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留给劳动人民的《遗言》

毛泽东留给劳动人民的《遗言》







《毛泽东伟大》在于毛泽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毛泽东是不为《走资派资本家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妖魔宪怪服务》的。毛泽东逝世前给给劳动人民的《遗言》如下：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

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在美国压迫黑人的，只是白色人种中的反动统治集团。他们绝不能代表白色人种中占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其他开明人士。

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 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我们是按照蒋介石的办法办事。蒋介石总是要强迫人民接受战争，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我们就按照他的办法，也拿起刀来。 ……现在蒋介石已经在磨刀了，因此，我们也要磨刀。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

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 —— 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什么人只是口头上站在革命人民方面而在行动上则另是一样，他就是一个口头革命派，如果不但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也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一个完全的革命派。

我认为，对我们来说，一个人，一个党，一个军队，或者一个学校，如若不被敌人反对，那就不好了那一定是同敌人同流合污了。如若被敌人反对，那就好了，那就证明我们同敌人划清界线了。如若敌人起劲地反对我们，把我们说得一塌糊涂，一无是处，那就更好了，那就证明我们不但同敌人划清了界线，而且证明我们的工作是很有成绩的了。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

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 ，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

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

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

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

在我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会长期存在。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我们已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但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但是，这种批判，应该是充分说理的，有分析的，有说服力的，而不应该是粗暴的、官僚主义的，或者是形而上学的、教条主义的。

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都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没有生命了。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是不能违背的，违背了就要犯错误。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待马克思主义，把它看成僵死的东西，这是教条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这就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在现在的情况下，修正主义的比教条主义更有害的东西。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 “ 教条主义 ” 。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们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

在我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还要经过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但是，我们大家都应该看到，这个社会主义的新制度是一定会巩固起来的。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对于我们的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这种人不喜欢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们留恋旧社会。一遇机会，他们就会兴风作浪，想要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这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路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中间，顽固地要走后一条路线的人。这后一条路线，在实际上是不能实现的，所以他们实际上是准备投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这种人在政治界、工商界、文化教育界、科学技术界、宗教界里都有，这是一些极端反动的人。

农业合作化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严重的思想的和政治的斗争。每一个合作社，不经过这样的一场斗争，就不能创立。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要从旧制度的基地上建立起来，它就必须清除这个基地。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合作社建立以后，还必须经过许多的斗争，才能使自己巩固起来。巩固了以后，只要一松劲，又可能垮台。

在最近几年中间，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展，新富农已经到处出现，许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为富农。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土地，或者出租土地。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失去土地的农民和继续处于贫困地位的农民将要埋怨我们，他们将说我们见死不救，不去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那些富裕中农也将对我们不满，因为我们如果不想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的话，就永远不能满足这些农民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之下，工人和农民的同盟能够继续巩固下去吗？显然是不能够的。这个问题，只有在新的基础之上才能获得解决。这就是在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逐步地实现对于手工业、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逐步地实现对于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即实行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我们认为只有这样，工人和农民的联盟才能获得巩固。

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因为这样，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在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强化。

“ 你们不是要消灭国家权力吗？ ” 我们要，但是我们现在还不要，我们现在还不能要。为什么？帝国主义还存在，国内反动派还存在，国内阶级还存在。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这主要地是指人民的军队、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借以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

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个专政是干什么的呢？专政的第一个作用，就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压迫那些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就是为了解决国内敌我之间的矛盾。例如逮捕某些反革命分子并且将他们判罪，在一个时期内不给地主阶级分子和官僚资产阶级分子以选举权，不给他们发表言论的自由权利，都是属于专政的范围。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对于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也必须实行专政。专政还有第二个作用，就是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活动和可能的侵略。在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专政就担负着对外解决敌我之间的矛盾的任务。专政的目的是为了保卫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因为这两个阶级占了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主要是这两个阶级的力量。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主要依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人民民主专政有两个方法。对敌人说来是用专政的方法，就是说在必要的时期内，不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强迫他们服从人民政府的法律，强迫他们从事劳动并在劳动中改造他们成为新人。对人民说来则与此相反，不是用强迫的方法，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就是说必须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不是强迫他们做这样做那样，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向他们进行教育和说服的工作。

为了正确地认识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不同的矛盾，应该首先弄清楚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

肃清反革命分子的问题是敌我矛盾的斗争问题。在人民内部，有些人对于肃反问题的看法，也有一些不同。有两种人的意见，和我们的意见不相同。有右倾思想的人不分敌我，认敌为我。广大群众认为是敌人的人，他们却认为是朋友。有“左”倾思想的人则把敌我矛盾扩大化，以至把某些人民内部的矛盾也看做敌我矛盾，把某些本来不是反革命的人也看作反革命。这两种看法都是错误的，都不能正确地处理肃反问题，也不能正确地估计我们的肃反工作。

