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360)
2018 (398)
2019 (358)
2020 (353)
2021 (347)
2022 (360)
2023 (339)
2024 (783)
共产党灭亡了，资本家不装了。
在全世界各国中沒有真正的共产党执政。全球的全人类的共产主义运动，也己被资本家联合想当资本家的人，利用执政权力联合在一起进行了几十年的剿杀之后，己将共产主义运动全部灭亡了。没有了制衡和对抗，没有了将一盘散沙的低层劳动者组织起来的能力，资本家们可以不装了。
中国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后，新型的资本家们就玩起了《996》，强行打工人加班，不给加班费之后，尝到了甜头，钱赚得多了。慢慢地影响到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家们。所以在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家们也不装了。这就是将共产党灭亡了，资本家们也不装了。
转载：《，不拼=出局! 加拿大雇主"不装了": 要求每周工作80小时 加班成常态》
发布：2025年08月03日
来源：加国无忧 51.CA
作者：51.CA 坚果儿
还记得几年前HR口中的“工作–生活平衡（Work–Life Balance）”吗？那个被无数 LinkedIn 帖子和企业文化挂在嘴边的“美好词汇”？
如今，它被无情宣判死亡。
越来越多的加拿大公司也不再掩饰这一点，反而在招聘广告里直接表明：我们要的是拼命三郎！
他们公开兜售的是竞争、牺牲和专注。而对于员工来说，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新的职场常态。
加班成为常态：不拼=出局
过去，企业至少还会在台面上喊“平衡”。现在，他们直接撕掉伪装。例如吗，Shopify、Solace和Rilla等公司都在公开招聘里强调：长时间工作是常态，平衡不是。
Rilla的招聘广告上写着：“我们没有严格的工作政策，但我们倾向于每周工作60到80小时。”企业文化更直接：在纽约工作的员工可以获得租房补贴，以便住在办公室附近。其CEO已经连续8年没有休过假。
Shopify曾经宣扬“工作与生活平衡”，如今也在找能“跟上高压节奏”的产品经理。
Solace这个医疗平台更加直白：“如果你想要工作–生活平衡，这里不适合你。”
这类招聘广告直接筛选了人群——他们只要把高强度工作当作日常的员工。
至于科技巨头？Google、Microsoft、Amazon和Meta也不再玩“灵活办公”的温柔牌，纷纷强制员工返回办公室，并期望员工的工作时间远超“朝9晚6”。
谷歌联合创始人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甚至公开表示：“每周工作60小时，是生产力的最佳区间。”
在各行各业，英伟达CEO黄仁勋也说自己每周工作7天，几乎没有任何“工作/生活”界限，并直接将英伟达冲到4.2万亿美元市值归功于这种工作习惯。
为什么公司敢这样？答案很残酷
在加拿大，这类招聘广告可能触及《就业标准法》中对最长工作周和加班薪资的规定，无论员工是否“自愿”。即便是自愿的员工，也未必能长期承受这样的强度；雇主若提出这类要求，也面临残障索赔甚至因精神或身体崩溃而被指控疏忽的风险。
同时，还有社交媒体的舆论反噬，甚至可能遭到现任或前任员工的公开指责。
这些招聘信息筛选了他们想要招募的人。他们想要的是那些将长时间在办公室工作视为日常惯例的员工。
然而，回报远超这些风险，包括拥有一支更敬业、更高绩效的员工队伍，从而能用更少的员工创造更多的产出。这些招聘广告筛选掉了那些没有准备好迎接挑战的人，这样公司就可以避免日后的解雇麻烦。
而且，这些企业文化所带来的高绩效表现也使其客户有目共睹，从而创造了营销优势。但将这些要求和文化直接列在招聘信息中，本身就是对任何基于过度工作或不合理工作条件而提出的“变相解雇”索赔的一种辩护。这一点应该通过职位描述、绩效计划、年度评估和内部备忘录来加以强化。公司必须能够证明他们是透明的，并已披露了他们的期望。
如今的雇主已经“不装了”，你会接受每周60–80小时的工作来换取“高薪+高位”吗？还是宁愿保住生活平衡？
“《七五宪法》第十三条 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国家保障人民群众运用这种形式，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以利于巩固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一九七五年立法通过之后没几年又被取消了。就有有反共者叽笑：只让老百姓享受了很短的时间。但反共者看不见的是，大字报不是从1975年才开始的。
