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要真正把问题都敞开让群众讲话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
中央关于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的通知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委、党组、总政治部：
毛泽东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曰《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件。中央决定将这个本件发给你们，供党内县团级以上干部学习。毛泽东在这个讲话中，着重讲了民主集中制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我们党的生活中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在我们党掌握了全国政权之后，这个问题尤其重要。
毛泽东指出：“看来问题很大，真要实现民主集中制，是要经过认真的教育、试点和推广，并且经过长期反复进行，才能实现的，否则在大多数同志们当中，始终不过是一句空话。“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同志们：我现在讲几点意见。一共讲六点，中心是讲一个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同时也讲到一些其他问题。
第一点、这次会议的开会方法。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到会的有七千多人。 .......
史称《七千人大会》。
《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民主集中制问题。(一）
看起来，我们有些同志，对于马克思、列宁所说的民主集中制，还不理解。有些同志已经是老革命了，“三八式”的，或者别的什么式的，总之已经作了几十年的共产党员，但是他们还不懂得这个问题。
他们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
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就越有鬼。我看不应当怕。有什么可怕的呢?
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我们工作中的是和非的问题，正确和错误的问题，这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咒骂，也不能用拳头，更不能用刀枪，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一句话，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让群众讲话的方法。
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
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
骂的结果，无非是自己倒台，不能做这项工作了，降到下级机关去做工作，或者调到别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一个人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 为什么只能做这个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调到别个地方去呢?
我认为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
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的益处。不信，你们不妨试试看。
司马迁说过：“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在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这几句话当中，所谓文王演周易，孔子作春秋，究竟有无其事，近人已有怀疑，我们可不去理它，让专门家去解决吧，但是司马迁是相信有其事的。
文王拘，仲尼厄，则确有其事。司马迁讲的这些事情，除左丘失明一例以外，都是指当时上级领导者对他们作了错误处理的。
我们过去也错误地处理过一些干部，对这些人不论是全部处理错了的，或者是部分处理错了的，都应当按照具体情况，加以甄别和平反。
但是，一般地说，这种错误处理，让他们下降，或者调动工作，对他们革命意志总是一种锻炼，而且可以从人民群众中吸取许多新知识。
我在这里申明，我不是提倡对干部，对同志，对任何人，可以不分青红皂白，作出错误处理，象古代人拘文王，厄孔子，放逐屈原，去掉孙膑的膝盖骨那样。
我不是提倡这样做，而是反对这样做的。
我是说，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总是有这样处理错误的事实。
在阶级社会，这样的事实多得很。
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在所难免。
不论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还是在错误路线领导的时期，都在所难免。
不过有一个区别。
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一经发观有错误处理的，就能甄别、平反，向他们赔礼道歉，使他们心情舒畅，重新抬起头来。
而在错误路线领导的时期，则不可能这样做，只能由代表正确路线的人们，在适当的时机，通过民主集中制的方法，起来纠正错误。
至于由于自己犯了错误，经过同志们的批评和上级的鉴定，作出正确处理，因而下降或者调动工作的人，这种下降或者调动，对于他们改正错误，获得新的知识，会有益处，那就不待说了。
现在有些同志，很怕群众开展讨论，怕他们提出同领导机关、领导者意见不同的意见。
一讨论问题，就压抑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这种态度非常恶劣。
民主集中制是上了我们的党章的，上了我们的宪法的，他们就是不实行。
同志们，我们是干革命的，如果真正犯了错误，这种错误是不利于党的事业，不利于人民的事业的，就应当征求人民群众和同志们的意见，并且自己作检讨。
这种检讨，有的时候，要有若干次。一次不行，大家不满意，再来第二次;还不满意，再来第三次;一直到大家没有意见了，才不再作检讨。有的省委就是这样做的。
有一些省比较主动，让大家讲话。早的，在一九五九年就开始作自我批评，晚的，也在一九六一年开始作自我批评。
还有一些省是被迫作检讨的，像河南、甘肃、青海。
另外一些省，有人反映，好像现在才刚刚开始作自我批评。
不管是主动的，被动的，早作检讨，晚作检讨，只要正视错误，肯承认错误，肯改正错误，肯让群众批评，只要采取了这种态度，都应当欢迎。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种方法，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而且是唯一的方法。
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方法。
但是，如果没有充分的民主生活，没有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就不可能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方法。
我们现在不是有许多困难吗? 不依靠群众，不发动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就不可能克服困难。
但是，如果不向群众和干部说明情况，不向群众和干部交心，不让他们说出自己的意见，他们还对你感到害怕，不敢讲话，就不可能发动他们的积极性。
我在一九五七年这样说过，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党内党外都应当有这样的政治局面。
没有这样的政治局面，群众的积极性是不可能发动起来的。
克服困难，没有民主不行。
当然没有集中更不行，但是，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
建立新中国，文化大革命，都是新生事物。而改革是复辟资本主义。
延安革命根据地人们不是靠手里有权、有枪，不是靠官架子，不是靠威风，而是靠为人民服务，靠说服，靠真理，处理相互关系。革命根据地的人民群众，也学著人民解放军的样子，处理这一部分人民和那一部分人民之间的相互关系。外来的人，一踏上这些解放了的土地，就立刻会发现：在整个革命根据地内部，由于正确地处理了内部关系，大家的生活虽然很艰苦，但是， " 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一样苦 " ，大家过著共产主义性质的供给制生活，虽然因为工作的需要，生活水平略有差别，但相差不多。同时到处讲政治、讲群众路线，因此，工农兵学商，团结一致，亲如家人，艰苦奋斗，英勇杀敌。
大家还记得解放战争时期大兵团作战的情景吗？为了支援人民解放军，成千、成万的民兵跟随大军南下，他们同军队一样地过著军事共产主义生活，一不为升官，二不为发财，甚至也没有想到要发工资，更没有想到要实行什么 " 计件工资制 " ，他们是自己背著自己的粮食来干革命的，他们一心一意，只为打倒三大敌人，解放全中国。整个革命根据地，男女老幼，前方后方，心连著心，结成了战斗的集体。正是这种军事共产主义生活，标志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作风，毛泽东的思想作风，在亿万人民中已经扎了根，开了花，结了果。而这种用共产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战斗锻炼的军队和人民，是无敌于天下的！中国革命的全部历史不是早已作了证明吗？
但是，没有多久，这种生活制度受到了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攻击。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核心是等级制度。在坚持这种思想的人们看来，供给制的一套，实在毫无可取。他们轻蔑地说它是 " 农村作风 " ， " 游击习气 " 。这种议论来自资产阶级，本不足怪。可是，不久，在我们党的干部中，有不少人接受了这种思想的影响。在他们中间，谈论供给制的缺点的议论渐渐多起来了，谈论薪金制的优点的议论逐渐占上风了。到后来，供给制几乎成了一个坏名称。有人工作不积极， " 干不干，二斤半， " 这要记在供给制的账上。有人用了公家一个信封， " 公私不分，供给制作风！ " 又记在供给制的账上。工厂、商店没有经营好，赔了钱， " 供给制思想！ " 又是记在供给制的账上。总之，共产主义的供给制，保证了中国革命胜利的供给制，被某些人攻击得好象犯了大罪，非判处死刑不可。
人们攻击供给制的最根本理由，就是供给制不能刺激生产积极性。他们的理论根据就是经济学家们所强调的 " 物质利益的原则 " 。据说，由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保留著不少旧的分工的残余，即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之间、工人劳动同农民劳动之间、熟练劳动同简单劳动之间的差别，因此， " 工作者从物质利益上关心劳动结果和生产发展的原则 " 就被说得神乎其神。什么 " 等级工资制 " 、 " 计件工资制 " 可以刺激工人 " 对自己的劳动成果表现最大的关心 " 呀，可以刺激 " 社会主义竞赛的发展，因为劳动生产率高，工资也高 " 呀，这种制度是 " 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杠杆 " 呀，道理多极了。不过，说穿了，说得通俗一些，还是那句老话： " 钱能通神 " 。只要用高工资 " 刺激 " ，就象花钱买糖果一样，什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能够立刻买到手的。