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持的方法才能解决。例如，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用民主革命的方法去解决；殖民地和帝国主义的矛盾，用民族革命战争的方法去解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用农业集体化和农业机械化的方法去解决；共产党内部的矛盾，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社会和自然的矛盾，用发展生产力的方法去解决。……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

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要他们不反映不表现，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应当用压制的办法不让他们表现，而应当让他们表现，同时在他们表现的时候，和他们辩论，进行适市场，当然不行。有错误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但是这种批评不应当是教条主义的，不应当用形而上学方法，应当力求用辩证方法。要有科学的分析，要有充分的说当的批评。毫无疑问，我们应当批评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不加批评，看着错误思想到处泛滥，任凭它们去占领服力。

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反动派同帝国主义者互相勾结，利用人民内部的矛盾，挑拨离间，兴风作浪，企图实现他们的阴谋。匈牙利事件的这种教训，值得大家注意。

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

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不能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而使人民获得政权。

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没有什么非阶级的、超阶级的政党。一切政党，都是具
有阶级性的。党性，就是阶级性的集中表现。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最重要经验是：革命能不能得到发展和胜利， 取决于有没有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党。

必须要有一个革命党。

必须要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

必须要有一个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本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革命党。

必须要有一个善于把领导同广大人民群众密切联系起来的革命党。

必须要有一个能够坚持真理、改正错误，善于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革命党。

只有这样的革命党，才能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才能取得民族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才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如果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党而是资产阶级的改良党，

如果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而是修正主义的党，

如果不是无产阶级先锋队而是资产阶级尾巴的党，

如果不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党而是代表工人贵族利益的党，

如果不是国际主义的党而是民族主义的党，

如果不是自己能够思索，能够自己动脑筋，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工作，深知本国各阶级的准确动向，善于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又同本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而只是人云亦云，不加分析地照抄外国经验，跟着外国某些人的指挥棒团团打转，那就是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样样都有，成为一个大杂烩，而单单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性的党，

这样的党，就绝不可能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绝不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绝不可能完成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

[yongbing1993]

邓小平告发彭德怀得刘少奇赏识





彭德怀被整的真相：1953年，高岗为反对刘少奇，先后拜访彭德怀、林彪、饶漱石和邓小平，对高岗的主张，彭德怀和饶漱石表示赞成和拥护，林彪不置可否，邓小平向刘少奇告发，刘邓从此关系日益密切。需要说明的是，毛主席自1952年后就已退居二线，国政党政开始由刘少奇主持。在毛主席休假未出席的情况下，刘少奇于1954年2月6日主持召开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会上将高岗定性为“反党集团”。从此开了先例：反对刘少奇即是反党。也为邓小平日后主抓反右开了先例：反对某个党员个人即是反党。邓小平由于告发彭德怀深得刘少奇赏识，于1954年4月中共七届五中全会进入政治局。1956年开始，毛主席退居二线，9月，邓小平当上政治局常委，党的总书记，刘邓全面主政。刘少奇在7000人大会上说：“庐山会议之所以要展开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的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所谓反党集团，其实就是反对刘少奇罢了）“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在庐山会议上，除了彭德怀，挨整的还有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而周小舟几人的挨整，则是其在同杨尚昆等私下交心时说的话，被杨汇报给了毛主席。毛主席逝世后，杨尚昆一次在谈到平反问题时说，对自己在庐山会议上大批彭德怀的行为辩解说“是违心的”，邓小平和杨尚昆是批判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的始作俑者，说自己是“违心的”岂不是欲盖弥彰？反对“彭、黄、张、周”的“功劳”实在是非邓小平和杨尚昆二人莫属。

1956年5月，毛主席根据国内思想文化领域的实际情况，提出在全国开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运动，欢迎社会各界对我党和人民政府建言献策，目的是在全国造成一种心情舒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政治局面，使各党各派各阶层同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大干社会主义。当时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邓小平，不大赞成毛主席的正确主张。反击右派开始时，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的组长，这就意味着他拥有什么是右派？在什么范围反右？怎样反右？抓多少右派？如何处置右派的决定权。毛主席当时估计全国的右派最多5000人左右，可反右运动结束时，邓小平竟在全国搞出来55万个右派，是毛主席预计的100多倍。邓小平每每提起“极左”总是咬牙切齿，殊不知，他才是搞“极左思潮”和“形左实右”的罪魁祸首。

1958年11月6日下午，邓小平窜至贵州省，召集湄潭、余庆、绥阳、遵义、桐梓等县的县委书记开会，发布“五风”动员令。（指浮夸风、共产风、一平二调风、强迫命令风等）他指责绥阳县每亩产蔴180斤，连连摇头大叫说：“太少了，应该是1800斤”。这个县当年人均产值147元，计划一年内提高到超过200元，邓大为不满，训斥说：“你们心太小了，要大一些，第一步要达到300元，第二步到500元”。毛主席根据山区特点提出“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相结合”方针，邓大不以为然，自行主张并宣扬“要集中力量搞高产地，决心丢掉一些（田地）”。“500万亩地砍掉400万亩，每亩（产量）达4000斤，后年真可以不种地了”。由此，浮夸风被邓作为先进经验，先在遵义地区，后在全国各个角落越刮越猛。

