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社办学人人有书念村村有文化

公社办学人人有书念村村有文化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国民文化素质的要求是不言而喻的。毛泽东在赋予农村人民公社的《五位一体》综合功能中，十分重视《学》，即《公社办学》。

在毛泽东看来，在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奠定了新中国发展所必需的政治秩序和经济基础之后，接着必须要进行的是技术和文化方面的《革命》。

农村人民公社大办文化教育，以《能者为师》，开展识字扫盲，办业余红专学校，办幼儿园、小学、中学特别是农业中学，乃至办农业大学等，使人人有书念，不仅提高了广大农民科学知识水平和文化素养，而且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

农村人民公社办学的内容与形式。

首先，开展识字、扫盲运动。

为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农村发展的需要，毛泽东提出要组织农民学文化，在农村开展扫盲工作，并要求在教学内容、形式和时间上都要切合农民的实际。农业“四十条”提出：从1956年开始，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在12年内，基本上扫除青年和壮年中的文盲。

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了在三年到五年时间内，全国基本完成扫除文盲的任务。据此，各农村人民公社号召在校学生和一切识字的人都参加扫盲工作，培训民师，组织志愿扫盲工作队，突击编写、印刷、出版扫盲识字课本，大力开展扫盲运动。

1951年至1961年的十年间，山东省共扫除青壮年文盲370万人，1965年全省共有扫盲班学员261.5万人，摘掉文盲帽的有21.3万人。尽管当时存在急于求成、浮夸等问题，但扫盲力度之大，普及面之广，可以说是达到了教育下移、教育平民化的目的，几乎让所有农民，无论青少年文盲，还是中老年文盲，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受教育机会。

其次，开办幼儿园，普及小学，举办初中。

毛泽东强调．：农村办学应当采取多种形式，除了国家办学以外，必须大力提倡群众集体办学，允许私人办学，以便逐步普及小学教育。据此，人民公社开办了大批农村小学、幼儿园和托儿所，并尽可能举办初级中学，使农村人口受教育机会大大增加，适龄儿童大都被送进学校接受教育。

山东掖县（今莱州市）西由公社1963年儿童入学率比1958年前增长了30%．基本上普及了小学教育；学生总数由1958年时的88名增至556名。安徽霍丘县夏店公社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两条腿走路的方针，1958年秋办起民办小学32所，吸收了1570名学生入学，普及了当地的小学教育。

湖北省荆州地区高坪、黄龙两个公社通过建立教育网，并“把学校办到了贫下中农的家门口”，在147个生产队都开办了幼儿班，上幼儿班的3-6岁儿童达3040名。

此外，许多地方还兴办了耕读小学。如江苏句容县大卓人民公社，1964年办起了47所耕读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85%。同年，江西南昌县也兴办了许多耕读小学，使90%以上学龄儿童入了学。

再者，兴办农业中学。

1957年3月，毛泽东分别同各省市委宣传部长和七省市教育厅长谈教育工作问题，毛泽东说：中学办在农村是先进经验，农民子弟可以就近上学，毕业后可以回家生产。

1958年9月，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人民公社办学校，勤工俭学，或者半工半读，学习和劳动就结合起来了。这是一大改革。动员群众力量办农业中学，使不能进普通初中的小学生毕业生都能升学，至今看来仍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农业中学可以把几十万几百万小学毕业生，训练成工农业生产所需要的技术力量”。

由此，大多数农村人民公社都举办了农业中学。如江苏省在1958年春季办起了6000多所农（职）业中学，入学的学生达30多万人。这些农业中学大都是依靠群众解决校舍设备问题，如献工献料，送农具、校具等。农业中学在创办之初，便显示出对于农业生产、推动技术改革方面的促进作用。全省农（职）业中学共种38844亩高额丰产试验田，开办各种小型工厂12340个。学生边学习边劳动，在掌握了某项技术后，马上向社员推广，农业中学成了农村革新农业技术、推广先进经验的重要平台。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肯定了农业中学的重大作用，要求采取各种有效方法培养农业中学的师资、因地制宜学以致用地编写教材，并且明确指m农业中学是一种职业学校，与普通中学担负着不同任务，两者发展并重。

最后，建立业余红专学校和农业大学。

红专学校是为扫盲毕业学员升入高一级学校而设立的一种政治、技术、文化“三合一”的学校，属成人教育、工农业余教育的一种形式，县、公社、大队都办，学制有长短，由学校自行掌握。

学校大致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集中生产、食宿，白天劳动，晚上学习，实际是生产专业队性质；

二是基本上半工半读，学员文化水平不一，办学也不正规；

三是县办的较正规的农业学校，半工半读，多数与县初级农校、农场、拖拉机站合并，学员文化水平多在高小以上。

农村人民公社举办的大学一般为业余大学，如人民公社办业余大学的“开路先锋”——河南省孟津县的翟泉红专大学，吉林省延边朝鲜民族自治州的黎明农业大学等。

据《光明日报》报道，到1958年10月1日，广大农村中的红专学校和红专大学已达34.9万余所，有2000余万人在这些学校里学习。山西省办起业余红专学校和文化技术学校共23653所，入学人数达200万人，红专大学7478所，入学人数近129万人。

1959年冬，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强调，“公社要有高等学校，培养自己所需要的高级知识分子”，以适应农业机械化的要求。诚然，在办学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如不顾客观条件限制一哄而起、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等，但从效果看，当时的红专学校和业余大学在提高群众文化和思想水平、推动农业生产方面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特别是其既劳动又生产、就地取材、能者为师的做法是适合当时实际和需要的。

农村人民公社办学负载的价值。

首先，“靠文盲建设不起社会主义”。

新中国成立之初，文化教育十分落后，“文盲占人口的百分之八十”。据统计，各级各类学校在校生仅占全国人口的5.6%，学龄儿童入学率只有20%左右。

毛泽东在会见斯诺时谈到：我们的基本情况就是一穷二白。所谓“白”，就是文盲还没有完全消灭，不但是识字的问题，还有提高科学水平的问题。

毛泽东借用列宁的话说： “列宁说过：‘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内，是建成不了共产主义社会的。’我国现在文盲这样多，而社会主义的建设又不能等到消灭了文盲以后才去开始进行”。

因此，普及和加强文化教育，是社会主义建设大业当中刻不容缓的重要工作，也是人民公社的题中之意。各人民公社的章程或简章中，对于文化教育都作出相关规定，如七里营人民公社章程草案第五十四条规定：16岁以下的男女儿童必须在学校学习，要使社员普遍受到中等教育。喳岈山公社试行简章也作了类似的规定。

其次，农民“迫切地要求学文化”。

正如毛泽东所分析的：在过去长期的封建制生产关系当中，地主阶级不仅掌握主要的生产资料，而且还垄断了教育与文化。因此，被剥削被压迫的农民阶级要在文化教育方面翻身，要自己办学校，学文化，受教育。