新中国成立后，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初这20余年的时间里，中华大地上共贴出了多少张大字报，恐怕是永远无法统计出来了。遥想当年，稍微能识文断字的人，没写过大字报者，或许不会很多；没看过大字报者，更是寥若晨星。大字报成了这些年间新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何谓大字报?《现代汉语词典》上没有条文，洋洋千万字的《汉语大词典》上没有解释，修订后的《辞海》、《辞源》上也查不到。是这些著名辞典的编纂者们的无意疏忽，还是实在无法作出解释而弃之不录，不得而知。很有可能编《辞海》、《辞源》的那些丑陋文人被大字报这武器伤到过。怕大字报！更恨文革。
大字报产生于何时?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农村推广大字报的好处后说：“中国自子产时就产生了大字报。”子产是春秋时期郑国人，如果这样的话，大字报的历史可谓久矣。从其形式上讲，古代的揭帖与大字报颇为相似。揭帖者，就是张贴的启事。要追根溯源，大字报真是源远流长、历史悠久。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新中国社会主义时代的工人农民们运用大字报的盛行，始于1957年那场后来被称右派分子丑陋的资产阶级文人们称之为“严重扩大化”的反右派运动。
最早出现大字报的高校是北京大学。
1957年5月19日清晨，第一张大字报出现在北大大饭厅灰色的墙壁上，内容是质问北大团委出席共青团三大的北大代表是如何产生的。可惜，这张大字报在当时的报刊书籍中都没有登录下来，使我们今天无法知晓它的全文。接着，哲学系的龙英华也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建议在墙上开辟一个民主园地来展开争鸣，协助整风。
随之，一张一张的大字报相继贴了出来。这一天，后来被北大的学子们称为“五一九运动”。
大字报不仅颜色是五颜六色，有红的、绿的，也有用旧报纸写的；形式也五花八门，短文、杂文、口号、对联、漫画，不一而足。
在1957年那个炽热的夏天里，有人因写大字报而成了“右派”，也有人因别人大字报的揭发、批判而成为“右派”。大字报作为一种武器，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可以使用，无产阶级也可以使用。所以说，这是一种所有人的大民主武器。
在反右派斗争中，伴随大字报的广泛使用而产生的是大辩论；在大辩论中，大字报又常常被用来作为辩论的手段。加上在此之前出现的大鸣、大放，于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四大”，在高等学校和党政机关中被广泛使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在文革中得到了广泛使用。于是《七五宪法》经立法通过成了法律。
1957年作为右派分子“向共产党进攻工具”的大字报，在反右派运动中却成了工人农民反击右派“进攻”的武器，并且得到了最高领导人的一再肯定，甚至被赞扬为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此后，在整改、三反、五五、大跃进运动中，大字报得到了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广泛使用。当时的宣传舆论工具也对大字报的功效一再推崇，大字报的作用得确神乎其神、玄而又玄，在毛泽东时代是被政府认可的。
而到了走资派时代，将大字报从宪法中删除了。走资派右派砖家叫兽酸臭文人精蝇们怕大字报。
大跃进运动之后，大字报曾一度沉寂了好几年的时间。然而，“文化大革命”之后，自北京大学的聂元梓等人贴出所谓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开始，大字报的狂飙再次席卷中国。在“文化大革命”这个政府大民主群众大运动的年代里，大字报暴露出了一个又一个的丑陋，一桩又一桩自私自利黑幕。一张张“革命”大字报公开了许多人平时不知道的丑陋。又被大字报揭发出了一些人的黑历史如：“叛徒”、“特务”、“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等，被劳动人民将这些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打倒在地，并踏上一只脚。
“文化大革命”，同广大群众使用的“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是分不开的。“文化大革命”为“四大”的使用提供了广阔的舞台，而“四大”又使“文化大革命”动动提高了活力。
事实证明，大字报有利于底层广大人民群众对权贵分子的丑陋得到揭露事实，实际上容易被广而告之，使坏人无可藏身。以大字报为中心的“四大”，不但发扬了民主，而且还是人民群众的大民主，又通过立法得到《七五宪法》的保障，成了全国范围的法律。
无产阶级不怕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文化大革命是乱了敌人。所以，走资派右派才会怕文革再来。
大字报可以说谁都可以使用，大字报的最主要功能，一是揭露，二是批判。但那些“牛鬼蛇神”，“反革命分子”，“地、富、反、坏、右”等坏分子只能爱批判。这是无产阶级专政。是在中国共产党执政下。
