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年间到访过延安的国际友人

十三年间到访过延安的国际友人

 

 

 

中国共产党中央政府在延安的13年间，不仅条件极为艰苦，并且相对外界也比较封闭。对于延安这块土地上的革命力量，当时中国人知晓的程度都很有限，国际社会就更可想而知了。

然而，难得的是有这样一批人，先于大多数中国人看到了这片红色土地上为国家生存、民族复兴战斗的热血群体。他们以异域人的视角，真实记录了在延安的所见所闻，用自己的体会和判断，对中共作了评价。这也是中共的历史上，除了早期与苏俄、苏联和共产国际的联系之外，与西方世界最早的外事往来。

13年间到访延安的国际友人共70多位，包括医务工作者、新闻记者、科技和艺术工作者、各国使节及军事观察员等4类。

他们有的因受陕甘宁边区昂扬的氛围感召而留下来成为延安各项工作的参与者，有的将自己节省的旅费捐助给边区，有的给延安捐赠图书，有的提供自己的技术支持。他们在边区都发挥了特殊作用，并留下的一定数量的文献档案，包括专著、回忆录、日记、新闻报道、专栏文章、考察报告、实景图片等多种，内容珍贵而丰富。

这些外国亲历者的文献，不仅帮助当时中国和世界了解了一个真实的中国共产党，而且在日后书写延安时期的中共党史、研究延安地方历史中，发挥着重要的史料作用。

胸怀理想、英勇奋斗的领袖群体。外国人对延安时期中共领袖群体印象深刻。在埃德加·斯诺和尼姆·韦尔斯、约翰·高斯等人的著作中，都专门提到中共领导层。

尼姆·韦尔斯在《西行访问记》中记录了她采访过的 70位中共领袖。她指出，“在过去十年间，只有少数共产党领袖的名字在报章上露过，但这些名字在中国已变成家喻户晓的了。其中大约有几个名字，是这样地连串在一起而为大众所咸知的：‘朱毛’。或朱德与毛泽东。彭德怀与林彪，贺龙与萧克……”，我“对于共产党中那些年轻的领袖，以及更少为人知道的天才们，也感到非常的兴趣，因为这些次级的领袖们是构成执行权力的基础;在年轻的政治委员等身上，情形尤其是如此”。

埃德加·斯诺写道：“我和红军相处的四个月，是一段极为令人振奋的经历;我在那里遇到的人们似乎是我所知道的最自由最幸福的中国人。在那些献身于他们认为完全正义的事业的人们身上我强烈地感受到了充满活力的希望、热情和人类不可战胜的力量，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过那样的感受了。”

尼姆·韦尔斯说：“在和这些历史的人物晤谈四个月以后，我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物的品质，无论集体的及个人的均获得了许多明确的——与无限量的——印象。”这是外国友人对延安领袖群体的直接感受。

1941年 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战场的严重失利和中共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更加促使美国总统罗斯福考虑同中共军队合作的问题。1944年 7月 22日和 8月 7日，包瑞德上校率领两批 18人的美军观察组进入延安，开始对中共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进行考察。

美军观察组在延安的军事考察，得到了中共全方位的积极配合，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人，不拘形式地与他们交谈和会见，使得他们看到了一派朴素、朝气、开明、民主、军民关系亲密的新社会的新气象。在相当一段时间被作为内部参考资料的那些出自美国军方考察团成员的报告和著述，很多也同样对中共的作为和前途给予肯定性的论断。

在这些美国军方人士眼中，“延安之活泼自然的气氛和那些快乐的、热情的、讲求实际的八路军士兵，似乎迷住了每个美军官兵。他们对共产党简单的、质朴的款待彻底地感到高兴”。

“凡是开明的，曾在军队中受过训练的，对中国富有经验的美国军官，若同共产党军队有过好几个月的密切接触，就不可能没有这样的印象，即中国共产党声称其军事上的成就很大，那看上去基本上是正确的，而且他们的战斗员与盟军协调配合，将会意味着盟国方面好几万人的生命得到保全。”

用第三任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组长彼得金对中共领导的话来说：“我反对你们的主义，但你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我都同意，并赞赏。”

据统计，从 1936年到 1945年的 9年中，与中共抗日根据地有过直接接触的几百名欧美人士，绝大多数都对中共和陕甘宁边区给予了积极评价。

冈瑟·斯坦认为：延安取得的成就并不是偶然的。他引用了对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的采访情况：“我在边区政府工作的 4年中，已经证明我对新民主主义的信仰是正确的。真的，我认为毛泽东是个天才。他对每个问题都看得很具体，而且没有任何偏见。毛泽东所想的问题，不仅仅是他个人所想的;而是人民大众所想的。他所做的，也就是群众要做而且能够做的。”

“马克思主义已经变成中国的了”。延安时期是中共的理论走向成熟的时期。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毛泽东系列著作的发表，都进入了到过延安的外国人的观察视野。

在《斯诺文集》《斯特朗文集》《史沫特莱文集》《毛泽东会见记》《红色中国的挑战》等著作中，均可见到介绍、评价《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内容，包括作者自己对毛泽东一些理论文章的理解。

冈瑟·斯坦指出：“马克思主义被中国共产党人坦白地称作中国共产党员理所当然要遵循的‘正确的思想方法’;而马克思主义的简单的要素，以唯物的观点来看待一切社会现象，看来已经深深地渗透到党员的思想之中，即使受教育很少的党员，也是如此。但是我并不觉得中国共产党党员是迷信教条的。他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看来并不是由于热爱研讨理论，而是由于他们坚信，他们各种政策的成功基本上依靠这种哲学。”

“把实际问题提到理论的高度来认识这一说法，我在许多不同场合都听到过。”、“马克思主义已经变成中国的了。共产主义在应用于中国社会的实践中彻底中国化，这使我印象很深，觉得它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而不是什么宣传宣传的。”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与毛泽东有过著名的关于“纸老虎”的谈话，这位美国记者根据与刘少奇等共产党其他领导人的谈话了解到有关毛泽东和他的思想来源，写成文章《毛泽东的思想》，发表在纽约左翼刊物《美亚》杂志上面。

她认为毛泽东“熟悉中国和中国农民的需要：具有分析所见事物的天才;他能够用简单明瞭、丰富多采和铿锵有力的方式来表达思想;他顽强地进行说服并懂得如何在党内坚持自己的信念”

斯特朗对《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评价很高，认为这是“共产党的经典著作”，是“为中国的独立和富强而制订的明确无误的爱国主义的纲领”。

其中，《论持久战》是“在中国抗战时期出版的同类书籍中最重要的一部”。《新民主主义论》则是“对中国爱国者吹响的又一次响亮的号角”。毛泽东“分析了通往胜利的道路以及领导人民取得胜利并在战后使国家富强的最好的政府组织形式”。这种政府不是一党专政，不是模仿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的形式，也不是像在苏联实行的一种“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种“新民主主义”制度。它是由所有的“革命的阶级”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参加的一种联合政府。甚至那些反对封建主义和外国帝国主义的资本家也包括在内。

斯特朗后来还指出，《论联合政府》就是毛泽东后来对延安时期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发展。

