一个小作坊。这里需要人很少，老师总是挑选班干部，或者一些积极分子。

我是1963年出生的，那一年出生的人好像很多，我们生产队跟我一个年龄，并在一个班里上课的学生有七八个。小孩子多，成年劳动力少，有时候，队长就跑到学校，把正在上课的学生拉走。老师也不会阻止，我们也很高兴，“呼啦”一下，跟着队长就走了。我们的活儿一般也不累，比如春天种棉花，就让我们这些半大孩子，用水盆往地里泼水，因为种棉花不需要很大的墒情。

家家户户都安上了小喇叭，线路连接着公社和县里，只要有什么重要通知，公社书记，或者县里的干部，就可以直接在小喇叭里讲话了。平时小喇叭播放中央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当时，农民家里，收音机还没有普及，装上这个小玩意，大家感到很高兴。

那时候，化肥和良种开始推广，粮食产量大幅提高，农民收入明显提高。我家就父母两个劳力，七六年以前，每年的现金收入不超过50元，的确很紧张。但1977年，收入一下子提高到127元，粮食也吃不完。以后每年的收入都上一个台阶，到生产队解体，短短几年时间内，几乎靠父亲一个人，家里盖上了五间红砖玻璃窗大瓦房。

那时候，因为大家都在集体干活儿，谁家里有几口人，都什么情况，都是透明的。去菜园子分菜，菜农按照人口多少，把蔬菜分成若干份，一排一排排列好，几口人的人家，就去拿几口人的蔬菜。

有时候，谁家里又添了一个小孩子，菜农不知道，没有给小家伙分菜，小哥哥小姐姐，拿着菜篮子，一路跑过去，大声喊着：“我家又添一口人——”

主管分菜的菜农，就会一声不响地再拿着杆秤给人家再添上一口人的菜。这样的事情，也不用向队长汇报，再由队长批准，只要吆喝一声，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邻里关系非常和睦，谁家有事，只要站在大街上喊上一声，大家云集而来，喊着号子，唱着歌儿，就把活儿给干了。谁家娶媳妇，或者殡葬老人，更是村里最热闹的事情，家里再忙，也会高高兴兴去帮忙。

晚上，是农村最热闹的时候。大家端着饭碗，讲究一点的人，还会再带上一个小碟子，咸菜上再滴两滴香油，再捏上一撮儿香菜，在大街两旁席地而坐，一边吃饭，一边聊天，说到高兴的时候，半条街上，都是笑声。

谁家有吵架磨牙的事情，村“革委会”办公室就是调解矛盾的地方。一般来说，家长里短，入情入理，双方都会很满意的，没有仗势欺负人的现象。当然，那些膀大腰圆，身上有刺的人也不敢嚣张，因为他们会受到惩罚。

有人说，你说这么多，跟“人民公社”有什么屁关系?当然有关系，如果不是“人民公社”这种公有制体制所形成的大环境，农民生活能改善得如此迅速吗?人与人之间能有如此和谐的社会关系吗?不是“人民公社”所形成的公有制经济基础，人民群众会有如此昂扬向上的积极的精神状态吗?

前几天，看到一个视频：村里刚刚修建的水泥路，拓宽取直，妥妥的好事，但一个小伙子，因为修路坏了他家的一小片麦子，他竟然挥起锄头，把刚刚修好的水泥路面毁坏掉。

当年的小孩子，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六十岁老人，几十年风风雨雨，只有一个感受，吃好穿好，吃饱穿暖，其实不是一个问题，社会向前发展，这些问题多会迎刃而解的，但人心散了，这个社会就不会有精气神了。

《我们小时候的农村》！农村人民公社。在农村人民公社里来了不少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和回乡的知识青年，这是人才。有农村人民公社的贫下中农为骨干的社队干部，这是信仰共产党的一个阶级。所有的人都是农村人民公社的社员，没有地主和特权，没有贫富差距。农村人民公社里有社办工厂，有农机站，种子站，农科所，有人民政府，人民商店，人民礼堂，人民文艺宣传队，妇女突击队，妇女会，托儿所，人民卫生院，农村合作医疗，赤脚医生（社员们养得起的自己的医生），有托儿所，幼儿园，小学，中学，上大学的年轻人国家包一切费用，毕业后回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有五保户政策对老弱病残孤独老人军烈属等实行了五保服务到寿终，有人民调解员调解各种家庭矛盾夫妻吵架邻里纠分，有过食堂，有民兵营，有共青团，有少先队，有学雷锋小組义务为人民做好事，农忙时有城里来的医疗队，帮忙的工人阶级支农等等。如此持续发展至今，每一个农村人民公社都早己成为一个小城市了。就是没有地主和流浪汉。