《转载》发展新生事物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作者：梁效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二日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把资产阶级法权当做他们的命根子，拚命保护。把有利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新生事物看作眼中钉、肉中刺，必欲去之而后快。在他们去年刮起的右倾翻案风中，特别猛烈的一股风，就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革命的新生事物的攻击，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革命措施的攻击。在回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中，我们必须弄清发展革命的新生事物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之间的辩证关系，从路线上分清是非，这对于我们认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规律和特点，搞清楚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源源涌现出来，有如烂熳山花，开遍祖国的各个角落。这些革命的新生事物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崭新成果，是亿万群众生气勃勃的伟大创造。它们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各个方面限制了资产阶级法权，加强了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有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对资产阶级法权的冲击和限制，在不同的阶级中引起了完全不同的反响。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无不为之欢呼，满腔热情地支持。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一见到新生事物破土而出，就象看见洪水猛兽一样惊呼狂叫起来，千方百计地摧残。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反对党的基本路线，反对批判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攻击革命的新生事物，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
到底新生事物对资产阶级法权的限制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 应当支持还是应当反对?这是一场搞马克思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的原则争论。
社会主义社会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
一方面，社会主义社会还带有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存在着旧的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它“从各个方面用陈腐的死亡的东西包围新鲜的、年轻的、生气勃勃的东西。”
另一方面，包含着共产主义萌芽的新生事物在斗争中蓬勃生长，它从各个方面冲击和限制着资产阶级法权，荡涤着旧社会的“痕迹”。
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新生力量同腐朽力量之间的斗争不会停止，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的社会变革不会停止。
大力扶植和发展革命的新生事物，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步地铲除滋生修正主义的土壤，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项重大无比的历史任务。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注意调整人们的相互关系极为重要。 正确处理领导和群众的关系，使广大干部和群众打成一片，吸收工农群众直接参加国家管理，各级领导班子实行老、中、青三结合，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这些都是从人与人的关系方面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重大革命措施，是保证领导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的带根本性的大事。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列宁就曾指出：“无论如何要打破这样一种荒谬的、怪诞的、卑鄙的、龌龊的陈腐偏见，似乎只有所谓‘上层阶级’，只有富人或者受过富有阶级教育的人，才能管理国家，才能管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有组织的建设。”
文化大革命以来，一大批在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优秀青年被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他们大多来自基层，来自工农兵，来自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富有革命朝气，善于联系群众。他们担任领导工作后，“当官不象官”，劳动人民的本色不变，手上的厚茧不退。许多老干部焕发了革命青春，做到了能上能下，能官能民，满腔热情地支持和培养新干部。
这些革命行动，是对资产阶级法权和旧的传统观念、习惯势力的深刻批判，是对剥削阶级的“上尊下卑”、“官贵民贱”的等级制度的否定。
遵照毛主席光辉的“五·七”指示，广大干部分期分批进“五·七”干校，共同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批判修正主义，积极参加生产劳动，用汗水洗刷旧思想的灰尘，发扬革命战争年代那种同志之间的平等关系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
实行老、中、青三结合和举办“五·七”干校，等等，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使广大工农群众直接参加国家管理，使国家管理人员直接参加生产劳动，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坚持无产阶级生活作风，反对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使领导权不仅在名义上，而且在实际上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广大的工人、贫下中农手中，这对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所有制， 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对于老、中、青三结合，特别是对于青年干部参加各级领导班子，对于吸收工农群众直接参加国家管理和企业管理，对于“五·七”干校，等等，都极为不满。他们千方百计要维护论资排辈的等级制度，制造种种借口排斥和打击新生力量。他们根本不把人民群众看作国家的主人、企业的主人。他们反对从各方面对人与人关系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加以限制，就是为了复辟资本主义所有制，为了夺取政治上、经济上的领导权。
对他们这种复辟倒退、反攻倒算的言行，我们怎能不坚决反击！为了使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的需要，必须坚持开展思想文化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断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努力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
文化大革命以前，在文化、教育、卫生等领域里，刘少奇邓小平一伙疯狂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极力巩固、扩大和强化资产阶级法权，使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大肆泛滥。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同反动的孔孟之道，同旧的传统观念、习惯势力结合在一起，严重腐蚀着人们的灵魂。在这种妖风的毒害之下，有些人把文化知识、文艺创作、医疗技术等等看成是向人民索取高价的商品，追求什么“三名”、“三高”，追求什么“专家”、“权威”的头衔，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甚至堕落成新资产阶级分子。广大工农群众则被拒之于文化教育阵地的大门之外。文艺领域成为修正主义毒草丛生的场所，学校成为培养资产阶级精神贵族的“摇篮”，卫生部门只是为城市少数人服务。这种状况如不改变，势必导致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从文化教育阵地开始的，它以疾风暴雨之势猛烈冲刷了封、资、修的污泥浊水，使这些领域的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
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指引下，以革命样板戏为标志的文艺革命，不仅使工农兵的英雄形象昂首阔步地登上文艺舞台，而且使广大文艺工作者遵照毛主席关于“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的伟大教导，深入工厂、农村、连队，向工农兵学习，为工农兵服务，“演革命戏，做革命人”。工农群众的业余创作和演出活动蓬勃开展，从户县的农民画，到小靳庄的赛诗会，工农兵文艺的朵朵鲜花放出夺目光彩。
文艺革命有力地推动了文化普及，促进了文艺工作者世界观的改造，冲击了文艺领域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法权和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使文艺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几万上等人’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的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
