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马英九怎能懂《战争》《和平》
马英九的怪论：“战争没有赢家，和平没有输家。”
马英九的确“干错行了，马英九应该去演个电影或者做歌星都比较好，至少变个大色狼也比较好。“马英九怎能懂《战争》《和平》？
想搞政治，必须学习一下《战争》《和平》的关系。人类历史就是一部《战争》《和平》共存的历史。现眼前就摆着《战争》《和平》的选择。巴勒斯坦国人民不想《和平》吗？但有《和平》吗？发动《战争》的疯子，《谁》能阻止他的《战争》？靠“决议“？靠“和平“示威抗议？靠娘娘腔去游说：“战争没有赢家，和平没有输家。”
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 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 一六四页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在这点上说，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从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的战争。…… 但是战争有其特殊性，在这点上说，战争不即等于一般的政治。“战争是政治 的特殊手段的继续”。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 争，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障碍既除，政治的目的达到，战争结束。障 碍没有扫除得干净，战争仍须继续进行，以求贯彻。……因此可以说，政治是不流 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 《论持久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四六——四六九 页
历史上的战争分为两类，一类是正义的，一类是非正义的。一切进步的战争都 是正义的，一切阻碍进步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我们共产党人反对一切阻碍进步的 非正义的战争，但是不反对进步的正义的战争。对于后一类战争，我们共产党人不 但不反对，而且积极地参加。前一类战争，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双方都是为着帝 国主义利益而战，所以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坚决地反对那一次战争。反对的方法，在 战争未爆发前，极力阻止其爆发；既爆发后，只要有可能，就用战争反对战争，用 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 《论持久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四六五——四六六 页
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 不能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而使人民获得政权。 《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三二二页
革命战争是一种抗毒素，它不但将排除敌人的毒焰，也将清洗自己的污浊。凡 属正义的革命的战争，其力量是很大的，它能改造很多事物，或为改造事物开辟道 路。中日战争将改造中日两国；只要中国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就一定能把旧 日本化为新日本，把旧中国化为新中国，中日两国的人和物都将在这次战争中和战 争后获得改造。 《论持久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四四七页
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战争和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三 五页
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 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 《战争和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二 九页
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 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十八年来，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塞维 克化，是在革命战争中进行的，没有武装斗争，就不会有今天的共产党。这个拿血 换来的经验，全党同志都不要忘记。 《“共产党人”发刊词》（一九三九年十月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零 零——六零一页
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观点看来，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有人笑我们是“战争万能论”， 对，我们是革命战争万能论者，这不是坏的，是好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共产 党的枪杆子造了一个社会主义。我们要造一个民主共和国。帝国主义时代的阶级斗 争的经验告诉我们：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只有用枪杆子的力量才能战胜武装的资 产阶级和地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 《战争和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三 五页
我们是战争消灭论者，我们是不要战争的；但是只能经过战争去消灭战争，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 《战争和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五三 五页
战争——这个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人类社会的发展终久要把它消灭的，而且 就在不远的将来会要把它消灭的。但是消灭它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用战争反对战 争，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用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民族反革命战争，用阶级革 命战争反对阶级反革命战争。……人类社会进步到消灭了阶级，消灭了国家，到了 那时，什么战争也没有了，反革命战争没有了，革命战争也没有了，非正义战争没 有了，正义战争也没有了，这就是人类的永久和平的时代。我们研究革命战争的规 律，出发于我们要求消灭一切战争的志愿，这是区别我们共产党人和一切剥削阶级 的界线。《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 一六七——一六八页
我国和各社会主义国家都需要和平，世界各国的人民也都需要和平。渴望战争， 不要和平的，仅仅是少数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某些依靠侵略发财的垄断资本集团。《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第八页
为了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我们必须进一步地发展同社会主义阵营中各个兄弟 国家的友好合作，并且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加强团结。我们必须争取同一切愿意 和我们和平相处的国家，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外 交关系。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以及世界上一切国家的 和平运动和正义斗争，我们都必须给以积极的支持。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第八页
至于帝国主义国家，我们也要团结那里的人民，并且争取同那些国家和平共处， 做些生意，制止可能发生的战争，但是决不可以对他们怀抱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娥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人民出版 社版第三八页
我们希望和平。但是如果帝国主义硬要打仗，我们也只好横下一条心，打了仗 再建设。每天怕战争，战争来了你有什么办法呢？我先是说东风压倒西风，战争打 不起来，现在再就如果发生了战争的情况，作了这些补充的说明，这样两种可能性 都估计到了。 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一 九六三年九月一日《人民日报》《中国政府发言人声明》中的引语
现在世界各国的人们都在谈论着会不会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对于这个问题，我 们也要有精神准备，也要有分析。我们是坚持和平反对战争的。但是，如果帝国主 义一定要发动战争，我们也不要害怕。
我们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同对待一切“乱 子”的态度一样，第一条，反对；第二条，不怕。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了一个 苏联，两亿人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一共九亿人口。 如果帝国主义者一定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可以断定，其结果必定又要有多少亿 人口转到社会主义方面，帝国主义剩下的地盘就不多了，也有可能整个帝国主义制 度全部崩溃。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人民出版 社版第三五页
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 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 律。我们说“帝国主义是很凶恶的”，就是说它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帝国主义分 子决不肯放下屠刀，他们也决不能成佛，直至他们的灭亡。
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 们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又一条定律。俄国人民的革命曾 经是依照了这条定律，中国人民的革命也是依照这条定律。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四九零——一四九一页
我们决不可因为胜利，而放松对于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们的疯狂的报复阴谋 的警惕性，谁要是放松这一项警惕性，谁就将在政治上解除武装，而使自己处于被 动的地位。 《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五日）《毛泽东选 集》第四卷第一四六九页
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反动派对于他们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失败，是不会甘 心的。他们还会要互相勾结在一起，用各种可能的方法，反对中国人民。例如，派 谴他们的走狗钻进中国内部来进行分化工作和捣乱工作。这是必然的，他们决不会 忘记这一项工作。例如，唆使中国反动派甚至加上他们自己的力量，封锁中国的海 港。只要还有可能，他们就会这样做，再则，假如他们还想冒险的话，派出一部分 兵力侵扰中国的边境，也不是不可能的。所有这些，我们都必须充分地估计到。 《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五日），《毛泽东选 集》第四卷第一四六九页
世界是在进步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历史的总趋势任何人也改变不了。我们 应当把世界进步的情况和光明的前途，常常向人民宣传，使人民建立起胜利的信心。 《关于重庆谈判》（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一六 二页
人民解放军的全体指挥员、战斗员，绝对不可以稍微松懈自己的战斗意志，任何松懈战斗意志的思想和轻敌的思想，都是错误的。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一九四九年三 月五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四二五页
没有武昌起义，没有北伐战争，没有中原大战，能有中华民国吗？
没有抗日战争，中国能打败日本侵略者，赢得抗战胜利吗？
没有三年解放战争，能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把伪政府中华民国驱出大陆到台湾吗？
没有一系列的殖民战争，英国能成“日不落帝国”吗？
没有二战胜利，美苏能成为超级强国吗？
这就是战争赢家们。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大都以战争取胜才能上台。
马英九为台湾反对大陆“武统”找借口。
马英九：战争没有赢家。要大陆要把刀枪入库，不要大兵压境，不要在台湾周边军机飞、军舰游。
马英九：“和平没有输家。”
因为马英九国民党只讲“和平”，不讲统一。两岸一直保持现状，永远”和平“分裂。然而一边一国拥抱台独，并在台独路上狂奔。
这种现象，永远存在，没有完成中国统一，《输家》就是习近平。当然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输家就是中华民族。赢家就是不支持统一、只要“和平“的马英九国民党，赢家就是搞台独赖清德民进党。
走资派习近平特色政府这邦《蒋介石国民党的还乡团》真要团灭中国共产党用生命和鲜血争取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上山下乡运动的出现和兴起，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新中国是在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基础上建立的，她在立国时的一穷二白，是现在的人们难以想象的。新中国成立时毛泽东中国共产党政府面对的是一副烂的不能再烂的烂摊子：既没有独立的工业体系，没有重工业基础，也没有生产生活必需品的轻工业基础，经济发展举步维艰，而占据社会劳动力八成以上的农业经济，因为生产方式极端落后，加上台湾蒋匪的轰炸破坏，美帝国主义发动战争和进行经济封锁等原因，新中国完全是在一穷二白的状况中起步的。
《上山下乡》文革前就己经开始，称作《插场、插队阶段》。
1956年1月，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并提交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最高国务会议讨论通过。其中第39条规定：“从一九五六年开始，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在五年或七年内，解决城市中的失业问题，使现有的城市失业人员都有获得就业的机会。除了在城市能够就业的以外，他们的就业途径是到郊区、到农村、到农垦区、或者山区，参加农、林、牧、渔各种生产事业和农村的科学、文化、教育、卫生事业。”除了城市失业人员，还包括未升学就业的中小学毕业生，指明了他们就业的方向。规定提出的“四到”，就是“上山下乡”的最初表述。1957年10月，人大常委会和全国政协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
其中第39条修改为第38条，内容也做了重大修改：“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伟大事业。我国人口百分之八十在农村，农业如果不发展，工业不可能单独发展。到农村去工作是非常必要的和极其光荣的。”到1960年4月，全国人大二届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1956年至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正文有关“下乡上山”的文字未有改动。至此，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基本思路以“国家发展纲要”的形式就此定型。
