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民主将被砖家叫兽玩得体无完肤
《民主》是掌权者管理的一种方法。是让民作主。而不是替民作主。
动物界不存在《民主》。
人类原始社会中也不需要《民主》。
人类自分化为阶级之后，就有了阶级掌控的权力。因而产生了掌权的阶级和被管控的阶级。
奴隶社会有奴隶主阶级和奴隶阶级。奴隶主阶级作主，是不准奴隶阶级作主的。这是上帝安排的，天经地义的，不可改变的。也就不存在什么《民主》的了。 当然，奴隶反抗的不多，个案反抗很快灭顶。
封建社会的封建主，帝皇将相，皇亲国戚，才子佳人，公子小姐等权贵领导阶级，圣旨就是一切封建社会里的最高作主。违者必杀。所以也不存在什么《民主》的了。 农民起义大多以失败造终。少数起义成功者立国之后，很快就替代了前朝的帝皇将相，皇亲国戚，才子佳人，公子小姐等，新的权贵领导阶级又产生了。几千年来形成周期律之后，也不存在什么《民主》的了。
封建社会的工业化后，产生了资本家阶级，和工人无产阶级，形成了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家阶级是领导阶级，又是剥削阶级，更是作主的阶级。也不可能和工人无产阶级民主一下。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的国家，会产生N个资本大集团，在争夺国家掌控权时，资本大集团之间会用民主的方法，推荐一人或一组领导人。这时就产生了资产阶级的民主。
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因马克思主义的产生，资本论的面世，工人无产阶级不甘心于被资本家的终身剥削和压迫，将工人无产阶级组织起来，进行向资本家反抗，对资本家造反，推翻了资本家的统治。工人无产阶级们要成立政府，要产生领导人。就开始有从工人无产阶级内部选举出领导人来。这就有了民主选举。民主选举出领导人后，又要求这些领导人要听取民意，让人民作主。这就产生了工人无产阶级民主。
《民主》是掌权者管理的一种方法。是让民作主。而不是替民作主。
如今《民主》将被砖家叫兽玩得体无完肤。
《民主》不是皇冠！不是可以自制自戴自封就是民主了！不是可以被谁拿来拿去又是给谁戴上了，谁就是《民主》了。《民主》不是结果！民主是一个《官》在决策前的过程而不是决策结果。更不是只说《要民主》而不去做，又不可能是要谁帮谁去争取能得到的。工人们要加工资，资本家不加，工人集体罢工，加工资了，这是一次真正的《民主》过程，加了工资是结果。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在各行各业各个领域始终尝试着实践《民主》。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让工人成为终身职业享受世界上最好的社会福利。实行《鞍钢宪法》管理等。农村人民公社社员们也即称《贫下中农》当家作主，都被各个公社大队小队选民们选上当农村干部。公社五官齐全，农民改称社员。
社员们常进行《四清》：即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经过社员们大辩论，干部和社员们得出结论：“武斗斗头皮，外焦里不熟；文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倒敌人，擦亮社员的眼睛。”
社员《调解委员会》由三人至七人组成，《调解小组》由三人组成。《调解委员会》，《调解小组》成员不脱产或需要时有其他社员或团员又或党员做义工。成员必须遵守：1·禁止贪污受贿或徇私舞弊。2·禁止对当事人施行处罚、斗争或扣押。3·禁止对当事人有任何压制报复行为。
用好《人民调解》的典型代表，莫过于上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时代，由浙江诸暨枫桥干部群众创造的《枫桥经验》，也就是《小事不出大队，大事不出公社，矛盾决不上交》。
人民调解，是中国独创的化解矛盾、消除纷争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许多国家把人民调解誉为“东方经验”。有专家指出，人民调解具有扎根基层、分布广泛、方便快捷、不伤感情等特点，在解决纠纷中具有独特的不可替代作用，是化解矛盾纠纷的“第一道防线”。
农村人民公社及城市街道委员会里都有《调解委员会》，负责监督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之间：禁止贪污受贿或徇私舞弊。禁止对当事人施行处罚、斗争或扣押。禁止对当事人有任何压制报复行为。用好人民调解的典型代表，莫过于上世纪60年代初由浙江诸暨枫桥干部群众创造的“枫桥经验”，也就是“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
在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主办的一项全球“民主“指数所列出的五项指标："选举制度"、"公民自由"、"政府运作"、"政治参与"及"政治文化"能说明是不是《民主》了吗？
"选举制度"：《选举制度》有多种方法。不管用哪种方法选出后的领导人是《替民作主》，而不是《人民作主》。试问：美国前总统川普的许多决策，是谁在作主？现任美国总统拜登决策，是谁在作主？加拿大现任总理小土豆《大麻合法化》有多少加拿大人民反对？但小土豆凭借自由党多数席位还是通过法案合法化了。例子数不胜数。
"公民自由"：首先“公民自由“是个笼通的概念。就举号称西方民主国家中的加拿大最近的二个例子：加拿大公民以裔可合法上街抗议，而巴裔就不行。加拿大公民俄裔不准这不准那，而鸟裔就没有不准这不准那的规定。
"政府运作"：哪个政府运作是公开的，“民主“的，进行公投的，听取民意的？民众能参与"政府运作"吗？
"政治参与"：应该说是民众的"政治参与"。民众的"政治参与"应该是一个《民主》的象征。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有几个民众对"政治参与"有兴趣？在中国走资派特色政府下的民众对"政治参与"有兴趣？除了钱外，还有什么？真正全民"政治参与"的是在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除此之外，古今中外哪一个国家有过？
"政治文化"：更是无法统一达标。各个民族不一样，各个国家不一样，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不一样。何谈《民主指数》？
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国家的各个不同的时代，是不是《民主》？只有当时当地的民众最有发言权。后人们说三道四有意义吗？
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是不是《民主》？让走资派们说，会说是《民主》吗？让牛鬼蛇神们说，会说是《民主》吗？让砖家叫兽们说，会说是《民主》吗？让马户又鸟们说，会说是《民主》吗？让洋奴卖办说，会说是《民主》吗？
毛泽东说，这是人民民主，也是大民主。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工人阶级说，我们有铁饭碗，工厂就是工人的家。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农村人民公社的社员们说，我们想走社会主义集体化的路。红卫兵造反派说，我们用四大武器批走资派，造反有理。四大武器，造反有理写入了《七五宪法》中。工人们有《鞍钢宪法》。人民公社的社员们有《人民公社六十条》。工人们社员们自己作主，就是《民主》。
《五七年反右》！就是反旧中国留下的砖家叫兽。现如今特色政府中的砖家叫兽年轻人看到了。和旧中国留下的砖家叫兽别无区别。不过五七年没有发明这词，而是叫《右派》。
如今年轻人看不到大量的毛泽东时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工人们拿着铁饭碗，农村人民公社的社会员们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而看到的都是被颠倒、被歪曲、被简化、被走资派邓小平们的叙述方式重新解读过的，站在走资派的立场上的被篡改过的历史。
因此，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共产党的这段历史就不是原有的真实的历史了。57年反右是如此，土改是如此，大跃进人民公社是如此，文革批斗走资派更是如此，凡是毛泽东说过的做的事几乎都是如此被颠倒。
新中国刚解放时有句口号，叫“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后一切又都复辟颠倒了过去。现在工人农民要想再当家作主拿铁饭碗，似乎有要重提的必要。
对于五七年反右，有很多种不同的理解：有的学者认为，毛泽东搞的是“阳谋”，先“引蛇出洞”，后“聚而歼之”，反右早在计划之中；有些学者又有不同意见，他们认为原先只是整风，后来情势发生逆转，才演变为反右的。
其实“阳谋”是毛主席后来自己讲的，但是开始就是要“整风”。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之后，毛泽东有三次大的社会主义实践，第一次是“百花齐放”，第二次是“大跃进”，第三次是“文革”。“百花齐放”是毛泽东的一个试验，毛泽东已经意识到中国新建立的，尽管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是里面还是有很多新的不可知的社会主义新知识要学习要偿试。社会上地富反坏分子，蒋介石国民党留下了许多捣乱破坏分子，留用的旧社会公职人员也不听共产党的。虽然共产党的干部大量是工农苦出身的，以前战争年代跟民众结合得也比较密切，但是这时候当大官了就有脱离群众的危险性，还存在一系列的问题，所以毛泽东让老百姓自觉地要“大鸣大放”，要“百花齐放”。
要理解五七年反右以及先后发生的一连串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定需要返回到当时原来的历史语境中去。否则，没有经历过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人们，包括许多学者，都会有一个印象，认为那个时代发生的事情怎么如此荒诞不经，不可想象……。
当然要有当时社会的一个真实的历史背景上来看这些运动就不难理解也是必要的。1949年以后，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干部绝大部分是工农干部，没有受过什么教育，这都有统计，从基层干部一直到省市级干部，绝大部分都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受过也是小学、中学的教育，大量的一点教育都没有受，这样的一批干部，搞经济文化建设热情是足的要学习的知识不少。
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共产党政权要建立一个现代化国家又要运用人才，所以新中国一成立把旧政权大量的人留用了。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后就都讲乱了，比如土改之后还有地主有富农。但是当时土改法规定得很清楚，这些人几年以后要摘帽子的，地主、富农是标明这些人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位置，在运动中是一个标签，当时预计过五六年这些就取消了。其实在1955、1956年很多地方已经给地主、富农把帽子去掉了。
城市里面更复杂一些，因为农村比较简单，农民受一点点教育也可以管农村的一些事情。城市是现代化的产业，更复杂了，怎么解决干部问题呢？就把资本家、国民党政府人员留用，在全国各大城市上层资产阶级、工业资产阶级、商业资产阶级，在各个职位上留用是非常大的。文化、教育等方面就更是旧政权时代的大量旧知识分子了。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官员当时也留用了不少吧。
大量国民党时期的政府官员都留用到新中国的政权里，包括警察都大量留用。所以，1949年之后就出现了两种精英，一种是跟着共产党打天下的以工农干部为主的新精英，一部分是旧精英，就是过去的资本家和过去的知识分子——当时大学里面或者高中里面，学生绝大部分不是出身普通工农家庭，绝大部分出自“地、富、反、坏”（那时候还没有“右派”）。
直到文革开始之前，绝大部分地方都是这种状况，所以老精英还占据有利的社会地位，甚至一些大官职。虽然56年、57年有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了，但是这些资本家的位置还是保留了，资本家除了拿5％的利息，不管亏损还是不亏损，共产党把你的财产拿来估一个总量，每年按5％给利息，当时讲给十年，后来延长到十二年。这些人基本保留以前在公司的地位，保留原工资，他们的工资一般都比共产党的干部要高很多，这是当时的状况，56、57年的状况。
