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下乡》文革前就己经开始

《上山下乡》文革前就己经开始

 

 

上山下乡运动的出现和兴起，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新中国是在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基础上建立的，她在立国时的一穷二白，是现在的人们难以想象的。新中国成立时毛泽东中国共产党政府面对的是一副烂的不能再烂的烂摊子：既没有独立的工业体系，没有重工业基础，也没有生产生活必需品的轻工业基础，经济发展举步维艰，而占据社会劳动力八成以上的农业经济，因为生产方式极端落后，加上台湾蒋匪的轰炸破坏，美帝国主义发动战争和进行经济封锁等原因，新中国完全是在一穷二白的状况中起步的。

《上山下乡》文革前就己经开始，称作《插场、插队阶段》。

1956年1月，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并提交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最高国务会议讨论通过。其中第39条规定：“从一九五六年开始，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在五年或七年内，解决城市中的失业问题，使现有的城市失业人员都有获得就业的机会。除了在城市能够就业的以外，他们的就业途径是到郊区、到农村、到农垦区、或者山区，参加农、林、牧、渔各种生产事业和农村的科学、文化、教育、卫生事业。”除了城市失业人员，还包括未升学就业的中小学毕业生，指明了他们就业的方向。规定提出的“四到”，就是“上山下乡”的最初表述。1957年10月，人大常委会和全国政协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

其中第39条修改为第38条，内容也做了重大修改：“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伟大事业。我国人口百分之八十在农村，农业如果不发展，工业不可能单独发展。到农村去工作是非常必要的和极其光荣的。”到1960年4月，全国人大二届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1956年至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正文有关“下乡上山”的文字未有改动。至此，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基本思路以“国家发展纲要”的形式就此定型。

自1957年起，上海将“精简职工和精简城市人口”的运动与城市知识青年下乡结合在一起进行动员，但还是采取不同的方式方法及政策措施，保持了青年运动的特点，使得动员城市青年下乡的工作得以逐步推进，逐年进行。1957年上海知青下乡的方向以沪郊为主，到了1958年则以外省安置为主，而安置方式又以插场为主。经过数年安置实践，到1962年，国家确定了城市知识青年下乡的三种主要方式：插队落户；建立集体所有制的生产队、农牧场；到国营农、林、牧、渔、矿插场，或创建新场等。

1962年6月，为协调城市知识青年插场，成立了副部级的农垦部安置办公室。12月组建国务院农林办安置领导小组，由国务院副总理兼农林办主任谭震林统筹领导。半年以后，又成立了中央安置领导小组，以下各中央局及各省市自治区均组建专门办事机构，这标志着上山下乡问题正式提到党、政重要工作议程。

1963年6月，国务院召开“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会议”。会议决定：今后15年内，每年大约有100万左右的青年需要有计划地安置下乡，参加农、林、牧、副、渔业生产；下乡学生年龄可以由18岁放宽到16岁，条件是能够独立生活。主要安置方向是插队，其次是插场，再其次是建立新的国营农、林、牧、渔场等。

到年底统计，自1961年以来，全国各地共动员下乡知识青年14.87万人，其中到国营农场的11.51万人，占总数的77%。这些知识青年同老职工一起，在艰苦的地方扩建、新建400多个农、林、牧、渔场，盖起42万平方米的住房，开荒4.13万公顷，播种3.20万公顷，扩大育林面积7730公顷，扩大水产养殖面积1.03万公顷。

1963年11月18日至12月4日，国务院召开“城市青年下乡插队经验交流会”。在会议上分别交流了成户插队、集体户插队、分散插队，以及上海市组织跨省插队的经验等，就知识青年插队落户的问题进行细致的分析研讨。这标志着中央对城市青年下乡安置方向的转变。

随即在1964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中央安置领导小组的汇报。在会议上邓小平说：城市知青下乡，以插队为主，这是一件长期的大事。每年要安置100多万人。用插队的办法，每人给的安置费不到200元。插场每人则要1000元，如果100万人插场的话，需要10亿元，这怎么得了。

周恩来总理也发言说：我们脑子里要有国家大、人口多这个概念，考虑问题就要从这里出发。会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这是中共中央、国务院第一次发布的指导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纲领性文件。《决定》指出：中共中央、国务院认为，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有必要动员和组织大批的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参加农业生产。

大批城市知青下乡，使城乡青年结合在一起，既有利于稳定农村青年从事农业生产，也有利于更快地形成一支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科学知识的新型农民队伍。同时，这样做，也为城市未能升学、就业的知青开辟一条广阔的就业门路，使他们通过生产劳动和阶级斗争的锻炼，健康成长起来，成为可靠的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同年5月，中央安置领导小组发布《关于落实1964年安置城市下乡知识青年和闲散劳动力计划的报告》，1964年安置人数为78.6万人，其中插入人民公社生产队的65.4万人，占83.2％；国营农、林、渔场安置12.8万人，占16.4％。按插队人数的千分之六配备4000名安置工作专职干部等。另据《四川知青史》记载，四川省在1964年下乡的城镇知青37763人中，插队安置的有35539人，占94.1%；插入社办场和国营农场的有2224人，占5.9%。1964年，国家将插队定为安置知青的主要方向以后，每年插队安置费标准是，南方地区每人185元，北方地区每人225元。

1965年8月26日至9月14日，中央安置领导小组综合各大区的安置计划是：1966年计划动员下乡67万多人；“三五”期间计划动员下乡366万人；15年内全国计划动员下乡1100-1200万人。安置方向仍以插队为主。

《人民日报》在1965年期间连续发表社论，强调上山下乡的政治意义，指出这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一项重大事业，是党的一项长期方针，决不是一项临时措施和无足轻重的小事，而是今后长期要做好的一项“具有革命的战略意义的大事情”。

知青下乡的“革命”意义主要是：实现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逐步消灭“三大差别”，增加农村的革命力量，培植共产主义萌芽，防止产生修正主义，造就革命事业接班人等。

自1962年至1966年8月统计，全国各地共有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知青196.9万人，返乡知青达4000多万人；这些知识青年95％以上初步稳定在农村。国家支出安置费9.87亿元，人均346-580元。

其中上海1955-1966年期间，共有16.4万人上山下乡。具体去向以新疆为主，其他去向包括江西（14117人）、安徽（2227人）、湖北（7977人）、浙江（271人）、沪郊（54268人）等。

在平凡而又艰苦的农业生产实践中，一大批知青先进集体和模范人物在全国各地相继踊现出来，如1955年回乡务农的吕玉兰，1958年回乡务农的邢燕子，1961年回乡务农的董加耕，以及1962年插队落户的侯隽等等，他们的优秀事迹通过党报的宣传，鼓舞了全国各地已经下乡和尚未下乡的知识青年，进一步坚定了他们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决心，对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起到推动的作用。

1963年3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知识青年下乡上山是移风易俗的革命行动》的社论，鼓励有志青年以邢燕子、董加耕等先进人物为榜样，投身到农业战线“三大革命”运动中去，同广大农民群众结合起来，在艰苦中锻炼自己，在劳动中创造真正的幸福，成为能够经得起风霜、挑得起重担的革命事业接班人。这一时期树立的城市知青先进典型还有天津的王培珍、赵耘，吉林的栗心河，上海的浦锦文、张韧等等。

1964年1月2日，毛主席亲自观看了河南省豫剧院演出的反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现代剧《朝阳沟》，赞扬《朝阳沟》是“近年来戏曲舞台上出现的一出反映新生活的好戏”。同年12月26日，在毛主席生日便宴上，邢燕子和董加耕被安排陪坐在毛主席身边进餐，表达了伟大领袖对全国知识青年的亲切关怀和巨大鼓舞。

1965年8月，由中国青年出版杜编辑出版了《在广阔的天地里》报告文学集，文集载有邢燕子、宋喜明、刘品、王敬璋等十名先进知青的事迹。此后，有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出版物大量出现。

10月1日，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反映上海知识青年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劳动生活的彩色纪录片《军垦战歌》正式上映，不但在全国知识青年中激起巨大反响，而且使上山下乡成为所有青年人向往的光荣事业，在全国掀起了一波又一波上山下乡的高潮。

1966年3月，党中央为了表彰知识青年，特意邀请200名先进知青代表参加国庆观礼。谭震林接见这些知青代表们时说：“农业很重要，没有农业就没有工业。农业要现代化，你们有知识，要研究如何现代化。你们下乡不是简单地为农村增加几个劳动力，更重要的是把文化技术带下去。农村天地广阔，大有作为。”

