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资派习大帝反腐为何越反越腐

走资派习大帝反腐为何越反越腐

 

 

 

走资派吹鼓手们说：“我们党的反腐力度，读遍二十四史，没有像现在这么强的。”走资派的文人们使出大量笔墨用于举出各行各业的贪腐乱象和习大帝的反腐努力。述说走资派习近平上台后规模浩大的反腐浪潮的一个注脚。

走资派习近平上台后第一年，仅中管官员（大部分为部级高官）已有39位落马。更震撼的是，政治局常委、“正国级”周永康的倒台和清算，打破了“刑不上常委”的民间认知。

走资派习近平“打虎拍蝇猎狐”，被认为深切迎合了中国民众深入骨髓的清官崇拜，以及漫长的文官传统中，累积的对贪腐的深恶痛绝。借助这种民意基础开启的反腐运动，为走资派习近平建立了第一波政治声望，也成为他区别于胡温乃至江泽民的独特执政风格。如果再往前至蒋介石的大儿子带着苏联老婆和孩子们从苏联回到上海时的“打虎反腐“运动，当查到蒋夫人大侄子时，“打虎反腐“运动即刻停止。习近平有种将邓家的最大老虎哪怕是摸一下最大老虎的尾巴也行。而如平民老百姓家出生的高官腐败了当然要打，而且决不放过，称之为习大帝是在《打虎》运动还是“史上最强”反腐运动。

但是，称习第一次时的的《打虎》是“史上最强”反腐之后还有更强一波——2023年，落马中管官员45人；2024年60人；2025年有望再创新高，仅上半年就有32位高官落马。走资派在二十届四中全会前夕，特色政府官方一次性宣布9名解放军上将落马，其中8名为中央委员。

数据揭示一个事实——在走资派习近平开启“反腐风暴”12年后，中国当下正处在一个声势更大的反腐浪潮之中。以至于在特色政府二十届四中全会上，需要确认的落马中央委员总数创纪录。

一个问题浮现：十余年后反腐高潮再起，多年来高压反腐后，为何腐败更盛？这些落马官员都是主政一方的地方大员，或国家部门正副首长，级别多为省部级、副部级，及少量要害岗位厅级官员（如总经济师、总审计师）。许多千万人口大城市的一把手都不在此列。

名单不含央企官员及数十万更低级别被查官员。而增补了更高级别落马高官（如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何卫东）及军委委员（如魏凤和、李尚福、苗华），剔除了仅受党内处分未移交司法者（如魏宏、彭宇行）。时间跨度从2013年上半年至2025年10月20日，横跨12年，共406位落马高官。

按照他们被宣布调查的时间排布，发现这些高级干部落马有两个明显的波峰——

第一波峰：2013年下半年至2016年上半年，持续三年，105人落马。

第二波峰：2023年上半年至今，截至10月20日已达154人。

第一波反腐高峰期间，高级官员的平均涉案金额为4674万元人民币，第二波中这一数字已达到1.65 亿元。如果算总数，过去12年间，这406名高级官员有据可查的涉案金额已超过3000亿元人民币。

值得注意的是，2024年下半年以来的案件几乎都在审理中，并未公布涉案金额，因此第二波浪潮的总体涉案金额规模，还有部分尚未呈现。

对比显示：第二波落马人数是第一波的1.5倍，平均涉案金额是3.5倍。官方总体数据印证此趋势：2014、2015年分别处分23万和33万人；2023、2024年则为61万和89万人。

从级别看，第一波包括：1位正国级常委周永康，2位政治局委员徐才厚和郭伯雄，2位非政治局委员的“副国级”苏荣和令计划。第二波则无常委落马，政治局委员仅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另有“准副国级”军委委员魏凤和、李尚福和苗华。若排除这四位军人，文官系统无副国级以上官员落马。

一浪更比一浪高

更多人数、更高金额、更低职级——一个问题浮出水面：第一波更偏向“政治清洗”，第二波更着重腐败本身？

最显著的不同，第一波反腐的重要变量——周永康。“第一波调查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围绕着周永康的小圈子，因为党中央明确谴责‘政治腐败’，即对党中央的不忠。”从党的角度来看，政治上不忠诚也是一种腐败，实际上是一种挑战中央权威的非常严重的腐败，不能容忍。

走资派习近平上任数月即处理周永康案，传达一个信号——“最高权力层级也在习近平掌控之内”。这使反腐成为内部清理和权力巩固的有效工具，当时不同派系对中国发展方向持有不同愿景。

“尽管如今涉案金额更高给人财务腐败是核心的印象，但用纪律调查监督和执行党内对中央目标的政治与意识形态服从，仍是关键目标。”

第二波反腐浪潮中，已经没有“周永康式”的人物。当前反腐主要目的可能确实是反腐本身。现在大多数官员，尤其省委书记，都是走资派习近平亲自任命，并进行任前谈话，“至少五年甚至更久，这些人都经他亲自审查，可能发现其中一些仍极度腐败，于是下令彻底调查，清除害群之马，导致了当前这一大波调查”。

疫情期间大量中央资源下拨地方，用于防护装备、医疗用品、方舱建设等，可能导致大量腐败。这次运动可能针对利用灾难谋私利者。

“但我仍认为它某种意义上是政治性的，”因为与习关系密切的人仍受保护，没看到与他关系密切或曾在其手下工作的人陷入严重麻烦，“尽管我倾向认为这些人也某种程度腐败，也许因关系密切而更加小心，谁知道呢？”

至于贪腐金额上的大幅增加，最近涉案金额更大，主要因目标部门转移。近年许多调查聚焦金融部门，包括银行和大型国企，这些部门腐败金额通常更高。加密货币兴起也使资金流动增加。

