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工人治厂还是强迫工人下岗

保护工人治厂还是强迫工人下岗

走资派对工人治厂是反对的，首先强行解散组织起来的农村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让农民变成可以自由出卖劳动力的农民工;  再来强行解散组识起来的工人阶级队伍让工人下岗,  让工厂私有化或成牟利的国营企业,  那么工厂就可以雇用到城市求职的农民工，再来压低农民工的工资。从而从基本上来打击全民所有制里对工人终身制保障，也就是削减工人力量的第一步。从这里可以看到，中国的走资派要在工厂里实行的和在农村实行的是互相配合的。

《中国革命的道路》第二部分:全民所有制下的两条路线斗争

作者:  金宝瑜

(二) 全民所有制在废除雇佣劳动上的努力 (全民所有制内工人治厂与工人和生产工具之间的关系)

每个全民所有制的工厂的工人工资和福利都是由国家直接拨发，因此，工人的工资和福利与工厂的收入和“利润”脱钩，厂长不能像在资本主义企业里，用企业亏损为理由来解雇工人，或降低工人的工资与福利，只有在社会主义下，国家才能保证工人的终身制和工人的工资和福利。社会主义对工人工资的看待和资本主义对工人工资的看待是完全不同的，不仅不同而且是完全相反的。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提高人民生活的水平，所以提高工资是件好事，因为工人拿到多一点工资就可以购买多一点消费品。但是在资本主义下，对企业来说提高工资是件坏事，因为一个公司提高了工资，就造成生产成本上升和利润下降，甚至亏损，这又将导致公司股票下跌。因此，在资本主义的体制下，工人通常得通过组织罢工或怠工的手段来争取工资的上涨。同样的，资本主义企业不会自动地改善工人在工厂的工作环境。1911年美国纽约市三角缝衣工厂发生大火，烧死了145个年轻的女工，主要是因工厂没有通风设备，聚集起来的棉絮没处可去引起的。这次的火灾悲剧引起社会的公愤，经过法律程序才逐步迫使工厂改善工作环境。在资本主义下，工人的健康甚至工人的生命不被计算在生产的成本之内，能省则省。这就使我们不得不联想到1993年深圳玩具工厂的一场大火，烧死了84个年轻工人，和资本主义改革后，中国连续发生的许多起矿难事故让多少矿工失去了生命!  在疯狂争取GDP高速成长的背景下，中国的煤矿成了世界上最危险的煤矿。

在社会主义时代，中国工人的工资是低的。因为不管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一个国家的总消费加上总投资，再加上政府总支出(在贸易平衡下)必须要等于一个国家的总生产。除了美国这个超级帝国之外，所有的国家都得遵守这个规则，只有美国用它军事上和经济上的霸权来耍无赖，从80年代起，美国每年都用进口大于出口的方式(也就是欠债的方式)把别的国家的生产拿来给美国用。即美国的总支出(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大过于它的总生产，不足部份靠贸易的逆差(进口大于出口)来补足。世界上，除了美国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可以这样做。从80年代到今天四十年的时光，美国可以这样做是因为，到了二十世纪中后期，整个世界在不同的程度上都实行了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矛盾更加突出，全球的剩余产品需要有地方来堆积，于是美国这个狮子大张口，把所有的剩余都吞了下去，只是不付钱罢了(美国用美元记账来付钱，出超国家就拿着美元纸钞当作钱收下，虽然知道这些纸钞是不可能兑现的)。多年来世界贸易不平衡的结果，使得美国这个最富有的国家在消费上要靠发展落后国家的储蓄(生产的剩余)。美国是靠着长久借债来维持它的支出超过生产的部份，全世界只有美国可以这样作。这些债权国(美国欠中国的债最多)不要期望有一天美国会还债，美国欠它们的债最后一定是赖掉，如果这些债权国要真的联合起来向美国讨债的话，那么借着靠美国欠债来维持的世界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消费就会停止运转，今天这样的帝国主义体系，就是连一天也无法生存。

