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所有制下的生产和消费

 集体所有制下的生产和消费

作者: 金宝瑜

1975年，一支由十二位美国学术界专家组成的访问队来到中国，他们的目的是了解中国农村办的中小型工厂。他们一共参观了十个人民公社，五十个工厂。这些工厂的工人至少50个人，多至600人，它们用的技术多半是本国的技术（不是最新的或是进口的技术），这些工厂都是人民公社或大队集体所有，它们的产品基本上是为农业服务的。 根据这个访问队的观察，这些工厂不断地更新技术、不断地发展新产品和扩大生产的规模。另外，参观队还注意到，这些工厂的重要事情，根据是否适合地方上的需要，都是由地方决定，不必通过中央审核，免去了来回几上、几下地浪费时间。这些基层的工业为农业生产所提供的农用机械，减少了劳动强度。以水稻生产为例，农民省去了四种必须弯腰的工作，即播种、插秧、除草和收成。他们见证了，到了七十年代时，每年大量的农田基本建设和农村工业的生产，中国的农村已经达到充份就业。

人民公社成立之后的二十年里，中国的农业生产持续增加。粮食生产从1952年的一亿八千一百万吨，增加到1977年的二亿八千五百万吨。除了1959－1961年之外，粮食生产以平均超过3%的幅度增加，高于同一时期的人口增长率。此一时期的增长率打破了中国过去粮食增产的纪录，也打破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纪录。 到七十年代末，中国在食品方面已经能够自给自足。中国在粮食的国际贸易只是用来平衡国内市场。例如，在1975－1977年间，中国平均每年进口约四百万吨的粮食，仅占总生产的一小部份，而它出口的粮食和其它农产品也是如此。

人民公社与国家合作设立了四万多个农业技术推广与改良站，在县、人民公社、大队和生产队四级合作的网路下遍及整个农村。 这些农业技术推广与改良站从事各方面农业生产研究，包括新种子的培殖、土壤的改造、和嫁接等技术的改良和推广。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许多大学的研究农业的专家们，下乡来帮助这些技术推广站发展。这一切努力大大改善了农业生产的科技水准。在新品种培养上有一个值得一提的经验，杂交稻米异常快速地由育种进入大规模生产，这是一个最引人注目的例子，它表明中国能够将作物培育成果以极快的速度推广到大规模生产，速度要比它国家快上好几年。在热带以外的大多数培育计画从开始杂交到大规模生产需要8到10年的时间，因为传统育种通常需要经过六到七代的杂交与选择过程，才能使杂交种籽的特性稳定下来，然后在试种中进行评估，最后才是大量繁殖、宣传与说服农民采用。中国已经组成了一个选种体系，每年可以生殖三代，这个体系通常包括三个改良站，一个在原产地省份，另一个在亚热带的南昌（江西省），第三个在热带的海南岛。……再者，透过“四级研究网站”（县、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建立，中国已逐步发展出一个体系，可以在最短时间内达成同步完成稳定、选择适应当地条件的种籽、鉴定以及大量繁殖。”  这说明了如果没有通过集体下的培养品种的系统，是不可能如此快速地完成各种新品种的培育的。

 农村工业化的发展──社队办工厂。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不仅是要在农业生产上跃进，而且要在农村工业化上跃进。具体来说，就是农业生产所需要的工业产品，不只依靠城市里的工厂来供应，而是在农村发展自己的工业。最初发展的就是五小工业，包括钢铁、化肥、水泥、机械（特别是农机的保养和修理）和能源（包括煤矿）。“大跃进”中，农业经过三年困难时期，三年困难时期有一些客观的因素，像水灾和旱灾的自然灾难，也有一些在执行政策时所犯的错误，包括操之过急和因谎报收成而造成的过高的税收。另外，中国和苏联发生了政治上的争执，苏联要求中国马上还清在抗美援朝战争时中国欠苏联的债。在三年困难时期，农村的工业无法发展，许多设起来的工厂也只好“下马”，到了1963－1964年时农业生产恢复稳定，农村人民公社和大队办的企业快速地发展起来，在仅仅十年的时间里，农村的工业蓬勃发展，取得了惊人的成绩。他们在各地参观时常常听到农民用“从小到大”、 “从点到面”、 “从土到洋”来形容他们对农村工业发展的积极和乐观的态度。

