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邓小平是怎么说的和怎么作的
邓小平是中国修正主义的总头目、邓小平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是马列毛主义的大叛徒。
邓小平背叛了马列毛主义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邓小平是反对马列毛主义的大叛徒,邓小平是一个典型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阴谋家和野心家。邓小平的具体表现如下:
背叛马列毛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社会主义社会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革命过渡时期,马克思说“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479-480页),又说:“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同上第271-272页。又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同上第3卷第21页)“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同上第四卷第332页)
恩格斯说“(从原始公社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而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这个基本思想完全是马克思一个人的。”(《同上第一卷第232页)
在整个过渡时期充满着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兼有这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与特征。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换句话说,就是已被打败但还未被消灭的资本主义和已经诞生但还非常脆弱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列宁选集》第四卷第84页)在这个过渡时期“就是要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很明显,这个任务是重大无比的,如果不解决这个任务,那也就是说,还没有社会主义。”(同上第三卷第498页)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在时间问题上,与其准备短些,宁可准备长些;在工作问题上,与其看得容易些,宁可看得困难些。这样想,这样做,较为有益,而较少受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毛主席重要指示》34-35页)
但是,我们再看看邓小平是怎么说的和怎么作的。
邓小平篡权上台后,完全背叛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上述理论原则,他的大量言论和行动都是和马列毛对着干的,都是反对马列毛的理论的。
邓小平说:“我们不认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也不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确已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条件之后还会产生一个资产阶级或其他剥削阶级。”(《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55页)毛泽东“可是到1962年7、8月北戴河会议,又转回来了,重提阶级斗争,提得更高了。……十中全会以后,他自己又去抓阶级斗争,搞‘四请’了。…..1965年讨论‘四请’不仅提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提出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同上第259-260页),“按照现在开放的办法,到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几千美元的时候,我们也不会产生新资产阶级。”(同上第90-91页)
邓小平假借批判林彪、‘四人帮’,污蔑毛主席说“宣传什么‘全面专政’,对人民实行封建法西斯专政,我们已经彻底粉碎了这个专政。”同上第154页),邓把毛主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污蔑为封建法西斯专政,加以彻底否定。实际上否定的恰恰是无产阶级专政。
“我们粉碎了‘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主义,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解决了历史上遗留的一系列问题,……我们破除了林彪、四人帮所制造的精神枷锁。坚持领袖是人不是神”(同上第151页)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个提法,如果按照提出的当时的解释,即所谓‘向走资派夺权’,也就是撇开党委闹革命,打倒一切,那么实践已经证明是错误的。”(同上第169页) “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同上第168页)
邓小平完全颠倒了社会主义时期主要矛盾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从而否定了毛主席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生命线的正确路线和方针,搞乱了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弄得全国一切向钱看,金钱就是一切、金钱就是生命,唯钱是图,成为人们行动的纲领、目标和动力。
在邓“农村、城市都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勤劳致富是正确的。”“农业承包大户我赞成,现在放得还不够。”(《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页)的号召和鼓舞下,在全国迅速掀起了争富、创富高潮,达万元户者,骑马戴花游街跨富,“万元户是当然的党员”,工农兵学商,一齐来经商,在很短的时间内,出现了数十万家各种各样的经商公司,且不少是空壳公司,邓小平的两个儿子都是大企业的老板,利用其父的权威,大批倒卖批文,内销转外销等大量捞取差价,很快便富起来了,人民日报刊出其大儿子办的康华公司偷税漏税六千余万元;赵紫阳的5个儿子,个个都是大资本家;薄一波的两个儿子也成了大资本家,等等,经过30多年实践,不仅地主、资产阶级大量涌现,还形成了一个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群体,
邓说;“中央和全国各地都平反了一大批冤假错案。已经得到平反的,据不完全统计,总数已经有290万人。没有立案审查而得到平反的,比这个数字还要大得多。我们平反了天安门事件,…… 并且不久就要为刘少奇同志恢复名誉。……给右派分子全部摘掉帽子、摘掉了全国绝大多数地主、富农、资本家的帽子。”(同上第207-208页)
实际执行的结果,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在全国掀起了摘帽高潮,将全部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资产阶级分子、右派分子的帽子摘掉。对确实改造好的敌对分子,经过人民讨论,县人大批准,摘掉帽子是应该的,但是决不能一风吹。
