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文革不符事实动乱以偏盖全
文革是十年吗? 十年文革的说法不符合事实,说是十年动乱更是以偏盖全。
从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后的《决议》上讲是十年,但是从实际运动来看显然不是。从1966年下半年检阅红卫兵到九大,是闹的比较厉害的时期,九大标志文革取得“决定性胜利”,以后就基本平静下来了。真正文革的就是两年多。“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等做法只是流行了很短一段时间。其实中国整个70年代是十分平静的。文革以各单位的业余政治学习为主要形式。70年代,日本代表团访问中国,对中国当时社会的平静留下深刻印象。
在很多文革中长大的人群当中,70年代没有乱的感觉,社会秩序和治安都很正常,学校里面正常上课,还有集中午睡,放学排队,还有绿豆汤以及为防止感冒喝盐水、打各种预防针等等,红卫兵、红小兵只是一个荣誉。有对双胞胎,1968年她们的妈妈从湖北把她们带到青岛,一路上都是遇见帮助她们的人,绝对没有如现在走资派特色政府治下这样到处“兵荒马乱”的感觉。
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后,从1980年到1983年,被犯罪分子杀害的人民就有几十万,因此1983年才搞了第一次严打斗争。后来又有“八九六四”闹中国。再后来不过是90年代社会治安的恶化又和80年代的犯罪没法比了,现在各个地方到处贴着“抢劫可当场击毙”的恐怖标语。刑事犯罪与毛泽东时代尤其是文革后期是无法相比的。自从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后的四十多年里,每年死于刑事案件的人数都以几十万计。
文革中的红卫兵造反派一般不是为了个人权力,也没有任何人从中发财,而是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些概念现在人是无法理解的。各派造反组织都是为了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斗争,属于纯粹的阶级斗争。珍宝岛事件就是中国军人手拿“毛主席语录”和苏联军人斗嘴仗开始的,然后身体碰撞,但是那时的人就是这样思想很单纯的。“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这就是那时人们的思想认识。就象我们现在认为赚钱就是根本一样,这样你就好理解当时的人们了。“五七”干校也不是为了迫害干部,就是让干部参加一段时间的农业劳动。毛泽东70年代初期也叫女儿李纳下放到干校,难道毛泽东也想迫害自己的孩子吗?所以,十年文革的说法不符合事实,说是十年动乱更是以偏盖全。
如何评价文革时期的经济社会成就?批判四人帮的时候,说他们把中国经济搞到“崩溃”边沿。这些话真是有些莫名其妙。四人帮根本就不分管经济,发几篇文章就可以冲击得那么厉害?伊拉克被制裁那么多年,现在也是说它的经济处于崩溃边沿,难道1976年的中国经济形势和伊拉克一样?
实际上,文革时期工业和农业迅猛增长,十年平均是7%,仅比改革开放后低1--2个点。中国的高科技均是文革时期奠定的基础,外交的辉煌更加不用说,国际上“三大角”的形势就是文革时形成的。“三个世界理论”一直被国际社会引用至今。一大批中小城市和主要产业就是在文革时期发展起来的。比如湖北沙市(沙市现在很糟糕,大部分工人下岗,国有工业基本倒闭),以前连纽扣都不能生产,文革期间发展了拥有纺织、印染、机械、电子、电力、化工、橡胶、化肥、农药、钢铁、仪器仪表、军工雷达等几十个门类的工业企业,这些都是白手起家干出来的。没有这些,以后什么改革连平台都没有。办过企业的人知道,创业要困难得多。
文革以前的文学艺术成就,更是改革开放40多年所无法相比的。40多年来,没有一部真正有影响的小说,没有经典的芭蕾舞、歌剧、话剧、交响乐,电影成就也比不上以前,戏曲没有创新,有的只是流行文艺,而这个根本不是代表国家艺术水平的东西。有人污蔑说文革10年就是8个样板戏电影轮流放映。这是笑话,从那个时代长大的人都清楚,实际情况根本不是这样。毛泽东时代的孩子们小时候看的电影和小人书是很多的。毛泽东时代的文革期间也出现了很多优秀器乐、声乐作品,如王酩的“南海音画”、小提琴四重奏等等。
国防方面,氢弹、驱除舰、卫星、核潜艇、航空工业(水上飞机、歼7、歼8)都是文革时期发展的,大型客机“运十”(70年代初期研制,仅仅比“空中客车”研制晚两年)到1981年在上海试飞成功(后来取消此项目,是犯了重大的战略性错误)。水利、水电站等发展巨大。1991年和1998年抗击洪水,难道不是主要依靠以前的水利设施吗?70年代初国际形势好转,中国就马上开展了经济技术合作,引进成套化工和纺织设备。社会方面,农村医疗卫生在文革中有了根本变化。如果否定了这些东西,我们国家还有什么可以说的?
