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赤脚医生改村医到消失中怪象

把赤脚医生改村医到消失中怪象

赤脚医生,   走资派己改名为村医。村医“后继无人”每年以5万的数量锐减直至消失。在这几十年慢慢消失的过程中看到种种的怪象。"1969年，钟南山和赤脚医生在一起互相学习的日子"一文中说,  钟南山院士、胡大一医生在1969年，钟南山参加北京的一个下乡医疗队，去到河北宽城县。这个医疗队成员均来自当时的北京医学院，成员有在校的各年级医疗系、药学系和卫生系学生，有基础、临床和公共卫生的教员。钟南山当时在北医基础部101教研组任教，他也是这个医疗队的领队老师之一。网上有胡大一等人的合影。

钟南山等人去到宽城的时候，主要是研究中草药。当时教他们辨认中草药的老师是宽城的一位赤脚医生——谢兰兴，而北京下乡的医疗队专家则主要教谢兰兴基础医学诊治方法中医中药针灸等医术。赤脚医生谢兰兴带着钟南山等人一起跋山涉水采集中草药，他们爬遍了孟子岭附近的高山，在这里研究中草药的生长规律、土壤、根茎、采摘季节等，并采下来，有的种植下来，有的会被制成丸散膏丹，他们还在人民公社的支持下种植中草药同时还办起来自制中药丸散膏丹的土药房服务社员们。

1年下来，钟南山等人认识了百余种山里的草药，常是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这个过程被当年这个医疗队成员之一现在是中国著名的心血管病专家、医学教育家胡大一这个大学生记录了下来。1969年的胡大一还是一年级的大学生，钟南山是老师。2014年5月，胡大一回过一次曾经工作过的宽城，回京后他写了一篇回忆文章：《回宽城》。他在这篇文章中还写到：“当时批判传统的医学教育制度是——1年不沾医学边，3年不沾临床边，6年不沾工农边。”丶“当时与赤脚医生一起互相学习，边学边干。下乡的老师们也定期授课，但更多的是在医疗实践中带教。”丶“当时北大医院中药房的李老师手把手指导我们制药，还指导我们背中药汤头，和赤脚医生互相在自己身上找穴位，练习扎针灸。”

胡大一老师在他的文章中提到了赤脚医生谢兰兴，他说他们向谢兰兴学习了不少东西。他也写到，在那个时候，老乡家里有了急危重症患者，都是家属来敲医生的门，无论白天黑夜、刮风下雨，医生背起诊箱就跟家属走崎岖的山间小路，到患者家中出诊。胡大一《回宽城》一文中,  在胡大一老师的笔下，看到的是对那段经历的感激之情，当年的医药下乡活动，当年的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制度的伟大创举，让这一批原本属于城市的医疗卫生工作者有了更多的实践学习机会，学习了很多东西，锻炼了吃苦耐劳的品质，也与广大的农村群众形成了血浓于水的鱼水深情。

但完整的《回宽城》这篇文章在网上找不到。而胡大一名下有一长串很多就现任职务一项就有77个职位。在人物经历中第一行是"1965.09 - 1970.09 北京医科大学就读（原北京医学院）"。请注意这串数字"1965.09 - 1970.09 "是上大学打基础时间,  而这时间段是文化大革命时期, 习惯上被认为是无"学习知识"的文化大革命时期。而毕业后胡大一又能在"1970.10 - 1983.09 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内科任住院医师"了。1946年7月，胡大一出生在开封，开始读小学中学大学都不算学习, 从改革开放后就突然成了教授博士生导师专家了。历史就是这样编造的。

而在钟南山院士的回忆中，并没有多少记录他在宽城的学习实践故事，在北京大学新闻网刊载《南方人物周刊》中有一篇《医者钟南山》，他用一句：“所以从1960年到1971年，整整11年我都没做医生。”把他在宽城1年多的学习实践概括了过去。甚至提都不敢提那段向赤脚医生互相学习的故事。