1964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以后，中央各部委根据中央的安置规划，纷纷制定各项法规制度和配套措施，为保障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建立政策体系。

前后公布的法规计有：粮食部《关于城市下乡青年粮油供应工作的几项规定》；商业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在高寒地区安置城市下乡青年冬装补助问题的通知》；内务部、财政部、劳动部、粮食部、国家编制委员会《关于1964年安置城市知青工作机构的编制及其经费分配的通知》；财政部发布《关于1964年安置城市下乡知识青年和闲散劳动力支出预算指标和预算管理的通知》；财政部、林业部发布《关于国营林场安置经费结算问题的联合通知》；财政部、中国农业银行《关于1965年安置经费管理的几项规定》；内务部、财政部、劳动部、粮食部、国家编委联合发布《关于增加安置城市下乡青年工作机构编制的通知》；中国农业银行发布《关于监督支付城市下乡知识青年和闲散劳动力安置经费的通知》。

关于加强舆论宣传，向知青提供精神食粮，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动员子女上山下乡，以及粗暴对待知识青年，歧视、打击、污辱知识青年，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犯法犯罪行为的处理等。

从吃粮补贴、衣被添置、生活用房，到交通、医药费用补助等；从生活用具到生产资料；从近期到长远，事无巨细，无不周到统筹，关心备至，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青年一代的关心，体现了党和政府将上山下乡运动作为国家长远的发展战略的决心，也为此后实施全国范围的大规模上山下乡准备了社会基础、物质条件，以及构建起了较为完善的上山下乡政策体系。

新中国的政策体系，归根到底就是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为实现社会主义制度而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法规、措施等，直接反映社会现实，规范社会行为，推进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整合，服务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部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体系是比较特殊的，原因就在于它的本质是青年运动，而青年正是社会上最活跃、最热情、最有能量，而且成分复杂、思想可塑性强的群体，这就决定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既有长远性，又有短期的就事论事的应对性，以及政治导向多于具体扶助等特点。

《文革》前上山下乡运动大致经历了上述几个阶段，通过十多年艰苦曲折的社会实践，从一般性号召到逐步形成政策体系框架，终于由单一的农村知识青年返乡参加农业生产，逐步汇合形成农村知识青年与城镇知识青年一起上山下乡的滚滚洪流，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大奇观，带动整个中国农村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

正是因为有了上山下乡政策体系，有了开展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的社会条件、群众基础和实践经验，才有了《文革》期间动员上千万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可行性。

[yongbing1993]

农村人民公社老有养弱有扶病有医






毛泽东时代农村人民公社《五保户》与《赤脚医生》和《农村合作医疗》的特点是人民公社的社员们即今天所讲的农民们或是农民工们人人都会得到：老有养，弱有扶，病有医。孩子们都有学上。

在毛泽东的农村人民公社中，农民的福利和保障得到足够重视。通过普遍实行《五保》供养、合作医疗、社会救济和优抚等政策，建立敬老院等福利机构，旨在实现《老有所养，病有所医，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依》的大道之欲求。

（一）农村人民公社的“五保”供养制度

五保，即保吃、保穿、保烧以及保教和保葬的简称。

五保供养制度是农村人民公社对缺乏或完全丧失劳动力、生活无依靠的老、弱、孤、寡、残社员设计和实施的一项福利保障制度，享受这种照顾的家庭或人员被称为五保户。

人民公社组织承载了毛泽东对弱势和困难农民生产生活保障的更大寄托，1962年当李雪峰说胡开明认为农村的黄金时代是互助组和初级社时期时，毛泽东说：他只讲到劳动力问题，没有讲四属户、五保户。

言中之意，人民公社比以往集体组织能更好地解决五保户、困难户的问题。

毛泽东在不同时期多次讲（谈）话中都提到要保证五保户的基本生活。在强调反对分配中平均主义的同时，毛泽东认为还是要“包五保户，照顾困难户，这一点平均主义还要。”

在困难时期的政策大调整中，关于供给制问题，毛泽东主张“五保户得保，困难户得补助，必须采取这个办法。”

毛泽东说，“五保户有的是完全失去了劳动力的，有的有各种原因，要保证他们的生活”，“除了包五保户、酌量照顾困难户，其他通通是按劳分配。”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简称《人民公社六十条》）把扶助救济贫弱社员作为人民公社的一项制度给固定下来。

各地农村人民公社将五保户和困难户的生产生活安排照顾委托给生产大队和生产队负责。一般做法是：

(1)照顾农活。对于有一定劳动能力的五保户，安排他们从事力所能及的生产劳动，诸如养猪羊、看场院等轻巧农活，适当给予工分，保障他们的生活相当于一般群众的水平。

(2)补助劳动日。对于丧失劳动能力的五保户，补助其全社一年的人均劳动日数，与其他社员一同参加分配。

(3)补助钱物。即按照政策规定和民主商议的吃、穿、烧、教等标准计算出五保户所需要的钱款和物资数，从提留的公益金中直接分给现金和实物。如吉林省规定，从人民公社可分配的总收入3%-5%的公益金用于五保户和困难户的补助。

(4)对年老体弱病残人员、日常生活自理有一定困难的五保户，安排专人照顾其日常起居。

(5)五保户的费用和具体照顾由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分担，对于穷社队和遭受自然灾害严重、负担五保供养确有困难的社队，国家给予必要的补助。

广西区委在关于1961年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后的分配问题的规定中提出，包“五保户”有两种办法：一是全部由大队包；二是大队包用钱，生产队包实物，死后埋葬，由生产队负责，其遗产由生产队处理。

孤儿必须抚养好，其费用，一般由生产大队开支，对有亲属族房抚养的孤儿，大队可将孤儿的照顾费用，交给抚养人；产妇补助、病号照顾，应该由生产队负责。

1962年，在强调继续维护集体经济，认真履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政策，应该做到既调动最大多数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又要确保军烈职工家属、五保户、困难户都能吃到一般标准的口粮。

据统计，1958年全国农村享受五保的有413万户、519万人。绝对大多数五保户对于生活安排照顾感到满意。

随着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为了解决一些老幼无人照料的问题，一些地方开始试办托儿所、幼儿园和敬老院（幸福院），对五保对象实行集中供养。

毛泽东认为这也是人民公社优越性的重要体现，并且认为幸福院不应当孤立地办，而要大中小结合，否则仅仅老人们住在一起，见不到自己的儿女，没有中小，“只有阴阳，没有五行”，幸福院就不幸福了。

1958年12月，中央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规定：要办好敬老院，为那些无子女依靠的老年人（五保户）提供一个良好的生活场所。此后，敬老院迅速在全国各地发展起来。据1958年底统计，全国办敬老院15万所，收养300余万老人。

人民公社依靠农村集体经济的力量，使两百多万五保户得到了较好的供养。尽管五保制度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许多挫折和起伏，制度的保障水平不高甚至还有缺陷，但它的建立与发展对于解决我国农村中绝大多数鳏寡孤独残疾人的生活问题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这其中蕴含着毛泽东对于农村社会保障的思考，其实践结果彰显了中共和政府对农民群众的关怀。

（二）农村人民公社的合作医疗制度

在农村人民公社的多重功能设计当中，一项与广大农村的民生息息相关的制度，就是合作医疗。当时，在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国民经济实力相当薄弱的情况下，如何解决庞大农村人口的医疗问题，是新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一项艰巨任务。毛泽东的设想是，以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为主要经费来源，通过社员的互助共济，以满足广大农民的基本医疗需求。

当时，新中国的医疗情况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培养的卫生工作者、新建起来的医疗设施以及国家医疗卫生资源，都集中在城市和城镇，而广大农村却缺医少药。这种情况引起了关注农村医疗卫生需要的毛泽东的不满。

1965年6月26日，他在颐年堂同身边医务人员谈话中，开始严厉批评卫生部的城市偏向，说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部、老爷部或城市老爷部好了。

因而他强调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提出医疗卫生工作人员大量的应放在农村，城市只放些毕业一二年的大夫，把好的都放在农村。这就是给农村医疗卫生状况带来重大改善的“六·二六指示”。

8月15日，毛泽东同卫生部长钱信忠谈话，再次谈到农村医疗卫生工作。他说：过去农村卫生工作是无人管的，卫生厅也不大管。你说的半农半医这办法好。医务人员下去三分之一，任务一是医疗，二是训练农村医生。农村卫生员应给点工分。

