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和平》只能以战争消灭战争

要《和平》只能以战争消灭战争

 

 

 

要《和平》只能以战争消灭战争。这里的《和平》是指局部的。

《世界和平》指人类社会的非战争状态，这只是人类的愿望，只要私有制存在，人类的《世界和平》就永远在路上。

历史上，《战争》给人类带来深重灾难，和平只是两次战争之间的暂时状态，由此带来了人们对和平事业的持久关注与不懈追求。

近代以来，资本的扩张冲动以及科技的飞速发展，使战争规模越来越大，世界战争成为战争的主要形式，

“除了世界战争以外已经不可能有任何别的战争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331页。】。由此，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世界和平的思想。19世纪80年代末，恩格斯就已经对未来世界战争爆发的方式及其对旧秩序的破坏、对社会革命的推动等情况，作出了天才预见。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基础上，毛泽东对世界和平问题的进一步探讨，是从“永久和平”“持久和平”两个不同层次展开的。

反对战争，追求和平，是毛泽东世界和平理论的核心。

毛泽东提出，共产党人研究革命战争的规律，是为了消灭战争，实现永久和平，我们“不但求一国的和平，而且求世界的和平，不但求一时的和平，而且求永久的和平”【《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76页。】。1

936年，在对中国革命战争规律作第一次系统论述时，毛泽东称战争为“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74页。】。

几千年来，这个怪物给人类带来了无数灾难。

二战中，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古老中国，是受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因而，中国人民不得不拿起武器，争取独立和解放，“为永久和平而战”【《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74页。】，并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

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就提出“和平为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12页。】的外交原则，向全世界表达中国的和平愿望。

毛泽东说，所谓天下大事，“就是解放、独立、民主、和平友好、人类进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84页。】。

可见，在毛泽东关于世界局势的思考中，“和平”是头等重要的大事。这样的和平观，既源于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的理论，也深刻反映了中国传统的和平理念与中华民族的现实需求。

马克思说过，未来的社会主义新社会与以往任何社会都不同，它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因为每一个民族都将有同一个统治者——劳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3卷第61页。】.

近代以来，中国饱受西方列强欺侮和侵略，人民遍尝战乱之苦，对和平的渴盼尤为迫切。这些都成为毛泽东格外重视和平的思想动因。

毛泽东早年曾说过，社会主义“就是四海同胞主义，就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反映出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和平观进行融合的努力。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毛泽东把这个理解提升到了理性高度。

所谓“世界永久和平”，意味着战争的彻底消除。毛泽东对这个概念的理解运用，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战争理论。把社会制度变革作为实现永久和平的前提与基础，是这一理论的突出特点。

毛泽东认为，战争产生的根源在于私有制，以及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阶级和国家利益的根本对立。

“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71页。】

所以，只有彻底消灭了私有制，消灭了阶级，消灭了国家，也就是实现了共产主义社会，才可能彻底消灭战争，“人类的永久和平的时代”【《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74页。】才可能到来。

对于达致永久和平的具体途径，毛泽东也提出了设想：战争虽然令人痛恨，但以正义战争消灭非正义战争，却是实现永久和平的唯一途径。这一设想的内在逻辑是，规模越来越大的帝国主义世界战争，促进了正义力量的觉醒与团结。

被迫拿起武器的被侵略者的暴力革命，必然加速资本主义的衰落和崩溃。这一过程艰辛曲折，但正义战争对非正义战争的胜利，将使世界不断接近于永久和平的实现。

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这就是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战争的目的在于消灭战争”，“消灭它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用战争反对战争，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用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民族反革命战争，用阶级革命战争反对阶级反革命战争。”【《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74页。】

因而，帝国主义发动的战争规模越大、越残酷，卷进去的民族越多，时间越长，人类遭受的痛苦越大，离世界的永久和平也就越近。等到战争毁灭了剥削阶级本身，人类的永久和平就实现了。这些认识，是对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进一步延伸与发展。

从上述分析可以知道，人类的永久和平是一个长期的、逐步达致的理想状态。

这样，就必然引出另外一个更为紧迫、更具现实意义的话题——社会主义能够为当下的世界和平做些什么？

毛泽东关于“持久和平”的思考回答了这个问题。

毛泽东认为，私有制的存在是客观现实，人类依然面临战争与动荡的威胁，但是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巨大创痛，所有国家都希望维持和平局面，争取发展机遇，创造稳定繁荣。

新独立的民族国家急需和平环境以开展各方面建设工作，西方国家也需要和平环境来调整经济、休养生息。在这种情况下，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是必然的，也是可能的。

毛泽东关于这个问题的探索与实践，对二战结束以来的世界和平大局产生了重要影响。

[yongbing1993]

让我们的城市变得更加整洁美丽






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是指每年春季在俄罗斯开展星期六义务劳动。1919年4月12日星期六，莫斯科-喀山铁路分局的15名工人在下班后“义务加班”，抢修了3台损坏的机车。随后，该铁路局职工响应苏联共产党号召，为支援前线、保卫苏维埃政权，在星期六从事义务劳动。这一活动很快得到全国工人响应。1920年5月1日星期六，举行了全俄星期六义务劳动，时任领导人列宁参加了克里姆林宫区域内的清扫工作。之后，这一活动在全国各地展开，一直持续到苏联解体前。