这就是博主所说的《我们小时候的农村》！当然，各个《我们小时候的农村》的农村人民公社有所不同，例如社办厂就根据各农村人民公社的具体优势的行业，再根各自农村人民公社的具体需求创办的。但都是属于农村人民公社全体社员的公有财产，不是私人的，是不允许让少数人先富的。坚持到现在，农村人还会去城市做牛做马到处流浪看人脸色去当农民工，还被欠薪，而讨薪不到还被抓吗？

《我们小时候的农村》！曾经存在过。后代子孙们自己拿主意要不要？即便想要，也要靠自己。共产党只是指明了方向，共产党己经被走资派消灭了。从头越，一切靠自己。不要也行，子子孙孙当四处流浪的农民工也行。再也没有人来《为人民服务》了。

从走资派们的“两岸一家亲“给台湾资本家发财先富买美国武器，到如今的两岸是敌对势力，说明了什么？

中国如今在资本经济操作下的资本大鳄们是不是能受习近平皇帝管控？

中国如今在资本经济操作下的打工仔农民工士兵们是不是能听习近平皇帝的话？

中国如今在资本经济操作下的军头们是不是还能为习近平皇帝去打仗收复台湾？军头们个个争先富去了，提了这么多将军，有哪一个能指挥打仗？有了先进武器大杀伤性武器航母当玩具玩玩而已。

转载《聊聊“人民公社”那些事！》

作者：空山新雨
　　
关于“人民公社”，我不敢妄议，我担心自己的一孔之见，会引起一些人的心理不适。就我个人而言，大半生为人和善，不愿意得罪什么人。所以对这件事只能说说，聊聊，漫无目的，说到哪算哪。

小时候上学，读史书有“巴黎公社”一说，不知道什么原因，对这个词语感到很亲切，心里总有一股暖流在涌动。又听说新中国“人民公社”的发端，始于新乡市七里营，当时虽然没有去过当地，但也感到亲近。

据说，全国性推广“人民公社”是源于伟人的一句“人民公社好”，全国的农村把乡镇建制都改为“公社”。

至于一件事物或者一个人，叫什么名字，跟其实用效果没有多大关系，最多是表达一种良好的意愿和追求而已。叫“爱国”的人不一定爱国，叫“建设”的人说不定是搞破坏的。

可是，我这就想不通了，伟人去世后，有人迫不及待得改掉“公社”这个名字，回到原来的“乡镇”，随之而来的是，“人民”两个字也抹去了。我说过，名字不算什么，只要能让百姓过上好日子，随你怎么叫都行。

“人民公社”离开百姓已经将近五十年了，令人奇怪的是，在百姓中间，悄悄滋生了一股浓浓的怀念，文化界曾经把它批得体无完肤，现在却又扭扭捏捏地，时不时地提上几句，似乎还有什么“研究价值”。

我不是专业研究人员，只是一个能说话，能写一点文字的小人物，人微言轻，但我也想把自己的思绪拉回到过去的时光，说说“人民公社”那些事。

伟人去世前，我年龄还小，大人世界里很多事情，我们是不清楚的。1977年，我上初中，教室是村里刚刚修建的二层楼房，钢筋混凝土结构，一溜十几间房，每个教室是三间，大玻璃窗，西式门，教室里的桌子是整齐的水泥板。

那时候，学习生活是一种乐趣，包括上课、唱歌和劳动。那年，在新教室学唱的第一首歌是“公社是棵常青藤”，歌词大约是这样的：“公社是棵常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瓜。瓜儿连着藤，藤儿牵着瓜，藤儿越肥瓜儿越甜;藤儿越壮瓜儿越大。公社的青藤连万家……”