当时也办了工农速成中学等等，抓紧培养工农革命干部，但是技术精英和文化精英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培养出来，要搞建设就必须留用老精英。所以，那时候老精英中间流传一些话语，比如说“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领导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外行领导内行”，可见还是有怨言的。是看不起工农干部的。是要让共产党下台的。
56年大鸣大放，百花齐放有那个背景。但是，毛泽东让百花齐放的时候，万万没有想到，放出来的言论是那样的言论。那个言论就是说“轮流坐桩”。今天很多人讲轮流坐桩，民主有什么不行？但是当时共产党刚刚打下天下，有一批人出来讲要轮流坐桩，情况就很不一样。
有关“文革”中被批斗的五七年被打成右派的人说的话，他说“至少10％到30％的共产党员应该开除党籍。所有工农出身的老干部都应当送去休息，年轻的新党员应当都送去学习”。
今天的人讲反右，好像是突如其来，没有道理地给50多万人戴上右派帽子。你如果去看看57年的报纸放出来的言论，特别是把你放到工农干部的位置上，你就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红军工农刚刚夺了权，刚刚翻身，你让他们去休息，你们再回来，这就是工农干部理解的“轮流坐桩”。就是要推翻共产党领导。没有毛泽东顶住，没有文革，走资派早翻天了。文革中批走资派邓小平
最近出了一本美国人李敦白写的回忆录，他解放前就去了延安，57年在广播事业局工作。他写了自己当时的观感：“当这些知识分子—学生、公务员、作家、编剧、教授、以及诗人在向共产党群起抗议时，其他人却缩在一旁观看。对大多数的北京市民来说，这些批评党的人并不是争取学术自由的英雄。相反，大部分人认为这些人是自私自利、不知感恩的城市书呆子，要求民主只是一种策略，目的是为了夺取党的领导权，这对他们来说极为重要。郊区农民认为，如果这些知识分子掌了权，他们就会失去土地；工人也担心失去他们刚刚争取到的一天八小时工作制和提升的工资。”
他还提到有教授在报上发表言论后，“就必须被公安保护，以免愤怒的工人冲到他家进行攻击。在广播事业局，印刷工人也拒绝为某些在节目中陈述个人观点的学者印刷讲稿。‘我们工人在解放后才开始被当人看，’他们说，‘我们不会去印刷这些攻击党的稿子。’”
李敦白的岳母是个普通劳动妇女，她干脆把知识分子的言论称之为“都是放屁”。（见《红幕后的洋人：李敦白回忆录》第139-141页）
而这一切都发生在毛泽东领导共产党“反击”以前。所以当时群众和工农干部里面的压力，要求反击的压力是非常大的，不是说毛泽东突然一拍脑瓜说我要反右了。中国共产党的干部们从底层到上层，层层送简报，促使毛泽东做了《反右》这个决定的。
实际上，57年是一个转折点，地富的帽子不摘了，因为这时才突然发现这些人还是靠不住的，他们还是想变天，还想回到过去的旧秩序，还想把工农干部都赶下来，这就是当时的历史背景。
你是说，抛开谁对谁错不谈，事实上是老精英想把新精英赶掉，新精英想办法反击，就出现了这场反右运动这就是历史事实。
57年以前上大学、上高中的绝大部分就是老精英的子弟，因为工农子弟没有机会上，连上小学都没有机会（哪怕你49年刚刚开始上小学，到56、57年，你才小学毕业，所以高中、大学都轮不到工农子弟上），所以工农干部只能讲“成分”。本来“成分”仅仅是土改用一下，马上就会取下，土改法里都有，但是57年以后之所以把它固化了，到文革特别重视，跟这个是有关系。
实际上，你认为存在两种社会精英的社会排斥的策略，老精英的策略是强调我有知识，新精英的策略是强调我的政治背景，我的阶级背景、我的阶级出身。对于反右的这种理解，跟现在右派平反后的攻击毛泽东什么搞一个阴谋去打知识分子的理解完全颠倒黑白。
打击知识分子不符合中国共产党的利益，它建立现代国家要用这些人啊。中国当时没有多少知识分子。在1956年，整个中国只有42000位大学教师、31000位工程师以及63600位技术员。在六亿五千万的总人口里，按照中国标准只有三百八十四万人可以被定义为知识分子。我们现在理解的知识分子是上大学、研究生；当时上过高中就往往被看成“知识分子”了，我小时候在父母的单位，没有一个人上过大学，其中有一个上过高中的人就叫知识分子。
就那个知识分子阶层，也绝大部分不是工农兵出身，绝大部分出身于以前的特权阶级，如资本家、地主、富农等。百花齐放的时候，说让工农干部去休息、去学习、开除党籍，不是一个人、两个人，是一堆人这么说。如想认真研究历史可查看1949-1966年的各类报刊，能看到57年“百花齐放”时出现的言论会让你感到很震撼，假如把你放到工农干部的位置上，你也会有强烈的反应，一定会的。
有学者认为，57年5、6月间发生的北大的学潮，还有一些地方发生的工人罢工和群众事件直接促使整风运动转向反右运动。
确实如此，如56年底至57年春，上海有一些的工潮，武汉也在57年6月份发生了所谓“汉阳中学事件”，但这是整风的背景，而不是反右的背景。在文革期间有很多右派都出来翻案，他们当了造反派，他们变成造反派得势的时候甚至去迫害当时把他们打成右派的人，比如有一个很有名的右派诗人叫XX，他文革中间是很有名的造反派，写了一些歌颂和鼓动武斗的诗歌。
现在右派都是讲文革中间自己受了多少迫害，但是文革中间，他们有些人是造反派，迫害别人的时候他们也一点点不比别人不疯狂，可能更疯狂。
所以人是不会学到教训的，虽然57年吓了一下，但是以后一逮到机会，还是要说话，今天还是会说话，哪有不说话的？往往是那些说话最多的人说他们不敢说话，是不是？所以事实不是这样的，现在这些知识分子哪些话没有说？只是说推翻共产党这句话没有人在正式场合说。讲宪政，讲私有财产，所有的政策应该怎么样，不应该怎么样，哪句话没说？都说了。西山会议，不是当着共产党的官员说的吗？所以都是敢说的，哪有什么胆小的？
近些年，随着一批市场化媒体的出现，以及互联网的兴起，它们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舆论导向的作用，这恐怕也使得知识分子和民间影响决策的管道渠道发生了转变。总之，事情变得更加复杂。
知识分子很大的作用是影响公共舆论，通过影响公共舆论影响公共政策。参与的渠道是什么，有时候说不清楚，但是看这几年公共政策的变化，溯源的话，基本都是舆论先行。
比如打工者问题、三农问题、户籍制度问题、医疗改革问题、教育改革问题，都是先在互联网上炒，然后进入平面媒体，甚至进了电视这样的媒体，然后变成了公共议题，再变成了政策议题，最后变成公共决策。中国的砖家叫兽们对政府决策的影响的确很大。
走资派治下的砖家叫兽们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太大了，不成比例。看走资派特色政协是精英俱乐部，政协里面几乎没有地地道道的农民了，人大里面工人、农民也越来越少。这些我们也计算过，80年代初，人大里面有50％以上是工人、农民，现在完全不是，现在大概20％左右。他们占人口的比重可不是20％，知识分子、干部在那里面占的比重就太大了。
改革开放以后，尤其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知识分子圈子化、利益集团化的趋势确实很明显。我想，这个也不用多说，最近一、两年媒体上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也逐渐明晰起来，对于主流经济学家的质疑就是很好的例子。
现代史已经被歪曲掉了，在局外人看来，中国政治里面充满了荒唐、充满了疯狂——这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历史的事实，但是知识分子为了他们的利益叙述历史，就不得不把这些历史展示成那样的方式。今天，我们看到大量的历史被颠倒、被歪曲、被简化、被后人的叙述方式重新解读，但这个历史就不是原来的历史了。57年是如此，土改是如此，大跃进是如此，文革是如此，几乎都是如此。刚解放时有句口号，叫“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现在工人农民要想再当家作主拿铁饭碗，似乎有重提的必要。
《十送红军》原版歌词：
一送红军下南山，秋风细雨扑面寒，树树梧桐叶落完，红军几时再回山？
二送红军大路旁，红漆桌子路边放，桌上摆着送行酒，祝愿红军打胜仗。
三送红军上大道，锣儿无声鼓不敲，双双拉着长茧手，心藏黄莲脸在笑。
四送红军过高山，山山包谷金灿灿，包谷本是红军种，撒下种子红了天。
五送红军澧水河，鸿雁阵阵空中过，鸿雁能捎书和信，捎信多把革命说。
六送红军兔儿岩，两只兔儿哭哀哀，禽兽能知人心意，血肉深情分不开。
七送红军七里湾，七里湾中一片田，凉风阵阵稻谷香，新米上市人走远。
八送红军八角山，两只八哥吐人言，红军哥哥莫走远，财主回来要倒算。
九送红军过大江，江水滔滔船儿忙，眼望江水肝肠断，穷苦百姓泪汪汪。
十送红军转回来，武陵山巅搭高台，盼望红军打胜仗，盼望亲人早回来。
《红军十问》：
1.我们当年那些梦想实现了吗？
2.人民当家做主了吗？
3.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了吗？
4.还有贪官污吏吗？
5.还有人骑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吗？
6，我们还在受外国人的欺辱吗？
7.中国人真正的站起来了吗？
8.我们的党还记得我们对人民的承诺吗？还有纠正错误的勇气吗？
9.需要有人站出来的时候，还有人站出来吗？
10.还有人像我们一样，愿意为信仰而生，为信仰而死吗？
红军十问：
红军一问：我们当年的那些梦想实现了吗?
红军二问：人民当家做主了吗?
红军三问：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了吗?
红军四问：还有贪官污吏吗?
红军五问：还有人骑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吗?
红军六问：我们还在受外国人的欺辱吗?
红军七问：中国人真正的站起来了吗?
红军八问：我们的党还记得我们对人民的承诺吗?
红军九问：需要有人站出来的时候，还有人站出来吗?
红军十问：还有人像我们一样，愿意为信仰而生，为信仰而死吗?“。
《从湘江到遵义》话剧中的红军十问：
话剧《从湘江到遵义》，以重温长征精神，重铸中国人信仰之魂为指导思想，不以简单化地再现长征为目的，立足于以现代人的思考，以现代戏剧的方式进行现代表达。剧中的红军十问，振聋发聩，激荡人心，它喊出了民众的心声，表达了人民的企盼。
红军之问：还有贪官污吏吗?
还有人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吗?
我们的党还记得对人民的承诺吗?
还有纠正错误的勇气吗?
《从湘江到遵义》台词对话精湛、内涵深厚、耐人寻味;服装、道具及舞美灯光朴实无华、主旋律配乐悦耳动听、全体演职员忘我献艺，总之《从湘江到遵义》不愧为当下讴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一大力作、红色经典的艺术品。
湘江战役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第一场悲壮的战役，也可以讲是中国革命史上损失最惨烈的战役，成班、成排、成连、成营、成团，甚至成师的红军指战员都牺牲了，红八军团和殿后的红34师打没了，战死的三万多将士几乎是红军最具战斗力的精锐，中央红军长征离开苏区时的红军人数有8万多人，经此一战，再加上突破前面三道封锁线的损失(如果再加上非战斗的民工，至少牺牲人数达十万人之巨)，只剩下了三万余红军指战员，中国革命面临最严峻的考验;也由此悟出了红军最高指挥团队必须整改的道理。最后，长征中的红军指战员一步步从“湘江惨败”，到“翻越老山界”、“通道转兵”、“黎平会议”、“强渡乌江天险”、“挺进遵义城”，最终召开了“遵义会议”。
通过“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会议。这次会议开始确立实际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以此“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
“遵义会议”最终恢复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地位，从此开启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正确路线，彻底挽救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揭开中国革命胜利走向胜利的新局面。这就是话剧《从湘江到遵义》描述的主要内容。
那些已经壮烈牺牲的红军将士，在九泉下发出的《红军之问》：
我们的身体早已深埋在泥土里!