在毛主席教育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领域，领导斗、批、改;大学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学几年以后，再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学校实行开门办学，使教育同沸腾的社会联系起来;广大教师同学员一起到工厂、农村参加生产劳动，走上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工农兵学员毕业后自觉要求到农村，到边疆，到最艰苦的地方，到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誓做反修防修的坚强战士;上海“七·二一”工人大学、辽宁朝阳农学院、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和大寨学校的先进经验，在全国各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这些新生事物的蓬勃生长，标志着一种崭新的无产阶级教育制度，正在通过各种试验，逐步建立和巩固起来。它从根本上改变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打破了几千年来剥削阶级对教育的垄断，使劳动人民获得了受教育的优先权，并把教育事业掌握到自己的手中，学校由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逐步改造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它拆毁着几千年来剥削阶级所设置的“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的阶梯，使学校不再为资产阶级培养精神贵族，而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培养出一批又一批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它推动广大知识分子走上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不断转变旧思想，决心做“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战士;它深刻批判了从孔老二到刘少奇、林彪所鼓吹的“上智下愚”、“知识私有”、“智育第一”、“天才教育”、轻视工农、鄙弃体力劳动等反动观点，深刻批判了各个学科领域的尊儒反法思想和唯心论形而上学思想体系，宣布同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和旧传统观念实行彻底决裂。这种崭新的教育制度必将成为改造社会的强有力的工具，并为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创造条件。
原载：人民日报1976年2月22日(第二版)
毛泽东时代的新中国的确创造了全新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其主要内容包括：
民主集中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这既不是民主制，也不是集中制。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才能实现“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那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的政治民主目标。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的民主集中制对西方民主制是一个超越，如同“两条腿走路”是会超过“一条腿走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1948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关于建立民主集中制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问题，我们政权的制度是采取议会制呢，还是采取民主集中制？过去我们叫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苏维埃就是代表会议，我们又叫“苏维埃”，又叫“代表大会”，“苏维埃代表大会”就成了“代表大会代表 大会”。这是死搬外国名词。现在我们就用“人民代表会议”这一名词。
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议会制，袁世凯、曹锟都搞过，已经臭了。
在中国采取民主集中制是很合适的。
我们提出开人民代表大会，孙中山遗嘱还写着要开国民会议，国民党天天念（孙中山）遗嘱，他们是不能反对的。外国资产阶级也不能反对，蒋介石开过两次“国大”他们也没有反对。德国、北朝鲜也是这样搞的。我看我们可以这样决定，不必搞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三权鼎立等。
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一制度正式成为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它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
这一制度与外国普遍采用的议会制度是有本质区别的。
第一，议会制度是基于议会党团，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团。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没有议会党团，也不开展界别活动，人大代表是按照选举单位（除解放军代表团外，一般按照行政区划）组成代表团参加代表大会。
第二，西方制度通常实行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三权分立”。我国则采取人民代表大会与政府、法院、检察院的形式。
第三，议会制度下的议员基本是不同党派的代表，我国的人大代表是由人民选举产生。
第四，议会制度下是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执政纲领或政策就轮流变化。中国则是共产党领导、多党参政、政治协商，以保证执政纲领和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及长治久安。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制度。设立这一制度，是国家主席行使国家元首职权，统率全国武装力量，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担任最高国务会议主席。
为什么中国实行国家主席制度？这是毛泽东的精心设计，为的是保证党和国家安全。
对此，毛泽东有过解释：为保证国家安全起见，设了个（国家）主席。我们中国是一个大国，叠床架屋地设个主席，目的是为着使国家更加安全。有议长，有总理，又有个主席，就更安全些，不至于三个地方同时都出毛病。设国家主席，在国务院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之间有个缓冲作用。
毛泽东在亲自修改审定的《宪法草案初稿说明》中指出，它与资本主义国家和我国历史上的总统制完全不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是全国人民团结一致的象征。他既不是立法的也不是行政的首脑，并不具有特殊权力，但是依靠他的地位和威信，他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和国务院提出建议或召集国务会议，因而向国家做出他的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最初由1954年宪法规定设立。国家主席是政治体制中一个独立的国家机关，既是国家的代表，又是国家的象征。
因“林彪事件”的政治原因，1975年宪法取消了国家主席的设置。
1982年宪法规定恢复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家主席的职权是：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公布法律，任免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授予国家的勋章和荣誉称号，发布特赦令，发布戒严令，宣布战争状态，发布动员令，派遣和召回驻外使节，批准和废除同外国缔结的条约和重要协定，代表国家接受外国使节。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必须接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国家主席的活动都是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进行的。因此，中国国家元首制度是集体的，由国家主席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结合起来行使。
国务院制度。国务院作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实行中央一级政府制。国务院实行由总理主持国务院全体会议和常务会议的工作制度，负责政府方面的日常工作，统一领导全国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工作。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作为国务院统一领导下的国家行政机关，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和上级国家行政机关负责并报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所属各工作部门，受该级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并受上级人民政府（直至国务院）主管部门领导。这就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垂直领导与双重领导相结合的行政领导体系。
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明确提出，中央的部门可以分成两类。
有一类，它们的领导可以一直管到企业，它们设在地方的管理机构和企业由地方进行监督。
有一类，它们的任务是提出指导方针，制定工作规划，事情要靠地方办，要由地方去处理。他还特别指出，我们的宪法规定，立法权集中在中央。
但是在不违背中央方针的条件下，按照情况和工作需要，地方可以搞章程、条例、办法，宪法并没有约束。
由此形成了世界上独特的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相结合的制度，中央集权是“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
地方分权是“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
这对新中国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
毛泽东的结论是：“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
不过毛泽东认为，在解决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上，我们的经验还不多，还不成熟，提出每过一个时期就要总结经验，发扬成绩，克服缺点。
从后来的实践来看，两个积极性还可以进一步延伸为“中央为主导、地方为主体”。
所谓中央为主导，是指中央对地方的领导、指导和引导。所谓地方为主体，是指地方是中央决策的实施主体，对地方事务负总责。
这就构成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激励相容机制：
一方面是全国的“大一统”，避免《一盘散沙、四分五裂》，同时《统而不死》。
另一方面是地方的“正当独立性”，让地方发挥自主性、积极性、创新性，同时《活而不乱》。
此外，还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制度，中央军事委员会制度，中央司法系统（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等。
