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农村《初级社》到《人民公社》
在毛泽东时代的《农村的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再到《农村人民公社》全面展开沒有多久，又被走资派强行一刀切将《农村人民公社》解散之后，在改革开放的几十多年里，走资派们就复辟了农村私有化的原有想法，使农村又成一盘散沙式的个体化无序状态。更使农村几乎所有的年轻劳动力都成为《农民工》，四处流浪为国内外所有资本家打工，以血汗甚至生命换来點活命的小钱。而解散了《农村人民公社》，又经几十年的农村社会实践检验下，又一次证明了当年毛泽东的做法是适合中国农村农民的。如同《文革》一样，许多走资派在临死前都认识到，毛主席当年是对的。如刘少奇夫人王光美。
再来看看如今走资派治下的中国农村现状如何：
《为何现在农村土地抛荒越来越严重？农民都不种地了，会不会缺粮食 》很多人回到家之后，看着房子周围的土地都长满荒草，无不感叹，现在种地的人越来越少。按理说，现在在农村种地比过去要好很多，但为何却出现了土地抛荒越来越严重的情况。如果农民都不种地了，以后会不会缺粮食？
《3.5亿农民逃离后，中国农村的出路在哪里？》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公布，2021年我国农村人口约为5.1亿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36%。而农村人口的最高峰，出现在1995年，彼时全国人口为12.1亿人，而农村人口就占了全国人口总数的70.9%，为8.6亿人。26年过去了，农村人口从1995年的最高峰8.6亿，下降到2021年的5.1亿，整整减少了3.5亿人，如今的农村，人口凋零，土地荒废，空心化严重。逃离农村的主力军，无疑是年轻人。至于为什么要逃离农村，似乎大家都心照不宣。
《中国会闹粮荒吗？现在大量耕地被荒废，粮食会不会有一天出现短缺 》对于农民来说，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土地改革运动，绝对是历史中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耕种热情无比高涨。
《农村土地大量荒废，5点原因让人深思》如今，农村却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漫山遍野的荒地，尤其是山区地带，基本农田也都是杂草丛生，没有一点生机。那么，农村土地为何会出现撂荒的局面呢？
1、农村土地撂荒原因
其一，农村人口流失越来越严重，村子里几乎看不到年轻人，都是年过六旬的老人，这就导致农村土地变的无人耕种，大量闲置、荒废，也严重阻碍了乡村振兴的开展。
其二，农村地理环境决定。我们都都知道，农村山区丘陵地貌分布较多，无法实现机械化耕种，也就难以形成统一规模化种植。此时单靠人工种植，不现实。不仅生产力低下，生产效益也难以保障，尤其是山区地貌，缺水严重，种地亏损太大，还不如外出打零工。
其三， 种地成本实在太高。如今物价高涨，农资价格也不例外，不断上涨，而粮食价格却一直稳中回落，尤其是出现了一斤粮食买不到一瓶水的现象，这就导致村民种地积极性不高。
其四，政策变化太频繁，村民来不及适应政策。还记得以前的“退耕还林”吗？这才过了几年，政策就成了“退林还耕”，此时耕地早已经被树木折腾得毫无养分，粮食成活难以保证，人们都不愿意去做亏损的事情，不得不造成耕地荒废。
其五，土地流转是罪魁祸首。前几年，国家为了盘活耕地，推出了土地流转补贴政策，此时村里涌现出了“土地流转套取补贴”的现象。一般都是村里有关系或者外地人，将村民手里的土地以每年200-400元一亩的价格承租，然后大量种植林木、果木，2年后领取了国家大量补贴，然后不再续租，也不整理耕地，直接选择消失。这就导致村民手里的土地变得无法耕种，失去了种粮的基础，只能选择抛荒。
毛泽东时代从1949年建国到1956年年底，除了农村一些深山老林里的住户与猎户以及某些少数民族地区外，差不多都合作化了。加入合作社的农户为11,782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6.3%，其中参加高级社的农户为10,742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87.8%。加入初级社的为1040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8.5%。尚未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约为400余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3.7%。这一数字表明，高级社发展的步子显然太好了。
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
新中国毛泽东共产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与当时中国农村社会发生的变革也有直接的联系。这种变革表现为：当时农村中的互助合作事业普遍地发展起来。
众所周知，旧中国是农民小生产者个体经济占主导的落后的农业大国，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为抵御自然灾害，发展生产，解决劳力不足和耕畜、农具不全的困难，农民在农业生产中有自发的互助传统。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在一切已彻底实现土地改革的地区，人民政府应组织农民及一切可以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以发展农业生产及其副业为中心任务，并应引导农民逐步地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组织各种形式的劳动互助和生产合作。”
1950年，全国农业互助组已发展为272.4万个，入组农户1131.3万户，占全国总农户的10.7%。但在如何对待农民发展个体经济和发展互助合作这两种积极性问题上，共产党内一直有不同的认识。
为统一思想， 1951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做出在保护农民个体经济积极性的同时，发扬其互助合作积极性，逐步将农民引向社会主义共同富裕道路的决策。为了加强对农村工作的领导，1952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建立农村工作部，并调邓子恢任农村工作部部长。1953年2月，中央农村工作部成立，开始指导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
1953年春夏，随着国家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的开展，毛泽东主张加强对小农经济的改造，加快农业互助合作的步伐。为此，1953年10月至11月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农业互助合作会议，拟定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经中央批发各地执行。
决议对个体农业的改造道路做了明确表述，即：引导个体农民经过具有社会主义萌芽的互助组，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社，再到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
在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要贯彻“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既要反对放任自流，也要反对任何强迫命令和剥夺农民的行为。决议规定1954年秋前初级社由现有的14,000多个发展到35,800多个，到1957年争取发展到80万个左右，参加的农户争取达到农村总户数的20%左右。
自此，农村互助合作的发展，由普遍发展互助组、试办初级社的阶段，进入普遍发展初级社、试办高级社的阶段。