指苏俄的工人阶级为反对外国武装干涉，保证国内战争的胜利，积极响应俄共(布)的号召，在每周末进行的自觉的义务劳动。这一群众性运动从1919年5月起在全国展开。

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共和国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白匪军联合起来，向年轻的苏维埃国家发动猖狂的进攻，妄图把它“扼杀在摇篮里”。1919年春天，英、美、法、日等帝国主义集中全力对付苏维埃共和国，他们掩护高尔察克、尤登尼奇、邓尼金等白匪军进攻苏维埃共和国。就在这危急存亡的关头，列宁提出：“必须竭尽一切力量来击溃高尔察克”。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提出“一切为东线！”的口号。为响应党和列宁的号召，莫斯科和彼得格勒派了五分之一的共产党员和十分之一的职工会会员到前线去。共青团派了几千名最优秀的青年到东线去。不能到前线去的工人在后方劳动战线上表现了忘我劳动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

起初，有些人认为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意义不大，但是，列宁热烈赞扬这一举动。列宁曾在好些讲演和文章中，提到它的重大意义。列宁说：“普通工人起来克服极大的困难，奋不顾身地设法提高劳动生产率，设法保护每一普特粮食、煤、铁及其他产品，这些产品不归劳动者本人及其‘近亲’所有，而归他们的‘远亲’即归全社会所有，归起初联合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然后联合为苏维埃共和国联盟的千百万人所有，——这也就是共产主义的开始。” 　

1919年11月，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在给各级党组织的指示信中强调说：“应当更经常地、更积极地、更有系统地、更有组织地进行星期六义务劳动，首先是利用这种劳动来解决燃料问题。” 　1920年5月1日（星期六），举行了全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列宁在克里姆林宫参加了这一运动。从此以后，这个运动在苏联各地蓬勃地开展着，成为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开端。

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也参加了此次活动。他表示：“今天有150多万人参加义务劳动，以让我们的城市变得更加整洁、美丽和舒适。我非常感谢所有参加活动的劳动者。”俄人民演员诺日金称：“我们这些老年人也来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这是民族团结互助的象征，有助于提高民族凝聚力。”