中国为什么不能实行西式民主？这既是一个新问题，也是一个老问题。早在1949年毛泽东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他把西方和中国的关系称为“老师和学生”的关系。
毛泽东说，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
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
中国人向西方学得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
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
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
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
毛泽东还说，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了，都失败了。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所建立的新中国不是资产阶级民主的共和国，而是人民民主的共和国。
由此可知，现代中国的基本制度是毛泽东时代创立的，不仅铲除了旧中国的地基，还建立了新中国的地基。
毛泽东实现了为新中国《奠地基、起房子》的现代国家制度目标。
作为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这一现代中国的基本制度体系并不是完善的，还有许多“缺陷”、“漏洞”，甚至还受到来自旧制度、旧思想、旧意识的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还须不断完善改进。
中国几千年以来，或是说中国人最最《人丁兴旺》的时期是在文革时期。新中国毛泽东时代至文革中人口：从1949年5.4亿增长到1976年9.4亿人口，增长了74%。
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不仅人口数量大幅度增长，而且人口素质和人均预期寿命均大幅度增长，主要发生在文革时代，包括人均寿命大幅度增长，到1975年达到68岁。死亡率下降到最低时只有0.63%。中国普及了中小学教育，包括适龄青少年的高中教育，大幅度提高了中国老百姓的身体素质和文化水平。
新中国刚解放时，中国人口死亡率高达3.6-3.8%，到1964年，已经下降到1.16%，文革时代开始后，中国人口死亡率又开始逐渐下降，到最低时只有0.63%，但文革后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死亡率又开始逐渐增长，到现在，已经增长到0.72%。
新中国经过多年的探索，毛泽东已积累了一套建设农村的方案：
农村：一、走集体经济道路，并用“人民公社”使集体经济制度化。人民公社是党在农村组织与动员农民的制度工具。人民公社也来源于它的反题：两千多年的小农经济没有解决中国农民的富裕问题，因此，只有走进集体经济。二、城乡结合农业：a、社会化，与工业化相适应。b、机械化。c、办工业，人民公社办社办工厂，全国遍地开花。
农民：一、使农村中没有了贫农，使全体农民达到中农和中农以上的生活水平。二、使农民有比较现在不知大到多少倍的购买力，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三、教育农民。这三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新中国毛泽东年代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概念的内涵。
之前读到《Wuming123》评论中说，“为什么富士康能在改革开放的中国聚起百万熟练的劳工。想起了曾经县城中学一个年纪７００人的盛况和后来破产倒闭的化肥厂，水泵厂，铁木厂，水泥厂，晶体管厂。。。这都是在文革时期建立起来的，尽管因为规模所限，经济效益不佳，但是的确培养了一大批熟练技工！当年把仅有的教育资源都倾斜到了初等教育，这也才有了人人都上高中的盛况。这些劳工，都是打开国门，外资引进的本钱。“
为什么富士康能在改革开放的中国聚起百万熟练的劳工？
这是一个大话题。说起这个话题，走资派邓小平真的是遗臭万年。
毛泽东时代从建设第一套完正的工业体系，到第二套工业体系称大小三线。农村人民公社的社办企业。全被走资派邓小平破坏了，或被私人资本家吞没了。
1949年新中国一共只有８００万产业工人加技术人员，而后来到毛泽东逝世的1976年，全中国国营企业集体企业的正式工、临时工和农村人民公社千万家的社办企业的技术工，一路飙升到几个亿的工人和技术人员。
毛泽东时代几乎是白手起家，创造了一个 新的阶级：工人阶级。
这些人又进城，又拿工资，又享受福利，让其他农业人口非常羡慕。
但不要忘记，这些人是怎么来的，他们不是天上突然掉下的外星人，也不 是本地突然冒出的异形，更不是海上漂来的殖民者，而是从中国各地的千千万万的农民中，或农民子弟中招收和培养的优秀分子，进城当了工人，当了技术人员，所以新工人们的父辈往往都生长在农村，后来进了城，而新工人们的祖辈则多数都是农民。
这是一个公平合理的奋斗过程，第一离不开勤奋好学，第二离不开艰苦努力，第三离不开遵纪守法。
这是一个公平而良性的上升通道，给广大农民和农民子弟带来实实在在的希望。而工人阶级数量在毛泽东路线下是持续增加的。
所以只要按照这个路线持续发展，随着四个现代化的逐渐推进，随着毛泽东路线下，中国与西方（美国、日本、欧洲）关系的正常化，中国在对抗苏联集团中的重要地位不断提升，那么毛泽东路线下的未必不如邓的复辟改开。
因此，同样会有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加入工人队伍，那么以毛泽东时代工业发展的建设速度，发展到现在，工人阶级的数量只会比现在多多，而不会比其少，而这些的工人阶级才是国家的真正主人，从工资，到福利，到住房，到子女培养等一切待遇，都不是现在 的可怜农民工能比的。
走资派邓小平不但没有壮大这个工人 阶级，而是大大削弱和瓦解了这个阶级。而为其路线打工的很多农民工却是先被利用，后被抛弃，具体不过多展 开，不想给正忙于反腐肃贪的现政府填堵，就此打住，自觉维稳。
管理是一门学问，就是在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管理不同阶层的工人也都是很大的难题，也没有现成答案。美国没有正式工和临时工之分吗？恐怕区分更大 吧？在不在工会，有没有绿卡，有没有工签，是不是黑工，这些不同阶层的工人，在美国的待遇要远远大于当年８０年代的正式工和临时工吧？
就工 厂和企业的管理而言，毛泽东时代是有自己的办法的，当时的工人和干部是双向监督的，工人干活不努力，干部就会严厉批评，甚至组织批判。
而干部如果有管理或作风 问题，工人就给贴大字报，也敢组织批判。
所以谁也不敢懈怠。那时的工人和干部的工作强度都是非常大的，大家不但上班要工作，而且下班还要组织政治学习，《抓革命促生产》鼓干劲。
当年工人们班上班下工作都非常辛苦，但从不埋怨，都感到应该的。
工人们当年连小学都没上过，是毛泽东共产党办的扫盲识字班毕业的，因为勤奋好学，很多成绩优秀而被保送上的中学，上大学。按优异成绩分配工作，大学里最优异的分去北京、上海，优良的去其他省会，一般的到其他城市。
当 时的干部待遇并不特殊，甚至一度不如同工龄的工人，而思想还比较纯洁，把工厂企业的工作能认真管理起来。
而改开后主要的问题是，很多本来处于产业链上游 的工厂企业与国外的同类企业构成重叠和竞争，其竞争力不如对手，但也不是没有能力，只要假以时日，其转型升级的难度要比现在很多民办企业靠白手起家要容易 很多。但国外竞争对手知道这些企业的潜力，就想尽一切办法倾销和倾轧之，欲除之而后快，而政府政策不但不扶持，不但税收很重，还拼命折腾改组，具体不多展 开，只讲临时工、正式工和管理干部的问题。
改开后临时工因为有正式工高高在上，所以工作没干劲不努力，而正式工因为有临时工在下边垫低，也工作没 干劲不努力。而干部因为物质刺激的路线，都忙于在各种改组和折腾中，自己涨工资自己捞好处，谁会认真关心工厂企业的事情？这么三折腾，两折腾，把很多很好 的国营企业给搞垮了，正式工下了岗，临时工更是回老家了，谁也没得着好果子。而国家更是白白丧失了一大批熟练而中高级的技术工人队伍。给后来的产业升级带 来很难突破的瓶颈。
控诉文革资料几例火车都装不下，为什么？
毛泽东不杀人。优待俘虏、特赦战犯，不杀反革命、不杀右派、不杀走资派，不杀反共分子，不杀反毛泽东分子。这是第一个原因。
毛泽东：有一个捕人和杀人的问题讲一下：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
中央关于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的通知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委、党组、总政治部：
毛泽东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曰《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件。中央决定将这个本件发给你们，供党内县团级以上干部学习。毛泽东在这个讲话中，着重讲了民主集中制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我们党的生活中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在我们党掌握了全国政权之后，这个问题尤其重要。
毛泽东指出：“看来问题很大，真要实现民主集中制，是要经过认真的教育、试点和推广，并且经过长期反复进行，才能实现的，否则在大多数同志们当中，始终不过是一句空话。“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同志们：我现在讲几点意见。一共讲六点，中心是讲一个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同时也讲到一些其他问题。
第一点、这次会议的开会方法。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到会的有七千多人。 .......
史称《七千人大会》。
《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有一个捕人、杀人的问题，我还想讲一下。
有一个捕人、杀人的问题，我还想讲一下。在现在的时候，在革命胜利还只有十几年的时候，在被打倒了的反动阶级分子还没有被改造好，有些人并且企图阴谋复辟的时候，人总会要捕一点、杀一点的，否则不能平民愤，不能巩固人民的专政。但是，不要轻于捕人，尤其不要轻于杀人。
有一些坏人，钻到我们队伍里面的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这些人，骑在人民的头上拉屎拉尿，穷凶极恶，严重地违法乱纪。这是些小蒋介石。对于这种人得有个处理，罪大恶极的，也要捕一些，还要杀几个。因为对这样的人，完全不捕、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就是所谓“不可不捕，不可不杀”。但是绝不可以多捕、多杀。
凡是可捕可不捕的，可杀可不杀的，都要坚决不捕、不杀。
有个潘汉年，此人当过上海市副市长，过去秘密投降了国民党，是个CC派人物，现在关在班房里头，我们没有杀他。象潘汉年这样的人，只要杀一个，杀戒一开，类似的人都得杀。
还有个王实味，是个暗藏的国民党探子。在延安的时候，他写过一篇文章，题名《野百合花》，攻击革命，诬蔑共产党。后头把他抓起来，杀掉了。那是保安机关在行军中间，自己杀的，不是中央的决定。
对于这件事，我们总是提出批评，认为不应当杀。他当特务，写文章骂我们，又死不肯改，就把他放在那里吧，让他劳动去吧，杀了不好。
人要少捕、少杀。动不动就捕人、杀人，会弄得人人自危，不敢讲话。在这种风气下面，就不会有多少民主。
(毛泽东伟人啊!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胸怀!那宁错杀一千，决不放走一个蒋介石如何能比?)
还不要给人乱戴帽子。
我们有些同志惯于拿帽子压人，一张口就是帽子满天飞，吓得人不敢讲话，当然，帽子总是有的，会议报告里面不是就有许多帽子吗?“分散主义”不是帽子吗?