过去几年，公立医院、金融监管、烟草等板块大量官员落马，带来更高贪腐金额，与第一波明显不同。

数据也有一定佐证，第一波涉案最高者是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2.47亿元；第二波最高者是烟草专卖局副局长何泽华，9.43亿元，也是12年来涉案最高的高官。不过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等人涉案金额均未公布。

一度是走资派习近平“爱将”的何卫东在四中全会前被官宣调查，他身后的国防部长魏凤和也在这一轮反腐风暴中落马。

军队反腐：权力再平衡

两次反腐高潮诸多不同，但不变的是，军队都成为“重灾区”。军队持续反腐既反映军事现代化和危机应对能力的重要性，也反映军事国防领域的不透明性质及大量腐败机会。一连串高层调查和免职清楚表明，走资派习近平对进展及关键官员的政治可靠性并不满意，即使这些官员是他任内安置的。

“军队一直是反腐热点，因为相对独立于文职官僚机构，拥有自己的监督系统和法院，监督更加困难。”军队很大程度上自我约束，纪律好坏取决于高层对党中央和最高领导人的忠诚度。当高层涉腐且未立即控制，腐败可能大范围扩散。党意识到军队腐败严重影响应对外部威胁的能力，因此自2013年以来，大量反腐注意力放在军队。

但深入剖析这些将领身份，依然能发现不同。

第一轮反腐中，军队聚焦徐才厚和郭伯雄案件，大量清除相关军官，余波持续数年。

而郭徐案后，一波军官得到提拔，包括一些曾在徐郭手下工作的人，让他们支持2016年军改，“但有趣的是，许多当时被提拔的人不久后就被逮捕，许多人到2020年陷入大麻烦，导致一波小规模逮捕和免职潮。”

前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张阳上将即是一例。徐才厚落马后，张阳于2015年11月军改中升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首任主任，此后多次公开痛批徐才厚，声称“情感上憎恨、政治上决裂”，但2017年9月仍因郭徐案牵扯“接受组织谈话”，期间居家，两个多月后自缢身亡。

第二波反腐高潮中，更多是习近平时代提拔的将领。比如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习近平在福建任职时已相识，二十大后破格提拔，在二十届四中全会前夕被宣布调查；再如负责军队政治工作的苗华上将，去年因严重违纪接受调查；还有兼任国务委员的国防部长李尚福也被调查。中央军委七个席位空缺达3人。

这些习近平时代提拔的将领成批倒下，“非常令人困惑”，但给出两个解释：火箭军窝案，因近年对战略核武器大量投资涉及庞大资金，使一批军官在更少监督下腐化；但还有些人不仅因腐败，而是变得太有野心。

“他们试图建立威胁军内权力平衡的权力基础，所以陷入麻烦。”这个权力基础不是针对习近平，而是为自己构建。

越反越腐的制度困境

12年间，两次各持续三年左右的反腐高潮，似乎暗示一种工作方式上的路径依赖。

这背后可能有不得已的因素。疫情后若真发现大量官员贪腐，要扩大调查规模，就不得不从非纪检部门调动大量资源，甚至从十个不同部委（审计、财政、公安、海关）调集几百上千名干部，需要额外调集这些人力，基本上就要启动一场运动才能推动。

一边掀起反腐浪潮，一边在官方文件中强调常态化反腐的重要性，即“构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尽管制度化和法律形式化有所推进，但运动式执法是这一体制的特征，而非缺陷。

但两波反腐浪潮的数据对比提出一个关键问题：为何经历如此大力度、如此长时间的反腐后，还能发现更多、更贪的官员？

“持续不断的案件显示，在制衡有限的自上而下政治体制中，腐败多么根深蒂固。”走资派习近平上任之初，贪腐就是中国人批评和抗议的关键，也被认为对走资派执政地位构成潜在威胁，因此从刚上任前几个月的“八项规定”，到最近对吃喝之风的再次打击，再到持续公布反腐数据，都在努力向民众传达一个信息——领导层确实在监督官员。

中国反腐机构没有独立性，所以解决不了问题。新加坡、香港等能解决腐败问题的地方，基本都有独立机构，而中国反腐过程中还有很多操控，要抓谁、不抓谁都由上头说了算，由最高层决定。腐败问题真实存在，习近平也想反腐，但反谁不反谁，可能有人为的、主动的考量或斗争情况在内。

“中国反腐是自上而下驱动的，是习近平自己的想法在主导。所以很难预测他什么时候想做什么，什么时候反腐，外界不知道。这些腐败案件基本处理不完，只是什么时候处理的问题。”没有独立司法体系，没有公民社会监督，怎么反腐何时反腐都靠党内处理，所以很容易被误解为政治斗争，即使不是，也很容易被误解为政治清洗。

腐败层出不穷，深层次原因是高级官员尤其在地方层面拥有巨大权力，党治理社会方方面面，这是制度设计使然，而私人和企业得以贿赂官员获得额外利益。在资本利益操控下的“反腐“，只能是越反越腐。

[yongbing1993]

新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科学研究







毫无疑问，(1976年)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后，科学研究是着重于实用方面的。

例如，我曾与上海生理研究所的人谈过，他们告诉我，在过去的两年间，在研究的方向上有了很大的改变。

他们说：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找寻新课题最主要的方法是详细地阅读外国文献，试看能否在理论上或实验上找出漏洞，假如找到漏洞，便立刻跳进去看看能搞些什么出来。