李兰娟 2005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兰娟自幼在农村长大，深知乡亲们看病难。在高中期间，李兰娟就将仅有的生活费用来购买一些针灸方面的书籍，到省中医院学习针灸技术。1968年，高中毕业的李兰娟成为了家乡一名中学代课老师，她一边当老师，一边依靠一根银针一把草药为乡亲们治病。后逢大队组建农村合作医疗站，李兰娟便毅然选择了当赤脚医生。

因为缺医少药，当时的赤脚医生都要自己跑到山上采草药，李兰娟也不例外。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李兰娟认识了几十种药材，哪些可以用来治疗伤寒，哪些可以用来消肿，哪些可以用来敷跌伤，都记得清清楚楚。2年的赤脚医生经历，李兰娟尽心尽力为村民服务，深受乡亲们好评。

1970年，李兰娟以“赤脚医生”的身份被推荐到浙江医科大学读书。这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经人民公社社员们推荐的工农兵大学生。当时的学校多教西医理论知识，赤脚医生的经历，也让当年的李兰娟在浙江医科大学众多同学中，成了那个既懂西医又会针灸抓药的特别学生。赤脚医生是李兰娟的主动选择，她对医学的热爱，对病人的无私，这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品格，正是那个年代所培养起来的。

1965年6月26日，毛主席在看了卫生部报过去的卫生资源分布统计情况后，提出了著名的626指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这个指示下发后，毛主席又亲自推动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建设和赤脚医生的培养。赤脚医生和农村卫生员的队伍最多时达到了500万，在新中国的土地上，每一个农村都有了自己的赤脚医生。这一伟大举措，彻底地改变了新中国农村缺医少药的现象，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的健康水平。到1978年，新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68岁，超过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626指示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医药下乡运动，大量城市医务工作者来到田间地头，和农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相互学习。这其中就包括了在非典中一战成名的钟南山院士，而李兰娟院士曾经就是赤脚医生。

从1965年到1985年，赤脚医生在中国广大农村存在了20年，随着赤脚医生的足迹在广大农民群众中遍布开来，中医文化也在基层农村普及开来。“一根银针治百病，一颗红心暖千家。”赤脚医生温暖了一代人的记忆，解决了当年几亿农民的看病难题。然而，到如今，“赤脚医生”已经成为了历史，如今的“乡村医生”大概只有80万，远远低于赤脚医生鼎盛之时的500万。

那些曾经受益于赤脚医生时期的广大农民，聊起来时仍是满满的怀念感激之情。赤脚医生使农村农民大大降低传染病尤其是血吸虫病的传染。大大减少婴儿和孕产妇的死亡率。仅这两个成就，就足以让赤脚医生这个称号名垂青史。世界银行和联合国也承认赤脚医生，并称其为中国的第一次卫生革命。农村农民看病难贵的问题就是因为文革时极为成功的赤脚医生制度而改变。农民每年只需要上交一块钱，挂号只要五分钱，其他从大队公用资金里出。这可把农民们乐坏了。如此便宜又方便，何乐而不为？普通的小病如果没人治，这些小病也会拖成大病。走资派执政后包产到户的农民多数都硬抗导致大病产生不得不去医院化大钱。没钱的只能等死。

事实上，赤脚医生这种称呼并不是官方制造的，反而是民间先叫起来的。南方多种水稻，下田要赤脚，久而久之，走乡串户的乡村医生也要赤脚，于是就被称为赤脚医生了。赤脚医生的出现源于毛泽东的六二六指示。后来，当毛泽东也知道这个称谓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赤脚医生就是好。当时正好又伴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批青年文化水平高，就是这些人最后成为了赤脚医生的主体。赤脚医生们自己种植中草药为农民看病，主要的治疗手段就是针灸和草药,  以及少数西医治疗等如肌肉注射或静脉注射在严格执行无菌条件下也是可以实现的。他们还能使用的主要西医手段就是退热、止疼、消炎、注射针剂，红汞、碘酒、阿司匹林、小伤口清洁消毒缝合包扎、预防传染疾病、接生、宣传爱国卫生运动等。