针对发展的新形势，1954年4月，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第二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会议确定1955年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30万个或35万个，1957年发展到130万个或150万个，参加的农户占全国总农户的35%左右。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大约在1960年前后，在全国基本地区争取实现基本上合作化。5月18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一会议的报告。到1954年秋，参加秋收分配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11.4万个，加上各地在秋收前又建成的11.5万多个社，至10月初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达22.9万多个。
1954年10月中下旬，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了全国第四次互助合作会议。会议将第二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提出的1955年发展到30万或35万个社的计划，提高到在1955年春耕以前发展到60万个社。中央最后批准了这一计划。
1955年3月上旬毛泽东约见邓子恢等人，他指出：“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否则生产力会起来暴动，当前农民杀猪宰牛就是生产力起来暴动。”他肯定了农村工作部在农村工作中采取的措施，并将其总结为“方针是三字经，叫一曰停，二曰缩，三曰发”。4月至5月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再次明确了这一方针。
1955年4—5月间，毛泽东外出视察工作，路途中的所见所闻，使他对农业合作化发展状况的认识发生了变化。他认为：“说农民生产消极，那只是少部分的。我沿途看见，麦子长得半人深，生产消极吗？”中央农村工作部反映部分合作社办不下去，是“发谣风”。
5月17日，中共中央在杭州召开15个省市委书记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虽然重申“停、缩、发”三字方针，但重点是强调“发”。他对农业合作化问题看法的明显变化，史称“五月变化”。
1955年6月下旬，毛泽东约邓子恢谈话，提出下年度农业生产合作社在现有65万个社的基础上翻一番，发展到130万个左右。邓子恢认为还是坚持100万个社的原计划好。两人争论了好几个小时也没有结果，最后不欢而散。7月11日，毛泽东再次约见邓子恢，重申了自己的见解和主张，但邓子恢寸步不让，仍坚持自己的意见。毛泽东很生气，他对邓子恢说：“你的思想要用大炮轰。”
1955年7月31日，中共中央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不点名地批评邓子恢等人为“小脚女人走路”“右倾”，这是两条路线的分歧。10月召开的中共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又批评合作化运动中的“右倾保守思想”“小脚女人”“右倾机会主义”“同资产阶级共呼吸的人”“资产阶级思想的投降主义者”，等等。10月11日，毛泽东以“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阶级斗争”为题做了会议结论。会议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决议》，把邓子恢和中央农村工作部的错误正式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七届六中全会后，形成了全国范围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大热潮。
1955年9月至12月，毛泽东主持选编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继续尖锐批判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在一片“反右”声中，农业合作社的发展速度，席卷了整个中国大地。
1955年底，加入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由春季的1600多万户猛增到7545万户。河北、山西、辽宁、黑龙江、吉林、安徽、河南、湖南、湖北、青海、甘肃、北京、上海、天津等省市，基本上实现了半社会主义的初级社化。到1956年初，全国加入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达到10,667万户，为总农户的90%，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实现了半社会主义的初级社化。
紧接着，从1956年1月开始，又马不停蹄地掀起了以发展高级社为中心内容的新高潮，各地的初级社纷纷转为高级社。1956年6月，北京、天津、上海、河北、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南、广西、青海等省，实现了完全社会主义的高级社化，加入高级社的农户达到各省总农户的90％~95%。秋季，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湖北等省也纷纷赶上来，加入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分别达到本省总农户的80%以上。
到1956年年底，除了农村一些深山老林里的住户与猎户以及某些少数民族地区外，差不多都合作化了。加入合作社的农户为11,782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6.3%，其中参加高级社的农户为10,742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87.8%。加入初级社的为1040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8.5%。尚未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约为400余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3.7%。这一数字表明，高级社发展的步子显然太好了。
1958 年 7 月 1 日《红旗》杂志第 3 期《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在报刊上第一次提到“人民公社”的名字：“把一个合作社变成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基层组织单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
同年8月，毛泽东到河南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视察赞扬人民公社好。2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会议肯定人民公社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种最好的组织形式，并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决议下达后到10 月底，全国 74 多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改组成 2.6 多万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农户有1.2 亿户，占全国总农户的 99% 以上，全国农村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河南遂平县 “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是全国第一农村人民公社。
毛泽东说：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的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化。”