这个倾向在文化大革命后期被批评为没有建设性。因为追会使中国科学家们致力研究外国社会里所产生的问题。

目前的努力是试图找出现在中国在工业发展上所须要解决的问题。

在生理研究所方面，这是很容易的，因为他们正在研究有关人民健康的问题。

在物理学方面，尤其是高能物理学（High Energy physics），我曾与一些人谈过，得到以下的印象：在中国，研究高能物理学的人很少，所以没有压力去使他们改行。究竟有没有人再进入这个领域是值得怀疑的。但已从事研究的并不感到有任何压力要他们放弃。他们在那里所受到的压力是远比这里小，这里的物理学家正在被迫放弃高能物理学。

转载：《杨振宁回答听众的提问：(二)》

问：你从老百姓当中，有没有听到关于尼克松将访华的事情？

答：套用一句惯用语：“我很高兴你问这个问题。”（笑声）因为我认为，在这里，我们最重要的是认识到，有一些很流行的见解是全部错误的。一般的印象是：在中国，人民完全不知道外边在发生什么事。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印象。在去中国之前，我也有这种观念。但是，中国有一份名叫《参考消息》的报纸，每天销数五百万份，这是一份四页的报纸，里面刊载的全是外国通讯社的新闻。我每天都阅读这份报纸。你会看到合众国际社的报导，看到《纽约时报》的文章，尤其常见的是不同意见的社论译文。当我在那里的时候，有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刊载于苏联的《真理报》，是由阿拔里图先生执笔的，他是莫斯科的美国问题研究院院长。因为这是第一篇关于苏联对美国总统访问中国反应的非官方报导，与官方报导略有出入，当然这是非常重要的消息。这篇文章我第二天就在中国的这份《参考消息》的头版看到，还有一个资料性的小附录，说明谁是阿拔里图先生。当我回来后，翻开旧的《纽约时报》，看到在同一天中，《纽约时报》也是以头版刊登这文章，只不过是语言不同罢了。（笑声）而且也有一个资料性的小附录，描述阿拔里图先生是什么人。（笑声）

问：你所提到的中国过去二十年来在物质上的进步，尤其是在社会主义下的精神面貌的进步，你认为在二十年的资本主义下，这种情形是否同样有可能发生呢？

答：正如我告诉过你的，我并不是学社会科学的。我认为在中国所发生的事是一个奇迹。假如你曾问我，我对中国二十六年前的印象是怎么样，我就会联想到目前这种转变是不可能的。当然，这样想是错了。我并不能解答，是否会有另外一个制度能产生同样的奇迹。但我极表怀疑。

问：节育运动在中国推行的效果如何？

答：在城市中，这明显地是非常有效的，因为我曾问过我所遇到的大学人员及工人们，我知道节育运动在城市非常成功。在农村中，中国的领袖们自己也承认，这并不十分成功。我曾记得在某处看过一些报导说，在农村中只有百分之四十的妇女采用避孕丸。

问：你是否认为这已经很接近所谓Zero-population control？

答：因为人民的健康水平得到提高，这本身已使到人口大量增加。所以我认为，即使是采用最有效的节育方法，中国的人口暂时仍会有较大幅度的增长。直至年龄分布稳定下来。

问：对于今天的中国政府，怎样使传统的中国习俗适应于现代社会，我很感兴趣。

答：这是一个非常广泛的问题，我不知道怎样回答。我只能够说，我觉得中国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国家，你并不只是看到古迹，或古老的建筑物，你会看到有数千年历史的风俗习惯。但同时，中国又是一个非常年青的国家，教育革命的精神当然是跟这里所提的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只不过这里并没有像中国一样认真和彻底地实行起来。在中国，你时常都可以观察到古老的习惯和古老的见解，同时你也觉察到有新的见解混合在一起。这种现象的出现是自然的。我认为那种社会之所以符合实际，是因为领袖们极清楚地知道，所有过去的好东西和有用的东西，都一定要保存下来，只有那些在旧社会中也应该扫除的才会遭受禁止。

问：目前中国的学校里有哪些体育运动？譬如对乒乓、篮球和足球的兴趣如何？

答：各种运动都有人在玩。中国人说：“中国的篮球并不十分好”。（轻笑声）但乒乓球是相当好。（笑声，掌声）或许我应该再附加一句，我发觉中国人在强调每一个行动都应该以是否为人民服务来加以评定，这使中国产生了一代具有非凡质素的领导者。我所遇到在大学里、中学里、及工厂里的领导者们，都是比较年青的，他们大约是四十岁左右，很少是六十五岁。我发觉他们很有信心，而同时又非常谦虚。他们公开地承认，中国仍然是非常落后的，但是中国以一致地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是一定可以赶上去的。

问：在你和周恩来总理的谈话中，有没有提到台湾问题和中国的统一问题？

答：我们并没有特别讨论过这个题目。唯一的涉及，是我曾问过周总理，关于在未来一两年间，美国与中国是否有机会建立外交关系。他说：“这当然是有机会的。一切都要看美国对台湾的态度而定。”但他跟着说，“中国对台湾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在我逗留中国期间，我认识到——我认为我是对的，假如我错了，我会感到非常诧异——中国的领导人并不经常发表声明，但一旦发表后，他们是坚定不移的。所以，假如联合国的代表们说：即使台湾仍然在那里，共产党政府也会出席联合国。我认为这些人完全不懂得中国共产政府的基本心理及基本原则。