学校有“实验田”，面积大约有二三亩的样子，每星期我们要到这里劳动两次，几十个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站成一排，大家高举锄头，唱着歌儿刨地;十几个身强力壮的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用绳子拉耙。我体质孱弱，没有被选上拉耙，得生很长时间的气。

冬天，学校贯彻伟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指示，办起了校办工厂，有“棕垫厂”，我们的任务是每天下午放学后，在校园特定的区域，撕棕片，再让专人制作棕垫，一般都卖给城市的招待所。还有一个蜡烛厂，实际上就是一个小作坊。这里需要人很少，老师总是挑选班干部，或者一些积极分子。

很长时间，我都没有被选上，我非常懊恼。于是，我就干脆自己跑去了，老师见我眼巴巴的样子，就给我一个活儿，让我拿着一段冷凝管。我高兴地握着这段橡胶管子，一点也不敢放松。

我是1963年出生的，那一年出生的人好像很多，我们生产队跟我一个年龄，并在一个班里上课的学生有七八个。小孩子多，成年劳动力少，有时候，队长就跑到学校，把正在上课的学生拉走。老师也不会阻止，我们也很高兴，“呼啦”一下，跟着队长就走了。我们的活儿一般也不累，比如春天种棉花，就让我们这些半大孩子，用水盆往地里泼水，因为种棉花不需要很大的墒情。

家家户户都安上了小喇叭，线路连接着公社和县里，只要有什么重要通知，公社书记，或者县里的干部，就可以直接在小喇叭里讲话了。平时小喇叭播放中央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当时，农民家里，收音机还没有普及，装上这个小玩意，大家感到很高兴。

那时候，化肥和良种开始推广，粮食产量大幅提高，农民收入明显提高。我家就父母两个劳力，七六年以前，每年的现金收入不超过50元，的确很紧张。但1977年，收入一下子提高到127元，粮食也吃不完。以后每年的收入都上一个台阶，到生产队解体，短短几年时间内，几乎靠父亲一个人，家里盖上了五间红砖玻璃窗大瓦房。

那时候，因为大家都在集体干活儿，谁家里有几口人，都什么情况，都是透明的。去菜园子分菜，菜农按照人口多少，把蔬菜分成若干份，一排一排排列好，几口人的人家，就去拿几口人的蔬菜。

有时候，谁家里又添了一个小孩子，菜农不知道，没有给小家伙分菜，小哥哥小姐姐，拿着菜篮子，一路跑过去，大声喊着：“我家又添一口人——”

主管分菜的菜农，就会一声不响地再拿着杆秤给人家再添上一口人的菜。这样的事情，也不用向队长汇报，再由队长批准，只要吆喝一声，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邻里关系非常和睦，谁家有事，只要站在大街上喊上一声，大家云集而来，喊着号子，唱着歌儿，就把活儿给干了。谁家娶媳妇，或者殡葬老人，更是村里最热闹的事情，家里再忙，也会高高兴兴去帮忙。

晚上，是农村最热闹的时候。大家端着饭碗，讲究一点的人，还会再带上一个小碟子，咸菜上再滴两滴香油，再捏上一撮儿香菜，在大街两旁席地而坐，一边吃饭，一边聊天，说到高兴的时候，半条街上，都是笑声。

谁家有吵架磨牙的事情，村“革委会”办公室就是调解矛盾的地方。一般来说，家长里短，入情入理，双方都会很满意的，没有仗势欺负人的现象。当然，那些膀大腰圆，身上有刺的人也不敢嚣张，因为他们会受到惩罚。

有人说，你说这么多，跟“人民公社”有什么屁关系?当然有关系，如果不是“人民公社”这种公有制体制所形成的大环境，农民生活能改善得如此迅速吗?人与人之间能有如此和谐的社会关系吗?不是“人民公社”所形成的公有制经济基础，人民群众会有如此昂扬向上的积极的精神状态吗?