从这几件事实可以看出，打击迫害彭德怀，反右无限扩大化和大跃进中出现的浮夸风，始作俑者都是刘少奇、邓小平本人，据已知材料，刘不仅派其原秘书、后担任农委副主任到河北省蹲点，提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还先后几次到河南、山东等地视察，发表了许多浮夸、共产风、大办食堂、托儿所以及进入共产主义的五条规定，邓小平则利用其掌握舆论大权，在《人民日报》上大吹大擂，说小麦亩产7320斤，水稻亩产4万多斤，小孩坐到水稻上的照片，在全国刮起了一时难以纠正的共产风等五凤，直接破坏了毛主席党中央号召的大跃进运动，虽然毛主席接连召开三次中共中央全会，亲自领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划清了集体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的界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线，但许多人仍然不听，继续执行刘邓的那一套，致使全国经济到了奔溃的边缘，出现了罕见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刘邓作为接班人，他们为了表示自已的积极性、衷心拥护中央的决定，往往以形左实右的面貌出现，大搞投机取巧，捞取荣誉。但是他们从来不负责任，出了问题，一推六二五，到头来，他们却把这些污水泼向毛泽东，目的旨在贬低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生前虽对邓顽固坚持资本主义立场，走资本主义道路三番五次进行严厉批判，但同时亦实事求是的肯定邓在治国治军方面的成绩和优点，总是尽量给他时间和空间，充分鼓励和激发他的长处，以期他在实践中将功补过，真正回到正确道路上来，否则也不会三翻五次地将他打倒后又将他扶起来，无非是期望他能够接受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毛主席爱护老同志，爱惜人才的苦心，被邓的小人之心荼毒殆尽，居然丧心病狂地将自己的罪孽诿过于毛主席。邓大概认为毛主席再也不会严厉指责他了，自己可以指鹿为马，颠倒黑白，信口雌黄了。

贪天之功，陷害忠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知道，我军自创建红军以来，直到解放战争取得完全胜利，粟裕大将是不可多得的帅才将才，他能征善战，攻必克，守必固，为我国的革命事业立下了永不磨灭的巨大功勋。令人万分遗憾的是，这位将帅之星，临逝世也没有得到平反昭雪和正确评价。从中作梗的幕后黑手是邓小平。他为什么对粟裕大将如此仇恨呢？原因如下：第一，粟裕从创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就一直追随毛主席，毛主席对他赞赏器重有加。邓小平要反毛主席，自然也不会放过粟裕。第二，解放战争时的淮海战役，实际上自始至终都是粟裕按照毛主席和党中央制定的战略方针全面指挥的，邓小平当时同刘伯承还在大别山，毛主席为了充分调动刘邓部队对周围蒋军的牵制作用，以减轻淮海战场粟裕大军的压力，就委任邓为淮海战役我军的前委书记。（据刘伯承的儿子刘太行讲：淮海战役时，粟裕、刘伯承都是尽心竭力，邓却把心操在打扑克上）邓小平不自量力，把自己只是起到的牵制淮海战场外围蒋军的作用，说成是由他指挥取得淮海战役的胜利。他自新中国成立以后一遇机会就打压粟裕大将，目的完全是为了抬高自己。第三，由于邓小平指挥无能，致使1979年我军对越自卫反击战役损失惨重，他如何向我党我军和我国人民交代？指挥无能的责任该由谁来负呢？于是，邓小平及其帮闲“理论精英”们灵机一动，转而将责任推给了毛主席，污蔑说毛主席的战争思想和理论已经过时，是按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指导反击战才遭到惨重损失。粟裕大将针锋相对的反驳说：“仅仅5年前对美都没有过时（指抗美援越）；10年前对苏也没过时（指中苏珍宝岛之战）”。粟裕的这些言论犯了邓的大忌，直接点中了邓无能的要害，刚愎自用的邓小平怎能轻易饶了粟裕大将呢？所以，粟裕一再要求恢复被彭德怀等打击迫害的名誉，给以平反昭雪，却被邓小平牢牢压住。最后，粟裕大将含恨含冤逝世。

众所周知，遵义会议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我党和红军实际确立领导地位的重要会议，能够参加并支持毛主席的人，是中国革命的大功臣。邓小平根本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在1958年11月3日，邓同杨尚昆、李井泉参观遵义会议纪念馆时，邓却以参加者自居，指指点点说自己当时坐在什么地方。毛主席的警卫员陈昌奉说在会上从来没有见过他，参加会议的共有18个人，包括当时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一、三军团的军团长和政委及五军团的政委、总政主任、总参谋长。后经纪念馆的同志向中央多方证实：邓小平根本就没有参加遵义会议。