有外国人认为，中共既然不能立即实现共产主义，不如改个能体现“社会改革者”形象的名称，“还不会引起国家的恐俄病”。对此，斯坦的看法是：“他们不能改变他们的名称——因为他们不但现在是，并且还想继续做共产党人。他们会解释说，作为共产党员的意思，只不过是接受马克思的思想方法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而已。用什么方法，在什么时候于社会生活方面采取共产主义制度，完全要看每个特定的共产党所属国家的基本情况而定。”“共产党的领导们会用这样的话总结他们的论点 :我们是坚定的民主主义者，因为我们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我们了解中国目前和遥远的将来具体需要什么。”

打造了一座社会建设的新城。1937年9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下辖 23个县， 13万平方公里土地， 150万人口。这片红色土地是什么样的?人们是怎样生活的?无论是有“红色”倾向的国际友人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还是来自国统区的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戴维斯、高林，他们都不约而同地积极、正面地描述和分析了延安的社会面貌。

外国人记载的文献论及中共在延安期间的多方面情况。在政权和民主政治建设方面，包括“三三制”、群众路线等独特的执政方式以及赢得人心的保障人权的举措;在经济建设方面，包括财权措施和经济政策，如二五减租等，有各种考察数据;在教育、卫生、文艺和科研方面，包括办了 8所不同类型的学校，成立自然科学院等;还有大生产运动的社会改造效益，“工合”组织及其活动，等等。

他们以“延安生活的感觉”“碗中豆”“新民主主义的人民民主”“世界在前进，一个新的国家正在出现”等为标题，肯定性地介绍了延安的社会建设，赞美之意溢于言表。有些对延安作为当时中国的“特别边区”之特点的分析和评价，映衬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的具体思想内容，一定程度上打消了人们受国民党负面宣传而产生的误解，加深了“中间力量”对中共执政理念及能力的认可。

关于“耕者有其田”。斯特朗曾总结道：对于孙中山提出的“耕者有其田”，中共做了超越性的努力。他们发动农民起来取得土地并进而夺取政权;对农民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并给予正确的引导;对农民革命实行了有纪律的领导，这种领导在过去是没有的;把土地改革纳入新民主主义三大政策更广泛的计划的一部分。“在这些政策中，土地改革列为第一条，因为农民占全国人口的五分之四，只有当他们成为能够购买商品的自由经营的农民时，工业才能得到发展。”

关于“三三制”民主政权建设。在《北行漫记》作者哈里森·福尔曼的笔下，边区民主政权建设的过程是这样的：“一九三八年，边区政府开始用直接的秘密的投票举行普选，不分阶级，党派，信仰，财产，性别或种族。一九三九年边区人民政治会议第一届大会开会了。一九四一年，选举方法修改为新的‘三三制’——其方法就是共产党限制自己党员被选人数只能占三分之一，余下三分之二的政府职位，留给非共产党的各阶级及各民族(即蒙族回族等)‘抗日而民主的’人。如果选举的结果，被选的共产党员在三分之一以上，那么他们就自动放弃。自从那个时期起，这个原则就经严格地遵守。”

在美国花旗银行汉口分行行长戴尔·霍尔看来，敌后根据地实行“三三制”，广大群众在许多方面都可以畅所欲言，这种民主作风迫使政府推行廉政。

印度援华医疗队的巴苏介绍了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二次会议的情况：“闭幕式上，一位 79岁的老农民登上讲台，激动地说：‘我活了这么大岁数，还是第一次见到、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民主参议会会议。共产党一心为国家为人民……我很高兴……，过去我常听人们说，农民做出了很大牺牲(纳税和其他形式)。这次我才知道政府和其他机关工作人员作出的牺牲更大，受苦更多，生活更艰苦……。为了抗日，我们必须做出更大牺牲。这些我们要向农民说清楚……’”

关于生产互助和大生产运动所带来的社会效益。在外国人看来，中共能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极有意义的事，他们对此给予很高的评价，赞扬“延安是劳动者的社会”，生产运动“是对于实施边区封锁的一种反抗”。“每一个人，从最低的农民以至最高的政府官员，都立下生产计划，制定一年中在农业上所希望完成的大纲。(毛泽东在他的一块小小的地种下洋葱。朱德则种莴苣和白菜。)”他们还对“变工队”“扎工队”这样的农业劳动互助组织很感兴趣，认为“变工队制度在增加生产上已经证明了它的价值。一方面，这变工制度类似苏联的集体农场，虽然在边区每个农民保有自己的土地的所有权。这制度或者更近似美国农民的收获团”。

英国共产党员大卫·柯鲁克在 1947年以国际观察员的身份到晋冀鲁豫根据地考察，深入太行山区的村庄考察土改复查工作，写下了《十里店》。他认为，指导太行土改经验的来源就是延安。

[yongbing1993]

毛泽东成为千古伟人的机理初探





《毛泽东成为千古伟人的机理初探》

作者：钱学森

钱学森是著名航天科学家，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七届、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

二十世纪初，在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际，历史突然改变了轨迹。“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他以非凡的胆略与智慧，领导中华民族绝处重生，仅仅用了二十八年时间，就使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带领全国人民战胜了国内外所有强大的敌人，一雪百年耻辱，建立了新中国，为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强族之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中国人民从列强的宰割与蹂躏中奋然站立起来以后，毛泽东在一穷二白，满目疮痍的一片废墟之上，发下宏愿：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今天，中国人民正在将毛泽东的伟大理想一步一步地变成现实。然而在我们攀登顶峰的道路上，将会充满艰难与曲折。中国要想后来居上，超过世界领先水平，引领21世纪世界新潮，不仅必须培养和造就一大批新一代中国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企业家，科学家，教育家，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必须首先造就象毛泽东那样具有敢想，敢干，敢为天下先的胆量和雄才大略的第一流的领袖群体。毛泽东作为生长于中国大地的世界第一流的伟大领袖，为我们研究他的成长历程，探求造就伟大领袖和统帅的培养模式，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毛泽东，字润之。1893年12月26日生于湖南湘潭韶山冲一个农民家庭。他13岁前学过四书五经,朝夕诵记中潜移默化了他的心灵。“影响毛泽东性格，塑造毛泽东人生境界的，还有丰富的古典文学名著。象《精忠传》、《隋唐嘉话》、《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等等，书中古侠们打富济贫的行为，梁山好汉们的造反精神，孙悟空的叛逆性格等”。

在13岁时由于认定继续背诵哪些陈腐无用的经书不合自己的心愿, 他便决定在家自学了。这时的毛泽东并不知道自己到底该学什么?只是被强烈的求知欲驱动着学习他所能够找到的一切书籍。后来他读到一本郑观应写的讨论社会政治问题的书《盛世危言》, 对他的思想产生了强烈震撼。

他回忆说，“我读了一本叫《盛世危言》的书，我当时非常喜欢这本书。作者是个老的改良主义者，认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器械-----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以想把这些东西引进中国。《盛世危言》激起了我恢复学业的愿望。”

毛泽东17岁离家赴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求学前夕，写了一首《赠父诗》：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这首诗反映出当时的毛泽东是一位很有志气的青年。在东山学校，他从同学那里借了一本《世界英雄豪杰传》。从这本书里，他认识了令他非常钦佩的拿破仑、彼得大帝、卢梭、孟德斯鸠、华盛顿、林肯等人物。他在东山的求学只有短短的半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毛泽东加入湖南起义新军。辛亥革命失败后，他弃武从学。但学什么呢？毛泽东回忆说，“我并没有判断学校优劣的特定标准，也不明确自己究竟想干什么。”

