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枫桥经验》没有谁想躺平

实践《枫桥经验》没有谁想躺平

 

《枫桥经验》是：一是群众为什么懂得要这样做，二是证明依靠群众办事是个好办法。依靠广大群众，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把反动势力中的绝大多数改造成为新人。发动群众共同来做这一工作，使“几个好人夹一个坏人”的原则。经过感化教育，枫桥“一个不杀，大部不捉”、采取说理斗争的方式教育说服“四类分子”的做法，“这叫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在1963年6月开展的社教运动中，枫桥区试点的7个公社的6·5万人中，共有四类分子911人，其中163人有比较严重的破坏活动，有67名“四类分子”被列为重点对象。

斗争会上干部、群众摆事实、讲道理，不打不骂，更没有捕人，且允许斗争对象申辩，因地制宜采取“文斗”的形式，通过说理斗争，就把那些认为非捕不可的“四类分子” 用“文斗”就把“四类分子”制服了。在暴风骤雨的阶级斗争年代里，这样做是要冒风险的，他们更不会想到，自己的大胆尝试，会在以后的几十年持续影响全国。枫桥人民公社就全中国而言是很小一块地方，但有了《枫桥经验》后，就是牢改犯释放后回到枫桥人民公社里，有人关心帮助安排工作，身心健康积报工作还有谁会想躺平吗？！

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常有这样的新闻：某某牢改犯己出狱，住在某某社会，是个危险人物，见到不要靠近。或某某逃犯，相貌描述一番后，警告民众，不许靠近，立即打报警电话通知警方。在某某社区要盖一座楼收容流浪汉，该社区立马举牌抗议，不准！影响我们社区的安全。吸毒救护站不能没在居民区，学校区。流浪汉服毒者站街女到哪儿，那儿都不待见。平日里在社区街坊邻里都是老死不相往来，隔壁邻居死人发臭了影响到了就打个报警电话。某人精神病了，生病了，抑郁了，神经病了都是自顾自。沒有人会关心，更谈不上会有人上门来问一下，帮助一下。如此的人际关系，都把某些人群尤其是老年人，年轻人，犯过错的人，独居的人，抑郁的人，精神有病的人，流浪汉，吸毒的人等等都处于孤独无援之境地。何来人权民主？！

常在新闻中看到中国有许多年轻人《躺平》。按照网上的说法，躺平，抑或躺平主义，指的是人们决定放弃靠拼命工作来攒钱，不断产生焦虑而伤身的生活模式，而采取主动降低自身欲望，从而缓解生存压力的一种生活哲学。神父、经济学家、道德家非但不反对这种精神失常现象，反倒往工作上投下神圣的光环。我们的世纪，被称为工作的世纪。实际上，它是痛苦、不幸、堕落的世纪。”

2023-05-17，中國國家統計局本週公佈的數據顯示，中國16至24歲人口的失業率，上個月升至破紀錄的20.4%，意即每五名年輕人，就有一人沒工作。其中，大學畢業生的情況更糟，根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卓賢撰寫的一份報告，畢業生的失業率是整體青年的1.4倍。

一些學生已經從緩慢就業，轉變成不願、不敢就業。也使得許多中國青年開始拒絕為公司打拚、拒絕《996》過勞文化。如今，他們放下昔日的《狼性》，选择《躺平》。然而，由於中國沒有針對失業青年的福利政策，許多年輕人得依靠原生家庭維持生計。

不管是在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新生中国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里，这些都是无解的难题。然而在毛泽东时代的一个人民公社社区内得到了解决。那就是：《枫桥经验》。

毛泽东时代一个农村人民公社的社员群众总结的《枫桥经验》真实情况：1965年9月2日的诸暨县公安局枫桥派出所的《情况简报》第八期，全面总结了《枫桥经验》的真实情况，文献的历史价值非常大，现抄录全文如下：

《关于贯彻依靠群众专政，少捕、矛盾不上交的方针的情况。》

八月三十日到三十一日专门召开了全区十四个政法社长会议，学习了人民公安十六期坚决贯彻依靠群众专政，少捕、矛盾不上交的方针的社论，然后发动大家对照文件精神，总结一年多来对方针的贯彻执行情况，研究怎样做到治安好，矛盾不上交。会议以座谈的形式先务虚后务实，启发大家谈看法，讲体会，开展辩论，进行互教互学。

到会同志对比了运动前后的指导思想，斗争方法，拿出了大量的事实，尤其是原来认为不能就地改造，非上交不可的“橡皮碉堡”等尖子都被制服并接受改造的事例，认识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再不能用民主革命时期的杀、关、管、戴、斗的简单办法与敌人作斗争，深深体会到党中央毛主席关于依靠群众专政，少捕、矛盾不上交的方针英明伟大，具有伟大的战略意义。不少同志畅谈了运动之后对中央、主席提出的方针的认识和从思想不通到通、怀疑到相信、消极到积极的转变过程。

在座谈中大家还体会到有了正确的方针，还必须由正确的政策策略。从而又在区别对待、义务劳动、同工同酬、对待四类分子子女以及损坏集体经济的处理等问题上以对比的方法，说明正确执行政策策略，促使四类分子改造。宅土大队57岁的地主王亚钿原在大学教书，每月工资一百二十元，开除送回农村后，思想抵触很大，由于管教中正确地掌握政策，他虽从来没有参加过劳动，三个月也做了近四百工分，还满口赞美农村建设，表示要下决心改造自己。讨论最热烈的是二问题：