这样一风吹的结果,使无产阶级专政失去了专政对象。更严重的是他们还把国内外资产阶级、右派等当成朋友、主人、当成神来敬,抛弃了阶级分析方法,分不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甚至颠倒敌我关系,把敌人当作朋友,把朋友当作敌人,颠倒了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关系。实际是取消了阶级斗争,也取消了无产阶级专政。反过来对工农大众实行垄断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
邓小平根本不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不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颠倒了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只强调发展生产力,忽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设与发展,只抓经济基础的发展,忽略抓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建设及发挥其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只抓经济发展、不抓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与世界观的改造。陷入了机械唯物论和主观唯心主义,造成了许多人为的矛盾不能解决。这里只简单提一下,不展开具体分析讨论。总之,一句话马列毛主义是奔向共产主义的,邓小平则是倒退到资本主义的,一个是向前走,一个是向后退,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一个浅显道理,也是千真万确的客观事实。信不信我们不妨看一下,外国的一些报刊是如何评论中国的。美国《纽约时报》2006年2月26日的文章说:“中国至今虽自称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需要的社会构架已荡然无存。中国大陆虽然早已在事实上抛弃了马克思主义,但现今中国人仍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为了达到新世界的远景,部分人要做出牺牲。只不过,过去的历史前进的终点是共产主义乌托邦,现在则是市场经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了达到使少数人富裕起来的市场经济的远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经变成解释穷人必须老老实实地受苦的合理性工具。”
香港《南华早报》2003年7月3日的一篇文章说:中国领导人“宣布共产党今后将接纳私营企业主加入它的队伍,这一宣布是共产党的惊人之举。”,“在共产党方面,它的调整反映了中国社会人口构成成分的改变。这种变化是过去22年中实行经济改革的结果。”,“正在宣传的一个理论——被称为‘三个代表’的过程中,已经认真地为扩大党的队伍奠定了基础。”,“中国完全可以这样肯定中国的资本主义,那就是‘有特色的社会主义’。
美国《纽约时报》2004年2月29日刊登了题为《中国富人的生存信条》的文章说:如今中国的富人都住进了大城市郊区的别墅里。这些别墅平均售价80万美元,四周有草坪,还有24小时保安巡逻。尽管如此,这些富有人几乎总是成为被抢劫的目标,抢劫犯在情况紧急时会起杀机。社会学家用于判断一个国家收入分配不均现象的最新标准表明,中国的贫富差距比美国、日本、韩国和印度的更大。中国的一些精英开始相信世界信奉的是达尔文“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在这个世界上,关系和智慧意味着一切,平等这个古怪的观念毫无意义。”(二《大变化》第49-50页)
懂得了《毛泽东的真本事是:为人民服务》之后,再来观察毛泽东的一切言行就会懂得他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这么决策,为什么这么说了,等等一切不为普通人理解的言行了。
例如,毛泽东早年在中国共产党内不受待见,但他没有躺平,虽然不当头头,但一直为头头们出主意想谋略,坚信的是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自己当不当头无所谓。上井岗山创建工农红军,目的是为工农争权夺利的。工农红军不是私人军阀武装,队伍中士兵委员会决定一切,官兵一致。按常人想法,队伍是毛泽东创建的,不让他当头,谁也想不通。但毛泽东服从中央决定。
在毛泽东不当工农红军的头之后,连连打败仗,以至长征。长征途中被蒋介石国军追剿屠杀大部分工农红军队伍士兵干部之后,不得于再请毛泽东出山领导中园工农红军。而毛泽东在不打头头期间,一直在认真学习,总结经验教训,从战争中学习如何以弱致强的方法。如何来依靠工人农民组成全民皆兵去战胜敌人。而期间毛泽东没有如常人一样为了自己的升官发财先富去投靠蒋介石或日本,也没有自己拉起乛支队伍当称霸一方的军阀。毛泽东心中装的是受苦受难的工人农民们。想为工人农民做点事,想为人民服务。
历来正统的军事家们都是“一定要用书本上的范式“来打仗的。而他们在战场上的结局大概率军队都是:死!
相反,毛泽东的主张则是要自己的军队中的红军们“活”。
首要是确保中国工农红军队伍“活下去”,因此作战方式就得灵活。而这种灵活性,在战争中表现出来就是“运动战”、“游击战”。
该做短期放弃的时候,要果断放弃,该迂回的时候要迂回,该轻装上阵的时候,要大胆抛弃掉看似有价值,其实是累赘的无效存量!
此外,无论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还是后文要说的四渡赤水的成功经验都涉及一个核心问题,就是: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是毛泽东说过的话,极其通俗却又无懈可击,四渡赤水的第一渡显然就是这句话的最好实践。
“土城之战”失利时,毛泽东发觉此地不宜久留,此仗不宜久打,因此灵活作出重大调整,决定暂缓北上渡长江的计划,而应该果断撤退!
往哪里撤退呢?当然是哪里敌人少,就往哪里退!哪里有迂回的空间就往哪里撤退!这时候整体对比一下,继续北上的话,仍然是拼死抵抗的川军,东边和南边也都有严重的敌情,只有向西先渡过赤水河再说。于是红军在土城和猿猴场两个渡口彻夜架好了浮桥,进行了西渡赤水河,进入川南的叙永、古蔺地区,而这就是一渡赤水!很显然这第一渡,并不是率先计划的,而是被迫和被动的无奈之举!
毛泽东本人当时就对土城之战也做过真诚的复盘和反思,但他在很多年后也说过:“土城这一仗,由于及时渡过了赤水,摆脱了尾敌,改变了被动局面”。
而在这样的时刻里,我们要敢于认清楚现实情况,该调整的时候果断调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先走。》前面是一条死路,是按照惯性去做很多心灵鸡汤所说的坚持,还是要去积极调整?很显然不调整就必然只是死路,只有调整了才可能有回旋的空间。
毛泽东曾经说过:“如果计划和情况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就必须依照新的认识,构成新的判断,定下新的决心,把已定计划加以改变,使之适合于新的情况。
部分地改变的事差不多每一作战都是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间或有的。鲁莽家不知改变,或不愿改变,只是一味盲干,结果又非碰壁不可。”
《避实击虚,绝境中的翻盘方法!》如果说一渡赤水是红军在绝境中延长生存时间,那二渡赤水就是红军在绝境中翻盘的开始。
眼看在北面、西面、南面和东南面都有敌方的层层逼近,这时候该何去何从呢?这时候毛泽东发现,虽然看似四面都有敌人在逼近,但贵州北部遵义一带的兵力反而变得空虚!