他对学校的了解一是报纸广告，二是朋友介绍。“一个警政学校的广告引起我的注意，于是去报名投考。但在考试以前，我看到一所制造肥皂的“学校”的广告，它不收学费，供给膳食，还答应给些津贴。这是一则吸引人鼓舞人的广告。……我改变了投考警校的念头，决定去做一个肥皂制造家。……这时候，我的一个朋友成了学法律的学生，他劝我进他们的学校。我也读了这所法政学堂的娓娓动听的广告。……我写信给家里，重述了广告上所许诺的一切，要求给我寄学费来。……另一个朋友劝告我，说国家正处于经济战争中，当前需要的人材是能够建设国家经济的经济学家。他的议论打动了我，我又花了一元钱向这个商业中学报名。我真的被录取了并在那里注了册。……有一天我读到了个广告，介绍一所公立高级商业学校的优点。……我认为最好能在那里成为一个商业专家，就又付了一块钱报名。……我进了这个学校，但是只耽了一个月。我发现，这所新学校的麻烦之处，在于很多课程都用英语讲授。我和其他学生一样只懂得一点点英语。……我的下一个经历是省立第一中学。我花了一块钱报名，参加了入学考试，发榜时名列第一。……我不喜欢第一中学。它的课程有限，校规也使人反感。我读了《御批通鉴辑览》以后，得出结论：不如独自看书学习。”此后毛泽东住进湘乡会馆，每天到省立图书馆去读书，主要是世界地理和历史。后来实在没有钱了，才又留意广告，考进湖南师范学校，“我在师范学校当了五年学生，并且抵住了后来所有广告的引诱。最后，我居然得到了毕业文凭。”

从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一八年，这是毛泽东一生接受的最正规、最完整的教育。

单从以上引述的有关毛泽东就学的的经历来看,可谓乏善可陈。读了六年私塾, 一无留洋背景, 二无名牌学历。17岁读高小, 后来是一联串的技校,而且个个半途而废。25岁才师专毕业。这样一份简历在一般人看来, 别说锦绣前程, 就是混碗饭吃, 也是实属不易。毛泽东的求学经历, 为何如此坎坷?

因为他内心深处孜孜以求的是超凡脱俗的“内圣外王”之道, 天下没有一所学校有能力传授!

而这一切只有靠他自己去独立探索。就是在这个探索的过程中，毛泽东逐步形成了非凡的个性，和由此产生的超人的智慧。

毛泽东之所以成为伟大的领袖，关键的原因是他在青少年时期培养出了伟大领袖的心理素质。一种高屋建瓴的领袖心态。一个人在青少年时期的性格形成对其以后一生的成就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这与其当时的生活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毛泽东如果不是出生在湖南,他的心理发育历程也许会大不相同, 中国的历史也可能随之而大不相同。湖南与众不同之处就是在近代出了个曾国藩。正如唐浩明在《曾国藩》一书中描写的那样,曾国藩平定太平军后, 十几万湘勇带着从金陵劫掠的大批财富, 回到湖南“起屋买田, 送子读书, 经商跑大码头, 出门会阔朋友, 开湖南一代新风,遂使历来号称天荒之地的三湘四水, 从此眼界大开, 风气大变, 人才辈出, 灿若群星, 成为近代中国最有名气, 最有影响的一个省份。” 在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崇仰和学习曾国藩,在湖南青年学子中蔚然成风。

莫志斌，陈特水在《跟毛泽东学读书》中披露，青年毛泽东是极为推崇“圣贤”的。他“衡量圣贤的标准，显然是受了曾国藩家书的影响。”曾国藩为教育曾氏子孙，选择了“古今圣哲”周文王，孔孟，司马迁，诸葛亮等33位中国历史上卓有建树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教育家。青年毛泽东在《讲堂录》中就完整地记录并深入研究了这３３位曾国藩选出的“圣哲”，其中多位在毛泽东的早期著作中多次出现。毛泽东特别崇拜曾国藩从修身养性的“内圣”入手，中道致力于经帮治国，治军，“平天下”，从而引向“外王”之道。在青年毛泽东眼里，曾国藩是位既懂“内圣”之道，又获“外王”之绩的“圣贤”人物。在曾国藩的影响之下，加上西学东进的时代感召，和当时中国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的悲惨境遇，毛泽东逐渐明确了学习的目标，那就是师从古今中外的众多最伟大的人物，修炼“内圣外王”之道，兴邦治国平天下，改天换地救中国！

伟大的志向造就了毛泽东非凡的品格。“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为了完成“天降大任”，毛泽东有意识地锻炼自己吃大苦，耐大劳的品格。他和友人一起徒步考察湖南，“身无分文，心忧天下。”

沿途乞讨，体察民情。为了培养自己的坚强意志，每遇狂风暴雨，雷电交加，他常赤身露体，呼号狂奔着在峥嵘险峻的岳麓山上奋勇登攀。抒发着战天斗地的万丈豪情。寒冬腊月，冰水浇身。风急浪高，劈波斩浪。风吹浪打，闲庭信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这种青年时代的壮志豪情，在他令人回味无穷壮美诗篇《沁园春.长沙》中得以尽情的展现：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
看万山红遍，层林浸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
鹰击长空，鱼翔潜底，万类霜天竞自由。
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毛泽东顶天立地的豪迈气概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他胸怀远大抱负，有意识地自我训练的结果。

在品格修养中,毛泽东还非常看重成大事者忍辱负重, 愈挫愈奋, 百折不挠的意志磨练。正是这样的心理素质使他在日后极端艰难困苦的斗争环境中,在受到错误路线打击排挤的逆境中，始终保持昂扬的斗志，领导中国革命, 战胜一切艰难险阻, 下定决心, 不怕牺牲, 排除万难, 去争取胜利。正是这样的心理素质使他所造就的人民军队具有一种一往无前的气概, 它要压倒一切敌人, 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正是这种气概,铸成了人民军队的军魂。它让世界上最强大的敌人们无不心惊胆寒。毛泽东曾反复研读司马迁在受腐刑之后写给朋友的《报任安书》,并仔细地琢磨司马迁在书中所体现出来的思想境界:“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毛泽东经常用《报任安书》中的话来教育全党要经得起挫折, 要不为逆境所折服, 要奋发有为。毛泽东日后考察干部,也特别看中能否经得起挫折这一条。

司马迁对毛泽东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是司马迁注意读“无字之书”。他２０岁以后，游历各地的名山大川，考察史迹，广收史料，对历史的感性认识，为他后来写作《史记》打下了坚实基础。司马迁的“实学”精神令青年毛泽东深受感动，他表示“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在司马迁的“实学”精神影响下，毛泽东一生注重实地考察，调查研究，反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大力提倡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１９２７年写下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其调查研究的典范之作。后来在延安又写了《实践论》。毛泽东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是其获得真知灼见的重要方法。