9月3日，卫生部向中央提交《关于把卫生工作重点转向农村的报告》，提出“今后要做到经常保持三分之一的城市医药卫生技术人员和行政人员在农村，大力加强农村卫生工作。”9月21日，中共中央批转卫生部的报告，强调必须把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村，认真组织城市卫生人员到农村去，为农民服务，培养农村卫生人员，建立和健全农村基层卫生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解决农村医药卫生问题。此后，卫生工作中的重点及人力物力财力逐步放到农村，农村卫生工作迅速改观。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各大中城市、各高校和解放军，迅速组织医疗队去山区、牧区、林区农村巡回医疗，开展合作医疗卫生工作。据统计，1965年上半年，全国城市共组织了2.8万多人下农村。到1975年，全国城市和解放军医务人员先后有110多万人次下农村巡回医疗。城市对农村的医疗卫生支援，不仅把文化卫生知识和医疗技术带到农村，而且培育了大量乡村医生（“赤脚医生”），直接加强了农村卫生工作的力量，促进了当地缺医少药状况的改变，推动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和发展。

卫生部在1959年《关于人民公社卫生工作几个问题的意见》中提出：“根据目前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群众觉悟等实际情况，以实行人民公社集体保健医疗制度为宜。”

到1965年时，全国已有山西、湖北、江苏、福建、广东、新疆等1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部分农村实行了合作医疗制度。如湖北省麻城县13个公社有10个公社实行了合作医疗制度，参加合作医疗的人数占全县总人数的84.1%。

1968年12月，毛泽东批转了关于湖北省长阳县乐园公社合作医疗制度及经验的报告。报告介绍了湖北省长阳县乐阳公社“创造了一种新型的合作医疗制度”，看病吃药花钱少，“成功地解决了贫下中农看病吃药、确保健康的问题”，并称赞首创者当地赤脚医生覃祥官是“白求恩式的好医生”。

当天，该报记者还发表了一篇座谈会纪要，反映京郊两个公社就乐阳经验召开座谈会的情况，说与会者一致认为“合作医疗是农村医疗工作的方向，是一种好办法”。由此，全国绝大多数农村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办起了合作医疗，与县一级医疗机构共同形成三级预防保健网。

至1976年，全国农村实行合作医疗制度的生产大队达90%，由合作医疗担负的卫生保健服务覆盖了全国85%的农村人口，从而基本解决了农村人口在医疗保健方面缺医少药问题。1978年，五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把“合作医疗”列入其中。1979年12月15日，卫生部、农业部等联合下发通知，发布《农村合作医疗章程（试行草案）》，要求各地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参照执行，到1980年，全国农村约有90%的行政村（生产大队）实行合作医疗。

合作医疗制度和“赤脚医生”制度的推广，使农村人口在收入普遍较低的情况下得以用较低的花费获得卫生防疫和流行病防治方面的服务，使中国用不到发达国家1%的医疗卫生支出，解决了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农民群众的医疗保障问题，有效地减少了农村人口因小病不治而丧失健康和劳动能力的风险，对提高农民群众的健康与生活水平发挥了重大作用，取得了“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举世无双的成就”，如果考虑到中国历来是一个农民占人口绝对多数、卫生保障能力严重不足的农业大国，这一成就的取得更加来之不易，令人钦佩。

1980年代以后，随着农村合作组织形式的变化，加上市场化取向的改革不断深入，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因逐渐失去集体经济支撑和制度支撑而受到极大冲击并随之瓦解，合作医疗为私人诊所取代，“赤脚医生”也消退了。广大农村地区再度出现看病难、看病贵，因病致贫、返贫等现象，尤其偏远落后农村的农民，“小病拖，大病扛，重病等着见阎王”。

为此，1990年代，政府曾尝试重建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但由于指导思想不明确，成效并不显著。2002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从资金筹集、管理机构等方面规划了农村卫生工作的目标和方向，提出要积极组织引导农民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重点解决农民因患传染病、地方病等大病而出现的致贫、返贫等问题。

从2003年起，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全面推行。可以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或多或少地能够从传统合作医疗的兴衰中汲取一些经验教训。

[yongbing1993]

公社办学人人有书念村村有文化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国民文化素质的要求是不言而喻的。毛泽东在赋予农村人民公社的《五位一体》综合功能中，十分重视《学》，即《公社办学》。

在毛泽东看来，在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奠定了新中国发展所必需的政治秩序和经济基础之后，接着必须要进行的是技术和文化方面的《革命》。

农村人民公社大办文化教育，以《能者为师》，开展识字扫盲，办业余红专学校，办幼儿园、小学、中学特别是农业中学，乃至办农业大学等，使人人有书念，不仅提高了广大农民科学知识水平和文化素养，而且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

农村人民公社办学的内容与形式。

首先，开展识字、扫盲运动。

为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农村发展的需要，毛泽东提出要组织农民学文化，在农村开展扫盲工作，并要求在教学内容、形式和时间上都要切合农民的实际。农业“四十条”提出：从1956年开始，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在12年内，基本上扫除青年和壮年中的文盲。

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了在三年到五年时间内，全国基本完成扫除文盲的任务。据此，各农村人民公社号召在校学生和一切识字的人都参加扫盲工作，培训民师，组织志愿扫盲工作队，突击编写、印刷、出版扫盲识字课本，大力开展扫盲运动。

1951年至1961年的十年间，山东省共扫除青壮年文盲370万人，1965年全省共有扫盲班学员261.5万人，摘掉文盲帽的有21.3万人。尽管当时存在急于求成、浮夸等问题，但扫盲力度之大，普及面之广，可以说是达到了教育下移、教育平民化的目的，几乎让所有农民，无论青少年文盲，还是中老年文盲，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受教育机会。

其次，开办幼儿园，普及小学，举办初中。

毛泽东强调．：农村办学应当采取多种形式，除了国家办学以外，必须大力提倡群众集体办学，允许私人办学，以便逐步普及小学教育。据此，人民公社开办了大批农村小学、幼儿园和托儿所，并尽可能举办初级中学，使农村人口受教育机会大大增加，适龄儿童大都被送进学校接受教育。

山东掖县（今莱州市）西由公社1963年儿童入学率比1958年前增长了30%．基本上普及了小学教育；学生总数由1958年时的88名增至556名。安徽霍丘县夏店公社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两条腿走路的方针，1958年秋办起民办小学32所，吸收了1570名学生入学，普及了当地的小学教育。

湖北省荆州地区高坪、黄龙两个公社通过建立教育网，并“把学校办到了贫下中农的家门口”，在147个生产队都开办了幼儿班，上幼儿班的3-6岁儿童达3040名。

此外，许多地方还兴办了耕读小学。如江苏句容县大卓人民公社，1964年办起了47所耕读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85%。同年，江西南昌县也兴办了许多耕读小学，使90%以上学龄儿童入了学。

再者，兴办农业中学。

1957年3月，毛泽东分别同各省市委宣传部长和七省市教育厅长谈教育工作问题，毛泽东说：中学办在农村是先进经验，农民子弟可以就近上学，毕业后可以回家生产。

1958年9月，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人民公社办学校，勤工俭学，或者半工半读，学习和劳动就结合起来了。这是一大改革。动员群众力量办农业中学，使不能进普通初中的小学生毕业生都能升学，至今看来仍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农业中学可以把几十万几百万小学毕业生，训练成工农业生产所需要的技术力量”。

由此，大多数农村人民公社都举办了农业中学。如江苏省在1958年春季办起了6000多所农（职）业中学，入学的学生达30多万人。这些农业中学大都是依靠群众解决校舍设备问题，如献工献料，送农具、校具等。农业中学在创办之初，便显示出对于农业生产、推动技术改革方面的促进作用。全省农（职）业中学共种38844亩高额丰产试验田，开办各种小型工厂12340个。学生边学习边劳动，在掌握了某项技术后，马上向社员推广，农业中学成了农村革新农业技术、推广先进经验的重要平台。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肯定了农业中学的重大作用，要求采取各种有效方法培养农业中学的师资、因地制宜学以致用地编写教材，并且明确指m农业中学是一种职业学校，与普通中学担负着不同任务，两者发展并重。

最后，建立业余红专学校和农业大学。

红专学校是为扫盲毕业学员升入高一级学校而设立的一种政治、技术、文化“三合一”的学校，属成人教育、工农业余教育的一种形式，县、公社、大队都办，学制有长短，由学校自行掌握。

学校大致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集中生产、食宿，白天劳动，晚上学习，实际是生产专业队性质；