除了莫斯科外，在圣彼得堡，20日也开展了义务劳动，约有25万人参加。在普斯科夫市，数十名俄共党员携家带口来到当地的列宁纪念馆，清扫纪念馆及周边卫生。

在俄共（布）莫斯科市代表会议上关于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报告[20]
（1919年12月20日）同志们，代表会议的组织者通知我说，你们要我作一个关于星期六义务劳动问题的报告，并且为了能够充分讨论这个问题的最主要方面，要我把报告分两部分来谈：第一，莫斯科组织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情况和效果；第二，关于如何进一步组织星期六义务劳动的一些具体结论。我只想谈谈一般原则，谈谈组织星期六义务劳动——我们党的建设和苏维埃建设中的新事物——使我产生的一些看法。因此，关于具体问题，我只非常简略地谈一下。
　　
刚开始组织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时候，还很难判断这样的事能受到人们多大的注意，它能否变成一件大事。我记得，报道这件事的消息第一次在党的报刊上发表时，那些同工会建设工作和劳动人民委员部关系比较密切的同志的最初反应，如果不说是悲观的，至少也是格外审慎的。在他们看来，没有任何根据把星期六义务劳动看成了不起的大事。从那以后，星期六义务劳动有了非常广泛的发展，现在谁也不能否认它在我国建设中的重要性了。
　　
的确，我们经常使用“共产主义”这个词，甚至把它用于我们党的名称。但是仔细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你就会想到，这里除产生了好的一面外，可能还给我们造成了某种危险。我们不得不更改党的名称的主要原因，是希望尽可能明确地同占统治地位的第二国际的社会主义划清界限。自从社会主义运动中绝大多数正式的党在帝国主义战争期间通过自己的领袖倒向本国资产阶级方面或本国政府方面以后，我们已经很清楚，旧的社会主义已遭到极其严重的危机和破产。为了最明确表示我们不能把那些在帝国主义战争期间跟着本国政府走的人看作社会主义者，为了指明旧的社会主义已经腐朽、已经死亡，为了这一点，主要是为了这一点，当时才产生了更改我们党的名称的想法。况且，从纯粹理论的观点来看，“社会民主党”这个名称早已不正确了。早在40年代，当这个名称在法国刚开始在政治上广泛使用的时候，它就是小资产阶级社会改良主义政党的名称，而不是革命无产阶级政党的名称。由此可见，更改我们党的名称（它已成了新国际的名称）的主要动机和原因，是要同旧的社会主义坚决划清界限。
　　
如果我们问一下自己，共产主义同社会主义的区别是什么，那么我们应当说，社会主义是直接从资本主义生长出来的社会，是新社会的初级形式。共产主义则是更高的社会形式，只有在社会主义完全巩固的时候才能得到发展。社会主义的前提是在没有资本家帮助的情况下进行工作，是在劳动者的有组织的先锋队即先进部分施行最严格的计算、监督和监察下进行社会劳动；同时还应该规定劳动量和劳动报酬。这种规定所以必要，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给我们留下了诸如分散的劳动、对公共经济的不信任、小业主的各种旧习惯这样一些遗迹和习惯，这些在所有农民国家中都是最常见的。这一切都是同真正共产主义经济背道而驰的。所谓共产主义，是指这样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人们习惯于履行社会义务而不需要特殊的强制机构，不拿报酬地为公共利益工作成为普遍现象。自然，在那些为彻底战胜资本主义正在采取最初步骤的人看来，“共产主义”的概念是很遥远的。因此，尽管我们改变党的名称的做法非常正确，尽管这样做好处很大，尽管我们已经完成的事业规模巨大，十分宏伟（现在共产党遍于全世界，共产国际[21]成立虽然还不到一年，但从工人运动的角度来看，它比垂死的老朽的第二国际要强大得多），但如果把“共产党”这个名称解释为似乎现在就实现共产主义制度，那就是极大的歪曲，那就是胡乱吹嘘，会带来实际的害处。
　　
正因为这样，对待“共产主义”这个词要十分审慎。也正因为这样，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见之于实践后就有了特殊的价值，因为就在这种极小的事情中开始出现了某种共产主义的东西。我们在剥夺了地主和资本家以后，只获得了建立社会主义那些最初级形式的可能，但是这里还丝毫没有共产主义的东西。拿我国目前的经济来看，我们就能看出，这里社会主义的幼芽还很嫩弱，旧的经济形式还占很大的支配地位，这表现在小规模经营占优势，还表现在最厉害最猖獗的投机倒把活动上。可是，当我们的敌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即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反驳我们时说：你们粉碎了大资本主义，而从你们所有的毛孔中冒出来的却是最恶劣的投机性的高利贷性的资本主义，那我们就回答他们：如果你们以为我们能从大资本主义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那你们就不是革命者，而是改良主义者或空想主义者。
　　
大资本主义在各个地方，甚至在那些还没有采取任何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的国家中，都遭到了根本的破坏。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敌人对我们提出的所有这些批评和反驳都是无足轻重的。大资本主义被粉碎以后，当然会开始出现新的、投机性的小资本主义的萌芽来取代它。我们现在正同大资本主义的残余作激烈的斗争，它转入了各种小投机倒把活动，那就更难抓住它，并且它采取的是最恶劣的最没有组织的商业形式。
　　
在战争环境中变得激烈得多的斗争，引起了最疯狂的投机倒把活动，在资本主义规模较大的地方尤其如此。所以把革命过渡设想成另一个样子是完全不正确的。从现时的经济来看，情况就是这样。如果要问苏维埃俄国现时的经济制度是什么，那就应当说，它是在大生产中为社会主义奠定基础，是在资本主义以千百万种形式进行最顽强的反抗的情况下改造资本主义旧经济。和我们遭到同样战争灾害的西欧国家，例如奥地利，与我们的唯一区别就是那里资本主义瓦解得更厉害，投机倒把活动更猖獗，却没有社会主义建设的萌芽，没有反击资本主义的东西。但是，在我们经济制度中暂时还没有什么共产主义的东西。“共产主义的东西”只是在出现星期六义务劳动时，即出现个人为社会进行的大规模的、无报酬的、没有任何权力机关和任何国家规定定额的劳动时，才开始产生。这不是农村中历来就有的邻舍间的帮忙，而是为了全国需要进行的、大规模组织起来的、无报酬的劳动。因此，把“共产主义”这个词不仅用于党的名称，而且用来专指我们生活中真正实现着共产主义的那些经济现象，这样做就更正确。如果说在俄国现在的制度中也有某种共产主义的东西，那就是星期六义务劳动，其他都不过是为巩固社会主义而对资本主义进行的斗争。在社会主义完全取得胜利以后，从社会主义中必然会生长出共产主义来，生长出我们从星期六义务劳动中看到的那种不是书本上的而是活生生的现实当中的共产主义来。
　
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原则意义就是如此，它表明这里正在形成和开始产生一种崭新的、与一切旧有的资本主义准则相反的东西，一种比战胜了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更高的东西，即大规模组织起来以满足全国需要的无报酬的劳动。因此，当今年党中央委员会发出支援国家的号召[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263—266页。——编者注］，忍受着极度饥饿极度困苦的莫斯科—喀山铁路员工首先起来响应的时候，当某些迹象表明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已不是个别现象，已经开始推广并得到群众支持的时候，那就可以说，这里已经发生了一件极其重要的有原则意义的事情，我们确实应该在各方面支持这件事，如果我们不愿意做一个仅仅从反对资本主义这个原则意义说够格的共产党员。从实际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角度来看，这还是不够的。应当说，这种运动其实是可以大规模开展的。我们是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这个问题我现在不准备回答，因为关于我们称之为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那一运动有多大规模，还没有总的综合材料。我只知道一些零碎的情况，在党的报刊上看到星期六义务劳动在许多城市正获得愈来愈广泛的发展。彼得格勒的同志说，星期六义务劳动在彼得格勒开展得比莫斯科广泛得多。至于说到外省，许多实际了解这个运动的同志对我说，他们正在收集有关这种新的社会劳动形式的大量材料。但是，只有在各种报刊和各城市党代表会议反复讨论这个问题以后，我们才能得到综合的材料来说明星期六义务劳动是否已真正成为普遍现象，说明我们在这方面是否已真正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不管我们是否能很快得到这种完整而又经过核实的材料，但是毫无疑问，从原则上来看，除星期六义务劳动以外，我们再没有其他的事可以表明，我们不仅称作共产党员，不仅想做共产党员，而且真正在实现某种共产主义的东西，不只是社会主义的东西。因此，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愿意忠实于共产主义原则的人，都应该拿出全部精力来帮助解释这件事并实际地加以运用。这就是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原则意义。因此，每一个党代表会议都必须经常不断地提出这个问题，并且既从理论方面也从实践方面来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不应该只从理论方面、原则方面来看这件事。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对我们具有巨大价值，不仅是因为它在实践中实现共产主义。除此以外，星期六义务劳动对我们还有双重意义：从国家的角度看，它是对国家真正实际的支援；从党的角度看（我们这些做党员的不应该忽视这一点），它对清除混到党内来的分子和抵制腐朽资本主义环境对党的影响是有意义的。从经济方面来说，星期六义务劳动是必要的，它能使苏维埃共和国摆脱经济破坏并开始实现社会主义。