问：中国对于南中国海的钓鱼台列屿的立场如何？

答：我并没有问过这问题，假如我的理解没有错误，我认为中国政府的立场已重复地在报章上出现过。我没有问过这问题，亦没有人特别向我提及过。噢，既然你问这个问题，我有一个附加按语。在我曾经提过的日本电影《日本海大海战》中，你或许会记得，当俄国波罗的海舰队，绕过非洲，向日本海进发，日本方面极想知道它们的正确位置。在电影故事中，是说由一日本渔船发现俄国舰队，——我不知道这是否真实。但在银幕上，我看到——因为我懂得汉字——那艘日本渔船的名字是“尖阁”，即日本人对钓鱼台的称呼。

问：你曾说妇女解放运动在中国已经真正的实行了，可是在你放的幻灯片里，只有护士没有医生。医生之中女性所占的百分比如何？在大学里，百分比又如何？

答：女医生的数目很多。在医生群中。女性是比男性多。例如，我所看到替那个妇女施手术的几个医生。就全是女性。我所遇到的护士也全是妇女。（笑声）但是我也遇到许多物理学家，其中很少是女性。

问：在中国什么似乎都与政治有关，在刚才你放的那个教英文的幻灯片里，有说到美国的，究竟说些什么？

答：那张幻灯片的焦距可能不对。那些字是有关毛主席的思想的，而不是抨击美国的。不是说抨击美国的标语没有；但至少在一九七一年的七八月，像这样的标语并不最普遍。

问：中国对于发展基本科学的态度又怎么样呢？

答：毫无疑问，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后，科学研究是着重于实用方面的。例如，我曾与上海生理研究所的人谈过，他们告诉我，在过去的两年间，在研究的方向上有了很大的改变。他们说：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找寻新课题最主要的方法是详细地阅读外国文献，试看能否在理论上或实验上找出漏洞，假如找到漏洞，便立刻跳进去看看能搞些什么出来。这个倾向在文化大革命后期被批评为没有建设性。因为追会使中国科学家们致力研究外国社会里所产生的问题。目前的努力是试图找出现在中国在工业发展上所须要解决的问题。在生理研究所方面，这是很容易的，因为他们正在研究有关人民健康的问题。在物理学方面，尤其是高能物理学（High Energy physics），我曾与一些人谈过，得到以下的印象：在中国，研究高能物理学的人很少，所以没有压力去使他们改行。究竟有没有人再进入这个领域是值得怀疑的。但已从事研究的并不感到有任何压力要他们放弃。他们在那里所受到的压力是远比这里小，这里的物理学家正在被迫放弃高能物理学。（笑声、掌声）

问：在旅途中，你参观及搜集资料时，有没有受到任何限制？

答：完全没有。我所要求参观的，他们全让我看到。除了个别一两个地方，无论到那里，都允许拍照。一个例外是他们问我是否有兴趣去看在北京市中心的地下防空洞，我欣然同意，在进防空洞前，他们请我将照相机留下。还有一两个地方，他们告诉我说不能拍照。在乘搭飞机时，任何人都不许拍照。

问：你去过台湾没有？如果有的话，能否比较一下台湾的情况？

答：我从未到过台湾，我不知道。但是从所阅读的书报中，我猜目前台湾的平均生活水平有可能比中国大陆为高。

问：有个美国作家哈里逊.沙里士贝利（Harrison Salisbury）写一篇文章，说苏联可能一两年内会进攻中国，而且说苏联把中国的东北视为他们东部的势力中心。在中国是否看到这篇文章？

答：你所提到的文章，我并没有看过。虽然在数星期前，我曾看过有关它的介绍。中国的领袖们当然是熟悉这文章的。关于边界纠纷问题，中国的领导人及人民都是非常注意的，虽然我没有正式提问过，毫无疑问，目前的防空洞计划主要是因为苏联威胁的结果。事实上，美国有很多人知道，一九六九年九月，苏联方面盛传以核武器攻击中国。这件事西方知道。当我在中国时，他们告诉我，在一九六九年九月及十月间，政府下令在城市中没有具体工作的人疏散到农村去。

问：请你报导一下关于人民的工余生活。

答：中国人民每周工作六天，每天八小时。但因需要费时间在路上，所以化的时间，总的来说要多一点。但也有鼓励逾时工作的。当然这是没有工资的。（笑声）据我观察所得，自愿逾时工作的人数是很多的。很可能一般人的印象是：这个制度是可笑的，是一个奇怪的强迫制度。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实际的制度。至少在中国没有人觉得这是强迫的。人们在平日辛勤地工作，在周末则到公园游玩，也有乘公共汽车到各处游览。在上海的内燃机厂中，我见过一个工人。后来，他们告诉我，这个老工人非常能干，在周末，他去钓鱼，通常是收获最多；去放风筝，便会有一群小孩围着他。所以我以为，中国人也和其他地方的人一样地休憇。

问：中国是否容纳得下在海外的一些中国学生？

答：如果你指的是空间，中国当然有足够的地方。我并没有向周总理提过这问题，完全不知道政府在这方面的态度是怎么样。我只能够说，经过了近百年的屈辱后，中国现在的政府是极其自尊的。这个政府认为要树立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假如中国政府曾经说过什么，那就一定会实行。它是拒绝乞求的。事实上，在中国两天后，我曾对一些大学人士说：“与美国比较起来，中国在精神上是一个真正了不起的国家，而美国的了不起则是自然资源及物质极其富裕。假如美国愿意无条件地送价值十亿美元的钢铁给中国，这对中国是否会有好处呢？”而答案是：“我们不要。”于是我就跟他们争辩，我问他们是否过于偏激。想想看，十亿美元的钢铁可以做些什么。因为只要看看钢制物品的价目，我知道中国仍是缺乏钢材。但经过在中国旅行四星期后，我开始想：教导人民不要这些赠与，其价值岂不是比十亿美元钢铁的本身还大吗？