前几天，看到一个视频：村里刚刚修建的水泥路，拓宽取直，妥妥的好事，但一个小伙子，因为修路坏了他家的一小片麦子，他竟然挥起锄头，把刚刚修好的水泥路面毁坏掉。

当年的小孩子，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六十岁老人，几十年风风雨雨，只有一个感受，吃好穿好，吃饱穿暖，其实不是一个问题，社会向前发展，这些问题多会迎刃而解的，但人心散了，这个社会就不会有精气神了。

我怀念“人民公社”，并不是我想回到过去，而是在反思当下，什么事我们能做，什么事我们不能做。因为我们每做的一件事，都会关乎到我们的子孙后代，关乎到国家的未来。

[yongbing1993]

该把知识骗子牢牢锁定在臭老九






自古以来中国老百姓之所以把知识骗子牢牢锁定在臭老九的位置上，就在于中国知识骗子特定的政治依附性，上层知识骗子是官僚学者集于一身，知识就是做官技巧；中层知识骗子是官员幕僚，专门为官员出谋划策，狼狈为奸；下层知识骗子是富人的师爷狗腿子，比富人本身更坏。

所以中国老百姓对知识骗子特别鄙视，坚持认为“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皆是读书人”，始终把知识骗子锁定在妓女之下的臭老九位置上: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工六农七医八娼九儒十丐。

《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工》《六农》《七医》《八娼》《九儒》《十丐》

《杜十娘》更是形象地展示了妓女的道德品质远远高于知识分子。新中国成立后，把知识分子全部包养下来，知识骗子却拒绝与劳动相结合，敌视劳动和劳动人民，再次被老百姓锁定在了老九的位置上: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知识骗子。走资派邓小平改革开放后，知识骗子通过文凭和学历，控制了中国官僚集团和资本集团，通过官员皇权化改革，建立了随意掠夺老百姓财富和任意淫弄老百姓妻女的体制，最终沦落到了下九流的地步，成为人类历史上最邪恶最肮脏最龌龊最下流的一个生物群体。这就是中国知识骗子的历史演变。

“知识分子”，知识骗子，知识婊子，知识痞子，知识鬼子，知识汉奸狗腿子。知识骗子：用“知识”招摇撞骗。知识婊子：用“知识”卖身赚钱。知识痞子：用“知识”撒泼耍赖。知识鬼子：用“知识”杀光、抢光、毁光。知识汉奸狗腿子：用“知识”卖国求荣。自命“精英”是总祸根子。

何谓“普世公知”?知识混混，知识泼皮，知识无赖，知识恶霸，知识土匪，知识卖国贼——名为“知识分子“，实为知识骗子，富人面前是知识婊子，老百姓面前是知识痞子加知识鬼子，帝国主义面前是知识汉奸狗腿子。

知识骗子：用“知识”招摇撞骗。骗子的特征是什么?看看专在街头行骗的混混就行。核心本色：专拿空话忽悠人——自己啥也没有，啥也不会，啥也不干，一天到晚全靠卖嘴皮子骗吃骗喝骗财骗色。

知识骗子的特征是什么? 跟街头的混混一个样，只不过所卖的嘴皮子加了个“文明”包装，美其名曰“知识”——专用“知识”招摇撞骗。

知识骗子其实跟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里的那俩骗子一个德性。琢磨透了那俩骗子的行为特征，就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把握住现实社会中知识骗子的要害伎俩。

知识骗子专拿空话忽悠人：自己啥也没有，啥也不会，啥也不干，一天到晚全靠卖嘴皮子骗吃骗喝骗财骗色——给出去的全是空空洞洞、华而不实、徒有其表的玩艺;捞回来的全是实实在在、货真价实的“干货”;留给受害者的全是实实在在、货真价实的伤害：

知识骗子是“皇帝的新衣”里的骗子：给出去的全是空空洞洞、华而不实、徒有其表的玩艺——“最美丽与奇特的布料”、“多么美的花纹!多么美的色彩!”、“在空空的织机上忙碌地工作”……捞回来的全是实实在在、货真价实的“干货”——丝绸、金钱、珠宝……

知识骗子：给出去的全是空空洞洞、华而不实、徒有其表的玩艺——“民主”、“自由”、“普世价值”、“先进文明”、“精英”、“学位”、“学者的良知”、“学术研究成果”、“改革”、“为富人讲话、为穷人做事”……捞回来的全是实实在在、货真价实的“干货”——“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专家学者说了算”、“话语霸权”、“学者型官员”、“高薪养廉”、“先富起来”……