自1957年起，上海将“精简职工和精简城市人口”的运动与城市知识青年下乡结合在一起进行动员，但还是采取不同的方式方法及政策措施，保持了青年运动的特点，使得动员城市青年下乡的工作得以逐步推进，逐年进行。1957年上海知青下乡的方向以沪郊为主，到了1958年则以外省安置为主，而安置方式又以插场为主。经过数年安置实践，到1962年，国家确定了城市知识青年下乡的三种主要方式：插队落户；建立集体所有制的生产队、农牧场；到国营农、林、牧、渔、矿插场，或创建新场等。
1962年6月，为协调城市知识青年插场，成立了副部级的农垦部安置办公室。12月组建国务院农林办安置领导小组，由国务院副总理兼农林办主任谭震林统筹领导。半年以后，又成立了中央安置领导小组，以下各中央局及各省市自治区均组建专门办事机构，这标志着上山下乡问题正式提到党、政重要工作议程。
1963年6月，国务院召开“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会议”。会议决定：今后15年内，每年大约有100万左右的青年需要有计划地安置下乡，参加农、林、牧、副、渔业生产；下乡学生年龄可以由18岁放宽到16岁，条件是能够独立生活。主要安置方向是插队，其次是插场，再其次是建立新的国营农、林、牧、渔场等。
到年底统计，自1961年以来，全国各地共动员下乡知识青年14.87万人，其中到国营农场的11.51万人，占总数的77%。这些知识青年同老职工一起，在艰苦的地方扩建、新建400多个农、林、牧、渔场，盖起42万平方米的住房，开荒4.13万公顷，播种3.20万公顷，扩大育林面积7730公顷，扩大水产养殖面积1.03万公顷。
1963年11月18日至12月4日，国务院召开“城市青年下乡插队经验交流会”。在会议上分别交流了成户插队、集体户插队、分散插队，以及上海市组织跨省插队的经验等，就知识青年插队落户的问题进行细致的分析研讨。这标志着中央对城市青年下乡安置方向的转变。
随即在1964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中央安置领导小组的汇报。在会议上邓小平说：城市知青下乡，以插队为主，这是一件长期的大事。每年要安置100多万人。用插队的办法，每人给的安置费不到200元。插场每人则要1000元，如果100万人插场的话，需要10亿元，这怎么得了。
周恩来总理也发言说：我们脑子里要有国家大、人口多这个概念，考虑问题就要从这里出发。会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这是中共中央、国务院第一次发布的指导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纲领性文件。《决定》指出：中共中央、国务院认为，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有必要动员和组织大批的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参加农业生产。
大批城市知青下乡，使城乡青年结合在一起，既有利于稳定农村青年从事农业生产，也有利于更快地形成一支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科学知识的新型农民队伍。同时，这样做，也为城市未能升学、就业的知青开辟一条广阔的就业门路，使他们通过生产劳动和阶级斗争的锻炼，健康成长起来，成为可靠的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同年5月，中央安置领导小组发布《关于落实1964年安置城市下乡知识青年和闲散劳动力计划的报告》，1964年安置人数为78.6万人，其中插入人民公社生产队的65.4万人，占83.2％；国营农、林、渔场安置12.8万人，占16.4％。按插队人数的千分之六配备4000名安置工作专职干部等。另据《四川知青史》记载，四川省在1964年下乡的城镇知青37763人中，插队安置的有35539人，占94.1%；插入社办场和国营农场的有2224人，占5.9%。1964年，国家将插队定为安置知青的主要方向以后，每年插队安置费标准是，南方地区每人185元，北方地区每人225元。
1965年8月26日至9月14日，中央安置领导小组综合各大区的安置计划是：1966年计划动员下乡67万多人；“三五”期间计划动员下乡366万人；15年内全国计划动员下乡1100-1200万人。安置方向仍以插队为主。
《人民日报》在1965年期间连续发表社论，强调上山下乡的政治意义，指出这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一项重大事业，是党的一项长期方针，决不是一项临时措施和无足轻重的小事，而是今后长期要做好的一项“具有革命的战略意义的大事情”。
知青下乡的“革命”意义主要是：实现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逐步消灭“三大差别”，增加农村的革命力量，培植共产主义萌芽，防止产生修正主义，造就革命事业接班人等。
自1962年至1966年8月统计，全国各地共有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知青196.9万人，返乡知青达4000多万人；这些知识青年95％以上初步稳定在农村。国家支出安置费9.87亿元，人均346-580元。
其中上海1955-1966年期间，共有16.4万人上山下乡。具体去向以新疆为主，其他去向包括江西（14117人）、安徽（2227人）、湖北（7977人）、浙江（271人）、沪郊（54268人）等。
在平凡而又艰苦的农业生产实践中，一大批知青先进集体和模范人物在全国各地相继踊现出来，如1955年回乡务农的吕玉兰，1958年回乡务农的邢燕子，1961年回乡务农的董加耕，以及1962年插队落户的侯隽等等，他们的优秀事迹通过党报的宣传，鼓舞了全国各地已经下乡和尚未下乡的知识青年，进一步坚定了他们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决心，对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起到推动的作用。
1963年3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知识青年下乡上山是移风易俗的革命行动》的社论，鼓励有志青年以邢燕子、董加耕等先进人物为榜样，投身到农业战线“三大革命”运动中去，同广大农民群众结合起来，在艰苦中锻炼自己，在劳动中创造真正的幸福，成为能够经得起风霜、挑得起重担的革命事业接班人。这一时期树立的城市知青先进典型还有天津的王培珍、赵耘，吉林的栗心河，上海的浦锦文、张韧等等。
1964年1月2日，毛主席亲自观看了河南省豫剧院演出的反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现代剧《朝阳沟》，赞扬《朝阳沟》是“近年来戏曲舞台上出现的一出反映新生活的好戏”。同年12月26日，在毛主席生日便宴上，邢燕子和董加耕被安排陪坐在毛主席身边进餐，表达了伟大领袖对全国知识青年的亲切关怀和巨大鼓舞。
1965年8月，由中国青年出版杜编辑出版了《在广阔的天地里》报告文学集，文集载有邢燕子、宋喜明、刘品、王敬璋等十名先进知青的事迹。此后，有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出版物大量出现。
10月1日，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反映上海知识青年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劳动生活的彩色纪录片《军垦战歌》正式上映，不但在全国知识青年中激起巨大反响，而且使上山下乡成为所有青年人向往的光荣事业，在全国掀起了一波又一波上山下乡的高潮。
1966年3月，党中央为了表彰知识青年，特意邀请200名先进知青代表参加国庆观礼。谭震林接见这些知青代表们时说：“农业很重要，没有农业就没有工业。农业要现代化，你们有知识，要研究如何现代化。你们下乡不是简单地为农村增加几个劳动力，更重要的是把文化技术带下去。农村天地广阔，大有作为。”
1964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以后，中央各部委根据中央的安置规划，纷纷制定各项法规制度和配套措施，为保障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建立政策体系。
前后公布的法规计有：粮食部《关于城市下乡青年粮油供应工作的几项规定》；商业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在高寒地区安置城市下乡青年冬装补助问题的通知》；内务部、财政部、劳动部、粮食部、国家编制委员会《关于1964年安置城市知青工作机构的编制及其经费分配的通知》；财政部发布《关于1964年安置城市下乡知识青年和闲散劳动力支出预算指标和预算管理的通知》；财政部、林业部发布《关于国营林场安置经费结算问题的联合通知》；财政部、中国农业银行《关于1965年安置经费管理的几项规定》；内务部、财政部、劳动部、粮食部、国家编委联合发布《关于增加安置城市下乡青年工作机构编制的通知》；中国农业银行发布《关于监督支付城市下乡知识青年和闲散劳动力安置经费的通知》。
关于加强舆论宣传，向知青提供精神食粮，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动员子女上山下乡，以及粗暴对待知识青年，歧视、打击、污辱知识青年，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犯法犯罪行为的处理等。
从吃粮补贴、衣被添置、生活用房，到交通、医药费用补助等；从生活用具到生产资料；从近期到长远，事无巨细，无不周到统筹，关心备至，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青年一代的关心，体现了党和政府将上山下乡运动作为国家长远的发展战略的决心，也为此后实施全国范围的大规模上山下乡准备了社会基础、物质条件，以及构建起了较为完善的上山下乡政策体系。
新中国的政策体系，归根到底就是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为实现社会主义制度而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法规、措施等，直接反映社会现实，规范社会行为，推进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整合，服务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部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体系是比较特殊的，原因就在于它的本质是青年运动，而青年正是社会上最活跃、最热情、最有能量，而且成分复杂、思想可塑性强的群体，这就决定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既有长远性，又有短期的就事论事的应对性，以及政治导向多于具体扶助等特点。
《文革》前上山下乡运动大致经历了上述几个阶段，通过十多年艰苦曲折的社会实践，从一般性号召到逐步形成政策体系框架，终于由单一的农村知识青年返乡参加农业生产，逐步汇合形成农村知识青年与城镇知识青年一起上山下乡的滚滚洪流，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大奇观，带动整个中国农村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
正是因为有了上山下乡政策体系，有了开展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的社会条件、群众基础和实践经验，才有了《文革》期间动员上千万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可行性。
常浏览您的博文 ！都写得很好 ！
我从博文中了解到了不少大事件发生的真情 ！多谢传播 ！
您真是有作家的风范，写了如此多的长篇大论 ！佩服 ！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的宝贵经验。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是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史册上的光辉篇章，有丰富而宝贵的现代化战争的经验。认真研究其经验，特别是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卓绝的军事战略指导经验，对于加强人民解放军建设和夺取未来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根据朝鲜战场的实际情况，制定战略指导方针，适时进行战略转变，争取和掌握战争主动权。毛泽东曾指出：一切战争的敌我双方，都力争在战场、战地、战区以至整个战争中的主动权，这种主动权即是军队的自由权。抗美援朝战争中，面临着新的敌人、新的战场，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美军将全部陆军的三分之一、空军的五分之一和海军近半数投入朝鲜战场，实施陆、海、空联合作战，火力强，运动速度快，战场激烈紧张，变化急速。中央军委、毛泽东从朝鲜战场上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出发，着眼于朝鲜战争的特点和发展，及时制定战略指导方针，并适时进行战略转变，实行正确的战略、战役指导，因而争取和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毛泽东根据参加的这一场国际性局部战争的特殊的历史条件，在志愿军作战之初，于1950年10月23日，即提出“我们应当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的战略指导方针。毛泽东之所以提出“稳”和“争”的战略方针，是因为这场战争比人民解放军历史上进行的历次战争更为复杂和艰巨。不打冒失仗，不做那些办不到的事，避免大的失误和风险。这一方针是正确的，志愿军的作战始终遵循了这个战略指导方针。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之初，中央军委曾估计敌人占领平壤、元山线后继续向北推进时，尚需一定时间，并根据志愿军初次出国作战，情况不明、人地两生、装备落后等情况，决定志愿军入朝后采取以积极防御、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以反击、袭击、伏击来歼灭与消耗敌人有生力量的作战指导方针，即先在北朝鲜的龟城、泰川、球场、德川、宁远、五老里一线，利用易守难攻的有利地形组织防御，制止敌人进攻，稳定战局，以争取时间，掩护朝鲜人民军北撤整顿，为尔后作战创造条件。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入朝之前，根据朝鲜敌我情况的地理环境，确定第一个时期采用上述作战方针和作战形式，无疑是稳妥的。但是，在志愿军10月19日入朝后，敌人前进甚速。10月20日，西线南朝鲜第2军团已进到顺川、成川和破邑之线，距离军队预定防御地区只有70～100公里；东线南朝鲜军首都师已进占预定防御地区五老里、洪原等地。而志愿军已过江的5个师刚刚到鸭绿江南岸，距离预定防御地区还有120～270公里，已不可能先敌到达预定地区。此时，敌军尚未发现志愿军入朝，正大胆冒进，兵力分散，而且中路南朝鲜军3个师态势突出，其东西线之间敞开一个80余公里的大缺口，利于志愿军利用突然性，从运动中各个歼灭。
根据战场情况的新变化，毛泽东审时度势，当机立断，于10月21日电示志愿军改变原定先组织防御的计划，决定利用战略上突然性采取在运动中各个歼敌的作战方针，迅速实施战略反攻。彭德怀遵照其电令，迅即于21日21时改变部署，决定以一部分兵力阻击东线之敌，而集中主力于西线，诱敌深入，从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先打南朝鲜军，后打美、英军。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开进中及时变更部署，捕捉战机，先机制敌。10月25日，志愿军一部在温井与敌遭遇，初战获胜，揭开了入朝作战的序幕。交战后志愿军采取了分途歼敌、逐步扩大战果的战法，掌握了战役的主动权。经过连续13个昼夜的艰苦作战，首战告捷，歼灭敌1.5万余人，使军队在朝鲜站稳了脚跟，把疯狂进犯的敌人从鸭绿江边，打退到清川江以南。第一次战役后，彭德怀及时总结了初战胜利的经验，提出了运动战为主，与部分阵地战、敌后游击战相结合的战略方针。志愿军照此方针，于11月下旬至1951年6月初，又连续实施了4次战役，连战连捷，将战线推进并稳定在三八线附近，为夺取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到1951年6月上旬，经过5次战役，歼灭敌军23万余人，给敌以沉重打击，剥夺了敌人的战争主动权，迫使敌人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接受停战谈判。这时，从军事上看，中朝在兵力数量上虽占优势，总兵力共达112万人，敌我兵力对比1∶1.6，但在技术装备上仍处于异常悬殊的劣势，敌人有轻迫击炮以上火炮3560余门，坦克1130余辆、飞机1670余架，舰艇270余艘。志愿军仅有少量的坦克和飞机，火炮的数量、质量亦远不如敌人。制空权、制海权完全握在敌人手里。敌我装备悬殊，暂时还不可能围歼敌军重兵集团，也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全部消灭或将敌人赶下大海去；而且朝鲜地形狭长，回旋余地不大，打运动战受到一定限制；特别是第五次战役后，敌退守三八线，利用朝鲜地势狭窄的条件，收缩战线、调整部署，兵力、火力更趋集中。