马克思认为：小生产是与自然经济相联系的，与社会化的商品生产相对立的，小生产代表落后的生产关系。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为促进农村生产力发展，必须引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
《蒋介石三次派人挖毛泽东的祖坟。》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祖坟一向是每个家族最注重的东西之一，一来他显示了中国人祖辈的敬重，二来在中国人看来，祖坟的风水影响到一个家族的气运和传承。凡是只要哪一家的祖坟被别人挖了，那么后人必然和对方不死不休。
然而在民国时期，蒋介石却曾经三次派人挖毛泽东的祖坟。
而今被大家谈论得最多的一次，是在1930年8月的那次。当年的八月份，在蒋介石的指示下，时任湖南省主席、国民党军队第四路军总指挥何键，指派自己的副官带领一个连的兵力，前往韶山冲，去挖毛泽东的祖坟。
毛泽东的祖父坟地所在之处为“虎歇坪”，传闻那是一块天王出宫，九龙朝圣的风水宝地，有着“一钩流水一拳山，龙蟠虎踞在此间”的美誉。
毛泽东的祖父在驾鹤西去之后，曾经交代，一定要选一个吉日将自己下葬，因此毛泽东的祖父在离世八年后才下葬，时间选在了八年后的农历八月十五。
蒋介石这次派人去挖毛泽东祖坟自然没有成功。韶山解说员曾小琴曾表示，“民国30年，蒋介石还派人来挖毛主席的祖坟都没挖到，给我们韶山人，很巧妙的保护起来了。”
那韶山人到底是如何保护毛泽东祖坟的呢？传闻韶山人偷偷将毛泽东家的祖坟藏了起来，并悄悄平掉了坟头，假若不是熟人带领，定然找不到具体位置。
后来所证实的情况也确实如此，那个连队虽然的的确确是挖了一座坟，但那时毛泽东的族人，地主毛俊贤的坟，而不是毛泽东的祖父毛翼臣的坟。
挖坟小队这次虽然并没有成功，但是随着国民党后来在占城上的节节败退，蒋介石并不死心，在风水先生的怂恿下，他竟认为毛泽东家的祖坟风水并未被完全破坏，于是又一次派林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去破坏过，但是这次白崇禧也未能找到具体的位置，但是为了完成蒋介石的命令，只得在韶山乱挖一通，然后走了。
《毛泽东保护蒋介石祖屋、祖坟。》
在中国人的传统文化里，笃信祖先的坟墓能影响子孙的兴衰。挖祖坟是一个严重问题，是一个人、一个家族容忍的底线。
所以，中国历史上王朝更迭是家常便饭，甚至发生多次外族入侵，推翻汉族政权的事情。但却几乎没有发生哪位继任的皇帝挖掉前任者祖坟的事情。
不仅不挖，还要加以保护。
因为，皇帝们知道，挖祖坟会导致人心离散，产生极大民愤。而且，如果你挖了人家的祖坟，以后自己倒台了，别人也会挖你的祖坟。
那么，毛泽东又是如何对待蒋介石的祖坟呢？
1949年5月6日，在解放军攻近蒋介石老家——浙江奉化时，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文，致电粟裕、张震等人，专门提到了一件事情，就是“在占领奉化时，要告诫部队，不要破坏蒋介石的住宅、祠堂及其建筑物。在占领绍兴、宁波等处时，要注意保护宁波帮大中小资本家的房屋财产。”
毛泽东还“请刘伯承、张际春、李达注意保护南京的孙中山陵墓，对守陵人员给以照顾。”
进驻奉化溪口的解放军3野21军61师，从上到下，坚决贯彻执行这一指示。
蒋介石败退台湾后，极为挂念家乡的祖坟。50年代中期，不少传言说蒋家故居和祖坟已遭铲平，蒋介石寝食难安。
后来，中共中央通过曹聚仁先生，致信蒋介石，在信中，中共中央向蒋介石强调，“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
1957年，曹聚仁先生来到大陆，专程赶到奉化溪口，住进蒋介常住的妙高台，走访蒋介石的丰镐房和蒋经国住过的文昌阁，还到蒋介石祖坟“慈庵”扫墓。
所到处，曹聚仁一一拍照，随即寄赴台湾，曹聚仁称“尊府院落庭园，整洁如旧，足证当局维护促使之至意” 。
《蒋介石多次破坏毛主席祖坟，毛主席以德报怨，派粟裕保护老蒋祖坟》从古至今，华夏民族对于自己的祖先十分推崇，当祖先去世后，子孙后代对于祖坟的选址十分看重。对于一个兴旺的家族而言，祖坟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在晋代，有一位著名的文学大家——郭璞，他将前人对于祖宗的命运之法以及祖坟的选址等各种学问总结起来，形成了一部专门研究祖坟的巨著——《葬经》。
《葬经》根据科学的知识为世人讲述了祖坟的重要性：不同的祖坟风水能造就不同的家族运势和不同的人生命运。“莫说生来命数奇、地元一得天生移”，祖坟风水佳，其子孙人丁兴旺，荣华富足。反之，有破局的祖坟风水，必主其家族衰微、败退、穷困、绝嗣等。保护好祖坟，体现了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千年传承，同时表达了华夏民族对于祖宗的永久敬佩和缅怀。
蒋介石挖毛主席祖坟，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对于挖人家祖坟的行为，千百年来一直被世人所不齿。在革命的过程中，蒋介石就干出这样人神共愤的事情，他多次派特务破坏毛主席的祖坟，蒋介石一度天真的认为，破坏掉毛主席的祖坟，就能影响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红军的发展气数也会很快走到尽头。不得不说，老蒋这种天真的行为，最终只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红军长征时期，蒋介石可以说是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红军先后经历了一败瑞金、二败湘江，生存地位可以称得上是岌岌可危。毛主席等领导人审时度势，最终决定带领红军进行战略转移。
在红军转移的过程中，蒋介石多次对工农红军进行围追堵截，在毛主席的杰出领导下，工农红军经过巧渡金沙江、四渡赤水、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雪山过草地，最终保存了工农红军的有生力量，使中国的革命转危为安，在敌我力量严重悬殊的情况下，老蒋围剿红军的愿望彻底破灭。
解放战争爆发后，蒋介石依靠巨大的军事优势，派手下大将胡宗南对延安和山东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同样在毛主席的指导下，彭总率领第一野战军最终消灭了胡宗南的有生力量，随后，经过辽沈、平津以及淮海战役，彻底将国民党赶出台湾。历史的事实再一次证明：蒋介石多次派特务挖毛主席祖坟的行为，最终只能自取其辱。
吉人自有天相，何键初次破坏毛主席祖坟被戏耍。随着晚清政府被推翻，中国进入了黑暗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为了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孙中山与共产党进行合作，决定将革命进行到底，在北伐战争节节胜利的时候，蒋介石等人阴谋发动政变，大量共产党人以及革命党人被屠杀，最终导致大革命失败。
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的围绕下，毛泽东想明白了一个道理：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就是因为共产党没有自己的军队，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共产党和其他党派的革命人士只能任由他们杀害。随后，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
由于国民党反动势力强大，毛泽东分析全国的形势后，决定在湘赣边界继续开展革命工作，1927年9月，毛泽东和卢德铭等革命同志继续发展革命队伍，最终在湘赣边界领导了秋收起义，秋收起义失败后，两人带领革命队伍一起来到了井冈山，随后同朱德率领的国民革命军胜利会师。
马日事件后，湖南军阀何键对没有杀掉毛泽东一直耿耿于怀，当他得知毛泽东率领队伍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这一消息更是让他气得暴跳如雷。为了消灭毛泽东以及他手下的革命武装，彻底摧毁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何键找来了自己的幕僚萧某和龚澍，他和二人一起商量歼灭红军的对策。
萧某和龚澍认为，毛泽东仅一介书生，怎么可能懂得带兵打仗，这一定是他们毛家的祖坟在保佑。精通风水的萧某随后向何键仔细分析了毛泽东祖坟的风水。