我们的灵魂经常在天上回合!
我们仍在牵挂我们流血牺牲建立的新中国!
我们当年那些梦想实现了吗?
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了吗?
还有贪官污吏吗?
还有人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吗?
我们还在受外国人的欺辱吗?
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吗?
我们的党还记得我们对人民的承诺吗?
还有纠正错误的勇气吗?
需要有人站出来的时候还有人敢站出来吗?
还有人像我们一样愿意为信仰而生为信仰而死吗?
“红军之问”就是问走资派们：
我们当年那些梦想实现了吗？
人民当家做主了吗？
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了吗？
还有贪官污吏吗？
还有人骑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吗？
我们还在受外国人的欺辱吗？
中国人真正的站起来了吗？
我们的党还记得我们对人民的承诺吗？
还有纠正错误的勇气吗？
需要有人站出来的时候，还有人站出来吗？
还有人像我们一样，愿意为信仰而生，为信仰而死吗？
话剧《从湘江到遵义》里的“红军之问”，也是老百姓的“红军之问”。
牺牲的英烈们返回人间，站在舞台上对他们用生命换来的今天大声发问……
这些“红军之问”，就是告诉中国人：不忘红军，牢记使命。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和使命，就是为人民服务谋幸福。
当年的红军们抛头颅洒热血，换来了今天的走资派和资本家的幸福生活。要想推翻今天的走资派和资本家的统治，工人农民的路还很长。
然而红军长征的路还要重走，反抗造反并没有结束，工人农民自己当家作主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前面还会有一道道封锁线，还有湘江，乌江，金沙江，大渡河......还会有娄山关，腊子口，还会有雪山，草地......
年年八月桂花盛开，光辉灿烂的新世界依然在远方，信仰之火不能熄灭，鲜红的旗帜不能倒下！只有这样纵是雄关漫道真如铁，工农造反革命一样而今迈步从头越！
“红军之问”该是谁的“必答题”？是当今执政的中国特色政府。不将走资派邓小平的狗屁理论抛到垃圾堆去，清扫干净“先富论“，“猫论“，“摸论“等乱七八糟的谬论，就不是真正的中国共产党。
这一个个提问，是呐喊，是嘱托，是命令，是期待，让人听了之后无比震撼。正视和回答这些严肃的问题，是当今习政权的责任。
习政权应该把“红军之问”的十个问题，作为党员领导干部的“必答题”，进行一次全面考核，让党员领导干部扪心自问、对照检查，把真实的答案公之于众，真正做到不忘共产党的信仰、警钟长鸣。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为中国的革命、为新中国的诞生，付出鲜血和生命的革命前辈红军将士们！
令人震撼的话剧和无比尖锐的提问，都在时刻警示着还号称为中国共产党人，中国共产党新的长征仍在继续，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前进的道路依然还很漫长……。
从孙中山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到毛泽东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进了北平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
《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
《退回来就失败了。》
《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这里说的《独裁者》，决没有给这些领导者扣上终身的帽子。而是说这些领导者在决策这些大事时是独裁的。
而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独裁者有一个特点，就是《大多数政府》执政的党领容易得多。而《少数党政府》执政时想搞独裁，必须要同一个反对党结盟组织一个《大多数政府》。这可不用再次民选。臭味相投结盟后就可以独裁四年或八年了。
而这些领导者在决策这些大事时，大部分的独裁对全人类没有造成巨大的危害，因此也没有必要如同什么犯了大罪似的，也不必恶狠狠的骂人家是：“独裁者“。这些说中文的反共分子开口闭口必称的“民主“或“独裁者“只不过是看门犬或站街女，只会对着路人乱叫或呼叫男人。
其实《独裁》只是个词组，对一件事物的描述。作为领导者决策时，不是民主就是独裁。这是一个不同的方法和过程，不是决策的结果。所以一个领导者在执政期间对某一件大事的决策而己。“独裁者“也不是终身制。
有少数领导者在执政期间对某一件大事的决策，对人类造成了巨大的伤害，虽说只是这个领导者人生中的一段时间，但这样的独裁造成的恶果是不可原谅的。例如：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剿杀犹太人。
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中的德国己成“民主国家“了。所以称《独裁国家》或《民主国家》也是不合式的。一个国家存在己几十几百年，经历了无数的历史时代，替换了无数的领导人，能说这个国家是《民主国家》或《独裁国家》？！一个人没有《终生独裁》或《终生民主》。一个党也没有的所谓《民主》或《独裁》之分。说一个国家是《民主国家》或《独裁国家》是在胡说八道。
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美国有没有独裁者？前美国总统克林顿在轰炸中国驻南使馆就是一个独裁决策。造成中国人死伤，遇到中国走资派软柿子，忍了。敢炸俄罗斯驻外使馆吗？
前美国总统小布什拿了一包洗衣粉说伊拉克有“大杀伤性武器“，就狂轰滥炸伊拉克，给伊拉克老百姓死伤无数。小布什的这个独裁决策造成了中东战乱几十年。给中东带去了“民主“吗？
前美国总统奥巴马独裁决策的全民医保似乎结束于川普。
前美国总统川普独裁决策在美墨边境修高围墙似乎随他的下台而停止了。发动美中贸易战也是川普的决策。但川普没有发动武装侵略，以及和朝鲜和谈等也是独裁决策。他想拿个和平奖。但没给他。
现任总统拜登独裁决策的事件多了。都看到了不说了。例如：支持乌克兰，支持以色列都是他的独裁之作。
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中的以色列的这个总理，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完美的独裁者了。当了三任，三上二下了，可与走资派邓小平有得一比了。前二任上独裁贪了不少财，遭到了反对党的揭发。三任上来迫不及待想修改法律，以逃脱法律制裁时，民众上街反抗修改法律轰轰烈烈时，找个借口宣战，狂轰乱炸加沙，造成无数妇女儿童伤亡。别说是以色列国民能“民主“一下，别狂轰乱炸加沙了。就是联合国，其他国家坚决反对强烈抗议下也不能阻止。这就是独裁者。
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中的加拿大小土豆，头四年《大多数政府》执政，独裁决策《大麻合法化》。当时民众反对，反对党不同意，但又有奈何？照样立法通过。第二个四年是《少数党政府》执政，就与新民主党结盟，四年之内推翻不了。好处是可以独裁。
独裁决策的作品是《全民牙医保健》。听起来很高大上，为“全民”，又是昂贵的牙医保健。不过，稍用一点脑子去研究一下加拿大目前的医疗制度的事实是：加拿大实行《全民免费医疗》以来，由于是在私有制下的医疗昂贵，支出巨大，占各种政府支出的过半以上，己经到了难于维持的程度，医护人员短缺，急诊室关闭，一直在缩小免费的项目，有政党一直在推医疗私有化。再加上疫情影响，政府财政赤字巨大，百姓因物价房租高涨之下，实行《全民牙医保健》可行吗？
更重要的是加拿大原有的牙医保健包括：有钱人自然有。有工会组织工作的不管是政府工作，还是私人公司工作，都有牙医保健，有的一人工作全家都有牙医保健。没钱的领福利金和残废金的都有牙医保健的，也是一人吃福利全家有牙医保健的。十八岁以下儿童有政府的牙医保健的。产妇有牙医保健的。六十五岁以上的有牙医保健的。剩下的人没有。有必要再搞一套《全民牙医保健》吗？这就是资本主义民选的独裁的恶果。还口口声声称“民主国家“？
小土豆的独裁多着呢？疯狂用高价采购来的新冠疫苗，最后送给一些穷国家还不要。最后过期作废了多少？还污染环境。浪费资源，财政赤字。谁来追责？一日民选，四年或八年独裁。八年之后轻松退下安享退体后的幸福生活。这就是被反共分子们鼓吹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独裁者的写照。
《东方民主》的目的是让人类社会中的普通百姓都能来监督各级大大小小的掌权的官员。应用的武器是《四大》。人人来监督官员的威力的益处就是，监督官员的权力用法律的约束力交给官员身边的每一个人，这是对每一个普通百姓的尊重，对于每一个普通百姓来讲也是一种要负的责任。民主即人民当家作主，民主就要家喻户晓监督官员。
人民应用的方法是《四大》。不需要请示报告上访等，更不准对写大字报的人进行打击报复。如有报复，再贴大字报公布于众。谁敢好意思再犯错。官员也压不住，写大字报者受法律保护。也不会发生如走资派特色政府的上访见不到官员，或被半路上抓去饮茶。这就是公民的自由，平等，民主。如果一再犯错，选举时被不会选作干部了。
发明《大字报》的是工人农民和为工农服务的知识分子。那时候沒有互联网, 只能是《大字报》这种形式了。《大字报》的发明是基层的普通劳动人民, 他们对某人或某事有意见, 想表达却无机会和平台, 即使表达了会遭到领导的打击报复穿小鞋, 所以就用《大字报》的形式揭露执政党的黑暗面, 来监督当官的一言一行, 确保能公平公正廉洁奉公。新中国成立后就有, 《文革》时代仍写入宪法中, 运用《大字报》的人上至主席下至平民百姓。如同今天的自谋体, 博客微博微信等。
《四大》是老百姓的大民主，是指文化大革命中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是1950至198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期间普遍运用的民主方法。兴起于1957年的整风运动和反右运动中，在文化大革命中盛行。同时又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七五宪法》中。毛泽东去世后一段时间，此原則还继续享有合法地位，并被写入七八宪法，直至1980年被被走资派邓小平废除。
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说：“今年这一年，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现在我们革命的内容找到了它的很适合的形式。这种形式，在过去是不能出现的。因为过去是打仗，五大运动，三大改造，这样从容辩论的形式不能产生……不许可。现在许可了。我们找到了这个形式，适合现在这个群众斗争的内容，适合现在阶级斗争的内容，适合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抓住了这个形式，今后的事情好办得多了。大是大非也好，小是小非也好，革命的问题也好，建设的问题也好，都可以用这个鸣放辩论的形式去解决，而且也会解决得比较快。”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出现一张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内容为批评学校党政领导。《人民日报》刊登评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提出革命的目的是《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主要手段是《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提出“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的群众性的大民主运动。
1966年11月和12月，中央文革小组指令，以“四大”为主要形式的《民主运动》逐步扩展到工厂企业和农村人民公社。即《文革》的开始。
1975年1月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将“四大”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第一章“总纲”中规定国家保障人民群众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形式的民主。1978年宪法更进一步将“四大”上升为《公民基本权利》。
这个《公民基本权利》通过还不到二年就随着走资派邓小平篡权成功, 于1980年8月30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修改宪法的决议，取消了《公民基本权利》四大的全部内容。
新中国的《大字报》：1957 年 9 月 6 日 ，毛泽东视察武汉国棉四厂时观看了大字报。1957 年 9 月 18 日 ，毛泽东在上海视察时，又专程到上海国营第一纺织厂看大字报。
在 1958 年 2 月 12 日 视察沈阳黎明机械厂、 2 月 13 日 视察长春汽车厂、 2 月 14 日 视察长春电影制片厂、 4 月 12 日 在长沙视察驻地附近的警卫连和长沙著名的饮食店火宫殿、 8 月 12 日 视察天津东郊四合庄乡新立村农业社时，毛泽东每次都比较仔细地观看了各单位专栏中张贴的大字报和鸣放栏中的工人群众提的意见和对干部的批评和揭发的各种各样不为人知的丑事。
1956年9月6日下午，毛泽东由中共湖北省委第二书记张平化陪同，离开东湖客舍驱车到湖北省委整风运动的点，位于武昌新河街的、公私合营的裕华纱厂看大字报。
毛泽东一进厂门，就被工人认出来了。“毛主席来了”的消息很快传开。工人们高兴得直鼓掌。毛泽东微笑着，同围在身旁的工人亲切握手。当时，厂区两旁全是贴满鸣放的大字报专栏。
第一张大字报的标题是：《党能领导一切吗?》大字报上写道：“共产党能领导打仗，只能搞土改，搞农村工作有一套，搞工业生产不行，还是需要资产阶级来领导。”
读完大字报，毛泽东说道：“好家伙。” 他回头问：“ 这些大字报是谁写的? 这些人过去是干什么的?” 厂党委书记张元一、经理尚金修一一作了回答。
毛泽东又问：“你们怕不怕?” 张元一、尚金修回答：“有党和毛主席领导，有工人群众的支持，我们什么也不怕。” “你们能顶得住吗?“ “顶得住。”“那就好，那就好。你们不要怕，要顶住。”毛泽东高兴地说。
大字报很多，有一张大字报特别引人注意。上面画着五个头像，头像的嘴上还有封条，下面的文字，说明这些人是靠吹牛拍马上去的，所以整风时不开口揭发党的问题。毛泽东在这张大字报前站了很久，问：“上面画的是谁?”