然而，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后，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大字报也从宪法中删除。这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在中国走资派特色党执政下。
在1980年的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走资派谭震林在书面发言中深刻指出了大字报这种“大民主”的本质。他说：“‘四大’根本没有民主的意义，而是文革小组强有力的棍棒。文革小组需要打击谁，一夜之间满城大字报。受到大字报揭发、批判、打击的同志，个人任何辩论的大字报，不管写了几张，是贴不出去的，即使贴上了，也立即被别的大字报所覆盖。因此，不能说它是‘大民主’，不能说取消‘四大’，就取消了‘大民主’。”
1980年1月中旬，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走资派邓小平做了《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在讲到“四大”问题时，他指出：“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是载在宪法上的。现在把历史的经验总结一下，不能不承认，这个“四大”的做法，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从来没有产生积极的作用。应该让群众有充分的权利和机会，表达他们对领导的负责的批评和积极的建议，但是“大鸣大放”这些做法显然不适宜于达到这个目的。因此，宪法有关“四大”的条文，根据长期实践，根据大多数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党中央准备提请人大常委会和全国人大审议，把它取消。
在1980年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中共中央正式作出决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建议，取消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
这年4月8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在一个星期的会议中，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取消“四大”的建议，成为一个重要议题。
在这些人大常委中，对“四大”的危害可谓有切身的体会，谈起当年那些“炮轰”、“勒令”的大字报，委员们会依旧心有余悸，不寒而栗。
在发言中，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杨秀峰，从法律的角度阐述了取消“四大”的四条理由：
一、宪法中已经明确写明“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这些规定保障了公民应该享有的民主权利；而“四大”却相反，妨碍了公民应当得到的正当的民主权利。
二、把“四大”写进宪法中，使少数坏人在法律上有了可乘之机，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打着“四大”的旗号，制造事端，向无产阶级进攻，妄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
三、把“四大”写上宪法，会使一些人利用来大搞派性，制造混乱，破坏正常的工作、生产、教学和生活秩序，不利于四化建设。
四、搞“四大”容易泄露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从“文化大革命”到“西单墙”，一些坏人正是利用大字报泄露了不少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
参加会议的人大常委们，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赞同取消“四大”，提请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决定。
1980年9月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作出决定，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五条，取消所谓“四大”的规定。
1982年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的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通过了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这部宪法中，有关“四大”的条文彻底消失了。