毛泽东伟大的志向在造就其非凡品格的同时，也使他拥有了做为领袖所必备的强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张昆弟1917年9月日记曾记述：“毛君云，西人物质文明极盛，遂为衣食住三者所拘，徒供肉欲之发达已耳。若人生仅此衣食住三者而已足，是人生太无价值。”（注：《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638页。）胸怀大志的青年毛泽东喜欢“读奇书、交奇友、著奇文、创奇迹”。毛泽东自述：“我渐渐聚集了一批学生在我的周围，这些核心成员后来组成一个团体，对中国的大事和命运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是一群态度严肃的人，无暇谈论琐事。……我和我的朋友只愿意谈论大事——人的本质、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和宇宙。”这些人包括蔡和森、萧子升、何叔衡、张昆弟、萧三、陈昌、周世钊、罗学瓒、彭道良等中国革命运动的先驱。他们组成的团体就是著名的“新民学会”。

“《礼记》里的‘大学’篇中有‘道在新民’；《书经》里的‘汤诰’篇中，有‘人作新民’。我们取其‘新民’，意在除旧布新。新的人，新的势力，开一代新风!”不久以后，毛泽东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便高举着共产主义这面大旗，凝聚党心，军心，民心，让千百万仁人志士，为实现解放全人类的伟大目标，甘愿抛头颅，洒热血，为了革命，分身碎骨，心甘情愿！天安门上毛泽东一句话“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全球华人，无不动容！建国之初，毛泽东“超英赶美”一番宏愿，海外赤子，竞相归国。没有汽车洋房，没有金钱美女，只有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新中国建设蓝图！新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蒸蒸日上，一日千里。今天让我们反思一下，如果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时，不用解放全人类的的伟大目标为感召，而是用为实现“两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而奋斗，谁会为之抛头颅，洒热血？头都没了，还想啥？毛泽东如果没有“超英赶美”的宏图大志，而是“衣食住三者而已足”，海外精英们还会有毅然回国的激情吗？毛泽东的伟大，在于其志向的伟大，感召力的伟大，凝聚力的伟大！

伟大的志向不仅造就了毛泽东非凡的品格，也造就了毛泽东超人的智慧。毛泽东安邦治国，改天换地的奋斗目标，注定了他只能师从天下最有智慧的那位老师---五千年的历史。1910年毛泽东在私塾里第一次读到了吴乘权等编修的《纲鉴易知录》。这是一部简明中国通史。私塾的学习为他打下了古文的基础。后来他在湖南省立第一中学里读到了《御批通鉴辑览》。这部书是由臣下将乾隆帝朱笔御批的《资治通鉴》的８００条汇编而成。此书的卷首还有乾隆写的序言。学安邦治国何人最有资格当导师？当然是建功立业的帝王。这样的帝王总结出的历史经验，正是那时的毛泽东在冥冥之中苦苦寻找的指路明灯。就是为了读这本史书，他退学了。按照乾隆的指点，毫不犹豫地纵身跳进了浩瀚的历史海洋。从此以后，毛泽东读史成瘾。史书成了他日常生活中须臾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资治通鉴》是他最为欣赏的著作之一。

“《资治通鉴》是我国古代著名历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和他的助手刘攽、刘恕、范祖禹、司马康等人历时十九年编纂的一部规模空前的编年体通史巨著。

《资治通鉴》全书294卷，有考异、目录各三十卷，约300多万字。《资治通鉴》所记历史断限，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前后共1362年。《资治通鉴》的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目的是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以警示后人。

《资治通鉴》自成书以来，历代帝王将相、文人骚客、各界要人争读不止。点评批注《资治通鉴》的帝王、贤臣、鸿儒及现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学者不胜枚举、数不胜数。对《资治通鉴》的称誉，除《史记》之外，几乎没有任何一部史著可与《资治通鉴》媲美”（百度百科）。毛泽东评价《资治通鉴》说：“这是一部难得的好书噢！我读了十七遍，每读一遍都获益非浅。”

《二十四史》也是毛泽东最爱读的一部史书。该书是由清乾隆皇帝钦定的二十四部史局的结果，它以统一的纪传体裁，完整、系统地记录了明亡以前中国几千年的沧桑历史。是中国唯一一部完整的、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官修史总集。全书共有三千二百多卷，八百多册，约有四千万字，可谓包罗万象。毛泽东并非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去考证式地读史。而是带着问题读，根据需要读。目的是学习安邦治国平天下之道。

当毛泽东将上下五千年的天下兴亡，人世沧桑，尽收眼底，烂熟于胸，融汇贯通之后，终于找到了上帝为历史当裁判，为帝王写评语的感觉。“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气势跃然纸上：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
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当毛泽东将古往今来无数英雄豪杰的雄才大略，经验教训融入自己的灵魂深处之后，他本人也就成为东方智慧的化身！达到了料事如神，用兵如神的境界！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毛泽东通过正确的“修炼”确实达到了“神”一般的境界！

这里我们并不想鼓吹神秘主义。而是要探索毛泽东成为千古伟人的机理，从而让毛泽东式的领袖人物能在中华大地上层出不穷！下面我们就通过一些实例来分析历史是如何启发毛泽东的灵感的。

毛泽东的许多政策和方略来源于对历史经验的总结。比如《汉书》中《赵充国传》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古时边塞有事，京师发兵，粮草运输极为不便，往往兴师动众至边疆，敌已遁逃。汉宣帝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赵充国督兵西陲，多次上书，提出“屯田戍边”,寓兵于农的主张，而且身体躬行就地解决军粮, 这样可避免长途运输的困难, 节省国库开支, 以逸待劳,长期戍边。这个主张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后来曹操和曾国藩也搞屯田, 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为抗战时期的南泥湾大生产运动, 解放后建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黑龙江军垦农场等重大举措,提供了历史借鉴。（将来有朝一日，中国大举开发非洲或月球什么的，这条仍然可以借鉴。此乃后话。）

毛泽东善用兵,其中很多也是从赵充国那里学来的。赵充国主张, “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毛泽东将之表达为牢牢掌握战争主动权, “你打你的, 我打我的。” 赵充国讲,“战无必胜，不苟接刃；攻不必克，不苟劳众。”毛泽东总结为“不打无把握之仗。”赵充国提出“以逸待劳，取胜之道也。”

毛泽东概括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方针。

赵充国平定西羌少数民族暴乱时，军纪严明，秋毫无犯，保护牧农草地的政策受到牧民的拥戴。这为毛泽东长征路过彝族地区的民族政策提供了示范。赵充国的“严惩首要，胁从不问，善待来使，保护牧民”的民族政策，最终使罕开族不战而降。而与其合谋的先零族的入侵，也因势单力孤而被击破。后来孔明对孟获的七擒七纵，更是将对少数民族的攻心战术发挥到极致。这对毛泽东的民族政策和俘虏政策的制定有重大启示。

范忠程在《博揽群书的毛泽东》中，记述毛泽东在《赵充国传》讲到兵法的地方逐一圈划。三个大圆圈的竟达19处之多。从圈点浓密，标记繁多，批语精当来看，毛泽东对赵充国印象极为深刻。