更重要的是,那时社会主义的方针是“自力更生、独立自主”,所以中国的经济都是实在的,自有的,而且是在帝国主义包围下实现的伟大成就。
中国现在的GDP有一半是外国人的,不要看进出口增长多大,很多都是外资的。广东一个镇有几亿美圆的出口,你又有什么高兴的?那是日本公司产品,他利用你的劳动力,你无非是出卖劳动力罢了。我们是在利用外资吗?不,我们是被外资利用。综观发达国家,没有哪个国家是靠外资发展起来的,日本、韩国从来没有这样把经济交给外国,大规模引进外国企业。引进外资主要是一些落后的小国家,如东盟等,他们可以做外国的经济附庸,但是中国是一个大国,经济长期这样发展,等于殖民化在加深。上海经济那么“庞大”,除了造船以外,还有什么自己可以拿出来骄傲的产业?无非是给别人筑巢罢了,自己还高兴得要命(建房子修路,只要投资,谁都可以)。建国50年了,还要拿已经经济几近崩溃的大国(俄罗斯)的二流武器撑门面。外交上的被动就更加不用说了。
文革时代中国是大国,毛泽东时代以后的40多年中国在联合国连象样的提案都没有一个。否决权也不敢使用,外交态度也不敢表达,成为世界大国耻笑的对象。
有人说,现在思想比那时自由多了。是的,的确如此。但是这也是不好比的,时代毕竟完全不同了。现在满街都是妓女,连拥有几千万会员的邪教都有了,还有什么言论不能说呢?但是,你发表一篇反对现在领导人的文章看看抓不抓你?文革时你对书记、厂长可以写大字报,你现在有这个权利和胆量吗?宪法已经取缔了这个权利。过去有走后门,但是没有腐败,现在呢?我实在不希望大家这样比,拿现在的长处比过去的短处,或者拿过去的长处比现在的短处,都是没有意义的无聊事情。
以前的成就是靠觉悟和热情取得的,现在的成就是靠利益驱动取得的。大家知道,人们对金钱的追逐也同样是经济发展的极大动力,善和恶都能够创造历史。这两个动力所带来的思想和社会是截然不同的。英国著名的《星期日泰晤士报》)1972年11月在—篇文章中写道:“中国没有失业现象;二十年来物价没有上涨;没有所得税;没有赌博,没有色情文学。人们充满信心,工人努力,更重要的是人们有共同的目的感和为共同事业的献身精神.全心全意重视精神鼓励,而不是物质刺激;他们重视协作精神,而不是竞争。多么地美妙啊!”
当然,我不是否定改革开放的成就,这20年的成就是很大的,主要是人民生活提高了,国家经济实力增强了。但是不能因此贬低以前的成就,不能够轻易否定前人的探索和艰辛。随便举个例子,没有大庆就没有现在中国的发展。实际上,中国现有的经济基础,都是毛泽东时代打下的。否定了过去,也就否定了中国人民艰苦奋斗的历史。
有人说:中国由邓小平执政是其大幸。这是笑话。邓不是缺其不可的人,不象毛泽东,没有毛泽东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但是,没有邓,别的领导人一样带领中国发展起来,也许还更好些。邓6.4的历史悬案是怎么造成的?因为有所谓南巡讲话,邓又香了起来。难道南巡那些话别人说不出来吗?以前主张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的学者早就被批为自由化了。6.4以后那种情况下,谁敢说话?北京的学者都说“盼这个讲话盼了三年”,作家都搁笔了。只有邓能够改变当时的政治环境,他才是真正的皇帝。垂帘听政,一个中顾委主任逼迫党主席下台,以后又玩弄两个党总书记、两个国家主席于手掌之中。
说邓是“第二代集体”的核心,本身就是错误的。无论是按照宪法还是党章,核心都不应该是他。这不是破坏宪法到极点吗?1987年学潮时,邓“召见”(中央文件原文用词)党总书记、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以及其他政治局常委在邓家里开会,声色俱厉地斥责总书记,哪里有半点民主的味道,其专制比法斯厉害多了。邓安排接班人的方式和封建时代的皇帝有什么区别吗?连“第三代”、“第四代”接班人都是他安排的。
1977年邓支持西单民主墙,因为那里经常有大字报呼吁他复出。但是复出以后,有了批评他的大字报,马上就关闭了民主墙,并取消大鸣大放大字报和大辩论这些当时宪法里赋予人民的权利。也就是说利用了民主派。十几年只叫喊“和平、发展”的主“旋律”,绝口不提帝国主义。“六四”一来,什么“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国际垄断资本”、“和平演变”等等文革语言都出来了,作为理由。
现在随便怎么侮辱毛泽东都可以,没有任何风险,但是批评邓是有很大风险的。