问：你们有没有谈到越南问题？

答：没有，我们没有特别提到越南，唯一相关的地方是，周总理问我美国人民是否相信尼克松会从越南撤退。

问：当你谈到中美关系时，他说到台湾问题，可是他不提到越南？

答：他完全没有提到这问题，理由是：我认为中国人民和领导人都相信美国准备从越南撤退。

问：美国又在轰炸北越了。

答：我从报上知道了。

问：你考虑回到中国去住吗？为什么？

答：我认为中国是一个很令人鼓舞的国家，我在前面说过，我在那儿住过二十三年。到目前为止，我在这个国家也住了二十六年了。我同时喜爱这两个国家，我喜欢她们的优点，嫌恶她们的缺点。在这里，我有我的工作，我的孩子在这里长大，在这里上学。我对这个学校、学生和教授们负有责任。我想我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

[yongbing1993]

邓小平告发彭德怀得刘少奇赏识





彭德怀被整的真相：1953年，高岗为反对刘少奇，先后拜访彭德怀、林彪、饶漱石和邓小平，对高岗的主张，彭德怀和饶漱石表示赞成和拥护，林彪不置可否，邓小平向刘少奇告发，刘邓从此关系日益密切。需要说明的是，毛主席自1952年后就已退居二线，国政党政开始由刘少奇主持。在毛主席休假未出席的情况下，刘少奇于1954年2月6日主持召开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会上将高岗定性为“反党集团”。从此开了先例：反对刘少奇即是反党。也为邓小平日后主抓反右开了先例：反对某个党员个人即是反党。邓小平由于告发彭德怀深得刘少奇赏识，于1954年4月中共七届五中全会进入政治局。1956年开始，毛主席退居二线，9月，邓小平当上政治局常委，党的总书记，刘邓全面主政。刘少奇在7000人大会上说：“庐山会议之所以要展开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的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所谓反党集团，其实就是反对刘少奇罢了）“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在庐山会议上，除了彭德怀，挨整的还有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而周小舟几人的挨整，则是其在同杨尚昆等私下交心时说的话，被杨汇报给了毛主席。毛主席逝世后，杨尚昆一次在谈到平反问题时说，对自己在庐山会议上大批彭德怀的行为辩解说“是违心的”，邓小平和杨尚昆是批判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的始作俑者，说自己是“违心的”岂不是欲盖弥彰？反对“彭、黄、张、周”的“功劳”实在是非邓小平和杨尚昆二人莫属。

1956年5月，毛主席根据国内思想文化领域的实际情况，提出在全国开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运动，欢迎社会各界对我党和人民政府建言献策，目的是在全国造成一种心情舒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政治局面，使各党各派各阶层同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大干社会主义。当时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邓小平，不大赞成毛主席的正确主张。反击右派开始时，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的组长，这就意味着他拥有什么是右派？在什么范围反右？怎样反右？抓多少右派？如何处置右派的决定权。毛主席当时估计全国的右派最多5000人左右，可反右运动结束时，邓小平竟在全国搞出来55万个右派，是毛主席预计的100多倍。邓小平每每提起“极左”总是咬牙切齿，殊不知，他才是搞“极左思潮”和“形左实右”的罪魁祸首。

1958年11月6日下午，邓小平窜至贵州省，召集湄潭、余庆、绥阳、遵义、桐梓等县的县委书记开会，发布“五风”动员令。（指浮夸风、共产风、一平二调风、强迫命令风等）他指责绥阳县每亩产蔴180斤，连连摇头大叫说：“太少了，应该是1800斤”。这个县当年人均产值147元，计划一年内提高到超过200元，邓大为不满，训斥说：“你们心太小了，要大一些，第一步要达到300元，第二步到500元”。毛主席根据山区特点提出“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相结合”方针，邓大不以为然，自行主张并宣扬“要集中力量搞高产地，决心丢掉一些（田地）”。“500万亩地砍掉400万亩，每亩（产量）达4000斤，后年真可以不种地了”。由此，浮夸风被邓作为先进经验，先在遵义地区，后在全国各个角落越刮越猛。

从这几件事实可以看出，打击迫害彭德怀，反右无限扩大化和大跃进中出现的浮夸风，始作俑者都是刘少奇、邓小平本人，据已知材料，刘不仅派其原秘书、后担任农委副主任到河北省蹲点，提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还先后几次到河南、山东等地视察，发表了许多浮夸、共产风、大办食堂、托儿所以及进入共产主义的五条规定，邓小平则利用其掌握舆论大权，在《人民日报》上大吹大擂，说小麦亩产7320斤，水稻亩产4万多斤，小孩坐到水稻上的照片，在全国刮起了一时难以纠正的共产风等五凤，直接破坏了毛主席党中央号召的大跃进运动，虽然毛主席接连召开三次中共中央全会，亲自领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划清了集体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的界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线，但许多人仍然不听，继续执行刘邓的那一套，致使全国经济到了奔溃的边缘，出现了罕见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刘邓作为接班人，他们为了表示自已的积极性、衷心拥护中央的决定，往往以形左实右的面貌出现，大搞投机取巧，捞取荣誉。但是他们从来不负责任，出了问题，一推六二五，到头来，他们却把这些污水泼向毛泽东，目的旨在贬低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生前虽对邓顽固坚持资本主义立场，走资本主义道路三番五次进行严厉批判，但同时亦实事求是的肯定邓在治国治军方面的成绩和优点，总是尽量给他时间和空间，充分鼓励和激发他的长处，以期他在实践中将功补过，真正回到正确道路上来，否则也不会三翻五次地将他打倒后又将他扶起来，无非是期望他能够接受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毛主席爱护老同志，爱惜人才的苦心，被邓的小人之心荼毒殆尽，居然丧心病狂地将自己的罪孽诿过于毛主席。邓大概认为毛主席再也不会严厉指责他了，自己可以指鹿为马，颠倒黑白，信口雌黄了。