一是义务劳动问题。少数同志认为后十条与省委指示有矛盾，以谁为准，难以执行。经摆事实后大家认为后十条主要是限制地、富经济上升，省委指示从政治上、长远利益着眼，前者容易把群众引导到经济斗争上去，后者讲究策略，区别对待，即对四类分子改造有利，又能争取他们的子女、家属，按省委指示办为好。十四个公社除未搞运动二个公社外都按省委指示执行。

二是教育争取四类分子子女问题。有人说：“什么藤开什么花，什么花结什么瓜”。让四类分子子女参加一些社会活动会“敌我不分，界线不清”，多数人不同意这个说法。大家认为子女是属于百分之九十五以内的，他们出身于地主家庭，有阶级烙印是对的，但与四类分子有原则区别，而且表现也不是铁板一块。

不少同志还摆了大量事实说明：过去把他们一脚踢开，结果消极悲观，表现很坏，有的甚至有严重的不满情绪和对抗情绪，现在吸收他们参加俱乐部’学毛选、个别表现突出的评上五好社员、吸收听团课等，悲观情绪不见了，多数表现很好，不仅调动了积极性，而且还主动揭发亲人的违法行为，教育他们好好改造，起到了我们所起不到的作用。这是个重要策略问题，必须正确进行这方面工作，但对这些人进行工作，必须同四类分子有区别，因为他们不是敌人；必须同社员有区别，因为他们带有阶级烙印。

座谈中，大家感到四类分子改造问题比较好办了，那些懒汉、二流子、流窜犯最头痛，最难办，群众意见也最大。不解决这批人，治安有问题，矛盾不上交也办不到。会上又有不少同志介绍了他们怎样改造懒汉、扒手、流窜犯的经验，尤其是像“破缸而逃”的骆娄松，“国际水平”的何振华等，介绍后很动听，大家感到了有办法，当即在会上排了队，全区比较有名的共有流窜犯18名，懒汉二流子51名，有的已经落实改造，没有落实的准备回去发动群众逐个落实改造，从根本上解决治安问题。

群众性的纠纷也很头痛，要求法庭处理，会上东溪公社介绍了集中力量，依靠群众打歼灭战，十天时间就地处理纠纷36起的经验。大家感到这个经验很好，回去也排排队，参照东溪的办法，打主动仗，矛盾不上交，把纠纷消灭在萌芽时期。

多数同志是半脱产，任务很重，怎么办？大家又共同研究了工作方法，认为：第一依靠党，向党委汇报，向基层干部宣传中央依靠群众专政的方针；第二依靠群众，抓好治保、调解组织，发挥他们的作用；第三搞试点，树样板，以点带面。每个政法社长都确定了试点。

报：区委、公安局。

抄：公安处、省厅、各公社政法社长。

该文件是宣传提纲，文件里多处提到了“枫桥经验”的新的提法，这套始于浙江诸暨枫桥，源自浙江公安的乡村社会治理实践经验，被伟大领袖毛主席慧眼识珠，总结为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的“枫桥经验”已经深入基层，“枫桥经验”历久弥新，延续至今。

1973年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期间，从文件中提到“学习《枫桥经验》”来看，诸暨始终坚持“枫桥经验”，自觉维护“枫桥经验”，并且把“枫桥经验”当作诸暨的名片引以为豪。

河北省邢台市公安局1978年3月25日翻印“枫桥经验”文件，共印800份。

这份文件已经塑封保存起来了，从首页内容上可以看出这是浙江省诸暨县副书记杨金声在第17次全国公安会议大会发言。介绍十四年来坚持“枫桥经验”，同林彪、“四人帮”进行斗争的情况。

这些充满了公安元素“枫桥经验”的文献，作为档案史料佐证了公安机关首创了“枫桥经验”，佐证了“枫桥经验”始于枫桥，源自公安。这些“枫桥经验”成型前后的文献散发出乡村里的泥土香味和那个时代淳朴，非常接地气，非常生动，非常真实，非常切合实际，也就非常有生命力。

在二十一世纪的二十年代，看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枫桥经验”诞生前后的文献，作者热血沸腾，感到非常不易，非常亲切，这些第一手资料无可辩驳地说明了“枫桥经验”的乡土性、可靠性、真实性以及可操作性。正因为典型的真实可靠可行，所以发源于乡村小镇的“枫桥经验”被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慧眼识珠，推向全国，并且历经60年还在发挥着中国特色的社会平安治理的价值，说明“枫桥经验”的诞生是时代的需要，是历史的选择。

作为上世纪60年代起源于农村公安机关的基层治理的经验，本质内涵是“依靠群众，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这套经验在农村治理实践中得到实际应用，并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发展，历久弥新，经久不衰。在新时代中又衍生出城市版的“枫桥经验”，为“枫桥经验”赋予了新的内容，新的使命，成为中国治理的“东方经验”，享誉世界。2019年以来，新时代“枫桥经验”已连续写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五中全会《建议》和六中全会《决议》，写入了党的二十大报告，成为党和国家治国理政的重要经验，向世界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新格局。

首发2023-07-17·王兰生
作者：王兰生

原文题目：《从文献中探究“枫桥经验”发源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