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就有这种可能了。而现在农民有了合作组织，有了农村人民公社，就更“因为经济上的需要，迫切地要求学文化。”这种经济上的需要诸如：要合理建立生产队账册、搞好集体经济的财务，就要懂簿记、会计；有了电，就要有人会操作和掌控；要消灭农作物的病虫害，就要有人会使用农药，等等。并且，由于公社是多业同展的较大规模组织，其经营管理需要各类人才。

再者，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

农村人民公社的建立，为农业机器的使用提供了组织条件。而农业机械化的实施需要大量的技术人员。抽水机、拖拉机、运输和加工机器等等，从这些农业机械的操作、维修到改进和研制，都需要掌握一定的科学技术知识。

并且，在人民公社组织当中，要提高管理水平、实现科学种田以及实施农村计划生育、移风易俗、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等，都需要文化。而文化的普及和提高，教育是基础，这就对教育提出了迫切要求。因此，农村人民公社办“草根教育”，是毛泽东思考农村问题的十分重要一环。

再次，教育事业是公社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毛泽东不仅对公社办学寄予厚望，并对公社的教育发展作了规划：“在教育方面来说，每个基层单位将有自己的初等学校、中等学校和高等学校”。

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推荐的《楂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案）》，对公社的教育发展作出了更详尽的设计。简章草案指出，人民公社的任务是管理本社范围内的一切工农业生产、交换、文化教育和政治事务。

为此，必须多快好省地发展农业、工业生产和文化教育事业，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逐步缩小乡村和城市的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对发展教育的规划是：公社实行与劳动密切结合的普遍义务教育。要普遍地设立小学和业余的补习学校，逐步做到所有的学龄儿童都能够入学，所有的青壮年都能够补习到高小程度。要逐步做到每一个大队建立一个业余农业中学，使所有的青壮年都能够补习到高中程度。在条件具备的时候，建立适合公社需要的专科学校或者大学。

农村人民公社办学的成就。

人民公社的“草根文化教育”在扫除文盲、提高广大农村人口的文化技术水平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方面获得了很多宝贵经验。

农村人民公社时期中国的教育水平，或者说是农村教育水平达到了同等经济水平国家中少见的高水平。

据统计，1980年中国小学入学率为94%，初中入学率为73%。同期印度小学入学率为83%，初中入学率为30%。73%的初中入学率大约低于发达国家（通常在93-80%之间，但意大利当年为70%），低于同期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通常与西方发达国家接近或者更高些，比如苏联达到96%居世界第一，其次是日本93%）。但除了韩国(78%)，中国高于所有现在所谓新兴市场国家（大约在30-50%之间），更高于一般发展中国家(15 -30%)。

可见，中国在人均GDP并不高的时候，教育水平是超前的。与印度相比较，印度的高等教育优于中国，但民众受教育程度远远落后于中国，中国有着识字率较高的民众群体。在有着庞大农村人口且受教育水平相当低的国度取得这样的成绩，这不能不说与当年人民公社办学紧密相关。

[yongbing1993]

请你永远记住这位伟人毛泽东





请你永远记住这位伟人——毛泽东！

美国军事评论家：请你永远记住这位伟人——毛泽东！

拉瑞斯约本.海黙（美国军事作家，评论家）：是谁能够使一个贫瘠的国家，在短短几年时间里，迅速崛起于世界强国的行列？

乔治?华盛顿是美国第一位总统。他以贫弱的美国北方军，经过多年苦战打败了先进的南方殖民军，使美国获得了统一与和平。但是，在东方一个大国----中国，他的一位优秀的领导者毛泽东先生，领导了他的人民，在贫困，饥饿的压力下，却取得了远远超越乔治?华盛顿的伟大成就。

1949年毛先生建立了他领导的中国红色政权，同时也开始了中国人觉醒的时代。1950年我们的可爱的总统大人，他觉得北韩十分不听话，同时他更加厌恶这个新生的红色大国。为了灭绝赤色，他决心先打掉北韩从而占领亚洲大陆一端，再谋求最终消灭这个赤色中国。随即他调兵遣将，以18国集团为核心，联合国安理会为民意。

总计出兵51万3000人，坦克2400辆，战机4000架，各型火炮50000门，同时动用了原美国海军第1，3，4，7四只庞大的航母舰队群，以排山之势杀向北韩。在他看来，这样的现代化的庞大的军群，任何一个国家，哪怕是当时的苏联也不敢与之交手。然而，他似乎忘记了毛先生的伟大的军事战略胆量。毛在前苏联犹豫迟疑下，悍然单方面出兵抗击美国联军。于是一场惊人的战争就此爆发了。

100万中国士兵，在没有远程炮火支援，没有空中火力掩护，没有地面集群装甲突击的情况下，依靠着火器兵器时代最原始的卡宾枪（冲锋枪），手雷，打败了美国联军。这也是人类现代历史上，首次由一个国家单独击败了世界力量的先例。当然，中国人也遭受了525000人的惨烈伤亡。但是，对于一个几年前还在被日本军队肆意侵略蹂躏的国家，在几年后，突然间打败了世界上当时最强的军事同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样的奇迹除了毛先生敢于创造，任何人都不可能做到。

美国就这样丢下113000名阵亡士兵，带着84000名伤员，以及换回来的45000名被俘人员，迈着沉重的脚步，蹒跚地回到了自己的老家。

前苏联的伟大人物赫鲁晓夫先生，上台了。他觉得中共的毛太不懂的什么叫----尊重苏联，竟敢违背他的指令。因此，他发动了一场更加荒谬的战役－中苏珍宝岛战役。

苏军以1个远东集团军的1个坦克旅，3个摩托化步兵团，总计约20000人，在没有事先警告情况下，对中国采取了军事行动。战争初期，苏联对于中国的军队装备几乎是比自己的还清楚。他在韩战前后，送给了中共毛先生4个坦克师，10个步兵师，3个防空炮师，3个机械化师的全套装备。而中国当时最强的主战坦克就是T59型也就是前苏联的T54A。战斗全重只有36吨。如果与前苏联最新的T62型坦克对比，可以说对方无需开火，使用自身就可以把T59撞翻。

他打了！毛先生在接到边防军告警电报后，也做出了最快决定：打！就把他打疼！结果苏联人丢下了约1个团的装备以及成批尸体，气恼的回家去了。赫鲁晓夫接到失败电报后，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先后撤职了隶属于苏联远东集团军1位元帅（坦克装甲诸兵种元帅），3名大将，4名中将，24名上将、少将。抓捕了远东红旗134师（主力师）营级以上全部军事主管。