生产队负责计划和执行每年的生产和分配，生产队长不脱产，他（她）筹划和安排所有关于生产的事宜。在每年的收成中，为了保证所有队员的食物需要给每个社员留下口粮，不管队员是否劳动，也就是不管是老的不能继续劳动的，还是小的还没达到劳动年龄的，都可以分得口粮。扣除了口粮后，生产队需要扣除交给国家的税，之后留下为未来生产所需要的投资的公积金和为队员福利所需要的公益金。在这些都扣除之后，剩下的一年收入，再根据社员一年出工的日数和每次出工所得到的工分来进行分配。

因为中国农业生产仍然很低，即使在不断地增加，还是不能一下提高很多，在生产量低的限制下，生产队在扣除了各种项目之后，常常剩余不多。特别是在比较贫穷的地区和比较贫穷的公社，在扣除所有必须支付的项目后，可以根据工分来分配的部份剩的不多，因此每个工分所能换到的收入也就很少。在这种情况下，就很难体现多劳多得的结果。譬如，一个年轻力壮的人，每年出工300天，每天可得10工分，共得3千工分，另外一个年纪较大，体力较差的人，每年出工150天，每天得7工分，共得1千零50工分。但是因为每个工分所值很低，这两个付出的劳动量差别相当大的队员，他们的收入差别却并不是很大。也就是说，在生产力仍然很低的情况下，如果分配照顾到社员的需要，就不能很好地实行按劳报酬。这的确是在生产力低落国家实行社会主义的一个困难，因为多劳不能多得，会挫伤人的积极性。也就是因为这样的困难使得一些人动脑筋，想要在别的方面多赚点钱，比如把生产的东西拿到自由市场去卖。这说明了走资派所提倡的“三自一包”，有一定的物质基础。这就是前面提过的在生产力发展落后的国家，要进行社会主义发展的困难。

初步满足农民基本生活需要，农村医疗保健与文化教育的普及与提高。在工农联盟的政策下，国有企业和人民公社之间在一些发展上，无论是工业还是农业，或是教育和医疗卫生都取得紧密的、互为支持的发展。因为人民公社保障了农民在基本食物上的需要，同时从公益金里和在国家的援助下，农民的医疗保健和教育也得到了保障和提高。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都市与农村在医疗保健的资源上得到了重新分配。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的医疗保健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1949年时中国全国只有二千六百所医院，到1978年时，中国医院增加到六万四千四百二十一所。但是医疗资源在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分配很不平均，以广东一省为例，三分之二的医院病床、70–80%的政府医疗经费和60%的医疗人员，都集中在居民占20% 的城市。医生与人口的比例在广州是1:600，在广东的农村是1:10,000。文革时，大批医疗人员下乡，他们在农村训练了大批赤脚医生，每个生产队都有一个不脱产的赤脚医生，他（她）们了解一起生产的队员的状况，队员生病时，他（她）们可以识辨病情，如果自己不能医治，可以送到生产大队的医疗站，更严重的病就送公社或县级医院。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用了30年时间，就完成欧洲用100年的时间完成的人口转型。所谓人口转型，即人口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转变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这是社会发展进步的标志。1949年，中国的人口死亡率为20‰，出生率35‰，还是典型的传统社会。而到1957年，人口死亡率就下降到10‰，即使是三年困难时期有反弹，也显著低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水平。到了20世纪七十年代末，人口死亡率已经下降到5‰ 左右，这主要是由于营养的改善、基本医疗卫生的普及等原因。

基本医疗的普及和人民健康水平的迅速提高，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30年的又一个突出成就。基于新的经济和社会制度，新中国建立了一套崭新的和独特的医疗卫生制度。在保障模式上，主要依托国有企事业和人民公社，迅速实现保障全面覆盖；在资源配置上，面向工农兵，以农村为重点，优先保障基本服务的提供；在服务内容上，重视面向群体的公共卫生服务，而不是像西方强调面向个人的医疗服务；在技术路线上，以预防为主，中西结合，采取低成本适宜技术，而不是以治疗为主的高成本资本密集型技术；在提供服务上，即依靠专业人员，又依靠经过简单培训的初级医疗卫生人员，使医疗卫生和群众工作相结合。这条道路，超越了当时西方社会医疗卫生商品化、专业化、以治疗为中心的路线，实现了面向全民、预防为主，以较低的成本维护了人民健康。