但是，不要动不动就给人戴在头上，弄得张三分散主义，李四分散主义，什么人都是分散主义。
帽子，最好由人家自己戴，而且要戴得合适，最好不要由别人去戴。他自己戴了几回，大家不同意他戴了，那就取消了。这样，就会有很好的民主空气。
我们提倡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目的就是要使人心里不怕，敢于讲意见。
对于犯了错误的人，对于那些不让人讲话的人，要采取善意帮助的态度。不要有这样的空气：似乎犯不得错误，一犯错误就不得了，一犯错误，从此不得翻身。一个人犯了错误，只要他真心愿意改正，只要他确实有了自我批评，我们就要表示欢迎。
头一、二次自我批评，我们不要要求过高，检讨得还不彻底，不彻底也可以，让他再想一想，善意地帮助他。人是要有人帮助的。应当帮助那些犯错误的同志认识错误。
如果人家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愿意改正错误，我们就要宽恕他，对他采取宽大政策。只要他的工作成绩还是主要的，能力也还行，就可以让他在那里继续工作。
我在这个讲话里批评了一些现象，批评了一些同志，但没有指明道姓，没有指出张三、李四来。你们自己心里有数。
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账，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第二笔账，是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的;第三笔账，是地委一级的;第四笔账，是县委一级的;第五笔账，就算到企业党委、公社党委了。总之，各有各的账。
同志们，你们回去，一定要把民主集中制健全起来。
县委的同志，要引导公社党委把民主集中制健全起来。首先要建立和加强集体领导。不要再实行长期固定的“分片包干”的领导方法了，那个方法，党委书记和委员们各搞各的，不能有真正的集体讨论，不能有真正的集体领导。
要发扬民主，要启发人家批评，要听人家的批评。自己要经得起批评。应当采取主动，首先作自我批评。有什么就检讨什么，一个钟头，顶多两个钟头，倾箱倒箧而出，无非是那么多。如果人家认为不够，请他提出来，如果说得对，我就接受。
让人讲话，是采取主动好还是被动好? 当然是主动好。
已经处在被动地位了怎么办? 过去不民主，现在陷于被动，那也不要紧，就请大家批评吧。白天出气，晚上不看戏，白天晚上都请你们批评。这个时候我坐下来，冷静地想一想，两三天晚上睡不着觉。想好了，想通了，然后诚诚恳恳地作一篇检讨。这不就好了吗?
总之，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
我今天的讲话就讲这一些。中心是讲了一个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在党内、党外发扬民主的问题。
我向同志们建议，仔细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有些同志还没有民主集中制的思想，现在就要开始建立这个思想，开始认识这个问题。
我们充分地发扬了民主，就能把党内、党外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就能使占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众团结起来。做到了这些，我们的工作就会越做越好，我们遇到的困难就会较快地得到克服，我们事业的发展就会顺利得多。
以上是毛泽东讲话。
控诉文革资料几例火车都装不下，为什么？
毛泽东不杀走资派和反对文革的人。
走资派和反对文革的有几百万，他们中间都是当权派，有文化的砖家叫兽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中的一部分。他们能说会道。
控诉文革资料几例火车都装不下，为什么？
走资派邓小平篡权成功。掌握着话语权。
控诉文革资料几例火车都装不下，为什么？
走资派邓小平篡权成功以来，己四十多年的时间在控诉。
有时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是谁说的？是列宁说的。有时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但多数情况下，多数人的意见往往是正确的，只有在某种特殊情况下，在多数人受蒙蔽的情况下，少数人知情的情况下，真理才在少数人手里。
列宁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执政党的创建者。他成功地领导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使社会主义由科学理论转变为伟大实践。
“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这句话是列宁说的 。
列宁，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思想家。是苏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苏联的主要缔造者、布尔什维克党的创始人、十月革命的主要领导人、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即苏联总理）。
1903年7月30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布鲁塞尔召开代表大会，会上形成了以列宁为核心的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的意思是多数派）。布尔什维克及其思想体系的产生，标志着列宁主义的形成。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
中央关于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的通知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委、党组、总政治部：
毛泽东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曰《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件。中央决定将这个本件发给你们，供党内县团级以上干部学习。毛泽东在这个讲话中，着重讲了民主集中制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我们党的生活中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在我们党掌握了全国政权之后，这个问题尤其重要。
毛泽东指出：“看来问题很大，真要实现民主集中制，是要经过认真的教育、试点和推广，并且经过长期反复进行，才能实现的，否则在大多数同志们当中，始终不过是一句空话。“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同志们：我现在讲几点意见。一共讲六点，中心是讲一个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同时也讲到一些其他问题。
第一点、这次会议的开会方法。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到会的有七千多人。 .......
史称《七千人大会》。
《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要团结全党和全体人民。
要把党内、党外的先进分子、积极分子团结起来，把中间分子团结起来，去带动落后分子，这样就可以使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只有依靠这些团结，我们才能够做好工作，克服困难，把中国建设好。
要团结全党、全民，这并不是说我们没有倾向性。有些人说共产党是“全民的党”，我们不这样看。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战斗部队。
我们是站在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众一边，绝不站在占总人口百分之四、五的地、富、反、坏、右那一边。
在国际范围内也是这样，我们是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切革命人民、全体人民讲团结的，绝不同反共反人民的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讲什么团结。
只要有可能，我们也同这些人建立外交关系，争取在五项原则基础上和平共处。但是这些事，跟我们和各国人民的团结是不同范畴的两回事情。
要使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就必须发扬民主，让人讲话。在党内是这样，在党外也是这样。省委的同志，地委的同志，县委的同志，你们回去，一定要让人讲话。在座的同志们要这样做，不在座的同志们也要这样做，一切党的领导人员都要发扬党内民主，让人讲话。
界限是什么呢?
一个是，遵守党的纪律，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
另一个是，不准组织秘密集团。我们不怕公开的反对派，只怕秘密的反对派，这种人，当面不讲真话，当面讲的尽是些假的、骗人的话，真正的目的不讲出来。
只要不是违反纪律的，只要不是搞秘密集团活动的，我们都允许他讲话，而且讲错了也不要处罚。讲错了话可以批评，但是要用道理说服人家。
说而不服怎么办?
让他保留意见。只要服从决议，服从多数人决定的东西，少数人可以保留不同的意见。
在党内党外，容许少数人保留意见，是有好处的。错误的意见，让他暂时保留，将来他会改的。许多时候，少数人的意见，倒是正确的。
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事实，起初，真理不是在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马克思、恩格斯手里有真理，可是他们在开始的时候是少数。
列宁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也是少数。
我们党内也有这样的经验，在陈独秀统治的时候，在“左”倾路线统治的时候，真理都不在领导机关的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
历史上的自然科学家，例如哥白尼、伽利略、达尔文，他们的学说曾经在一个长时间内不被多数人承认，反而被看作错误的东西，当时他们是少数。
我们党在一九二一年成立的时候，只有几十个党员，也是少数人，可是这几十个人代表了真理，代表了中国的命运。
马克思主义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要看站在那一边?
一边是：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分子，爱国的知识分子，爱国的资本家和其他爱国的民主人士，这些人占了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另一边是：资本家、地主、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他们代表的阶级是资本家地主阶级和反动的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和坏人，大约占全人口的百分之四、五。
是站在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众一边？
还是站在占全人口百分之四、五的资本家、地主、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一边呢?