而那里就是红军一渡赤水来的路线。这时候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打算重新渡回赤水河,出其不意,杀一个回马枪,打回遵义。这个决策可真是没人能想到的!没人相信刚刚遭到重挫的红军会敢于原路返回。
于是1935年2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其中一段话极其经典:“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1935年2月18日至21日,红军突然就原路折返,兵分两路,分别在太平渡、二郎滩这两个渡口,完成了二渡赤水河。
渡过赤水河后,红军又原路回到了贵州,而要占领遵义,就得先夺取娄山关、桐梓,这里有贵州军阀王家烈在此设防,但这贵州的黔军本身就是比较弱的,要不然这时候虚弱的红军也不敢来主动招惹他们,毛泽东盘算了,打败这贵州的王家烈把握还是非常大的。
红军也果断调集核心力量开始娄山关战斗。经过激战,红军攻占娄山关,控制了制高点。敌人数次反扑,均被红军击退。
此后红一、红三军团又乘胜向遵义方向追击,经过壮烈的战斗最终如愿占领了遵义城。
敌人狼狈而逃,至此红军击溃黔军的8个团,外加国民党中央军来增援的2个师,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红军占领娄山关后,毛泽东写过一首震撼人心的诗篇《忆秦峨 娄山关》。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苍山如海,残阳如血”这句描述就可以看出当时的壮烈。
至此红军占领遵义,并集结在遵义周边的鸭溪地区休整。这一大捷给了全体官兵信心,并且收获也不小,俘敌3000人,缴枪2000余支,子弹10万多发,打光了黔军王家烈的老本,补充了大量军用物资。
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爱读毛选?
因为里面确实是大家解决遇到的生存和发展问题的指南书,确实是具备实践和理论的指导作用,确实具备顽强的生命力。?????????????????????????只要活学活用,一定会成为改造我们思维的强大“法器”。如果你坚持读下去,看这个世界也会更加“清晰”的。
只是这部高深的、充满智慧的著作涉及到的历史、形势和考量太多,我们都容易读不通、读不透,完全不得要领。甚至,时间久了,成了本本主义、只能咬文嚼字,但是不会活学活用,完全就是背离了读毛选的初衷。
毛选原著中每篇文章涉及到的历史、背景、形势和考量太多,而且很多都有一定的哲学性,导致都不容易读通、读透。时间久了,就容易成了本本主义、只能咬文嚼字。张嘴就来几卷圆滑,但是不会活学活用、无法提炼出其中的思维模式、方法论,也谈不上指导我们的工作、生活、创业等,更帮助不了提升认知。甚至,很多人读久了,读了几年,就读不下去了。
为了真正地让大家能带着去读懂原著,能够把其中涉及到的方法论学着用。真正地读懂、读透毛选,从毛选中汲取智慧。深度解析,都结合实际、提炼方法、剖析思维、活学活用写完了,帮助真正地提升思维和洞见能力,可以拿到实际去用。
毛泽东军事思想是在实战中形成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克敌制胜的传家宝。毛泽东军事思想是被长期战争和国防建设实践检验正确的思想。
毛泽东军事思想蕴含着科学的战争观和方法论,形成了独具毛译东思想中的军事思想的辩证法,为中国人民正确认知考察现代战争的根源性质、矛盾规律和发展演进等,提供了锐利思想武器。
毛泽东认为,战争是“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当今时代,战争性质问题似乎变得扑朔迷离。某些发达国家往往打着“维护人权”“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等旗号,对别国肆意进行武装干涉、甚至大打出手。一些发展中国家内部及相互之间,因宗教、民族、资源、领土等矛盾而起的战争、武装冲突频频爆发。
坚持和运用毛泽东的战争观方法论剖析现代战争,就是要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从是否有利于人类文明进步、从战争的目的动因等方面,科学判断战争的正义性质,拥护支持一切正义战争,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进行的一切非正义战争。
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毛泽东指出,“搞革命就是刀对刀,枪对枪”,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人民,一贯坚持和平、反对战争。但是,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发动战争,我们“第一反对,第二不怕”,坚决用战争消灭战争。
毛泽东认为“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从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的战争”。
“不懂政治的人就不会打仗”。筹划和指导战争必须正确认识战争与政治的辩证关系,坚持政治引领,强化政治主导地位,贯彻政治指导原则,正确处理政治问题,把讲政治贯穿战争指导全过程。
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政党、军队学说的基本原理,立起了共产党政治建军的根本原则遵循。
毛泽东创造性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深刻阐明军队在夺取和巩固政权中的极端重要性。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毛泽东指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强调“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
毛泽东创造性提出“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深刻阐明军队在捍卫人民利益中的极端重要性。在我国历史上,军队作为暴力工具,始终为统治者所私有,只知效忠帝王,不顾苍生黎民,带给人民无尽苦难。毛泽东领导创建新型人民军队,“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人民军队要始终做人民信赖、人民拥护、人民热爱的子弟兵,就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根脉深扎在人民的深厚大地,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水乳交融,坚决履行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守护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毛泽东创造性提出“共产党的原则是党指挥枪”,深刻阐明军队坚持共产党的绝对领导的极端重要性。在创建和指导人民军队实践中,毛泽东率先提出并阐明党的“绝对领导”概念,认为“共产党的这种绝对的领导权,是使革命战争坚持到底的最主要的条件。”