毛泽东祖坟位于韶山西面的滴水洞附近的虎歇坪，这个地方三面环山，被龙头山、牛形山和书堂山包围，据《韶山毛氏族谱》载：一钧流水一拳山，虎踞龙盘在此间。滴水洞灌木丛生，茂林修竹，密茂葱郁，风景秀丽，气候宜人。毛泽东的祖祖辈辈，曾在这里劳作和生活。他的祖父毛翼臣和毛德臣十分喜欢这个有山有水的地方，随后两人专门请风水先生查看，这里是千年难遇的一块宝地，在这里长眠，家族后人可以掌握中国的命运。两个人只喜欢与世无争的生活，对于风水先生的言论一笑置之。
十分迷信的何键听完萧某的分析后，觉得毛泽东能够领导中国革命，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一定是他的祖先在保佑，只要破坏了毛泽东的祖坟，那么一切事情都能够迎刃而解。
随后，何键暗中派湘潭县长王英兆毁坏毛泽东的祖坟，为了保护好祖先的坟墓，毛氏族人和附近的韶山民众联合起来，他们一方面利用滴水洞的地理优势，在山水相间的地方故布疑阵，他们在山上放炮竹，摆出平日围攻野猪的阵势，另一方面，将毛泽东祖坟的表面推平，然后盖上厚厚的草皮，将祖坟的墓碑隐藏好，最后在祖坟附近做好特殊的标记。这样，毛氏家族的祖坟被完好地隐藏起来。
当王英兆带着保安团来到虎歇坪时，迎接他们的是一顿噼里啪啦的炮竹声，保安团以为附近有游击队，他们被这些炮竹声吓破了胆，为了给何键交差，王英兆带着剩下的保安团，他们在虎歇坪附近随便挖了几下，然后回去向何键复命。
毫不知情的何键以为毛泽东的祖坟被挖，这次他可以高枕无忧，然而，接下来的战斗让他差点丢掉性命。按照上级指示，彭德怀率领红军进攻重兵防守的长沙，在红军的英勇作战下，长沙外围的反动军阀被打得溃不成军，何键一度以为自己要战死长沙。经过国民党军队的掩护，何键最终保住自己的老命，当蒋介石知道何键丢掉长沙后，他气得暴跳如雷，将何键狠狠地训斥了一顿。
随后，蒋介石派大军围攻长沙，彭德怀率领红军撤出长沙。何键回到长沙后，当他听闻毛泽东的祖坟依旧完好无损，他决心向毛泽东复仇，在叛徒的带领下，何键最终抓住了毛泽东的爱妻——杨开慧。随后，何键不顾国民党内部的反对和社会舆论，将杨开慧残忍地杀害。
二次挖掘毛主席祖坟，何键“酒瓶子案”计划破产。
丢失长沙成为何键的一大耻辱，为了挽回自己的颜面，在杀掉杨开慧后，何键决定继续破坏毛主席的祖坟，何键吸取上次的教训，决定实行“酒瓶子案”计划，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为了确保破坏毛主席祖坟的计划成功，何键派自己的心腹——龚澍亲自办理这件事。同时要求熊士鼎积极配合龚澍，两人联合展开行动。
随后龚澍派两个特务来到韶山，要求他们表面上办理酒瓶子案，暗中侦查到毛主席祖坟的具体位置，然后彻底毁掉。对于这次行动，何键做出重要指示：要求底下人一定要将毛主席祖先的骨灰装到酒瓶中带回来，这样才算完成任务。
然而，事情并没有向蒋介石预想的方向发展，红军势力越来越大，最终成功在陕北胜利会师，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1939年，蒋介石得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毛泽东在韶山虎歇坪的祖坟依旧完好无损。蒋介石和何键破坏毛主席祖坟的愿望再次落空。蒋介石感到自己被戏耍。除了要部下严惩办事不力的何键外，他决定亲自派人破坏毛主席的祖坟——毛翼臣的坟墓。
身在重庆的蒋介石发布了重庆密电。要求军统亲自处理此事。军统高度重视这件事，他们派人立即联系了身在湖南湘潭的唐锦钟和王茂泉。中统要求两人密切配合，暗中毁掉毛主席的祖坟。事情圆满完成后，两人可以得到一笔不菲的财富。
王茂泉受到了军统指示，他立即来到了昔日同僚唐锦钟的家，两个人经过一番密谋后，决定雇佣当地的民工一起行动。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在1940年正月十五，趁着韶山百姓过节的时候，王茂泉和唐锦钟带着民工来到了虎歇坪，根据军统的调查指示，两人开始寻找毛翼臣的坟墓。忙活了大半天，王茂泉和唐锦钟也无法锁定毛翼臣的墓，无奈之下，两个人只好带领民工乱挖一通，毛主席的祖坟再次逃过一劫。
蒋介石破坏毛主席祖坟，毛主席以德报怨，派粟裕保护老蒋祖坟。
蒋介石在败退台湾前，他带着自己的儿子蒋经国祭拜自家的祖坟，蒋介石认为自己和儿子不仅是党国的罪人，同时还是家族的罪人，他们在离开前都不能保护好自家的祖坟。蒋介石认为，在他走后，毛泽东一定会和他一样，毁坏自家的祖坟，来报曾经的一箭之仇。蒋介石的这种想法完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对于蒋介石挖掘自家祖坟的事情，毛主席一再强调：“这种做法完全丧失伦理道德，会永远地失去民心。自古云：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
毛主席虽然十分痛恨蒋介石的行为，但是他并不想成为另一个蒋介石，他决定以德报怨，他多次指示粟裕：一定要保护好蒋介石的住宅，祖坟和其他建筑，不可以肆意破坏。
得知自己的祖坟非但没有破坏，反而在毛主席的主张下保护得十分完好，蒋介石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的成功不是偶然，而是必然。至少在气度和胸怀上，我永远比不上毛泽东。
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
第二十一章 《毛泽东时代的遗产》
毛的工业化建设也出现了许多严重失误，在工业化进程中确实存在着毛的继承人批评的“不合理”和“失调”的现象。像大跃进这样的严重失误，殃及全国，造成重大物质和人员损失。在共和国历史上，毛时代一些失误（无论其主观意图如何，至少是在实践中）还导致中国经济出现周期性的波动，毛采取的纠正措施和思想工作对此也无能为力。
最严重的失误莫过于农村生产增长缓慢，这对毛一贯强调要重视农业的思想是个讽刺。从1952年到毛时代结束，中国的工业以年均11%的速度增长，但农业产量年平均增长速度只有2.3%，勉强跟上人口年均增长2%的速度——在毛时代的25年时间里，中国人口增加了一倍。
中国工业部门本身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毛的政策虽然有助于减轻斯大林式工业化造成的不平等现象，但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在1950年代初期建立起来的苏联模式的工业结构。
因此，在毛时代结束时，中国工业面临着与苏联及东欧国家的工业类似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也是导致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的部分原因。浪费、低效、人浮于事、官僚机构膨胀、生产率低下以及腐败等现象成为中国工业领域的顽疾。为了增加重工业投资，不惜以牺牲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为代价扩大积累的比例。长期不重视贸易、服务业和消费品工业的发展。劳动阶级缺乏生产积极性。虽然在毛政权的最后十年（除了多灾多难的1976年），工业产量以年均10%的速度递增，但这种增长速度却是以忽视产品质量为代价，依靠国家不断加大对现代工业经济的投资维持的。
积累率（即限制消费而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投资比例）从1960年代初期的23%增加到1970年代初期的33%，1978年竟然达到了36.7%的高峰值。在毛时代，国家资金主要用于支持重工业的发展，用于发展农业的投资只有12%，用于消费品工业发展的资金仅仅有5%。这些政策虽然有助于保持非常高的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但抑制了消费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技术落后也加剧了工业中存在的问题。自力更生的政策限制（但不是完全阻止）了接受国外的先进技术，文化大革命又使高等教育和基础研究受到损害，打击了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因此，在毛政权的最后年代，1950年代建立、技术已经过了时的工厂得不到及时更新改良，科学家和技术力量严重不足。
然而，尽管有这些失误和挫折，历史的必然结论是，毛泽东时代是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代。
1950年代初期，中国从较比利时还要弱小的工业基础起步，到毛时代结束时，长期被耻笑为“东亚病夫”的中国已经跻身于世界前六大工业国家之列。
从1952年到1978年的25年中，中国的国民收入增长了五倍，从600亿元增加到3000亿元人民币，其中工业产值增长的比例最大。