得到的回答是不同的。
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究竟是什么，是《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是核心》。
李大钊认为：“阶级竞争恰如一条金线”，把马克思主义三个主要组成部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
毛泽东说：“记得我在一九二○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
列宁说：“马克思学说中的主要之点是阶级斗争。人们时常这样说，这样写。但这是不正确的。……因为阶级斗争学说不是由马克思而是由资产阶级在马克思以前创立的，一般说来是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还可以不超出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政治的范围。……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平庸的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深刻的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检验是否真正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这就是说，在列宁看来，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因此把它作为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个大功劳，这个道理是无产阶级从斗争中得来的，而马克思作了结论。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这是毛泽东回答的。
马克思主义的《资本论》，作为《资本论》的作者，马克思是一个革命家。马克思写作《资本论》，也不仅仅是为了“弄清问题”，更是为了揭露“资本之谜”，并在此基础上回答“历史之谜”——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实质和命运，从而唤醒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为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而斗争。
在此意义上，人们才能理解：为什么马克思说《资本论》“是向资产者脑袋发射的最厉害的炮弹”，“最后在理论方面给资产阶级一个使它永远翻不了身的打击”。恩格斯强调《资本论》就是“工人阶级的圣经”。列宁认为“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
《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争取到工人们《八小时工作制》。争取到全民《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免费住房》等全民社会福利。
当列宁在前苏联实施之后，当年马克思主义运动高嘲时，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也起来罢工造反，逼使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也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免费医疗》《免费教育》《负担得起的福利住房》等社会福利。
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福利延续至今。有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家还把工人们扶上了《中产阶级》的地位。工人们当然很开心。但当资本家不涨工资时，工会组织领着工人们进行罢工。倒也相安无事。
当然不是工会的工人就没这么幸运了。老弱病残儿童妇女也就各自为之了。对于那些流浪的，吸毒的，妓女们只能自求多福了。
世界上还有许多贫困落后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地方。有数亿百万计的穷人在死亡线上挣扎。在炮弹的狂轰乱炸下被死去。而人类历史上唯一为穷人低层劳动人民发声的《马克思主义》，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只看站在那一边?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个问题。
（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
中央关于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的通知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委、党组、总政治部：
毛泽东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曰《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件。中央决定将这个本件发给你们，供党内县团级以上干部学习。毛泽东在这个讲话中，着重讲了民主集中制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我们党的生活中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在我们党掌握了全国政权之后，这个问题尤其重要。
毛泽东指出：“看来问题很大，真要实现民主集中制，是要经过认真的教育、试点和推广，并且经过长期反复进行，才能实现的，否则在大多数同志们当中，始终不过是一句空话。“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同志们：我现在讲几点意见。一共讲六点，中心是讲一个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同时也讲到一些其他问题。
第一点、这次会议的开会方法。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到会的有七千多人。 .......
史称《七千人大会》。
《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个问题，我只简单地讲几句。
不论在中国，在世界各国，总而言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终究是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在世界上，现在还有许多人，在社会民主党的欺骗之下，在修正主义的欺骗之下，在帝国主义的欺骗之下，在各国反动派的欺骗之下，他们还不觉悟。
但是，他们总会逐步地觉悟过来，总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真理，是不可抗拒的。
人民群众总是要革命的。世界革命总是要胜利的。不准革命，象鲁迅所写的赵太爷、钱太爷、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那样，总是要失败的。
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
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但是，我劝同志们坚决相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
无论什么时候，现在，将来，我们这一辈子，我们的子孙，都要向苏联学习，学习苏联的经验。不学习苏联，要犯错误。
人们会问：苏联被修正主义者统治了，还要学吗?
我们学习的是苏联的好人好事，苏联党的好经验，苏联工人、农民和联系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的好经验。
至于苏联的坏人坏事，苏联的修正主义者，我们应当看作反面教员，从他们那里吸取教训。
我们永远要坚持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团结的原则，我们始终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一定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巩固地团结起来。
国际修正主义者在不断地骂我们。我们的态度是，由他骂去。
在必要的时候，给以适当的回答。
我们这个党是被人家骂惯了的。
从前骂的不说，现在呢，在国外，帝国主义者骂我们，反动的民族主义者骂我们，各国反动派骂我们，修正主义者骂我们;在国内，蒋介石骂我们，地、富、反、坏、右骂我们。
历来就是这么骂的，已经听惯了。
我们是不是孤立的呢?
我就不感觉孤立。我们在座的有七千多人，七千多人还孤立吗?
我们国家有六亿几千万人民，我国人民是团结的，六亿几千万人还孤立吗? 世界各国人民群众已经或者将要同我们站到一起，我们会是孤立的吗?
造谣动动嘴，辟谣跑断腿。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后的改革开放，在邓氏造谣公司中有一条谣言就是毛泽东不懂《经济建设》。这里的《经济建设》是模糊的。《经济建设》有资本主义的经济建设，有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前者几百上千年。后者是新生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当时只有苏联实践过。新中国成立时的中国共产党内的高官们，有谁懂得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大家都不懂。不懂就要学习。所以就有了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内的高官们集体学习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在当时作为中共中央一线领导的刘少奇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懂吗？也不懂，但刘少奇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没有认真学习，而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建设感兴趣。这才有文革。
《文革》后走资派邓小平造谣公司中有一条谣言就是毛泽东不懂《经济建设》。于是乎所有的大小走资派放出来的极右派以及牛鬼蛇神，和改革开放后走资派教育下的砖家禽兽马户又鸟，再加上蒋介石国民党残余及少数地富反坏右和毒运轮们，齐上阵煽风点火大量宣传至今，现如今一切有关毛泽东及毛泽东时代描述文字的地方都有此谣言影子。
毛泽东不懂《经济建设》是毛泽东自己在多种场合说的，那么走资派邓小平说了，为什么是谣言呢？
毛泽东自己说的《不懂》，只因不懂再要求自己努力要求去学。而走资派邓小平说的是：《否定》毛泽东通过学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后所取得的成果。毛泽东时代近三十年中的社会主义完整的工业体系，大三线小三线等第二套工业体系。农村人民公社及社办企业。原子弹等科技工业，军事工业，民用产品工业等都有很大成果。
而改革开放后的四十多年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实践，证明了现在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这一事实，都能装作看不见？！而谁的钱多了？谁富了也都能装作看不见？！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史称《七千人大会》。
《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说：关于社会主义建设，
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我向好几个国家的兄弟党的代表团谈过这个问题。我说，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我们没有经验。
这个问题，我也向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记者谈过，其中有一个美国人叫斯诺。他老要来中国，一九六O年让他来了。
我同他谈过一次话。我说：“你知道，对于政治、军事，对于阶级斗争，我们有一套经验，有一套方针、政策和办法。
至于社会主义建设，过去没有干过，还没有经验。
你会说，不是已经干了十一年了吗?
是干了十一年了，可是还缺乏知识，还缺乏经验，就算开始有了一点，也还不多。”
斯诺要我讲讲中国建设的长期计划。
我说：“不晓得。”
他说：“你讲话太谨慎。”
我说：“不是什么谨慎不谨慎，我就是不晓得呀，就是没有经验呀。”
同志们，也真是不晓得，我们确实还缺少经验，确实还没有这样一个长期计划。一九六O年，那正是我们碰了许多钉子的时候。
一九六一年，我同蒙哥马利谈话，也说到上面那些意见。他说：“再过五十年，你们就了不起了。”他的意思是说，过了五十年我们就会壮大起来，而且会“侵略”人家，五十年内还不会。他的这种看法，一九六O年他来中国的时候就对我说过。
我说：“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一百年，一万年，我们也不会侵略别人。至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在你们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经过了好几百年。十六世纪不算，那还是在中世纪。从十七世纪到观在，已经有三百六十多年。在我国，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估计要花一百多年。”
十七世纪是什么时代呢? 那是中国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
再过一个世纪，到十八世纪的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时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
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是出现大观园里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
在那个时候以前，在十七世纪，欧洲的一些国家已经在发展资本主义了，经过三百多年，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有了现在这个样子。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比较，有许多优越性，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会比资本主义国家快得多。
可是，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
也许只要几十年，例如有些人所设想的五十年，就能做到。果然这样，谢天谢地，岂不甚好。
但是我劝同志们宁肯把困难想得多一点，因而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
三百几十年建设了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那又有什么不好呢?