其实,邓在文革前做了10年总书记,政治局会议的精神都是由他带领书记处去落实的,以前的错误他没有份吗?高级领导人随便犯个什么错误都是大错误,因为其影响大。一个清洁工,想犯历史错误也没可能。还是毛主席说的对,对于历史问题易粗不易细,否则会有很多纷争和说不清楚的东西,影响团结。
有些人杜撰了很多历史上的人物“对话”,拿来卖钱。稍微有头脑的人可以分析一下,除非当时有记录,你能够记得自己5年前的某次对话吗?每个字和每个感受、环境也记得吗?当领导人日理万机的岁月里,每天不知道会见多少人,处理多少事情,说多少话,他能够全部记得吗?可是有的人把几十年前两个人之间的对话、开会的情景一一描述,甚至能够知道别人的私下对话。有这个可能吗?不要说几十年前,大家可以自己试验一下能否记得自己5年前和某个领导或者朋友关于任何一件事情的完整对话,把它写下来。这样你就知道哪些是骗子,哪些资料有真实的成分了。
AI :“十年文革”的说法在描述这场政治运动时,存在以偏概全和不够准确的问题。虽然“文化大革命”持续了十年,从1966年到1976年,但这场运动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和不同的表现形式。将整个十年简单概括为“动乱”或“浩劫”,可能会忽略掉其中复杂的社会和政治因素,以及不同群体在其中的参与和表现。
具体来说,以下几点可以进一步说明:
运动的复杂性:“文化大革命”并非一个单一的、持续的动乱状态。它包含了“破四旧”、“大串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不同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其特定的背景和表现形式。简单地用“动乱”来概括,无法体现这种复杂性。
不同群体的参与:运动中,既有积极参与的红卫兵、造反派,也有受到冲击和迫害的干部、知识分子、普通民众。将所有人都笼统地概括为“受害者”或“施害者”是不准确的。
对社会的影响:“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既有破坏性,也有某些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变革。简单地将其定义为“动乱”难以全面反映其复杂的影响。
“以偏概全”的体现:将十年文革等同于“动乱”,忽略了其中复杂且多样的历史进程,以及不同群体在其中的参与和影响,这本身就是一种以偏概全的概括。
因此,在描述“文化大革命”时,应该避免简单化和绝对化的说法,而要尽可能地展现其复杂性和历史的真实面貌。准确的描述需要考虑历史的连续性和阶段性,以及不同社会群体在其中的参与和经历。
A1开头就说,“文革洗净了中国人几百年来奴性”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这就显示出AI只能学舌,造Al的人教会它什么,就学舌一番。中国造的Al,帮中国政府说话。美国政府造的A|就不听中国政府的了。一些骗子造的A|就只能继续造谣说谎了。别太依懒相信Al。
我说:说得很到位。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腐儒的封建思想和迂腐不化的儒生,对封建时代的等级制度、宗法观念等抱有幻想,认为那是理想的社会秩序,并试图将其复兴。缺乏创新精神,固守旧有的思想观念,不愿接受新事物,甚至对现代文明持批判态度。不敢反抗更不敢造反,奴才气十足。而只有在共产党之后,抗日中广大农民的游击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的实战,以及文革中红卫兵造反派对走资派官员从中央到地方的批判,对一些所谓的权威如砖家叫兽们的批判,对人人心中的“私“字进行“斗私批修“,“狠斗私心一闪念“等。于古今中外从来没有过,唯有在《文革》中。当然,对于受到批判的走资派和右派砖家叫兽权威们不认同的。但站在劳动人民一边就有同感了。所以这里不说对错,因为立场不同就看法不同。
这篇博文的题目是从一篇博文后的评论中得到的,《Wuming123》评论说:“当年的中国的衰败,主因的”麻木不仁“的国民。被异族统治了200多年,一个国家的国民都成了没有生气,逆来顺受的动物,国家兴亡关我屁事!这才有了为几块大洋,为八国联军扛攻城梯子的北京游民,无神的双眼围观被砍头的革命党,华北农民坐在田埂上,围观入侵中国的日本侵略军。
其实日本侵华,也没有真正唤醒麻木的中国人,特别很快就被日本占领的华北和沿海。人们又当做成一次清兵入关。中国人(农民)的觉醒,始于共产党的游击区,以及国民政府的大后方。直到血流成河的内战,天翻地覆的文革,才彻底唤醒了中国人!