贪天之功，陷害忠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知道，我军自创建红军以来，直到解放战争取得完全胜利，粟裕大将是不可多得的帅才将才，他能征善战，攻必克，守必固，为我国的革命事业立下了永不磨灭的巨大功勋。令人万分遗憾的是，这位将帅之星，临逝世也没有得到平反昭雪和正确评价。从中作梗的幕后黑手是邓小平。他为什么对粟裕大将如此仇恨呢？原因如下：第一，粟裕从创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就一直追随毛主席，毛主席对他赞赏器重有加。邓小平要反毛主席，自然也不会放过粟裕。第二，解放战争时的淮海战役，实际上自始至终都是粟裕按照毛主席和党中央制定的战略方针全面指挥的，邓小平当时同刘伯承还在大别山，毛主席为了充分调动刘邓部队对周围蒋军的牵制作用，以减轻淮海战场粟裕大军的压力，就委任邓为淮海战役我军的前委书记。（据刘伯承的儿子刘太行讲：淮海战役时，粟裕、刘伯承都是尽心竭力，邓却把心操在打扑克上）邓小平不自量力，把自己只是起到的牵制淮海战场外围蒋军的作用，说成是由他指挥取得淮海战役的胜利。他自新中国成立以后一遇机会就打压粟裕大将，目的完全是为了抬高自己。第三，由于邓小平指挥无能，致使1979年我军对越自卫反击战役损失惨重，他如何向我党我军和我国人民交代？指挥无能的责任该由谁来负呢？于是，邓小平及其帮闲“理论精英”们灵机一动，转而将责任推给了毛主席，污蔑说毛主席的战争思想和理论已经过时，是按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指导反击战才遭到惨重损失。粟裕大将针锋相对的反驳说：“仅仅5年前对美都没有过时（指抗美援越）；10年前对苏也没过时（指中苏珍宝岛之战）”。粟裕的这些言论犯了邓的大忌，直接点中了邓无能的要害，刚愎自用的邓小平怎能轻易饶了粟裕大将呢？所以，粟裕一再要求恢复被彭德怀等打击迫害的名誉，给以平反昭雪，却被邓小平牢牢压住。最后，粟裕大将含恨含冤逝世。

众所周知，遵义会议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我党和红军实际确立领导地位的重要会议，能够参加并支持毛主席的人，是中国革命的大功臣。邓小平根本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在1958年11月3日，邓同杨尚昆、李井泉参观遵义会议纪念馆时，邓却以参加者自居，指指点点说自己当时坐在什么地方。毛主席的警卫员陈昌奉说在会上从来没有见过他，参加会议的共有18个人，包括当时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一、三军团的军团长和政委及五军团的政委、总政主任、总参谋长。后经纪念馆的同志向中央多方证实：邓小平根本就没有参加遵义会议。

在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谈判时，邓也作为成员参加过，他一贯吹嘘自己的作用，回来向毛主席回报说“小个子斗败大个子”，受到毛主席的表扬。但他在和戈尔巴乔夫谈话时，却改口说“回忆过去十年，我们都说过许多废话”，邓就是这样，随着时间、地点的变化，他可以信口开河，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可见，他是一个典型的机会主义者。
按：仅这几件事，就可看出邓小平为往自己脸上贴金，竟胆大妄为的去篡改歪曲众所周知的重大历史，真不知天下还有羞耻二字。他为一己之私，不惜屈死、整死挡在自己前面的任何人，哪怕你是功高盖世的大将军，哪怕你是枪林弹雨中的生死弟兄。真乃蛇蝎心肠，阴险恶毒无出其右者。

毁我长城、毁我国防。邓小平允许和鼓励军队经商赚钱的政策，给我军革命化造成了极大干扰，给我军的战斗力造成了极大削弱，他颠覆了军队时时刻刻备战不懈，一切为了打赢战争的军事思想，让军人做商人，把军事训练场当商场，把军舰、飞机等军用器械用于各种走私物品，使军官和战士一心向钱看，涣散了对敌情的关注，涣散了军心，培养了军人投机取巧，唯利是图，大长了我军的贪腐之风。

邓小平关于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的政策，使军队成了不务正业的各种培训班，促使战士有了到军队不仅可以光荣镀金，并且学一门技术以便于将来到地方上顺利就业的思想，这样一来，当兵不是为打仗、害怕打仗，只愿当技术兵，不愿干其他兵种的现象很普遍。

1978年8、9月，我国曾两次进行了低层高超音速拦截导弹试验并取得成功，如果坚持实验研究下去，我们的反弹道导弹计划就大功告成，我们就会比美苏等所有国家都最先具备反弹道导弹能力，那样，我国今天的国防实力当令世界刮目相看，也许我们就会居高临下的注视当今的世界局势。但是，邓小平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下令中止整个“640计划”（反导计划）。于1980年3月，我国的“反卫一号”停研，不久终止了“640计划”。

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已将大型飞机试飞成功，但邓小平硬说这是四人帮搞的，坚决予以否定，硬不承认，解散了100多人的试制队伍，气死了试制组长。至今30多年没有搞出大型飞机。