尚金修说：“都是从工人中选拔出来的干部，有的在旧社会是童养媳，有的是苦大仇深的老工人，现在都是工厂或本车间的领导。” “怎么能丑化工人呢? 写大字报的是谁?” “都是资本家的留用人员。” “被贴大字报的人，他们怎么样?”“他们还好，照常工作。”“那就好，那就好。”毛泽东放了心。
毛泽东在张平化和张元一、尚金修陪同下，边看边往前走，职工紧紧相随。在一张题为《绣楼闺阁》的大字报前，毛泽东停住脚步。这是仓库工人写的，批评厂级领导作风不深人，从来没有去过仓库，希望领导走出“绣楼”，深入到群众中去。
毛泽东问：“你这个领导是光吃饭不干事，还是既吃饭又干事?”尚金修答：“我们还是工作的。”张平化说：“他们既吃饭又干事。”
毛泽东环顾左右，问：“这张大字报是写谁的?”尚金修：“是写我的。”
毛泽东看了一眼尚金修：“你是男的，怎么是闺阁?”“我们的书记是女的，大字报是写我们的。”
毛泽东问：“对不对?(指群众的批评)你是不是没有到仓库？尚金修：“去过，去的次数不多，每月盘存的时候去。”
毛泽东：“你是不是在楼上办公?”尚金修：“我们办公室在一楼。”
毛泽东：“当厂长的，每天要到工人中去走一走。全厂范围内每天要转一转，要走出‘绣楼’，深入实际，接触群众。”
武汉的9月，气候仍然十分炎热。毛泽东冒着暑热看大字报已有一个多小时了。尚金修请毛泽东、张平化去会议室休息一下。毛泽东不同意，要去车间看看工人。从筒摇车间进去，从清花车间出来。纺织工人见到毛泽东，热烈鼓掌，毛泽东也向工人招手致意，走到工厂靠长江的小路上，毛泽东问： “看完了没有?”尚金修：“看完了。”
毛泽东同在场的工人、干部亲切话别，然后健步走向停靠在江边的轮船上。裕华纱厂，后来改名为武汉市国棉第四棉纺厂，是武汉市纺织行业的台柱之一。
1963年毛泽东要柯庆施带他去看大字报。上海国棉一厂的职工，整风的大字报一天出了好几百张。九月十八日这天，毛主席来厂看了大字报，全厂有将近两千个职工看到了毛主席。“很高兴，足足陪了毛主席三十分钟。”党委书记特别的感到幸运，与毛主席握了手，谈了话，陪着毛主席在走廊里走了半里路，并且与毛主席拍了照。
毛主席穿的一身淡灰色中山装，着的布鞋，身体很健康，面色很红润。起先我们是这样打算：请毛主席和柯庆施同志到休息室坐一会，让我们向毛主席汇报一下工作。毛主席笑着说“先看大字报吧，我们一面走一面说。”
毛主席首先看到的是一张老工人发言的大字报，他老人家仔细从头到尾看了一遍。老工人对整风中一些错误言论提出了反驳，并且要把错误的言论进行讨论。毛主席看了以后，连连说：“老工人说的对。”
这时候，毛主席很关心地问我们：“鸣放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现在到了什么地步？”我们告诉他，鸣放已经一个多月，现在全厂正在展开争辩。在一张名叫“百丑图”的漫画前，毛主席又停下来仔细地看着，并问了一些这张漫画中几个人物的错误言论的情况。
毛主席来厂参观的消息，飞也似的传开了。这时候正好是早班工人吃饭休息，有的工人端着饭碗从饭厅跑出来，有的工人从后机房骑脚踏车跑过来。在毛主席周围，已经围上了一百多人，四面鼓起了掌声。毛主席向群众招手，不住的向大家微笑。
我们继续向前走。贴在芦棚上有一张批评党委书记的大字报，毛主席仔细地看了一遍。因为平时接近群众不够，待人接物方面比较生硬，因此有一部分职工反映看见我就害怕，甚至于在下车间巡视时，他们有意躲避。这张大字报就是批评这种作风。向毛主席汇报了这个情况，毛主席说“我们应当更多地接近群众。”是的，今后在工作中一定要牢牢按照他的嘱咐和同志们的批评去改进自已的作风。
走着走着，我们到了食堂门口。一张大字报贴在门上，这是批评食堂管理不善，卫生工作不好。告诉毛主席，我们已经组织二十一个人的食堂检查组，正在处理群众提出的意见。毛主席看了大字报并点点头。
当我们绕道经过托儿所、医务室走向南纺工场的走廊，早班吃饭的工人和保全工人老早在两旁排着队等候了。他们个个都想挤到前面来，更清楚地看看毛主席。毛主席慢慢地走着，举起了左手，微笑地环视着群众。
走出南纺工场以后，毛主席又看了几张大字报，并且问起了厂里情况。他问我今年几岁，在工厂工作几年。在小花园的门口，有四、五个职工涌上来，毛主席亲切地和他们握手。女工高玲弟，是纺织工人蓝球队健将，曾经上北京见过毛主席，这次又与毛主席握了手，好高兴极了。
我们还想多留毛主席一会儿，但是时间不早了，毛主席还有更多的工作要作。在群众夹道鼓掌欢呼声中，毛主席上汽车走了。很长很长的时间，走道上还聚焦着一些休息的工人，大家高兴地谈着。
《“大鸣”、“大放”》其原本是把社会主义发展科学文化的基本方针推广到中国共产党对干部党员的整风运动当中，指人民群众应有的《公民基本权利》中的言论自由。
《大鸣》相对于现代少数精英言论自由的“小鸣”，将政治评论的范围扩大到当时中国的所有的社会阶层，包括工人、农民等平民百姓。其主要内容包含三个方面：一是发表言论自由的主体大，大到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公民的程度。二是言论自由覆盖范围大，公民有权表达对本单位、本地区、本部门乃至本国家所有问题的政治诉求，可以对任何人、在任何场合进行公开质询，并且不受任何形式束缚，不限地点，不限集体或个人。三是容纳言论自由的渠道大，采用原有媒体之外的新的言论自由渠道，大小字报，标语口号，自由辩论等方式。
《大放》是由人民自己管理自己，人民成为政治管理的主人。包括以下方面：放开历史观念的束缚，思想的解放；放开所有规则的约束，废除所有审批和注册等限制，任何人都有权组建任何形式的政治组织。废除已有制度基础。
《大字报和大辩论》中的《大字报》指一种写在纸上、粘贴于公共场所、以大字来书写的墙报，用于表达自己对社会各个方面的看法。
《大辩论》指在广泛的群众中间，围绕一个政治问题进行的辩论。主要强调集思广益、全民参与。与议会和委员会类似小范围的辩论相对，指所有涉及到人民利益的重大问题，都交由人民自由讨论。
这一英民主。政策是大众政治时代大众应当享有的大众自由和大众民主，将从根本上取代数千年来精英时代造就的精英自由和精英民主。
《独裁者》是指某一个人，在一个社团，党派，地区，国家中担任最高领导者，在其对所属国家团队内的管理期间，对于一些重大事件自己独裁决策行事者，谓之《独裁者》。所以笼通地称某一个国家是《独裁国家》或《民主国家》是不妥的。称某一个党是独裁的更是胡说八道。一个国家存在几十年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一个政党有不同的党领，能说一样吗？只能说某一时段《是》还是《不是》即可。最好的例子就是德国和日本。今天这二个国家都放到西方民主国家中了，还是最“民主”的七国之中了。但过去有段时间是民主国家吗？
一个最高领导者在其任期时间内会有很多次重大决策，看其是否经常性的独裁还是偶尔的独裁要区分开。所以说，独裁和民主对于一个人来讲，也不存在终身制。在这个人没有当上最高领导者之前或之后，应该同平民百姓个体一样，不存在独裁者和民主者之说。例如当父亲母亲的只能在自己家里进行独裁和民主。例如说，蒋介石是独裁者，只是在中华民国蒋介石国民党时期执政时，蒋介石是一个独裁者。之后逃亡到台湾岛上继续执政台湾时，蒋介石也是一个独裁者。蒋介石刚登上台湾岛不久，228事件反蒋介石的独裁就证明了是一个独裁者。独裁者的特色就是对反独裁者的人开枪镇压，继续独裁统治执政。但被反对者赶下台后就不存在独裁者身分了。
独裁者的启动力就是想要自己或家庭获得名和利。一个最高领导者不想拥有名和利，独裁就失去了动力。人性的自私性，可使每一个人得了最高领导权，都会想通过独裁而获得私有的名和利的。只不顾很多人在权位上有自我克制私欲。有些人不敢独裁或没有这个独裁的自控能力，也是存在的。这里的“最高领导权“指的是上至国家，下指一个家庭。独裁的父亲或独霸的母亲不是没有。但危害大的是指一个国家的独裁者。如德国日本的独裁者影响世界影响全人类。
中国共产党内的走资派是不是独裁者？中国共产党内的走资派二号人物邓小平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中国共产党内的走资派邓小平是不是独裁者？是！是！！是！！！
邓小平从苏联回中国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时不可能是独裁者。
邓小平在第四野战军时当政委，官不小。但军长是刘佰承，邓只能做做思想工作，邓想独裁也不成，刘军长说了算。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共中央一线领导，前面有刘少奇，也轮不到邓小平独裁。
文革中邓小平三上三下，迫不及待想独裁一下。可毛泽东还在。邓小平还是不能独裁。
毛泽东逝世后，华接班。邓小平的投机分子机会主义者的机会来了。
走资派邓小平篡权成功。开始了走资派邓小平的独裁之路。
走资派邓小平篡权成功后的《独裁决策》的例子很多：
台上改革开放，台下复辟资本主义。是走资派邓小平的独裁之作。
文革中，邓小平投机分子机会主义者使然，《永不翻案》。改革后，邓小平独裁，立即翻案。
文革中，邓小平说，文革好。邓小平独裁后说，文革是动乱。
走资派邓小平独裁决定：四人帮十大罪，判死缓。
走资派邓小平不在位上，可独裁让华国锋下台。让胡跃邦上台又下台。让赵紫阳上台又下台。让江泽民上台。江不听话，独裁式南下带着家属游玩时就可以发号施令作为国策来下文件，让上至总书记下至村官都得听邓的话。够刺激吧！古今中外的独裁者中也是少见的。
走资派邓小平不在位上，可独裁地隔代指定接班人。胡锦涛，习近平是例子。又隔代又隔代的习近平更是放心，红二代，自己家里的孩子，更放心接班了。这种做法己不是资产阶级的时代了，而是封建社会里的帝皇做法了。资本主义社会里还有资产阶级的民主，让几个资本家之间竞争选举一下。而走资派邓小平直接独裁指定上位亲自开除前后共有六位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而走资派邓小平从来没有当过一天的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这不叫独裁叫什么？
独裁者有个共性就是对反对独裁者的人开枪镇压。蒋介石如此。走资派邓小平也如此。这就不多讲了。因为讲的很多了。
走资派邓小平在治国外交经济军事等多方面都有很多独裁的决策。就不一一例举了。以上足以证明走资派邓小平是一个独裁者。而走资派邓小平这个独裁者连资产阶级的民主都算不上。
中国香港有没有《港式民主》？有！但要分开说。
《香港》在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零时归还中国之前，是没有《港式民主》的。香港只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派港督来治港。香港人中的少数精英当当下手而己。香港的工人农民只有做苦工累活的命，何谈要作香港政府的主。所以说，香港在回归前是不存在《港式民主》的。更不要谈什什美式民主？就是英国管的，英国人也不让香港有个英式民主。何谈什么普世民主了？痴人做梦吧。
香港回归中国后，香港有没有《港式民主》？有！要分开说。
以《国安法》为界：
《国安法》之前的《港式民主》称之为：旧《港式民主》。
《国安法》之后的《港式民主》称之为：新《港式民主》。
旧《港式民主》。为什么说有《民主》呢？
因为，香港在回归后，中国走资派特色政府不派“港督“官员来港治理香港事务。是《港人治港》。但要得到中央政府认可。参选的官员大多数也是有钱的资本家。所以也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要是香港本地的资本家，通过选举，中央认可，成了港人治港。即旧《港式民主》的产生开始。
但是，由于很多法律和体制沿用原来英国式的模式，产生许多漏洞，经二十多年的实践，很乱，港民无安全感。所以经大乱之后，中央政府制订了《国安法》。有法可依。 这就产生了新《港式民主》。
新《港式民主》也是资产阶级民主。因为，港府领导的产生是同前面旧《港式民主》一样的。区别在于旧《港式民主》延用了一些英国的法律。而新《港式民主》中的一部《国安法》是中国中央人大制订的法律。
新《港式民主》的《香港国安法》实施三年多了。三年多来，香港国安法实施后取得的全面效果有目共睹。与前黑暴肆虐香港的状态作对比，更是给世人恍如隔世之感。没有人可以否认，是《香港国安法》带来了这样的巨变。香港迎来安全的新局面，没有《香港国安法》是绝不可能实现的。
没有安全何来自由。加沙人有自由吗？香港是自由港，“自由”在香港还被赋予了更丰富的意义。但在“爆乱”期间，普通市民连大街都不敢上，哪里有什么自由？连在公共场合说句普通话都可能挨打，哪里有什么自由？乱港分子肆意阻碍交通、纵火、扔汽油弹，直接危害广大市民的基本生命安全和自由。《香港国安法》首先恢复的是香港的安全，进而也保障了香港的真正自由。
香港一直是全球最自由、最开放的经济体，在260多个国际协议和30多个政府间国际组织中拥有成员地位，这是其他任何一个城市都不具备的独特优势。但这个优势差一点被“乱港分子”糟蹋了。
有关资料显示，当时持续发生的爆乱造成3000多人受伤，致使港铁1979年开通以来首次全线停运，暴徒撬起来的砖头可填满48个篮球场，拆下来的栏杆连起来有125座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二期大厦那么高。商家正常的经营活动都无法进行，香港怎么可能民主？怎么可能自由？香港国安法使香港的营商环境得以快速好转，经济民生因此日渐展现新的生机。
没有法治何来民主。当法治遭到破坏的时候，“民主”就成了别有用心者的掩护和工具。香港立法会一度被乱港分子重点攻击，长时间陷入瘫痪状态，大批与民生息息相关的法案迟迟得不到审议，数以百万计的纳税人、打工仔、残障人士等的切身利益受到影响。这是民主吗？是什么民主？香港国安法的颁布实施，结束了这样的混乱，维护了法治也维护了民主。
不爱国何谈爱港。曾几何时，在中国自己的土地上，竟然不能谈爱国？乱港分子企图把爱国和爱港对立起来，对爱国者进行打击，制造恐怖氛围，大行害港之实。香港国安法颁布实施后，确保了“爱国者治港”，香港中小学升起了五星红旗，唱起了国歌，社会正气得到彰显，“国安家好”等观念深入人心。
不打击乱港分子何来香港安宁。乱港分子不除，香港永无宁日。人们都记得，在香港国安法实施前，乱港分子何其猖狂，他们在境外势力的支持和怂恿下，公然背叛国家、背叛香港，他们的行为放在任何一个现代法治国家都是赤裸裸的犯罪，不可容忍。香港国安法实施后，乱港分子被抓的抓，判的判，逃的逃，乱港组织也纷纷树倒猢狲散。在香港国安法面前，他们确实脆弱得像秋后的蚂蚱。
不甘心失败的西方反华政客，一直不遗余力地对香港国安法进行抹黑诋毁，如此颠倒黑白更暴露他们对香港的强烈恶意。香港今天的局面有多么来之不易，香港市民都有切身体会。去年习近平主席视察香港时表示，“经历了风风雨雨，大家痛感香港不能乱也乱不起，更深感香港发展不能再耽搁，要排除一切干扰聚精会神谋发展”。这不仅说出了香港市民的心声，也为香港指明了前进方向。