大字报终于成了历史的陈迹。
在走资派口中能听到说大字报好吗？而大字报对谁有利？是人都知道。当然这里的人是底层的工人农民没权没钱的小人物而己。
神是谁？神是每一个人都有的组成部分。
谁是神？人就是神。
是人就有神！每一个人是有三部分组成的：
一，神明。具体的就是大脑。精神智慧灵气。
二，魂魄。活的生命体，具体的就是心脏和肺。以及五脏六腑。
三，肉体。整个人的一堆肉体如躯体和四肢。
必须具备以上三要素，才能称其为人。
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动物没有神明。
人的神明产生于后天，是随着人逐渐长大，不断学习中取得。学习可以是从书本上学习，也可以从社会实践中学习，人传人知识也是一种学习方法。潜移默化不断累积使人不断拥有更多的神明。这里的神明是中性的。但具体到人间善恶对错之分是人类自己规定的。
例如：耶稣基督是个人，是生在马棚里的，后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的神明是“神爱世人“。但后世又被分为数支教派，就拿天主教和基督教，虽然都源于对耶稣基督的信仰，但在教义、组织结构、礼仪等方面存在显著区别。天主教以罗马教廷和教皇为中心，强调圣传和神职人员的中介作用，而基督教则不接受教皇领导，强调个人与上帝的直接交通。基督教又分为福音派，浸信会，长老会等。耶稣基督神明之下又有一支叫摩门教，在超过半数的美国州里，摩门教都是增长最快的宗教。但在教导和信仰上，摩门教与正统基督教有着根本的不同。甚至在基督教牧师眼里：摩门教是邪教。
又例如：天主教的教皇，又称教宗。是由人选举产生的，这里的人是指天主教在世界各地的大主教组成选出来的。大主教也是按教规逐步进升的，在进升之前也是一个人。这就说明每一个人都有《神明》的存在，当这个人的《神明》聚集到一定程度后，就成了教皇。
这就证明，只要是人就会有神明。至于这神明最终成为何方神圣，这就要对具体的作具体的分拆。例如中国大陆的制造冰毒的这个人，就被称为化学天才，如果用这个人的神明来创造治癌药可就造福人类了。而他选择了制造冰毒赚钱争先富了。是对是错是人为给的。
一些宗教领导人忽悠信教了能上天堂，如真有，几千年来天堂里该有多少的鬼魂了？教会也是人所聚会的一种方法，让参会者交点钱搞个群聚活动罢了。
但宗教的信仰上，是以人类大多数人在传统意义上的真，善，美相联系的，所以能吸引不少的相信真实的，善良的，美好的愿望的人参加是非常正面的。
但神救世人，世人指哪些人？神如何能救世人？都是模糊的。
佛要：普渡众生，众生是指什么？一只蚂蚁？一头猪？还是每一个人？普渡又是何意？如何能做到？佛主是皇子，从小在皇宫生活，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即可。长大了随父皇走出皇宫，看到社会上很多穷人流落街头无家可归，起了同情心。决心留在民间，坐在一棵大树下冥想数日不吃不喝最后死去。后人们将他为佛主。另一种神。在佛主身边又有了很多神，据说都有人的原型。
是人都有神。也就是人修练了一定程度，即有名了，有才了，有钱了，有权了，得到了众多人的崇拜时，不就成了神吗？
当然，无名人士很难成神的。人轻言微，无人问津，何能成神。
下面这一段是由题目生成的。不过也是造AI的人的一些神明，只是能快速形成而己。以上是我的神明用手写成的，化了不少时间的。应该是有区别的。结论是：AI代替不了人脑，即人的神明。
AI ：“神”的定义在不同的信仰体系和个人理解中有所不同。“神”可以是超自然的存在，也可以是宇宙的根本力量，或者是人类精神的体现。“是人就有神”这句话可能指，每个人都有内在的潜能或神性，或者每个人都有追求精神和道德完善的潜力，这取决于个人的信仰和哲学观点。
以下是对“神”这个概念更详细的解释：
1. 超自然存在:
在许多宗教中，“神”被视为超自然、全能、永恒的存在，创造并主宰宇宙。?
例如，基督教中的“上帝”，伊斯兰教中的“真主阿拉”，佛教中的“佛”等，都被视为神。?
这些神通常具有超凡的能力，可以创造、毁灭、统治，并且具有道德和精神上的权威。?
2. 宇宙的根本力量:
一些哲学和宗教观点认为，“神”不是一个具体的个体，而是宇宙的根本力量或原则。
这种力量可能是自然法则，也可能是宇宙的秩序和平衡，或者是一种超越人类理解的能量。
例如，道教中的“道”可以被理解为这种宇宙的根本力量。?
3. 精神和道德的体现:
“神”也可以被看作是人类精神和道德的体现，代表着真、善、美等普世价值。
这种理解认为，每个人都有内在的潜能，可以追求更高的精神境界和道德完善。
“是人就有神”这句话，可能就包含了这种理解，强调每个人都有追求精神升华的潜力。?
4. 不同的信仰和哲学观点:
不同的信仰体系对“神”的定义和理解差异很大，有些宗教信仰一神论（只有一个神），有些则信仰多神论（多个神），还有些不信神。
个人的信仰和哲学观点也会影响对“神”的理解，有些人可能认为“神”是具体的个体，有些人则认为“神”是抽象的概念。?
总结:
“神”的定义非常广泛，既可以是超自然的个体，也可以是宇宙的根本力量，还可以是人类精神和道德的体现。“是人就有神”这句话，则强调了每个人都有追求精神和道德完善的潜力，具体如何理解“神”以及“神性”，则取决于个人的信仰和哲学观点。?