在这种情况下，如按前一时期的方针打下去，显然是不利的。根据战场出现的新的情况，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及时提出了“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战略指导方针，和采取“零敲牛皮糖”打小歼灭战作战指导思想。由过去的运动战转为实行“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阵地战。这一战略转变，在战争指导上正确地解决了是持久还是速决的这个重大问题。在这个战略方针指导下，就能利用朝鲜山多林密的有利地形构筑坚固工事，更有效地发挥作战特长，打小歼灭战，成排、成连、成营地歼灭敌人。阵地战时期，志愿军依托坚固的坑道攻势，既可以同具有现代化装备的敌人屹然对峙，不断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粉碎敌人的疯狂进攻，又可以积极反击敌人，大大减少伤亡（每天伤亡减少41.6%），把战线步步向前推进。
连侵朝美军总司令克拉克和第8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也不得不承认：“敌人的防御工事实在太巩固了。原子弹在朝鲜作战术性的使用，大概也不会发生效力。”阵地战，使志愿军牢牢地掌握了战场主动权，达到了最后战胜敌人的目的。
军事斗争与政治、外交斗争融为一体。战争从来都不是单纯的武装力量的对抗，它包含了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以至文化的各个方面的斗争。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最大的一场国际性的局部战争，它带有国家集团和国家集团间的战争性质。所以受政治、外交因素的制约更为明显。聂荣臻元帅指出：抗美援朝战争是军事、政治、外交、文化等各种斗争的总体战。在这场战争中，美国一方面极力企图扼杀朝鲜人民的革命力量，进而为扩大战争作准备；另一方面，在当时两个阵营（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对垒的状况下，它进行这场战争又不能不受其全球战略的制约，自然便出现了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打与谈交织进行的现象。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其斗争的特点是：政治、外交斗争不但表现在战争之前，而且贯穿于战争全过程。其表现形式亦随着战争的发展而发展，而每一形式又有着各种不同的新内容。战争的前一阶段，主要表现在国际外交方面的斗争，而后一阶段，主要表现在历时两年多的谈判与战斗同时较量。但是政治、外交斗争的胜利要以军事斗争为后盾，必须有作战行动相配合。
中国人民志愿军，面对强大而蛮横的对手，同它进行政治、外交斗争，无疑是非常困难的，经过尖锐的军事较量，它才讲一点理。所以在抗美援朝战争的全过程中，中共中央始终贯彻了“能战方能言和”的思想，坚持了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双管齐下的方针。志愿军参战之前，采取“先礼后兵”的原则。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即以陆、海、空军大举侵入朝鲜，同时用武力霸占了我国的领土台湾。在美军入侵朝鲜的第3天，毛泽东即向全世界表明了我国的严正立场，指出：“全世界各国的事物应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亚洲的事应由亚洲人民自己来管，而不能由美国来管。美国对亚洲的侵略，只能引起亚洲人民广泛和坚决的反抗。”中国人民“既不受帝国主义的利诱，也不怕帝国主义的威胁”。
毛泽东号召：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在表明了我国的政治立场以后，立即在军事上作了应变的准备。9月中旬，美国军队在仁川登陆并加速向北推进时，周恩来对美国发出了严正警告：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
为争取避免出现中国被迫出兵的情况，中国决定通过外交途径向美国再一次提出警告。10月2日深夜，周恩来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请印度转告美国：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一定要管。但是，美国无视中国的警告，于10月7日越过三八线，并向中朝边境疯狂冒进。面对美国的疯狂挑衅，中国人民忍无可忍，只好举起反侵略的旗帜来制止美国的侵略，用战争来保卫和平。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之后，同敌人在军事和外交两条战线上进行了尖锐的较量。志愿军进入朝鲜后及时地捕捉战机，第一仗就把敌人由鸭绿江边打退到清川江以南。敌人遭到第一次军事打击后，美国在联合国诬蔑中国人民志愿军是干涉朝鲜，是侵略。这样，我国又在联合国与美国进行了第一次较量。为了阐明中国抗美援朝行动的正义性，我国又派伍修权在联合国安理会发表演说，控诉美国侵略我国台湾和武装干涉朝鲜的罪行，指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行动是完全合理的和正义的，同时再次重申了中国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主张。我国代表在联合国讲坛上义正辞严的发言，赢得了全世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使美国完全处于被告地位。
这是中国在联合国第一次与美国交锋。这次外交较量，我国获得了重大的胜利。人民志愿军入朝至1951年6月，连续发动了5次战役，把敌人打退到三八线，敌人付出了重大伤亡，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沃克中将在败退中丧命，总司令麦克阿瑟被撤职。美国统治集团承认：朝鲜战争是个“无底洞”，“看不到联合国军有胜利的希望”，只好接受停战谈判。当时《美国新闻与世界导报》不禁慨叹地说：“一个美国司令官，在美国政府的命令下挥起白旗前去和敌人谈判，在美国立国175年的历史中，这是第一次。”停战谈判的局面，是军事斗争的胜利造成的。
1951年7月，敌我双方在三八线上开城进行停战谈判后，美国并不甘心在朝鲜战场上的失败，因此谈判一开始，它便采取了拖延和讹诈的政策，不肯公平合理地解决朝鲜问题，企图用谈判来掩护军事进攻，以军事压力来迫使志愿军屈服。因而战场上便出现了边打边谈、军事斗争与谈判斗争交织进行的复杂局面。针对这种情况，彭德怀提出了“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双管齐下”的方针。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志愿军又以新的形式同敌人在两条战线上展开了激烈的较量，即面对面的桌上谈判和枪对枪、刀对刀的战场较量。
当谈判进入军事分界线这一实质问题的讨论时，美国以所谓的“谋求海空优势的补偿”为借口，妄图将军事分界线划入志愿军阵地后方，不战而获得1.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一无理要求遭到我方驳斥和拒绝后，美方便狂妄地发出了“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的叫嚣，连续发动了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志愿军坚决地粉碎进攻后，它回到了谈判桌上来。之后，又以沿海岛屿不受军事分界线限制为由，企图强占朝鲜北部沿海岛屿。针对这一情况，志愿军以军事进攻收复了这些岛屿，粉碎了敌之无理要求。
1952年，美方又在战俘遣返问题上进行讹诈，拖延将近一年。为了配合这一谈判斗争，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952年秋进行了全线性的战术反击作战和上甘岭战役。接着于1953年春迅速做好反登陆作战准备，粉碎了敌人的登陆冒险。敌人又被迫于1953年4月回到谈判桌上来，恢复了停战谈判。可是，当停战谈判接近成功之时，敌人又进行阻挠，李承晚集团竟公然强行扣留我方被俘人员，破坏停战协议的签字。为了促进停战的实现，志愿军又发动了1953年夏季攻势，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美方被迫于7月27日同我方签订了停战协议。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证明，《谈判》的局面是军事斗争胜利造成的，同样，《停战》的实现也要靠军事斗争的胜利来争取。但是，《军事斗争必须服从政治斗争，政治斗争必须靠军事斗争来配合。》
《停战》《谈判》的实现也要靠军事斗争的胜利来争取。
《军事斗争必须服从政治斗争，政治斗争必须靠军事斗争来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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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最高荣誉获得者几乎都是基层指战员。
与蒋介石国民党军队授勋不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虽然在1955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的勋章奖章条例》，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大批参加过抗日战争的指战员以一、二、三级“独立自由勋章”和“独立自由奖章”，但由于这种授勋是“普遍授予”，即达到一定职级并满足一定条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均按该条例授予相应的勋章或奖章，其主要属性是纪念性质，而不是因具体战功或典型事迹的记功性质。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武装中，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中，具有记功性质的最高荣誉，是授予英模称号。据《中国人民解放军英模辞典》记载，中国人民解放军（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工队和脱产的地方武装）抗战期间共授予183人英模称号，除营职2人、团职2人外，占97.81%的是基层指战员、民兵和普通老百姓。
与蒋介石国民党抗战象征最高荣誉的勋章多授予高级将领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共产党树立代表最高荣誉并广为宣传的抗战英雄模范有着鲜明的基层指战员。
中国人民解放军抗战英模以基层指战员为主。在抗战期间我军授予的183名英模中，有150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正规部队的指战员，其中，连以下指战员146人，营职干部2人，团以上领导干部只有晋察冀军区组织部长王宗槐和冀中军区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本斋2人。在普通士兵中，有“爆破大王”马立训，有掩护群众突围马石山的王殿元十烈士；在基层连队，有“刘老庄连”、“马定夫连”、“任常伦连”;在基层指挥员中，有港九大队短枪队神枪手刘黑仔，等等。
由此，昭示了国共两军依靠阶级基础的根本不同。
狼牙山五壮士幸存者宋学义、葛振林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大量表彰民兵和普通群众中的抗战英模。除了上述150名正规部队的指战员被授予英模称号外，还授予30名民兵和3 名普通群众以英模称号，这两项合计为33人，占抗战英模总人数的18%。这其中的民兵英雄有山东海阳县 “地雷大王”于化虎，“太行地雷大王”王来法，河北曲阳县“太行勇士”李殿冰，怀来县“夺枪英雄”师胜生，“首创赤身战术的民兵杀敌英雄”李金和及李新云，女民兵“神枪手”冯凤英；还有普通农民群众中的“子弟兵母亲”戎冠秀，“冀中子弟兵母亲”聂大省，等等。
仅此一条，中国人民解放军就开创了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
中国人民解放军子弟兵母亲戎冠秀。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抗战英模事迹类型覆盖面宽。不仅包括战场上的“侦察英雄”、“孤胆英雄”、“刺杀英雄”、“杀敌英雄”、“爆破英雄”、“爆炸模范”、“地雷大王”、“登城英雄”、“救护英雄”、“单臂英雄”、“单手战斗英雄”等，还包括反映中国人民解放军建设和根据地建设工作中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以及“模范共产党员”、“模范指导员”、“爱兵模范”、“模范学员”、“文化学习模范”、“青年英雄”、“劳动英雄”、“造纸英雄”、“生产模范”、“群众工作模范”、“模范医务工作者”、“战邮模范”、负伤致残回乡生产的“荣军旗帜”，等等。
这一切，不是人民军队是无法具有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草根”英模“草根”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有一整套政治工作制度，其中包括群众性的“立功运动”和“战评”制度，而“战评”制度的内容之一，就是组织广大指战员评选战斗功臣，并在功臣中进一步评选“英雄模范”。
1944年12月15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再次强调：“从军队中、农村中、工厂中及政府等机关中，用群众民主选举的方法，选出优秀分子，充当战斗英雄，劳动英雄及模范工作者，给予奖励与教育。经过他们去鼓励与团结广大的群众。这种制度，对于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提高农业及工业的生产力，提高政府机关及其他一切机关的工作能力，数年来的经验已经证明是极有效果的，各地应该普遍地推广这一运动。”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草根”英模占领舆论阵地。在毛泽东旗帜指引下，旧中国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英雄形象被彻底颠覆了，“草根”英模形象开天辟地占据了文学、文艺舞台。在那个劳苦大众翻身解放扬眉吐气的年代，普通战士“狼牙山五壮士”、河北省涞源县上庄村的“少年抗日英雄”王二小等“草根”英模，纷纷进入学校课本，致使他们的名气远远大于八路军和新四军的绝大多数高级将领，几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还有根据真实人物真实事迹改编的影剧《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小兵张嘎》《节振国》《八女投江》等，更是让毛泽东“兵民是胜利之本”的思想，深入民心。
有资料披露，解放初期中共中央曾有规定，宣传英雄人物原则上限制在连以下指战员。不论这条消息是否准确，但实际情况真是这样。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对“草根”英模备加关爱与精心培养。这其中的典型人物，是冀东军区所属开滦煤矿矿工特务大队大队长节振国。据《节振国传奇》作者、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王火先生回忆，原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当年赴延安时，曾经向毛泽东主席专门汇报过节振国的事迹。
毛泽东当即指示：“像这么好的工人游击队长，应该好好保护。冀东地区抗日斗争很残酷，不要让他牺牲了。”
遗憾的是，节振国此时刚刚牺牲，只不过日本鬼子和汉奸不敢相信，还在继续搜寻令他们胆寒的“白脸狼”冀东抗日英雄节振国。
中国共产党的抗战英模多为基层官兵和平民，并非共产党军队的将领中缺少英雄。恰恰相反，从整体上比较国共两军将领，论智、论勇、论德，中国人民解放军都远远在蒋介石国民党军队之上，且英杰辈出，将星璀璨。中国人民解放军将领之所以很少有人被授予英模称号，不是什么“谦虚”问题，完完全全是人民军队的性质及其“人民史观”决定的。有人考察过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的立功条例，结果发现，对领导干部立功的约束条件，越往后，越严格。
两种英雄观和两条抗战路线的昭示。
中国广大民众受封建等级观念的愚弄，受等封建级秩序的压迫，有几千年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中国共产党宣传平民抗战英雄的做法，即便基于西方学者“人性论”的角度，也无可否认其解构旧中国等级秩序和等级观念方面的启蒙意义。
这，也是否定中国革命的走资派右派“公知”最不愿正视的基本史实。
解读蒋介石国民党军队抗战英雄精英主义特色的缘由，我们不妨借助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中华民国史》所引用的史料：
1944年10月，魏德迈将军最初担任蒋的参谋长职务时，他了解到士兵因太虚弱而不能行军，并且不可能有效地打仗，原因多半在于他们是半饥饿的。因为长官们习以为常地为自己“克扣”很大一部分。
据美军军事观察组军官罗曼努斯和森德兰著书记载，1945年在西南作战时，美国观察家发现第十三军甚至不能步行一小段距离，“一大批掉队，而有许多人因极端饥饿而濒于死亡”。美军包瑞德上校则报道说，看到国民党士兵们“行军不到一英里，就摇摇晃晃倒下来死了”。《大公报》的一位记者说：“军队开过以后，在路旁能发现死亡的士兵，一个接着一个”。
1941年蒋介石国民党在重庆抓壮丁入伍。
原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其回忆录《在华五十年》中更是愤慨：
“整个国民党的军事系统终于暴露了它亏待士兵的可怕后果。……抗日战争期间，军官们的贪污行为就已经十分猖獗。国家资源日益枯竭，前途已经无望时，这一现象依然如故。”
面对蒋介石国民党高级将领的腐败行经，司徒雷登甚至“恶心透了”!