你看看港台人对西方人,仍然是谦恭有礼(卑恭屈膝),就是因为他们没用经过文革的洗礼。文革洗净了中国人几百年来的奴性!“
后《BANGZI》回复《Wuming123》: “当年的中国的衰败.....“是的,国家意识米国做的挺好。不过快给民主党玩儿废了。但是共和党这么闹也不是个事儿。上学的时候死活不明白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出了国之后好像有点明白了。文革有其负面影响,但是正面作用是教会了人们不畏权威,什么都可以打倒。
《文革洗净了中国人几百年来的奴性!》
《中国人(农民)的觉醒,始于共产党的游击区,以及国民政府的大后方。直到血流成河的内战,天翻地覆的文革,才彻底唤醒了中国人!》
《文革有其负面影响,但是正面作用是教会了人们不畏权威,什么都可以打倒。》
抗日时期在全中国各地的《游击区,以及国民政府的大后方。直到血流成河的内战》不在此次博文中讲。在这里之前的博文中多次讲过。
而《天翻地覆的文革》在之前博文中无数次述说过。今日又重复说几句。《天翻地覆的文革》中的事。
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凡中央机关做坏事,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
新中国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吴晗和翦伯赞不是共产党员,又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现在许多地方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还很差,学术批判还是没有开展起来。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在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年青的学术权威。不要怕青年人犯“王法”,不要扣压他们的稿件。中宣部不要成为农村工作部。
号召工、农、兵、学、商和党的机关都要成为革命化的大学校,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
向“三家村”黑店及其后台老板发起了猛烈攻击。
《通知》告诫全党:“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五一六通知》,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件。……这个文件,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粉碎了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妄图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这个文件,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军的号角。
广播和发表北京大学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从此,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党内最大走资派刘少奇、邓小平凭他们的反革命嗅觉,预感到自己末日即将到来,急急忙忙调兵遣将,把黑干将陶铸、王任重之流塞进中央文革,安插在中宣部,妄图夺回失去的阵地。当群众运动风起云涌,把斗争的矛头明确地、尖锐地、毫不含糊地对准资产阶级司令部时,刘、邓一撕几十年来伪装革命的遮羞布,赤膊上阵,迫不及待地炮制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派出大量工作组,去控制局势,镇压革命。
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围绕着工作组问题。激烈地斗争。斗争的焦点是要不要发动群众起来革命。是不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
刘、邓趁毛主席不在北京的机会,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指使工作组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反干扰”、“抓游鱼”,疯狂镇压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妄图把这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打下去。
以中央文革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则坚决支持革命派起来踢开工作组,自己闹革命。
在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激烈斗争的紧急关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面临被刘、邓一伙扼杀的危险时候,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回到了北京,亲自主持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写出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主持制定了《十六条》。他老人家以最大的决心,最宏伟的胆略,最果断的措施,公开了党内长期存在着的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号召和率领亿万文化革命大军起来直捣资产阶级司令部,铲除资本主义复辟的最大危险。
五二五大字报使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惊慌失措,陆平黑帮开动全部反革命机器,猖狂反扑。晚上,新市委文教书记郭影秋(原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召集大专校党委书记开会,污蔑北京大学的大字报“影响很不好”,宣称“党员不要贴大字报,作为一条纪律。群众要贴可以劝阻。”深夜十二时许,刘少奇邓小平指派李××同志和刘、邓的黑干将张彦(国务院外办副主任)匆忙赶到北大,先和黑帮分子陆平、蒋南翔密谋后,向党员和团员干部作了讲话,挥舞“党纪国法”“内外有别”的大棒,批评大字报泄露了党的机密。并给陆平打气,要把“运动领导好”。这个讲话影响极坏,在群众中引起了混乱。一场反革命的围攻开始了。
刘、邓扣压五二五大字报,给支持北大革命派的康生同志施加压力。陆平黑帮困兽犹斗,大肆围攻北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燕园内黑云乱滚,革命火种有被扑灭的危险。
刘、邓黑司令部调兵遣将,将陶铸、王任重、刘志坚、杨植霖、郭影秋、谢堂忠、穆欣等得力干将塞进中央文革,妄图控制要塞,负隅顽抗。
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暴风雨的前夕,在白色恐怖下,清华大学附中学生喊出了“大树特树毛泽东左派思想的绝对权威”的伟大口号,秘密组织全中国,全世界第一支“红卫兵”。六月初,地质附中、石油附中、北大附中、二十五中、矿院附中相继成立了“红卫兵”“红旗”等革命组织。
红卫兵在誓词中这样写道:“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党中央、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最高指示。我们宣誓:为保卫党中央、为保卫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们坚决洒尽最后一滴血!”