香港国安法实施前后的强烈对比，让人们更加深刻地感受到这句老话的分量。香港未来的每一步前行，都会走得愈发坚定、自信，并且动力十足。新《港式民主》要比美式民主安全。
《台式民主》是资产阶级民主。
《台式民主》。近日，台湾岛上为选举台湾领导人，可谓轰轰烈烈己经有段时间了。离选举日己不足一个月了。台湾记者在街头和养老院进行了随访。在街头主要是年轻人：喜欢叫台湾好。在养老院里随访了几个九十多岁的退体老兵：打仗残酷啊！我是在大陆时被抓壮丁抓来的，我当时还是个孩子，因为壮丁抓不到啊.......。见那老兵含着眼泪在说。
台媒记者作了简单分析：目前台湾岛上年轻人以独立居多。而老年人尤其是被蒋介石国民党被迫带到台湾岛上来的大陆人中以中国统一为主。但老年人不断地在减少，而年轻人不断地在增加。民意的结果是以台湾独立为主的。《台式民主》一直在为独立或统一为轴心而转。而作主的是几个资本家和他们的集团。至于《扶助工农》早被国民党抛至九宵云外了。而民进党就根本不承认。而民众党和最大资本家根本就不认工农。这就是目前的《台式民主》的核心。
蒋介石在统治台湾时是独裁。无可非议。蒋介石儿子接班，是因为蒋介石的这个儿子经苏联培训过，还能做点事。蒋介石死后，蒋经国统治台湾时，把从苏联学到的和回到中国在瑞金地区看到的土改农民运动分田地共产党的做法搬到了台湾。当时分到田的台湾人转手把田卖了，拿了钱移民了。蒋经国死了，被他重用的李登辉是个投机分子机会主义者，李没法解散国民党，就纵容一帮反国民党分子组建了民进党。这就是《台式民主》的开始。
《台式民主》在日裔台人投机分子李的操纵下，台湾民进党的陈水扁上台执政了。四年，八年执政下来，陈水扁，一个台湾农民的儿子，又是台南一家地主的女婿，进了监牢。为啥？捞钱！陈水扁在台湾执政八年捞了多少钱？
《陈水扁30年从政之路以贪腐丑闻终结》《陈水扁：从“台湾之子”到台湾之耻》《出身贫寒三级贫户之子 “老实的乡下人”》到《“执政”8年 大肆捞钱 享用特权》
台湾学者指出，陈水扁在8年“执政”时间里，打造出真正的“第一家庭”，即“炒股第一，购物第一，拼理财第一”！这8年，陈水扁不仅将自己的政治仕途推上了巅峰，也将家人的腰包变鼓，享受到平常百姓家无法享受的特权。
根据台湾财政部门公布的岛内政治人物财产申报资料显示，陈水扁“执政”8年，家里多出近5000万元的存款和两处房产。此外，吴淑珍的手表和10多件珠宝价格更是难以估量。8年内，陈水扁夫妇还为家人购买了220多万的高额终身保险。
陈水扁的儿子陈致中的婚礼也曾在台湾引起很大争议。按照规定，平常只有“第一家庭”才可以动用公务用机“空军一号”。婚礼当天，包括媒人等一票人全部登上“空军一号”，前往女方台中的家里提亲。当时，有人开玩笑说，“空军一号”变成了提亲的专机。
陈致中的婚礼极具奢华，台湾几乎所有的银行家以及比较大的企业家全部到场，这在台湾是非常不可思议的。更离谱的是，曾有商人赠送价值100万元的对表，竟被吴淑珍要求换成价值132万元的名牌钻戒，并强制对方弥补差价。
陈水扁家族的特权远远不止一家四口人在享受。扁家友人蔡铭哲曾在出庭时证实，他曾以吴淑珍助理的名义帮陈水扁家修缮官邸、添购家具，都能获得很大的折扣。
陈水扁“执政”8年，推动许多重大建设，包括雪山隧道通车、高铁营运、“二次金改”等，只是这样的政绩，却因为弊案陆续引爆，最终把自己推向牢狱之灾。
“第一家庭”从风光无限到分崩离析。陈水扁家族弊案的爆发，为这个曾经的“第一家庭”带来了人性的冲击，一场亲情角力战上演。顷刻间，夫妻关系、父子关系、父女关系、婆媳关系变得复杂而诡异。昔日风光无限的“第一家庭”，如何蜕变到众叛亲离、大难临头各自飞的境地？
夫妻关系：从“救夫保子”到“舍大保小”。在陈水扁的仕途中，吴淑珍一直是最重要的推手。吴淑珍所谓的“政治车祸”发生后，陈水扁在公众面前始终扮演好丈夫、好父亲的角色，夫妻大方秀恩爱。
弊案初期，吴淑珍为了保护丈夫陈水扁与儿子陈致中，曾采取部分认罪的司法策略，企图将全部罪责揽在自己身上，通过这一手段来达到“救夫保子”的目的。而陈水扁也同样将罪名推给妻子，称吴淑珍“不是正常人”，瞒着他在官邸捞钱、搬钱、洗钱。
随着案情的进一步明朗，扁家人似乎意识到唯有坦白认罪才能减轻家人、尤其是儿子陈致中涉罪的责任。此后，吴淑珍的策略由“救夫保子”转为“舍大保小”。
陈水扁办公室透露，先前曾带着一封吴淑珍亲手写的信转交给陈水扁。吴淑珍在信中措辞强硬地责备陈水扁。之后，吴淑珍更进一步发动劝扁认罪攻势，甚至撂话：“不认罪以后就不来探视！”
父子关系：从“避实就虚”到“当庭对质”。扁家弊案初期，陈致中、黄睿靓夫妇称父亲对洗钱一事毫不知情，力保陈水扁的痕迹相当明显。然而，随着弊案审理的进一步白热化，陈致中坚定地表示愿意出庭作证，与父亲陈水扁对质。当陈水扁听到儿子在法庭上侃侃而谈时，眉头深锁，坐立难安。
为了达到让父亲陈水扁认罪的目的，陈致中也曾以死相逼。他表示，如果吴淑珍有事，他准备“随母而去”。而陈致中妻子黄睿靓探阿扁时更是直接哭诉，希望阿扁配合院检，不要累及子女与第三代。
父女关系：从“为父叫屈”到“对扁发飙”。每当弊案进入紧要关头之际，陈幸妤高声嘶吼，为家人辩护，强调汇往海外的钱都是“选举结余款”。她还点名前“行政院长”苏贞昌、谢长廷和高雄市长陈菊，都曾拿过父亲陈水扁的钱。
但当陈幸妤涉入家族弊案被限制出境，无法实现赴海外求学的美梦时，她把一腔怒火通通发泄到陈水扁的身上。陈幸妤到看守所探视父亲时，父女间发生激烈争吵，陈幸妤情绪失控，当场发飙。陈水扁则是一次又一次消费儿女的隐私。他不仅出书大爆陈幸妤的失恋情史，称女儿曾当第三者，还直指她会发疯甚至自杀，让其隐私沦为街头巷尾的八卦话题。
这就是《台式民主》。在《台式民主》之下的种种丑陋一览无遗。
《民主集中制》是东方民主在共产党取得政权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个《扶助农工》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治国方法，并定为制度。共产党当官了，共产党有权了，但毛泽东反复强调共产党员们，必须要继续《扶助农工》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因此，工人们有了铁饭碗以工厂为为家。农民们组织起来成立农村人民公社，兴修水利大办农业，创办社办企业人民公社工业化，互补工农城乡差距，个体农民成了集体的社员。干部们还必须要做到民主及民主集中制即先听民意再作决策，不但如此，干部还要参加劳动，规定在允许的情况下到工厂农村去，与工人农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还要到五七干校去一边学习一边参加集体劳动。知识分子们也要为《扶助农工》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准则。以民为主让民作主。
１９４９年３月２３日上午，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共中央五大书记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乘坐１１辆吉普车和１０辆美制十轮大卡车，浩浩荡荡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
在进行出发的准备工作时，毛泽东就对周围的人说：同志们，我们就要进北平了。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进了北平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临行前夜，毛泽东只睡了四五个小时。他兴奋地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来笑着接过话题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以史为镜，可知兴替。熟谙历史的毛泽东对古往今来、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教训，特别是对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占领北京，取得政权后，居功自傲，贪图安逸，结果导致失败的历史教训，格外重视。
早在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即指示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史学论著《甲申三百年祭》作为整风学习的重要文件。他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就是要叫同志们引以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他一再强调说：“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在刚刚结束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再次向全党敲响警钟，提出了“两个务必”。
毛泽东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以后的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为此毛泽东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同时，他还要求全党同志要警惕骄傲自满情绪，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两个务必”的提出，不仅在当时起到了警醒全党的作用，而且直到现在都具有指导意义。
《东方民主》把扶助工农作为起点，在没有执政权的长时间内，努力地扶助工农，将工农组组起来，带领工农，抉助工农，终于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1949年取得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因而结束了长时期被压迫、被奴役的历史，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4年）序 言：
中国人民经过一百多年的英勇奋斗，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1949年取得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因而结束了长时期被压迫、被奴役的历史，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民主制度，也就是新民主主义制度，保证我国能够通过和平的道路消灭剥削和贫困，建成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
我国人民在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斗争中已经结成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今后在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完成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和反对内外敌人的斗争中，我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将继续发挥它的作用。
我国各民族已经团结成为一个自由平等的民族大家庭。在发扬各民族间的友爱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反对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基础上，我国的民族团结将继续加强。国家在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将照顾各民族的需要，而在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上将充分注意各民族发展的特点。
第一章 总 纲
第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
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
各民族一律平等。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各民族团结的行为。
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
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
第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依靠国家机关和社会力量，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逐步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民主集中制》是东方民主在共产党取得政权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个方法，并定为制度。当官了，有权了，必须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同时，当官的还必须要做到民主及民主集中制。
何谓《民主集中制》？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中第一点就回答和示范了《民主集中制》这种方法。具体做法如下，
毛泽东：“同志们，我现在讲几点意见。一共讲六点，中心是讲一个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同时也讲到一些其他问题。
第一点，这次会议的开会方法。