不难想象，在蒋介石国民党军队，当维持士兵生命的食品都要肆无忌惮地盘剥，代表国家“最高”和“次高”荣誉的勋章，又如何能拱手相送？
10年前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期间，某报发表了关于“川人抗战”的一系列文章和讨论。其间，刊登了著名作家流沙河先生的慷慨陈辞：
“拉壮丁有没有呢?……也有，但是我告诉你，不到万分之一。”“中间也有逃兵，但都是个别的。”还乡团总是篡改历史美化蒋匪。
在包括一些主流网站在内的大量网站和论坛上广为转载、转贴的《流沙河的抗战回忆：百分之九十九的壮丁是自愿去的》中，流沙河甚至断言：《抓壮丁》“这个戏绝对不真实”，是“诽谤旧社会”！
针对流沙河的谬论，有作者曾专门撰写了《抗战壮丁非正常减员近千万——驳兵役科长之子流沙河的抗战回忆》予以批驳，用大量蒋介石国民党当局及军政要员、美国记者和美国国务院的公开史料，展示了蒋介石国民党军队欺压老百姓、残酷虐待士兵种种劣迹。
其中最骇人听闻的是：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公布抗战八年全国实征壮丁1405万人（注：抗战八年实征壮丁可能不止1405万人，因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六组少将组长唐纵1942年9月5日日记记载：“据兵役署报告，自抗战以至现在，共征兵一千零九十余万名。”抗战前5年实征壮丁年均200多万人，抗战最后三年实征壮丁年均才100多万人，这不合情理，因为大量基层的史实表明，抗战最后两三年征兵数量大幅度增加）。
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抗战期间出任红十字会会长，在视察役政情况后向蒋介石报告：“据红十字会医生经验，四壮丁中一逃一病一死，而合格入伍者，只四分之一，是为百分之二十五。”
某“统兵大员”（可能是陈诚）认为，合格入伍者不到十分之一。这说明，抗战壮丁非正常减员在一千万左右。
抗战时期担任美国《时代》周刊远东首席记者、普利策新闻奖金获得者白修德著书记载： “在许多区域里，最后能到达前线的壮丁还不及入伍总数的百分之二十”，
国民党的壮丁营如同纳粹集中营。
白修德甚至断定：被虐待致死的壮丁多于阵亡壮丁!
抗战期间美国新闻处驻桂林办事处主任格兰姆·贝克著书强调：被国民党政府“浪费了生命的人却约计千万之上”。
蒋介石国民党的“精英主义”英雄观与中国共产党“民本主义”英雄观的立场分野，联想抗战期间蒋介石国民党统治区残酷虐待士兵的种种惨剧，不能不使人更深刻地体会到阶级压迫的残酷。
朱德在1945年4月25日在《论解放区战场》一文中，关于蒋介石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两条抗战路线区别的经典结论：从压迫人民、奴役士兵出发，从消极抗战以至观战、专靠外援出发，从保存实力、准备内战出发，从排除异己、破坏团结出发，就构成了一条反人民的失败主义的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这是国民党战场连战皆北的症结所在。
《这是国民党战场连战皆北的症结所在。》
而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全民总动员、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积极打击日寇出发，从团结军民、团结官兵出发，从团结一切友军出发，从积极打击敌人增强自己的战略战术出发，这样就构成了一条中国人民的抗日的军事路线，这是解放区战场获得胜利的关键。
《这是解放区战场获得胜利的关键。》
不难看出，两种英雄观代表了两条抗战路线，其背后的政治立场分野是鲜明的。否定这一点，不管其主观意图怎样，客观效果则是粉饰残酷的阶级压迫。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和基本依靠。”
在走资派篡权改革开放后，在《包身工》课文被删除的同时类似“窑奴”事件又不断出现在今天走资派的特色社会里，坚守民本主义英雄观的史学阵地和舆论阵地，对于坚持中国社会主义方向，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意义深远，且任重道远。
《让寒门子弟当炮灰》的不是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
《让寒门子弟当炮灰》的是大陆的走资派。
《让寒门子弟当炮灰》的是历任的国民党，尤为蒋介石的国民党最严重。
走资派篡权改革开放后国民党的《还乡団》回来了，走资派就是一部分《还乡団》。
如今中国大陆话语权在走資派《还乡団》们手上。走資派《还乡団》们是为资本家权贵服务的。如今中国大陆又让《让寒门子弟当炮灰》了。不但当《炮灰》，还当佣人，保姆，保安，农民工，下等人等。
1943年夏天，时任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长兼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召集各省军、师、团管区司令共计170多名，到重庆复兴关中训团开会。会议期间，国民政府兵役署长程泽润在其所做的兵役工作报告中称：自1939年实行新兵役法起，到1943年5月止，全国(东北不在内)所征出的壮丁将近1 200万人，其中四川征出220万人，河南、湖南两省各征出约150万人，其余各省征出一百万或几十万不等，甘肃、宁夏因为人口少仅各征出十多万人。
程泽润报告4年期间总共征出1 200万壮丁，本来是作为兵役机构成绩来宣扬的，不料，当场受到何应钦的置疑：全国军队包括警察在内也不过700万人，而征出的新兵数却比此数大得多。至于伤亡，根据各战斗部队报告，综合起来也没超过240万人。你们征了1 200万壮丁，各部队的长官反而还天天来电报叫喊补充新兵，这是什么原因?
1938年1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湖南南岳召开军事会议。会议制定的“第二期抗战指导方针”，“侧重于整训部队，恢复和培养战斗力”。中国军队242个师、40个旅(特种兵在外)的整训内容，“主要是加强教育训练与改定部队编制两大方面”。就是说，在第二期抗战中，国民党最高当局没有部署扩编任务。
如此，何应钦的“壮丁账”若继续算下去，能让所有的人不寒而栗：在这4年中，将近1 000万的抗战壮丁神秘地失踪了。
如德国法西斯。日本军国主义。美国两核弹。
中国有蒋介石、汪精卫、邓小平的六四。
现眼前就摆着《战争》《和平》的选择。巴勒斯坦国人民不想《和平》吗？但有《和平》吗？发动《战争》的疯子，《谁》能阻止他的《战争》？靠“决议“？靠“和平“示威抗议？靠娘娘腔去游说：“战争没有赢家，和平没有输家。”
《宁可错杀不可放过》是谁说的？
《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是谁说的？《是谁说的》还重要吗？《是谁说的》己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看《是谁做了》。
《几千个人的一个医院里混进了敌人，就对整个医院狂轰烂炸》。《几百个人的难民营里发现有敌人，一导弹全给灭了》。《十几个人坐在救护车里，据说有一个敌人，全车人归天了》。还有多少？不得而知。几百万人一直居住的地区，发一通知要求离开，不离开被狂轰乱炸死了的自认活该。
没有谁承认《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是谁说了。而是做了。还有无所条理由说，该这么做。理由之一是：里面有敌人。打仗就是要彻底完全消灭敌人，有错吗？战争是残酷的要死人的。是不是理田很充分。
不过有看点的是：近期发生两场大的战争中，似乎存在不同的标准。
当然，也能理解，法律是《人》制定的。《人》分阶级。各自都可制定出法律来对付对方。谁掌权谁说了算。因此，法律没有泛人类的。就如《爱》一样没有泛爱。
翻开近代史，《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的事例很多。有一个共同点是：不说！只做！
如德国法西斯。日本军国主义。美国两核弹。
中国有蒋介石、汪精卫、邓小平的六四。
唯有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中国工农红军》是不乱杀的。对于放下武器的敌人都不杀。《优待浮虏》。
毛泽东《优待俘虏》的思想来自于《孙子兵法·谋攻》中的“不战而屈人之兵”。毛泽东《优待俘虏》的思想，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瑰宝之一，具有高超的战略策略，在世界战争史上独一无二的，展现了毛主席的独有智慧。
毛主席主张总体上优待俘虏，根据战俘的表现和意愿予以释放、量才录用或者特别处理。无论是在艰难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在解放战争时期，无论是对内战争，还是对外战争，都充分体现了战时人道主义精神，在宣扬我军“正义之师”的同时，壮大了革命力量，起到了瓦解敌军的作用，成为我党的一把锋利武器，为赢得战争、巩固政权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今天，我们一起梳理毛主席战俘思想的形成、发展历程，从中学习毛主席的另一个伟大的智慧。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被动宽容”。
土地革命战争长达十年，每次战斗无论孰胜孰负，都免不了有对方的俘虏。如何对待俘虏，不仅是人道主义问题，而且是赢得战争的策略问题。
毛泽东熟读二十四史，深知历朝历代兴衰的规律，在领导武装斗争之初，他就曾明确规定：不搜拿俘虏的财物，不打骂、不侮辱俘虏，给俘虏与红军战士一样的物质待遇，发路费给要求回家的俘虏等。
1927年9月，毛泽东率领遭受重创后的秋收起义军余部到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部分战士面对秋收起义的惨状，产生了消极情绪。
毛泽东当即做出规定“凡不愿意留队者，可以回到农村去工作，一律发给五块钱的路费，并开具介绍信”。
这一规定是毛泽东有关处理俘虏思想的重要根据。内战双方的士兵，几乎都来源于贫苦农民和破产的手工业者，几乎都是为生活所迫而“当兵吃粮”或参加革命的，哪一方能真正把士兵当人对待，这一方的士兵就愿意冲锋陷阵。
为了争取更多的人参加红军，瓦解国民党军队，毛泽东制订了处理俘虏的基本政策。
1928年1月，毛泽东率部从宁冈到达遂川，在此活动期间，针对部队的种种不良现象，毛泽东为红军制定了六项军纪。不久，又增加了“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虏腰包”两项。
“不搜俘虏腰包” 这条规定，旨在尊重俘虏的人格和保护俘虏随身携带的钱财或贵重物品。
这项规定很快运用于战争实践。1928年2月18日，红军与敌军500余人（朱培德部一个营和靖卫团）在宁冈新城激战，全歼该敌并俘虏100余人。
在返回根据地的途中，个别战士打骂俘虏。毛泽东对此高度重视，不久，即制定了既尊重俘虏的人格，也保障俘虏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在去留问题上尊重俘虏意愿的4条政策。
它的实施，真正做到了把俘虏视作误入歧途的难兄难弟。
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远在异地他乡作战被俘者，即使有一定的路费，也很难顺利回到家乡，即便回去了，也常常遭到鄙视或迫害。
因此，对这些俘虏而言，较好的出路就是留下来当红军。
据盛仁学等回忆，1928年4月3日，毛泽东在桂东沙田向红军逐条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其中的第八项，即优待俘虏项。
另据老红军杨至诚回忆，1928年4月“毛泽东同志曾有这样的指示：在战场上抓到俘虏，一不许打，二不许骂，三不许搜腰包，有伤的还要给治疗；愿意留的，吸收参加红军，愿意去的，发给路费遣送回家”。
由此可见，红军优待俘虏的政策主要是毛泽东制定的，至少在1928年4月之前，毛泽东所部就已执行了较为明确、系统的优待俘虏政策。
优待俘虏政策，对创立和巩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起了枪炮无法代替的作用。
1928年11月，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对敌军的宣传，最有效的就是释放俘虏、医治敌方伤兵两事。”
这种优待俘虏的做法，打破了敌入“共匪见人就杀”的恶劣宣传，尤其是敌方中下级军官，如营长、连长、排长俘虏过来后，经过一番宣传，有些返回敌方后，不仅起到击破敌军谣言的作用，而且有效地瓦解了敌军的斗志。
在革命极端艰难的条件下，有些愿意留在红军的俘虏，给红军提供了兵源。
1928年，经过一年多的战斗，红军最初的起义部队，损失了近三分之二，大量的士兵从许克祥、唐生智、白崇禧、朱培德等各部的俘虏兵中改造补充。甚至一些中下级军官，也是“俘”来即用。
11月25日，毛泽东在给中央汇报红军士兵情况时提到“现在的下级干部，因死伤的太多，往往昨日从敌军俘虏过来，今日即要他当排长，甚至当连长。今年二三月间的俘虏兵，现在有当了营长的”。