[yongbing1993]

中国人在异国他乡斗得你死我活







当这些反中反华反共轮子们反共产党时，《我》不是共产党。随他们反。

当这些反中反华反共轮子们反毛泽东时，《我》不信毛泽东。随他们反。

当这些反中反华反共轮子们反新中国时，《我》己经离开了。随他们反。

如今这些反中反华反共轮子们反对《个别议员》时，《我》不是其中之一。

如今这些反中反华反共轮子们反对《某些海外华人》时，《我》不是其中之一。

如今这些反中反华反共轮子们反对《他们看不顺眼的华人》时，还是以《我》不是其中之一。

如今这些反中反华反共轮子们反对《我们来自中国的人》时，《我》是其中之一了。

这些反中反华反共轮子们是专业的游说外国的反中反华反共的议员高官们，他们联合起来，挑起海外华人之间的内斗。中国人的内斗习俗遗传到国外来了。

原来他们可以不讲事实信口开河道听途说甚至制造谎言传信谣言来污篾《我》！攻击《我》！只要是这些反中反华反共轮子们看不惯就开始反。

更可恶地是还可以向所在国情报部门写不切实际的举报信，还不具真名实姓，误导情报部门和政府官员，断章取义还将不实信息密透给媒体，而媒体也不加查实就报导，如有查实，就强调这是绝密，不便告之。

多么一个完美的谎言链。

而加国总理向世人宣告，不管举报是真是假，即便是假举报“涉及议员与议员家人“，就必须当“真“视之。

如此这般之下，《中国干扰加国选举》事件完美完成。而反对党为选举使力炒作，执政党政治正确强硬处之。越烧越旺。

第一次由加国前联邦总督的调查报告结果是，指控联邦议员的媒体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然而引来反对党及来自中港台的反中反华反共轮子们的反对，重新换个人，这就要这个人必须查出点事来。果然，莫须有的“干扰“结论出来了。证据是机密。马上立法通过。轰轰烈烈的一场运动还在进行中。

化了多少钱不必担心，这是国家选举大事。防止加国选举干扰。假如下次大选，这几个保守党议员还是没有被选上，还拿被中国干扰了选举来说事吗？

而炒作《新疆灭极人类》有事实吗？

又炒作《中国干扰加国选举》有证据吗？

而加沙人真正被种族灭绝时，这些所谓的“民主人士“，“民权人士“不知还在吗？

这些反中反华反共轮子们说共产党、新中国、毛泽东的坏话有几句是实事求是的？

连加国前联邦总督的调查报告都不信？难道只听信华人中几个反中反华反共的小丑吗？

真有点看不懂。

还是为选举而炒作。

[yongbing1993]

快马加鞭未下鞍倒海翻江卷巨澜






毛泽东诗词欣赏

十六字令　三首　(1934-35)

作者：毛泽东

山，

快马加鞭未下鞍。

惊回首，离天三尺三。

山，

倒海翻江卷巨澜。

奔腾急，万马战犹酣。

山，

刺破青天鲷未残。

天欲堕，赖以拄着。

【原注】

民谣：“上有骷髅山，下有八宝山，离天三尺三。人过要低头，马过要下鞍。”

【注释】

锷（e4）：剑刃。

天欲堕，赖以拄其间：《淮南子·天文训》，「昔者共工与飧颛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神话中有以山为撑天之柱的讲法。