在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谈判时，邓也作为成员参加过，他一贯吹嘘自己的作用，回来向毛主席回报说“小个子斗败大个子”，受到毛主席的表扬。但他在和戈尔巴乔夫谈话时，却改口说“回忆过去十年，我们都说过许多废话”，邓就是这样，随着时间、地点的变化，他可以信口开河，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可见，他是一个典型的机会主义者。
按：仅这几件事，就可看出邓小平为往自己脸上贴金，竟胆大妄为的去篡改歪曲众所周知的重大历史，真不知天下还有羞耻二字。他为一己之私，不惜屈死、整死挡在自己前面的任何人，哪怕你是功高盖世的大将军，哪怕你是枪林弹雨中的生死弟兄。真乃蛇蝎心肠，阴险恶毒无出其右者。

毁我长城、毁我国防。邓小平允许和鼓励军队经商赚钱的政策，给我军革命化造成了极大干扰，给我军的战斗力造成了极大削弱，他颠覆了军队时时刻刻备战不懈，一切为了打赢战争的军事思想，让军人做商人，把军事训练场当商场，把军舰、飞机等军用器械用于各种走私物品，使军官和战士一心向钱看，涣散了对敌情的关注，涣散了军心，培养了军人投机取巧，唯利是图，大长了我军的贪腐之风。

邓小平关于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的政策，使军队成了不务正业的各种培训班，促使战士有了到军队不仅可以光荣镀金，并且学一门技术以便于将来到地方上顺利就业的思想，这样一来，当兵不是为打仗、害怕打仗，只愿当技术兵，不愿干其他兵种的现象很普遍。

1978年8、9月，我国曾两次进行了低层高超音速拦截导弹试验并取得成功，如果坚持实验研究下去，我们的反弹道导弹计划就大功告成，我们就会比美苏等所有国家都最先具备反弹道导弹能力，那样，我国今天的国防实力当令世界刮目相看，也许我们就会居高临下的注视当今的世界局势。但是，邓小平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下令中止整个“640计划”（反导计划）。于1980年3月，我国的“反卫一号”停研，不久终止了“640计划”。

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已将大型飞机试飞成功，但邓小平硬说这是四人帮搞的，坚决予以否定，硬不承认，解散了100多人的试制队伍，气死了试制组长。至今30多年没有搞出大型飞机。

毛泽东时代的军队是革命大学校，军人是全国人民学习的楷模，黄继光、张思德、雷锋、王杰、欧阳海等等英雄模范，鼓舞了一代又一代人，解放军是全国人民最可爱的人。张爱萍上将曾讲过：“（军队）热衷于经商，必定导致腐败”，“无异于自毁长城”。邓小平蛊惑军心，乱我阵脚，将对帝国主义威胁最大的尖端武器研制项目砍掉，为帝国主义在尖端武器研制并成军方面走在我军前面提供了时间和空间，造成我国我军在保卫国土海疆时的巨大困难，其责莫大焉，罪莫大焉。

[yongbing1993]

走资派是新中国实际存在一群人







《走资派》是个名词。是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社会中产生于中国共产党内在各级政府中当官的想复辟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这是中国四十多年来一代接一代的实际存在的一群人，一群资本权贵掌控特色中国的执政者。如同旧中国的《资本家》称号一样。到了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后“让少数人先富“成为《资本家》。当然，便使中国人的贫富差距拉大，造成阶级分化清楚，势必造成有人喜欢有人反对实属正常。阶级矛盾不断激化加深进入历史恶性循环。

在新中国邓小平是最大的走资派，由于邓小平篡权后掀起的右倾翻案风，彻底为地富反坏右分子平反，走资派邓小平们又鼓动起“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群体，如知识精英作家、歌星、体育明星、部分自由职业者，他们根据自己思想解放的感受，写出了大量的歌曲、戏剧、电影、电视剧、小说、诗词，这些所谓的文艺创作，带有明显的阶级性，如粉刺、挖苦毛泽东时代，揭露无产阶级专政的“黑暗”，歌颂邓小平时代的自由、开放、发展，共产党修正主义者及其政府鼓励剝削、鼓励自由雇工、大奖、特奖先富起来的资本家和各种明星，代表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思想的作品大量涌现，如《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放了一把火，《在希望的田野上.》，进入了“中兴”、“富强”、“强国”时代等等，在上层建筑领域造成复辟资本主义的氛围，在各基层组织又组织退休职工，跳舞唱歌，到处歌颂改革开发的新时代，这样把大多数民众忽悠到全国一片歌颂改革开放之中。

共产党内的修正主义者、走资派，早已偷偷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改变为以私有制为主体的资本主义制度。把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改变为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新型殖民地，广大工人阶级和人民又成了资产阶级的奴隶，成为被压迫、被剝削的群体。