社会主义如何普及全民的医疗和卫生，与资本主义把医疗当作赚钱的商品的基本差异，在农业集体化下，农民营养得到普遍的提高，以及在医疗资源的配置上，面向工农兵广大群众，并且把重点放在农村。 而且正是在工农联盟的基本政策下，依托了国有和集体所有，中国建立起来这套崭新的保障全面覆盖的医疗卫生制度，创造了新中国健康的奇迹。在1965年前中国的医疗保健工作集中在城市，1965年之后重点才移向农村。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人体弱多病，早亡，医疗健康体系缺无，被别的国家耻笑为“东亚病夫”，到了七十年代末，中国人的健康得到难以想象的进步，我们看到那时中国年轻人，身体是那么的健康，精神是那么的饱满。

在集体时代农村的教育的提高和改进是另一个奇迹。1949年，中国人民的文盲率，占百分之九十，……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中国农村开始大办教育。由于自然灾害和管理不善，大跃进期间办起来的许多民办学校被迫下马。后来到了六七十年代，农村教育有了第二次发展高潮。以山东为例，结合河南、河北、安徽、贵州等地的农村考察的结果，几乎每个村子都办起了自己的小学，农民的孩子可以不出村，免费上小学，建国之初，即墨县有一千零五十个村子，七十五万人口，但只有一所高中和七所初中，后来初中扩大到二百四十九所，平均四个村子一所。文革中的高中从一所发展到八十九所，平均每个公社有三所。到了1973年之后，农村的高中已经免费了。

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农业集体化建设。在农业集体化后的20 年中，农民辛苦地将大量劳动力投入土地，他们收集人和畜类的粪便以及一些没有利用价值的植物，加以处理用来做有机肥。这是一项需要花费很多劳动力才能完成的工作，但可以改善土地的肥力以便增加亩产。中国农民还将大量的劳动力用来平整土地和治理中国的灌溉系统。平整土地是为了给农业机械化创造条件，治理灌溉系统则是为了减少自然灾害对生产的影响。中国农民用愚公移山的精神，把中国极有限的可耕地变成高产田和稳产田，为农业的未来开辟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宽广大道。农民的努力在短短的20 年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却被资产阶级污蔑为“大锅饭，养懒汉”。

人民公社的20 年里，土壤的改善、新品种的培植和其他农业技术的改进，使中国农业的亩产量翻了一倍，实现了中国多少年都无法达成的粮食自给自足，大体上不再依靠粮食进口。在“农业学大寨”的运动中，鼓励农民学习大寨的精神，把中国所有的农田都建设成高产稳产田，也就是说不但亩产要提高，而且在大力修建灌溉系统后，农民可以抵抗自然灾难，稳定农业生产，中国人民便再也不用靠天吃饭。但是到资本主义改革时，高产稳产田还只占农田的一半。其实完成另一半农田的高产稳产，应该只需十年到十几年，因为到了七十年代末，农村已经拥有相当可观的机械，可以帮助挖土和整地。但是人民公社解体后，中国的农村建设不仅不再向前进，反而急速地向后倒退。

中国农业如此辉煌的成绩只有在农业集体化下才有可能完成，集体化是在中国共产党巩固工农联盟的经济政策下完成的，这就是农业在短时期内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在中国社会主义的工农联盟经济政策下，当工业有了发展后，用资源来支持农业发展。中国在工业生产的计划中，对与农业相关的工业（各种农机、化学肥料等）在投资上受到特别的重视，不但要保证农用工业产品产量逐渐增加，而且要用低价卖给人民公社、大队和生产队，使它们可以买得起，只有这样农业所用的工业产品才会逐年增加。 除了保证农业生产所需的工业品的供给外，中央政府更用增加农产品收购价格和降低工业品出售给农业的价格，来减少工业产品和农业产品交换价格之间的剪刀差。另外，中央政府更用降低农业税的办法来减轻农民的负担，并且增加对农业的投资，像红旗渠一类的大型水利建设，都是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