二是基本上半工半读，学员文化水平不一，办学也不正规；

三是县办的较正规的农业学校，半工半读，多数与县初级农校、农场、拖拉机站合并，学员文化水平多在高小以上。

农村人民公社举办的大学一般为业余大学，如人民公社办业余大学的“开路先锋”——河南省孟津县的翟泉红专大学，吉林省延边朝鲜民族自治州的黎明农业大学等。

据《光明日报》报道，到1958年10月1日，广大农村中的红专学校和红专大学已达34.9万余所，有2000余万人在这些学校里学习。山西省办起业余红专学校和文化技术学校共23653所，入学人数达200万人，红专大学7478所，入学人数近129万人。

1959年冬，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强调，“公社要有高等学校，培养自己所需要的高级知识分子”，以适应农业机械化的要求。诚然，在办学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如不顾客观条件限制一哄而起、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等，但从效果看，当时的红专学校和业余大学在提高群众文化和思想水平、推动农业生产方面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特别是其既劳动又生产、就地取材、能者为师的做法是适合当时实际和需要的。

农村人民公社办学负载的价值。

首先，“靠文盲建设不起社会主义”。

新中国成立之初，文化教育十分落后，“文盲占人口的百分之八十”。据统计，各级各类学校在校生仅占全国人口的5.6%，学龄儿童入学率只有20%左右。

毛泽东在会见斯诺时谈到：我们的基本情况就是一穷二白。所谓“白”，就是文盲还没有完全消灭，不但是识字的问题，还有提高科学水平的问题。

毛泽东借用列宁的话说： “列宁说过：‘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内，是建成不了共产主义社会的。’我国现在文盲这样多，而社会主义的建设又不能等到消灭了文盲以后才去开始进行”。

因此，普及和加强文化教育，是社会主义建设大业当中刻不容缓的重要工作，也是人民公社的题中之意。各人民公社的章程或简章中，对于文化教育都作出相关规定，如七里营人民公社章程草案第五十四条规定：16岁以下的男女儿童必须在学校学习，要使社员普遍受到中等教育。喳岈山公社试行简章也作了类似的规定。

其次，农民“迫切地要求学文化”。

正如毛泽东所分析的：在过去长期的封建制生产关系当中，地主阶级不仅掌握主要的生产资料，而且还垄断了教育与文化。因此，被剥削被压迫的农民阶级要在文化教育方面翻身，要自己办学校，学文化，受教育。

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就有这种可能了。而现在农民有了合作组织，有了农村人民公社，就更“因为经济上的需要，迫切地要求学文化。”这种经济上的需要诸如：要合理建立生产队账册、搞好集体经济的财务，就要懂簿记、会计；有了电，就要有人会操作和掌控；要消灭农作物的病虫害，就要有人会使用农药，等等。并且，由于公社是多业同展的较大规模组织，其经营管理需要各类人才。

再者，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

农村人民公社的建立，为农业机器的使用提供了组织条件。而农业机械化的实施需要大量的技术人员。抽水机、拖拉机、运输和加工机器等等，从这些农业机械的操作、维修到改进和研制，都需要掌握一定的科学技术知识。

并且，在人民公社组织当中，要提高管理水平、实现科学种田以及实施农村计划生育、移风易俗、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等，都需要文化。而文化的普及和提高，教育是基础，这就对教育提出了迫切要求。因此，农村人民公社办“草根教育”，是毛泽东思考农村问题的十分重要一环。

再次，教育事业是公社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毛泽东不仅对公社办学寄予厚望，并对公社的教育发展作了规划：“在教育方面来说，每个基层单位将有自己的初等学校、中等学校和高等学校”。

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推荐的《楂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案）》，对公社的教育发展作出了更详尽的设计。简章草案指出，人民公社的任务是管理本社范围内的一切工农业生产、交换、文化教育和政治事务。

为此，必须多快好省地发展农业、工业生产和文化教育事业，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逐步缩小乡村和城市的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对发展教育的规划是：公社实行与劳动密切结合的普遍义务教育。要普遍地设立小学和业余的补习学校，逐步做到所有的学龄儿童都能够入学，所有的青壮年都能够补习到高小程度。要逐步做到每一个大队建立一个业余农业中学，使所有的青壮年都能够补习到高中程度。在条件具备的时候，建立适合公社需要的专科学校或者大学。

农村人民公社办学的成就。

人民公社的“草根文化教育”在扫除文盲、提高广大农村人口的文化技术水平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方面获得了很多宝贵经验。

农村人民公社时期中国的教育水平，或者说是农村教育水平达到了同等经济水平国家中少见的高水平。

据统计，1980年中国小学入学率为94%，初中入学率为73%。同期印度小学入学率为83%，初中入学率为30%。73%的初中入学率大约低于发达国家（通常在93-80%之间，但意大利当年为70%），低于同期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通常与西方发达国家接近或者更高些，比如苏联达到96%居世界第一，其次是日本93%）。但除了韩国(78%)，中国高于所有现在所谓新兴市场国家（大约在30-50%之间），更高于一般发展中国家(15 -30%)。

可见，中国在人均GDP并不高的时候，教育水平是超前的。与印度相比较，印度的高等教育优于中国，但民众受教育程度远远落后于中国，中国有着识字率较高的民众群体。在有着庞大农村人口且受教育水平相当低的国度取得这样的成绩，这不能不说与当年人民公社办学紧密相关。

[yongbing1993]

毛泽东人民公社工农兵学商都有





供销、信用合作：减少中间环节，直接服务于农村生产生活

人民公社要有商业。毛泽东多次谈到：社里工、农、兵、学、商都有，不只是农业。人民公社在进行自给性生产的同时，要大力发展商品性生产，这也是公社制度设计的应有之意。人民公社的商业和金融活动，主要通过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进行组织。

早在大革命时期，中共中央苏区就有组织消费合作社（供销合作社的前身）和信用合作社的经验。延安时期，以消费合作和信用合作为基础发展出了综合性合作社，如延安南区合作社，由单一的消费合作社发展为办理生产、运输、借贷和供销等业务的综合性合作社。

毛泽东曾赞誉说：“南区合作社式的道路，就是边区合作社事业的道路”，并且认为发展这样的合作社，是发展边区经济的重要工作之一。延安的这些经验在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人民公社建立之后得到毛泽东的重视。

新中国成立后，《共同纲领》规定：在城镇中和乡村中组织供销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生产合作社和运输合作社。

还在农村人民公社建立之初，毛泽东就指出：公社的社会主义商业要发展，必须使每一个公社，并且使每一个生产队，除了生产粮食以外，都要生产商品作物。

毛泽东说：“商品流转，就是产品进入流通过程。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综合，就是我们所说的经济。”

供销和信用是人民公社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业和金融服务于生产和生活，并且促进生产的发展。农村人民公社各业并举，有生产、有交换、有商业流通、有信用活动。

毛泽东批评那种“以为人民公社就是个国家，完全都自给的观点”说，生产总是分工的。大的分工就是工业、农业。既有分工，搞工业的就不能生产粮食、棉花、油料，他就没有吃的，没有穿的，只好交换。

因此，毛泽东强调，“每个社都应当种一些有交换价值的经济作物”。他还谈到，人民公社的商品交换不但是城乡之间，还有乡与乡之间以及与外省之间的交换。

农产品必须通过交换才能实现其价值，因而毛泽东强调，人民公社不仅要有自给性生产，还要有商品性生产。

毛泽东说，不发展商品交换，生活不能富裕，没有工资或工资很少，那就只有饭吃。

因此，要提倡每一个公社生产商品，不要忌讳“商品”这两个字，忌讳它干什么呢？它现在有作用嘛。人民公社必须生产适宜于交换的社会主义的商品，以便逐步提高每个人的工资。

并且，毛泽东还指出，在生活资料方面，发展社会主义的商业，可以利用价值法则的形式，作为过渡时期经济核算的工具。

毛泽东说，现在有人倾向不要商业了，这个观点是错误的，这是违背客观法则的。

列宁就大力提倡发展商业，因为苏联那个时候城乡商品流通有断流的危险。我们在1950年也曾有这种危险。现在运输情况不好，出现半断流的状态。为此，毛泽东还提出要搞好交通运输业。

毛泽东认为，人民公社的商业是农民与国家交换劳动的一种必要形式。

毛泽东说，农民的劳动，同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种子、工具、水利工程、林木、肥料等）一样，统统是他们自己所有的，他们有产品所有权。要获得这些产品，必须进行交换。他们只愿意用他们生产的产品交换他们需要的商品，用商品交换以外的办法拿走公社的产品，他们都不接受。忘记了这一点，我们就有脱离农民的危险。