知识骗子留给受害者的全是实实在在、货真价实的伤害：古代的知识骗子忽悠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如今的知识骗子忽悠说，“亡国事小，民主事大”;南方都市报忽悠说，“和自由相比，强奸算得了什么呢?”——对受害者来说，知识骗子所谓的“节”是空空洞洞的东西，而“饿死”失去的则是是实实在在的生命;知识骗子所谓的“民主”是空空洞洞的东西，而“亡国”带来的则是实实在在的家破人亡;南方都市报所谓的“自由”是空空洞洞的东西，而“强奸”所带来的则是实实在在的伤害。

知识骗子“专拿空话忽悠人”、“啥也没有，啥也不会，啥也不干”、“给出去的全是空空洞洞、华而不实、徒有其表的玩艺;捞回来的全是实实在在、货真价实的‘干货’”、“用空空洞洞的忽悠给受害者造成实实在在的伤害”——这是一切骗子共有的行为特征。掌握住这条就把握住了一切骗子行骗的大方向大规律。

不管是谁，不管用什么方式，不管用什么理由，只要朝着“虚的换实的、没的换有的、假的换真的、贱的换贵的、赊的换现的、虚无飘渺的换实实在在的、天花乱坠的换货真价实的、模棱两可的换确切无疑的、看不见摸不着的换看得见摸得着的、他说了算的换人所共知的”方向演变，那就该长个心眼：这可是骗子行骗最典型的特色。如果导致的最终的结果是别人吃亏他占便宜，那不用说，百分之百的骗子。

用骗子自家说了算的主观夸张取代切切实实的客观存在。“皇帝的新衣”里的骗子所谓“最美丽与奇特的布料”、“多么美的花纹!多么美的色彩!”等等全是“骗子自家说了算的主观夸张”;而“切切实实的客观存在”则是根本不存在什么“皇帝的新衣”。“用骗子自家说了算的主观夸张东西取代切切实实的客观存在”的结果就是凭两个骗子的一番信口开河，楞是凭空捏造出了“皇帝的新衣”。

知识骗子所谓“失节”、“民主”、“自由”之类同样全是“骗子自家说了算的主观夸张”——什么叫“失节”?全凭知识骗子满嘴里跑舌头——对别人是“烈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二主”、“从一而忠”，对自己则是“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仕”、“顺天意”、“应天命”。什么叫“民主”?;全凭知识骗子满嘴里跑舌头：自己说了算才叫“民主”，老百姓说了算就叫“民粹”，毛泽东的民主集中制就叫“独裁”。“民主”不“民主”全看知识骗子的舌头怎么翻。什么叫“自由”?还是全凭知识骗子满嘴里跑舌头：他欺负老百姓就叫“自由”，老百姓反抗压迫就叫“极左”、“暴乱”。“自由”不“自由”还是全凭知识骗子随心所欲的主观夸张。“用骗子自家说了算的主观夸张东西取代切切实实的客观存在”的结果就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亡国事小、民主事大”、“和自由相比，强奸算得了什么呢?”——让骗子用“自家说了算的主观夸张”给受害者造成实实在在的祸害。

骗子行骗的要害不在名义而在实际。魔鬼都在细节中，骗局都在过程中，名义上总是冠冕堂皇的。骗子行骗的一大诀窍就是诱导受害者接受骗子制定的游戏规则，按骗子定义的标准判断是非。而只要按骗子制定的游戏规则办事一定是他赢，按骗子定义的是非标准判断问题一定是他占便宜。