以人均计算为基础，国民收入的指数（按照不变价格计算）从1949年的100（1952年为160）增加到1957年的217，1978年达到440。
在毛时代的最后20年，即1957年到1975年（毛的继承者对这一时期评价最低），即使把大跃进造成的损失也考虑在内，在这个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里，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增长了63%，总量翻了一番多。
无论毛时代的经济发展还存在哪些不足，它仍然是一个为现代工业化奠定了基础的时代。
事实上，与德国、日本和俄国——这三个国家是后起工业大国中成功的范例——早期工业化的进程相比较，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更快。
从1880年到1914年，德国经济的增长率为每十年33%。日本在1874年到1929年的经济增长率为每十年43%。苏联在1928年到1958年的经济增长率为每十年54%。而中国从1952年到1972年的经济增长率为每十年64%。这种经济发展速度，当然不是像西方记者错误地告诉读者的是什么“蜗牛速度”。
考虑到中国的经济成就几乎是在毫无外来援助和支持的条件下、在极其弱小的工业基础上通过中国人民的自力更生实现的，这样的成就确实令人刮目相看。
除了苏联在1950年代提供了一些有限的援助（中国在1960年代中期就还清了这笔费用，包括利息在内）外，毛的工业化是在完全没有外国贷款和投资的条件下进行的。
直到1970年代末期，中国还处于一个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中，陷于孤立状态，奉行的是神圣的“自力更生”原则。在毛时代结束时，中国既无外债，国内又无通货膨胀，这在发展中国家是独一无二的。
尽管现在谈论毛泽东时代的成就会受到非议，但是，历史事实说明，毛的政权在使中国实现工业化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种进步是在十分不利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下取得的。没有毛时代的工业革命，后毛时代举世瞩目的经济改革就无从进行。
《但是，历史事实说明，毛的政权在使中国实现工业化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种进步是在十分不利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下取得的。没有毛时代的工业革命，后毛时代举世瞩目的经济改革就无从进行。》
对中国人民来说，毛的工业革命要求他们进行艰苦的劳动和自我牺牲，正如日本和俄国工业化早期的情况。由于国家把大部分剩余产品都用于扩大现代工业部门的发展，人民的消费和生活水平很低。简单地说，国家通过剥夺它统治的人民、特别是农民，建立重工业基地，支撑日益庞大的统治官僚机构。
但是，情况决非像某些市场经济的热心拥护者所说的，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在毛的工业化年代没有任何改善。诚然，中国的国民收入迅速增长，但为此付出艰辛劳动的人民群众的收入没有获得相应增长。由于没有及时实行有效的计划生育政策，新增国民收入的一部分被用于迅速增长的人口，但大部分社会剩余产品流入国库（从这里转向现代工业部门和官僚机构），在毛政权的后20年时间，只有很少部分用于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收入。
在毛时代后期，国家职工、包括全民所有制工厂的工人的收入有明显增长，1957年后，占劳动人口总数75%的农民的收入基本上没有什么增长。
但是，一些对衡量人民生活水平至关重要的成就，很难用经济统计的数字体现。
人们应该注意到，在毛时代，教育事业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学校数量大幅度增加，人民受教育的机会普遍增加。
大规模的文化扫盲运动成就显著。
建立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相对普及的医疗卫生体系。
在毛领导下的四分之一多世纪里，中国的人均寿命增加了近一倍，从1949年前的35岁增加到1970年中期的65岁，这些成就，是共产主义革命给中国绝大多数人民带来的物质和社会利益的最有力的证据。
伟大的英国历史学家卡尔在结束他宏伟的多卷本苏联历史著作时曾警告说：“危险并不在于我们要去掩盖革命历史中的巨大污点，去掩盖革命带给人类的痛苦代价，去掩盖在革命的名义下犯下的罪行。危险在于我们企图完全忘却并在沉默中无视革命的巨大成就。”
《危险在于我们企图完全忘却并在沉默中无视革命的巨大成就。》
卡尔的话值得研究当代中国历史以及苏联历史的学者深思，因为革命本身很难有助于自己获得公允的评价。
最典型的是，巨大的社会动荡唤起了巨大的难以实现的期望，当希望破灭后，接踵而至的必然是长时间的幻灭感和虚无主义情绪，而革命取得的实际历史成就则被忽视或遗忘。
《而革命取得的实际历史成就则被忽视或遗忘。》
只是在革命时代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成为遥远的过去——通常需要几代人的时间——之后，革命的历史画面才会真实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只是在革命时代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成为遥远的过去——通常需要几代人的时间——之后，革命的历史画面才会真实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正是毛时代的污点、特别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深深地留在当代的政治意识和历史意识之中，人们不能够也不应该忘记这些事件的巨大失误及其带给人的生命代价。
但是，未来的历史学家在看到这些污点和罪行的同时，无疑会把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毛泽东时代（无论他们对此作出的其它评价是什么）作为世界历史上最宏伟的现代化篇章，作为中国人民获得了巨大的社会和个人的利益的历史阶段。
《但是，未来的历史学家在看到这些污点和罪行的同时，无疑会把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毛泽东时代（无论他们对此作出的其它评价是什么）作为世界历史上最宏伟的现代化篇章，作为中国人民获得了巨大的社会和个人的利益的历史阶段。》
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
第二十一章 《毛泽东时代的遗产》
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赢得全国政权后曾许诺要进行两场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及跟随其后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国的新马克思主义统治者在短短的时间里，完成了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遗留（实际上尚未开始）的资产阶级革命。
1950年代初，共产党人迅速将腐朽的、四分五裂的旧中华帝国改造成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亿万中国人有了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社会责任感。随着1952年的土地改革运动的结束，长期停滞的土地革命划上了句号，最终在中国现代历史上消灭了腐朽的地主阶级，绝大多数中国人民从传统形式的经济剥削和社会压迫中获得了解放。
共产党实现了国家领土的统一，建立了强大的中央政府和统一的国内市场，废除了农村前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为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前提条件。辽阔国土上蕴藏的巨大人力和物质资源，现在可以用来实现落后的、停滞不前的经济发展，向现代工业经济的转变。
国民党的创建人、有“国父”之称的孙中山先生在二十世纪初曾提出他的奋斗纲领：国家统一，民族独立，“耕者有其田”，发展现代工业。