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因为中国人民的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在食物营养上和卫生保健上都提高了很多，婴儿死亡率下降和人口预期生命提高都使得人口增加得很快。在国家的保证充份就业政策下，城市工人人数增加的很快，在生产力仍然低落的情况下，增加就业的同时，就不能提高工资。如果在就业人数增加时再提高工资，工人消费的总额的增加过快，就会像第一个五年计划一样，造成工人的消费超出了农产品和轻工业产品的供应能力，导致物资供给紧张。基于这样的考虑，当时的政策主要以增加总就业人数来保障总消费。一家人常常不只靠一个人的工资收入，因此，一家人的工资总和还是能保持一定的生活水平。主要是每家人的基本支出(像住房和吃饭)都非常低，住房由工作单位分配，粮食和棉布都实行配给制，价格维持稳定，甚至有 下降。人们保持着中国人省吃俭用的美德，工资虽然低，但是多数人每月还是能存下一些钱，集起来买一些像脚踏车、缝衣机、照相机、手表、一类的大件消费品。不错，在社会主义时期，因为生产力很低，为了要顾到投资和消费的总需要，中国工人的生活仍然相当清苦，但是与解放前相比，则是改善得太多了，更重要的是他们不再为生活忧虑，他们不必担心住不起房、看不起病、子女上不起学，也不必忧虑物价上涨、自己失业，或是年纪大了没钱养老。另外，因为新社会在意识形态上的改变，曾经被人看不起的做工的人，解放后，他们骄傲地接纳了社会上创造价值者的荣誉，工人得到社会上普遍的尊重。在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历史上，工人阶级从来没有享有过像中国社会主义时期那么高的荣誉。

在社会主义下，工厂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必须要有所改变，必须要有别于资本主义，也就是说管理者(干部)和被管理者(工人)之间的关系，必须要和资本主义的工厂里有质的改变。在资本主义工厂里管理者代表资本，被管理者只是雇佣工人，在生产程序中的重要事项，都由管理者决定，工人无权过问。在社会主义下，既然工厂的所有权不是哪个老板的，而是由全民所有，那么工人就应该可以过问生产程序上的决定，不但可以过问，而且应该要积极地参与。

解放后工厂里的管理干部当然是跟解放前资本主义工厂里的工头完全不同。一般的干部对工人都是非常关心，对工人的生活都是非常照顾。但是中国是一个有长久封建历史的国家，在封建制度下，“官”和“民”有一定的对立关系。解放后，很难避免的，工厂里的干部还会被看成“官”而工人还是会被看成“民”，这种关系不容易在很短的时间内自动地改变过来。全民工厂里的工人在很短时期里获得工作和工资的保障，以及享受到上面提到的各种福利。在资本主义的制度下，这所有的一切都是经过工人几十年，甚至一百年不断地斗争才争取到的。因此，解放后中国的工人对共产党和国家会怀着无限的感恩，他们不认为他们得到的一切是他们应得的，而是来自共产党对他们的恩赐，因此，他们认为只有用努力工作建设国家来作为对国家的报答。虽然经过了几次群众运动，但是在五十年代，群众运动的对象是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坏份子，或是少数共产党内不守法的坏人，当时所指的右派也还不是后来共产党内的走资派。到了1956年，苏联走向修正主义的趋势明朗化后，中国共产党对党内修正主义提高了警觉，在这时共产党两条不同的发展路线已经相当明显。上面谈到农业时提过，土地改革后，面对农业如何实现现代化，共产党内就有两个不同的看法，毛主席主张农业发展可以经由集体化来完成，但是刘少奇则认为中国农业现代化必须要靠生产力的发展，他认为只有在中国有足够的钢铁和有生产农机的技术时，才有可能现代化。这样的两条路线上的分歧到了“大跃进”时公开化了。

在文化大革命前，中国的工人和绝大多数群众对于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不清楚的，他们没有意识到，如果有一日走资派当权，他们将会失去所有的一切，也可以说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工人和中国大多数人民对走资派的实质和策略没有清楚的认识，应该说不可能有清楚的认识。在全民所有制之内，社会主义的路线就是如何能使工厂里的工人团结一致来争取工人在工厂中的地位，改变工厂里干部和工人之间的关系，一步步完成工人治理工厂，因为工人治理工厂是走向工人治理国家的第一步。总的来说，社会主义路线就是要工人不再是为了生活而出卖他们的劳动力的雇佣工人。而走资本主义路线的一派则是抱有完全相反的看法，他们认为增加工厂的积累是第一要务，因此，他们只关注如何降低工人的工资，和提高工人的生产效率来加快积累，以便提高生产力的发展。走资派在工业上想推行的政策和他们在农业想要推行的政策一样，同样依照唯生产力论的观点。在全民所有制的工厂内，走资派想要用破坏工人的团结来削减工人的力量，用压低工人的工资和增强工人的劳动强度来提高生产效率。走资派完全不相信在全民所有制下，工人会意识到他们的工作不再是为哪个老板谋取利润，而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总体利益，因此，他们会自动自觉地为增加生产而努力。相反的，走资派认为工人只有在会被解雇的压力下，或者在物质刺激下(像奖金和计件工资)才有可能努力工作。两条路线斗争在具体的政策上，就集中表现在是保护工人的终身制，还是用临时合同工来取代工人的终身制;在工资上，两条路线的争论是到底工资是为保证满足工人生活上的需要，还是要利用不同的工资形式来作为刺激工人积极性的工具。