并且，毛泽东在这里就已指出：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人民公社的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

毛泽东说，为什么怕商品生产？无非是怕资本主义。现在是国家同人民公社做生意，早已排除资本主义，不要怕，我看要大大发展商品生产。商品生产从古就有，商朝的“商”字，就是表示当时已经有了商品生产的意思。

在奴隶时代，商品生产并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并且指出，必须在产品充分发展之后，才可能使商品流通趋于消失。只有当国家有权支配一切产品的时候，才可能使商品经济成为不必要而消失。只要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是极其必要、极其有用的。

以供销合作社为人民公社的商品流通渠道，可以减少中间环节和流通费用。

人民公社的商业，通过供销合作社作为流通中介，统一购买农民生产的农副产品，并为农民提供农具等生产资料以及基本生活资料，可减少中间环节，节省流通费用。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刘少奇曾多次提到：供销合作社的“首要任务，是供给社员所需要的生产资料（例如工具、原料）与生活资料（例如粮食、煤炭、布匹、油、盐），推销社员所生产的商品（例如农民的粮食、棉花，手工业者的成品）”，这样就可以不假手于中间商人，“免除中间剥削”。

人民公社成立后，刘少奇进一步提出把群众加入供销合作社的目的和要求与党和国家组织供销合作社的更高的目的和要求结合起来，将供销合作社与国营商业互相配合，使国家能够掌握农副产品的流通，统筹城乡交流。

从新中国成立到1957年，供销合作社得到空前发展，为国民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作出了贡献。

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文按语中强调，要训练供销合作社、信用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的会计员，提高他们的文化和技术水平。

在当时农村生产力水平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下，要发展经济，农民要摆脱贫困的命运，就必须通过生产合作形成生产力合力，通过供销合作供给生产资料和农产品的交换，通过信用合作为农民提供生产资金。

人民公社时期的供销社经营着化肥、农药、农药机、小农具和部分中型农具，还接受国营商业委托代销部分用于农业生产和生活的工业品，实际上农村主要生产资料是由供销社提供的。

人民公社时期的信用社在协助国家银行管好用好国家支援农业的各项资金的同时，通过放款支援农业生产，主要是农业生产放款（主要是购买化肥、种子、农具、农药的款项）和多种经营放款（主要支持一些资金少、见效快的“短、平、快”项目）。

可以说，供销合作和信用合作事业发展状况直接影响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

[yongbing1993]

近代青年《上山下乡》能否成型





近年来，走资派特色政府中年轻人《上山下乡》已经成为当代青年的从业趋势。一批又一批年轻人正从城市走向农村，在祖国大地各处的乡镇村落四散开来。这些年轻人有些是出生在乡村，去往大城市学习、工作或生活又返回老家；有些是成长在乡村，去往大城市后选择非家乡的农村地区工作或生活；有些过着“乡村工作，城市生活”的“两头跑”生活……无论是哪种形态的迁徙，这些从乡村走出去又回到乡村的青年就像蒲公英的种子一样，落到哪片土地，就在哪里生根发芽、努力生长，他们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下选择“随风而动”，主动选择从城市反向回流乡村，带来了农村地区生产方式和观念的改变。

近代青年《上山下乡》能否成型？毛泽东时代的《上山下乡》己经开了头并己成型。走资派篡权上台后大肆地抹黑否定，还将己经《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全部返城之外，还将农村出生的知识青年们鼓吹蝙动以《高考改变命运》《上大学改变命运》等诱惑，让农村的知识青年们全部离开了农村。造成如今中国农村只剩留守老人和儿童。

农村留守老人。根据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生活在农村的60岁及以上人口有1.2亿人。其中留守老人占了很大的比重。据2016年民政部的摸底排查结果，中国有1600万左右的农村留守老人。他们每天随便吃一餐是常态。“小病拖大病挨”屡见不鲜。情感联系被切断很孤单。

2013年，全国妇联根据中国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推算，中国共有6102.55万农村留守儿童。留守儿童中的79.7%由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抚养，13%的孩子被托付给亲戚、朋友，7.3%为不确定或无人监护。留守儿童最多严重性的问题，家里吃不起饭，得靠山上种的粮食步步为营，实在吃不起的去山上弄点野菜吃，稀饭也是汤多饭少可以数出来！穿衣服缝缝补补又三年，姐姐的衣服妹妹穿，依次反复，能省出很多钱，可是这种情况维持不了多少年，几个娃要上学，吃穿家用，样样都花钱，就算一年不吃不喝也不够，最后，被迫？

中国农村的留守儿童人数目前已达到5800万左右，其生存现状堪忧，由于父母常年外出务工，亲子关系疏远，儿童心理障碍和学习障碍出现的可能性比普通孩子要高；此外，他们更容易染上酗酒等不良嗜好，产生自杀的想法几率高于其他儿童。

《留守妇女》上养老下养小。“村里有些夫妻双双在外打工，留下孩子在家跟爷爷奶奶生活，仅中心招收的学生里面就有七八个。老人带大的孩子容易养成不良习惯，比方说吹牛、说脏话、做事拖拉、东西乱丢乱放。”《留守老人照料难、留守儿童照顾难、留守妇女就业难。》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任何事物的发生、变化、成熟，及至衰落，总是有自己独特的发展规律，有一个逐步完善的发展过程，有一个形成独立体系的历史成因。自20世纪50年代初发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也有这样一个过程。在上山下乡政策体系形成之前，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即返乡务农阶段、垦荒移民阶段、精简城市人口阶段和插场、插队阶段等。

上山下乡运动的出现和兴起，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新中国是在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基础上建立的，她的出发点之低，是现在的人们难以想象的。新中国面对的是一副烂的不能再烂的烂摊子：既没有独立的工业体系，没有重工业基础，也没有生产生活必需品的轻工业基础，经济发展举步维艰，而占据社会劳动力八成以上的农业经济，因为生产方式极端落后，加上帝国主义发动战争和进行经济封锁等原因，新中国完全是在一穷二白的状况中起步的。

新中国建立以后的首要任务，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规模土地改革运动，彻底摧毁封建制度，将地主阶级霸占的土地分给农民，使他们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成为国家的主人。

翻身解放的农民焕发出极大的生产热情，为发展农业生产，加强工农联盟，实现国家工业化建设创造了条件。但由于中国农民长期缺乏文化知识，对于完成土地改革进入新时期的生产建设显得不够适应，急需有文化的青年一代来承担中国农村变革的伟大而艰巨的任务。正是在这种时候，新中国第一代高小毕业生应运而起，成为农业兴起的领头人。

1950年刚刚高小毕业的徐建春回到家乡担任了互助组组长，开始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她带领的互助组取得了出色的成绩，被评选为劳动模范。1953年12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劳动》社论，社论表扬了徐建春，以及蓬莱县潮水乡、荣成县海崖乡等返乡参加农业生产的高小毕业生们，说他们的事业是“最有出息的一种事业”，他们的前途是“无限远大的”。

1954年3月12日，《人民日报》转载《大众日报》的文章《徐建春——农村知识青年的好榜样》，这是党报为全国知识青年树立的第一个知识青年先进典型。5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积极参加农业生产并成为劳动模范的初中毕业生吕根泽、高小毕业生徐建春，都在忘我的劳动中推动了国家建设事业的前进，成为青年的榜样。

社论强调指出：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我国青年一代，把他们培养成为社会主义的自觉的建设者和保卫者，乃是十分迫切而艰巨的任务。随后，全国各地出现了大批中小学毕业生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热潮。

据1952年统计，建国以来中小学生人数增加很快，小学生人数比解放前最高年份多出2742万人；中学生则多出124.7万人。到1957年，全国小学生已有6000多万人、中学生近600万人以及约40万大学生。

逐年增加的中小学生不仅使原本基础薄弱的文教资源不堪重负，造成每年都有大量中小学毕业生不能升学，也增加了这些中小学生就业安排的难度。农村知识青年返乡参加农业生产，不仅是解决就业问题，还是参加农村土地改革，与旧中国遗留下来的鄙视农民、鄙视体力劳动的错误意识进行彻底决裂的思想斗争的问题。

1954年5月29日，《人民日报》刊发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高小和初中毕业生从事劳动生产的宣传提纲》强调：不论从小学、中学或大学毕业的青年，都应该积极从事劳动生产，使之成为有政治觉悟、有文化教养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同年10月，据辽宁、北京等7个省、市统计，高小毕业生从事工农业生产或参加其他工作的有44.6万人，占不能升学毕业学生的68.5％。