红卫兵从诞生那天起,就以大的生命力活跃于政治历史舞台上,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突击力量。
这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东方地平线上出现的一个伟大的新生事物。
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刊登了北京大学的大字报,同时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指出:“为陆平、彭佩云等人多年把持的北京大学,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
全国各地和北京各单位革命群众纷纷声援北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北大及其他高等院校的革命师生一马当先,贴出了一大批革命大字报,排炮猛轰党内走资派。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指出:“你是真赞成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假赞成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必然要在怎样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来。”“这是触及灵魂的问题。”
黑司令部被革命群众运动吓得要死,邓小平召见胡克实,下令“团中央协助新市委代管北京市中学文化大革命”。
刘少奇、邓小平炮制了反革命的“中央八条”,作为工作队的灭火“指南”。且看是些什么货色:“大字报不要上街”,“内外有别”,“开会要在校内开,不要在街上开”,“不要上街,不要游行示威”,“不要搞大规模的声讨会”等等。是日,新市委火速传达。李××同志还特派××代表他到当时的革命最活跃的北大传达“八条”,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师生眼最亮,当晚,北大等校贴出了反对“八条”的大字报,一针见血地指出“八条”是“框框”“压制革命”。
《人民日报》社论,《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根据五一六《通知》精神,不指名地公开批判了反革命《二月提纲》。
反革命两面派陶铸在邓小平的保举下,黄袍加身,混进中央,就任中央常委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并窃取了中央文革“顾问”头衔,把手伸向《人民日报》、卫生部、高教部、学部等单位,充当刘邓黑司令部的“接收大员”,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夺权。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高度赞扬、全力支持北京大学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精神。文中指出:第二次国际饭店会议“是一九六五年发生的一个极端严重的反革命事件”。“北京大学的斗争,是资产阶级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一个典型。”社论向全国人民严肃指出:“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生死斗争中,究竟站在那一边,是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当资产阶级保皇派?每个人都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
《人民日报》社论《革命的大字报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文中写道:“你是革命派么?你就必然欢迎大字报,拥护大字报,带头写大字报,放手让群众写大字报,放手让群众揭露问题。你是保皇派么?你就必然对大字报怕得要死。见了大字报,脸色发黄,挥身出汗,千方百计地压制群众的大字报。”,“害怕大字报,就是害怕群众,害怕革命,害怕人民民主,害怕无产阶级专政。”革命派热烈欢呼这篇社论的发表,而那些资产阶级保皇工作组则对它恨之入骨,怕得要死。北航等院校工作组下令不准广播这篇社论。王光美咬牙切齿地污蔑这篇社论是“大毒草”。
师大一附中的革命小将贴出了反工作组的大字报《揪出钻进我们肝脏的牛鬼蛇神》。矛头直指刘少奇。小将们说:“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唯一准则,谁要胆敢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不管他是什么人,他的后台有多大,他的魔爪有多长,他的伪装多么隐蔽,我们都要把他揪出来,砸个粉身碎骨。”刘少奇坐立不安,即找该校工作组和革委会(包括其女儿刘××)谈话,胡说:“出现说工作组长是黑帮的大字报,是右派打着红旗反红旗。”阴险地布置说:“敌人出洞了,这个蛇出洞了,你们消灭他就容易了,要把这张大字报讨论好再斗争。”在刘少奇直接指挥下,工作组有计划有组织地召开三次大规模斗争会,对革命小将实行残酷的资产阶级专政!一千多名学生中,二百多人遭到迫害。革命小将无所畏惧,他们冲破白色包围,连夜到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宣誓,表决心。
刘少奇下令师大一附中工作组搞教育改革试点,企图推至全国,扼杀文化大革命运动。因学生造反走资派刘少奇被打倒。
1965年5月毛泽东重登井冈山,毛主席在山上悠悠感叹:现在高干子女特殊化成了正常化。我侄子毛远新,在哈军工读书,他们那个学校高干子弟比较多,有些还是保送的。毛远新高中毕业时也被保送到哈军工,我不赞成,才又去考。
他们放假回家,黑龙江省委还请哈工大高干子弟吃饭,工农子弟就不请嘛! 这说明了什么问题? 这和我们井冈山时期提倡的东西不一样。
条件好了,共产党掌权了,过去的优良作风还要不要继承?怎样继承?现在干部的特权对他们的孩子也有影响。他们比一般工农子弟条件优越,别人没有的东西,他们能有。别人不能去的地方他们能去,他们还可以看内部电影!
