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之《非留学篇》

胡适之《非留学篇》

胡适在《非留学篇》开篇直言:

    "吾欲正告吾父老伯叔昆弟姐妹曰：

留学者，吾国之大耻也！

留学者，过渡之舟楫而非敲门之砖也；

留学者，废时伤财事倍功半者也；

留学者，救急之计而非久远之图也。"

紧接着以长篇述之"何以言留学为吾国大耻也？...,,故曰：留学者我国之大耻也。.......今之留学者，初不作媒介新旧文明之想。其来学也，以为今科举已废，进取仕禄之阶，惟留学为最捷。于是有钻营官费者矣，有借贷典质以为私费者矣。其来海外之初，已作速归之计。数年之后，一纸文凭，已入囊中，可以归矣。于是星夜而归，探囊出羊皮之纸，投刺作学士之衔，可以猎取功名富贵之荣，车马妻妾之奉矣。嗟夫，持此道而留学，则虽有吾国学子充塞欧美之大学，于吾国学术文明更何补哉！更何补哉！吾故曰：留学者过渡之丹楫，而非敲门之砖也。......"、"....故曰：留学者废时伤财事倍而功半者也。"、"...故曰：留学者，救急之策而非久远之图也。"。

胡适何许人也。胡适（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男，幼年就读于家乡私塾，19岁考取庚子赔款官费生，留学美国，师从哲学家约翰·杜威，1917年夏回国，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1918年加入《新青年》编辑部，大力提倡白话文，宣扬个性解放、思想自由，与陈独秀同为新文化运动领袖。以倡导“白话文”、领导新文化运动闻名于世。“五四运动”后，同李大钊、陈独秀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分道扬镳，1938～1942年出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193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1946～1948年任北大校长。1949年去美国。1952年返台，1957年始任台湾蒋介石国民党败退后的中央研究院院长。1962年2月24日在台北病逝。

何谓"庚子赔款官费生"? 1900年（庚子年），发生以英、美、法、德、俄、日、意、奥为首的八个帝国组成的对清政府的武装侵略战争。清政府潰逃不抵抗而民间的义和团抗击,  以此为借口，八国联军以镇压义和团之名行瓜分和掠夺清朝政府之实。侵华军队总人数前后约为5万人，声势浩荡。1900年8月14日，北京城彻底沦陷，八国联军所到之处，杀人放火、奸淫抢掠，从紫禁城、中南海、颐和园中偷窃和抢掠的珍宝更是不计其数，其中著名的万园之园“圆明园”继英法联军之后再遭劫掠，终成废墟。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在后来《瓦德西拳乱笔记》中也承认，所有中国此次所受毁损及抢劫的损失，其详数将永不能查出，但为数之多必极重大无疑。帝国主义的征华战争，激起义和团坚决抵抗。北京失陷后，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仓惶出逃。联军入城后，解除了义和团对东交民巷和西什库教堂的围攻，义和团被迫退出北京，转往外地坚持抗击侵略者。慈禧太后在流亡途中，指定李鸿章为与列强议和全权代表，发布彻底铲除义和团的命令。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派兵四处攻城略地，扩大征伐。

然而在1901年9月7日，以《辛丑条约》的签订为结果，中国自此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给当时的国家和人民带来了空前沉痛的灾难。英、俄、德、美、法、日、意、奥以及西班牙、荷兰、比利时等十一国公使联合向奕劻、李鸿章递交《议和大纲》十二条。清政府于27日同意接受。奕劻、李鸿章在《议和大纲》十二条上正式签字画押。清政府接受了列强要求处死的十二人名单，即载漪、载澜、载勋、英年、赵舒翘、毓贤、启秀、徐承煜、徐桐、刚毅、李秉衡、董福祥等；到4月，列强要求严惩的地方官员，共达142人之多。奕劻、李鸿章照会列强公使，接受四亿五千万两赔款总额的要求。清政府照准各国赔偿四百五十兆两，四厘息。八国联军从北京撤退完毕。