【题解】

作于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湘贵一带山间。

白话译文：

【其一】

山，高耸入云端。给快跑的马儿再加几鞭，翻越山巅未下鞍。惊诧高又险，回头瞥一眼，离天只有三尺三！

【其二】

山，起伏如波涛，浩瀚似江海，倒海翻江卷巨澜。山势奔腾迅猛如奔马，好似万马厮杀正酣战。

【其三】

山，傲立苍穹如长剑，刺破青天剑锋没伤残。天像快要塌下来，全靠着山的支撑，天才得以铺展于宇宙间。

创作背景：

这三首小令作于1934年到1935年间。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各军团分别从闽西的长汀、宁化和赣南的瑞金、雩都地区出发，开始了远离中央根据地井冈山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一路上，遭遇到数不尽的艰难困苦，除先后以鲜血和生命突破蒋介石设置的四道严密封锁线外，还越过了千山万水，不仅以举世罕见的牺牲精神，战胜了强敌，而且以同样罕见的吃苦精神，战胜了种种困难和天险。

蒋介石曾屡次妄图凭借水的天险阻挡和消灭红军，例如湘江、金沙江、大渡河等；而相对来说，红军则对山更有感情，尤其是毛泽东，对山的感情更深。可以说，毛泽东开辟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割据道路，始终是以山岭为依托的，在战略退却时，则更是以山岭为掩护。山岭是毛泽东和红军的好朋友，毛泽东和红军喜欢山，而蒋介石则在特定历史时期里，相当畏惧红军喜欢的山。

在实行战略大转移的长征途中，红军不仅大多数时候都在高山峻岭中行军，而且也常在万山丛中冲破蒋介石的围追堵截，既历尽艰辛，又充满胜利的喜悦。毛泽东这三首小令，就是怀着喜悦的心情，在翻山越岭的长征行军途中写下的。

文学赏析：

这三首小令都专门以山为题材，它们虽然没有像其他词那样标明词题，但每首的头一个字“山”，可以说即分别代表着各自的题目。

这三首小令所写重点不同，合起来却是完整的组诗。它们共同的显著特点在于运用了整体象征的创作方法。象征是人们常用的艺术方法，如有人用狮子象征力量，有人用鸽子象征和平，有人用香草象征美人，有人用同海的搏斗象征人生拼搏等。

毛泽东在此则用山的形象来象征红军形象，通过他的精巧艺术构思，让象征者与被象征者在气势、气概、精神、气质诸方面，获得了内在联系。它们既都是写山，同时又都是写红军，既是咏山曲，又是歌颂英雄红军的乐章。三首各写出一个侧面、一个特点，表面上处处写山，写山峦姿态，山野情趣，翻山滋味，实际上是处处借山象征红军，通过咏山来歌颂红军。

它们虽是小令，但格调却是雄浑豪放的。意境磅礴、壮观、豪迈；夸张、比喻、象征、衬托、赞叹、抒情、寄意并举；同调重奏复沓、往复旋还，节奏紧凑，回肠荡气，非同凡响。

【其一】

第一首表面上是极写山之高，实质上是写红军越过高山时，所表现出的藐视困难、一往无前、不可屈服的精神气概。毛泽东引了一首民谣作为原注，那民谣正是极力形容山之高的，高到仅仅“离天三尺三”，因此“人过要低头，马过要下鞍”，一般的人和马都得向它屈服。然而，红军在这样的高山面前，却“快马加鞭未下鞍”。这里的“快”字是状写马的行进速度的，马在如此高山面前毫无畏色，没有止步。依旧快速前进；而骑在马背上的人则更神气了，居然还要加劲扬鞭催快马，因而人、马都飞驰而过。未下鞍，一是说红军的马过时没有卸鞍，一反民谣所说的“马过要下鞍”的习惯；二是说红军过时没有下马，当然也不会低头，一反民谣所说的“人过要低头”的习惯；那么，无疑是高山低头了。同样险峻的高山，在不同的人和马面前，出现了截然不同的情况，这便富于神奇性地反衬了红军足以征服一切艰难险阻而不为任何艰难险阻所屈服的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

“惊回首，离天三尺三。”毛泽东写得很幽默，待到纵马扬鞭飞奔过去以后，再回头仰望，不觉猛然大吃一惊。惊，既是对极高极险的山望而吃惊，同时也传达出一种翻越高耸云天的大山后的惊喜、自豪的神情。“离天三尺三”并非实数，而是夸张，用夸张笔法极写山之高峻，从而反衬、烘托红军飞驰过山的英雄形象，突出红军一往无前的精神气概和实现战略转移的急迫心情。

【其二】

第二首表面上是极写山之大，写群山之磅礴、险峻，实质上是写红军在万山丛中英勇战斗的雄伟、豪迈的气概。毛泽东首先用大海来比喻、描写山：“山，倒海翻江卷巨澜。”毛泽东从高处放眼望去，千山万岭逶迤起伏，因而他感觉势如江海倒翻，怒潮猛卷，连天排空，汹涌澎湃。接着，又用驰骋中的万马来比喻、描写山：“奔腾急，万马战犹酣。”诗圣杜甫在《病橘》中用过“奔腾”一词： “忆昔南海使，奔腾献荔枝。”即飞奔急驰之意。毛泽东再加一“急”字，则其快如飞之速度已达极点。毛泽东久望险峻的群山，联系自己指挥千军万马南征北战的深切体验，因此又觉得它们恰如鏖战中的千军万马在奔腾。这样，毛泽东连用两个比喻，就形象生动地写出了千山万岭的磅礴、雄伟的气势。