不剥削别人，会有资本家吗？
数十亿美元的世界富翁大资本家们，他们的财富是从穷人手中剥削而窃取的。
有学者说：您可以从比尔盖兹和他的公司身上学到的东西就是：比掌控金錢和權力更好的事情，就是掌控質疑金錢和權力分配的努力。比成為一隻狐狸更好的事情，就是成為一隻被要求看管母雞的狐狸。
在毛泽东时代，当在影视画面中看到工人被选为人民代表，坐在人民大会堂开会的时候。当你看到毛主席以及共产党和国家的其它领导人，跟工人们在一起的时候。当你看到工人们大步迈进工厂上工的时候，每天工作八个小时准时上下班，住在工厂分的房里，吃在厂里的公共食堂，终身不担心失去工作。当你从广播电台、报刊书籍上，听到和读到工人阶级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时候。……你一定很激动：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劳动人民，够多么光荣，多么幸福！可是，你可曾想过：旧社会咱们工人过的是什么日子吗？是怎样受资产阶级剥削和压迫的吗？
旧社会是罪恶的社会，那个时候，帝国主义、反动派和一切剥削阶级，象一条条毒蛇一样，缠在劳动人民身上，吸取血汗。
旧中国的资本家，最大的要算以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四大家族为头儿的官僚买办资本家。他们霸占和控制着旧社会绝大部分的产业和财富，掌握着旧社会的“印把子”。对外，跟帝国主义强盗结成一伙，出卖祖国，直接为帝国主义效劳。对内，勾结封建势力，残酷地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这些官僚买办资本家，是全国人民的死敌。
在旧社会还有一些民族资本家。他们跟官僚买办资本家比起来，要算是中、小资本家了。这些资本家同样残酷地剥削和压迫工人。但是在旧中国的具体条件下，他们和官僚买办资本家有所不同。他们有两面性：一方面由于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势力的束缚，有参加民主革命的可能性；一方面由于他们政治和经济上的软弱，又有对革命敌人的妥协性。所以，这些资本家，在民主革命中，是摇摆不定的。
在旧中国，除了国内这些大大小小的资本家以外，还有好些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家，插进手来，干着罪恶的勾当。旧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各个帝国主义强盗，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强盗，为了进行侵略的需要，通过好些不平等条约，在中国的土地上，霸占良田沃土、河山资源，开工厂和矿山，办银行和商店，疯狂地掠夺中国财富，残酷地蹂躏我国人民。
解放前，中国工人阶级，就是在这些大大小小、国内国外的资本家开的工厂、矿山、银行和商店里边，受它们非人的剥削和压迫。
资本家们是怎样剥削和压迫工人的：在旧社会，工人跟资本家，就象农民跟地主那样，一个地下，一个天上，过着完全不同的两种生活。
大多数的工人们长年累月地起早摸黑，风里雨里，没明没亮地干活，到头来却吃不饱，穿不暖，受尽剥削和压迫。资本家呢，成年不劳动，却过着花天酒地、挥霍无度的生活，家当越来越大。
因为资本家有资本。资本家是占有工厂、机器、原料和货币这样一些东西作资本。这些资本如何来的？经历过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的人们，就知道如今中国大大小小资本家的资本是从国营工厂，农村人民公社的社办工厂窃取来的。再加上剥削大量的农民工获利成亿刀大资本家的。