从他的报告中可以看出，红军执行优待俘虏的政策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效果，许多俘虏在宽容政策感召下加入红军部队，俘虏甚至在红军人数中占了很大比例。
对此，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九师师长的杨池生对此办法有“毒矣哉”的感叹。
另一方面，在革命的初始阶段，由于战斗伤亡和井冈山地区人烟稀少等原因，红军的兵源很有限，除了改造利用俘虏之外，兵源难以得到补给，此种政策的实施，也是万般无奈之策。
1929年12月底，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即“古田会议”）召开。毛泽东在会上“反对只贪兵多，把不愿留的分子勉强留下来”、“不愿留的，在经过宣传之后，发给路费，放他们回去。”
他强调对俘虏应“不搜身”、“不侮辱”，进行宣传教育，并实施与我军一视同仁的生活、 医疗待遇等，认为这是对敌宣传的极有效方法，必须让全军高度重视。
会后，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决议案，对优待俘虏问题做了四项明确规定。这些规定，使红军优待俘虏的政策得到了基本确立。
1930年6月，毛泽东又主持制定了《红军第四军各级政治工作纲领》，从战略策略的高度以条例的形式对训练和教育俘虏兵做了具体规定。
1936年3月2日，鉴于个别红军战士对被俘的军官有剥衣服等侮辱性举动，毛泽东、彭德怀、杨尚昆联名致电林彪、聂荣臻等红军将领，重审优待俘虏的一贯主张，要求加大优待俘虏的政治教育工作，使全体战士明白其中的战略意义，以真诚的态度欢迎俘虏参加红军。
1936年8月13日，毛泽东和周恩来、杨尚昆联名致电彭德怀等，要求“为加强统一战线的活动与争取白军工作，需要从俘获的白军官兵中施以着重的政治教育，并特别优待，以便训练出一批可以弃走各方的人材（才） ，至少可做联络交通”。并将投诚的敌军官兵和各红军部队在前线的俘虏全部送到后方，由军委加以训练。这为处理俘虏确定了量才录用的重要原则。
据统计，从1931年1月到1933年10月，仅两年多的时间，红军共歼敌五十一万余人，其中俘虏将近二十万人。绝大部分俘虏经过教育改造后参加了红军，这既壮大了红军，又在无形中削弱了国民党军。
另外，正确的俘虏政策不断扩大了红军的政治影响，把敌人所谓“共匪见人就杀”的欺骗，立即打破。
革命队伍由于正确地执行了毛泽东优待俘虏的策略，尽管红军遭遇到过多次重大的挫折，也总能抓住时机星火燎原。
红军是宣传队、是播种机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两次过楚雄，在频繁战斗、连续行军的征程中，坚决地执行了“宣传队”“播种机”的政治任务。
中国工农红军指战员每到一地，通过各种形式，宣传革命道理和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号召各族人民团结起来闹革命。
中央红军在武定、元谋的许多村寨，书写了许多革命标语，绘制了一些宣传壁画。
在武定县的木高古村，红军写下“彝民们团结起来，实行不交租，不还债！”、“彝民们同红军联合打龙云去！”等标语。
在元谋县的龙街、马头乐村、杨柳村等地，书写了“红军是工农兵！”、“打倒旧政府，解除人民苦！”、“武装暴动起来，实行不交租、不纳税！”、“工农暴动起来，不交一个钱捐税给区公所！”、“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不要一针一线！”、“白军兄弟同红军联合起来，打倒军阀龙（云）！”、“官兵平等，反对白军官长打骂士兵！”、“不替卖国贼打仗，当红军打日本去！”等标语。红军在楚雄地区行军作战中书写的革命标语反映了楚雄地区各族人民的心声，被群众长期保护下来，如今还清晰可见。
红军宣传队用演讲、演戏等形式，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受到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在元谋县城，红军表演了抗日救国活报剧、红军押着“日本鬼子”游街，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在武定县的白露，红军召开营火晚会，为彝族同胞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
中国工农红军二、六军团经过楚雄的地方多，沿途受到红军教育影响的群众也多。
红二军团在禄丰县的碧城送给当地农民邬长华、李毓英的《中国工农红军》《红军读本》两本书，在群众中广为传读。
红六军团在禄丰县的元永井，召开群众大会，宣传革命道理，使受苦最深的煮盐工人懂得了受压迫受剥削的根源，纷纷要求参加红军，推翻剥削制度。
在姚安县的金家屯、徐官坝、老秧桥、大屯街等地，中国工农红军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和穷苦人是一家，深得群众拥护。
中国工农红军不仅用多种形式广泛宣传革命道理，而且用自身的行动影响群众。红军每到一地，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深受群众欢迎。
中央红军到达武定、元谋后，不惊民，不扰民。无论刮风下雨，蚊叮虫咬，都不入民房，在街道屋檐下，村寨场坝里宿营。
中国工农红军向老百姓借东西，用后如数归还，损坏照价赔偿。向群众借东西时，每借一件就交给物主一块木牌，上面写着所借物品名称，归还物主时收回木牌，若有损坏，照价赔偿。
编辑：姜蕾
1936年4月17日至26日，由贺龙、任弼时、萧克、王震、关向应率领的红二、六军团长征过大理的祥云、宾川、鹤庆3个县。虽然红军在此时间不长，但是红军沿途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红军精神影响激励了大理地区的《寒门子弟》1300余名热血男儿，跟随红军北上抗日，血洒疆场……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今天，记者再次寻觅近百年前红二、六军团长征路过大理时留下的点点足迹，聆听那些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深切感受当地厚重的红色气息。
红色故事传山乡。“红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是为穷人掀开压在头上的大石板的军队。”祥云县米甸镇黄草哨大村村民罗占标时刻铭记爷爷教给他的这句话。而这话，是当年中国工农红军首长在他家住下后讲给爷爷听的。
1936年4月20日，中国工农红军来到黄草哨大村，在这里住了一夜，团首长住在罗占标家。当天晚上，大家围着火塘攀谈至深夜，红军首长详细了解了当地的风土人情。
拂晓，中国工农红军要起程了，团首长从挎包里掏出一本书，郑重地送给罗占标的爷爷罗应弟，并嘱咐他：“老伯伯，你已经74岁了，这本书要保管好，留给子孙后代读。”中国工农红军的团首长送的这本书，就是《中国工农红军》。
“红色宝书传山寨，字字句句暖彝家；盼星星、盼月亮，盼着红军来山乡。”插朗哨村委会哨上村民小组村民自尚文一字一句地重复着。
1935年9月10日出生的他，自小就听着中国工农红军的故事长大，这些中国工农红军红色经典成为了他成长的“营养剂”。
中国工农红军红六军团经过米甸时，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尊重民族习俗，宣传彝汉民族都是亲兄弟。经过楚场时，正值蚕豆收割，因人马众多，战士都在田里宿营，他们将晒在田里的蚕豆小心地堆起来，腾出空地住宿，第二天又将蚕豆放还原处。
中国工农红军有严格的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时刻关心老百姓。只有共产党才能做到，我们要永远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自尚文爷爷说，“吃水不忘挖井人，幸福不忘共产党。”
走进宾川县乔甸镇海稍新庄村，这个山清水秀、历史悠久的村庄，在红色精神的鼓舞下，大力发展红色旅游，家家户户过上了好日子。
1936年4月20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过宾川时，在新庄村留宿一个晚上。当时，全村7户人家仅有5个男青年。21日中国工农红军离开时，5个男青年中就有杨炳、杨世昌、杨世顺、杨征4名男青年参军入伍。
“我爷爷是杨世顺，参加红军时22岁，当时我姑妈和我父亲都出生了，但是，为了革命成功，他毅然决然参加红军。”宾川县乔甸镇海稍村委会新庄村民小组党支部书记蒲国宏说，杨世昌是他的堂爷爷，杨炳和杨征是他的堂大伯，参加长征后，一个都没回来。
“虽然我爷爷他们4人参加红军没能回来，但是，在红军精神的影响下，新庄村群众自强不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新庄村由小变大、由穷变富。”蒲国宏介绍，为弘扬红色传统，激活红色基因，打造红色品牌，2015年，新庄村注册成立宾川县海稍农业观光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建成了“红军长征纪念馆”，以及展示农耕文化、民族民俗文化为一体的村民自建农民博物馆，为游客提供了解民族文化的阵地，也让新庄的红色乡村旅游越来越火。（云报全媒体记者 博达）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六军团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率领下，于1936年4月17日至26日经过祥云、宾川、鹤庆3个县的22个乡镇345个村庄，行程约300公里。红二、六军团4月17日进入祥云，26日离开鹤庆，短短10天时间内，夜袭祥云县城，攻克宾川县城，顺利经过鹤庆县进入丽江，抢渡金沙江北上。由于进军神速，把追兵远远抛在后面，争取了充裕的时间，仅4天3夜（25日下午开始到28日下午止），就全部在石鼓、巨甸之间的5个渡口，从容地渡过了天险金沙江，使国民党的围歼计划彻底破产。
红二、六军团长征过大理，在大理各族人民心中播下了革命火种，推动了马列主义在大理的传播。所到之处，红军向广大群众宣传党的纲领和政治主张，组织群众开展“打土豪、分浮财”斗争，为以后党在大理领导武装斗争起到了示范作用，为滇西人民的解放事业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云报全媒体记者 饶勇 整理）
（转自云南文明网）来源： 云南省信访局
《中国工农红军》的兵源就是这些《寒门子弟》组成的。没有钱发，没有抓壮丁，来去自由，不愿当红军发给路费。要知道为什么？
《让寒门子弟当炮灰》的不是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
《让寒门子弟当炮灰》的是大陆的走资派。
《让寒门子弟当炮灰》的是历任的国民党，尤为蒋介石的国民党最严重。
走资派篡权改革开放后国民党的《还乡団》回来了，走资派就是一部分《还乡団》。
如今中国大陆话语权在走資派《还乡団》们手上。走資派《还乡団》们是为资本家权贵服务的。如今中国大陆又让《让寒门子弟当炮灰》了。不但当《炮灰》，还当佣人，保姆，保安，农民工，下等人等。
《还乡团》北大校长揭露：送到部队的壮丁只有四分之一？
时下的《还乡团》知识界，否定“抓壮丁”史实的不止流沙河一人。
在一部被大陆官方认可并获奖的叙述国民党军队抗战事迹的作品中，作者代“许多学者”宣称：《抓壮丁》“这部电影和后来一些以抓壮丁为题材的影视剧，不能反映四川人民在抗战中的主流，有以偏盖全丑化四川抗战形象之嫌。”
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抓壮丁”究竟是不是“主流”，我们可以用当年记载的数据说话。
被西方史学家称为“蒋介石的知己”蒋梦麟，早年为前清策论秀才，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哲学及教育学博士学位，回国历任北京大学校长、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行政院秘书长等职。蒋梦麟于抗战期间出任红十字会会长时，视察役政情况有一段回忆：
在贵阳一个壮丁收容所里，我曾经和广州来的壮丁谈话。我问：“你们从哪里来?”他们说：“广东曲江来的。”“你们一共有多少人?”他们说：“我们从曲江动身的时候有七百人，可是现在只剩下十七个人了!”我说：“怎会只剩了十七个人呢?是不是在路上逃跑了?”他们说：“没有人逃跑啊!能逃跑到哪里去?路上好多地方荒凉极了，不但没有东西吃的，连喝的水都没有。我们沿途来，根本没有准备伙食，有的地方有得吃，吃一点;没有吃的，就只好挨饿，可是路却不能不走。而且好多地方的水啊，喝了之后，就拉肚子。拉肚子，患痢疾，又没有药，所以沿途大部分人都死了。”
我看到好多壮丁被绳子拴在营里，怕他们逃跑，简直没有丝毫行动的自由，动一动就得挨打了，至于吃的东西，更是少而粗粝，仅是维持活命，不令他们饿死而已。在这种残酷的待遇下，好多壮丁还没有到达前线就死亡了。
我在湘西、广西的路上，屡次看见野狗争食那些因死亡而被丢掉的壮丁尸体，有的似乎还在那边抽搐着，可能还没有完全死去，便给埋进去了!
在贵阳城外，有一块壮丁经过的地方，因为弃尸太多，空气里充满了浓烈的臭气，令人窒息欲呕。
在云南一平浪，我看见一班办兵役的人，正在赌博，有一个垂死的壮丁在旁边，一再要求：“给我一点水喝，我口渴啊!”办兵役的人非但不理，反而怒声喝骂：“你滚开去，在这里闹什么?”