走资派几度企图要用合同工制来替代全民所有制工人的终身制，他们看到中国农村蕴藏着庞大劳动力，如果能释放出来，就可以与工人竞争，降低工人的工资，打击工人的力量，最终取消工人的终身制。因此，将农村集体所有制解体是他们能够走向资本主义的必经之路。在两条路线斗争中，走资派就是要用“三自一包”的推广来一步步解散人民公社。毛主席跟走资派的斗争中用“大跃进”来促进人民公社的成立，用“农业学大寨”来稳定人民公社。在工厂里，毛主席的社会主义路线则是以工人阶级长远的利益为最优先考虑，一步步争取工人对工厂的治理权，要工人阶级拥护“政治挂帅”，反对走资派分化他们的“物质刺激”。

1960年时，鞍山钢铁公司的工人提出了对工厂管理上的改革，有下面几条：(1)政治挂帅，(2)加强党的领导，(3)发动群众运动，(4)自觉地推动干部参加生产、工人参加管理，(5)修改不合理规章制度，促进工人、干部、技术人员的合作来完成技术创新。毛主席非常赞同鞍钢对工厂管理的创新，号召全国工人向鞍山钢铁公司学习，并且将鞍山钢铁公司的这几项工厂管理创新的改革定名为《鞍钢宪法》来表示它的重要。但是《鞍钢宪法》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才在工厂里得到响应，我一直以为，原因是当时大多数工人阶级对改革工厂的劳动程序不够关心，所以毛主席的号召并没有得到很大的响应，直到看到老田写的《“鞍钢宪法”幕后的故事：为什么〈人民日报〉八年不宣传鞍钢宪法》，我这才了解真正的原因。文革时期，当时负责《人民日报》的吴冷西在他的检讨书中说，是邓小平要他不要宣传《鞍钢宪法》的，连已经写好的评论文都不予发表。[2]我这才了解为什么《鞍钢宪法》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才得到重视。在文化大革命中，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认识到，如果他们真的要当家作主，他们必须要改变工厂里干部和工人之间的关系，工人一定得要参与工厂的治理，如果工人不能治理工厂，如何能谈到治理国家?如果工人不能治理国家，那么无产阶级专政不就成了一句没有真实内容的空话?

但是走资派对工人治厂则有完全不同的想法，他们指望着农村集体所有制解体，农民变成可以自由出卖劳动力的求职者;那么如果工厂能够解除工人的终身制，工厂就可以雇用到城市求职的农民，压低工人的工资。走资派永远都是从如何增加资本积累为考虑，他们认为只有能够增加资本积累才能发展生产力。在他们看来，工资是生产成本，工资高，生产成本就高，积累就会下降。资本主义认为加快资本积累是发展经济的唯一道路。释放农村的劳动力不但会对工人的工资造成压力，而且可以从基本上来打击全民所有制里对工人的终身制的保障，也就是削减工人力量的第一步。

从这里可以看到，中国的走资派要在工厂里实行的和在农村实行的是互相配合的。他们看到在农村里可以用推广“三自一包”，使农民变成自负盈亏的农户，哪年农作物歉收时，农民为了谋生就必须要出卖他们的劳动力，其中一个出路就是到城市里去打工。但是也不一定要等到很多农民破产，劳动力才能从农村释放出来，只要城市工人的工资收入高过农村农民的收入，农村的人口就会不断地到城市来谋职，因此，来城市谋求工作的农民就会与工人竞争，藉此来压低工人的工资和减少工人的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