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到会的有七千多人。在这次会议开始的时候，几位同志准备了一个报告稿子。这个稿子，还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我就向他们建议，不要先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立即发给参加大会的同志们，请大家评论，提意见。同志们，你们有各方面的人、各地方的人，有各个省委、地委、县委的人，有企业党委的人，有中央各部门的人，你们当中的多数人是比较接近下层的，你们应当比我们中央常委、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更加了解情况和问题。还有，你们站在各种不同的岗位，可以从各种的角度提出问题。因此，要请你们提意见。报告稿子发给你们了，果然议论纷纷，除了同意中央提出的基本方针以外，还提出许多意见。后来又组织了二十一个人的起草委员会，这里面有各中央局的负责同志参加，经过八天讨论，写出了书面报告的第二稿。应当说，报告第二稿是中央集中了七千多人议论的结果。如果没有你们的意见，这个第二稿不可能写成。在第二稿里面，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有很大的修改，这是你们的功劳;听说大家对第二稿的评价不坏，认为它是比较好的。如果不是采用这种方法，而是采用通常那种开会的方法，就是先来一篇报告，然后进行讨论，大家举手赞成，那就不可能做到这样好。
这是一个开会的方法问题。先把报告草稿发下去，请到会的人提意见，加以修改，然后再作报告。报告的时候不是照着本子念，而是讲一些补充意见，作一些解释。这样，就更能充分地发扬民主，集中各方面的智慧，对各种不同的看法有所比较，会也开得活泼一些。我们这次会议是要总结十二年的工作经验，特别是要总结最近四年来的工作经验，问题很多，意见也会很多，宜于采取这种方法。是不是所有的会议都可以采用这种方法呢?那也不是。采用这种方法，要有充裕的时间。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会议，有时也许可以采用这种方法。省委、地委、县委的同志们，你们以后召集会议，如果有条件的话，也可以采用这种方法。当然，你们的工作忙，一般地不能用很长的时间去开会，但是在有条件的时候，不妨试一试看。
这个方法是一个什么方法呢?是一个民主集中制的方法，是一个群众路线的方法。先民主，后集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同群众相结合。这是我讲的第一点。“
《这是一个民主集中制的方法，是一个群众路线的方法。先民主，后集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同群众相结合。》
”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那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骂的结果，无非是自己倒台，不能做这项工作了，降到下级机关去做工作，或者调到别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一个人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为什么只能做这个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调到别个地方去呢?我认为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的益处。不信，你们不妨试试看。“
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
什么叫集中?首先是要集中正确的意见。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叫做集中统一。如果大家对问题还不了解，有意见还没有发表，有气还没有出，你这个集中统一怎么建立得起来呢?
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
我们的领导机关，就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这一方面说来，只是一个加工工厂。大家知道，工厂没有原料就不可能进行加工。没有数量上充分的和质量上适当的原料，就不可能制造出好的成品来。
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
我们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不是要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吗?如果离开充分发扬民主，这种集中，这种统一，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实的还是空的?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当然只能是假的、空的、错误的。
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无产阶级的集中，是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
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没有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巩固。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这两个方面是分不开的，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或者叫人民民主专政。
我们的口号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怎样实行领导呢?经过共产党来领导。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无产阶级团结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阶级和阶层，对反动阶级，或者说，对反动阶级的残余，实行专政。
人民民主专政要压迫的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他们代表的阶级是地主阶级和反动的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和坏人，大约占全人口的百分之四、五。这些人是我们要强迫改造的。他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专政对象。
我们站在那一边?站在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众一边，还是站在占全人口百分之四、五的地、富、反、坏、右一边呢?必须站在人民群众这一边，绝不能站到人民敌人那一边去。这是一个马克列宁主义者的根本立场问题。
在国内是如此，在国际范围内也是如此。各国的人民，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总是要革命的，总是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不会拥护修正主义，有些人暂时拥护，将来终究会抛弃它。他们总会逐步地觉醒起来，总会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的反动派，总会反对修正主义。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坚定地站在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这一边。
《扶助农工》。古人云：一字值千斤。
《扶助农工》何止值千斤，值千吨万吨甚至亿吨都不为过。
《扶助农工》中的《扶》字是：支持人或物，使不倒：搀扶。扶正。扶老携幼。以扶善良。扶人清醒。扶人强大。
《扶助农工》中的《助》字是：帮助。辅助。助手。助人为乐。
《扶助农工》中的《农》字是：农民。当时旧中国有几亿。
《扶助农工》中的《工》字是：工人。当时旧中国有几百万。
孙中山提出的《扶助农工》，可不是拍脑说出的。集其一生所经验。
孙中山医学院毕业后在香港当医生，他的哥哥在美国开农场。孙中山大可过上小康，或是中康，甚至大康的个人家庭生活。然后呢？
然后，医生这个职业有个特殊性，即可接触到社会上的各等人员，有富人，有穷人。那个时代人世间以私人诊所为主，大多数医生以付钱看病，而少数医生见到穷人看不起病就关心起这件事了。例如加拿大的白求恩医生在多伦多开了几个月的私人诊所后就关闭了，参加了美加共产党了。而孙中山也弃医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了。
孙中山对旧中国的社会是仔细观察认真研究的。他对如何解决旧中国的落后和被殖民是有独立思考的，也有如何去解决的想法。主要内容就是旧三民主义。为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为中国各民族一律平等。民权主义则指民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民生主义指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实行《耕者有其田》。推翻皇帝。抵御帝国主义侵略。
孙中山不但有想法，而且脚踏实地干起来了。孙中山首先想请《东帝》即日本帝国主义中的少数官员援助，但《东帝》不帮忙。孙中山又向《西帝》即西方帝国主义乞求援助，但《西帝》不理。
因此，孙中山在海外华侨们和其哥哥的经济支持下，成立同盟会组织回中国南方闹革命。在与清军战斗中屡战屡败，只好又逃出中国躺在日本或美国。
清朝末年，由于军阀混战，皇帝年青，清政府腐败无能，再加上孙中山国民党的闹革命。皇帝倒台了。
孙中山愿意让出总统位给军阀以求议和，能让中华民国活下去。但议和梦又破了。上台的军阀不想当大总统，而是想当皇帝。孙中山的国民党只是管管南方的广州地区。《东帝》和《西帝》都不帮忙给援助，孙中山的国民党没钱没枪困在南方。
此时，苏联斯大林派特使来中国，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又接见了孙中山，并邀请孙访苏。后孙派蒋介石访苏，得到了钱和枪炮，组建了中华民国孙中山国民党的临时广州政府。孙中山还将所有的共产党骨干请到了孙中山国民党的临时广州政府内。又成立黄浦军校培养军官。又在农村开办农民夜校，农民运动讲习所。又开始北伐战争。是1926年至1928年间，中国国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向北洋军阀发动之内战，因为国民革命军战场由南向北推进，故又简称“北伐”或“北伐战争”。北伐时所到地区农民们积极响应有粮出粮有力出力。就在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节节胜利之时，孙中山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新三民主义：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
《联俄》：《东帝》和《西帝》都不帮忙孙中山，没得选择，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联俄》。必须是联俄。
为什么必须是联俄？毛泽东在一九四零年就已回答：”现在的事情非常明白，如果没有联俄政策，不同社会主义国家联合，那就必然是联帝政策，必然同帝国主义联合。不见一九二七年之后，就已经有过这种情形吗？社会主义的苏联和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一经进一步尖锐化，中国不站在这方面，就要站在那方面，这是必然的趋势。难道不可以不偏不倚吗？这是梦想。“
毛泽东又说：“全地球都要卷进这两个战线中去，在今后的世界中，“中立”只是骗人的名词。何况中国是在同一个深入国土的帝国主义奋斗，没有苏联帮助，就休想最后胜利。
如果舍联俄而联帝，那就必须将“革命”二字取消，变成反动的三民主义。归根结底，没有“中立”的三民主义，只有革命的或反革命的三民主义。如果照汪精卫从前的话，来一个“夹攻中的奋斗”，来一个“夹攻中奋斗”的三民主义，岂不勇矣哉？但可惜连发明人汪精卫也放弃（或“收起”）了这种三民主义，他现在改取了联帝的三民主义。
如果说帝亦有东帝西帝之分，他联的是东帝，我和他相反，联一批西帝，东向而击，又岂不革命矣哉？但无如西帝们要反苏反共，你联它们，它们就要请你北向而击，你革命也革不成。所有这些情形，就规定了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必须是联俄的三民主义，决不能是同帝国主义联合反俄的三民主义。
《联共》：“如不联共，就要反共。反共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汪精卫的政策，你也要反共，那很好，他们就请你加入他们的反共公司。“
毛泽东又说：“昔日差不多动员了全世界帝国主义的气力反了十年之久还没有反了的共，今日忽能“独立”反之吗？听说外边某些人有这么一句话：“反共好，反不了。”如果传言非虚，那末，这句话只有一半是错的，“反共”有什么“好”呢？却有一半是对的，“反共”真是“反不了”。“
“其原因，基本上不在于“共”而在于老百姓，因为老百姓欢喜“共”，却不欢喜“反”。“
“老百姓是决不容情的，在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之时，你要反共，他们就要了你的命。这是一定的，谁要反共谁就要准备变成齑粉。如果没有决心准备变自己为齑粉的话，那就确实以不反为妙。这是我们向一切反共英雄们的诚恳的劝告。因之清楚而又清楚，今日的三民主义，必须是联共的三民主义，否则，三民主义就要灭亡。这是三民主义的存亡问题。联共则三民主义存，反共则三民主义亡，谁能证明其不然呢？”
《如不联共，就要反共。》《不偏不倚，这是梦想。》
《昔日差不多动员了全世界帝国主义的气力反了十年之久还没有反了的共，今日忽能“独立”反之吗？》
蒋介石可谓是反共大统帅，手握八百万国军，还有西帝的明支持，东帝的暗来往。反共成了吗？