许多中国的劳动人民就是在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这种欺骗宣传、蛊惑下，糊里糊涂地由国家的主人变成了资本家的奴隶，还自以为得意，每天在为走资派歌功颂德，这真是糊涂到家了。

但是广大工人阶级心里是明亮的，不过他们已变成了弱势群体，走资派已剥夺了《宪法》给予广大人民的“各种自由”，失去了向走资派造反的自由。

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的 “改革开放”40多年了，回头看看新中国走过的历程，亲身感受到那个所谓“总设计师”走资派邓小平已经将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和全国人民设计进资本主义的圈套之中，在既得利益阶级对其歌功颂德的时候，一些被设计进圈套而正在遭受资本主义剥削压榨之苦的善良人，至今还在迷茫、自得其乐。彻底剥掉走资派邓小平的画皮，是一切正义善良的人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因为这不仅关系共产党和新中国和每一个劳动人民家庭的命运，也同每一个人及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生死攸关。

走资派邓小平从来就不是一个马列主义者。走资派邓小平坚持地主资产阶级立场，重庆刚解放时，时任市长的邓小平置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有关“清查反革命分子”的命令于不顾，将自己老家正在受到审查、清算、和镇压的亲属、亲戚（全是被当时革命政府定性为地主分子）接到重庆军政府大院保护起来，后又将这些地主分子送到“西南革命大学”镀金，半年毕业后，均被作为“革命干部”派到贵州工作。走资派邓小平还亲自授意其三弟邓蜀屏将名字改成徐初，徐初夫妇混入土改工作团并任工作组长。徐初先后任人民政府镇长、科长、局长、副市长等，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一惯搞资本主义复辟和真实身份暴露，遭革命群众批斗，畏罪自杀。徐初的老婆谢全碧在邓庇护下也先后任副区长、副科长等。走资派邓小平当时保护的地主分子还有：夏伯根，邓的后妈；邓先烈，邓的大姐。唐惠民，邓的姐夫。其三弟邓蜀屏解放前曾先后任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联保主任、乡长、区长、县长、国民党区分部书记、县经征处主任等职，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贫下中农愤慨地说：“解放初，如果邓蜀平不跑，协兴场第一个枪毙的就是他，人民政府不枪毙他，（老百姓）打也会打死他”。

走资派邓小平的大儿子因“反党集团案”，于1968年被关押审查，他想翻窗顺水管爬下来逃跑，惊慌失措从8米高摔下，脊椎骨严重摔伤，自腰部以下瘫痪。毛主席逝世后，一次走资派邓小平谈到此事时说：他毛泽东的儿子牺牲在朝鲜战场，是光荣的。我的儿子（反对文化革命）摔伤，也是光荣的。毛主席的儿子毛岸英同邓的儿子根本没有可比性，走资派邓小平把天壤之别的两件事、两个人相提并论，是对毛主席和毛岸英烈士的恶毒攻击和亵渎，仇恨之情溢于言表。

改革开放以来，走资派邓小平的子女个个高官厚緑，大财横发。其大儿子于1983年3月15日组织“中国康复中心筹备小组”，担任组长；1984年3月15日正式成立“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任会长；1988年3月11日组成“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简称中国残联），任主席。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相当于国务院副总理）现为政协副主席；邓的另一个儿子在1979年我国对越自卫反击战时到美国留学，在美国生一儿子（邓小平的孙子）加入美国籍。留学回来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中国对外建设总公司副总经理；邓的一女儿当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部副部长，部党组书记。他的秘书（视作其家庭成员），被派到军委，任军委委员，政治部主任等要职，其他亲属亲戚究竟还有多少人借“改革开放”之机得官得利，飞黄腾达就不清楚了。

走资派邓小平邓家成了中国首富、会去帮助穷人共同富裕吗？走资派邓小平总设计师说：“我们应该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他们会去帮助落后的人们，最后达到共同富裕。咱们孩子们都是从小受共产主义教育的，他们会去帮助别人的。我放心！不愧为总设计师，他的设计主题是“咱们的孩子们先富起来后会帮助别人的”，他也预见到他的孩子们会是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

远在八十年代初期，走资派邓小平总设计师的大公子朴方以为残废人谋福利的名义，建立了康华实业公司，利用特权大批倒卖进出口批文和大量进口钢板、家用电器、贩卖国家控制物资如石油、煤炭、棉织品等牟取巨额暴利。赚到了第一桶金。很快成了中国最大的官倒公司。后因民愤太大，康华遭到整顿，但邓大公子却安然无事。而且后来他所掌握和拥有的财富不减反增。

邓大公子跑到后台后，走资派邓小平的小公子率领邓家快婿吴建常和贺平走到了前台。质方原本是学物理出身，八十年代末自美国返国后迅即进入商界。很快就被任命为中国四大公司之一的中信公司属下的中信兴业公司付总工程师，接著升为付总经理兼总工程师，最后自然是担任董事长。其父总设计师九二年南巡后，质方一口气接管了上海市四方房地产公司和大连立港房地产公司，还将势力范围扩充到还在英国管辖下的香港。同北京首钢老大周冠五之子周北方，香港巨富李某某以五亿八千万港元收购了香港玩具大王丁氏兄弟的开达集团。