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我们的干部子弟中,有些现象令人担心。
1962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会议原定议题是讨论农业、财贸等方面的工作,但自会议一开始,毛主席发表了长篇讲话,提出阶级、形势、矛盾三个题目同与会同志讨论,进一步升华了对当时国内政治形势的分析。
次月,八届十中全会召开,中国的政治风向走势进入了到了一个新阶段。会上,毛主席继续联系对苏联赫鲁晓夫实行的政策的批评,提出国内的阶级斗争问题。
在全会公报上,毛主席还特地写进了这样一段话: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
毛主席还提出:对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问题,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
第二年的杭州会议上,毛主席再度由发扬阶级斗争精神、警惕修正主义而赞扬昔阳县的干部参加劳动运动:我又看了一次山西昔阳县那个文件,很好!
干部不参加劳动无非是怕耽误工作,昔阳经验恰恰相反。干部参加劳动不但没有耽误工作,而且各项工作都搞得更好了。支部书记不参加劳动还不是“保甲长”! 干部不参加劳动就可能变成国民党!
很多问题,一参加劳动都可以解决,至少可以减少一些贪污、多吃多占,可以向上反映一些真实情况,整党整团就好办了,就能把我们的支部放到劳动者积极分子手里。
所以干部参加劳动是百年大计,是保证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劳动者手中的大问题。县社两级干部也都要参加劳动,我们希望几年之内分期分批都搞到昔阳县的程度。
毛主席当时还风趣地说拿《红楼梦》举例,借冷子兴之口分析荣宁两府“主仆上下都是安富尊荣,运筹谋划的尽无一个”,贾家就是这样垮下来的。
毛主席之所以把干部参加劳动看作是无产阶级政党同一切资产阶级政党相区别的标志之一,是因为防止干部集团的官僚化,继而防止官僚资本主义的复辟。
因而,毛主席会把干部劳动问题同加强党的建设联系起来。
早在建国之前驻扎陕北时,毛主席就以教育儿子岸英作为向全军全党警示的案例。
在延安,毛主席对岸英提的要求很简单:必须去锻炼,必须下基层!
毛译东拿岸英的小妹妹李讷作比较,那时李讷只有五六岁,每天跟着保姆到延安的大灶吃饭,毛主席的意思是五六岁的小孩都不搞特殊化,你毛岸英都这么大了还要搞特殊化,难道要我这个当父亲的提醒你吗?
受到责备,毛岸英心里自然不好受,因为也不是他自己要求吃中灶的(是贺老总私自给岸英的优待,怕他刚从苏联归来、吃不惯中国饭菜),但父亲的话必须要听,何况父亲的话是对的!
不论谁劝毛泽东,毛岸英再也没有到过中灶吃哪怕一次饭,坚持上大灶和大伙一起吃饭。
毛主席当时对儿子说的话,放到今天都是振聋发聩的:农民手上有老茧,你手上却是血泡,说明你还没有完全学好农活。等手上老茧厚了,你才能从‘劳动大学’毕业,然后再来上‘延安大学’吧!
后来伴随着胡宗南部的炮火驱赶,毛岸英再一次回到父亲身边,这时的毛岸英已经和陕北青年农民没什么区别了。
毛主席摸了摸儿子的手心,满是老茧……从不夸奖儿子的毛主席满意地说:你这一手老茧啊,这是你劳动大学的毕业证书。
说起女儿,毛主席的另一个女儿李敏同样受教严格,她曾有回忆:爸爸是怕我们长期生活在这种优越的环境中,会借着父母的地位而飘飘然地忘乎所以;会借着父母的权势而目中无人地自以为了不起;会借着父母的荣誉,什么都不懂却哇啦哇啦地乱发议论。这样的人,小而言之,害了自己;大而言之,害国害民。
对子女的严苛就是对群众的公平,对子女的严苛就是对封建复辟的反击、对革命果实付诸东流之危险的抵御。
李敏还回忆,父亲曾对身边的卫士亲口说:要比贡献,不要比享受。
她们(李敏和李讷)不如你们有出息,也不如你们有前途。她们比你们吃苦少,能吃苦的人才能有出息……
说这话是在1965年,轰轰烈烈的“四清”运动已进行许久,而正是在前文提及的1963年的杭州会议上,党中央决定在农村开展以“四清”为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根据毛主席的建议,把干部参加劳动列为社教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
只不过,“四清”运动最终效果不佳,于是又成为了毛主席下定决心放手发动全体群众、以大民主的文革形式捍卫共和国颜色的前兆………
除了李敏,李讷也曾回忆说,父亲的家教极严,经常教导女儿:不要特殊,不要骄娇二气,不要自以为是。
同在“四清”运动开展的1963年,李讷开始给父亲写信详细剖析了自己的一些缺点和思想变化。在信中,她谈到自己在大学课程中学《庄子·秋水》后的感想。
《秋水》是一篇有名的寓言,记述的是自高自大的黄河水神河伯和虚怀若谷的北海神之间的对话。李讷读后,思想触动很大,感觉自己有的地方很像鼠目寸光的河伯,意识到自身存在着狭隘和浅薄。
接到女儿来信,毛主席看到女儿提高了思想认识,立即给李讷回了一封信:李讷娃:刚发一信,就接了你的信。喜慰无极。你痛苦、忧伤,是极好事,从此你就有希望了。痛苦、忧伤,表示你认真想事,争上游、鼓干劲,一定可以转到翘尾巴、自以为是、孤僻、看不起人的反面去,主动权就到了你的手里了。
没人管你了,靠你自己管自己,这就好了,这是大学比中学的好处。
中学也有两种人,有社会经验的孩子,有娇生惯养的所谓干部子弟,你就吃了这个亏。现在好了,干部子弟(翘尾巴的)吃不开了,尾巴翘不成了,痛苦来了,改变态度也就来了,这就好了。读了秋水篇,好,你不会再做河伯了,为你祝贺!