共产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建军之本、强军之魂,在这个根本性问题上出不得任何闪失。必须深入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全面加强军队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充分发挥政治工作生命线作用。
引领开辟“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战争指导至高境界,锻造了驾驭战争、以弱胜强的独特制胜法宝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一个根本点,就是善于从敌我双方实际出发,力争主动、力避被动,按照战争的客观规律去指导战争,这对我军今天打胜仗仍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毛泽东运筹帷幄、断然出手的战争决策。在长期战争实践中,毛泽东导演了一场又一场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体现了高超独特的战争决策艺术,主要包括:为着正确决策必须要有预见;要坚持趋利避害的基本原则;要着眼全局长远,抓住关键枢纽;要审时度势、因敌而变;要坚持多谋善断、慎重决策;要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高度集中统一等。
当今时代,战争的不确定性更加巨大,特别是霸权主义大国欲乘我将强未强之际狙我于半渡,这对我进行科学决策提出了全方位考验和挑战。深刻领悟毛泽东军事思想蕴含的决策艺术,不仅要有关键时刻敢于断然出手的胆魄气概,而且要有谋定而后动、先胜而后战的方略智慧。
毛泽东灵活机动、力争主动的作战指导。毛泽东指出:“打仗并没有什么神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什么战略战术,说来说去,无非就是这四句话。”长期以来,我军缺乏实战磨砺,作战理论先导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如何实现“剑不如人剑法高于人”、发挥战略战术机动灵活的传统优势,需要与时俱进创新战略指导和作战思想。必须深入挖掘毛泽东作战指导的韬略艺术,紧紧围绕军事行动自由,采取完全主动的作战政策,坚持即时聚优,坚持扬长避短,坚持非对称制衡,综合运用多种形式把敌人抛入被动地位,赢得战争胜利。
毛泽东依靠人民、发动人民的制胜路线。毛泽东创造性提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认为“只要依靠人民,世界上就没有攻不破的‘法宝’”。打赢新时代人民战争,最根本还是要依靠人民,最大限度发挥人民战争的政治优势和整体优势。必须着眼全面激活人民战争的制胜伟力,加紧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深入探索人民群众全社会参与、生产要素全链条支撑、力量资源全维度投入的方法路径,有效开辟国家综合实力向先进战斗力、体系对抗力的转化通道。
在资本漂染缸里成长起来的砖家叫兽是不懂得毛泽东的,有些学历史的砖家叫兽们,不象那些公开直接造谣说谎来抹黑攻击毛泽东反对共产党,而是拿毛泽东和历史上的帝皇将相比较来说事,甚至同蒋介石等相提并论之后,以得出毛泽东比他们有本事,所以毛泽东赢了,胜利了建立了新中国。其实这是一种高级黑的忽悠。有时也例举一些历史经历,以事后诸葛亮的胡说八道来抹黑毛泽东,为正统的蒋委员长来洗白。转弯抹角来歪说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历史事实。
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毛泽东和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的帝皇将相不同之处是:《毛泽东的真本事是:为人民服务》。毛泽东的一切决策都是从为争取人民利益为目的的。而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的帝皇将相都是为自己或自家服务的,打下的天下是他们自己或自家的。如唐朝汉朝明朝清朝以及蒋家皇朝。
在1942年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说:“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问题,原则的问题。”毛泽东一生的理想和实践就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当家作主服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同时争取为人类做出较大贡献,即为全世界人民服务。
毛泽东的价值观是为人民服务。而在中国历史上早有人提出过《为民服务》,但都没有实现过。在中国千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的孟子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明末清初的民主主义启蒙思想家王夫之以“天下为公”为武器,批判封建制度,提出了“公天下”的主张。但他们只是提出了问题,即解释了世界而没有真正实践过。而毛泽东的可贵在于唯独他解决问题,完成了任务,救国救民于水火之中,建立了新中国,让人民站起来了。
也就是说,毛泽东改造了世界,从而完成了有所谓的“公”到“共”的历史性飞跃。这个“共”就是共有、共同富裕的“共”。这是中国文化传统知行合一的体现,更是马克思主义“问题不在于解释世界,而在于改造世界”这一思想的最好的实践。
其实,在私有制背景下的奴隶时代、封建时代、资本主义时代,不管是屈原啊,孟子啊,王夫之啊,或者后来的谭嗣同啊,孙中山啊,他们都不能摆脱为君主、为皇上、为领袖,为剥削压迫人民的统治者服务的窠臼,所谓的“公天下”,实际上是为皇上、为统治者的“家天下”,即“私天下”。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科学共产主义,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为少数人,或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因此共产党人没有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那就是消灭私有制。”私有制是这个社会、是人类社会一切万恶之源,而毛泽东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其思想理念是民本,继而公天下,也就是表述为“为人民服务”。