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
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
为了这个事业，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
要准备着由于盲目性而遭受到许多的失败和挫折，从而取得经验，取得最后的胜利。
由这点出发，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是有许多好处的，设想得短了反而有害。
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
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要较多地懂得农业，还要懂得土壤学、植物学、作物栽培学、农业化学、农业机械，等等;还要懂得农业内部的各个分业部门，例如粮、棉、油、麻、丝、茶、糖、莱、烟、果、药、杂等等;还有畜牧业，还有林业。
我是相信苏联威廉斯土壤学的，在威廉斯的土壤学著作里，主张农、林、牧三结合。我认为必须要有这种三结合，否则对于农业不利。所有这些农业生产方面的问题，我劝同志们，在工作之暇，认真研究一下，我也还想研究一点。但是到现时止，在这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
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
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
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实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要下去蹲点，到生产大队、生产队，到工厂，到商店，去蹲点。调查研究，我们从前做得比较好，可是进城以后，不认真做了。
一九六一年我们又重新提倡，现在情况已经有所改变。
但是，在领导干部中间，特别是在高级领导干部中间，有一些地方、部门和企业，至今还没有形成风气。有一些省委书记，到观在还没有下去蹲过点。如果省委书记不去，怎么能叫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下去蹲点呢。这个现象不好，必须改变过来。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已经十二年了。
这十二年分为前八年和后四年。一九五O年到一九五七年底，是前八年。一九五八年到现在，是后四年。
我们这次会议已经初步总结了过去工作的经验，主要是后四年的经验。这个总结，反映在会议报告里面。我们已经制定、或者正在制定、或者将要制定各个方面的具体政策。
已经制定了的，例如农村公社六十条，工业企业七十条，高等教育六十条，科学研究工作十四条，这些条例草案已经在实行或者试行，以后还要修改，有些还可能大改。
正在制定的，例如商业工作条例。
将要制定的，例如中小学教育条例。我们的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的工作，也应当制定一些条例。军队已经制定了一些条例。
总之，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的工作，都应当好好地总结经验，制定一整套的方针、政策和办法，使它们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
有了总路线还不够，还必须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在工、农、商、学、兵、政、党各个方面，有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才有可能说服群众和干部，并且把这些当作教材去教育他们，使他们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然后才有可能取得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
对于这一点，我们在抗日时期就有了深刻的认识。在那时候，我们这样做了，就使得干部和群众对于民主革命时期的一整套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有了统一的认识，因而有了统一的行动，使当时的民主革命事业取得了胜利，这是大家知道的。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头八年内，我们的革命任务，在农村是完成对封建主义的土地制度的改革和接着实现农业合作化。在城市是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经济建设方面，那时候的任务是恢复经济和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不论在革命方面和建设方面，那时候都有一条适合客观情况的、有充分说服力的总路线，以及在总路线指导下的一整套方针、政策和办法，因此教育了干部和群众，统一了他们的认识，工作也就比较做得好。这也是大家知道的。
但是，那时候有这样一种情况，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特别是在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
从一九五八年起，我们就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
在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那一年又办起了人民公社，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
在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一个相当时间内，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也没有可能规定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因为经验还不足。
在这种情形下，干部和群众，还得不到一整套的教材，得不到系统的政策教育，也就不可能真正有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
要经过一段时间，碰过一些钉子，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才有这样的可能。
现在好了，有了这些东西了，或者正在制定这些东西。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加妥善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制定一整套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必须通过从群众中来的方法，通过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的方法，对工作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经验，作历史的考察，才能找出客观事物所固有的而不是人们主观臆造的规律，才能制定适合情况的各种条例。这件事很重要，请同志们注意到这点。
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
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
我们的党，一般说来是很好的。我们党员的成分，主要的是工人和贫苦农民。我们的绝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他们都在辛辛苦苦地工作。
但是，也要看到，我们党内还存在一些问题，不要想象我们党的情况什么都好。我们现在有一千七百多万党员，这里面差不多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是建国以后入党的，五十年代入党的。
建国以前入党的只占百分之二十。在这百分之二十的人里面，一九三O年以前入党的，二十年代入党的，据前几年计算，有八百多人，这两年死了一些，恐怕只有七百多人了。
不论在老的和新的党员里面，特别是在新党员里面，都有一些品质不纯和作风不纯的人。他们是个人主义者、官僚主义者、主观主义者，甚至是变了质的分子。
还有些人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但是并不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代表资产阶级。党内并不纯粹，这一点必须看到，否则我们是要吃亏的。
上面是我讲的第四点。就是讲，我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
先是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经过反复的实践，在实践里面得到成绩，有了胜利，又翻过筋斗，碰了钉子，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然后才有可能逐步地发展成为完全的认识或者比较完全的认识。
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比较主动了，比较自由了，就变成比较聪明一些的人了。
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只有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人们才有自由的活动。这是自由和必然的辩证规律。
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着盲目性的。这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最近几年我们不是干过许多蠢事吗?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
中央关于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的通知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委、党组、总政治部：
毛泽东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曰《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件。中央决定将这个本件发给你们，供党内县团级以上干部学习。毛泽东在这个讲话中，着重讲了民主集中制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我们党的生活中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在我们党掌握了全国政权之后，这个问题尤其重要。
毛泽东指出：“看来问题很大，真要实现民主集中制，是要经过认真的教育、试点和推广，并且经过长期反复进行，才能实现的，否则在大多数同志们当中，始终不过是一句空话。“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同志们：我现在讲几点意见。一共讲六点，中心是讲一个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同时也讲到一些其他问题。
第一点、这次会议的开会方法。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到会的有七千多人。 .......
史称《七千人大会》。
《七千人大会》上，
毛泽东：关于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
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要有一个过程。
例如对于在中国如何进行民主革命的问题，从一九二一年党的建立直到一九四五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一共二十四年，我们全党的认识才完全统一起来。
中间经过一次全党范围的整风，从一九四二年春天到一九四五年夏天，有三年半的时间。
那是一次细致的整风，采用的方法是民主的方法，就是说，不管什么人犯了错误，只要认识了、改正了，就好了，而且大家帮助他认识，帮助他改正，叫做“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
“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公式，就是在那个时候产生的。那次整风帮助全党同志统一了认识。对于当时的民主革命应当怎么办，党的总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应当怎么定，这些问题，都是在那个时期，特别是在整风之后，才得到完全解决的。
从党的建立到抗日时期，中间有北伐战争和十年土地革命战争。
我们经过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
北伐战争胜利了，但是到一九二七年，革命遭到了失败。
土地革命战争曾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红军发展到三十万人，后来又遭到挫折，经过长征，这三十万人缩小到两万多人，到陕北以后补充了一点，还是不到三万人，就是说，不到三十万人的十分之一。
究竟是那三十万人的军队强些，还是这不到三万人的军队强些?
我们受了那样大的挫折，吃过那样大的苦头，就得到锻炼，有了经验，纠正了错误路线，恢复了正确路线，所以这不到三万人的军队，比起过去那个三十万人的军队来，要更强些。
在会议报告里说，最近四年，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犯过一些错误，吃了苦头，有了经验了，因此我们更强了，而不是更弱了。
情形正是这样。
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
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
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
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认识的。
共产国际的这些同志就不了解或者说不很了解中国社会，中国民族，中国革命。对于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我们自己在很长时间内都认识不清楚，何况外国同志呢?
