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小时工作制是共产党运动结果

八小时工作制是共产党运动结果







八小时工作制是共产党社会主义运动的结果，也是共产党社会主义运动奉献给劳动者最珍贵的礼物。

现在很多人不记得了，以为这是天上掉下来的，以为这是天赋的，以为这是资本恩赐的。还有的认为是目前资本主义社会里都有的制度旨在限制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保障工人的劳动权益？请问在共产党诞生之前工人有过每日八小时工作制吗？一些人，其中不乏普通劳动者，常常对社会主义这个词语出言不逊。这非常不应该。

当1886年5月1日美国芝加哥及其他大城市的工人们，在共产国际的策划领导下开始总罢工，为全体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那么在这总罢工以前的时候，美国工人一天的劳动时间是多少?  是十四至十八个小时。美国马萨诸塞州一个鞋厂的监工说：“让一个身强力壮体格健全的18岁小伙子，在这里的任何一架机器旁边工作，我能够使他在22岁时头发变成灰白。”

三年之后，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者在法国巴黎召开了一个大会，作出了一个把美国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日作为国际无产阶级的共同节日的决议。

迫于共产党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压力下，尤其是在苏联十月革命之后，全苏联政府立法以工人劳动法规定工人每日工作八小时。在欧州许多苏联的同盟国的跟随之后，《八小时工作制》在当时己经是成为世界范围内的普遍准则。但资本家是心不甘、情不愿的，但它没有办法。

古巴革命的著名领导人切·格瓦拉在领导的游击队失败后曾经说过一句话：“我们走后，他们会给你们修学校和医院，会提高你们的工资，这不是因为他们良心发现，也不是因为他们变成了好人，而是因为我们来过。”共产党运动的威力。

西风东渐。身处封建主义、帝国主义、资本主义重重压迫的中国已是熔岩涌动。

象毛主席这样一批最先进的革命者开始走上中国历史的舞台，为争取工人的权益而呐喊奔走。

1919年7月14日，毛主席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发表《各国的罢工风潮》，介绍法国、英国、美国、意大利、德国等国家发生的工人罢工情况，毛泽东在介绍法英美罢工背景时写道：“罢工在他们国里，原是一件常事。政府和财阀，虽然不敢十分轻视劳动者，每当劳动者拿着劳获不均，工时太久，住屋不适，失职无归，种种怨愤不平问题，联合同类，蜂起罢工的时候，也不得不小小给他们一点恩惠。正如小儿哭饿，到着十分伤心，大人也不得不笑着给他一个饼子。但终是杯水车薪，济得甚事。所以广义派人(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都笑英法的工人是小见识。从老虎口里讨碎肉，是不能够的。”

毛泽东在介绍法国工人罢工运动时写道：“法国，六月三日，罢工风潮发生后，蔓延甚速。巴黎一区，男女工人赋闲者，二十万人。所要求各业不同，而一致主张每日工作八小时。”

毛泽东在介绍英国工人罢工运动时写道：“六月四日，坎拿大维克斯兵工厂工人罢工，要求每星期工作四十小时。”

1919年7月28日，毛主席在《湘江评论》第3号发表《民众的大联合(二)》，毛泽东号召工人们联合起来：“我们要和我们做工的同类结成一个联合，以谋我们工人的种种利益。关于我们做工的各种问题，工值的多少?工时的长短?红利的均分与否?娱乐的增进与否?……均不可不求一个解答。不可不和我们的同类结成一个联合，切切实实章明较著的去求一个解答。”

毛泽东还介绍了西方国家的联合情况：“西洋各国的工人，都有各行各业的小联合会。如运输工人联合会，电车工人联合会之类，到处都有。由许多小的联合，进为一个大的联合。由许多大的联合，进为一个最大的联合。于是什么‘协会’，什么‘同盟’，接踵而起。因为共同利益，只限于一小部份人，故所成立的为小联合。许多的小联合彼此间利益有共同之点，故可以立为大联合。”

1920年12月1日，毛主席通过书信方式与蔡和森探讨实现共产主义所宜采取和平方式还是激进方式时说：“理想固要紧，现实尤其要紧，用和平方法去达共产目的，要何日才能成功?假如要一百年，这一百年中宛转呻吟的无产阶级，我们对之如何处置。无产阶级比有产阶级实在要多得若干倍。假定无产者占三分二，则十五万万人类中有十万万无产者(恐怕还不止此数)，这一百年中，任其为三分一之资本家鱼肉，其何能忍?”