1965年时,毛主席又对女儿们提到:干部子弟是一大灾难!
最初,李敏还悟不出这句话的深远含义,但在她独立生活以后,才领悟到这句话的内涵:父亲担心的是,干部子弟的优越感,容易使他们借助父母的地位忘乎所以,仗着父母的权势自以为是,甚至无视法律,胡作非为,损害老百姓的利益。这不仅会造成不良影响,还会导致我们党的干部与群众离心离德,害国害民。这难道不是“一大灾难”吗!
父亲从来不主张我们都拢在他身边,更不允许我们以他的名义、权力去寻路子、谋私利,而要我们夹着尾巴做人。他从长计议,让孩子接触生活,接触群众,将来才能自立于社会,靠着他这棵“大树”生活的日子是不能长久的。
当年,他曾给毛泽民叔叔的孩子三句赠言:‘一、无论到哪里,都不要希望人家鼓掌;二、无论到哪里,都要团结;三、无论到哪里,都要和群众打成一片,不要有任何特殊。’
对我们的教育,父亲也是以此为准绳,不能因为是他的儿女就放松要求。
后来一次,毛主席在同湖北省委秘书长梅白谈起领导干部子女的教育问题,主动问道梅白:“你记得曹操评汉献帝的话吗?”
梅白答道:“记得。有这样两句:‘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
毛主席笑着称赞说:不错,你读书不少。
现在有些高级干部的子女也是‘汉献帝”’,也是‘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娇生惯养,吃不得苦,是温室里的花朵,有些是‘阿斗’呀。
中央、省级机关的托儿所、幼儿园、部队的八一小学,孩子们相互之间比坐的是什么汽车来的,爸爸干什么,看谁的官大。这样不是从小培养一批贵族少爷吗?这使我很担心!
两年后,毛主席曾向党内高级干部推荐阅读《战国策》中的《触龙说赵太后》,这篇文章在分析众诸侯没有一个子孙三世保持王位的原因时说:
此其近者祸其身,远者及其子孙,岂人主之子孙则必不善哉,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
毛主席严肃指出:这篇文章反映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初期,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这种分配是不断地进行的,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
毛主席的顾虑从来就不是无源之水,以子女教育为例,建国后,某些「干部子弟学校」逐渐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娇生惯养、铺张浪费、与工农子弟显现出待遇差距。
到1952年时,根据华北、西北、东北、华东四大区的统计,各类干部子弟小学达到42所,学生超过13000人,教职工将近3000人。
这些干部小学的待遇普遍优渥,甚至像北京育才小学、华北育才小学还出现过教师每日给孩子称体重、陪吃陪喝、生怕体重下降的怪像。
这样的问题,引起了毛主席的反感和警觉。
早在1951年,毛主席就对干部子弟小学用汽车接送的问题表达过不满:浪费汽油! 这值得注意!
伴随着同一时期的三反运动,毛主席“反特权、反官僚”的改革思路被贯彻下去,干部子弟小学开始了一轮大整改。
首先解决的就是北京育英、育才、培英等学校占地厂房过多、经费开支过高、寄宿制范围过大等现象。
但这其中遭遇的阻力不可谓不大,某些在中央党校工作的家长甚至联名给北京市委写信要求保留寄宿制和汽车接送,甚至要求用党校的宿舍再建一群干部小学……
面对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1952年6月,毛主席正式做出批示:
一、如有可能,应全面接管私立中小学。二、干部子弟学校,第一步应划一待遇,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请酌办。
《贵族学校》,这是毛主席亲自为这一类权贵教育场所贴上的标签。
《中国近代史》:应该是指从1840年开始至新中国1949年10月1日的中国历史。这一点不管何方神圣又或是妖魔鬼怪都应认同的时间点。《中国》应该是指中国大陆这片上地上发生的事。从1840年开始,在中国大陆这片上地上,所参与的人就很复杂了。这段时间内在这块土地上所发生的事中所参与的人群:以中国大陆居住的中国人为主,还有純种外国人和华侨。
这段时间内在这块土地上所发生的事有哪些?1840年以来中国发生的大事:1840年以来,中国经历了深刻的社会变革和历史巨变。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中国经历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其中既有民族独立和复兴的追求,也有探索和探索的曲折。
以下是一些1840年以来中国发生的大事:
1. 鸦片战争与不平等条约(1840-1842):
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战败后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标志着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南京条约》的主要内容包括割让香港岛给英国,赔款2100万银元,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等。?