据吉林省统计，全省高小毕业生有6.88万人参加农业生产，大多在互助组里担任各种职务。1955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充分肯定了初中和高小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对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都有很大作用的事实。社论说：仅河南省七十四个县即已有十万多初中和高小毕业生担任了生产合作社主任、互助组长、会计员、宣传员、民校教师等工作，占从事农业生产的初中和高小毕业生总数的87%，他们在农业生产和农村各项工作中都发挥了积极带头的作用。

1955年是中国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掀起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一年，合作社总数由6月份的60万个，到年底猛增到100万个，入社农户也由14.2%猛增到63.3%。

同时全国人口总数达到6.1亿人，粮食产量由1949年的11318万吨增加到18394万吨，增长率达61.5%；人均粮食产量由208公斤/人增加到293公斤/人，增长率达71%。短短的6年就使中国农业发生如此巨大变化，返乡知识青年起到的作用可谓至关重要！

毛主席在年底主持重编《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后改名《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全书收录176篇各地选报的材料，毛主席为其中85篇撰写了按语。

在河南省报送的《郏县大李庄乡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一文中，毛泽东看到乡政府把未曾继续升学的7名初中毕业生和25名高小毕业生合理地分配到各个合作社，解决了缺少会计和记工员的问题，即此写下一篇按语：“其中提出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在毛泽东的诸多按语中，有很多涉及到农村知识青年的内容，非常注重知识青年在中国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中的积极而且是关键性的作用，热情地肯定和赞扬了农村知识青年。

而在这篇按语中，毛泽东不但写下了“值得特别注意”的提示语，而且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眼光和胸襟向全国知识青年发出了伟大号召，而这段按语也成为此后动员和组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指导思想，成为广大知识青年到农村去锻炼成长的精神力量。

一般认为，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源于50年代中期”，如顾洪章主编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开篇第一句话就是这样说的。实际上这个起源还应该提前，以徐建春高小毕业回乡参加农业生产为确实时间算起，其他未见记载的返乡参加农业生产的农村知识青年不在少数，他们都是新中国刚刚建立就毅然返乡参加农业生产的最早实践者。

认为“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源于50年代中期”的说法，其实是从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算起的。而真正的历史事实，恰恰是因为有了农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才开启和影响了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

截止于1965年，全国返乡知青总数已达4000余万人，这个数字几乎是同时期上山下乡的城镇知识青年总数的24倍之多！农村知识青年返乡务农的政策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直到“农民工”大规模进城务工而自然终止，其人数更是难以计数！仅仅从这样一个事实看，自新中国建立以来的上山下乡运动的主体并非城镇知识青年，而是农村知识青年！

[yongbing1993]

《青年志愿者》到山区边疆垦荒






《青年志愿者》们为到山区边疆去垦荒，这些青年主动“请战”，用鲜血写下“决心书”！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此时的中国，从战争创伤中走来，国民经济严重衰退，工业基础几乎为零，且粮食短缺问题严重，全国普遍存在饥荒状态。

为扭转这一局面，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将开垦荒地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随后，团中央号召全国青年“向荒山、荒地、荒滩进军”“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边疆去”。

新中国第一支青年志愿垦荒队。这是一位24岁的北京青年用鲜血写下的“决心书”：“我是荒原上的一名垦荒战士，我要永远做个垦荒战士，去克服一切困难，完成党所交给我们的任务，要把一切贡献给祖国。”

一个个鲜红的字，凝结着他对党、对垦荒事业的无限忠诚。写下这封血书的青年叫杨华，被誉为“新中国青年志愿垦荒第一人”。1955年8月30日，在欢送大会上，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向杨华等人授予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旗帜。

当晚，这支“光荣的第一队”——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高举旗帜，唱着《青年垦荒队之歌》，登上了北上的火车。几天后，垦荒队到达三江平原北部的边疆县——萝北，在茫茫荒原上，竖起了中国青年志愿垦荒队的第一面旗帜。“窝窝头用镐刨，棉鞋棉裤用棍敲，虱子臭虫用火烧”，成了那时青年垦荒队员们最生动的生活写照。

受到垦荒精神的鼓舞，各地青年跃跃欲试。到1956年底，全国二十多万青年成为垦荒队员，在荒原上绽放他们的青春岁月。

1956年，为改善生态环境，毛泽东向全国发出了“植树造林，绿化祖国”的号召。3月，五省（区）青年造林大会在延安召开。来自陕西、甘肃、山西、内蒙古和河南以及延安地区的5700多名青年代表，扛着树苗、铁锹，拎着水桶，浩浩荡荡分途奔赴至延安杨家岭、宝塔山、清凉山、枣园等地，种下一棵棵载着希望的树苗。

此后，各地青年在团组织的带领下，将“绿化祖国，向荒山秃岭进军”“给沙漠披上绿装”等口号变成实际行动。

我为祖国献石油。1953年6月，温州师范学校速师班的女学生们响应号召，怀着满腔热血毅然奔赴黄沙漫漫的大西北，加入到了石油勘探的大军之中。

在经历了半年多理论学习和野外实践后，1954年4月，姑娘们被分配到了中国石油工业的摇篮——甘肃玉门油田。在这里，她们主动向领导申请，组建成立了404女子测量队。

女子测量队的动人事迹迅速传遍了全国，此后，无数青年也接续投身祖国的石油事业。

1959年9月底，中国石油勘探队在东北松辽平原的黑龙江肇州县境内，打出第一口稳产油井，人们将这个油田命名为“大庆”。

这位被誉为“铁人”的1205钻井队队长王进喜，用钢铁般的意志和拼搏苦干的作风，把自己的名字和大庆石油会战紧紧连在了一起。

经过三年多奋战，1963年当年，大庆油田产原油达到439.3万吨，占全国原油产量的67.3%。这一年，中国终于甩掉了贫油的帽子。

闻名全国的“燕子突击队”。这是一张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红遍大江南北的海报，上面的女孩叫邢燕子。她曾多次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接见，是当时家喻户晓的明星。

1958年，年仅17岁的邢燕子中学刚一毕业，就响应中央号召，放弃了在大城市就业的机会，回到了家乡宝坻县司家庄村，决心“做祖国第一代有文化的农民”。

邢燕子带领村里的女共青团员，组成一支生机勃勃的“燕子突击队”。

1960年，她们一鼓作气开垦了560亩荒地，第二年秋天多收获了4万多公斤粮食，帮助乡亲们度过灾荒。

就是凭着这股“要使石头长出粮”的干劲儿，邢燕子成为“发愤图强、扎根农村、大办农业”的青年典型。

新中国成立以后，一代代青年响应号召，迎难而上，把青春献给祖国，成为党和人民的助手和生力军。他们所展现出的大无畏奋斗精神，是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的力量源泉，更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伟大动力！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告别了母亲，背起行装，踏上征途，远离故乡。穿过那无边的田野，越过那重重山岗，高举着垦荒的旗帜，奔向遥远的边疆……”许多年了，这首《青年垦荒队队歌》的歌声不时在耳边回响，将我们的思绪拉回到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将记忆追溯到那个树立起不朽的北大荒精神的时代。曾任天津农庄主席、共青农场教育中心党总支书记的杜俊起就是在这熟悉的旋律中走进北大荒，成为共青农场第一代垦荒人，也成为广大劳动人民勤劳勇敢奉献的精神践行者。

在去北大荒之前，团中央组织了培训班，对支援北大荒的青年们进行了深刻的“思想武装”。面对严酷的自然环境和未知的困难，杜俊起和他的队友们必须建立牢靠的思想基础，只有思想坚定，才能完成国家给予的任务。

真实的北大荒比想象中荒凉，杜俊起说：“那里夏天沼泽遍布，蚊虫成群，晚上蚂蚁和蛇会爬到被窝里，冬天风雪极大，严寒难耐。刚到北大荒的我们，时常因艰苦的环境感到恐惧”。谈到那段岁月，回忆起很多战友将生命奉献给了北大荒，杜俊起眼眶湿润。最让他心痛难忘的，是来自北京的一名战友，刚到北大荒不久，在出工的路上被雷电击打牺牲了，战友们一直没有敢把这个消息告诉他的父母，直到父母去世时仍带着思念儿子的遗憾。还有一位战友，妻子和儿子都不幸被压在了沙墩下，自己依旧拖着病重的身体坚持劳动，最后将生命献给了北大荒。杜俊起说，像他们这样在北大荒奉献了生命的战友还有许多，他们将青春献给了北大荒，用生命抒写了北大荒精神。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任何事物的发生、变化、成熟，及至衰落，总是有自己独特的发展规律，有一个逐步完善的发展过程，有一个形成独立体系的历史成因。自20世纪50年代初发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也有这样一个过程。在上山下乡政策体系形成之前，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即返乡务农阶段、垦荒移民阶段、精简城市人口阶段和插场、插队阶段等。