在毛先生对外战争历史中，还有一场值得提起，那就是中印边境之战：麦克马洪线之战。其实在印度背后有输了韩战无处撒气的华盛顿，有已与毛交恶的格林姆林宫，有企求可以捞足好处的大英帝国，等等。他们几乎出现了从所未有的合作！苏联低价贷款给印度尼赫鲁，装备了7个印度陆军师。华盛顿给了尼赫鲁大批战后物资。英国把自己的那些老式火炮都给了出来。一时间印度成了当时世界2大集团的宠儿。

但是，短短30天时间，印度军队全军溃散。在第2师做战术指挥教导的洛克弗菲希尔准将说：你见过非洲的斑马群奔跑吗？但是它们不如印度军队溃逃更快。 8940名印度军人葬身山谷，1370名士兵被俘，1名准将被击毙，亚洲第一美国旅：“锡克”旅完了。英国全资资助的“廓尔柯”营完了。而毛先生在他的官邸中南海战前就曾说：不管你是印苏联军，还是美印联军，即便是再来一次八国联军，我们中国也要与你打！打出一个真理来。

毛先生的英明是前所未有的。中国击溃了印度联军，打击了美国与苏联的再一次恐吓。这就是毛先生。毛先生一贯坚持自力更生。由于他的英明，中国建立了自己的核武器工业，制造远程洲际弹道导弹，打造了核潜艇战略部队，研制了以TU16（当时较为先进的中型轰炸机）为主的中程核武器空中投射能力。

但是在那个时代，中国没有现在的改革成就。国家资金薄如白纸。但是他依旧搞了这些在今天华盛顿严重感到最难以承受的军事工业。他叫一个贫弱无力的中国从此站立起来。不怕苏联。更加不惧怕我们。在他那个时代，只有那个时代。我们空军在靠近北越领空时候，战斗机就会自动报警。因为那里有中国派驻的34支火炮与导弹防空营。

我的国家：美国！

请你永远记住这位伟人：毛泽东！

[yongbing1993]

共产党执政权是工人农民赋给的






共产党执政权是工人农民赋给的。“人赋人权”表明，共产党必须要自觉做到“权为民所用”。 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用好权的同时，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

“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 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我们代表了无产阶级，代表了广大群众，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人民就拥护我们。”

如今走资派为资本家服务了。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了，就不合法。

管理权是人权的一项重要内容。共产党作为一个政治组织，它的权力同样是人赋的，这个“人”就是人民大众，这是毛泽东的一贯观点。

1968年10月毛泽东再次强调：“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 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我们代表了无产阶级，代表了广大群众，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人民就拥护我们。”

执政之后，毛泽东一再提醒全党，共产党是代表人民执掌政权的，如果代表得不好，人民就会收回这种权力。那么，怎么样才算“代表得好”呢? 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用好权的同时，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

一方面，因为共产党的管理权是人民所赋予的，所以必须履行为人民服务的义务。正如毛泽东所说：“人民要解放，就把权力委托给能够代表他们的、能够忠实为他们办事的人，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我们当了人民的代表，必须代表得好”。

其一，毛泽东始终把人民的利益作为最高的价值标准。

早在1925年，毛泽东在回答“为什么要革命”时，就讲到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上的幸福。

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又提出“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

在毛泽东眼里，为人民服务，归根结底就是为人民谋利益。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其二，毛泽东始终把符合人民利益作为共产党员的道德准则。

毛泽东甚至认为，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这就不但把人民利益标准作为共产党人的人生价值的标准，而且引申为生死观的标准，具体化为可以操作的行为准则和评价标准。

其三，毛泽东始终把符合人民利益作为工作判断的最高标准。

毛泽东说，“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

毛泽东说，“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

即是说，共产党人所做的各项重大决策，必须符合人民的利益。同时，符合人民的利益绝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必须关注民生问题。

其四，毛泽东始终坚持“革命功利主义”。

毛泽东认为，“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

另一方面，为保障共产党的管理权的正确行使，必须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

毛泽东认为，人民能将权力赋予给共产党，也能将权力收回，如果共产党蜕变成一个特权阶层、腐化集团，那么人民也应当毫不客气地将其“革掉”。

所以，“政治工作要走群众路线，单靠首长不行。你能管的了那么多吗? 许多事你们是看不到的，你只能看到一部分。所以要发动群众，人人负责，人人开口，人人鼓动，人人批评。”

1945年毛泽东同黄炎培关于“历史周期律”的对话，既表现了他对共产党能够使用好人民赋予的权力的高度自信，也是对全党的一个警示。

为此，在建国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又郑重提出了“两个务必”，警告全党要注意拒腐防变。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说，并又反复强调：“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

基于这种认识，毛泽东在《文革》中特别注意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

《反走资派》不是借着歌颂毛泽东来反走资派，而是听毛主席话要反走资派。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报告，四月十四日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将是一次在我党历史上有深远影响的代表大会。

我们这次代表大会，是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的时刻召开的。这个伟大的革命风暴，摧毁了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揭露了以刘少奇为总代表的党内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大大地加强了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大大地加强了我们的党，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为这次代表大会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大规模的、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革命。

毛主席曾经用简洁的语言说明了这场大革命的必要性：“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为了充分认识毛主席这个科学的论断，我们应当深刻理解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

毛主席同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毛主席全面地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文革》是什么？文革就是阶级斗争。是毛泽东共产党同蒋介石国民党斗争的继续。武装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看似结束了。

但蒋介石国民党留下的无数的右派分子还在，而且还有无数的新的产生。每个人脑子里的自私自利的思想每日每时都在产生资产阶级思想。他们联合起来疯狂地反对共产党，逼共产党下台。他们在共产党内找到了代理人《走资派》。

邓小平篡权上台所做的一切证明了这个事实。文革就是阶级斗争。工人下岗了，被砸了铁饭碗。农村人民公社解散了，农民又一盘散沙。官兵又不一致了。资本主义私有化后的一切丑陋社会现象都变本加利地复辟了。睁眼看不见吗？

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阶级斗争，资产阶级还存在，小资产阶级还大量产生，社会上的形形式式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思想，使必为反映到中国共产党内来，寻找他们的代理人试图复辟资本主义。所以共产党内的修正主义，投机分子机会主义者必定成为走资派。文革就是阶级斗争的继续，而使用的方法是文斗而不是武斗，使用的是《东方民主》，即无产阶级民主也称大民主。

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例如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根本不相同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对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

毛泽东说：“在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但是如果处理得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

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指出：“就我国内部来说，阶级还没有最后消灭，阶级斗争还是存在的。这两点必须充分估计到。同阶级敌人作斗争，这是过去政治的基本内容。”