毛泽东时代的军队是革命大学校，军人是全国人民学习的楷模，黄继光、张思德、雷锋、王杰、欧阳海等等英雄模范，鼓舞了一代又一代人，解放军是全国人民最可爱的人。张爱萍上将曾讲过：“（军队）热衷于经商，必定导致腐败”，“无异于自毁长城”。邓小平蛊惑军心，乱我阵脚，将对帝国主义威胁最大的尖端武器研制项目砍掉，为帝国主义在尖端武器研制并成军方面走在我军前面提供了时间和空间，造成我国我军在保卫国土海疆时的巨大困难，其责莫大焉，罪莫大焉。

[yongbing1993]

走资派是新中国实际存在一群人







《走资派》是个名词。是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社会中产生于中国共产党内在各级政府中当官的想复辟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这是中国四十多年来一代接一代的实际存在的一群人，一群资本权贵掌控特色中国的执政者。如同旧中国的《资本家》称号一样。到了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后“让少数人先富“成为《资本家》。当然，便使中国人的贫富差距拉大，造成阶级分化清楚，势必造成有人喜欢有人反对实属正常。阶级矛盾不断激化加深进入历史恶性循环。

在新中国邓小平是最大的走资派，由于邓小平篡权后掀起的右倾翻案风，彻底为地富反坏右分子平反，走资派邓小平们又鼓动起“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群体，如知识精英作家、歌星、体育明星、部分自由职业者，他们根据自己思想解放的感受，写出了大量的歌曲、戏剧、电影、电视剧、小说、诗词，这些所谓的文艺创作，带有明显的阶级性，如粉刺、挖苦毛泽东时代，揭露无产阶级专政的“黑暗”，歌颂邓小平时代的自由、开放、发展，共产党修正主义者及其政府鼓励剝削、鼓励自由雇工、大奖、特奖先富起来的资本家和各种明星，代表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思想的作品大量涌现，如《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放了一把火，《在希望的田野上.》，进入了“中兴”、“富强”、“强国”时代等等，在上层建筑领域造成复辟资本主义的氛围，在各基层组织又组织退休职工，跳舞唱歌，到处歌颂改革开发的新时代，这样把大多数民众忽悠到全国一片歌颂改革开放之中。

共产党内的修正主义者、走资派，早已偷偷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改变为以私有制为主体的资本主义制度。把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改变为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新型殖民地，广大工人阶级和人民又成了资产阶级的奴隶，成为被压迫、被剝削的群体。

许多中国的劳动人民就是在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这种欺骗宣传、蛊惑下，糊里糊涂地由国家的主人变成了资本家的奴隶，还自以为得意，每天在为走资派歌功颂德，这真是糊涂到家了。

但是广大工人阶级心里是明亮的，不过他们已变成了弱势群体，走资派已剥夺了《宪法》给予广大人民的“各种自由”，失去了向走资派造反的自由。

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的 “改革开放”40多年了，回头看看新中国走过的历程，亲身感受到那个所谓“总设计师”走资派邓小平已经将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和全国人民设计进资本主义的圈套之中，在既得利益阶级对其歌功颂德的时候，一些被设计进圈套而正在遭受资本主义剥削压榨之苦的善良人，至今还在迷茫、自得其乐。彻底剥掉走资派邓小平的画皮，是一切正义善良的人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因为这不仅关系共产党和新中国和每一个劳动人民家庭的命运，也同每一个人及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生死攸关。

走资派邓小平从来就不是一个马列主义者。走资派邓小平坚持地主资产阶级立场，重庆刚解放时，时任市长的邓小平置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有关“清查反革命分子”的命令于不顾，将自己老家正在受到审查、清算、和镇压的亲属、亲戚（全是被当时革命政府定性为地主分子）接到重庆军政府大院保护起来，后又将这些地主分子送到“西南革命大学”镀金，半年毕业后，均被作为“革命干部”派到贵州工作。走资派邓小平还亲自授意其三弟邓蜀屏将名字改成徐初，徐初夫妇混入土改工作团并任工作组长。徐初先后任人民政府镇长、科长、局长、副市长等，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一惯搞资本主义复辟和真实身份暴露，遭革命群众批斗，畏罪自杀。徐初的老婆谢全碧在邓庇护下也先后任副区长、副科长等。走资派邓小平当时保护的地主分子还有：夏伯根，邓的后妈；邓先烈，邓的大姐。唐惠民，邓的姐夫。其三弟邓蜀屏解放前曾先后任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联保主任、乡长、区长、县长、国民党区分部书记、县经征处主任等职，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贫下中农愤慨地说：“解放初，如果邓蜀平不跑，协兴场第一个枪毙的就是他，人民政府不枪毙他，（老百姓）打也会打死他”。

走资派邓小平的大儿子因“反党集团案”，于1968年被关押审查，他想翻窗顺水管爬下来逃跑，惊慌失措从8米高摔下，脊椎骨严重摔伤，自腰部以下瘫痪。毛主席逝世后，一次走资派邓小平谈到此事时说：他毛泽东的儿子牺牲在朝鲜战场，是光荣的。我的儿子（反对文化革命）摔伤，也是光荣的。毛主席的儿子毛岸英同邓的儿子根本没有可比性，走资派邓小平把天壤之别的两件事、两个人相提并论，是对毛主席和毛岸英烈士的恶毒攻击和亵渎，仇恨之情溢于言表。

改革开放以来，走资派邓小平的子女个个高官厚緑，大财横发。其大儿子于1983年3月15日组织“中国康复中心筹备小组”，担任组长；1984年3月15日正式成立“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任会长；1988年3月11日组成“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简称中国残联），任主席。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相当于国务院副总理）现为政协副主席；邓的另一个儿子在1979年我国对越自卫反击战时到美国留学，在美国生一儿子（邓小平的孙子）加入美国籍。留学回来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中国对外建设总公司副总经理；邓的一女儿当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部副部长，部党组书记。他的秘书（视作其家庭成员），被派到军委，任军委委员，政治部主任等要职，其他亲属亲戚究竟还有多少人借“改革开放”之机得官得利，飞黄腾达就不清楚了。