2. 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
1851年,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对清朝统治构成严重威胁,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农民起义。
太平天国运动后期,由于领导集团的腐朽和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最终失败。?
3. 洋务运动(1861-1895):
洋务运动是清朝统治集团内部一场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军事装备的自救运动。
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由于其根本目的是维护清朝统治,未能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最终失败。?
4. 甲午中日战争(1894-1895):
1894年,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中国战败,被迫签订了《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和澎湖列岛,赔款2亿两白银。
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也进一步加深了中国的民族危机。?
5. 戊戌变法(1898):
1898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了戊戌变法,希望通过改革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
由于受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反对,变法仅历时103天就失败了,史称“百日维新”。?
6. 义和团运动(1899-1901):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反帝爱国运动席卷北方,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势力进行了沉重打击。
最终,义和团运动被中外反动势力联合镇压下去。?
7. 辛亥革命(1911):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
但由于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中国并未实现真正的独立和民主。?
8. 五四运动(1919):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9. 新民主主义革命(1919-1949):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以上说法是以中国的官方语。
改革开放后有些砖家叫兽闲得蛋痛非要闹点幺哦子出来,说要从明末清初开始称”中国近代史“,原因是西方世界的近代史比中国早,要与世界接鬼。明末清初时清灭了明,那是清朝历史,中国的清代史。
还有些蒋介石国民党遗留下的砖家叫兽说要从1911年中华民国开始算起,想以中华民国的国民党为主。那么如何说得通?中华民国以孙中山开了头,后躲在南方广州放弃了中华民国总统政权,真正的中华民国总统有几个军阀轮流坐庄。而孙中山国民党是联苏联共扶助工农的执政理念。到了北伐战争,孙中山逝世,蒋介石国民党统治中华民国时,全中国没有统一,后又被共产党赶到台湾岛上去了。亡党亡国之中华民国如何算是中国近代史。
更有砖家叫兽胡说八道:中国近代史有三种惯常态度:”第一种是怨妇心态,凡事以哭闹为主,就是觉得你们总欺负我们,你们从头到尾都欺负我们,我们冤得要死,我们苦大仇深,比窦娥还冤;第二种是泼妇心态,凡事讲打,打不过我挠:我要反抗,把整个近代史写成仅仅是反抗的历史,这个反抗的过程虽然可歌可泣,但毕竟没打过甚么胜仗,充其量就是挠人一把,还挠不到脸上;第三种是情妇心态:它跟前面两种心态正相反,在它看来,殖民历史也是好历史,不殖民我们怎么进步?今天我们应该怎样看这段历史:“又该怎样去做?很显然,我们需要冷静地审视过去,不能再当怨妇、泼妇、情妇。冷静地审视过去,然后去看待我们的未来,尽早学得聪明些,不要总在一个坑里反复折腾、反复跌倒。如果我们不能很正确地看待这段历史,就很难吸取教训,很难避免过去的悲剧。我们必须从心理上走出我们的中世纪,才有前途,过去的辉煌历史才有价值。”
以上这段疯话说明如今学习历史的低俗无知。在中国近代史上,中国是个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事实,上海的英租界法租界日租界分界清楚,中国人中的各色人等都会以自身的利益走上历史舞台上来表演。当然有人愿作洋奴才,各租界的洋卖办是存在。有人认为中国落后该被先进的西方国家来殖民。有拥护的,就有反抗的,反对中国被外国帝国主义的殖民。这很正常。后人应有的态度是研究这些不同中国人为何有不同的态度,所占的比例,中国人应采取何种态度而使中国不被殖民,让中国独立自强不被帝国主义欺负剥削和压迫。然而用“怨妇、泼妇、情妇“来发泄一通后,作者是何态度?高高在上于“怨妇、泼妇、情妇“之上?作者本身又能给中国带来什么?而这些现象是当时的中国人的一种反应,己成过去式,怪这些“怨妇、泼妇、情妇“有用吗?
中国大陆大学教科书《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定义:中国近代史,是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而英勇奋斗、不怕流血牺牲的历史,是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赢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