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有他参与并缔造、并长期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党的唯一宗旨,以推翻私有制,建立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共同富裕,也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为目标,将私有制背景下名义上的“公天下”,变为人民共同富裕、当家作主的“共天下”,即:人民共有的天下,从而真正实现了公天下。
青年时期的毛泽东,他的价值观是“粪土当年万户侯”,他的志向是要解放天下所有的受苦人,因此,他从“携来百侣同游”到“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其目的,都是要完成他的历史使命,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即中国要对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那他一生干了什么事儿了呢?就干了一件事儿:改造中国,为人民当家作主而服务,是毛泽东一生的追求,是他全部思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中国要对人类做出较大贡献,毛泽东一生都在改造,改造中国,改造中国人,改造人的世界观,继而改造世界,这是他少年时代就立下的一个宏愿,到死都在尽力完成,其目的就是要通过改造中国,改造中国人,继而改造世界,让全中国、全世界的受苦人都过上好日子,不再受剥削、受压迫,真正让全天下的穷苦大众翻身得解放,当家作主人,以实现他为人民服务的理想,达到其为人民服务的目的。
1910年,怀有大志的毛泽东,那一年他17岁,离开了家乡韶山,去长沙求学,临行时他在他父亲的账本上写了一首诗:“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无须桑梓地,人生何处不青山。”少年的毛泽东改写了这首前人的诗作,表达了自己的宏图大志,那,那一年他想的是什么呢?17岁的毛泽东初到长沙,第一次看到了一张世界地图,思乡心切的他在上面找,找什么?找他的家乡韶山,遭到旁人耻笑,说:“你还找韶山?你能找到长沙就不错了。”的确,你看一般的世界地图,有北京、有上海,可能没有长沙。你猜,毛泽东说什么?“哎呀!原来世界这么大,那这世界上得有多少受苦人呢?我得解放他们。”这就是少年毛泽东17岁时立下的宏愿。
为达此目的,毛泽东在中国用革命的群众运动去打击官本位,打击金本位,打击腐败,让领导干部夹起尾巴做人,自觉地接受人民的监督。用“军民团结如一人”的铁拳,打击外国列强对中国的欺凌和觊觎;用“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刘胡兰精神,和“一不怕苦,而不怕死”的人民军队的顽强作风,激励中国人民的英雄主义精神;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民族精神去激励我们民族自主创新;用“世界是你们的,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指明了青年运动的方向;用“向雷锋同志学习”来树正气,做好人,以净化社会环境;用张思德、焦裕禄来树立真正的共产党员的榜样;用力捧鲁迅来向旧文化、旧传统、旧势力开火;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占领了新中国的舞台,从而使人民英雄和普通劳动者成为文艺作品的主角和主体;用“斗私批修”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和共产主义理想来彻底地改造中国人;用邢燕子、侯隽、张勇、金训华给新一代知识青年作出了榜样,到广阔天地去接受再教育,为以后大有作为奠定了基础。用“为人民服务”作为共产党的宗旨去密切联系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永葆共产党人的公仆本色。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很多。
毛泽东改造中国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用政治革命的手段,也就是用武的一手推翻了资产阶级政权,建立了新中国这个人民的国家,让中国人站起来了,并武装抵御粉碎了外国反华势力的军事围剿。
第二,用经济革命的手段改造中国社会,把私有制改造为公有制,在中国消灭了人剥削人、人压迫人、人吃人的社会制度。
第三,用文化革命的手段改造国民性,改造中国人,同时与维护剥削阶级利益的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文化彻底决裂,并反对上述文化的代理人,反对西方反华、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和平演变。应该说毛泽东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建树是明显的、有效的。
而在文化方面,毛泽东遇到的阻力最大,其身后的复辟势力之所以能够卷土重来,也证明了革命导师列宁所说的:“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的论断。因为习惯势力就是传统势力,而传统势力又主要是文化传承。但毛泽东并没有退缩,他以积极、科学的态度对待中国的传统文化,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中国传统文化中既有精华,也有糟粕,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就是重视人与自然的统一,人与人关系的和谐,有海纳百川的胸怀,强调群体牺牲的精神,强调以义生利、勤劳敬业,提倡庄重自制,重视教育的感化,追求既能提倡社会的责任,形成了追求群体的和谐和有效率的发展,表现出比个人主义文化更大的优势。而糟粕呢,主要是由官本位所导致的官恶、民私、国弱。因为官本位必然导致官恶,官恶则必然导致民私,民私又必然导致国弱。孔夫子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但“学而优则仕”。从历史上看,中国是一个以官本位为主流价值观的国家。你可以看看《官场现形记》中的官,就知道那官有多恶了。民私主要是表现在:“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和“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各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就是真实的写照。
国弱首先表现在民弱上,我们从底层群众的个体层面看,鲁迅笔下的祥林嫂、阿Q、武训,都是民弱的典型,这种民弱是国弱的映照。从国家统治者的层面上看,阿斗的乐不思蜀,北宋二帝被抓走,尤其是晚清政府竟然能够镇压保卫祖国的三元里人民的抗英,镇压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而中法之战不败已败。国弱到了这种地步,人类历史罕见呀!