1921年7月21日，中国诞生了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中国共产党，毛主席是组建者之一。这个组织的任务有两个，进行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他的最高目标是实现人民的解放和民族的解放，建立社会主义的新国家。

从此，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焕然一新了。

这一年，毛主席脱下长布衫，在江西安源煤矿发动煤矿工人，他提矿灯，钻巷道，与工人交朋友，了解矿工疾苦。那时的煤矿工人一天工作十二小时以上，工资仅有八至十二个毫子(硬币)，“少年进炭棚，老来背竹筒;病了赶你走，死了不如狗。”毛主席在那里办夜校，组织党支部，成立工人俱乐部，在煤矿工人中点燃了革命的火种。

1922年5月1日，毛主席在《大公报》上发表《更宜注意的问题》，他提出必须关注劳工的生存权，他说：“‘五一’这个纪念是八时间工制运动的纪念。这种运动的目的在缩短工作时间以求娱乐教育，这是‘能生存’而且‘得了业’的人的要求，能生存而且得了业的人自然应该进而要求八时间制。至于那些不能生存的人失业的人，问题则在如何使之生存与得业，在现时的湖南我愿大家特别注重在这里。省宪法虽则冠冕堂皇，可惜全没有涉及这几点! 美其名曰全民政治，实际抛弃了至少百分之九十九的劳工!但这些问题是已经有了的，而且是必要解决的，无论大家怎样不注意，这些问题有一日自然会引起大家的注意!‘殷鉴不远’，俄罗斯的资本阶级、 贵族阶级就是个榜样，他们现在是已经悔之不及了!”

与时同时，中共领导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也在广州召开了，这次大会通过了一个《八小时工作制》的决议案和《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宣言》。这份宣言说：“我们现在有了团体了，全国工人们有了联络了，我们从此以后是再也不能忍受了。我们做工的时间太长了，我们再也不能为着资本家——我们的敌人——的利益来累死，我们宁可奋斗而死;我们再不能忍住我们的饥饿了;我们再不能让那些外国的或本国的监工们的手掌打到我们脸上;我们再不能看着资本家驱策那些亲爱的小孩子们死在机器旁边。我们决意也不让我们的自由完全被剥压。”

1922年9月14日，毛主席、刘少奇、李立三等领导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开始了，工人们高喊着“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第一次用运动的力量主张了自己的权利。

1922年8月16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布了《劳动法大纲》，发起劳动立法运动，要注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大会通过了十大政纲，其中之一便是：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失业救济与社会保险等。”

1929年1月，红军第四军自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途中，发布了党代表毛主席起草的“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布告中写道：“增加工钱，老板担任，八时工作，恰好相称。”

1931年11月7日，第一个红色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瑞金成立，毛泽东为共和国主席。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大纲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以澈底的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为目的，制定劳动法，宣布八小时工作制，规定最低限度的工资标准，创立社会保险制度与国家的失业津贴，并宣布工人有监督生产之权。”

在大会通过的“劳动法”中，对工作时间进行了更加明确的规定，“所有雇佣劳动者通常每日的工作时间，依本劳动法的规定，不得超过八点钟”;“十六至十八岁的青工，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六点钟，十四岁至十六岁的童工，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四点钟”。劳动法还对特殊工种、夜工、加班等做了保护性规定，对加班问题，做了如下规定：“除非经过劳动检查机关或工会对于某项工业部门的特别允许，任何工业和季候工作，不得做比本劳动法所规定的时间以上的额外工作。”

八小时工作制成为共产党人的政纲，也就是说成为它的宗旨和使命，成为它区别于其他政治组织的一项天然属性，因为它是代表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离开了这一项，自然就会失去这一代表性。

毛主席在他的建国方略中，无不强调建立八小时工作制这一政纲。

1938年7月2日，毛主席同世界学联代表团谈话，在回答“抗战获得最后胜利之后，中国的主要任务将是什么”这一问题时，他说道：“在这个国家内，经济是向上发展的，农业、工业、商业都大大地发展，并由国家与人民合作去经营，订定八小时工作制，农民应该有土地，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对外国和平通商，订立互利的协定。”

1940年1月，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讲演，即“新民主主义论”，在演讲中他把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进行了比较，他指出的不同点之一是：“共产主义的全部民主革命政纲中有彻底实现人民权力、八小时工作制和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三民主义则没有这些部分。”

1940年3月11日，毛主席在延安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他在宣传工作中应掌握的纲领中说道：“实行民生主义，废除苛捐杂税，减租减息，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发展农工商业，改良人民生活。”