毛泽东读《史记·高祖本记》与《史记·项羽本记》，对刘，项二人楚汉相争前后的历史作了认真的思考。毛泽东认为项羽的缺点在于优柔寡断，沽名钓誉，不善纳谏。肯定刘邦了解人民心理，豁达大度，从谏如流，决策对头，用人得当。后来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提到民主人士李鼎铭的“精兵简政”的建议时说：“不管是什么人，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只要你说的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后来又建立了人民政协制度，就是由刘邦这样的历史经验而来。

在楚汉相争最关键之际，两军相持于荥阳。楚军切断了刘邦的粮道，刘邦害怕了。请求休战。以让出荥阳来换取项羽承认荥阳以西为汉的领土，项羽不顾谋臣范增的反对，放弃了接近灭汉的胜利，“项王乃与汉约，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为汉，鸿沟而东为楚。”

和约签定后，项羽松懈，引兵东去，而刘邦得以喘息，最后打败了项羽。这段历史毛泽东自然是牢记于心，决不会重蹈项羽覆辙。1949年4月，在国民党政府即将垮台之际，重演刘邦故伎，向共产党提出划江分治的主张。毛泽东不顾斯大林的压力，坚决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此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著名诗篇中，阐述了楚汉相争的历史经验：“宜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战争年代，许多高超的智慧和谋略都是来自于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以上所举的仅仅是其中的几个例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毛泽东的智慧，本质上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经验和教训的结晶。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的原因。

中国的历史虽然为战争和谋略提供了大量借鉴，但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特别是经济战略方面，却是一片空白。只有苏联一种模式。毛泽东是在不断的实践中，几乎从头摸索。而不是在大量历史经验的指引下，胸有成竹。这就是为什么同样一个毛泽东在战争年代才华横溢，而经济建设中则屡屡失误的主要原因。这也正是这位伟人的历史局限之所在。

在二十一世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长征路上，我们不仅面临着超级军事强国，也面临着它的超级经济和科技实力。小小寰球，两只猛虎，早晚会有一决高下的时候。中华民族要想后来居上，必须要技高一筹，未来的竞争既是实力的竞争，更是智慧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但归根到底是领袖之间的较量。正所谓“强将手下无弱兵”。楚汉相争，成败的关键取决于刘邦，项羽领导水平之高下。历史的经验一再证明，弱者可能打败强者，关键在于统帅。

“导师伟业垂千古，长征接力有来人。”，“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未来中国的领袖们，应当学习毛泽东，研究毛泽东，超越毛泽东。批量造就新一代的毛泽东。关键要抓住两个方面，首先是要有远大的抱负，中华民族决不会甘为人后。伟大的目标产生伟大的动力，伟大的目标产生伟大的创造力，伟大的目标产生伟大的号召力，伟大的目标产生伟大的凝聚力。只有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发奋图强，科学谋略，才能在不久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顶尖水平！要继承和发扬天不怕，地不怕，不信鬼，不信邪，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的大无畏的毛泽东精神。二是要大量研究谋略，不仅是中国的谋略，更要加强研究西方的谋略，特别是经济谋略。未来的主战场更有可能是在经济领域展开。什么是领袖，领袖就是谋万世者，领袖们的谋略从哪里来，毛泽东的伟大成就表明，其过人的智慧主要来自于对中华五千年谋略史的正确总结。靠的是对历史上的大量实例分析来积累经验。这和诸葛孔明初出茅庐便能够大展宏图是一个道理。中国未来的领袖们需要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上精通千百年以来的西方经济谋略史。最后创造出结合双方优势的中西合璧的新的谋略体系。从而占领未来竞争中的智慧制高点。让五星红旗高高飘扬！

[yongbing1993]

宁愿让西医治死也不愿让中医看病






近代以来，中医饱受争议。

支持者甚众，反对者亦不在少数。

许多重量级的名人都曾著文激烈反对过中医，如曾国藩、梁启超、严复、孙中山、陈独秀、鲁迅、胡适、陈寅恪、郭沫若、周作人、丁文江、梁漱溟、傅斯年、钱钟书、巴金、李敖等等。这些人物都是大人物，在民国时代都是响当当的人物。

其中不乏过激之词，如启蒙思想家严复就把中国的医药归为风水、星相算命一类的方术，缺乏实际观察和逻辑推理，是纯属臆造的一套似是而非的虚玄话语。

大学者陈寅恪说：“宁愿让西医治死，也不愿让中医看病。”

鲁迅说：“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

连同一向用词平和的巴金也曾这样说：“干净彻底消灭旧医，平生所愿，活得长些再长些，一定要亲眼看到它的死亡，亲眼看到人人都清楚认识到旧医就是巫术，像老鼠过街一样人人喊打”……。

那么，一代伟人毛泽东是如何看待中医的呢？这个话题相信许多人都会感兴趣。

毛泽东学贯古今，对中医辨证施治的理论与实践自然有着很深的研究。他曾多次在写作与谈话中谈到过中医，多次接受中医治疗，并与不少中医名家交往过。

早在1913年，毛泽东就曾在《讲堂录》笔记中写道：“医道中西，各有所长。中言气脉，西言实验。然言气脉者，理太微妙，常人难识，故常失之虚。言实验者，求专质而气则离矣，故常失其本，则二者又各有所偏矣。”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毛泽东对中西医学方面的最早论述。

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作战一次，就有一批伤兵。由于营养不足、受冻和其他原因，官兵生病的很多。医院设在山上，用中西两法治疗。”

那时，在井冈山红军医院里，有西医也有中医，许多内科病都是用中医治疗，多数是采用自制中草药。毛泽东曾经指出：鉴于根据地缺医少药，必须发挥中医中药的作用。毛泽东说：“草医草药要重视起来，敌人是封锁不了我们的。”当时，红军医院收容２００多名参加反“围剿”的伤员，全部采用中医中药治疗病伤。

长征到达延安后，毛泽东曾患风湿性关节炎，发作时往往痛得连胳膊都抬不起来。吃了不少西药，仍不见效。一次，开明绅士、陕北著名中医李鼎铭到杨家岭来看望毛泽东。他为毛泽东切脉之后，很自信地说：“吃四服中药就可以好了，吃了第一副药叫您胳膊抬得起来；吃了第二副药叫您胳膊能转动；吃了第三副药您的胳膊就自由了；吃完第四副药就能让您爬单杆了”。那时，中西医之间矛盾尖锐，毛泽东身边的医生都是西医，他们不同意毛泽东服用中药。

毛泽东力排众议，坚持把李鼎铭开的四服中药吃了下去。吃完后，疼痛果然消失，胳膊活动自如了。这更使毛泽东认识到中医药的神奇功效。毛泽东又介绍李鼎铭为周恩来、朱德、林伯渠、谢觉哉、王稼祥等以及八路军的干部、战士治病，都收到了满意的疗效。很快，中医中药成了八路军必不可少的医疗方式。不久，李鼎铭还为八路军培养了一批中医，他们活跃在各个部队。

在毛泽东中西医结合思想影响下，陕甘宁边区医务界在延安最先开展了西医学习中医的活动。许多西医虚心拜中医为师。例如，鲁之俊、朱琏等就曾拜老中医任作田为师，学习针灸知识。陕甘宁边区政府表彰了任作田与鲁之俊团结中西医所取得的成绩，并授予他们特等模范奖。