但是，在毛泽东的艺术构思中，山的雄姿与红军的雄姿是相对应的，写山就是为着写红军。群山万岭的雄伟气魄，正可见红军的伟大气魄。群山万岭正是红军历经之地，因此人们既可想见红军在那里急速进军的英雄姿态，也可想见红军在那里的战斗姿态和激战场面，从而使雄姿英发、骁勇善战的红军形象，巍然屹立起来了。

【其三】

第三首表面上是极写山之坚，写众山之坚固、坚强，实质上是写红军崇高、坚韧的意志和中流砥柱的作用。首先通过比喻写众山之高峻峭直：“山，刺破青天锷未残。”毛泽东把林立的山峰比作宝剑，说高峻峭直的山峰，像一把把锋利无比的长剑刺向天空，而且竟把青天刺破了锋芒尚无分毫残损，这是何等坚利。天欲堕，赖以拄其间。”这当然是一种假设，意谓即使天塌下来也不要紧，有挺拔的高山像擎天柱一样把它顶住，这又是何等坚固、何等坚强啊!这实质上是写红军的坚韧不拔和锐不可当，写红军顶天立地的英雄气概，写红军的崇高地位和伟大作用。毛泽东以词句的形式告诫世人：有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在，中华民族的江山无论如何塌不下来，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是中华民族的中坚、栋梁、柱石。

名家点评：

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常务理事季世昌《毛泽东诗词书法诗意画鉴赏》：山是这三首小令共同的主题意象，既是作者对山的外在形体本质特征的高度概括，又是作者寄托一定情志的审美创造。它是山的艺术典型，是作者创造的第二自然。

当代湘潭大学老教授刘业超： “诗与史的结合，是毛泽东诗词基本的艺术特色。这一特色在《十六字令三首》中体现得特别明显，特别完整。这一整体的美学魅力具有远远超出形象内涵的启示力。无疑，这首词来自历史，也必然走向历史。千秋万代的人，都会从中获得无穷无尽的美学熏陶与理性教益。”

[yongbing1993]

没有知识分子我们的事业就不成








毛泽东说：“没有知识分子，我们的事情就不能做好，所以要好好地团结他们。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他们的工作是为人民服务的，也就是为工人农民服务的。知识分子又是教育者。因为他们是教育者，是当先生的，他们就有一个先受教育的任务。知识分子如果不把自己头脑里的不恰当的东西去掉，就不能担负起教育别人的任务。我们的任务是，在知识分子自愿学习的基础上，好心地帮助他们学习，通过适当的方式来帮助他们学习，而不要用强制的方法勉强他们学习。“

毛主席对待知识分子是究竟怎样？前三十年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时代？

经历过两个时代的对比之后的两弹一星元勋们的评价最有说服力。

周光召说：“文革时期是尊重人才，科技气氛也很民主。”　　

钱三强说：“曾经以为是艰难困苦的关头，却成了中国人干得最欢、最带劲、最舒坦的黄金时代。”　　

钱钟书：《围城》的作者钱钟书是唯一一个婉言拒绝毛主席宴请的著名作家，他一生远离政治而学贯中西。但他却早在30多年前就对反毛思潮做出过如下评价: “反对毛泽东，中华民族的灾难就生了根，总有一天这个民族是要集体为它付出代价的。”一个旁观的智者做如此语，想想都可怕！　

香港企业家林敏捷：毛泽东思想才是当前中国的出路。林敏捷，香港企业家，管理3,000多人的董事长。现年74岁的林敏捷是福建泉州人。1970年代中从福建老家往菲律宾为父亲送殡，不料滞留香港。在香港从每日十块钱的制衣工人，到与老乡合伙在深圳建厂生产CK底裤等欧美名牌服装，成为管理3,000多人的董事，林说：“我都这个年纪了，这样做（自费印书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是为钱，更不是为了当官，就是因我经历过国民党、毛泽东和改革开放的现代，我认为毛泽东思想才是当前中国的出路”。

林敏捷坦承，在港认同他这种观点的知音多是自内地来的同龄人，不像在内地：“行街路人见到我戴毛主席襟章，都会上来同我讲“毛泽东时代真的很好”。“我做过资本家，也被邓小平的先富论迷惑过。邓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结果呢？制造了两极分化。哪有人富起来以后会赞成均富，只会富的更富、穷的越穷。你看码头工人同李嘉诚！”　

毛主席讲话有个风格，那就是基本从不玩什么玄虚，更不玩什么文字游戏，都是大多数人一听就能懂的事。因此，我在重读的过程中，一方面侧重于澄清围绕毛主席的各种谣言，同时也侧重于将毛主席的话与实际联系起来，进行比较阅读。不过，我再重申一遍，我的兴趣只在“重读”，没有任何影射的动机，这一点，大家一定要理解。