李鸿章代表清廷与帝国主义签订了《辛丑条约》十二款及其十九个附件。条约规定：中国赔银4亿5千万两；北京使馆区及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交由外国驻军；禁止中国人民组织反帝组织等。《辛丑条约》保住了清政府权位，加强了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统治，清政府由此成为帝国主义的傀儡。八国联军侵华期间，德军、俄军、法军有滥杀、强奸、抢劫、烧毁等非人道暴行。《辛丑条约》第六款议定，清政府赔偿俄、德、法、英、美、日、意、奥八国及比、荷、西、葡、瑞典和挪威六“受害国”的军费、损失费4亿5千万两白银，赔款的期限为1902年至1940年，年息4厘，本息合计为9亿8千万两，是为“庚子赔款”。其中俄国以出兵满洲，需费最多，故所得额最大，为1亿3037多万两。中国当时的人口大约45000多万人，庚子赔款每个中国人被摊派大约一两银子。美国应得到其中的3200多万两，折合2400多万美元。 在其后的1903-1905年“付金付银”交涉和1922-1924年的金法郎案交涉中，中国背负的赔款又先后增加了800万两白银和7000万两白银。还本付息定在上海办理，先由汇丰﹑德华﹑道胜﹑汇理﹑正金五银行经收。次年美国花旗银行在上海设行，参加组成银行委员会，所收本息摊交各国所定银行。清政府以关税收入仅能抵偿旧借外债，为筹还赔款计，将年额2121万余两摊派各省﹑关，从而引起田赋﹑丁漕﹑粮捐﹑契税﹑当税﹑盐斤加价﹑关税﹑厘金﹑统税和各种苛捐杂税的不断增加。在偿还该赔款时银价跌落，各国坚持按“应还日期之市价易金付给”，到1905年，镑亏积欠120万英镑(合银800万两)。4月26日清政府为支付这项差额，向汇丰银行借款100万英镑，年息5厘，20年还清，本息合计1525000镑。以关税及山西省烟酒税厘金作抵，债票按97%在伦敦发行，市价 99%～103%。这项借款实际是庚子赔款的追加负担。

1909年起，美国将所摊浮溢部分本利退回，充作留美学习基金，到1924年6月退回余款本利1250余万美元，作为中国教育文化基金。1917年12月起，大部庚款缓付5年，德奥部分因战败取消，和俄国缓付部分，都拨作国内公债基金。1924年5月底苏联政府声明放弃俄国部分庚款，于清偿所担保债务后，完全充作提倡中国教育款项。1925年法﹑日﹑英﹑比﹑意﹑荷等国都先后声明退回赔款余额，并订立协议，充作办理对华教育文化事业，或充作外国银行营业费用和发行内债基金之用。这种退回庚款的实际使用，大都由中外合组的管理委员会主持。1911年初，利用庚款而专门为培养赴美留学生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正式成立。在清亡以后继续利用庚子赔款选拔留学生。1949年掌管“清华基金”的梅贻琦先生到台湾后，又利用这笔款项创办了新竹清华大学。随后，英国、俄国等国也有庚子赔款，也是用于教育，具体多少钱无法准确核实了。帝国主义这种以掠夺为内容的经济制裁，留给赔款者的是深重的民族苦痛。掠夺中国人的真金白银后还美其名曰为中国开学校办教育? 用掠夺中国人的真金白银后接受留学生是帝国主义为中国办教育?