由多个中医学院集体编写的《赤脚医生手册》更是人手一本，成为了除了毛泽东语录外最流行的书籍，甚至被联合国翻译成50多种文字在全世界流行。对于赤脚医生来说，其之所以流行，也与参与了乡村情感有关。医疗本来就是人际关系的一种。赤脚医生本来就是农民。在医疗之余还要下地干活。病人必须信任医生才能配合医生的治疗，医生也必须理解病人才能感同身受，为病人解除痛苦。而现在城市医院里的西医们却做不到这一点。他们都高高在上没有意识到医疗也是人际关系，将机械观带入医疗活动，导致对病人的冷漠。而现在，随着医患冲突的恶化，医生群体更对病人群体产生了很大的偏见。而病人对医生的偏见却是由医生对病人的冷漠产生的。国外对赤脚医生的研究，大多对这一模式推崇备至。这一模式以低廉的花费普及了基本医疗，是一种极其伟大的行动。联合国至今仍然在贫困地区推行这一模式。赤脚医生本身是依赖农村人民公社而产生的。在改革开放以后，农村人民公社制度解体，赤脚医生模式随着走资派改为村医为私人个体后自然会面临消失。

那些曾经下乡受益于赤脚医生时期的城市医护工作者，有的早已经成名，如钟南山、胡大一等，这一批人中，有的人会对那个时期心存感激，不忘当年对自己有过“老师之恩”的赤脚医生，也有的人可能早已忘却那段经历。

还有那些曾经就是赤脚医生的农村医护工作者，有的后来进修成为了城市医护工作者，如李兰娟，保存着那个时代培养起来的优秀品格，在后来的医学领域中贡献自己的力量。还有的仍然留守于农村，如谢兰兴，继续守护那一方普通劳动者，贡献自己的光和热。

只是，现在的乡村医生地位远不如从前，在赤脚医生时期，农民与赤脚医生的关系不单纯是看病，还有同样是农民的亲情关系而不是医患关系,  更不是金钱关系。赤脚医生都是不论刮风下雨白天黑夜，只要有人上门寻医，赤脚医生就会去上山下乡风雨无阻从不问是否有钱,  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给病人看病，医患关系和谐浓厚。而如今，凡事与利益挂了钩，医患关系也变得紧张了，走资派篡权执政后改名村医在农民心目中的地位也自然发生了转变。

尽管有赤脚医生情结的许多家庭都是世代行医，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医生却发出感慨：“我的下一代绝对不会再做乡村医生了。”其实何止是乡村医生如是想，随着医患关系的愈发紧张，现在很多的大学毕业的医生都是这么想的。赤脚医生制度只能在社会主义农村实现人民公社集体化时才能行得通。

走资派上台后解散了农村人民公社集体化道路,  将赤脚医生改名为村医,  村医就属于私有化的个体诊所,  农村中平源地区的农民分散居住,  山沟地区更是要翻山越岭,  村医背着药箱走了一个多小时，去给病人打针。路上花了将近 3 个小时，一针才收费 3 元,  谁愿当这个村医。而且当了几十年 " 没有名分 " 的村医，每月领了 30 元的工资，承担着农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工作。而且又 " 是游离于医疗体制之外、" 半农半医 " 的农业医疗从业人员。

近几年考资格证书的村医越来越多，但多在取得资格证书后就离开了乡村，转至乡卫生院或是县级医院工作，留下的多是平均年龄超过 45 岁的村医。绝大多数地区的村医面临着没有编制、没有社保、退休后还是农民的窘境。只有 26% 的村医有养老保险，每月养老金额在 100 元 ~500 元的占 43.76%。还有 19.82% 的村医每月养老金额在 100 元以下。村医数量在以平均每年 5 万的速度锐减。慢慢地都消失了。这对先富起来的走资派和官员资本家来讲没有伤害,  这个群体会得到更好的医疗。而对生活在农村和山沟的农民们来讲是有害的。谁为人民服务, 谁为人民币服务,  从把赤脚医生改村医到消失中怪象中看得很清楚。

当年的赤脚医生制度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在这场制度的推行过程中，中国人民也切实地看到了毛主席关于中西医结合、西医学中医、互相学习的倡导。在新时代下，赤脚医生时期的经验，依然值得现在的或将来恢复了农村人民公社集体化的社员们去好好研究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