以我当时估计，在八年抗战期内，未入军队而死亡的壮丁，其数不在少数。当然，曲江壮丁从七百人死剩十七个人，只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不可作为常例。当时我曾将估计的数字向军事高级长官们询问意见，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只会多不会少。”
我在赴滇缅路视察以前，曾飞往重庆一次。把预备好的一篇致军事最高当局的函稿，给陈诚将军看了。他长叹了一声说：“我把你的信递上去吧。”我说：“不要，我自己会递的，何必让你得罪人呢?”
据1941年7月蒋梦麟关于兵役状况视察报告记载：
战事起后数年中，据红十字会医生经验，四壮丁中一逃一病一死，而合格入伍者，只四分之一，是为百分之二十五。以询之统兵大员，咸谓大致如是。若以现在之例计之，恐不及百分之十矣。
蒋介石看了蒋梦麟的报告后，亦深感震惊，声称：“觉得无面目作人，觉得对不起我们民众”，并承认“兵役办理的不良，实在是我们军队纪律败坏，作战力量衰退的最大的原因”。
《剑桥中华民国史》记载：一半士兵开小差或非战斗死亡。
对于国民党政府、军队残酷虐待壮丁的史实，在大洋彼岸，我们也能找到确凿的证据。
抗战时期，美军驻华总部政治顾问谢伟思在写给华盛顿的一份报告中，讲述了“好几个可怕的故事”，其中提到：“一个外国人看到，因饥饿或疾病而快要死去的士兵被活活打死，这样，就可以免除背扛肩抬他们的麻烦了。”
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大量引用西方国家的文献及美国国务院档案资料后，如是记述了国民党军队的兵役工作：
有钱有势的人逃避征召，而无钱无势的国民被强征入伍。有些农民简直是在田里劳作的时候被抓去的;另有一些则是被捕去的，那些不能买通路子出来的人于是就被编入军队。
新兵常常被用绳索套在他们的颈子上缚到一起。夜里，他们可能被剥光衣服，以防他们私逃。就食物而言，他们只得到少量的米，因为征兵的军官们为了一己私利，惯常“克扣”给养。就水来说，新兵可能不得不从路边的泥水坑里饮水——这是引起腹泻的一个普通原因。疾病很快在应征新兵队中流行开来。
1944年10月，魏德迈将军最初担任蒋的参谋长职务时，他了解到士兵因太虚弱而不能行军，并且不可能有效地打仗，原因多半在于他们是半饥饿的。因为长官们习以为常地为自己“克扣”很大一部分。
据美军军事观察组军官罗曼努斯和森德兰著书记载，1945年在西南作战时，美国观察家发现第十三军甚至不能步行一小段距离，“一大批掉队，而有许多人因极端饥饿而濒于死亡”。美军包瑞德上校则报道说，看到国民党士兵们“行军不到一英里，就摇摇晃晃倒下来死了”。《大公报》的一位记者说：“军队开过以后，在路旁能发现死亡的士兵，一个接着一个”。
第十八军第十八师被视为一支较好的部队，1942年还驻在后方未参加战斗，却由于死亡或开小差，它的1.1万人中有6千人失踪了。高思大使评论道：类似的减员率在所有军区普遍存在。即使训练、给养和装备最好的胡宗南精锐部队，据说1943年需要补充的比率为一个一万人的师每月600人。
美国国务院档案中的《一个中国新闻记者的1943年5月湖北战役后鄂西湖区见闻》披露，官方的统计导致这样的结论：在800多万士兵中，大约每两个人就有一个去向不明，大概不是开了小差，就是非战斗死亡。
流沙河家乡兵役科长交代：如是抓壮丁的。
流沙河以抗日战争兵役工作的见证人自居，其文章曾忽悠了不少生疏于抗战壮丁史的当代读者，然而，苍天有眼，流沙河先生的家乡却留下并出版了一系列驳斥流沙河的珍贵文史资料。
据流沙河先生家乡负责兵役工作的金堂县第三任军事科长邹浚哲撰文记载：
在征调壮丁方面，照法令是征召适龄中签壮丁，而实际上就不一定了，纯粹以权势来定，都是强征的无势无钱的贫苦百姓，或估拉过路苦力、小商和游劫散兵。配征兵额大了更会闹得“鸡飞狗跳”、路断人稀。一般青壮年都不敢外出上路，有的或逃奔外地藏匿，或依附于权势，保全自己去了。
在估拉的壮丁当中，在县境以内尚未送走以前，托有权势者说情，尚可用另外一人调换或雇人去掉。但在各方面说情都需要花费，如向保乡投道，对接兵连疏通，每名壮丁需黄谷十余石(约三千余斤)。如遇到彼此权势互不相让，发生争闹械斗的也在所难免。
办理较困难的是1943年的一甲一丁，因数额增大，办理更难。乡保人员迫于政令，无可奈何，强拉买卖壮丁成风，有把老年去掉胡须冒充年轻的;有强拉僧道(和尚道士)凑足数额的。其中费用弊端更多。在保甲当中每送一名壮丁，摊到各户应出的钱多少不一，如系估拉远方的人所耗费用可能少些，只给出手拉人的人一切费用;如系本保甲而又有家属的费用就要多些，每名大约需黄谷十余石。这其中又要以软硬来分，硬的闹得凶的家属费用多些，软的费用可能少些。中间经手人，保甲人员，从中贪污的又不知道多少。种种弊端纷至沓来，下级官吏理不胜理，听之任之，更有浑浊其中，大家伙到吃“人骨头钱”(估拉买卖壮丁钱)，只要对上能敷衍，对下能搁平，乃为能手，所取手段概不过问，哪管贫苦民众惨遭蹂躏无处哭诉。
流沙河先生称：“拉壮丁……不到万分之一。”可是，他家乡的《金堂县志》却记载：“(民国)28-34年，全县共征抓送丁15 763人，其中自愿参加远征军的青年学生50余人。”
即便在动员50余名学生“自愿参加远征军”的过程中，兵役机关也是“以出国留学或游历等花言巧语麻醉学生”的。流沙河先生的家乡甚至因役政腐败舞弊，于1941年夏激起民变。
兵役机关正式公文披露：如是“吃”壮丁的。
据查史料，民国28年2月14日至民国33年5月的“军政部训令”和“军政部代电”陆续记载：
各部队的接兵部队，多不依限到县，并且不携带服装、给养、药品;或将给养费转贩物品，希图渔利;到县以后，即向政府或管区商借费用，如不照借，即借口伙食不够，拒绝收兵;或则多方挑剔，遇事吹求，以图报复。至接收新兵之后，则视同囚犯，锁闭一室，饮食起居，漫不关心，疾病死亡，任其遗弃。各级干部任意行动，或则携带眷属，乐于逗留，或则吃喝嫖赌，胡作妄为。
接兵部队浮报接兵数目，提前呈报入营;侵吞草鞋、行军各费;侵吞(限制、掺杂、克扣)军食，任令士兵饥饿，不顾士兵致病;扣发薪饷，挪用经商;盗卖(欠发、调换)士兵被服，不顾士兵寒冷，任令由冷致病;侵吞医药费，不医不药，不顾士兵疾病卫生，任令由病致死;或是营舍简易，没有健康设备，不顾士兵睡眠;借故没收、出售入营新兵的财物，不顾士兵利益;侵吞士兵教育经费，不随收随训，即训即役;擅离队伍，私设厨房，不与士兵同甘共苦;奴役新兵，驱使抬轿及背担规定以外之物品;强迫病兵行军，鞭挞虐待;遗弃病兵，脱光衣服，甚至未死枪杀或予活埋;又有贿放壮丁，估拉沿途行客者。
对入营之新兵任意克扣，上下分赃，而美其名曰：“挹注公费之不足。”新兵患病者亦不治疗，致饿兵瘦死者不知凡几!如新二十七军新兵办事处先后接收之新兵死亡者二、三千名。
据国军某团长云：……全团每日死亡，有时至二十余名。
国民党军队内部的贪污腐败风气及压迫士兵的种种暴行，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不争的事实。也正因如此，国民党政府的军令部长徐永昌在其日记中记载：“人人言，我国兵好官不好。”
朱德的历史结论：国民党战场连战皆败的症结所在。
基于国民党军队普遍残酷虐待广大抗战壮丁的基本事实，朱德同志曾经严厉谴责：“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征兵人员贪污枉法，草菅人命;壮丁受着非人的待遇，捆绑、冻饿、囚禁、鞭挞，大小便都没有自由;死亡枕藉，或散而为匪，抓来之后能够送到部队去的壮丁只有百分之二十。”
不过，“壮丁账”算到这个程度，再继续算下去，除了数理考据外，实际意义已经不大了。因为不管是再多算二三百万，或少算二三百万，都不能改变旧中国、旧军队存在着残酷的阶级压迫这一基本史实。
对于国民党政府腐朽、残酷的役政，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严厉的批判态度，著名剧作家马健翎于1943年在延安创作了一部反映抓壮丁故事的秦腔剧《血泪仇》。据了解，因为贴近国民党士兵的亲身经历，这个剧目在改造国民党起义部队过程中，得到的反响，不比歌剧《白毛女》小。
也正是基于上述种种史实，1945年4月，朱德同志才作出历史结论：“从压迫人民、奴役士兵出发，从消极抗战以至观战、专靠外援出发，从保存实力、准备内战出发，从排除异己、破坏团结出发，就构成了一条反人民的失败主义的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这是国民党战场连战皆北的症结所在。”
无独有偶，美国作家布赖恩?克罗泽在说到国民党军队内部的阶级压迫时，断定：“即使把其它一千种原因都撇在一边，光这一点就能解释为什么共产党的军队能最后取胜。”
起义官兵的灵魂裂变：泪血大控诉
解放战争期间，我军共消化、改造国民党军起义、投诚部队188万人，其基本方法是开展以“控诉旧社会，控诉旧军队”为核心内容的政治整训。改造之初，起义官兵多有抵触，一经涕泗滂沱的“泪血大控诉”，几乎是瞬间，他们就与国民党反动派不共戴天!
据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第2工作团干部黄流、单俊峰所著文章等记载，在改造胡宗南嫡系部队第7兵团的政治整训中，控诉大会开得撕心裂肺、惊天动地，有的士兵哭得痛不欲生，有的士兵哭得口吐白沫死去活来。第472团2营召开控诉大会，第一次就哭昏倒了31人，第二次大会又昏倒了35人。
召开控诉大会之后，不少人哭得两三天吃不下去饭。第473团士兵何思勤控诉之后，甚至哭得精神失常，耳朵听不见了，饭也不吃了，谁劝他都不理睬。后来人们发现，何思勤在控诉大会后特别敬重毛主席，于是，到吃饭的时候，就给他写个纸条：“毛主席叫你吃饭!”到晚上睡觉时，他如果大吵大闹，就再写个纸条：“毛主席叫你睡觉。”只要看到是毛主席叫做的事情，何思勤非常听话。后来，何思勤在上级批准他参加人民解放军时，喜出望外，恢复了正常。
第351团机1连士兵温成碧家里有4个亲人被逼死，他本人在旧军队里又遭鸡奸，可是在诉苦之前他却不好好学习，还说：“你们说蒋介石坏，但我没见过他杀人。”就是这位一度非常落后的士兵，在诉苦大会上，竟然哭得昏死过去四五次。大会上诉苦完了还不够，一人来到会场，跪在毛主席像前继续诉苦。军代表来到他面前后，他紧紧拉住军代表的手，一边失声痛哭，一边追悔过去，痛骂自己，表示一定坚决跟着毛主席革命到底。
诉苦大会之后是“公祭宣誓”活动，隆重集会祭奠该兵团起义官兵在旧社会、旧军队惨死的亲人。
“公祭宣誓”活动后，广大起义官兵纷纷要求参加人民解放军，“立功赎罪”。全兵团10 239名士兵中，有9 519人写了请求早日加入解放军的申请书，其中又有752人是用自己的鲜血写的血书，有4 546人在申请书按下自己的血手印或用鲜血签名。
叩问“许多学者”：何以死活不承认旧军队的阶级压迫。
面对半个多世纪前上千万抗战壮丁的血泪史，时下的情况真让人感觉滑稽万分：对于当年国民党军士兵受压迫、受残害的史实，当年的美国人有过记载，如今中国的“许多学者”却不认账;国民党将领多有揭露，却“伤害”了一些共产党干部的“感情”!