汪精卫可谓是反共大干将，有东帝的扶助，反共成了吗？
新中国成立后，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反共成了吗？
文革中，走资派，反共成了吗？
改革后，走资派只能台面上高举《共》的旗子，台下反共。
改革中的砖家叫兽马户又鸟们，反共成了吗？
改革中的洋奴洋卖办们，反共成了吗？
文城中的那些反共分子，如同看门犬，对着过路人狂犬几声。又如站街女，看见路过的男人，只会说些只言片语断章取义的“情话“，一付让正常男人厌恶的尤如祼体画面显露在公众场合。反共能成吗？
纵观一百多年的反共历史证明了一个真理：反共反不了。“反共好，反不了。”这是对反共十年之后的总结。到今天中国人之间的反共己有一百多个年头了，几乎结论相似。
这能说明《共》危害吗？答案是否定的。《共》也是人，不是神。
在被反共十年之后，毛泽东就说：“其原因，基本上不在于“共”而在于老百姓，因为老百姓欢喜“共”，却不欢喜“反”。
老百姓是决不容情的，在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之时，你要反共，他们就要了你的命。这是一定的，谁要反共谁就要准备变成齑粉。如果没有决心准备变自己为齑粉的话，那就确实以不反为妙。这是我们向一切反共英雄们的诚恳的劝告。因之清楚而又清楚，今日的三民主义，必须是联共的三民主义，否则，三民主义就要灭亡。这是三民主义的存亡问题。联共则三民主义存，反共则三民主义亡，谁能证明其不然呢？“
这就又回到了《扶助农工》。
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必须是农工政策的三民主义。
不要农工政策，不真心实意地扶助农工，不实行《总理遗嘱》上的“唤起民众”，那就是准备革命失败，也就是准备自己失败。
斯大林说：“所谓民族问题，实质上就是农民问题。”这就是说，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现在的抗日，实质上是农民的抗日。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实质上就是授权给农民。新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主义。
大众文化，实质上就是提高农民文化。抗日战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现在是“上山主义”的时候，大家开会、办事、上课、出报、着书、演剧，都在山头上，实质上都是为的农民。
抗日的一切，生活的一切，实质上都是农民所给。说“实质上”，就是说基本上，并非忽视其它部分，这是斯大林自己解释过了的。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这是小学生的常识。
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农民之外，中国人口中第二个部分就是工人。中国有产业工人数百万，有手工业工人和农业工人数千万。没有各种工业工人，中国就不能生活，因为他们是工业经济的生产者。没有近代工业工人阶级，革命就不能胜利，因为他们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他们最富于革命性。
在这种情形下，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必然是农工政策的三民主义。如果有什么一种三民主义，它是没有农工政策的，它是并不真心实意扶助农工，并不实行“唤起民众”的，那就一定会灭亡。
由此可知，离开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是没有前途的。一切有良心的三民主义者，必须认真地考虑到这点。
这种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的发展，是孙中山先生的大功劳，是在中国革命作为社会主义世界革命一部分的时代产生的。
只有这种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才称之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才宣布“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只有这种三民主义，才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中的政纲，即其最低纲领，基本上相同。
《“其原因，基本上不在于“共”而在于老百姓，因为老百姓欢喜“共”，却不欢喜“反”。》这就是《民主》。老百姓作主。老百姓欢喜谁，不喜欢谁，老百姓自己作主。
那么，为什么说《扶助农工》是东方民主的起点呢？
孙中山说《扶助农工》时，以及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赞同《扶助农工》政策时，都还没有获得执政权。说得难听点，还是老百姓中的一员，拿什么能让老百姓作主？自己也作不了主，还让谁民主？
但孙中山以及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一群老百姓比大多数老百姓的区别在于，找到了让大多数老百姓摆脱被剥削和被压迫的方法，所以只能是《扶助农工》，让农工自己起来争取民主自由人权。这就是中国自己的自创的《民主》，为什么说《扶助农工》是东方民主的起点。
《扶助农工》和《为人民服务》远远超出《论语》十万八千里的先进性和治国的理念。腐儒们只知道古代封建主义帝皇将相腐儒的《论语》，洋奴才只知道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普世价值》。
在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这是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统治或半统治中国的东西。这一部分文化，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办理的文化机关之外，还有一些无耻的中国人也在提倡。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都属于这一类。
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
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
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
毛泽东在一九四零年写的《新三民主义》一文中说：
“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
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
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
《扶助农工》在如今的走资派字典里，以及台湾国民党的话语里都己被删除掉了。
《西方民主》，人们己经很熟悉了。有了《西方民主》，必须要配有《东方民主》。为什么必须要配有《东方民主》？道理很简单。要有危机意识。因为一旦《西方民主》失控或崩溃了，要有替代。
同时要有监督意识。按照《西方民主》中的多党制以及反对党监督执政党的监督意识影响下，人类只有《西方民主》还是不够的，必须要有《东方民主》，作为第一反对党的角色存在进行监督执政的《西方民主》。必要时替代执政。还可以有《其他民主》存在这才行。
再则要有比较机制。有比较就必须有同等级别的二个以上，才能有比较出谁好谁不好，谁行谁不行，谁能谁不能来。有机会比较一下。
有关《西方民主》的定义，几百年来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己广而告之了，在此不作重复了。
对《东方民主》说一下：根据百多年来反对声最多最响的当属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在东方中国的实践成功。首当其冲地被骂被攻击被抹黑的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
而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杰出作品是：
一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
二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
新中国的成立。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十年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社会实践中的一切成功经验离不开《东方民主》。所以，《东方民主》的定义是：毛泽东时代三十年。
《西方民主》即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己几百年了。
而《东方民主》即毛泽东时代三十年。
《东方民主》，虽然只有三十年的社会实践，两者放在一起作一比较就显示出好坏来了。以后慢慢再说。
今天主要讲讲《东方民主》的主要内容：
讲《东方民主》，必须要从孙中山国民党的《新三民主义》开始。
《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这是孙中山国民党的新三民主义。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国民党背判了孙中山的遗言。而毛泽东继承了。
毛泽东在一九四零年写的《新三民主义》一文中说：
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
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
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
我们共产党人承认“三民主义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承认“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承认共产主义的最低纲领和三民主义的政治原则基本上相同。
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必须是联俄的三民主义。现在的事情非常明白，如果没有联俄政策，不同社会主义国家联合，那就必然是联帝政策，必然同帝国主义联合。不见一九二七年之后，就已经有过这种情形吗？社会主义的苏联和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一经进一步尖锐化，中国不站在这方面，就要站在那方面，这是必然的趋势。难道不可以不偏不倚吗？这是梦想。
全地球都要卷进这两个战线中去，在今后的世界中，“中立”只是骗人的名词。何况中国是在同一个深入国土的帝国主义奋斗，没有苏联帮助，就休想最后胜利。
如果舍联俄而联帝，那就必须将“革命”二字取消，变成反动的三民主义。
归根结底，没有“中立”的三民主义，只有革命的或反革命的三民主义。如果照汪精卫从前的话，来一个“夹攻中的奋斗”，来一个“夹攻中奋斗”的三民主义，岂不勇矣哉？但可惜连发明人汪精卫也放弃（或“收起”）了这种三民主义，他现在改取了联帝的三民主义。
如果说帝亦有东帝西帝之分，他联的是东帝，我和他相反，联一批西帝，东向而击，又岂不革命矣哉？但无如西帝们要反苏反共，你联它们，它们就要请你北向而击，你革命也革不成。所有这些情形，就规定了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必须是联俄的三民主义，决不能是同帝国主义联合反俄的三民主义。
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必须是联共的三民主义。如不联共，就要反共。反共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汪精卫的政策，你也要反共，那很好，他们就请你加入他们的反共公司。但这岂非有点当汉奸的嫌疑吗？
我不跟日本走，单跟别国走。那也滑稽。不管你跟谁走，只要反共，你就是汉奸，因为你不能再抗日。我独立反共。那是梦话。岂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好汉们，能够不靠帝国主义之力，干得出如此反革命大事吗？
昔日差不多动员了全世界帝国主义的气力反了十年之久还没有反了的共，今日忽能“独立”反之吗？听说外边某些人有这么一句话：“反共好，反不了。”如果传言非虚，那末，这句话只有一半是错的，“反共”有什么“好”呢？却有一半是对的，“反共”真是“反不了”。
其原因，基本上不在于“共”而在于老百姓，因为老百姓欢喜“共”，却不欢喜“反”。
老百姓是决不容情的，在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之时，你要反共，他们就要了你的命。这是一定的，谁要反共谁就要准备变成齑粉。如果没有决心准备变自己为齑粉的话，那就确实以不反为妙。这是我们向一切反共英雄们的诚恳的劝告。因之清楚而又清楚，今日的三民主义，必须是联共的三民主义，否则，三民主义就要灭亡。这是三民主义的存亡问题。联共则三民主义存，反共则三民主义亡，谁能证明其不然呢？
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必须是农工政策的三民主义。
不要农工政策，不真心实意地扶助农工，不实行《总理遗嘱》上的“唤起民众”，那就是准备革命失败，也就是准备自己失败。
斯大林说：“所谓民族问题，实质上就是农民问题。”这就是说，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现在的抗日，实质上是农民的抗日。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实质上就是授权给农民。新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主义。