1957年3月12日下午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

《知识分子改造问题 》毛泽东说：【没有知识分子，我们的事情就不能做好，所以要好好地团结他们。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他们的工作是为人民服务的，也就是为工人农民服务的。知识分子又是教育者。因为他们是教育者，是当先生的，他们就有一个先受教育的任务。知识分子如果不把自己头脑里的不恰当的东西去掉，就不能担负起教育别人的任务。我们的任务是，在知识分子自愿学习的基础上，好心地帮助他们学习，通过适当的方式来帮助他们学习，而不要用强制的方法勉强他们学习。】

《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结合的问题》 毛泽东说：【知识分子既然要为工农群众服务，那就首先必须懂得工人农民，熟悉他们的生活、工作和思想。我们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书当然不可不读，但是光读书，还不能解决问题，一定要研究当前的情况，研究实际的经验和材料，要和工人农民交朋友。】

《关于整风》，毛泽东说：【在整风中间，一方面要严肃认真，对于错误和缺点，一定要进行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而且一定要纠正。另一方面又要和风细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反对采取“一棍子把人打死”的办法。】

《片面性问题 》毛泽东说：【片面性就是思想上的绝对化，就是形而上学的看问题。对于我们的工作的看法，肯定一切或者否定一切，都是片面性的。所谓片面性，就是违反辩证法。……写文章要有说服力，不要靠装腔作势来吓人。】

毛泽东说《我们离不开知识分子》！毛泽东说：【为工农服务，与群众打成一片，不是两片，考验知识分子的主要标准，一条心、半条心(党内党外)。争取百分之七十下厂下乡，我们干部要经常下厂下乡。】

毛泽东有过一段非常著名的话，知识分子就是毛，总要附着在皮上的，不是附着在无产阶级的皮上，就是附着在资产阶级的皮上，因此，毛泽东评价知识分子的标准，就是是否完全附着在无产阶级的皮上(一条心)，还是一半附着在无产阶级皮上一半附着在资产阶级皮上(半条心)。这段话非常重要，因为在这里，毛泽东已经开始对知识分子进行了区分。这是1957年3月20日上午 到南京市人民大礼堂，在江苏、安徽两省及南京军区党员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

毛泽东说：【现在是处在这么一个变革的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作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和后头的社会主义革命到技术革命，到文化革命。……现在，社会主义这种新的生产关系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立好，至于用主要力量搞生产，我们才刚刚开始。没有生产就没有生活，没有多的生产就没有好的生活。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要多少年呢? 我看大概要一百年吧。要分几步来走：大概有十几年会稍微好一点。有个二三十年就更好一点。有个五十年可以勉强像个样子。有一百年那就了不起，就和现在大不同了。要向广大人民，特别向青年进行教育，进行艰苦奋斗，白手起家的教育。我们现在是白手起家，祖宗给我们的很少，让我们跟全国人民一道，跟国家一道，跟青年们一道，干他个几十年。这个世纪，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建设。】毛泽东明确1957年是个“变革的时期”，由革命到建设的时期，但是这并不是说就不要革命了，只不过革命的形式变了而已，变成了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

为什么要进行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呢? 毛泽东说：“我们国家要建设，就要有技术，就要懂得科学，这是一个很大的革命。没有这样一个革命，单是政治改变了，社会制度改变了，我们国家还是一个穷国，还是一个农业国，还是一个手工业、手工技术的国家。为了这个，我们就要进行一个文化革命。现在，似乎还有一些人不认识这么一种变化。说的够明白了吧?简单来说就是，技术革命是为了提高生产力水平，文化革命是为了提高政治觉悟，而政治是人的灵魂。“(《毛泽东年谱》下册第三卷118页)。

毛泽东说：【中国这个国家，知识分子太少。对这几百万知识分子，我们如果看不起他们，如果以为可以不要他们，这种观点是不妥当的。我们离不开他们。这几百万知识分子，是有用之人，是国家的财产，是人民的教员。对这些人不能搞唯成分论，对他们的进步应该肯定。】

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是真理，这是批评不倒的，不管刮多大的台风，我看人民政府、共产党、老干部、新干部，只要是真心真意为人民服务的，吹不倒;半心半意为人民服务的，那就要倒一半;一点心思都没有，跟人民敌对的，那末就该吹倒。批评是可以的，但是批评的结果，批评的目的，就是要巩固民主集中制，巩固党的领导，绝对不能像敌人所希望的那样，造成无产阶级队伍的涣散和混乱。这是原则性，必须如此。】

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指出：【全国有几百万资产阶级和曾为旧社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需要这些人为我们工作，我们必须进一步改善和他们的关系，以便使他们更有效率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以便进一步改造他们，使他们逐步地工人阶级化，走向现状的反面。大多数人一定可以达到这个目的。改造就是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团结之目的。多数人的批评合理，或者基本上合理，包括北京大学傅鹰教授那种尖锐的没有在报纸上发表的批评在内。这些人的批评目的，就是希望改善相互关系，他们的批评是善意的。右派的批评往往是恶意的，他们怀着敌对情绪。善意，恶意，不是猜想的，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在《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毛泽东批示：【最近一些天以来，社会上有少数带有反对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论，企图将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以利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引导到错误方向去，此点请你们注意，放手让他们发表，并且暂时(几个星期内)不要反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过一个时期再研究反驳的问题。】