对于八小时工作制，在特殊时期，毛主席又注重了它的灵活性。例如抗日战争时期，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和集中一切力量打败侵略者，毛主席就提出了与形势相适应的政策策略，在农村实行减租减息，对工业方面的劳动政策采取适当弹性。

1940年12月13日，毛主席在给中原局、北方局、山东分局等地方的电中指示了抗日根据地应实行的各项政策，关于劳动政策，他说：“劳动政策力避过左，目前只作轻微改良，例如十四小时工作日者减至十三小时或十二小时，不要实行八小时制，保证资本家能赚钱。”

1940年12月25日，毛主席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指出要区分当前与土地革命时期政策的区别，对劳动政策问题，他指出：“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八小时工作制还难于普遍推行，在某些生产部门内还须允许实行十小时工作制。其他生产部门，则应随情形规定时间。劳资间在订立契约后，工人必须遵守劳动纪律，必须使资本家有利可图。否则，工厂关门，对于抗日不利，也害了工人自己。至于乡村工人的生活和待遇的改良，更不应提得过高，否则就会引起农民的反对、工人的失业和生产的缩小。”

1942年12月，毛主席在关于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指示中对劳动政策指出：“实行十小时工作制及计件累进工资制，借以提高劳动热忱，增加生产。八小时工作制， 是将来大工业发展时应该实行的，目前则应一律实行十小时制， 应使职工们了解这是抗战的需要。”

1945年4月24日，毛主席在中共七大上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在论述工业问题时指出：“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将采取调节劳资间利害关系的政策。一方面，保护工人利益，根据情况的不同，实行八小时到十小时的工作制以及适当的失业救济和社会保险，保障工会的权利;另一方面，保证国家企业、私人企业和合作社企业在合理经营下的正当的赢利;使公私、劳资双方共同为发展工业生产而努力。”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共同纲领》，在这部具有临时宪法作手的建国纲领中，对于新中国的经济政策进行了相应的规定，纲领规定：“公私企业目前一般应实行八小时至十小时的工作制，特殊情况得斟酌办理。”

中国共产党人用二十八年的艰苦奋斗和流血牺牲，为中国人民争来了八小时工作制。

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刚刚结束，政务院发布《关于劳动就业问题的决定》，其中规定：“为保证职工健康，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扩大就业面，应有计划地、有步骤地坚持贯彻8小时至10小时工作制，一切较大的公私合营工矿交通运输企业均应尽可能实行8小时工作。一切公私企业的加班加点均应受到严格的限制。”

八小时工作制成为新中国最基本的一项劳动政策。

即便这样，毛主席仍然不时地关注着它的落实，关注着劳动者是不是真的享受到了这个革命的成果。

1953年6月4日，毛主席在审阅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军校管理部制定的高级步兵学校教育计划时，他看到计划中“每天学习时间定为九小时半:正课六小时;复习射击教练、队列教练一小时;自习二小时半”这句话，就在“九小时半”处批注“似以八小时为好，即正课五小时，操练一小时，自习二小时。”他随后将此件批示彭德怀：“关于每天九小时半学习时间，似太多，改为八小时如何?尤其夏天，学生吃不消。”

1958年11月6日，毛主席主持第一次郑州会议，讨论人民公社和新四十条。谈到公社社员的劳动时间问题，他说：“明年一月一号就开始，农民一定要睡八小时觉，四小时吃饭、休息，二小时学习。搞一个农民的作息时间表，否则不能持久。至于工人，十二小时工作是不能持久的。”

1958年11月19日，毛主席在一份关于人民公社的主要情况、问题和意见的报告中批示：“关于生活问题，主要有吃饭、睡觉、带小孩三件大事。睡眠一定要有八小时，加上吃饭和休息时间四小时，共计十二小时，一定不可少。劳动时间，一般为八小时，忙时可以有十小时，最忙也不可超过十二小时，以为持久之计。”

1958年11月21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要求“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固体空气”，他说胡琴的弦不要拉得太紧，搞得太紧了，就有断弦的危险。

关于社员的工作与生活，毛泽东说：“要搞万人检查团，去检查睡觉睡够了八小时没有，睡七小时就没有完成任务。关于人民公社的生活问题，比如工作时间、食堂、托儿所、文化娱乐等，要有一个章程，可以在报纸上公开发表。”