人民共和国初期取得的成就，正是孙中山为之奋斗的目标。共产党完成了孙中山未竟的事业，他们可以当之无愧地宣布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这位最杰出人物的合法继承人。
1950年代初，毛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正如毛在1949年自豪地宣布的，长期（直到不久前）置身于最悲惨、最贫穷的国家之列的中国，确实在世界上“站立”起来了。今天，它作为一个独立的、强大的和迅速现代化的国家屹立于世界。
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阶段，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革命的传统模式。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是在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目标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下进行的，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在中国大陆的成员，既不是这场革命的领导者，也不是受益人。
此外，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典型特征，是创造有利于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而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并非如此。城市的“国家资本主义”和农村的个体农民所有制，无论在规模和存在的时间上都受到限制，这些限制是由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目的是废除私有财产——统治的国家强加的。在北京的共产党领导人认为资产阶级革命阶段的历史任务已经基本完成（现在看来为时过早）后，他们毫不迟疑地开始了第二场革命。
1953年，在人民共和国成立刚刚四年之际，便开始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但这是在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物质匮乏和贫穷的条件下开始的过渡。在毛时代其后的二十多年里，在“继续革命”理论的指导下，他们同步进行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的建设。
许多研究者认为，毛时代最突出的特点之一，是追求工业现代化的手段与社会主义目标的统一。毫无疑问，这是毛的目标，也是毛主义的主张。但是到最后，毛泽东在经济现代化上的成就远远胜过他在社会主义建设上的成就。当然，这种看法与现在流行的观点是不一致的，流行的观点是，毛为了“意识形态的纯洁”而牺牲了“现代化”发展，毛晚年为了无谓地追求社会主义精神乌托邦，忽视了发展经济。
然而，这种观点不符合历史事实，历史记载表明，毛时代是一个迅速工业化的时代。在毛之后时代对毛时代的经济发展的批评，主要是针对其经济发展中的缺陷，而不是肯定其成就。批评家们承认，在毛时代，工业总产值增加了38倍，重工业增加了90倍。尽管中国的工业基础原来就十分薄弱，由于外敌入侵和内战的破坏，工业产量在共和国成立时不及常年的一半。
但是，从1952年（工业产量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到1977年，中国工业产量以年平均11.3%的速度递增，在现代世界历史上，与任何国家在类似的发展阶段上相比，中国的发展速度都是惊人的。在毛时代，工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3%提高到50%以上，农业产值的比重从58%下降到34%。
正如一位著名的澳大利亚经济学家所说：工业份额在国民收入中如此迅速增长（几乎是30%）的现象在历史上是罕见的。在工业化进程的最初40至50年中，英国的工业产值的比重仅仅上升了11%（1801—1841）；日本是22%（1878/82—1923/27）。在战后新典的工业化国家中，也许只有台湾在这方面的发展速度才可与中国大陆相媲美。
中国从一个基本的农业国转变为一个相对的工业化国家，反映在与现代化相关的产品的生产大幅度增长上——至少是在“信息社会”前。
从1952年到1976年，钢产量从130万吨增加到2300万吨；煤产量从6600万吨增加到4.48亿吨；发电量从70亿千瓦/小时增加到1330亿千瓦/小时；原油产量从几乎是零到2800万吨；化肥产量从20万吨增加到2800万吨；水泥产量从300万吨增加到4900万吨。
到1970年代中期，中国能够生产喷气式飞机、重型拖拉机和远洋轮船，中国还能够制造原子弹和洲际导弹，在成功地进行了首次核试验六年后，中国于1970年发射了人造卫星。
工业化使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毛时代，虽然仍有占人口的75%、约四亿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但工业劳动力从1952年的300万增加到1970年代中期的5000万，这一数字包括在农村小工业化政策指导下，成为社办或队办工厂工人的2800万农民。
此外，在与工业关系密切的交通与建筑领域中，有2000万工人。中国还建立了一支新型的技术知识分子队伍，中国的科技人员从1949年的区区5万人（1952年为42.5万人）增加到1966年的250万人，1979年达到500万人，其中99%是1949年后培养起来的。
毛时代还兴建了巨大的灌溉和水利工程，这些工程对1980年代初期农业生产的发展高潮起了重要的作用。
旧中国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统治是近代中国贫穷落后的总根源，不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什么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都无从谈起。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就是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争取民族独立；推翻封建主义的统治，争取人民解放。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扫清障碍，创造必要前提。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直接结果就是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当代中国的发展确立的最根本的政治前提。这也就是毛泽东在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开幕词中所说的：“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什么样的政治前提决定什么样的制度基础。而这样的政治前提，决定了新中国的走向一定是社会主义，我们一定要在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
新中国建立后，有两个群体的心态尤其值得关注——民族工商业者和农民，他们对政策的接受、理解、认同与否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否能够顺利进行。我们首先来看民族工商业者的心态。
1956年1月初，北京市首先宣布在全市范围内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随后，上海、天津、广州、武汉等50多个大中城市相继宣布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到1956年底，全国实行公私合营的工业企业户和商业户分别占到私营工业户和私营商业户的99%和82.2%，全行业公私合营顺利实现。