毛泽东提出了“打击官气、尊重群众热情、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号召群众大规模广泛参与社会管理和劳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利用一切人类先进技术实现大规模飞跃”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毛泽东指出：“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从来是很丰富的。过去是在旧制度的压抑下，没有解放出来。现在解放了，开始爆发了”，“我们现在的方法是揭盖子，破除迷信。让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都爆发出来”。

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实现从集体所有制经济向全民所有制经济过渡的基层载体构建方面，毛泽东开创了集体公社理论——集体公社实行工农商学兵合一、政经合一、全民皆兵，大力发展政治经济和民兵力量，作为社会主义不发达阶段向社会主义发达阶段过渡的载体。而且，毛泽东创造性的指出，两大所有制并存条件下，一部分生产资料也是商品，例如买给农民的生产工具。

毛泽东指出：“公社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结构的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基层单位。公社在现阶段同时又是基层政权的组织。”

公社是实现农村自主工业化、发展乡村的社会生产力、实现乡村有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经济过渡的载体。

毛泽东说：“现在存在的以人民公社形式出现的社会主义大集体所有制，也就系小全民所有制，要逐步地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所有制。”

毛泽东说：“要使人民公社具有雄厚的生产资料，就必须实现公社工业化，农业工厂化（即机械化和电气化）。”

毛泽东说：“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长期并存下去，总有一天不能够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充分满足人民生活对农业生产越来越增长的需要，不能充分满足工业对农业原料不断增长的需要。而要满足这种需要，就不能不解决两种所有制的矛盾，不能不把集体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不能不在全国单一的全民所有制的基础上来统一计划全国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和分配。”

关于公社的自主工业化，毛泽东深刻指出：“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农业人口会减少。如果让减少下来的农业人口，都拥到城市里来，使城市人口过分膨胀，那就不好。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要防止这一点，就要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有了公社，这个问题就可能得到解决。每个公社将来都要有经济中心，要按照统一计划，大办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公社要有高等学校，培养自己所需要的高级知识分子。做到了这一些，农村的人口就不会再向城市盲目流动。”

毛泽东开创的全新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取得了极其辉煌的实践成就——不到三十年，我们就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化体系、国民经济体系、国防设备体系，拥有了自己的“两弹一星”。

毛泽东敢闯新路，提出了一整套前人没有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并变为现实，取得了国际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历史上迄今为止最辉煌的成就。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理论，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最全面、最有创造性的继承和发展，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是迄今为止最全面、最丰富、最科学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理论；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实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效率最高的实践成就。

新中国刚成立，中国一穷二白（1949年建国之初，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当时的工业产值还不如比一个仅仅三万多平方公里的比利时），经济严重基础薄弱，人口平均寿命仅仅三十五岁。

但是，在毛泽东领导下，人口平均寿命从三十五岁增长到六十五岁，全国粮食也增长近一倍。

起点于一穷二白、工业基础极度薄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新中国，在毛泽东领导下，取得了人类历史起点极其低、条件极其差但是最高效率的现代工业建设成就。.

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开始了从两千多年的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开展了大规模的交通基础设施和水利工程建设，用二十七年实现了西方社会近两百年才实现的工业基础现代化，让中国从一穷二白的农业国发展成为自己拥有《两弹一星一潜艇》的社会主义工业大国。

[yongbing1993]

首先要捍卫《人民大众》的人权





《要捍卫》《人权》？权贵们的《人权》《要捍卫》吗？《人权》掌握在《权贵们》的手中。《要捍卫》《人权》的是低层的无权无势无钱无贵的平民百姓。

“人赋人权”表明，首先要捍卫人民大众的人权。

毛泽东曾说：“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回答“为什么人”的问题，首先必须把握人民概念。毛泽东人民概念呈现出一些独特之处。一是具有历史性。毛泽东根据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矛盾状况，界定了不同历史时期人民的范围;二是具有阶级性。阶级性是毛泽东人民概念的本质特征。三是具有群众性。毛泽东认为，人民的范围极其广泛，不论在哪个历史时期，均占中国人口的大多数。由此出发，毛泽东“人赋人权”思想既带有鲜明的阶级性，又体现出鲜明的群众性。

一方面，毛泽东“人赋人权”思想具有强烈的阶级性。毛泽东认为只有带阶级性的人性，没有不带阶级性的人性。同样是人权，因时代、地区、国家、民族、阶级的差别而有不同的表现，这种具体表现就是个性、特殊性，在阶级社会主要是阶级性。毛泽东很早就注意到强权者的利益和被压迫者的利益不一样，旧中国的受教育权并没有惠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苦大众，等等。他说：“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却说成为唯一的人性。”

可以说，毛泽东早在青年时期就有了“人民大众的权利”这样的意识，他一生都在为实现和保障人民大众的人权而努力。五四前后他已经看到，曾经令他激动不已的“中华民国”并不是真正的“人民的国家”，这使毛泽东萌发了用“民众的大联合”推翻少数人的统治、争取属于自己的权利的最初意识。

在《湘江评论》的二号刊上，青年毛泽东说，天地间的权利和自由本来是人人都可以到手的，但却成了少数“恶贼”的专利，这“恶贼”就是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者。有了明确的阶级意识后，毛泽东认为，中国的无产阶级首先要争取的就是本阶级的人权，指出共产党就是要争取人民大众的权利。

毛泽东非常赞赏孙中山“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的民权主张。他在多篇文章中都提到“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精神。

毛泽东始终站在农民运动前列，指导着运动前进。

毛泽东指出：中国社会中的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他对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的批判是极为深刻的，远远超过了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

1941年11月毛泽东再一次解释了“革命的三民主义”：民权和民生就是为全体一切抗日的人民谋利益，全国人民各得其所，“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

毛泽东一生都把人民大众的权利放在首位，把“全国人民都要有人身自由的权利，参与政治的权利和保护财产的权利。全国人民都要有说话的机会，都要有衣穿，有饭吃，有事做，有书读，总之是要各得其所”作为共产党和他个人的革命目标。

另一方面，毛泽东“人赋人权”思想是把人权的普遍性与阶级性结合起来的楷模。在毛泽东那里，工农一直是人民大众的主要部分，但并不是全部。

《民众的大联合》就旗帜鲜明地宣传了广大受苦受压迫的民众，占了人口的大多数，是国家、民族和社会主体的思想。整个新民主主义阶段，人权都不是只由工农专有的，独立劳动者、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开明绅士都是人权的主体。

比如，他认为每个时期人权主体的变化应与该时期“人民”概念的变化相一致。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规定一切不反对抗日的阶级和阶层包括一切不反对抗日的地主和资本家都与工人农民共同享有各项人权、财权和政治权利。