反思半个多世纪前泪血淋淋的抗战壮丁史，我们不否认广大国民党军官兵以血肉之躯抵御外侮殊死抗战的英勇事迹，但是，国民党军队实行抗战所基于的阶级基础，也同样不容否定。那些备受长官盘剥、欺压却又含垢忍辱并以冻馁之身为抗击日寇侵略流血牺牲的广大国民党士兵群众，才是最值得秉笔直书颂扬、纪念的抗战英雄。
当前，正确评价国民党军队实行抗战的阶级基础和历史作用，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因为认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历史，关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国的道义根基。同理，揭示国民党军队内部残酷的阶级压迫，也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因为认知残酷的阶级压迫、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艰难的阶级解放这一20世纪中国革命史的主题，关系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治国方向。
说到这里，我不能不对流沙河先生的论点、论据，再说上几句。
流沙河先生认为，“整个抗日战争十分严肃，不能像《抓壮丁》这样去丑化，丑化他们就是丑化我们中华民族”，是“糟蹋”“神圣的民族感情”。
这种定论是荒谬的。
电影《抓壮丁》是基于史实创作的，同样基于史实创作的现实批判主义文艺作品国内外还有不少，试问：
绍兴人对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兴师问罪了吗?
中国的老百姓对张乐平先生的《三毛流浪记》和《三毛从军记》，口诛笔伐过吗?
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莫泊桑的《羊脂球》和《项链》，“伤害”法兰西的“民族感情”了吗?
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丑化”西班牙民族了吗?
没有，从来没有过。
那么，自诩为“四川人”代言的“许多学者”，为什么却要对影剧《抓壮丁》耿耿于怀呢?
流沙河老先生固然有其坦诚、率真的性情，但在严肃的历史问题上，由着性子率真，必然要乱真。
如今，流沙河的诗《理想》已经成为人教版课标教材七年级(上)中的一篇“新课文”，他对当代青少年有着不可小视的影响力。据北京大学中文系赵祖谟的《〈理想〉的背后——诗人流沙河走过的路》，流沙河的父亲“余营成是一个小地主，曾在国民党金堂县政府任军事科长，土地改革时被判处死刑”。
县政府军事科，是1940年国民政府施行“新县制”后，由原来的兵役科更改名称的兵役机构。
由此，人们不能不问：
流沙河先生及持有相同政治立场和史学观点的“许多学者”，他们凭什么，暗暗地以“选择性失明”的治史手法，熟视无睹有关抗战壮丁受残酷虐待的浩瀚史料，并振振有辞地误导当代受众?他们凭什么，悄悄地以“选择性失聪”的论史口径，对当年劳苦大众凄苦悲怆的呼喊置若罔闻，毛遂自荐去“代表”受欺压、受残害的上千万抗战壮丁及其亲人?他们凭什么，冷冷地以“选择性失音”的著史笔法，竭尽全力去粉饰连蒋介石及其文武大员都不得不承认的历史罪恶，进而在客观上否定使广大劳苦大众翻身解放的伟大革命?
是血脉相连衍生的情感，还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聚合的立场?是家境变幻约束的政治视野，还是利益得失铸就的人生体验?是批判现实的情绪延伸，还是非黑即白二元分离机械的认知模式?
时代，需要“城市精神探踪”，也同样需要对“探踪”的轨迹进行探踪。
时下，对上述“探踪”轨迹的探踪，有利于校正是代表“许多学者”呼声还是代表以草根民众为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利益这一“探踪”方向。
老百姓亲眼目睹：如此虐、杀壮丁。
昆明市官渡区晓东村人高正中著文回忆：1942年8月间，晓东村来了一支来自四川师管区准备“补充抗日队伍”却又“交不了”的壮丁队。“自住进人家户后，一天也不见他们吃上一粒大米饭”。由于饥饿，村民家中的猪食都经常被饥饿难忍的壮丁争抢吃光。
半个月之后，这些新兵被饿得面黄肌瘦，走路是东歪西倒，跌跌撞撞，有的连爬也爬不起来了。他们大声小声呻吟着：“肚子饿，肚子饿!”喊得大声一点的，背枪的兵听到，还去打嘴巴子。
又是两三天过后，饥饿的呼喊声也听不到了，在死亡线上挣扎着的无辜的新兵停止了呼吸，一条条地睡着。人虽死了，而两只眼睛还在睁着，我去看了一眼，真够害怕。带兵的人，从新兵中还找不出几个能抬死人去埋的人，只好死在各家的由各家抬去埋。
更残酷的是，病饿的爬不起来的，也被抬去活埋。抬到坑边被推下去，病者也知是要埋他了，他不愿死，拼命的两只手往上抓，要活!可背枪的兵却狠心地用枪托把他推下坑埋掉了。
又据当年在四川黔江公路卫生站学医的杨增锡先生著文回忆：
1942年寒冬腊月，一天下午，有一接兵连从贵州接来一批壮丁，约二百人，从我们门前经过进驻南楼上。斯时也，天寒地冻，蓬断草枯。所有壮丁，其衣也，除下身穿著几块破布片聊以遮羞外，上身悉被以极其单薄的稻草蓑衣，既无鞋，更无袜，一概赤脚;其状也，皮包骨胳，瘦若枯材，如以“鹄形菜色”四字去形容，只有过之而无不及，俨若骷髅，活似鬼样;其色也，一身黝黑，难见其真正皮肤，惟有两个白眼仁在翻动;其行也，你拉着我，我扶着你，纵未用绳捆索穿，则天然连成一串，颤颤抖抖，蹀躞蹒跚而行。
……次日凌晨，接兵连押着壮丁往湖北方向开去，不久，黔江县商会会长李伯星、何学如等人来向卫生站联系说：“该接兵连在杉木垭一带地方，沿途活埋了二十七个壮丁，未壅头部，奄奄待毙，我们去挖起来集中在东门外陈仲云家的空房里，请你们去给药治疗一下，作点好事。”
四川剑阁团管区甚至接到了以陈诚名义发来的“代电”，称：
……新兵由摧残而冻馁，由冻馁而病死，随死随弃，极尽人间惨事。第九师收新兵一千九百名，行抵恩施，死亡者五百余名;余者大半无衣着，以稻草蔽体，鹄形垢面，奄奄一息，民众睹此，无不叹息……
国内外权威人士：壮丁非正常减员500-1000万人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兵役，被老百姓骂作“兵疫”。
在弥漫赤县神州整整8年的“兵疫”中，壮丁逃亡、非正常死亡、致病后被遗弃不知下落，以及被“吃空”的壮丁，究竟有多少，这里不妨比较一下按不同估算口径作的大概推断。
1、按照何应钦的口径，1939年至1943年5月，最高当局没有部署扩编，部队伤亡240万人，而同期却征出壮丁近1 200万人，不明下落的壮丁接近1 000万人。
2、《剑桥中华民国史》的估算口径有两个，一是“八年战争期间，这类死于途中的新兵可能大大超过一百万”;二是“在八百多万士兵中，大约每两个人就有一个去向不明，大概不是开了小差，就是非战斗死亡”，即有四百万。两项合计五百万人。如果加上补入部队前的逃亡数，以及各级部队长官和各地兵役官员“吃空”的数额，与何应钦口径数，应该不会相距太远。
3、按照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先生的口径算账，“四壮丁中一逃一病一死，而合格入伍者，只四分之一”， 在抗战八年征出的1 405万壮丁(官方公布数)中，补入部队的只有350万人，非正常减员上千万人，其中受虐待致死人数在300万以上。
据国民政府1947年10月公布的数据，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军队作战消耗合计3 227 926人，其中阵亡1 328 501人，负伤1 769 299人，失踪130 126人;因病消耗合计937 559人，其中死亡422 479人，残废191 644人，逃亡323 436人。两项合计为4 165 485人。如果考虑到伤员伤愈归队情况，并忽略“吃空”因素，蒋梦麟先生估算的补入部队的壮丁数，与抗战八年部队实际减员数，是比较接近的。
4、蒋介石“统兵大员”的估算。据蒋梦麟当年的兵役状况视察报告记载，当自己把上述估算告诉一位“统兵大员”时，这位“统兵大员”却认定：补入部队的壮丁数“若以现在之例计之，恐不及百分之十矣”。据查，这位“统兵大员”很可能是时为陆军二级上将的陈诚。
十二、按国民政府公布数据计算：壮丁非正常减员801万人
上述对抗战八年壮丁非正常减员数在1 000万人左右的估算，我们可以依据国民党政府及其将领等公布的数字，予以验证。已知条件、验证公式及计算结果如下：
已知：
1、抗战八年壮丁征出总数为1 405万人;
2、抗战八年部队减员总数为417万人，含同期逃亡32万人;
3、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不含警察、军事机关、军事院校及非正规编制的保安部队，下同)人数为252万人;
4、抗战结束时国民党军队人数为422万人。
5、抗战期间国民党军队成建制投降日寇后编为伪军(即所谓“曲线救国”)50万人。
计算结果如下：
1、部队正常减员数
=抗战八年部队减员总数-同期部队逃亡数
=417万人-32万人
=384万人
2、抗战期间部队扩编数
=抗战结束时国民党军队人数-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人数
=422万人-252万人
=170万人
3、抗战期间国民党军队投降日寇后编为伪军人数
=50万人
4、抗战八年壮丁非正常减员数
=壮丁征出总数-部队正常减员数-部队扩编数-投降日寇后编为伪军人数
=1 405万人-384万人-170万人-50万人
=801万人
上述计算结果：抗战八年壮丁非正常减员801万人，占国民党政府公布的抗战八年壮丁征出总数1 405万人的57%。
十三、美国人判断：受虐待致死的壮丁多于阵亡士兵
上述计算结果虽然依据充分，但却非常保守，理由如下：
其一，在近177万名伤员中，多数伤愈后都要归队;
其二，因病死亡的42万人，多与受到虐待有关;
其三，由于“吃空”盛行，国民党军队的实力始终是一笔谁都说不清的“胡涂账”;
其四，国民党政府公布的1 405万实征壮丁数，很可能是被人为压减下来的，实际数远远不止。
如果依据蒋梦麟遇到的那位“统兵大员”的估算，抗战壮丁非正常减员数，很可能超过1 000万人。
以抗战八年实征1 405万壮丁计算，这个估算似乎离谱，但若考问抗战八年各年度的实征壮丁数，又不无道理。
根据何应钦和程泽润提供的数据，1939年至1943年5月征出壮丁近1 200万人，年均征出壮丁300万人。1943年5月以后两年多，准备实施战略反攻了，每年却只征出壮丁100万人左右，降幅高达三分之二。这不合战争动员的常理。
又据当年四川泸县国民兵团副团长李克猷回忆，该县征兵“过去每年配额是两千左右。一九四四年却增加到四千五百名左右，一九四五年加配到六千”，并在“一九四五年的夏天，出现了拉壮丁的高潮”。
如此，我们不能不推断：何应钦作为国民政府的军政部长，对“拉壮丁”数额之大，对壮丁命运之惨，对役政腐败之弊，心知肚明，怕日后有人跟他算“壮丁账”，有损于国民党政府的形象，把抗战八年壮丁征出总数，人为地压了下来。
上述推断还有一个旁证，就是《唐纵日记》。唐纵在大陆期间曾任蒋介石侍从室第6组组长兼军统局帮办、内政部政务次长、保密局副局长、警察总署署长等职，他在1942年9月5日的日记中记载：“据兵役署报告，自抗战以至现在，共征兵一千零九十余万名，但恐逃亡者在半数以上。”
假设国民党政府1937年7月至1938年底以及1943年6月至1945年8月这两个时间段的征兵，按照程泽润1943年5月报告陈述的1939年至1943年5月的征兵强度(即年均征兵300万人)不变，八年抗战，其征出壮丁总数应该接近2 000万人。
如果真是这样，按照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的关于死亡壮丁占壮丁总数四分之一的比例估算，其中被虐待致死的壮丁在数百万之众。
还真有敢说这话的。
1988年，新华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外国人看中国抗战”丛书，其中《中国的惊雷》，作者是抗战时期担任美国《时代》周刊远东首席记者白修德和该杂志政治记者的贾安娜。白修德后来成为普利策新闻奖金获得者。译者是曾担任过蒋介石私人顾问的澳大利亚籍新闻记者端纳。在这本书中，作者就断言：“死在路上，死在征兵过程中，死在野蛮的新兵训练处及长途行军中的人，要比进入军中后死的人还多。” 而据国民党官方公布的数据，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军队阵亡132.85万人，因病死亡42.25万人，进入军队后死亡人数总计为175.1万人。
抗战期间美国新闻处驻桂林办事处主任格兰姆·贝克甚至认为：“因受困和国民党的腐化而被浪费了的生命，有的因受命反对自己的同胞，或出于谋略，削弱非中央嫡系军队的长官而战死。有的以同一原由在可怕的长途行军中拖死。还有的，则由于国民党政府故意不把应属他们的食物、药品交给他们而致死。……据信，被日本人杀害了的有三百万人之多。而那种浪费了生命的人却约计千万之上。”
如此一说，更让人不寒而栗。
蒋介石国民党《抓壮丁》的事实历史是，当年国民党兵役司令官是如何坦白的，蒋介石的亲信是怎样报告的，当年美国驻华文武官员是怎么记述的，再听一听当年壮丁的哭诉，看一看流沙河家乡《金堂县志》上的记载及金堂县兵役官员的交代，读一读西方的史学家的评说，最后找一找，在他们当中有没有不“诽谤旧社会”的!