在抗日时期，我们才制定了合乎情况的党的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政策。
这时候，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我们才有了自由。到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干了二十来年的革命。
过去那么多年的革命工作，是带着很大的盲目性的。
如果有人说，有那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
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那些先革，那些后革，那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
我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艰难地但是成功地认识中国革命规律这一段历史情况的目的，是想引导同志们理解这样一件事，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
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
中央关于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的通知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委、党组、总政治部：
毛泽东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曰《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件。中央决定将这个本件发给你们，供党内县团级以上干部学习。毛泽东在这个讲话中，着重讲了民主集中制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我们党的生活中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在我们党掌握了全国政权之后，这个问题尤其重要。
毛泽东指出：“看来问题很大，真要实现民主集中制，是要经过认真的教育、试点和推广，并且经过长期反复进行，才能实现的，否则在大多数同志们当中，始终不过是一句空话。“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同志们：我现在讲几点意见。一共讲六点，中心是讲一个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同时也讲到一些其他问题。
第一点、这次会议的开会方法。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到会的有七千多人。 .......
史称《七千人大会》。
《七千人大会》上，
毛泽东：我们应当联合哪一些阶级? 压迫哪一些阶级? 这是一个根本立场问题。
工人阶级应当联合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首先要联合的是农民阶级。知识分子，例如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教授、教员、作家、艺术家、演员、医务工作者、新闻工作者，他们不是一个阶级，他们或者附属于资产阶级或者属于无产阶级。
对于知识分子，是不是只有革命的我们才去团结呢? 不是的。
只要他们爱国，我们就要团结他们，并且要让他们好好工作。
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分子，爱国的知识分子，爱国的资本家和其他爱国的民主人士，这些人占了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这些人，在我们人民民主专政下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人民的内部，要实行民主。
人民民主专政要压迫的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他们代表的阶级是地主阶级和反动的资产阶级。
这些阶级和坏人，大约占全人口的百分之四、五。这些人是我们要强迫改造的。他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专政对象。
我们站在那一边?
站在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众一边？
还是站在占全人口百分之四、五的地、富、反、坏、右一边呢?
必须站在人民群众这一边，绝不能站到人民敌人那一边去。
这是一个马克列宁主义者的根本立场问题。
在国内是如此，在国际范围内也是如此。
各国的人民，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总是要革命的，总是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他们不会拥护修正主义，有些人暂时拥护，将来终究会抛弃它。
他们总会逐步地觉醒起来，总会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的反动派，总会反对修正主义。
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坚定地站在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这一边。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
中央关于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的通知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委、党组、总政治部：
毛泽东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曰《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件。中央决定将这个本件发给你们，供党内县团级以上干部学习。毛泽东在这个讲话中，着重讲了民主集中制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我们党的生活中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在我们党掌握了全国政权之后，这个问题尤其重要。
毛泽东指出：“看来问题很大，真要实现民主集中制，是要经过认真的教育、试点和推广，并且经过长期反复进行，才能实现的，否则在大多数同志们当中，始终不过是一句空话。“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同志们：我现在讲几点意见。一共讲六点，中心是讲一个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同时也讲到一些其他问题。
第一点、这次会议的开会方法。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到会的有七千多人。 .......
史称《七千人大会》。
《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民主集中制问题。(二）
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
什么叫集中? 首先是要集中正确的意见。
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叫做集中统一。
如果大家对问题还不了解，有意见还没有发表，有气还没有出，你这个集中统一怎么建立得起来呢?
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
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
我们的领导机关，就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这一方面说来，只是一个加工工厂。
大家知道，工厂没有原料就不可能进行加工。没有数量上充分的和质量上适当的原料，就不可能制造出好的成品来。
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
我们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不是要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吗?
如果离开充分发扬民主，这种集中，这种统一，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实的还是空的?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当然只能是假的、空的、错误的。
我们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
无产阶级的集中，是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
各级党委是执行集中领导的机关。
但是，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
在党委会内部只应当实行民主集中制。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
拿中央常委或者政治局来说，常常有这样的事情，我讲的话，不管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只要大家不赞成，我就得服从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是多数。
听说现在有一些省委、地委、县委，有这样的情况：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这是很错误的。那有一个人说了就算数的道理呢?
我这是指的大事，不是指有了决议之后的日常工作，只要是大事，就得集体讨论，认真地听取不同的意见，认真地对于复杂的情况和不同的意见加以分析。
要想到事情的几种可能性，估计情况的几个方面，好的和坏的，顺利的和困难的，可能办到的和不可能办到的。尽可能地慎重一些，周到一些。如果不是这样，就是一人称霸。
这样的第一书记，应当叫做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
从前有个项羽，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他那里有个范增，给他出过些主意，可是项羽不听范增的话。
另外一个人叫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够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
有个知识分子名叫郦食其，去见刘邦。初一报，说是读书人，孔夫子这一派的。回答说，现在军事时期，不见儒生。这个郦食其就发了火，他向管门房的人说，你给我滚进去报告，老子是高阳酒徒，不是儒生。管门房的人进去照样报告了一篇。好，请。请了进去，刘邦正在洗脚，连忙起来欢迎。郦食其因为刘邦不见儒生的事，心中还有火，批评了刘邦一顿。他说，你究竟要不要取天下，你为什么轻视长者! 这时候，郦食其已经六十多岁了，刘邦比他年轻，所以他自称长者。刘邦一听，向他道歉，立即采纳了郦食其夺取陈留县的意见。此事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刘邦是在封建时代被历史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
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象项羽。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笑声)
我为什么要讲得这样厉害呢? 是想讲得挖苦一点，对一些同志戳得痛一点，让这些同志好好地想一想，最好有两天睡不着觉。他们如果睡得着觉，我就不高兴，因为他们还没有被戳痛。
我们有些同志，听不得相反的意见，批评不得。这是很不对的。
在我们这次会议中间，有一个省，会本来是开得生动活泼的，省委书记到那里一坐，鸦雀无声，大家不讲话了。这位省委书记同志，你坐到那里去干什么呢? 为什么不坐到自己房子里想一想问题，让人家去纷纷议论呢? 平素养成了这样一种风气，当着你的面不敢讲话，那末，你就应当回避一下。
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
去年六月十二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
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分，因为我是中央主席。
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我们的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直到区委书记，企业党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既然作了第一书记，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就要担起责任。
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人家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 偏要摸!
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
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
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
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没有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巩固。
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这两个方面是分不开的，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或者叫人民民主专政。
我们的口号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无产阶级怎样实行领导呢? 经过共产党来领导。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
无产阶级团结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阶级和阶层，对反动阶级，或者说，对反动阶级的残余，实行专政。
在我们国内，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已经消灭，现在反动阶缎已经没有过去那么厉害了。
比如说，已经没有一九四九年人民共和国建立的时候那么厉害了，也没有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时候那么厉害了。所以我们说是反动阶级的残余。
但是，对于这个残余，千万不可轻视，必须继续同他们作斗争。
已经被推翻的反动阶级，还企图复辟。
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
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我们的专政工具不能削弱，还应当加强。
我们的公安系统是掌握在正确的同志的手里的。也可能有个别地方的公安部门，是掌握在坏人手里。
还有一些作公安工作的同志，不依靠群众，不依靠党，在肃反工作中不是执行在党委领导下通过群众肃反的路线，只依靠秘密工作，只依靠所谓专业工作。
专业工作是需要的，对于反革命分子，侦查、审讯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主要是实行党委领导下的群众路线，特别是对于整个反动阶级的专政，必须依靠群众，依靠党。
对于反动阶级实行专政，这并不是说把一切反动阶级的分子统统消灭掉，而是要改造他们，用适当的方法改造他们，使他们成为新人。
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巩固，政权会不稳。没有民主，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没有群众的监督，就不可能对反动分子和坏分子实行有效的专政，也不可能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改造，他们就会继续捣乱，还有复辟的可能。这个问题应当警惕，也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