毛泽东在《论政策》一文写道：“应规定一切不反对抗日的地主资本家和工人农民有同等的人权、财权、选举权和言论、集会、结社、思想、信仰的自由权”。

解放战争时期，一切反对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及其总代表国民党反动派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的各项权利都应当得到保障。过渡时期，一切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也和工农享有同样的权利。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作为人权主体的范围更是空前广泛，国家的一切权利都属于这些人。

再比如，毛泽东始终坚持了“优待俘虏”的一贯主张。因为，革命的目的是消灭剥削阶级，面对整个敌对阶级，只能用斗争的方法而不能用人道原则。

但对于不同阶级中的具体个人，却可以和应该采用人道原则。放下武器的敌人，他们更多地是作为个人而不是作为阶级与人民对立。而且，敌人营垒中的士兵，如日伪军以及国民党反动军队中的士兵，多是被强征入伍的，属于劳苦大众而不属于剥削阶级，从这一点来说，也应该用人道原则去保护、争取、团结他们。

“人赋人权”表明，必须追求人的个性解放与全面发展。

人权内容涉及面很广，但作为一个以改造社会为己任、信奉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家和政治家，毛泽东特别强调人的个性解放与全面发展，这一点在毛泽东早年的“新村”蓝图中就有所体现，在后来的人民公社运动中也可见一斑。

一方面，毛泽东提倡人的个性解放。

1926年毛泽东在起草“上海互助团”的“启事”中指出：西方的个性解放值得提倡，专制主义的最大罪恶就是压制、摧残个性。青年毛泽东的理想社会是“由少数阶级专制的黑暗社会，变为全体人民自由发展的光明社会”，在其中“个人有无上之价值，百般之价值”，“故凡有压抑个性、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

这里，毛泽东宇宙观的唯我论错误是明显的;同样，他主张个性解放的反封建革命性也是异常鲜明的。脍炙人口的“万类霜天竞自由”的诗句，反映了青年毛泽东追求自由、向往自由的心境。1939年3月，毛泽东提出：“我们共产党人是永远站在争自由与争平等的人们一起的。”

1944年，他还说：“解放个性，这也是民主对封建革命必然包括的。”“被束缚的个性如得不到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

毛泽东在1947年1月1日《新年祝词》饱含热情地写道：“自由的阳光一定要照遍祖国的大地。”晚年他在阅读《聊斋志异》《小谢》时批注道：“一篇好文章，反映了个性解放的强烈要求，人与人的关系应当是民主的和平等的。”(《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85页)毛泽东理解的人的个性解放具体讲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一是政治解放。

政治上的自由和民主权利，是毛泽东人权思想的核心内容。毛泽东深刻认识到，“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残酷地束缚着中国人民的个性发展”，“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人民要求独立，中国如果没有独立就没有个性，民族解放就是个性解放”。因此，实现民主独立和人民解放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的首要历史任务，也必然是中国人民个性解放和全面发展的前提。

二是经济解放。

生存权是最基本的人权。个性的解放，人格的独立，均以个人经济的独立为基础。毛泽东指出：“在中国的封建制度下，广大人民也没有独立性和个性，原因是他们没有财产权。独立性、个性、人格是一个意义的东西，这是财产权的产物”。因此他认为，解决农民、工人生存权的唯一正确的办法，就是彻底改变地主、资产阶级的私有制，使生产资料归工农劳动人民所掌握。

三是思想解放。

毛泽东自称“性不受束缚”、“好独立蹊径”。他反对迷信，反对盲从，提倡“人人依自已真正主张以行，不盲从他人是非”。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毛泽东最早了举起反对“本本主义”的大旗，教育全党从教条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他还提出社会主义建设要“以苏为戒”，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思想条件。正是毛泽东大力倡导了思想解放运动，为中国人民的全面发展，从思维方式上开辟了一条崭新通道。

另一方面，毛泽东提倡人的全面发展。毛泽东认为，人不仅要生存，还要发展。人的发展权是人权的重要内容，人的发展应当是全面的。

其一，普及文化教育。

在毛泽东看来，要使广大民众享有文化教育权利，就必须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即实行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建国前，毛泽东不但亲自创办农民夜校和农民运动讲习所，而且针对“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这个里面，最大多数是农民”的社会现实，指出：“大众文化，实质上就是提高农民文化”，发出了“为消灭文盲而斗争”的号召。

抗战时期，仅陕甘宁边区1937年至1941年就有农民夜校和学习班组2万余个，参加学习的农民23万余人。建国以后，毛泽东提出了“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一是普及与提高相结合，二是全日制与半工半读、业余教育并举。在毛泽东的重视下，人民群众的受教育权得到了根本改善。

1957年毛泽东总结到：“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提倡在整个教育体系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

毛泽东倡导人民艺术，1942年5月，毛泽东系统阐述了“两为”方针;建国后又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正式定为党的科学与文化事业的一个基本性长期性的方针，确保了文艺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的正确方向。

其二，注重人民体育事业。

早年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批判了千百年沿袭下来的“重文轻武”、“羞耻短后”的陈腐教育观，毛泽东认为，所谓德智体全面发展，德育是灵魂、是根本;智育是知识、是核心;德育、智育固然重要，但如果没有载知识之“车”，寓道德之“舍”，也是枉然。“体强壮而后学问道德之进修勇而收效远”，只有“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才能达到“身心并完”的目的。

因此，毛泽东极力倡导“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这个思想是超前的并且言中了当时国人与教育界的弊端。1950年毛泽东对教育界人士又谈到：你们办学校应该注意一个问题，就是要重视青年学生的体育锻炼。我认为有志参加革命的青年，必须锻炼身体，不锻炼身体的人，就不配谈革命。1952年，毛泽东写下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光辉题词，成为社会主义人民体育事业发展的总方针。

其三，人的全面发展取决于生产方式的实现程度。

毛泽东认为，只有生产力发展了，才有可能使人民群众扩大自己的活动领域，实现全面发展。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指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的近代化而斗争。”“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

其四，劳动与教育相结合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途径。

1921年，毛泽东在《湖南自修大学组织》中就指出：“本大学学友为破除文弱之习惯，图脑力与体力之平均发展，并求知识与劳力两阶级之接近，应注意劳动。”显见，毛泽东是把劳动视为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及实现手段的。

[yongbing1993]

在阶级社会人权只能靠斗争取得






毛泽东很早就认识到人权必须靠争取得来。毛泽东“人赋人权”思想既带有鲜明的阶级性，又体现出鲜明的群众性。人权内容涉及面很广，但作为一个以改造社会为己任、信奉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家和政治家，毛泽东特别强调人的个性解放与全面发展。

众所周知，青年毛泽东曾接受过当时中国流行的许多西方政治思想，在人权观上一度还深受“天赋人权”思想的影响，但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他就转而树立了“人赋人权”的思想，以后有过许多相关的精辟论述。认真研究毛泽东“人赋人权”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