邓质方很快又成了香港上市公司首长四方集团的最大股东兼董事长。四方公司现不仅在上海有庞大的实业，如由六十三栋大楼组成的西郊花园，还在北京、天津、广州、深圳、珠海、大连等近十个大中城市囤积大量廉价土地。

总设计师走资派邓小平不仅培养出了两名“得意商场”的儿子，还慧眼识英雄挑了两名本事通天的大倒爷。邓家长公主邓林的夫婿吴建常绝对称得上是商场无敌手。他多年来把持着中国的最易生财的行业—中国有色金属进出口总公司。吴建常因为长年掌控著国家的所有稀有金属，财力雄厚，故养成了大手笔处事的习惯。有一次他想学学炒股票，于是命令属下员工带上四百余万美元西进美国华尔街，结果一个月不到就输得精光。事后该员工的一些朋友为他担心，没想到这位仁兄居然说："你们瞎紧张干吗？吴老总缺钱吗？输了是国家倒霉，如果赢了，那吴老总也不会少了我的那一份。"吴建常不仅控制了中国稀有金属的买卖权，还在香港拥有多家上市公司的股权如金辉集团、东方金源、百利大等，总资产达数十亿港元。

走资派邓小平邓家爱女邓榕（又名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的作者）也找了一位不甘落後的丈夫贺平。贺平本身也是高干子弟，其父是贺彪也曾是部级干部。贺平早在八四年隶属总参谋部的保利科技公司成立时就担任公司付董事长兼总经理。保利科技公司现已成为中国最有实力的买办公司之一。它的主要业务是买卖军火。香港富豪霍英东之子就曾因参与保利科技公司的走私军火活动而被美国法院判刑坐监。

保利科技公司的现任董事长是前国家付主席王震之子王军。保利集团已于几年前就在香港上市。香港人称保利集团为暴利集团。

走资派邓小平邓家拥有的金钱之多、势力之广实在叫我们这些生活在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普通百姓无法想象和理解。前一段时间，中国某高官王某某宴请一位来自美国的国际友人，席间王某某自豪地和这位来自世界上最富有国家的资本家说，他一年可收入二十个亿人民币，总资产超过百亿（这个数字可以让一个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所有的人按现在的生活水准不工作地生活五十年）。令这位美国资本家目瞪口呆。一位在中共尚不算显赫的人物如是说，那么，天下第一家—总设计师的家人们又会怎么说呢？

几十年过去了，中国的经济并没有像七十年代的香港和台湾般腾飞。然而中国的腐败和贪官污吏却走到了世界的最前列。某国际经济组织在其年度报告时已经将中国的官场腐败排在亚洲第一位，首次超过菲律宾。这真是我中华民族莫大的荣誉！

我们希望全体中国人早日富强起来。但像走资派邓小平总设计师的家人们这样的富法完全是依靠其父的职权和政策，依靠贪污受贿暴富起来的，据说光质方多年前就积累了150亿美元的财富，把我们国家当时的外汇财富掏走了近四分之一。质方还利用四方公司在北京王府井工程上行贿二千万美元和在澳门玩赌博玩出一个天大的窟窿的故事想必不是空穴来风。多年前，陈希同案子带出一个首钢周冠五和周北方腐败大案。周北方动用首钢5000万美金在法国为自己做生意亏损。（赵紫阳在软禁中的谈话谈到此事，因为此事涉及到邓质方，邓的老婆曾哭哭啼啼找到纪委书记，求情不要处置邓朴方，事后也未见到处置邓朴方），其实周北方只是总设计师家族的替罪羊而已。

现在走资派邓小平邓家成了中国最富裕家庭之一。会像走资派邓小平总设计师说的那样帮助穷人们共同富裕吗？过去不曾听说过，现在也没有听说过，将来可能也不会听说过……

[yongbing1993]

走资派习大帝反腐为何越反越腐







走资派吹鼓手们说：“我们党的反腐力度，读遍二十四史，没有像现在这么强的。”走资派的文人们使出大量笔墨用于举出各行各业的贪腐乱象和习大帝的反腐努力。述说走资派习近平上台后规模浩大的反腐浪潮的一个注脚。

走资派习近平上台后第一年，仅中管官员（大部分为部级高官）已有39位落马。更震撼的是，政治局常委、“正国级”周永康的倒台和清算，打破了“刑不上常委”的民间认知。

走资派习近平“打虎拍蝇猎狐”，被认为深切迎合了中国民众深入骨髓的清官崇拜，以及漫长的文官传统中，累积的对贪腐的深恶痛绝。借助这种民意基础开启的反腐运动，为走资派习近平建立了第一波政治声望，也成为他区别于胡温乃至江泽民的独特执政风格。如果再往前至蒋介石的大儿子带着苏联老婆和孩子们从苏联回到上海时的“打虎反腐“运动，当查到蒋夫人大侄子时，“打虎反腐“运动即刻停止。习近平有种将邓家的最大老虎哪怕是摸一下最大老虎的尾巴也行。而如平民老百姓家出生的高官腐败了当然要打，而且决不放过，称之为习大帝是在《打虎》运动还是“史上最强”反腐运动。