1908年5月25日，美国国会出于其在华长远利益的考虑，通过了把一部分赔款退还中国的议案。中美双方拟定了一项协议办法，利用这笔赔款遣派中国学生赴美国各大专学校深造，并创设清华学堂，作为中国青年赴美各大专学校深造的预科。从美国借退款开始的1909年到清华学堂成立的1911年，举行了三次甄别考试，以挑选直接赴美留学青年。1909年第一批錄取了47人赴美國留學。庚子赔款第二批70名学生赴美留学。第三批也是最后一批庚款留美学生，一共有63人。这就是中国政府官派的公费留美学生的开始。1911年4月29日，清华【侵华】学堂正式开学。到1929年改为清华大学，期间先后派往美国的留学生达1279人。这样，以清华为中坚力量，便形成了清末民初赴美留学的高潮。而胡适就是第二批庚子赔款官费生七十名中之一。胡适热爱中国,  喜欢皇帝召见。但也喜欢新文化、白话文。胡适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经过自己亲身经历的留学生活向国人"父老伯叔昆弟姐妹"们呼喊:  留学者我国之大耻也。

1910年，19岁的胡适考取庚子赔款赴美留学；1917年，26岁的胡适学成归国，任北大教授。此后，胡适的名字便与中国近代史紧密联系在一起，直至他1962年在台湾逝世。很显然，年轻的胡适之所以能“暴得大名”，并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据一重要位置，与他七年的留学生涯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但是胡适似乎并不以“留学”为荣，反而明确主张：留学者，吾国之大耻也。留学者，过渡之舟楫而非敲门之砖也。留学者，废时伤财事倍功半者也。留学者，救急之计而非久远之图也。这段话出自胡适的《非留学篇》，写于1912年，胡适时年21岁，已经在美留学两年。1914年，《非留学篇》首次公开发表于《留美学生年报》上。后来，读到这篇文章的毛泽东，决定暂不出国，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但此前，毛泽东还在积极组织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而他自己也有赴俄求知的打算。有人认为毛主席没出国，所以晚年昧于世界大势。看来这锅，得胡适来背啊。

胡适的主张，在今天看来似乎有些不可思议。那么他这样主张的道理何在呢？首先，他认为中国作为数千年文明古国和东亚文明的领袖，到晚清却沦为欧美和日本的学生，派遣大量学子出国留学，“天下之大耻，孰有过于此者乎！”如果这一点还有些意气用事，爱惜颜面的话，那么他认为“留学者过渡之舟楫，而非敲门之砖也”则值得今天的学子深刻反思。晚清时，中国处于由旧文明向新文明过渡的时期。西方的新文明当然值得中国学习，以便赶上时代潮流，摆脱落后挨打的局面。因而派遣留学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途径。但是，当为数不少的留学生将留学作为类似科举的敲门砖，为日后个人地位的上升而努力时，对于国家的发展来说，这样的留学无疑是失败的。这只能造就若干成功的个人，却无补于国家之进步。

“留学者，费时伤财事倍而功半者”。今天的情况似乎也没有多少变化。试问，为了出国留学，有多少时间被耗费在托福、雅思、GRE等考试上？又有多少钱财用于相关的培训、申请和交通上？而大量的留学生在国外是否求得了真学问，还是仅仅镀了一层“海龟”的炫人的金色？胡适留学美国时，深以为念的始终是增进国内文明，为中国“造不亡的远因”。当看到清末通过留学，中国的翻译著述并没有大规模地增加，为中国输入新文明的目的远未达到时，他“不寒而栗，为吾国学术文明作无限之杞忧”。因而他提醒人们，留学只是“救急之策”，而非“久远之图”。

表达了上述主张后，胡适总结道：“要而言之，则一国之派遣留学，当以输入新思想为己国造新文明为目的。浅而言之，则留学之目的在于使后来学子可不必留学，而可收留学之效。是故留学之政策，必以不留学为目的。”今天距离第一批庚款学子赴美求学已超过百年，而胡适当年所担心的“吾国人其果视留学为百年久远之计矣乎？”显然已成为事实，甚至还要延续到下一个百年。胡适泉下有知，恐怕又要作一篇《非留学篇》来提醒国人了。

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后的留学政策难道不是现代中国的特色天下之大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