1957年7月8日晚上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对上海各界人士发表讲话。毛泽东说：【社会主义改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制度的改造，一方面是人的改造。】

毛泽东说：【我希望造成这么一个局面，就是又集中统一，又生动活泼，就是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自由又有纪律。两方面都有，不是只有纪律，只有集中。】

毛泽东说：【知识分子应当成为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没有别的出路。……我们所劝的，就是这些处在中间状态的人。他们应该觉悟，尾巴不要翘得太高，你那个知识是有限的。决定大局，决定大方向，要请无产阶级。】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指出：【共产党员一定要有朝气，一定要有坚强的革命意志，一定要有不怕困难和用百折不挠的意志去克服任何困难的精神，一定要克服个人主义、本位主义、绝对平均主义和自由主义，否则就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

毛泽东指出：【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

毛泽东在这里明确的指出了《反右》的意义，并将之称为“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时，这段话也呼应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改造包括制度改造和人的改造两方面”的论断，在毛泽东看来，“反右”的真正目的是对人进行改造，并且这个改造的意义不亚于经济制度的改造。

[yongbing1993]

六月天兵征腐恶狂飙为我从天落






毛泽东诗词欣赏

蝶恋花　从汀州向长沙(1930.7)

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缨必将鹤鹏缚。

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

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

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

【注释】

蝶恋花：词牌名，又称鹊踏枝，宋晏殊改之。

汀州：古时州名，州治在今闽西长汀县。

长缨：《汉书·终军传》，"军自请，愿受长缨，必羁南越王而致之阙下。"

鲯鹏：《庄子·逍遥游》，"北冥有鱼，其名为鲮，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

黄公略：一九二八年参加平江起义，一九三零年任红三军军长，一九三一年十月战死于江西吉安。当时他留守闽西根据地。

【题解】

一九三零年三月，周恩来去莫斯科参加苏共十六大，李立三暂时掌管上海中央。六月，他指派中央特派员涂震农到闽西招开汀州会议（又称南阳会议），命令红军趁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混战之机进攻南昌和长沙。会中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革命军事委员会，负责此项行动。毛泽东率红一军团趋南昌而不攻。彭德怀率红三军团于七月二十八日攻进长沙，十一天后，又在湖南军阀何键十五个团的优势兵力面前被迫退出。毛泽东赴长沙与彭德怀会合，九月十日再次进攻长沙。攻城战中红军损失惨重，九月十三日毛泽东下令撤围退军。毛泽东率军攻入湖南，何键捉了毛妻杨开慧。各界救援无效，杨开慧在十一月二十四日被处死。二十七年后，毛泽东又写了一首蝶恋花来纪念她。

《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是一首“在马背上哼成的”史诗式词作，完成时间是1930年7月。从“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一介书生，到此时，诗人已经在枪林弹雨中纵马驰骋近三年了。

诗人是伟人，伟人是诗人。让我们从诗词的角度看井冈山，看这片红色的土地。

这首词的上阙，以虚实相生、正反对比等艺术手法着重叙事而又渗透着热烈而深沉的情感活动。“六月天兵征腐恶”，起句突兀而来，首先推出“天兵”与“腐恶”两个对立的意象，以“征”字相关联，有一股摧枯拉朽的磅礴气势。以“天兵”指我们的工农红军，既显神威，又张其正义。“征”字，还有兴师有名，仁义自见的味道。

“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是上一句的复现，“万丈长缨”与“天兵”语意相承，“鲲鹏”与“腐恶”相应。这一句还有一层意思，长缨想要把“鲲鹏”束缚住，谈何容易，也暗示了作者对当时冒险政策攻取大城市的担忧情感。

“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赣水那边”是空间意向，“红一角”是色彩意向，这种空间转换和鲜明意象的创造，无疑显示了作者强烈的情感流向，对“红一角”的“那边”分外瞩目。至于后半句情感就更加明显了，黄公略和诗人在革命战略上是志同道合、心心相印的，也是其可以信赖和倚重的，所以如此赞赏有加。

词的下片，诗人挥洒着更加酣畅的笔墨。“百万工农齐踊跃”是对上阙“天兵”、“万丈长缨”等虚拟意象的具体化。“席卷江西直捣湘和赣”用“席卷”和“直捣”两个力度极强的词语，如同雷轰电掣，让“席卷江西”情不能已。

至此，诗人顺势翻笔，从外在意象空间转为内在亢奋的内心世界。“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呼唤“饥寒交迫的奴隶”、“全世界受苦的人”起来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的《国际歌》，正是这个时代无产者革命的心中歌。“狂飙”是什么？我们做个小猜测，既是革命风暴的席卷，又是内心情感的波涛，二者交激鼓荡，深沉于心。这是物我浑然的诗人妙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