“人赋人权”表明，人权的取得在人不在“天”。

作为一种理论，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观由来已久，系针对神授王权而言的，它在历史上起到过巨大进步意义。但是，它的世界观是唯心主义的，其理论基础是抽象的人性论，理论内核是“自然权利说”。

“天赋人权”说，仅从常识上来说都是不可能的。

一方面，如果说“天”是上帝，常识告诉我们，时空中根本不存在上帝这个实体，当然就不可能存在上帝赋予的权利。

另一方面，如果说“天”是自然，常识同样告诉我们，自然虽然是一种客观存在，但它却不是自觉的主体，因而同样也不可能赋任何人予任何权利。

因此，“天赋人权”说，不管这个“天”是上帝还是自然，都是不能成立的。

卢梭堪称“天赋人权”说的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其有关的基本论点具见《社会契约论》一书的第一卷。这些基本论点并未展开深入的发挥，而且本质上全属形而上学的先天观念，根本就没有什么事实的佐证。比如，该书开宗明义就说：“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所以人就应该打碎自己的枷锁，夺回来自己已被剥夺了的权利。即使是卢梭本人都承认，所有这一切观点全都是想当然耳，是一种无须加以实证的唯心想象。所以他声明：“我是探讨权利和理性，而不是争论事实。”而这恰恰是“自然权利说”的致命理论缺陷所在。

与资产阶级的人权观不同，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提出了“人赋人权”思想。

关于“人赋人权”思想，毛泽东曾有过许多的精辟论述。

1945年8月毛泽东说：“去年有个美国记者问我：‘你们办事，是谁给的权力呢?’我说：‘人民给的。’如果不是人民给的，还有谁呢?”

1965年12月毛泽东又说：“什么‘天赋人权’? 还不是‘人赋人权’。我们这些人的权是天赋的吗? 我们的权是老百姓赋予的，首先是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赋予的。”

毛泽东批判“天赋人权”，认为人权的取得在人不在“天”，从理论上讲理由在于：

第一，这一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基础的。人的权利虽则是天然的，但是国家、政权、社会、风尚、秩序等等却不是天然的，而是人为的。这一点是天赋人权和人赋人权的基本区别所在。凡是人为的东西，就必须经过人的同意，而这里的人只能是“人民群众”。所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这一群众史观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提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既然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那么在历史中所形成的财富、民主、自由和权利理应由人民群众享有。这一点，在毛泽东很多著述中都有所涉及。

第二，这一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的人权理论为基础的。人权既然是人的权利，就只能从人自身寻找存在的根据。人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认为，现实人的本质实际上就是人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活动，而且这种活动最基础最原初地表现为人的社会劳动。个人是社会的产物，人的本质决定人权，最基础地可能理解为，人权决定于人的社会劳动。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4年在《神圣家族》中就充分肯定了黑格尔关于人权是历史的产物的观点，他们说：“黑格尔曾经说过，‘人权’不是天赋的，而是历史地产生的。”他们进而对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说进行了批判，指出人权是由人的本质决定，是历史的产物、社会的产物。“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任何权利都不可能脱离现实社会而孤立地存在。

第三，这一思想是中国人民追求现实人权的体现。“人赋人权”的出发点和现实目的，就是为了唤起中国广大人民不要再做奴隶、不要再当牛马，而要挺起腰杆做人，维护自己的尊严、捍卫自己的权利。正如1938年7月，毛泽东在同世界学联代表团谈话时所说的那样：“共产党的主要任务，一句话是建立一个自由平等民主的国家。”“在这个国家内，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的完全自由，各种优秀人物的天才都能发展，科学与一般文化都能提高，全国没有文盲。”这也是毛泽东一生都在奋斗和追求的最终动力。

“人赋人权”表明，在阶级社会人权只能靠斗争取得。

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从抽象的人性论出发，提出“天赋人权”，鼓吹他们的人权是“普遍的人权”、“超阶级的人权”。

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为资本家所占有，资产阶级以“天赋人权”、“个性解放”为主要口号，其实质是为了确保资本主义私有制发展的权利。事实上，就是宣扬“天赋人权”的资产阶级，他们所享有的一切人权既不是上天所赋予的，也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经过与封建统治阶级进行艰苦的斗争所争来的。

美国的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的艰辛、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多次反复、英国的君主立宪制——资产阶级向封建势力妥协的见证物，这一切无不说明人权的来之不易。

人权既然是“人赋”而非“天赋”，那么，是不是人人都可以自然而然地得到自由和权利呢?对此，恩格斯曾经指出：“没有抽象的超阶级的人权、平等、自由、民主，它们都是具体的，属于一定阶级的。”

毛泽东则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英国这一类型的政府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向人民实行专政的政府。他的一切都和人民政府相反，对于资产阶级内部是有所谓民主的，对于人民则是独裁的。”

所以，毛泽东认为，在阶级社会中，人权不可能天赋，要靠斗争得来。

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说：“自由是人民争来的，不是什么人恩赐的。中国解放区的人民已经争得了自由，其他地方的人民也可能和应该争得这种自由。”“权利是争来的，不是送来的，这世界上有一个‘争’字，我们的同志不要忘记。”

毛泽东很早就认识到人权必须靠争取得来。

在《民众的大联合》中，毛泽东已经意识到，被压迫被剥削阶级只能自己去争取属于自己的权利。“我们种田人的利益，是要我们种田人自己去求，别人不种田的，他和我们的利益不同，决不会帮我们去求。”向强权求人权的方法有两种：一是激烈的; 二是温和的。

毛泽东最初也有过“爱的呓语”，主张“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以无血的革命，减少权利实现的代价。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毛泽东领导了湖南人民的“驱张运动”。

驱张等人权实验失败以及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更多的接触之后，毛泽东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时他认为和平的主张，在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却不能有效地为人民争来人权。“共产党人非取政权，且不能安息于其宇下，更安能握得其教育权?”