走资派邓小平邓家成了中国首富、会去帮助穷人共同富裕吗？走资派邓小平总设计师说：“我们应该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他们会去帮助落后的人们，最后达到共同富裕。咱们孩子们都是从小受共产主义教育的，他们会去帮助别人的。我放心！不愧为总设计师，他的设计主题是“咱们的孩子们先富起来后会帮助别人的”，他也预见到他的孩子们会是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

远在八十年代初期，走资派邓小平总设计师的大公子朴方以为残废人谋福利的名义，建立了康华实业公司，利用特权大批倒卖进出口批文和大量进口钢板、家用电器、贩卖国家控制物资如石油、煤炭、棉织品等牟取巨额暴利。赚到了第一桶金。很快成了中国最大的官倒公司。后因民愤太大，康华遭到整顿，但邓大公子却安然无事。而且后来他所掌握和拥有的财富不减反增。

邓大公子跑到后台后，走资派邓小平的小公子率领邓家快婿吴建常和贺平走到了前台。质方原本是学物理出身，八十年代末自美国返国后迅即进入商界。很快就被任命为中国四大公司之一的中信公司属下的中信兴业公司付总工程师，接著升为付总经理兼总工程师，最后自然是担任董事长。其父总设计师九二年南巡后，质方一口气接管了上海市四方房地产公司和大连立港房地产公司，还将势力范围扩充到还在英国管辖下的香港。同北京首钢老大周冠五之子周北方，香港巨富李某某以五亿八千万港元收购了香港玩具大王丁氏兄弟的开达集团。

邓质方很快又成了香港上市公司首长四方集团的最大股东兼董事长。四方公司现不仅在上海有庞大的实业，如由六十三栋大楼组成的西郊花园，还在北京、天津、广州、深圳、珠海、大连等近十个大中城市囤积大量廉价土地。

总设计师走资派邓小平不仅培养出了两名“得意商场”的儿子，还慧眼识英雄挑了两名本事通天的大倒爷。邓家长公主邓林的夫婿吴建常绝对称得上是商场无敌手。他多年来把持着中国的最易生财的行业—中国有色金属进出口总公司。吴建常因为长年掌控著国家的所有稀有金属，财力雄厚，故养成了大手笔处事的习惯。有一次他想学学炒股票，于是命令属下员工带上四百余万美元西进美国华尔街，结果一个月不到就输得精光。事后该员工的一些朋友为他担心，没想到这位仁兄居然说："你们瞎紧张干吗？吴老总缺钱吗？输了是国家倒霉，如果赢了，那吴老总也不会少了我的那一份。"吴建常不仅控制了中国稀有金属的买卖权，还在香港拥有多家上市公司的股权如金辉集团、东方金源、百利大等，总资产达数十亿港元。

走资派邓小平邓家爱女邓榕（又名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的作者）也找了一位不甘落後的丈夫贺平。贺平本身也是高干子弟，其父是贺彪也曾是部级干部。贺平早在八四年隶属总参谋部的保利科技公司成立时就担任公司付董事长兼总经理。保利科技公司现已成为中国最有实力的买办公司之一。它的主要业务是买卖军火。香港富豪霍英东之子就曾因参与保利科技公司的走私军火活动而被美国法院判刑坐监。

保利科技公司的现任董事长是前国家付主席王震之子王军。保利集团已于几年前就在香港上市。香港人称保利集团为暴利集团。

走资派邓小平邓家拥有的金钱之多、势力之广实在叫我们这些生活在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普通百姓无法想象和理解。前一段时间，中国某高官王某某宴请一位来自美国的国际友人，席间王某某自豪地和这位来自世界上最富有国家的资本家说，他一年可收入二十个亿人民币，总资产超过百亿（这个数字可以让一个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所有的人按现在的生活水准不工作地生活五十年）。令这位美国资本家目瞪口呆。一位在中共尚不算显赫的人物如是说，那么，天下第一家—总设计师的家人们又会怎么说呢？

几十年过去了，中国的经济并没有像七十年代的香港和台湾般腾飞。然而中国的腐败和贪官污吏却走到了世界的最前列。某国际经济组织在其年度报告时已经将中国的官场腐败排在亚洲第一位，首次超过菲律宾。这真是我中华民族莫大的荣誉！

我们希望全体中国人早日富强起来。但像走资派邓小平总设计师的家人们这样的富法完全是依靠其父的职权和政策，依靠贪污受贿暴富起来的，据说光质方多年前就积累了150亿美元的财富，把我们国家当时的外汇财富掏走了近四分之一。质方还利用四方公司在北京王府井工程上行贿二千万美元和在澳门玩赌博玩出一个天大的窟窿的故事想必不是空穴来风。多年前，陈希同案子带出一个首钢周冠五和周北方腐败大案。周北方动用首钢5000万美金在法国为自己做生意亏损。（赵紫阳在软禁中的谈话谈到此事，因为此事涉及到邓质方，邓的老婆曾哭哭啼啼找到纪委书记，求情不要处置邓朴方，事后也未见到处置邓朴方），其实周北方只是总设计师家族的替罪羊而已。

现在走资派邓小平邓家成了中国最富裕家庭之一。会像走资派邓小平总设计师说的那样帮助穷人们共同富裕吗？过去不曾听说过，现在也没有听说过，将来可能也不会听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