毛泽东不愧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大师。一方面,他提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要好好总结研究;另一方面,他针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要糟粕,官、私、弱,提出了行之有效的办法。
首先,针对官,毛泽东提出:第一,官员要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勤务员,因为人民才是社会的主人,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因此毛泽东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我们党的唯一宗旨。
第二,如果官员不为人民服务,那么老百姓就造反有理,并号召人民敢把皇帝拉下马。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一句话——造反有理。”
第三,对武装的资产阶级用枪杆子。对放下武器的资产阶级和党内的新官僚,即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则用文斗,即文化革命的方式,去整肃、去约束、去警示他们。第四,提倡人民民主,提倡社会主义民主,提倡大多数人的民主,并赋予人民民主的权利。比如“七五宪法”就是毛泽东人民民主思想和为人民服务思想在法律上的表述,老一代革命家谢觉哉认为:“毛主席是第一个打破官国传统的人。”因此毛泽东是属于人民群众的。
其次,针对私,毛泽东提出:第一,在全社会提倡大公有私、公私兼顾和大公无私,并树立了共产主义战士雷锋的光辉形象。
第二,移风移俗,破四旧,树新风。破四旧指的是破除旧文化、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与此相应立四新,创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也就是树新风。
第三,在思想上反对修正主义,即假马克思主义,真资产阶级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筑牢反对西方和平演变的堤坝。
第四,批判有历代统治者,特别是历代封建统治者包装过的孔子。在研究孔子思想的同时,批判他的克己复礼的思想、等级主义思想、轻视劳动、歧视妇女等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
第五,提出改造世界观,即克服人的私欲,以使人人都能成为圣人;普渡众生,以使人人都能立地成佛。什么叫圣人?在私有制条件下,想别人多一点,想国家多一点,就是圣人。什么是佛?看透生死、不计得失,就是佛。其实毛泽东就是这样的圣人,这样的佛。但,他希望:“六亿神州尽舜尧。”即他想让他的人民,想让天下所有的人,都和自己一样成佛、成圣。
再次,针对弱,毛泽东提出:第一,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毛泽东号召人民到江河湖海去强健身体,向全国推广广播体操。
第二,在战略上藐视敌人,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大讲不怕鬼的故事,大讲不怕斜的道理,一扫自近代以,一百多年来中国及其国民积贫积弱的状态和心理。
第三,提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他说:“中国人民不希望战争,但也不怕战争,对于任何敢于来犯之敌,我们都将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第四,用枪杆子建立政权,用“两弹一星”保卫国家,毛泽东清楚地知道,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评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去摧毁。
因此,毛泽东加强国防,研究尖端武器,以应对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等真老虎的侵略,并一次一次地粉碎了他们的进犯。有一个例子特别能说明问题,上世纪60年代越战期间,中国政府警告美方:“你不许过越南北纬17度线。你只要过,我就第二次出动志愿军。”美国就不敢过。因为朝鲜战争他给打怕了。其实美国这个国家自它建国以来,它所有的对外战争就败过两场,都败在毛泽东手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继承了汉唐雄风。建国前,打败过日本军国主义;建国后,先后打败过美国、印度、苏联、南越,还打败过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十个国军。那叫战无不胜!那叫打遍天下无敌手!
毛泽东所做的全部事情就是为人民服务,而且是让人们群众自己解放自己,毛泽东是古今中外所有领袖中唯一一个赋予人民自由和民主权利,并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指导,去组织人民用文化大革命的方式自下而上的反对官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反对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反对党内走资派。毛泽东也是古今中外所有领袖中唯一一个喊出“人民万岁”的人。更是古今中外唯一一个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建党、建军、建国唯一宗旨的领袖人物。
曾经与邓小平关系极为亲密的薄一波晚年曾对子女们说了一段肺腑之言:“我总算看明白了,他(指邓小平——作者注)所作的一切只为一个目的,就是专门和毛主席对着干。凡是毛主席生前所肯定的,他统统都要否定;凡是毛主席生前所否定的,他统统都要肯定。为了反对毛主席的路线,邓小平不惜卖国求荣!”