但是，称习第一次时的的《打虎》是“史上最强”反腐之后还有更强一波——2023年，落马中管官员45人；2024年60人；2025年有望再创新高，仅上半年就有32位高官落马。走资派在二十届四中全会前夕，特色政府官方一次性宣布9名解放军上将落马，其中8名为中央委员。

数据揭示一个事实——在走资派习近平开启“反腐风暴”12年后，中国当下正处在一个声势更大的反腐浪潮之中。以至于在特色政府二十届四中全会上，需要确认的落马中央委员总数创纪录。

一个问题浮现：十余年后反腐高潮再起，多年来高压反腐后，为何腐败更盛？这些落马官员都是主政一方的地方大员，或国家部门正副首长，级别多为省部级、副部级，及少量要害岗位厅级官员（如总经济师、总审计师）。许多千万人口大城市的一把手都不在此列。

名单不含央企官员及数十万更低级别被查官员。而增补了更高级别落马高官（如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何卫东）及军委委员（如魏凤和、李尚福、苗华），剔除了仅受党内处分未移交司法者（如魏宏、彭宇行）。时间跨度从2013年上半年至2025年10月20日，横跨12年，共406位落马高官。

按照他们被宣布调查的时间排布，发现这些高级干部落马有两个明显的波峰——

第一波峰：2013年下半年至2016年上半年，持续三年，105人落马。

第二波峰：2023年上半年至今，截至10月20日已达154人。

第一波反腐高峰期间，高级官员的平均涉案金额为4674万元人民币，第二波中这一数字已达到1.65 亿元。如果算总数，过去12年间，这406名高级官员有据可查的涉案金额已超过3000亿元人民币。

值得注意的是，2024年下半年以来的案件几乎都在审理中，并未公布涉案金额，因此第二波浪潮的总体涉案金额规模，还有部分尚未呈现。

对比显示：第二波落马人数是第一波的1.5倍，平均涉案金额是3.5倍。官方总体数据印证此趋势：2014、2015年分别处分23万和33万人；2023、2024年则为61万和89万人。

从级别看，第一波包括：1位正国级常委周永康，2位政治局委员徐才厚和郭伯雄，2位非政治局委员的“副国级”苏荣和令计划。第二波则无常委落马，政治局委员仅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另有“准副国级”军委委员魏凤和、李尚福和苗华。若排除这四位军人，文官系统无副国级以上官员落马。

一浪更比一浪高

更多人数、更高金额、更低职级——一个问题浮出水面：第一波更偏向“政治清洗”，第二波更着重腐败本身？

最显著的不同，第一波反腐的重要变量——周永康。“第一波调查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围绕着周永康的小圈子，因为党中央明确谴责‘政治腐败’，即对党中央的不忠。”从党的角度来看，政治上不忠诚也是一种腐败，实际上是一种挑战中央权威的非常严重的腐败，不能容忍。

走资派习近平上任数月即处理周永康案，传达一个信号——“最高权力层级也在习近平掌控之内”。这使反腐成为内部清理和权力巩固的有效工具，当时不同派系对中国发展方向持有不同愿景。

“尽管如今涉案金额更高给人财务腐败是核心的印象，但用纪律调查监督和执行党内对中央目标的政治与意识形态服从，仍是关键目标。”

第二波反腐浪潮中，已经没有“周永康式”的人物。当前反腐主要目的可能确实是反腐本身。现在大多数官员，尤其省委书记，都是走资派习近平亲自任命，并进行任前谈话，“至少五年甚至更久，这些人都经他亲自审查，可能发现其中一些仍极度腐败，于是下令彻底调查，清除害群之马，导致了当前这一大波调查”。

疫情期间大量中央资源下拨地方，用于防护装备、医疗用品、方舱建设等，可能导致大量腐败。这次运动可能针对利用灾难谋私利者。

“但我仍认为它某种意义上是政治性的，”因为与习关系密切的人仍受保护，没看到与他关系密切或曾在其手下工作的人陷入严重麻烦，“尽管我倾向认为这些人也某种程度腐败，也许因关系密切而更加小心，谁知道呢？”

至于贪腐金额上的大幅增加，最近涉案金额更大，主要因目标部门转移。近年许多调查聚焦金融部门，包括银行和大型国企，这些部门腐败金额通常更高。加密货币兴起也使资金流动增加。