但资本家为了骗人，好让工人和农民工们“乖乖”地忍受他们的剥削，就编造谎话，硬说他们最初的资本是靠“勤俭积攒”起来的。这完全是胡说八道。
是人都知道，资本家压根儿不劳动，肩不挑，手不提，怎么说得上“勤”？他们成天花天酒地，过着腐化生活，又怎么说得上“俭”？资本家跟“勤”“俭”这两个字，根本挨不上边，怎么有可能靠“勤俭积攒”起家呢。就是靠“勤俭积攒”能成亿万富翁大资本家吗？
也许有人会说，资本家没当资本家以前，也有靠薪水过活的，这些人中可能有“勤俭积攒”起家的吧。不，就是这些资本家，也不是什么靠“勤俭积攒”起家。举个例子说吧，上海有个资本家，在他没当资本家以前，每月工资是二十块钱。后来，他竟然办起了三个工厂，家财达三百多万元。如果他不靠剥削，光靠那点儿工资收入来“勤俭积攒”，就是不吃不穿，一个子儿不花，也得积攒一万二千五百六十七年。你想，这些资本家，有可能是靠“勤俭积攒”起家的吗！又如大资本家曹德旺，从人民公社的社办玻璃厂开始，改革开放后说是承包，实则占为私有，大量低工资雇用农民工，成为今天的大资本家。光全家移民美国，又全家退出美国公民化多少钱？靠“勤俭积攒”吗？
俗话说，“人无横财不富”。这句话一针见血地揭穿了资本家剥削起家的老底儿。资本家没有一个是不靠剥削起家的，他们手里的资本，来历都是见不得人的。
资本家是怎样依靠剥削起家的呢？
旧中国最初的许多大资本家多一半是官僚地主，他们的资本是在当官和做地主的时候，依靠搜刮民脂民财、贪污盗窃和进行封建剥削积累起来的。
旧社会里当官的，十之八九贪污。随便举个例子，解放前重庆有个资本家叫鲜伯良，他早先在一个军阀手下的军医处作事。两年多贪污了一万多块钱。他用贪污来的钱，到一家银行入了伙，当上这家银行的副经理。不久，他又用损人利己的手段，接连吞并了两个面粉厂，成了重庆市的“面粉大王”。
这样的例子，在旧社会多得很。至于那些大官僚，就更不用提了。比方北京自来水公司的前身——京师自来水厂，就是一个叫周学熙的官僚办的。他的父亲在广州当过大官，他本人也在清朝当过大官，还在袁世凯政府当过财政总长，贪污盗窃了不少钱财。他用这些贪污盗窃来的钱，先后投资和创办了十五个工矿企业，成了当时华北数一数二的大资本家。
旧中国的官僚，多数又是地主。他们把田地租给农民，收取很高的地租，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封建剥削。然后把这些剥削来的地租变成资本，开办工厂、商店什么的。
上海有个姓聂的资本家，就是湖南省的一个大地主，他父亲还是个大官僚。他家光在湖南省洞庭湖边上就有五万多亩田地。租佃他家田地的有两千多户，两万多人，一百三十六个姓。
农民租种聂家的田地，受着十分残酷的剥削。地租一般都是产量的一半。聂家从农民身上，每年光稻谷就要剥削六万多石，棉花每年要剥削一万五千多斤。
为了卖这些粮食，一九二一年，他家用两万块钱作本钱，在长沙开了个“协丰粮栈”，成了湖南一家大粮食店的老板。在上海，聂家也有好几个纱厂。有名的“恒丰纱厂”，就是他父亲用贪污得来的公款开办的。
象这样一类由官僚地主，摇身一变而成为资本家的，在旧中国是非常多的。
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帝国主义用武力侵入中国以后，外国的资本家就跟一窝蜂似的，拥到中国来，霸占中国的土地资源，立银行，开矿山，设商店和办工厂，拚命掠夺中国人民的财富。
帝国主义强盗进行这些侵略活动，需要找些没有骨气的中国人，给他们当狗腿子，这些狗腿子就是“买办”。旧社会不少资本家，就是依靠给帝国主义当买办，掠夺中国人民起家的。
解放前，号称中国“火柴大王”的资本家刘鸿生，年轻时候在英国人办的开滦煤矿（在河北省境内）当买办，专门给英国资本家做推销煤炭的工作。当时，有些地方，没有烧煤的习惯，英国资本家从开滦煤矿掠夺到的煤卖不出去，生意并不好。刘鸿生想方设法到处奔跑作宣传。这才给开滦出产的煤，打开了销路。刘鸿生给英国资本家推销煤炭，按照合同，每推销一吨，外国资本家给他七钱银子作佣钱。他每年能捞到四五万两银子的佣钱。