毛泽东时代,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环顾世界,我们究竟有几个亲如兄弟的国家?有几个国家敢于在我国同别国发生纠纷甚至战争时,能够站出来同我们生死与共?没有,一个也没有。能够暂时站在我国一边的,纯粹是利益使然,是赤裸裸的交易,这里没有马列主义信仰的一致,没有为共产主义共同奋斗的情谊。根本原因在于毛主席逝世后,邓小平要搞资本主义,在党内抛弃了毛泽东思想和共产主义理想,在国际上对美国一味巴结讨好,也不再支持一切无产阶级革命,造成了今天既没有得到美国信任、又失去了第三世界朋友的“孤家寡人”的处境。
邓小平是破坏共产主义运动的罪魁祸首
早在1978年11月,邓小平到马来西亚访问,在同李光耀会谈时,李光耀要求中国停止支持马来西亚和东南亚各国的共产党,并“停止马共和印尼共设在华南的电台广播,停止对游击队的支持”。邓小平当即完全答应。李光耀在回忆录中说:“邓小平以他惊人的谦虚代表共产党和政府承认并改正了(这)两个错误”。1985年,马来西亚共产党副主席黄一江来中国要求对马共支援,并要求让老弱残兵回到中国生活,又被邓小平拒绝。黄一江回国两年后,马来西亚共产党放下武器,接受招安。黄一江在2005年接受马来西亚《中国报》采访时回忆说:在邓小平指令下,“(中国的)那位官员强调,中共的路线是和平斗争,即是说他们放弃武装斗争”。
不但是马来西亚,原来与中共关系良好的各国共产党,也纷纷因为邓小平奉行亲美反第三世界的卖国求荣政策而被各国反动派消灭。例如,1989年,缅甸共产党因得不到中国的支持,退出历史舞台。菲律宾共产党得不到支持,原在中国居住的该党二号领袖卡多.马不得不离开中国到荷兰。印尼共产党前主席艾地的两个女儿伊巴露丽姐妹等20多名印尼共成员,化名后也分别从我国北京、南昌等地前往当时缅甸共产党的根据地,最后又辗转到法国。而伊巴露丽姐妹曾受到毛主席和周恩来、邓颖超夫妇的接见和照顾。由于中国拒绝支持和援助,北加里曼丹共产党、泰国共产党、柬甫寨共产党等已基本消亡。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制度非常仇恨,到处宣传他的“社会主义失败论”。1989年3月23日,邓小平会见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时说:“我很赞成你们在革命胜利后,不是一下子就搞社会主义。我和许多非洲朋友谈到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也不要搞封闭政策,那样搞不会获得发展”。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革命胜利后不搞社会主义,势必搞资本主义,任何中间路线都是不可能的,邓小平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及其结果,已经有了结论。在中国放弃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搞真资本主义假社会主义,还要到外国去忽悠人家,邓小平真是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的走狗和帮凶!
在邓小平看来,任何要坚持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的言论都是“废话”,在毛主席领导下我党对修正主义的批判和对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潮的论战都是非常荒唐的,从而全盘抹杀马列主义同修正主义的区别。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会见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时说:“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废话”。真是不知人间尚有羞耻二字!
毛主席为我党、我国所开创的国际大好局面,被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葬送了,他们借改革开放的名义,欺骗人民,对外提出“韬光养晦”、明明是我国的领土,也要实行“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和平发展”的投降主义路线。如今,在美帝国主义、日本军国主义支持下、印度 、越南 、菲律宾 、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纷纷向我国叫板,我国自己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又不主动开发,反而让南海周围的所有大小国家一涌而上,抢占了我国许多地盘,形成已打井一千多眼的既成事实。近30年间,偌大的中国不敢理直气壮地申明:钓鱼岛、南海诸岛是我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奇耻大辱,这完全是邓小平的投降卖国路线造成的我国历史上非常屈辱的一页。
在对待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他更是卑躬屈膝,认贼作父。他亲自制定了妥协投降、卖国求荣的什么“韬光养晦”国策,卖台卖国、媚美媚日媚一切反动派。
邓小平不坚持中国外交原则,出卖台湾利益
1978年5月17日,美国总统卡特授权布热津斯基访华,向中方提出两国关系正常化的两个基本条件:一是美公开声明相信台湾问题将得到和平解决,关于这一点,请中方不要反驳;二是应能继续向台出售武器。同时美方同意中方的“同台断交,废除美台协防条约,从台撤军”三原则。7月两国谈判正式开始。11月2日邓小平在政治局就中美第五次会谈作指示:“抓住时机,不要错过机会”。12月4日双方第六次会谈中,我韩念龙代外长断然拒绝美方两个基本条件。12月15日邓在会见伍德科克时说:“中美建交后希望美国政府慎重处理同台湾的关系,如果美国将来售武台湾,希望能保证是秘密成交。”在15日双方艰苦谈判的时刻,邓突然改变反对美售台武器的立场,甚至放弃了原先双方谈妥的搁置方案,私下同意了美在中美建交后可继续售台武器。(见伍德科克回忆录《长城.六位总统和中国》)中美建交公报是邓小平同美国签订的用新形式割让台湾的新的不平等条约,比李鸿章当年同小日本签订的割让台湾的“马关条约”还要卑劣无耻得多。李鸿章是受清政府之命,而邓小平则是在中国对美外交攻势步步逼进、节节取胜的大好形势下,瞒过所有上级和党中央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代表,擅自僭越窃权私下同美签约。邓小平在随后访问美国时竟然哀求美方:向台湾出售武器是经他同意的,希望这件事不要公开张扬。