不管是谁，不管用什么方式，不管用什么理由，只要企图用他说了算的主观夸张来取代你建立在切切实实客观存在基础上的是非标准，那就要小心点：这可是骗子行骗的标准手法。

不干实事　　骗子的本质是不劳而获。不劳而获者岂能实实在在创造财富?岂能干实事?因此“干不干实事”是判断是不是骗子的一大法宝。

“皇帝的新衣”里的骗子：“假装在空空的织机上忙碌地工作”。知识骗子：连“假装在空空的织机上忙碌地工作”这类装模作样都不肯干，不做一事，不设一谋，却整天挑剔实实在在干实事的人这不对那不对：中国老百姓“愚昧无知”，社会主义错、公有制错、“两弹一星”错，整个中国革命特别是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更是一无是处：抗美援朝错、援越抗美错、解放战争错：“千万军民的死亡，换来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原来却没有道理，被改革开放否定了”、抗日战争错：“不打又如何?让日本人管理中国，满族人入主中原，中华文明依旧，满族没有了，日本和族未必不是这个下场”、土地革命错：“打土豪分田地，有什么道理?符合什么原理?什么法理?”、辛亥革命错：“不革又如何?君主立宪，未尝不可”——整个中国近代史全部都是错、错、错、仍然错、继续错、尤其错!(陈有西学术网：“热带水果”对“茅于轼：战争与和平——人民需要觉醒”的评论)。

有点生活常识就可以知道，没什么正经职业、好吃懒做、游手好闲、一天到晚什么正事也不干、专门张家长李家短拨弄是非专门说别人的坏话的长嘴婆娘、街头混混之类不是职业骗子也决不是什么正经货，说出的话决不可信。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一切都是自己实干出来的：从一开始的几十个人发展到上千万党员夺取天下、把中国从任人宰割变成核大国，全靠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实干。

“普世公知”们半分实事都不干，却整天指手划脚说三道四、没完没了地指责实实在在干事的毛泽东共产党这错那错，这跟那些一天到晚什么正经事不干、专门张家长李家短拨弄是非说别人的坏话的长嘴婆娘、街头混混有多大区别?你说毛泽东指挥打仗不行，你打过哪怕一仗没有?你说毛泽东搞建设不行，你搞过哪怕一个建设项目、有过一砖一瓦的贡献没有?你说毛泽东做事这错那错，你做过哪怕一件实事没有?根本不敢下水的人指责游泳冠军不会游泳，根本不敢上战场的人讽刺常胜将军不会打仗——讽刺不讽刺?从不劳动的人决不会懂得珍惜别人的劳动成果，从不干实事的人决不会懂得尊重别人的苦干实干。大笔一挥，大嘴一张，不由分说一下子就把多少亿人流血流汗拼命努力创造的历史一笔勾销。

如此“普世公知”比长嘴婆娘、街头混混都不如——长嘴婆娘、街头混混胡说八道还有可能是为了图一时的嘴快而不一定是存心坑人，而“普世公知”则完全是为了谋私利蓄意害人。他们的行径一象奴隶监工二象匪——只有奴隶监工才自己什么实事都不干、整天光盯着实实在在干活的人拼命挑毛病、狠命抽鞭子。“普世公知”可不就是整天用笔当鞭子专门抽人的“奴隶监工”?至于说匪——从不建设、从不创造财富、专门用硬刀子到处抢劫破坏的是土匪;从不建设、从不创造财富、专门用软刀子到处抢劫破坏的是文匪。“普世公知”就是一群文匪。说他们是知识骗子实在太客气。

知识骗子如象好吃懒做、游手好闲、一天到晚什么正经事不干、专门拨弄是非说别人的坏话的长嘴婆娘、街头混混那样从不干实事却整天指责实实在在干实事者的人必是骗子。

自古以来中国老百姓之所以把知识分子牢牢锁定在臭老九的位置上，就在于中国知识分子特定的政治依附性，上层知识分子是官僚学者集于一身，知识就是做官技巧；中层知识分子是官员幕僚，专门为官员出谋划策，狼狈为奸；下层知识分子是富人的师爷狗腿子，比富人本身更坏。

所以中国老百姓对知识分子特别鄙视，坚持认为“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皆是读书人”，始终把知识分子锁定在妓女之下的臭老九位置上: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工六农七医八娼九儒十丐。《杜十娘》更是形象地展示了妓女的道德品质远远高于知识分子。

新中国成立后，把知识分子全部包养下来，知识分子却拒绝与劳动相结合，敌视劳动和劳动人民，再次被老百姓锁定在了老九的位置上: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知识分子。改革开放后，知识分子通过文凭和学历，控制了中国官僚集团和资本集团，通过官员皇权化改革，建立了随意掠夺老百姓财富和任意淫弄老百姓妻女的体制，最终沦落到了下九流的地步，成为人类历史上最邪恶最肮脏最龌龊最下流的一个生物群体。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