温和的方法行不通，就应该采取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手段。

革命时期，在城市，毛泽东告诉工人们学会使用“阶级斗争”这个武器，争取自己的应有权利，并为安源煤矿工人提出了“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罢工口号。

在乡村，毛泽东发动农民及农村妇女起来反对封建主义的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带领农民提出“一切权力归农会”、“平均地权”等口号。

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思想，带领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颁布各种法律、法规，一面不断扩大人权，一面保障已得的人权。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努力建立、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不愿意当亡国奴的所有中国人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维护民族的人权和国家的主权。

抗战胜利后，为了避免中国人民再次陷入战争的灾难之中，保护人民的生命权和财产权，毛泽东力争用和平的办法建立新中国，在和平的方法不能达到的前提下，提出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法，不放弃用战争的方法去争取真正的和平、民主、统一。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更加直接地提出了“人赋人权”的命题，依靠巩固的政权来保障和改善人权。

文革中，毛泽东要求共产党人坚持继续革命，因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必须用阶级斗争来防止共产党内的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

然而，许多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不到这一严重危机，自以为工农兵们掌权了，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了？

当毛泽东逝世后，没有人“看老百姓群众的脸色行事了“。不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了。这些掌权的共产党内的走资派伙同右派分子要自己“先富了“。于是工人下岗了。农民成农民工了。走资派伙同右派分子们都成资本家权贵阶级了。

走资派四十多年的社会实践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内的走资派是要复辟资本主义。更证实了阶级和阶级斗争是存在的，而且阶级和阶级斗争间的贪富差距越来越大，阶级斗争越来越激烈。反证了当年《文革》是对的，是必须的。《文革》的正面教育，走资派右派分子们的反面教育，对工农兵及其一切有共产主义信仰的后来者们都是经验教训。

在阶级社会中，低层人士如工农兵和人民群众的人权只能靠自己去斗争中才能取得自己应有的人权。

[yongbing1993]

这些乌克兰人是逃兵还是炮灰？






有些乌克兰人参军打仗了，是《炮灰》吗？

有些乌克兰人不去参军选择出国了，是《逃兵》吗？

===《一个达到参军年龄的人选择出国，这表明国家的生死存亡与其无关，然后他又想接受这个国家的服务，这是行不通的。》

===《保护海外乌克兰公民的权益一直是且仍然是外交部的优先事项，但在目前情况下，主要优先事项是为乌克兰的生存而战。》

《国家的生死存亡与其无关》？

《一个达到参军年龄的人选择出国》？

《然后他又想接受这个国家的服务》！

是《逃兵》，还是选择回国去当《炮灰》？

附：《不上战场就停止服务，海外乌克兰男性迎来噩耗》

文章来源: 天下事

乌克兰《镜报》4月22日报道，乌克兰将“暂时中止”对18岁至60岁海外乌克兰男性公民的所有服务，这意味着他们只有回国后才能办理证件。在新动员法于5月生效之前，乌克兰将暂时执行上述措施。

对此，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在社交媒体“X”上表示，“现在的情况是：一个达到参军年龄的人选择出国，这表明国家的生死存亡与其无关，然后他又想接受这个国家的服务，这是行不通的。我们的国家正处于战争状态。”

库列巴指出，保护海外乌克兰公民的权益一直是且仍然是外交部的优先事项，但在目前情况下，主要优先事项是为乌克兰的生存而战。

乌克兰议会近日在官网发布消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关于加强兵役、动员和兵役登记的动员法修正案，该法令将于5月16日生效。对征兵年龄的限制在25岁到60岁之间。

英国天空新闻台报道，就在这项新法令4月11日在乌克兰议会获得通过前，有数千名乌克兰人为了逃避征召，试图通过西部边境逃往邻近的欧洲国家。

据悉，最近一段时间，乌克兰相关部门都会在边境抓捕这些试图逃跑的人。

===《一个达到参军年龄的人选择出国，这表明国家的生死存亡与其无关，然后他又想接受这个国家的服务，这是行不通的。》

===《保护海外乌克兰公民的权益一直是且仍然是外交部的优先事项，但在目前情况下，主要优先事项是为乌克兰的生存而战。》

《国家的生死存亡与其无关》

《一个达到参军年龄的人选择出国》

《然后他又想接受这个国家的服务》

是《逃兵》，还是《炮灰》？

[yongbing1993]

农村人民公社老有养弱有扶病有医






毛泽东时代农村人民公社《五保户》与《赤脚医生》和《农村合作医疗》的特点是人民公社的社员们即今天所讲的农民们或是农民工们人人都会得到：老有养，弱有扶，病有医。孩子们都有学上。

在毛泽东的农村人民公社中，农民的福利和保障得到足够重视。通过普遍实行《五保》供养、合作医疗、社会救济和优抚等政策，建立敬老院等福利机构，旨在实现《老有所养，病有所医，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依》的大道之欲求。

（一）农村人民公社的“五保”供养制度

五保，即保吃、保穿、保烧以及保教和保葬的简称。

五保供养制度是农村人民公社对缺乏或完全丧失劳动力、生活无依靠的老、弱、孤、寡、残社员设计和实施的一项福利保障制度，享受这种照顾的家庭或人员被称为五保户。

人民公社组织承载了毛泽东对弱势和困难农民生产生活保障的更大寄托，1962年当李雪峰说胡开明认为农村的黄金时代是互助组和初级社时期时，毛泽东说：他只讲到劳动力问题，没有讲四属户、五保户。

言中之意，人民公社比以往集体组织能更好地解决五保户、困难户的问题。

毛泽东在不同时期多次讲（谈）话中都提到要保证五保户的基本生活。在强调反对分配中平均主义的同时，毛泽东认为还是要“包五保户，照顾困难户，这一点平均主义还要。”

在困难时期的政策大调整中，关于供给制问题，毛泽东主张“五保户得保，困难户得补助，必须采取这个办法。”

毛泽东说，“五保户有的是完全失去了劳动力的，有的有各种原因，要保证他们的生活”，“除了包五保户、酌量照顾困难户，其他通通是按劳分配。”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简称《人民公社六十条》）把扶助救济贫弱社员作为人民公社的一项制度给固定下来。

各地农村人民公社将五保户和困难户的生产生活安排照顾委托给生产大队和生产队负责。一般做法是：

(1)照顾农活。对于有一定劳动能力的五保户，安排他们从事力所能及的生产劳动，诸如养猪羊、看场院等轻巧农活，适当给予工分，保障他们的生活相当于一般群众的水平。

(2)补助劳动日。对于丧失劳动能力的五保户，补助其全社一年的人均劳动日数，与其他社员一同参加分配。

(3)补助钱物。即按照政策规定和民主商议的吃、穿、烧、教等标准计算出五保户所需要的钱款和物资数，从提留的公益金中直接分给现金和实物。如吉林省规定，从人民公社可分配的总收入3%-5%的公益金用于五保户和困难户的补助。

(4)对年老体弱病残人员、日常生活自理有一定困难的五保户，安排专人照顾其日常起居。

(5)五保户的费用和具体照顾由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分担，对于穷社队和遭受自然灾害严重、负担五保供养确有困难的社队，国家给予必要的补助。

广西区委在关于1961年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后的分配问题的规定中提出，包“五保户”有两种办法：一是全部由大队包；二是大队包用钱，生产队包实物，死后埋葬，由生产队负责，其遗产由生产队处理。

孤儿必须抚养好，其费用，一般由生产大队开支，对有亲属族房抚养的孤儿，大队可将孤儿的照顾费用，交给抚养人；产妇补助、病号照顾，应该由生产队负责。

1962年，在强调继续维护集体经济，认真履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政策，应该做到既调动最大多数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又要确保军烈职工家属、五保户、困难户都能吃到一般标准的口粮。