说完了民族工商业者，再来看农民。运用和平的方法、合作化的途径改造小农经济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个体农业是小农经济，不适应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需要，必须要将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但是，农民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因此，在改造的方式上，决不能采取暴力的方式，而必须采取和平的方式、自愿的方式。
中国农民正是因为办合作社能够增产受益，从而深深地体会到只有合作化、集体化才是走向共同富裕的真正出路，这是当时合作化运动能够得到广大农民支持的根本原因，这也是中国农民选择社会主义的重要原因。
中国农村在发展稳定的气氛中完成了从几千年的分散个体劳动向集体所有、集体经营的历史转变，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社会变革和社会进步。至于在土地等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如何采取更加有利于调动农民积极性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则是需要长期探索才能解决的。
到1956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公有制基本上取代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在中国全面地建立起来了。这是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最主要标志。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一届人大的召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颁布，结束了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由《共同纲领》代替《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过渡状态。宪法及其所确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治制度，成为中国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法律和政治保证，也从此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制度。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已基本形成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格局，在1954年一届人大后，逐步发展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共同纲领》确立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得到了发展，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经历过无数风雨的民族问题，终于找到了一条和平、民主的解决之路。
思想文化领域，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工业化建设的同时，开展了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批判，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
由此我们看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包括经济领域、政治领域以及文化领域等多个方面。
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本身就有内在的历史逻辑关系。如果不完成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任务，就无法确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不可能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我们就不可能真正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更不可能建立整个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他们是一个历史承继关系。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没有后者就没有后后者。
在《农村《初级社》到《人民公社》》一文中讲农民问題。《《公私合营》复仇《工人下岗》》一文讲了工商业进行的改造。下面讲讲：新中国进步和发展的制度基础中，对手工业的改造。
在对农业、工商业进行改造的同时，对手工业的改造也同步进行并顺利完成。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在中国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深刻变革。农民、手工业者个人所有的小私有制，基本上转变为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资本家所有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基本上转变为国家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
在国民收入中，1956年同1952年相比，国营经济的比重由19.1%上升到32.2%。合作社经济由1.5%上升到53.4%、公私合营经济由0.7%上升到7.3%。
与此相对应，个体经济由71.8%下降到7.1%，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由6.9%下降到接近于零。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比重总共达到92.9%。
在工业总产值中，1956年同1952年相比，社会主义国营工业的比重由56%上升到67.5%，国家资本主义工业由26.9%上升到32.5%，资本主义工业则由17.1%下降到接近于零。
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商业由42.6%上升到68.3%，国家资本主义商业和由原来小私商组成的合作化商业由0.2%上升到27.5%，私营商业由57.2%下降到4.2%。
就是说，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这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已占居绝对优势的地位。
这种所有制结构的根本性变化，表明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已经在中国初步建立起来。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
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贡献，必须给以充分的肯定。
首先，它基本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人剥削人的制度，建立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要形式和特点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同新中国成立初期建立的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一起，使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得到了确立，从而实现了几千年来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创造和奠定了中国进步和发展的基础。