1978年12月23日,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的第一天,美国即向台湾保证:第一,仍然认为台湾有国际身份和国际人格;第二,美国没有承认中共对台主权;第三,继续保持同台外交以外的所有合作关系,仍是对台“重要承认”;第四,美台关系仍实行原有的58项条约,《美台共同防御条约》虽废除,但美将以别的方法替代,只作形式上的改变;第五,美将以新的交流方式取代原有的外交机构。卡特在中美建交28周年纪念会上宣读1979年中美建交时邓的默许,卡特说:“邓小平同意,中国不会公开反对我们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宣言,他也明白我们将在共同防御条约终止后继续向台湾出售防卫性武器。”
邓小平为了投靠美帝国主义,取得美帝的信任,从访问美国回来不久,便施行其在美时许下的诺言“让我来教训一下我们的小兄弟”,即调集数十万解放军,发动了中越边界自卫反击战,去攻打“同志加兄弟”的越南人民,我伤亡数万人,给越南和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与经济损失。
邓小平为什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同美国擅自签订丧权辱国、出卖台湾、同美帝国主义合伙共同欺骗中国人民的条约呢?因为当时国内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即将尘埃落定,十一届三中全会即将结束,维稳是他的第一要务。在国内他的右派政变基本告成,他需要国际上给他一个和平环境,以争取时间巩固权力。而国际上他最害怕的是美国,要换取美国对他权利的认可和支持,不出卖台湾是做不成这笔交易的。他需要以建交向党内外和国内外炫耀能力和实力,震慑反对派势力。我们亲眼目睹了我国在美国售台武器问题上欲罢不忍、欲强不能的尴尬,美国屡屡售台武器和中国的屡屡抗议,更像是演给中国人民看的双簧滑稽戏。
邓小平屈从与投靠美帝国主义,推行一条丧权辱国的外交路线
另外,他所一再倡导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实在是典型的投降主义、卖国主义。首先,“搁置争议”就是回避矛盾,害怕矛盾。原本是我们的领土、领海,外国野蛮侵占,我们理应坚决全部收回,如果侵略者不识时务,我国就要理直气壮地将其赶出或消灭之,这里丝毫不存在什么“搁置争议”的余地。自己的领海、领土,别人占了,不去力争,反而央求人家不要争议,就像干缺德事的是自己,这是不折不扣的混蛋逻辑。你不坚持自己的主权,别人侵占久了,国际社会看你畏畏缩缩,自然认为你没有底气,也就承认是别人的了。其次,“共同开发”更是卖国行径。自己的东西,强盗夺了去,反而要同强盗分享,这同满清政府割地赔款以安帝国主义有什么区别呢?恐怕连满清政府也不如,满清是在同帝国主义抗争失败后才签订的城下制约,我们现在连兵马都没动,就要将领海、领土拱手送人,这不是汉奸卖国贼是什么?由于邓小平的投降主义、卖国主张,让小日本、越南、菲律宾等国家蚕食、侵占了我国不少岛屿、礁石和领海,而且振振有词的反诬我们侵略了他们。这些国家天天在明目张胆的开采那些被占岛礁和海底下的石油、矿藏,就像天天在暴饮我们的血、饕餮我们的肉。而我们在忍受着,观看着、迷茫着、无助着。
邓小平的投降卖国主义,流毒至今还在。小日本发生了大地震和核泄漏,我们赶紧送钱送物,频频送去飞吻,可热脸贴人家的冷屁股,转脸人家就到我们的钓鱼岛宣示主权,还公然插手我南海争端;菲律宾占我岛屿,还扬言如果我们要收回岛屿,他们就要战斗到最后一人。我们就像寓言中见了狐狸及牠后面的老虎那样害怕美帝国主义,连忙邀请菲律宾总统阿基诺来访问,送他500亿元厚礼,结果它不仅不领情,回国就邀请
小日本到我们的被占岛屿搞共同开发,还做东邀请南海周边国家到菲律宾商量如何瓜分我国的领海和岛礁;越南是一只被我国喂肥了的野心狼,不仅占我岛屿最多而且要拉美俄共同对抗我国。这都是在他们当时侵占我岛礁、领海时,邓小平的投降卖国主义使然。今天,我们要收回那些被侵占的岛礁领海,要比当初多流多少血、多费多少时间、多花多少钱啊?
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共产党领导下的党政军民,对于胆敢侵犯的任何敌人,在同他理论不通时,总是果断亮剑,把他打疼了,他就自己回到谈判桌了。抗美援朝、中印边境反击战、中苏珍宝岛反击战、抗美援越战争等,都是令侵略者终生不会忘记的教训。在毛泽东的中国面前,一切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都是纸老虎。那时,做一个中国人自豪、骄傲、自尊自强。
改革开放后美帝国主义炸我驻南斯拉夫使馆、撞沉我海南空军飞机,美帝国主义的电子侦察机强行降落到海南某机场,我国不敢理直气壮地和美帝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还屈从美帝要求将其入侵海南的电子侦察机送还给美国,他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面前,是一个没有脊梁骨的十足的矮子。他使我们感觉做一个中国人憋屈、窝囊、没有自尊。这是帝国主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才会有的感觉。
邓小平绑架我们的党和国家,设计将我们国家骗进资本主义的泥潭,他死了,他的倒行逆施的路线、方针还在影响着我们,我们还在继续吃着他给我们留下的苦果,他的所谓理论还在毒害着我们的心灵。GDP在涨,物价在涨,医药费在涨,学费在涨,一栋栋大楼在往上涨,劳动人民的收入却在往下降,人民的愤怒情绪岂能用“怨声载道”来解释。党有今日,国有今日,人民有今日,万恶之源就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他是窃国大盗,他是乱世奸雄,它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世世代代受人唾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