1949年9月，在中央军委总卫生部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上，毛泽东对中央军委总卫生部部长贺诚和各大军区卫生部部长作了明确的指示：你们的西医只有一两万，力量薄弱，你们必须很好地团结中医。毛泽东为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这一题词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制定卫生工作方针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

1953年，毛泽东在杭州刘庄宾馆小憩时曾谈笑风生地说：“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是中医，第二是曹雪芹的《红楼梦》，第三是麻将牌。不要看轻了麻将，你要是会打麻将，就可以更了解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关系。麻将里有哲学……”尽管当时可能是随意一说，但他把中医放在“三大贡献”之首，充分表明了对中医的看重。

针对当时普遍存在的认为中医不科学而歧视、排斥中医的现象，毛泽东在1954年就及时纠正说：“中医对我国人民的贡献是很大的，中国有六万万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人民所以能够生衍繁殖，日益兴盛，当然有许多原因，但卫生保健事业所起的作用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这方面首先应归功于中医。”他又说：“中西医比较起来，中医有几千年的历史，而西医传入中国不过几十年，直到今天我国人民

疾病诊疗仍靠中医的仍占五万万以上，依靠西医的则仅数千万（而且多半在城市里）。因此，若就中国有史以来的卫生教育事业来说，中医的贡献与功劳是很大的。祖国医学遗产若干年来，不仅未被发扬，反而受到轻视与排斥，对中央关于团结中西医的指示未贯彻，中西医的真正团结还未解决，这是错误的，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错误一定要纠正。首先各级卫生行政部门思想上要改变。”

接着，毛泽东作出重要批示：“中药应当很好地保护与发展。我国的中药有几千年历史，是祖国极宝贵的财产，如果任其衰落下去，将是我们的罪过；中医书籍应进行整理……如不整理，就会绝版。”他又指示：“即时成立中医研究院。”（中国中医研究院于1955年12月成立，毛泽东还接见了第一任院长鲁之俊。）

1954年，毛泽东还发出“西医学习中医”的号召，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改进措施：要抽调100名至200名医科大学毕业生交给有名的中医，去学他们的临床经验。

1955年1月，毛泽东在一次关于中医工作的讲话中说：中国6亿人口的健康主要是靠中医，不是靠西医，因为西医的人数很少，中医对人民健康的作用是很大的。中国医药有悠久的历史，对人民有很大的贡献，要建立机构研究中医药，应按对待少数民族政策那样对待他们，各机构中应有他们的成员。对有本事的中医要当专家看待，按专家的待遇对待。

同年，毛泽东在一次会上又严肃指出：几年来，都解放了，唱戏的也得到了解放，但是中医还没得到解放。中医进修西医化了。原因是中医在野西医当权。中医药是人民群众赖以防病治病的主要力量，看不起中医药，是奴颜婢膝奴才式的资产阶级思想。应当看到中医有本事，要当专家来看，按专家待遇。今后医科大学毕业生要学两年中医。

1956年，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谈话时指出：“应该学外国近代的东西，学了以后来研究中国的东西。就医学来说，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要发展中国的新医学。”并说：“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不套用外国的东西。”他还说，历史上中医的一个很大特点是从不拒绝接受外来的好东西，比如中药胖大海，实际上是进口货，但中医拿过来了，现在谁能说它不是中药呢？中医得到发展，是由于兼收并蓄，博采众长。

1958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对卫生部党组《关于西医学中医离职学习班的总结报告》的批示中指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

毛泽东不仅对中医药情有独钟，而且还与许多中医名家都有交往，请他们看病，甚至与他们亲切长谈。有一次，毛泽东宴请一些知名人士，其中就有北京四大名中医之一的施今墨先生。施今墨与著名西医专家黄家驷、林巧稚等同桌。毛泽东风趣地对施今墨说：“你很有名啊，我在年轻时就听说过你。你们同行是不是冤家啊？”施今墨回答：“主席，我们团结得很好，互相很尊重。”毛泽东听了很高兴。

1955年，上海名中医章次公先生被调到卫生部任中医顾问。不久，中央“四老”之一的林伯渠患病颇重，呃逆月余不止，章次公赴治，三剂药治好了林伯渠。中央办公厅一位同志在闲谈时对毛泽东说：“卫生部新来了一位老中医章老，那医术可神了……”接着又将林老案例讲给毛泽东听。毛泽东高兴地说：“我早对你们讲过，中医不比西医差嘛，你们还不信。”过了几天，毛泽东身体不适，指名请章次公为他看病。此后，毛泽东曾两次约请章次公彻夜长谈中医学。他看过不少中医书，提了许多问题，章次公均对答如流，毛泽东会心地说了一句：“难得之高士也。”

1955年4月，毛泽东在杭州邀请著名中医针灸专家、卫生部副部长朱琏一道吃晚饭。在跟朱琏谈天的时候，毛泽东说起了她的《新针灸学》一书。这本书是3月23日送呈毛泽东的。毛泽东不但全看了，而且颇为赞同其中说到的针灸与现代医学理论发展的关系。毛泽东对朱琏说：“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的理论，对针灸治病的神秘提供了解释的钥匙。反过来针灸又能够给它提供丰富的实际材料。如进一步研究，一定可以发挥更大的效果，丰富与充实现代的医学，研究针灸，对医学理论的改革将发生极大的作用，是吗？”他征询朱琏的看法，朱琏肯定地回答说是的。毛泽东也频频点头：“很好，医学理论的确要改革。”

开饭了，大家都举起面前的酒杯。毛泽东也站起来，举杯说：“今天——”他沉吟着，该说什么祝酒词呢？叶子龙接过话说：“今天祝各界大团结万岁。”毛泽东说：“不是。今天——是祝针灸万岁！”他环顾几个在座的大夫，自己先喝了一口酒，接着说：“你们不要以为针灸是土东西。针灸不是土东西，针灸是科学的，将来各国都要用它。”

在毛泽东的鼓励和支持下，朱琏著的《新针灸学》被译成数国文字，在国外出版发行。

建国后，毛泽东还几次接受中医治疗。1950年，毛主席发烧，一个多星期了，打了些针，吃了些药，烧还是不退。毛主席对保健医生、京城四大名医之一的孔伯华说：“麻烦你给我吃点中药吧”。孔伯华给毛主席诊了脉，看了病，开好药方，请毛主席吃两到三付。结果，毛主席吃了两付，烧就完全退了。

1957年夏天，中共中央在青岛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其间，毛泽东到海水浴场游泳时，不慎得了感冒，加上失眠的困扰，病情日渐严重。随行的保健医生用西药治疗，效果不好。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得知后，便推荐山东著名的老中医刘惠民给毛泽东看病。因为刘惠民大夫开起药方来多用一般医生不太敢用的毒性较强的药材，因此，保健医生和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表示担心，不同意毛泽东吃。刘惠民也因事关重大而心有顾忌，一再表示：“药方可以开，但必须由舒书记的夫人亲自跟我去药店抓药、亲自煎药，并亲自看着主席喝下去才行。”

舒同当即表示：“刘大夫治感冒的药我吃过，的确很灵。他要求由我的爱人给主席煎药，我同意。万一有问题，由我们夫妻负责。”最后，征求毛泽东自己的意见。毛泽东虽在病中，但仍不失幽默地说：“舒同同志担保了的，我不怕！”