大众文化，实质上就是提高农民文化。抗日战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现在是“上山主义”的时候，大家开会、办事、上课、出报、着书、演剧，都在山头上，实质上都是为的农民。
抗日的一切，生活的一切，实质上都是农民所给。说“实质上”，就是说基本上，并非忽视其它部分，这是斯大林自己解释过了的。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这是小学生的常识。
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农民之外，中国人口中第二个部分就是工人。中国有产业工人数百万，有手工业工人和农业工人数千万。没有各种工业工人，中国就不能生活，因为他们是工业经济的生产者。没有近代工业工人阶级，革命就不能胜利，因为他们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他们最富于革命性。
在这种情形下，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必然是农工政策的三民主义。如果有什么一种三民主义，它是没有农工政策的，它是并不真心实意扶助农工，并不实行“唤起民众”的，那就一定会灭亡。
由此可知，离开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是没有前途的。一切有良心的三民主义者，必须认真地考虑到这点。
这种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的发展，是孙中山先生的大功劳，是在中国革命作为社会主义世界革命一部分的时代产生的。
只有这种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才称之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才宣布“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只有这种三民主义，才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中的政纲，即其最低纲领，基本上相同。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
在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这是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统治或半统治中国的东西。这一部分文化，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办理的文化机关之外，还有一些无耻的中国人也在提倡。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都属于这一类。
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
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
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
至于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
中国自从发生了资本主义经济以来，中国社会就逐渐改变了性质，它不是完全的封建社会了，变成了半封建社会，虽然封建经济还是占优势。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对于封建经济说来，它是新经济。
同这种资本主义新经济同时发生和发展着的新政治力量，就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政治力量。
而在观念形态上作为这种新的经济力量和新的政治力量之反映并为它们服务的东西，就是新文化。没有资本主义经济，没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没有这些阶级的政治力量，所谓新的观念形态，所谓新文化，是无从发生的。
新的政治力量，新的经济力量，新的文化力量，都是中国的革命力量，它们是反对旧政治旧经济旧文化的。
这些旧东西是由两部分合成的，一部分是中国自己的半封建的政治经济文化，另一部分是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而以后者为盟主。
所有这些，都是坏东西，都是应该彻底破坏的。
中国社会的新旧斗争，就是人民大众（各革命阶级）的新势力和帝国主义及封建阶级的旧势力之间的斗争。
这种新旧斗争，即是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
这种斗争的时间，从鸦片战争算起，已经整整一百年了；从辛亥革命算起，也有了差不多三十年了。
革命亦有新旧之分，在某一历史时期是新的东西，在另一历史时期就变为旧的了。
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百年中，分为前八十年和后二十年两个大段落。这两大段落中，各有一个基本的带历史性质的特点，即在前八十年，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属于旧范畴的；而在后二十年，由于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便属于新范畴了。
旧民主主义——前八十年的特点。新民主主义——后二十年的特点。这种区别，在政治上如此，在文化上也是如此。
《西式民主》只是资产阶级民主，并不是《普世价值》，更不是无产阶级民主。
西方媒体在《自由，战斗继续》中，大谈西式民主（亦称自由民主制）的“普世性”，为有关国家“人民反抗威权统治”摇旗呐喊，呼吁欧洲作为“自由和法制堡垒”肩负起自身责任。文章竭力渲染“民主对抗威权”叙事，打着“普世主义”的幌子鼓吹“西方优越论”，企图霸占民主自由定义权。这里说的“人民“不是大多数人民，而是少数的牛鬼蛇神，砖家叫兽，马户又鸟，洋奴卖办之类。是大多数的敌对分子。有了这些分子自由，就没有大多数的工人农民和为工农服务的知识分子的自由。
其实资产阶级的西式民主并不“普世”，将其同“普世价值”划等号本身就是偷换概念。从时间上看，西式民主脱胎于17-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距今不过300年，在漫长的人类历史长河中只是倏忽一瞬。
根据流行观点，将民主的起源追溯至古希腊，那么自古罗马帝国建立到中世纪结束的漫长岁月里，古希腊城邦民主制在西欧早已湮灭。
从空间上看，根据《世界报》文章引述的瑞典研究机构V-Dem统计，当今世界只有34个“自由民主制国家”，仅占全球国家总数的不到五分之一，世界总人口的不到13%。把一种时间和空间上都明显属于少数的政治制度吹嘘为“普世”，简直是大言不惭、坐井观天！
西式民主也不“民主”。近现代的西方民主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及资产阶级取代封建阶级统治而逐步确立起来，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即为实现和保障资产阶级利益、保护资本主义私有制而创制的政治制度。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就指出，民主共和更有利于资本的统治。
历史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对本国劳动者的剥削和对殖民地国家人民的掠夺实现了资本积累和工业化，又试图用“民主自由”来洗白其罪恶。1840年，英国议会正是用投票的“民主”方式决定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
实践中，无论在英国、美国或其他任何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发展史上，民主制度下的选举权都长期被刻意地限定在“某一群有资格的人”一群资本家们之中。
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前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才实现了18岁以上男女公民平等拥有选举权的普选制度，而这也不过是“金钱代替刀剑成了社会权力的第一杠杆”。看今天资本主义国家的选举游戏中除了烧钱之外，选举人用大量的时间化在竞选之上不说，看选举的结果如何？有的一连在几个月内三次大选。有的选出一个走路都不稳的老人。除此之外，选的人又如何？有马户又鸟说，选上不行的就换掉？真的能行吗？加拿大小土豆民调至低位能马上换吗？正在打仗的总理民众要求下台能换吗？必须要等四年或八年，必须耍让这些选上去的头头干完想干的事才放手。“人民“作得了主吗？别自欺欺人了。
纵观当今西方世界，社会撕裂、贫富分化、中产坠落、金钱政治、极端思潮等乱象叠出。就是美国国会经过15轮投票才选出众议院议长，这不是在选举，是在玩游戏。美国国会山暴动两周年了，在实行西方民主制度的巴西也发生了几乎一模一样的国会山暴动。这里用的是暴动，是违法的要被抓被坐牢的。参加的人都是公民，给他们自由吗？
有识之士纷纷反思西方民主失灵的根源，没什什么根源，本就是一个骗局一个忽悠。只针对别的国家有暴动时用的，不用在美国。这叫什么？这就是典型的双标。这时候一些分子们居然还在声嘶力竭地鼓吹西方“民主自由”的“普世性”。明明自己得了病，为什么不赶紧去看病，反而以医生自居，给全世界开药方？自称“民主人士“，“人权组织“，“民运分子“？可笑可耻吗？
自然是因为别有用心。包括民主制度在内的世界上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是历史的产物。而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手中，民主制度不单是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某种政治制度和社会观念，更是剥削和控制非西方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保持自身在国际体系中优势地位的武器和工具。
长期以来，反共分子们打着“普世主义”旗号，大肆输出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和社会政治制度，大搞文化同化运动和意识形态洗脑，甚至公然策划政权更迭、“颜色革命”。
反共分子们以专制的手段推销自由民主，千方百计“普世化”那套由自己牢牢把控、服务一己私利的制度和规则，试图建立起一个“等级世界”和“中心—外围”体系：西方霸权“自由民主制国家”永远居于这个世界的顶端和这个体系的中心，而其他国家则永远被压制在发展的中低端和国际体系边缘，沦为西方予取予求的对象。这不就是披着“皇帝的新装”的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么？
事实反复证明，经历过西方“民主改造”的发展中国家并未得到被许诺的自由、民主和繁荣。“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并未帮助撒哈拉以南非洲摆脱贫困和战乱，反令其陷入逢选必乱的怪圈。“阿拉伯之春”没给西亚北非带来繁荣和稳定，反而成为阿拉伯国家的严冬和噩梦……几年前某位美国女星站在伊拉克的废墟上感慨：“他们虽然失去了一切，但得到了自由”。没错，他们也许得到了西方宣扬的“自由”，但却真真切切地失去了本来拥有的平静生活乃至宝贵生命。
《世界报》文章称，百万计的亚非民众向往自由。的确如此，但他们向往的并不是西方口中的假自由，而是挣脱剥削枷锁、冲破制度规锁、实现发展稳定的真自由。文章唏嘘，苏联解体后对俄罗斯的“民主改造”未能成功，是因为西方错误地认为俄罗斯会很快完成过渡进程。非也！所谓对俄罗斯的“民主改造”不成功，既是因为西方开出的药方不对俄罗斯的病症，不能真正满足俄罗斯人民对和平、发展、自由、民主的渴求，更是因为西方的药方里还阴险地包藏着以“民主”之名肢解和奴役俄罗斯的祸心，这让有着灿烂文明、强烈自尊的俄罗斯民族如何接受！文章还呼吁西方要捍卫“现代文明”的价值观，想当然地把西方文明等同于现代文明，多么地狂妄自大！
在21世纪的今天还能听到这些谵语，说明西方一些人人陷在所谓“西方中心论”“普世主义”叙事中难以自拔，拒绝甚至是无力客观看待、理性分析自己所处的世界。
放眼全球，非西方世界正在经历新的历史觉醒，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敢于向西方霸道霸凌行径说“不”。
如果西方一些人像《世界报》文章中提到的那样，感受到了“普世主义的消逝”，这一点也不奇怪，这恰恰说明历史的大潮不会被任何人、任何国家设计出来的“等级世界”所左右，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既是非西方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强烈心声，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方向。
文章引述的欧洲政论家汉斯·克里布的一句话倒是歪打正着地说到了点子上：“要意识到世界不再以西方和西方思想为中心”。西方要想赶上历史潮流，避免自身衰落，是时候睁开眼睛正视世界，从“西方中心论”的迷思中走出来了。
自然界里千万物种可以和谐共生，多姿多彩的人类文明也没有优劣高低之别。
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任何国家都没有资格据为己有，更不能让别有用心的少数分子打着人权的幌子干涉别国内政，推行霸权主义。
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靠自己争取的，不是靠别人争来的。更不会天上掉下来的。
看今天的加沙人，那么多人权组织，民主人士，民运分子都到哪里去了？不为加沙人争取一下？不帮助一下加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