上山下乡运动的出现和兴起，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新中国是在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基础上建立的，她的出发点之低，是现在的人们难以想象的。新中国面对的是一副烂的不能再烂的烂摊子：既没有独立的工业体系，没有重工业基础，也没有生产生活必需品的轻工业基础，经济发展举步维艰，而占据社会劳动力八成以上的农业经济，因为生产方式极端落后，加上帝国主义发动战争和进行经济封锁等原因，新中国完全是在一穷二白的状况中起步的。

事实上，直到1955年，虽然当时国家积极引导农村知识青年返乡务农，但还没有考虑到动员城镇知识青年支援农业的问题。由于国家难以为城镇中小学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他们都是由国家组织起来，自主学习，等待分配，所以这部分城市无业青年的情况并不稳定。

1955年5月，团中央组织代表团考察苏联共青团组织城市青年远征垦荒、建设“共青城”的情况，提出参照苏联共青团的经验，发起城市知识青年到山区和边疆垦荒的“青年志愿垦荒”运动，以完成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开垦258万公顷荒地的任务。

同时，中共中央批准下发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垦荒、移民、扩大耕地、增产粮食的初步意见》文件。7月6日，共青团中央在《关于组织青年参加边疆建设问题的一些意见》中说：请求参加边疆建设的绝大多数是应届、往届毕业的初中、高小毕业生和部分没有职业的社会青年。

在今后一定时期内，国家还没有力量解决全部高小、初中毕业生的升学就业，以及城市中部分无职业青年的就业问题，这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一个困难。

因此，需要动员一部分城市青年参加垦荒工作。团中央的号召在全国城市知识青年中间引起巨大反响，全国报名者人数众多，仅天津就有17000人报名。其中北京挑选了60人作为第一批志愿垦荒队的队员，上海批准了98名队员，天津则选拔了52名队员等，全国各省市共组织了50多批次，共有3.7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了青年远征垦荒队。

移民垦荒并不是这时候才有的，而是建国伊始就实施的一项就业安置政策。1950年，劳动部发布《救济失业工人暂行办法》，其中规定：“……失业工人应由工会根据自愿原则，组织并鼓励他们回乡生产。

由失业工人救济处发给本人及其家属所必需的旅费外，并酌量发给救济金作为生产资金的补助。”据《内蒙古大事记》所载：1950年2月16日，绥远省（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人民政府发出指示，要求工作基础和自然条件较好的绥东7个县（今乌兰察布市）迅速进行准备安置北京移民工作。

这批移民是中央人民政府决定由北京市迁移绥远转入农业生产的，共安置4728人。与此同时，上海也动员农村来城的失业工人返回农村，当年有3500人移民，此后动员人数逐年增加，1951年6600人，1952年2700多人，到1955年共有24.68万人移民。

1956年《人民日报》综合报道，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国家有组织地进行移民，从山东、河南、河北、北京、天津和上海等省市移往内蒙古、黑龙江、甘肃、青海、江西、新疆等省区的移民达43.3万人。广东、福建、辽宁、吉林、浙江、江苏等18省在省内移民29万人。

国家对这项工作给予很高重视，仅黑龙江、甘肃、青海和内蒙古自治区等9个省区，国家即投入安置资金1亿多元。至此，青年垦荒队的安置，己同政府组织的大规模移民结合在一起了。

1949年上海解放时城市人口为502.9万，到1955年4月底上海人口达到699.7万，其中仅无业社会青年就有30万人。此即是说，在解放后的6年时间里，人口净增近200万人。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人口死亡率下降而自然增长率加快，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农村人口大量迁入城市。在上海不作为国家“重点发展地区”的情况下，上海就业压力巨大，已经成为沉重的社会负担。

因此，1955年2月上海实行“紧缩人口和加强战备”的方针，对城市人口进行了历时一年的大规模移民外迁。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有组织、有计划的大规模疏散城市人口的运动。疏散城市人口主要有三种去向：

一是去内地支援国家建设，二是回乡生产，三是到外省参加移民垦荒；计划疏散的城市人口约为53万人。

其中上海与江西达成协议，计划由江西省分批接收安置上海移民9万余人，连同家属在内共约30万人。

到1956年6月移民计划被终止时，安置了33081人，只完成原计划的一成。移民计划之所以被终止，原因在于安置成本过高，移民与当地农民矛盾突出，很难在当地进行有效生产，而且没有户籍政策的法规约束以至倒流城市的情况严重等。

事实证明，垦荒移民的政策并不成熟，这不是解决城市人口压力的有效方式。与此同时，青年垦荒队的组织安置工作也被叫停。

移民计划被终止，但青年垦荒运动却作为全国性移民计划中的一部分保持了下来，成为当年移民运动的仅存硕果。

当时上海青年垦荒队也有去黑龙江的动议，经过劝说，改去淮河流域开垦荒地。毛主席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建议上海青年垦荒队以去江西为好，不仅气候适宜，饮食习惯也相近，有利于尽快适应环境，投入生产劳动。

随后又委托主持领导青年垦荒运动的团中央书记胡耀邦探望慰问垦荒队。胡耀邦来到上海青年垦荒队所在地，转达了毛主席的慰问和期望，以渡过“愚昧”和“贫穷”这两条大河为比喻，形象地说明了知识青年参加垦荒运动的光荣历史任务。青年垦荒运动是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先行者，他们吹响了城市知识青年“向困难进军，把荒山变成良田”的号角，成为整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一面光辉旗帜。

[yongbing1993]

《失业》走资派无法盖住的伤疤





《失业》，尤其是《青年失业》是如今走资派特色政府无法盖住的伤疤。据2023年统计的数据来看，走资派特色政府有超过五分之一的青年劳动力没有工作。也就是说在16-24岁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每五个就有一个人失业，无法为社会创造价值。

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数据，因为如今的中国人口总数在下降，人口老龄化日渐增加，如果这些年轻人再无法创造价值，国家发展速度会减缓并且可能在几年后掏不出养老金。

在走资派篡权刚改革开放初期，走资派让全国知青都开始返城，城市中没有那么多工作岗位提供给他们，人多岗位少，不少人为了争一个工作想尽办法，竞争压力和现在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不少家长也是求爷爷告奶奶给孩子安排工作。家里没有钱也没有关系的就只能让孩子在家待着，一部分闲不住的人成了对社会的威胁，他们对找工作开始不抱希望，用极端的手段获取不法利益，从此走上不归路。

青年人都需要去工作，毕竟不工作就没钱赚，没钱赚就只能饿肚子，而现在的走资派特色政府又一次面临同样的问题，青年人又找不到工作了。失业人员就代表着他们没有固定收入，现在的社会没钱寸步难行，所以一部分人可能会因为钱影响社会治安，失业的人实在太不好控制了，不论是他们的心态还是行为，谁也不知道他们下一步可能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一些人在找工作的时候处处碰壁，开始对整个社会不抱希望，最后在挫败感中走向一条不归路，现在的年轻人很容易被情绪左右，冲动、暴躁是这个时代青年的常态。身为父母的你们有没有一种感受，就是孩子不像自己那一辈好管教了，说什么都喜欢顶嘴，他们总有他们的道理，对于失业在家的孩子，我们总觉得人就应该出去工作，就应该为社会创造价值，但是孩子们却不这么想，他们只想“躺平”。

只要有网络有手机和一张床，孩子就能在床上躺一天，有的时候甚至饭都不想吃，这样的心态怎么可能找得到工作呢，但是这一切并不全是孩子的问题，这是整个社会自走资派特色政府改革开放至今所导致的问题。国家在发展，物质条件得到了提升，孩子们感受不到旧社会的苦，反正在家躺着也能活的很好，在家无非就是吃爹妈一口饭，哪怕不工作也能活的挺好，只要肚子填饱就不去思考其他了。

有句话说的好，没感受过饿的人是不知道粮食多难得的，这些孩子习惯了娇生惯养就不想自己努力打拼了，并且在如今的信息时代，互联网这个“暴利”的行业进入人们的视野中，在手机屏幕前动一动就能赚钱的网红越来越多。很多年轻人都妄想着成为大网红，但是一夜成名的机会和买彩票中五百万差不多，没有专业的团队打造仅凭自己想要做出成绩几乎不可能，要是每个人都能轻松成为网红月入百万，中国的贫富差距就不会这么大了。