服用刘惠民开的药3天后，毛泽东的感冒症状完全消失了，而且睡眠也逐渐好起来。11月，毛泽东应邀赴莫斯科参加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刘惠民被指定为保健医生，随同毛泽东前往。

1974年底，毛泽东患老年性白内障，双目已近失明。经过慎重考虑，中央决定由中国中医研究院著名眼科专家唐由之为毛泽东实施针拨术。中医传统方法中有一种“金针拨障法”，民间失传已久，但该方法已由中国中医研究院继承下来并有所发展和改进，唐由之是主要负责专家。第一次见面时，毛泽东询问唐由之叫什么名字，得知其名字后，毛泽东立即风趣地说：“这个名字好。你的父亲一定是位读书人，他可能读了鲁迅先生的诗，为你取了这个‘由之’的名字。”接着，毛泽东就背诵了鲁迅悼杨铨的诗：“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1975年7月23日，唐由之顺利地完成了这一手术。在手术过程中，毛泽东闭上眼睛在听古典乐曲《满江红》，其心率、血压一直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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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说：今天是祝针灸万岁！






加拿大首个中医学学士学位课程将在昆特兰理工大学开设。预计将于2025年9月开始招收首批学生。卑诗省政府与昆特兰理工大学7月26日宣布上述消息。

毛泽东说：“不是。今天——是祝针灸万岁！”他环顾几个在座的大夫，自己先喝了一口酒，接着说：“你们不要以为针灸是土东西。针灸不是土东西，针灸是科学的，将来各国都要用它。”

１９７２年，尼克松首次率团访华后，中医针灸也随之传入美国，并在世界上产生了“中医热”和“针灸热”。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设立了中医药机构，中医药正逐步走向国际化，实现了毛泽东的夙愿。

针对当时普遍存在的认为中医不科学而歧视、排斥中医的现象，毛泽东在１９５４年就及时纠正说：“中医对我国人民的贡献是很大的，中国有六万万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人民所以能够生衍繁殖，日益兴盛，当然有许多原因，但卫生保健事业所起的作用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这方面首先应归功于中医。”他又说：“中西医比较起来，中医有几千年的历史，而西医传入中国不过几十年，直到今天我国人民疾病诊疗仍靠中医的仍占五万万以上，依靠西医的则仅数千万（而且多半在城市里）。因此，若就中国有史以来的卫生教育事业来说，中医的贡献与功劳是很大的。祖国医学遗产若干年来，不仅未被发扬，反而受到轻视与排斥，对中央关于团结中西医的指示未贯彻，中西医的真正团结还未解决，这是错误的，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错误一定要纠正。首先各级卫生行政部门思想上要改变。”

１９５５年，毛泽东在一次会上又严肃指出：几年来，都解放了，唱戏的也得到了解放，但是中医还没得到解放。中医进修西医化了。看不起中医药，是奴颜婢膝奴才式的资产阶级思想。

为了全面纠正影响中西医团结的错误倾向，毛泽东和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１９５４年１１月，中共中央批转国务院文委党组《关于改进中医工作的报告》。卫生部于１９５５年２月２日发出《关于取消禁止中医使用白纸处方规定的通知》，旨在取消对中医行医的限制。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２７日，卫生部发布了《关于废除中医师暂行条例的通令》。《通令》称：本部在１９５１年５月１日公布的《中医师暂行条例》，与党的中医政策精神相违背，使中医工作受到严重损害，特此宣布废除。

１９５４年下半年，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的各大医院，开始吸收中医参加工作，并设置中医门诊和中医病床，公费医疗也明确规定中医看病吃药准予报销。据１９５８年统计，当时全国已建立了３００多家中医医院。在党的中医政策的指引下，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卫生行政机关，吸收中医参加领导工作并设置中医管理机构，从而极大地提高了中医的政治地位。

毛泽东不仅关心着中医药事业的发展，而且还与许多名医都有交往，请他们看病，甚至与他们亲切长谈。有一次，毛泽东宴请一些知名人士，其中就有北京四大名中医之一的施今墨先生。施今墨与著名西医专家黄家驷、林巧稚等同桌。毛泽东风趣地对施今墨说：“你很有名啊，我在年轻时就听说过你。你们同行是不是冤家啊？” 施今墨回答：“主席，我们团结得很好，互相很尊重。”毛泽东听了很高兴。

１９５５年，上海名中医章次公先生被调到卫生部任中医顾问。不久，中央“四老”之一的林伯渠患病颇重，呃逆月余不止，章次公赴治，三剂药治好了林伯渠。中央办公厅一位同志在闲谈时对毛泽东说：“卫生部新来了一位老中医章老，那医术可神了……”接着又将林老案例讲给毛泽东听。毛泽东高兴地说：“我早对你们讲过，中医不比西医差嘛，你们还不信。”过了几天，毛泽东身体不适，指名请章次公为他看病。此后，毛泽东曾两次约请章次公彻夜长谈中医学。他看过不少中医书，提了许多问题，章次公均对答如流，毛泽东会心地说了一句：“难得之高士也。”

１９５７年夏天，中共中央在青岛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其间，毛泽东到海水浴场游泳时，不慎得了感冒，加上失眠的困扰，病情日渐严重。随行的保健医生用西药治疗，效果不好。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得知后，便推荐山东著名的老中医刘惠民给毛泽东看病。因为刘惠民大夫开起药方来多用一般医生不太敢用的毒性较强的药材，因此，保健医生和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表示担心，不同意毛泽东吃。刘惠民也因事关重大而心有顾忌，一再表示：“药方可以开，但必须由舒书记的夫人亲自跟我去药店抓药、亲自煎药，并亲自看着主席喝下去才行。”

面对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舒同当即表示：“刘大夫治感冒的药我吃过，的确很灵。他要求由我的爱人给主席煎药，我同意。万一有问题，由我们夫妻负责。”

最后，征求毛泽东自己的意见。毛泽东虽在病中，但仍不失幽默地说：“舒同同志担保了的，我不怕！”

于是，舒同的夫人石澜便在这样一种特殊的背景下，担当起了为毛泽东抓药、煎药的特殊任务。

３天后，毛泽东的感冒症状完全消失了，而且睡眠也逐渐好起来。毛泽东感到特别高兴。

毛泽东问起刘大夫的药方里有一味“酸枣仁”是起什么作用的，为什么要“生、熟合起来捣”。

舒同夫人石澜回答：“药用的酸枣仁，数陕北的最好。当年在延安，主席您住过的那个杨家岭满山都是酸枣树。我们常去摘一些酸枣回来，放在衣兜里当水果吃。酸枣仁这东西，生吃能提神，炒熟了吃能安神。生、熟捣碎入药，就能同时发挥两种作用，平衡中枢神经。所以您不仅感冒好了，睡眠也好了。这正是刘大夫的高明之处呀！”

毛泽东听后哈哈大笑，对坐在一旁的舒同说：“看看，你的夫人讲得多细，将来可以改行当医生了！”１１月，毛泽东应邀赴莫斯科参加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刘惠民被指定为保健医生，随同毛泽东前往。