还有一年，开滦生产出来的煤没有船运，刘鸿生又用买办身分，到处租轮船，把开滦的煤从北方运到上海。光这一次，刘鸿生就赚了八十万两银子。刘鸿生就是这样，通过买办道路，变成资本家的。在他一生中，先后开办了几十个企业。可是，刘鸿生的这些起家资本，只不过是他从帝国主义掠夺中国人民大量财富当中分到的一小部分，只不过是帝国主义啃吃中国这块肥肉嘴唇边上流下的一点点油水罢了。
投机倒把，损人利己，是资本家的特性。在旧社会靠投机倒把，损人利己，骗取民财起家的资本家，是很多的。
重庆市有家桐君阁熟药厂，就是靠贩卖毒品、制造假药起家的。那是一九○○年，清政府下令禁止吸鸦片烟，许多抽鸦片烟的人，都想方设法戒烟。这时候，巴县有个叫许建东的商人，见有机可投，就东拼西凑地筹集了几个钱，做起戒烟丸的生意来。他挑着一副货郎担到处窜。他制的戒烟丸全是骗人的假货。这种丸子就是用鸦片和大黄做的，外面滚上薄薄的一层煤炭粉。因为这种丸子本身就是鸦片，所以吃下去可以止瘾，加上他把这药丸说得比仙丹还灵，很多人都上了当，争相购买，许建东从中骗了大批的钱。
许建东欺骗人成功了，决心大干起来。联合他的哥们兄弟，在重庆办了一个药厂，大量生产这种假药，还往外省推销。又开了两处“香室”，表面上卖敬神的香蜡，暗地里推销戒烟丸。就这样，他得到了不少暴利。不几年，就成了重庆赫赫有名的大富翁。
巧取豪夺 霸占民财。还有些资本家是靠直接抢夺和霸占劳动人民的财富起家的。
广西僮族自治区恭城县东北面，有一个栗木矿区，一九三三年以前，这儿本是几座无主的小山。当地农民发现这些山脚下有矿苗，平日里没事就随便捡点，拿到集市上去卖。这事传开以后，栗木镇上的一些士绅、地头蛇、赌棍都红了眼。内中有个叫张明德的流氓，平日里在镇上摆测字摊子，专门给人算命测字，欺骗人民，榨取银钱。他见有发财的机会，就请了几桌酒，把当地不三不四的家伙都请了来，说：“现在有个生财之道，只要大家各凑很少一点钱，用不了一年，兄弟一定百倍奉还。这个买卖比你们放印子钱、开当铺、搞赌场都强，它捞得多，转得快。”当时大家就凑了三千块钱。
张明德拿了这三千块钱，先送一笔给当地的关卡，又拿一笔钱到县里，贿赂了县警察局，又给了县长张毅夫三百多块，由县太爷当后台老板。这么一来，张明德有了反动政府作靠山，腰板硬了起来。一九三三年，这家伙空着两手，来到产矿区，挂了一块“富源矿业开发公司”的招牌。
开初，这块招牌是空的，既没有厂房，又没有机器，也没有工人。公司除了一间不大的铺面以外，只有一把称矿砂的大秤。张明德想要霸占矿区，垄断开采，还没有那么大本钱。只好依靠当地农民替自己开采。他强行规定，农民捡来的矿石，只准卖给他的“公司”。本来农民过去拿到集镇上去卖，一百斤可以卖六七十块钱，他只给十五块。他用这样低的价钱从农民手里买进矿石，一转手卖给别的地方，就是三百块一百斤。他这样搞了两年，从农民头上剥削到了大量钱财。这时候，垄断开采有了本钱，他就公开霸占了这个矿场。
解放前，在中国的外国资本家，就更加明目张胆，用强盗的办法掠夺起家。天津市第四棉纱厂的厂址，早先是一大片农民的菜园子，有一百多户农民住在这儿。几十年前，日本东棉洋行的资本家，跟国民党反动派秘密勾结，用武力赶走了当地的农民，毁了他们的房子，霸占了五百来亩园子地，盖起了纱厂。然后又强迫失去了土地的农民，进厂做工。你看，资本家的起家是多么血淋淋的啊！
讲这些过去的事，联想当今中国走资派特色政府的《招商引资》《政策优惠》之下，外国资本家，台湾香港澳门资本家，连同中国大陆新生的资本家抢夺瓜分中国大陆的资本，有几代农民工几十个亿的低工资劳动力，早期还有几千万的熟练下岗工人被这批资本家剥削。成全了多少个大资本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