还有部分青年在社会上摸爬滚打过几天，感受过了资本的压榨，他们受不了残酷竞争的职场，没有背景卷又卷不过，每天只想回到“温柔乡”，于是一个个辞职回家，整天沉浸在虚拟的网络世界逃避现实。不想努力、不想面对生活、不想找工作，太多年轻人有这样的想法了，他们足不出户也不喜欢跟其他人交流，社会压力把他们吓住了，在学校接受的教育就是学习课本上的知识，没有人告诉他们工作有多难、维持人际关系有多难。

毛泽东时代：一定要把城市知青安排好再送去。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任何事物的发生、变化、成熟，及至衰落，总是有自己独特的发展规律，有一个逐步完善的发展过程，有一个形成独立体系的历史成因。自20世纪50年代初发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也有这样一个过程。在上山下乡政策体系形成之前，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即返乡务农阶段、垦荒移民阶段、精简城市人口阶段和插场、插队阶段等。

上山下乡运动的出现和兴起，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新中国是在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基础上建立的，她的出发点之低，是现在的人们难以想象的。新中国面对的是一副烂的不能再烂的烂摊子：既没有独立的工业体系，没有重工业基础，也没有生产生活必需品的轻工业基础，经济发展举步维艰，而占据社会劳动力八成以上的农业经济，因为生产方式极端落后，加上帝国主义发动战争和进行经济封锁等原因，新中国完全是在一穷二白的状况中起步的。

《精简城市人口阶段》

移民运动虽然终止了，但城市人口的压力却日甚一日，疏散和紧缩人口仍然是上海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最严峻问题。

1955年统计，在人口职业结构方面，上海生产性人口所占比重仅有37.07%，而“非在业人口”竟高达62.93%。到了三年自然灾害前期的1959年，上海人口总数首次突破了1000万，达到1028.39万人。

这个数字一方面显示了人口压力巨大，另一方面则突出了精简城市人口的迫切性。对于农村而言，“人多力量大”，这是劳动力增量的优势；但对于城市而言，人多，而且突破了城市经济的承受能力，却是一场实实在在的“灾难”！

减缩城市人口，背后体现的是传统小农经济模式与工业化建设时期城市对农产品尤其是对粮食的需求之间的矛盾。

新中国工业化建设规模的展开和城市人口的大幅度增长，对农产品尤其是粮食的供应提出新的要求，这就影响到国家对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村社会结构的改造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因此，有组织地持续不断地将城市新增加的人口迁往农村，向边疆地区和内陆偏远地区输送精简下来的无业居民，成为缓解城市人口压力的重要手段。1957年1月18日，毛主席在中央会议上说：“精简一定要坚决搞，一条是减人，一条是安排，一定要把人安排好再送出去。”。

精简城市人口采用的方法是群众运动式的政治动员，而城市与农村之间巨大的生活水平落差，使得许多人不愿意去农村，因而对动员下乡存在抵触情绪。这表明，单纯依靠政治动员和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并不能有效地解决城市人口问题。

因此国家开始更多地寻求制度方面的支持，譬如实现粮食统销统购政策、劳动力统包统配、户口管理制度、粮食定量供应制度等等，以限制城乡人口的无序流动。1957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

1958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十一次会议通过《户口登记条例》，首次在全国范围实施户籍管理制度，使城乡人口无序流动受到严格控制，有效地减轻了城市人口的压力。

在精简城市人口的过程中，精简计划遇到了巨大阻力，一方面国家实施严格的户口管理制度，大力推进城市人口的精简工作，但另一方面又有不少部门单位大量招收农村青壮劳动力当新工人，致使1957年职工总数3101万人，仅仅一年之后就增加到5194万人，整整增加了2093万人！这当然是“大跃进”的“辉煌战果”之一。

农村劳动力大量涌进城市，不仅造成农村劳动力严重短缺，影响了农业生产，同时更加重了城市人口危机和经济负担。更重要的是，当着三年自然灾害即将来临之际，打乱了精简城市人口的步骤，也不利于应对自然灾害危机。于是，中央在1960年8月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将精简职工、精简城市人口列为重点措施。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动员大批城市人口下乡，要有很大决心。”

1956年，上海继续执行经济“紧缩”方针，将大批工厂、企业、学校等迁往内地，产业工人和在职人员43万人随之迁徙；此外就是动员城市青年到农村去已经成为长期性工作。1957年动员城市知识青年9000人参加郊县农业生产。

1958年，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提出“青年儿女，志在四方”的口号，制定五项具体措施，鼓励知识青年积极参加外省农业建设，当年就有2万多知识青年离开了上海，形成了上海市第二次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动员高潮。

1957年8月29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动员青年前往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计划在1958-1963年期间，从内地动员570万青年到边疆地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这个支援边疆建设的宏大计划因为三年自然灾害而中止。

在这期间，全国一共动员安置了支边青年99.7万人，随迁家属44.6万人，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为边疆建设做出了可贵的贡献。这个计划虽然中断了，但摸索了为远距离大规模安置上百万青年所需要的各种客观条件和相应的政策支持，这为后来支援边疆的上山下乡运动提供了宝贵经验。

1959年中央强调必须完成“精简800至1000万新招收工人”的任务。1960年，在“大跃进”余潮的影响下，全国职工人数比上年增加694万人，总数达到5969万人的高峰，更使国民经济发展雪上加霜。

1961年，中央加大了实行精简人口政策的力度，发布《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要求在1960年底全国1.29亿城镇人口的基础上，3年内减少2000万以上，其中精简职工1160万人；1961年内要减少城镇人口1000万人，其中职工970万人。全国年末职工人数由1960年的5969万人，减少到5171万人。

1962年，中共中央确定在年内再减少城镇人口1000万，其中职工850万人；而农业劳动力则比上年增加2730万人。农业劳动力总量的增加，有助于农业生产的迅速恢复。

为了巩固精简人口的成果，国家制定了若干相应的法规政策，如1962年6月1日，国务院发布《关于精简职工安置办法的若干规定》，并成立农垦部安置办公室，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动员城镇知青插场安置的工作。

在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的农林办《关于国营农、林、牧、渔场安置家居大中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汇报会议的报告》中，明确安置对象是精简下来的、具有下乡条件的职工和年满18周岁有独立生活能力的青年学生等；安置方式是在原有的国营农、林、牧、渔场采取顶替、增补的方式安置……据初步匡算，3.5亿元大约可以安置职工和学生40万人左右。1962年，全国社会青年累计达200万人。

这些城市里的社会青年，绝大部分是未升学就业的学生和精简下来的新工人。其中上海社会青年有7万余人，其成分构成是：历届高、初中毕业生和少数不服从分配的大专毕业生共约2万人，占总数30％；被精简、退职或支援外地又自发跑回的3万人，占45％；因各种原因中途辍学、退学的1.5万人，占20％；被学校、工厂清除下来的，占5％。

1963年7月31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精简小组《关于精简任务完成情况和结束精简工作意见的报告》。《报告》称：自1961年到1963年6月，全国职工减少1889万人，城镇人口减少2600万人，吃商品粮人口减少2800万人。

到年底共精简职工2546万人，其中回农村的有1641万人，占精简职工总数的67％。《报告》总结说：大量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对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减少商品粮供应，调整城乡关系、工农关系，促进国民经济发展都起到重要作用。

数以千万计被精简职工和下乡人员，凭着对共产党、毛主席的朴素感情，呼之则来，挥之则去，分担国家的困难，牺牲小家的利益，换来国民经济状况的好转，对此，毛主席深有感慨地说：“我们的人民多好啊!”

1963年7月，经过上海与新疆方面的协商，决定上海动员知青参加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至1966年7月，三年内共动员10万余名上海知青西出乡关、远赴新疆屯垦戍边。

其中参加兵团的97048人，仅分配到农一师的上海知青就有45784人（其中大学生198人，占0.44%；高中生9005人，占19.83%；初中生18610人，占41%；小学生13089人，占28.83%。年龄最小的14岁，最大的38岁）；此外还在新疆各地方安置了3000多人。

这是文革前上海市掀起的第三次上山下乡高潮。在上海知青大规模奔赴新疆、参加边疆开发建设的热潮影响下，全国各大中城市也有知青奔赴新疆、甘肃、宁夏等各地生产建设兵团，使边疆地区建设面貌出现了巨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