过去几年，公立医院、金融监管、烟草等板块大量官员落马，带来更高贪腐金额，与第一波明显不同。

数据也有一定佐证，第一波涉案最高者是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2.47亿元；第二波最高者是烟草专卖局副局长何泽华，9.43亿元，也是12年来涉案最高的高官。不过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等人涉案金额均未公布。

一度是走资派习近平“爱将”的何卫东在四中全会前被官宣调查，他身后的国防部长魏凤和也在这一轮反腐风暴中落马。

军队反腐：权力再平衡

两次反腐高潮诸多不同，但不变的是，军队都成为“重灾区”。军队持续反腐既反映军事现代化和危机应对能力的重要性，也反映军事国防领域的不透明性质及大量腐败机会。一连串高层调查和免职清楚表明，走资派习近平对进展及关键官员的政治可靠性并不满意，即使这些官员是他任内安置的。

“军队一直是反腐热点，因为相对独立于文职官僚机构，拥有自己的监督系统和法院，监督更加困难。”军队很大程度上自我约束，纪律好坏取决于高层对党中央和最高领导人的忠诚度。当高层涉腐且未立即控制，腐败可能大范围扩散。党意识到军队腐败严重影响应对外部威胁的能力，因此自2013年以来，大量反腐注意力放在军队。

但深入剖析这些将领身份，依然能发现不同。

第一轮反腐中，军队聚焦徐才厚和郭伯雄案件，大量清除相关军官，余波持续数年。

而郭徐案后，一波军官得到提拔，包括一些曾在徐郭手下工作的人，让他们支持2016年军改，“但有趣的是，许多当时被提拔的人不久后就被逮捕，许多人到2020年陷入大麻烦，导致一波小规模逮捕和免职潮。”

前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张阳上将即是一例。徐才厚落马后，张阳于2015年11月军改中升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首任主任，此后多次公开痛批徐才厚，声称“情感上憎恨、政治上决裂”，但2017年9月仍因郭徐案牵扯“接受组织谈话”，期间居家，两个多月后自缢身亡。

第二波反腐高潮中，更多是习近平时代提拔的将领。比如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习近平在福建任职时已相识，二十大后破格提拔，在二十届四中全会前夕被宣布调查；再如负责军队政治工作的苗华上将，去年因严重违纪接受调查；还有兼任国务委员的国防部长李尚福也被调查。中央军委七个席位空缺达3人。

这些习近平时代提拔的将领成批倒下，“非常令人困惑”，但给出两个解释：火箭军窝案，因近年对战略核武器大量投资涉及庞大资金，使一批军官在更少监督下腐化；但还有些人不仅因腐败，而是变得太有野心。

“他们试图建立威胁军内权力平衡的权力基础，所以陷入麻烦。”这个权力基础不是针对习近平，而是为自己构建。

越反越腐的制度困境

12年间，两次各持续三年左右的反腐高潮，似乎暗示一种工作方式上的路径依赖。

这背后可能有不得已的因素。疫情后若真发现大量官员贪腐，要扩大调查规模，就不得不从非纪检部门调动大量资源，甚至从十个不同部委（审计、财政、公安、海关）调集几百上千名干部，需要额外调集这些人力，基本上就要启动一场运动才能推动。

一边掀起反腐浪潮，一边在官方文件中强调常态化反腐的重要性，即“构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尽管制度化和法律形式化有所推进，但运动式执法是这一体制的特征，而非缺陷。

但两波反腐浪潮的数据对比提出一个关键问题：为何经历如此大力度、如此长时间的反腐后，还能发现更多、更贪的官员？

“持续不断的案件显示，在制衡有限的自上而下政治体制中，腐败多么根深蒂固。”走资派习近平上任之初，贪腐就是中国人批评和抗议的关键，也被认为对走资派执政地位构成潜在威胁，因此从刚上任前几个月的“八项规定”，到最近对吃喝之风的再次打击，再到持续公布反腐数据，都在努力向民众传达一个信息——领导层确实在监督官员。

中国反腐机构没有独立性，所以解决不了问题。新加坡、香港等能解决腐败问题的地方，基本都有独立机构，而中国反腐过程中还有很多操控，要抓谁、不抓谁都由上头说了算，由最高层决定。腐败问题真实存在，习近平也想反腐，但反谁不反谁，可能有人为的、主动的考量或斗争情况在内。

“中国反腐是自上而下驱动的，是习近平自己的想法在主导。所以很难预测他什么时候想做什么，什么时候反腐，外界不知道。这些腐败案件基本处理不完，只是什么时候处理的问题。”没有独立司法体系，没有公民社会监督，怎么反腐何时反腐都靠党内处理，所以很容易被误解为政治斗争，即使不是，也很容易被误解为政治清洗。

腐败层出不穷，深层次原因是高级官员尤其在地方层面拥有巨大权力，党治理社会方方面面，这是制度设计使然，而私人和企业得以贿赂官员获得额外利益。在资本利益操控下的“反腐“，只能是越反越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