据统计，1958年全国农村享受五保的有413万户、519万人。绝对大多数五保户对于生活安排照顾感到满意。

随着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为了解决一些老幼无人照料的问题，一些地方开始试办托儿所、幼儿园和敬老院（幸福院），对五保对象实行集中供养。

毛泽东认为这也是人民公社优越性的重要体现，并且认为幸福院不应当孤立地办，而要大中小结合，否则仅仅老人们住在一起，见不到自己的儿女，没有中小，“只有阴阳，没有五行”，幸福院就不幸福了。

1958年12月，中央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规定：要办好敬老院，为那些无子女依靠的老年人（五保户）提供一个良好的生活场所。此后，敬老院迅速在全国各地发展起来。据1958年底统计，全国办敬老院15万所，收养300余万老人。

人民公社依靠农村集体经济的力量，使两百多万五保户得到了较好的供养。尽管五保制度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许多挫折和起伏，制度的保障水平不高甚至还有缺陷，但它的建立与发展对于解决我国农村中绝大多数鳏寡孤独残疾人的生活问题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这其中蕴含着毛泽东对于农村社会保障的思考，其实践结果彰显了中共和政府对农民群众的关怀。

（二）农村人民公社的合作医疗制度

在农村人民公社的多重功能设计当中，一项与广大农村的民生息息相关的制度，就是合作医疗。当时，在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国民经济实力相当薄弱的情况下，如何解决庞大农村人口的医疗问题，是新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一项艰巨任务。毛泽东的设想是，以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为主要经费来源，通过社员的互助共济，以满足广大农民的基本医疗需求。

当时，新中国的医疗情况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培养的卫生工作者、新建起来的医疗设施以及国家医疗卫生资源，都集中在城市和城镇，而广大农村却缺医少药。这种情况引起了关注农村医疗卫生需要的毛泽东的不满。

1965年6月26日，他在颐年堂同身边医务人员谈话中，开始严厉批评卫生部的城市偏向，说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部、老爷部或城市老爷部好了。

因而他强调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提出医疗卫生工作人员大量的应放在农村，城市只放些毕业一二年的大夫，把好的都放在农村。这就是给农村医疗卫生状况带来重大改善的“六·二六指示”。

8月15日，毛泽东同卫生部长钱信忠谈话，再次谈到农村医疗卫生工作。他说：过去农村卫生工作是无人管的，卫生厅也不大管。你说的半农半医这办法好。医务人员下去三分之一，任务一是医疗，二是训练农村医生。农村卫生员应给点工分。

9月3日，卫生部向中央提交《关于把卫生工作重点转向农村的报告》，提出“今后要做到经常保持三分之一的城市医药卫生技术人员和行政人员在农村，大力加强农村卫生工作。”9月21日，中共中央批转卫生部的报告，强调必须把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村，认真组织城市卫生人员到农村去，为农民服务，培养农村卫生人员，建立和健全农村基层卫生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解决农村医药卫生问题。此后，卫生工作中的重点及人力物力财力逐步放到农村，农村卫生工作迅速改观。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各大中城市、各高校和解放军，迅速组织医疗队去山区、牧区、林区农村巡回医疗，开展合作医疗卫生工作。据统计，1965年上半年，全国城市共组织了2.8万多人下农村。到1975年，全国城市和解放军医务人员先后有110多万人次下农村巡回医疗。城市对农村的医疗卫生支援，不仅把文化卫生知识和医疗技术带到农村，而且培育了大量乡村医生（“赤脚医生”），直接加强了农村卫生工作的力量，促进了当地缺医少药状况的改变，推动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和发展。

卫生部在1959年《关于人民公社卫生工作几个问题的意见》中提出：“根据目前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群众觉悟等实际情况，以实行人民公社集体保健医疗制度为宜。”

到1965年时，全国已有山西、湖北、江苏、福建、广东、新疆等1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部分农村实行了合作医疗制度。如湖北省麻城县13个公社有10个公社实行了合作医疗制度，参加合作医疗的人数占全县总人数的84.1%。

1968年12月，毛泽东批转了关于湖北省长阳县乐园公社合作医疗制度及经验的报告。报告介绍了湖北省长阳县乐阳公社“创造了一种新型的合作医疗制度”，看病吃药花钱少，“成功地解决了贫下中农看病吃药、确保健康的问题”，并称赞首创者当地赤脚医生覃祥官是“白求恩式的好医生”。

当天，该报记者还发表了一篇座谈会纪要，反映京郊两个公社就乐阳经验召开座谈会的情况，说与会者一致认为“合作医疗是农村医疗工作的方向，是一种好办法”。由此，全国绝大多数农村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办起了合作医疗，与县一级医疗机构共同形成三级预防保健网。

至1976年，全国农村实行合作医疗制度的生产大队达90%，由合作医疗担负的卫生保健服务覆盖了全国85%的农村人口，从而基本解决了农村人口在医疗保健方面缺医少药问题。1978年，五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把“合作医疗”列入其中。1979年12月15日，卫生部、农业部等联合下发通知，发布《农村合作医疗章程（试行草案）》，要求各地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参照执行，到1980年，全国农村约有90%的行政村（生产大队）实行合作医疗。

合作医疗制度和“赤脚医生”制度的推广，使农村人口在收入普遍较低的情况下得以用较低的花费获得卫生防疫和流行病防治方面的服务，使中国用不到发达国家1%的医疗卫生支出，解决了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农民群众的医疗保障问题，有效地减少了农村人口因小病不治而丧失健康和劳动能力的风险，对提高农民群众的健康与生活水平发挥了重大作用，取得了“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举世无双的成就”，如果考虑到中国历来是一个农民占人口绝对多数、卫生保障能力严重不足的农业大国，这一成就的取得更加来之不易，令人钦佩。

1980年代以后，随着农村合作组织形式的变化，加上市场化取向的改革不断深入，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因逐渐失去集体经济支撑和制度支撑而受到极大冲击并随之瓦解，合作医疗为私人诊所取代，“赤脚医生”也消退了。广大农村地区再度出现看病难、看病贵，因病致贫、返贫等现象，尤其偏远落后农村的农民，“小病拖，大病扛，重病等着见阎王”。

为此，1990年代，政府曾尝试重建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但由于指导思想不明确，成效并不显著。2002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从资金筹集、管理机构等方面规划了农村卫生工作的目标和方向，提出要积极组织引导农民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重点解决农民因患传染病、地方病等大病而出现的致贫、返贫等问题。

从2003年起，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全面推行。可以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或多或少地能够从传统合作医疗的兴衰中汲取一些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