其次，作为一场涉及亿万人民的最困难最复杂的社会制度的大变革，它不但没有造成通常难以避免的大的社会动荡和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而且，还促进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这段时期，经济发展比较快，经济效果比较好，重要经济部门之间比例比较协调。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显著改善。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最后，三大改造创造了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改造形式，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
特别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利用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把对企业的改造和对人的改造结合起来，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列宁曾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政策，并把资本家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对于三大改造的历史贡献，对资本家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采取赎买的政策，不是剥夺的政策。
所以中国消灭资产阶级，搞社会主义改造，非常顺利，整个国民经济没有受任何影响。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
建国后在搞社会主义方面，最成功的是社会主义改造。那时，在改造农业方面共产党提倡建立互助组和小型合作社，规模比较小，分配也合理，所以粮食生产得到增长，农民积极性高。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共产党采取赎买政策，一方面把它们改造成公有制，另一方面也没有损害国民经济的发展。
共产党长期允许手工业的个体经济存在，根据自愿的原则，其中大部分组织成合作社，实行集体所有制。根据中国自己的特点采用这些方式的，所以几乎没有发生曲折，生产没有下降还不断上升，没有失业，社会产品是丰富的。
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中国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国际和国内的历史环境下进行三大改造运动的，中国共产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不能不带有那个年代的历史局限，也不能不受当时苏联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影响。
总之，20世纪50年代中国经济和中国历史的全局而论，对社会主义的选择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中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
中国在五十年代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的一切成就都应归功于这两座里程碑。这是无可非议的。
合营企业对于企业原有的实职人员，一般应当参酌他们原来的情况量材使用，使他们各得其所。应当教育和帮助他们认真地工作，积极地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争取为国家建设贡献更多的知识和才能。对于工程技术人员和其他专门家，只要他们“诚实工作，通晓本业并酷爱本业”（列宁），就应当充分加以爱护，重视他们的意见，帮助他们正确地发挥专长，并且通过他们的生产和技术的实践，耐心地帮助他们进行自我教育，逐步克服资产阶级的影响和习惯。
合营企业对于在原企业中有劳绩但已丧失工作能力的实职人员，可以参照劳保条例或采用其他办法，给以适当照顾。
有些企业在准备公私合营的时候，资本家任意安置私人；对于这种行为，应当加以批判和防止。
企业合营前的资本家代理人继续在合营企业中担任实职的，如果担任了私方代表，他们的生、老、病、死、伤、残等问题，由合营企业比照劳保条例的标准给以适当的物质保障，这项费用可列作合营企业的开支；如果不是担任私方代表，可以享受一般职工的劳保待遇。
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意义深远的革命。大家想一想，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去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没有推翻三座大山的话，那么中国依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当中挣扎，后面哪谈今天的发展呢？没有革命胜利确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何谈什么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没有前期毛泽东时代这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奠定制度基础，哪来今天的中国走资派特色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让走資派去改革开放试试？去非洲国家试试？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国人民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进一步推进工业化、现代化建设，为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而奋斗。而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确立，为推进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事业，为中国以后一切的进步和发展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毛泽东时代是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代。1950年代初期，中国从较比利时还要弱小的工业基础起步，到毛泽东时代结束时，长期被耻笑为“东亚病夫”的中国已经跻身于世界前六大工业国家之列。
从1952年到1978年的25年中，中国的国民收入增长了五倍，从600亿元增加到3000亿元人民币，其中工业产值增长的比例最大。以人均计算为基础，国民收入的指数（按照不变价格计算）从1949年的100（1952年为160）增加到1957年的217，1978年达到440。
在毛泽东时代的最后20年，即1957年到1975年（毛泽东的继承者走资派对这一时期评价最低），即使把大跃进造成的损失也考虑在内，在这个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里，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增长了63%，总量翻了一番多。
当下中国取得的所有成绩都是有历史渊源的，今天中国特色资本主义进入新时代，是几千万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是广大底层工人农民和众多富家子女经过血与火的洗礼换来的，来之不易，所以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要倍加珍惜，所确立的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原则要不要继续坚持革命？只有这样中华民族才能更好地沿着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正确的方向前进，更好地为实现中华民族为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