１９５９年冬，刘惠民为毛泽东诊治感冒。在开处方时，毛泽东忽然提了个问题，问刘惠民民间常说的“上火”怎样解释。刘惠民用中医理论解释后，毛泽东笑着说：你讲的这些我不懂啊，你看怎么办？刘惠民略微思索一下，回答说：“西医学了中医，再用中医的话讲出来，主席就懂了。”毛泽东听后，非常高兴地站起来，说：“对喽，所以我说，关键的问题在于西医学习中医。”

毛泽东接受中医治疗最精彩的一幕是针拨治疗白内障。１９７４年底，毛泽东患老年性白内障，双目已近失明。经过慎重考虑，中央决定由中国中医研究院著名眼科专家唐由之为毛泽东实施针拨术。中医传统方法中有一种“金针拨障法”，民间失传已久，但该方法已由中国中医研究院继承下来并有所发展和改进，唐由之是主要负责专家。毛泽东知道后，欣然同意做手术。

１９７５年７月２３日，唐由之顺利地完成了这一手术。在手术过程中，毛泽东示意播放古典乐曲《满江红》，其心率、血压一直正常。

做了白内障手术后，需要休息几天，但毛泽东只隔一天就忙着看起书来，唐由之劝阻不住。毛泽东看了一会儿，果然感到眼睛不舒服，便停下来说：“唐由之啊，我们的争论，你胜利啦！”他还伸出右手食指和中指做了一个“Ｖ”字形手势。唐由之说：“主席，您亦胜利了，因为您要我们用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今天给主席做的白内障手术，就是在这种思想指引下研究成功的。”毛泽东听后会意地笑了。

中国的针灸，已有２０００多年的历史。针灸的起源，可能比药引还要早，是我国最宝贵的医学遗产之一。针灸疗法以操作简单、应用广泛、疗效迅速、安全经济等特点，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针灸疗法在中国人民对疾病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促进了我国医疗保健事业的发展。但是，自西医传入中国以来，由于崇洋媚外思想的影响，有一些人忽视广大人民群众对针灸治病的实际需要，一味地说中医针灸“落后”、“不科学”，是“土东西”，全盘加以否定。

毛泽东熟读史书，对历史上针灸的治疗作用非常了解。他在读司马迁的《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时就知道，约在公元前５世纪的扁鹊，用针刺法使昏迷不省人事的“尸蹶”病人苏醒过来，经过其他综合治疗，使病人完全康复，被誉为“起死回生”的妙术。《后汉书?华佗传》里，也记载有华佗用针灸治曹操顽固的“头风”。毛泽东在读《旧唐书》时，熟悉名医甄权的传记，当时鲁州刺史库狄苦于“风痛”，两手无法拉弓射箭，虽经不少医生治疗均未奏效，后请甄权诊视。甄权认为只需针刺一次即能痊愈。果然在针刺“肩髁”穴后，两手即能引弓而射。《宋史?许希传》里也讲到宋仁宗的病被许希用针刺医好。这些史书所述，都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１９世纪以后，清政府对针灸疗法蛮横地加以排斥和打击，并于１８２２年下令永远停止在“太医院”中施行针灸疗法。从此针灸被当成“土东西”而被忽视。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张对包括针灸术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加以批判地吸收继承。他认为：“针灸是中医里的精华，要好好地推广、研究，它将来的发展前途很广。”

１９５５年４月，毛泽东在杭州邀请著名针灸专家、卫生部副部长朱琏一道吃晚饭。在跟朱琏谈天的时候，毛泽东说起了她的《新针灸学》一书。这本书是３月２３日送呈毛泽东的。毛泽东不但全看了，而且颇为赞同其中说到的针灸与现代医学理论发展的关系。毛泽东对朱琏说：“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的理论，对针灸治病的神秘提供了解释的钥匙。反过来针灸又能够给它提供丰富的实际材料。如进一步研究，一定可以发挥更大的效果，丰富与充实现代的医学，研究针灸，对医学理论的改革将发生极大的作用，是吗？”他征询朱琏的看法，朱琏肯定地回答说是的。毛泽东也频频点头：“很好，医学理论的确要改革。”

开饭了，菜有几盘，却不奢侈。大家都举起面前的酒杯。毛泽东也站起来，举杯说：“今天----”他沉吟着，该说什么祝酒词呢？

叶子龙接过话说：“今天祝各界大团结万岁。”

毛泽东说：“不是。今天----是祝针灸万岁！”他环顾几个在座的大夫，自己先喝了一口酒，接着说：“你们不要以为针灸是土东西。针灸不是土东西，针灸是科学的，将来各国都要用它。”

他打手势让大家都坐下，自己也放下了酒杯，接着说道：“中医的经验，需要有西医参加整理，单靠中医本身是很难整理的啊。”

在毛泽东的鼓励和支持下，朱琏著的《新针灸学》被译成数国文字，在国外出版发行。

在毛泽东“针灸是科学的”正确思想指引下，中国的针灸疗法获得了飞跃发展。针灸不仅在民间广泛地流传和应用，满足了人民群众医疗上的需要，而且不断走出国门，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重视和信赖。

１９７１年７月，美国《纽约时报》驻华盛顿办事处主任詹姆斯?雷斯顿来华访问。《纽约时报》是美国的一份大型传统日报，以及时、准确、权威而著称。该报十分重视选择头版要闻，对于较长的文章，经常是第一段登在头版，其余部分则登在后面。詹姆斯是美国资深记者，擅长时政报道，获过多次新闻大奖。这年７月，詹姆斯被派往中国采访，在北京参观了很多单位，包括到中医院参观针灸治疗。他在访问中不幸患上阑尾炎，在北京一家医院接受阑尾切除手术治疗。当时周恩来指示：一定要把手术做好，千万不能感染。术中使用的是常规药物麻醉。术后他感到腹部不适，便接受了针灸治疗。回美国后，詹姆斯于７月２６日在《纽约时报》头版发了一篇报道，标题是《现在让我告诉你们我在北京的手术》，头版只登了一小段，而文章的主要部分登在第６版上，正题为《现在让我告诉你们我在北京的阑尾切除手术》，文章占了将近一整版，并配有作者访问北京一家中医院针灸诊疗室的照片。詹姆斯当时已经６２岁，由于他的不平凡的经历和《纽约时报》在新闻界中的地位，在一般美国人心中，像这样的记者写出的文章可信度是极高的。动手术可用小小的银针来麻醉，病人不觉疼痛，还可治疗好多病，没有毒副作用，这在西方可是从来没有过的神奇事。当时又正值白宫刚刚宣布尼克松总统将于１９７２年访华，美国公众对东方大国——中国有一种神秘感，从而使针灸医术的神奇疗效在美国民众中引发了浓厚兴趣。

１９７２年，尼克松首次率团访华，参观了中国的“针刺麻醉”胸外科做肺切除手术，神经外科做颅脑肿瘤的切除手术，看到病人都在清醒的状态下接受开胸、开颅等大型手术，感到十分惊奇，难以理解。在向尼克松赠送的礼品中，还有一本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英文版《中国针刺麻醉》一书。代表团返美后纷纷宣传“针刺麻醉”的神奇，再一次引起美国民众的浓厚兴趣，特别是美国医务界对中国针灸医术开始有学习的愿望。中医针灸也随之传入美国，并在世界上产生了“中医热”和“针灸热”。中医药正逐步走向国际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