军政部长追问：近千万壮丁哪去了？
据抗战时期曾任四川省达梁师管区司令官的周开勋先生著文记载，国民党政府于1939年颁布新兵役法后，组建了庞大的兵役机构，各省均设立了军管区司令部，其下设若干师管区司令部，再下又设若干团管区司令部，以专司壮丁征调和新兵训练。
1943年夏天，时任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长兼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召集各省军、师、团管区司令共计170多名，到重庆复兴关中训团开会。会议期间，国民政府兵役署长程泽润在其所做的兵役工作报告中称：自1939年实行新兵役法起，到1943年5月止，全国(东北不在内)所征出的壮丁将近1 200万人，其中四川征出220万人，河南、湖南两省各征出约150万人，其余各省征出一百万或几十万不等，甘肃、宁夏因为人口少仅各征出十多万人。
程泽润报告4年期间总共征出1 200万壮丁，本来是作为兵役机构成绩来宣扬的，不料，当场受到何应钦的置疑：全国军队包括警察在内也不过700万人，而征出的新兵数却比此数大得多。至于伤亡，根据各战斗部队报告，综合起来也没超过240万人。你们征了1 200万壮丁，各部队的长官反而还天天来电报叫喊补充新兵，这是什么原因?
1938年1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湖南南岳召开军事会议。会议制定的“第二期抗战指导方针”，“侧重于整训部队，恢复和培养战斗力”。中国军队242个师、40个旅(特种兵在外)的整训内容，“主要是加强教育训练与改定部队编制两大方面”。就是说，在第二期抗战中，国民党最高当局没有部署扩编任务。
如此，何应钦的“壮丁账”若继续算下去，能让所有的人不寒而栗：在这4年中，将近1 000万的抗战壮丁神秘地失踪了。
各级兵役司令官叫苦：“逃兵太多”！
面对何应钦的责问，这帮专司征兵的司令官们叫苦不迭：“征兵困难”，“逃兵太多”。
这话不假。据抗日战争时期曾在四川荣威师管区任职的张登上先生著文记载，“所谓送壮丁的部队，实际上如押解犯人的军警。由于大多数的壮丁都是被强迫、陷害、欺骗来的，在押送途中，他们常常是被一根粗麻绳一个一个地串联捆绑着，而送壮丁的官兵则是刺刀出鞘、子弹上膛，如临大敌似地在队列的前后左右，虎视眈眈地押着进行。”
即便如此，被抓壮丁还是逃亡不断，甚至还有集体“烘营”(就是全数逃跑而不伤人)的。如1944年5月间，“四川省大竹县所接收到的新兵约一排，竟夺了守卫者的枪支，集体烘营”。
据抗战期间曾任兵役机关骨干幕僚和团管区司令数年的万金裕先生回忆：四川在1939年征兵实施“适龄壮丁抽签”时，因当时征兵舞弊多，壮丁受虐待致病、致死严重等问题，曾引发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1939年夏，四川隆昌、新都等地发生过“规模很大的民变”。1941年夏，四川的广汉、中江、金堂等地因役政舞弊“又一次激起民变”。
可笑的是，大量壮丁经常性的逃亡，甚至给个别据守交通要道的地方政府带来“役政”工作的便利。又据周开勋回忆，“巴东伪县政府曾专派一自卫队，抓由湖南、湖北前方逃跑回来的逃兵，最多时每天要抓几十个人，算来一个月即可抓数百名之多。这样，巴东伪县政府即可在本县少抽丁，而交新兵的时间反而又最快。”
抓来的壮丁补入部队后，依然逃亡不断。就连何应钦也在这次会议上承认：“根据派到各师的点验委员会报告，照每个师的编制人数应有一万二千五百多人，但有的师只有八九千人，甚至只有五六千人，其主要原因就是逃兵关系。”
各级长官难言之隐：“层层吃缺贪污”。
说到逃兵太多的原因，何应钦说是部队长官“管理教育不善”，“带不好兵”。这话也不假，但很不完全。实际上，国民党军队普遍缺额还有一个司空见惯但大家都不愿意说破的问题，就是各级带兵长官“层层吃缺贪污”。
所谓“吃缺”，又叫“吃空”或“吃空额”，就是虚报、冒领并贪污部队空缺人员的兵饷、粮代金和武器装备。“吃空”的方法，通常是有意不把部队的兵员按编制编满，在向上级申报领取各项经费时，所报的兵员数多于实际兵员数，其空缺的兵饷、粮代金和被装则为带兵长官私吞。空缺的武器装备军官也敢贪污。贪污之后，拿去倒卖或送人，并安排在作战之后上报损失予以销账。
据原国民党将领郭汝瑰回忆，1941年10月他接任暂编第5师师长时，发现前任师长戴季韬的“兵一共三千多人，却上报七千多人。不特领饷吃缺，他甚至把多报部分人的军装、衬衣、被盖等全部拿去卖了。吃缺最厉害的是大米，仅一个月就可多领一万六千多斤。这些大米卖成钱，都被戴季韬等人装进了腰包”。
仍据周开勋先生回忆，一些地方征兵官员也“吃空”，他们在分配兵额时，有意增加名额，如在原定每乡镇分配的150名壮丁基础上，再增加二三十名，以此勒索富裕户出钱。在当时，每个壮丁名额可以敲诈“一二百半开(花钱)”。如果没有钱，则要求被敲诈人家“以骡马代兵”，如云南丽江县政府就曾交给团管区四五匹骡马。
壮丁被拉后，即送往体格检查所检查身体。这时，有钱人家的壮丁只要贿赂体格检查所三五十块钱，就能作为身体有病不合格，而准予缓征。
兵役官员受了贿，顺理成章地就要免去富家子弟的兵役，而上峰派下来的兵役名额，自然就要转移到穷人头上。
富裕人家可以用钱买丁，穷人则千方百计躲避抓丁。对此，保长、甲长们也有办法，白天抓不到壮丁，就在晚上派乡丁去家里抓人;抓不到本人，就把壮丁的父母关起来，逼迫壮丁“自愿”当兵;本乡壮丁实在凑不够数，就带着乡丁上路乱拉商客，钱、物没收，人充壮丁，“形如匪盗”。
有的兵役官员还专门豢养一批“兵油子”。据《宜宾县志》记载：
民国33年7月6日，县交给七十六军二十四师七十团的86名新兵，全系收买的兵痞流氓。这些人以充作壮丁为生计，每次得买身价1 500至50 000元(法币)，先领一部分，其余暂存乡保长处，每10 000元生息1 000元，待逃回之后，即取领本息。乡保长平时把他们供养起来，其“安家费”、“供养费”，一律向民众摊派，承办者从中渔利。
据我采访到的情况，在一些地区，保长、甲长一旦完不成壮丁“征集”任务，保长、甲长本人则被抓去充数，毫不留情。如云南省宜良县古城镇北大营村的甲长陆正清，自己亲自把刚抓来的壮丁送到乡公所，因为壮丁名额不够，就被乡长当场喝令乡丁捆了起来，一并送进了壮丁营。又如国民党第184师山炮营2连士兵金学义，当兵前是保长，因为同样理由，也被强行充了数，送进了部队。
兵役司令官承认：“没有把新兵看成是人”。
近年来，笔者为创作长篇纪实文学《心路沧桑——从国民党60军到共产党50军》， 先后采访近200名历史亲历者，内有116名起义、被俘的国民党官兵，包括师职2人、团职8人、营职4人、连排职19人、士兵83人，另有随军眷属6人。说到国民党军队内部残酷的阶级压迫，特别是壮丁的悲惨境遇，起义、被俘士兵几乎无一不恨入骨髓。
在国民党昔日的兵役司令官周开勋的记忆中，国民党的役政“弊病丛生，惨绝人寰”;壮丁的“衣食住行”，“惨不忍睹”：
壮丁穿的——“往往是冬发夏装，夏季不发，……每人发一套汗衣裤、一套单军衣裤、一顶军帽、一床灰毡(有时不发)”。
壮丁吃的——“按规定由县政府粮食仓库拨给”，由于接送壮丁的长官肆意克扣壮丁的粮饷，军粮“发给新兵部队时，则掺入沙土细石”，且“每人每日八两”，吃掺了沙子的稀饭还要求3分钟吃完，美其名曰“培养战斗作风”。克扣下来的余粮，则相机卖出，中饱私囊。
壮丁住的——在云南大理三塔病兵集中处，10月深秋季节，“轻重病员同塞在一间大房里，全无被盖，只是用些稻草铺点盖点，满屋粪便狼藉，臭秽逼人，惨不忍睹”。
壮丁患病——“政府对新兵的待遇和生活不重视，使新兵穿不暖吃不饱，有了病无医药”，相当一部分壮丁“未到前方就病死了，因此人人怕当兵”。
壮丁之行——1948年冬，云南大理师管区送出壮丁3 000人，送到重庆时，只剩下800人，且全是病兵，故部队拒绝接受。经查，是周开勋的前任司令官苏令德“依仗陈诚的关系，在任期内贪污舞弊，并利用职权贩卖鸦片烟”，致使“三千新兵全无被盖，从云南步行到重庆要走三十余日，每日白天走得疲困，加之单身衣服为汗所湿，晚上又无物御寒，因此沿途疾病者不断发生，病后即拋之中途，相继死亡者甚众”。这件事情虽然发生在抗战结束之后，但有力地说明了国民党政府役政积弊未改、难改。
总之，用周开勋先生的话来说，就是“没有把新兵看成是人”!
兵役视察真相：“传令嘉奖”抓壮丁。
乱抓壮丁的现象就更普遍了，就连专司兵役的司令官们也承认：“拉捆壮丁现象各省都有。”
这话，在张登上先生《国民党兵役视察目击记》中，能得到一个极富有讽刺意味的佐证：
全国第二次兵役会议后，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针对“各管区办理兵役的基层干部积弊甚深的问题”，“决心建立全国性的兵役视察网”，于1941年4月和11月，“遴选‘兵役干部训练班’优秀学员120人，重新在‘兵役调查班’施以专业的视察技术训练，学习结业后分别派驻各师管区担任驻区视察员”。
1943年12月中旬的一天，四川荣威师管区来了一位派头不小的兵役视察大员，行礼如仪后，开始训话：“本视察员奉命代表军政部前来视察，一切有关违犯兵役法令的问题，都要严肃处理。言出法随，决不姑宽!尔等全体士兵有苦诉苦，有冤鸣冤，切勿疑惧不前，因循自误……”
话声未落，掌声骤起，被抽查的该师管区新兵第5中队的新兵个个激动得热泪盈眶。
当场统计，全连竟有90%以上的新兵都有冤屈，诉说起来声泪俱下。“大部分壮丁均是拦路邀劫强拉而来;有一些是地方上的乡镇保甲贪污受贿，大搞移花接木欺骗来的;有一些则是因为得罪了‘地头蛇’被陷害来的”。这当中，“竟有两个年仅十五六岁的中学生，因回家度假也被强拉来充作中签的壮丁;还有一个出差来自外地的全副武装的下级军官，亦被拉来充了数”。“剩下少数几个没有喊冤枉者，也是不得已出卖自己，替绅粮富户子弟顶名的中签壮丁，即所谓‘志愿’来的”。
不仅如此，“这些被估拉、被陷害、被欺骗或顶名来的壮丁们随身所有衣物钱粮、生产工具和备卖商品都先后被剥夺光了”。
面对“最高领袖”派来的“青天大老爷”，壮丁们祈望拨云见日，岂知，这又是一场骗局。
不仅如此，这个荣威师管区和荣县县政府，后来竟然“因兵役工作著有成效”，“受到了上峰的传令嘉奖”。
Lunatic in Wenxuec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