1959年12月30日，毛主席与学习小组成员一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到教科书说“苏联的工作日比革命前的俄国大为缩短”时，他说：“关于缩短工作日的问题。鞍钢有的生产单位，曾经做过一个试验，把三班制改成四班制，六小时比八小时的效率还高一点。原因是精力更集中。英国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在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时候，资产阶级曾经做过调查，证明八小时工作比更多时间的工作，效率更高，这样对资本家更有利，他们也就赞成了。”

过去，囿于历史的局限性，或客观条件的束缚，或特殊的时代背景，在某些领域，八小时工作制存在一定的困难，这都是可以理解的。毛主席曾经说过“八小时工作制， 是将来大工业发展时应该实行的”，在大工业时期，八小时工作制理应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有实行的条件了，然而劳动者获得的体验却恰恰相反，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大工业时代，八小时工作制越来越不被人在乎了，毫无节制的加班成了一种常态，成了一种文化，甚至于成了劳动者的一种“福报”，“五加二”、“白加黑”、“九九六”等大行其道，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劳动法形同虚设，劳动者的权益被视若无物，因过度加班造成的生命悲歌不绝于耳。

这到底是为什么?

要揭开这个谜底并不难，当我们一次次地听到某些官员们“谁跟企业过不去，我们就跟谁过不去”那声嘶力竭的恫吓时，答案便尽在其中了。

劳动者八小时之外的时间常常被无端地夺走，而且被掠夺的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不需要理由，不需要程序，简单而且粗暴。

谁也没有把这件事当成一种文明的倒退，谁也没有把这件事当成初心的丧失，谁也没有把这件事当成信仰的背叛。

而我是常常听到被加班折磨着的青年们的长长的叹息声的。

最近，一个在远方的年轻同事通过微信问了我两个问题：

一、《半夜鸡叫》里面周富春为什么要利用长工休息时间让他们工作啊?

二、为什么社会主义的单位利用我们休息时间加班、开会、培训啊?

我把最近学习毛主席著作写成的两篇感想发给了他，一篇是《没有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就只是空名》，一篇是《毛主席的人民管理国家战略》，后来，这个素来跟我政见不合的、对社会主义心存抵触的年轻人，给我回了一句话：“毛主席真是伟人啊!”

[yongbing1993]

残疾人无数谁有邓朴方如此幸运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国总人口数，及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中国残疾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和各类残疾人占残疾人总人数的比例，推算2010年末中国残疾人总人数为8500万多人。如今十五年又过去了，中国有多少残疾人？这么多的残疾人又过得如何？当然，千万别指望和邓朴方看齐，谁让你们没有一个有权力的爸爸。而且也千万别说邓朴方有钱，否则就是你们这些下等残疾人《仇富》。知道患有《仇富》的是什么罪吗？《仇富》就是反权贵人的罪。

邓朴方何许人也，文革时邓朴方在北大读书，因受其父邓小平连累遭批判而堕楼，造成下肢瘫痪。据报邓小平夫妇下放江西南昌时，每日都要为儿子洗澡抹身，可见舐犊情深。文革后，邓朴方曾被送至外国就医，始终无法离开轮椅。他后来创办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中国残联的前身)，为筹募资金，成立了康华公司，在各地大做生意，曾被指是引发八九六四事件的最大“官倒”(倒爷即炒买炒卖)公司。后来官至全国政协主席的另一位「红二代」俞正声，当时也从电子工业部副司长跳槽去基金会当副理事长、康华公司代总经理，成为邓朴方的左右手。后来康华公司解散，中国残联则成为正部级的官办机构，被列入中央管理的22个群众团体(群团组织)之一。由于邓朴方的关系，残联地位一直很高，时任国家副主席王震、时任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都先后兼任名誉主席。 2008年邓朴方成为全国政协副主席，跻身副国级领导人之列后，将残联主席一职交给同样下肢瘫痪的内地自学成才女模范张海迪，自己改任名誉主席。

1980年，走资派邓小平己篡权成功执政在位。而被刚选出美国骨科协会下届会长的马昆医生，率团到北京开会。 301医院的几位骨科医生请马昆医生给邓朴方检查，并请教他有没有办法通过手术，让邓朴方能够坐起来。马昆说，这种手术难度很大，必须在一处设备完善的手术室进行，当时的中国大陆没有这样的手术室。马昆回美国后，曾经和相关医院联系，希望能够免费为邓朴方治疗，但没成功。之后，他向世界闻名的脊椎外科专家，加拿大渥太华市立医院主任医生阿姆斯壮求助。 .阿姆斯壮医生则透过医院向加拿大政府求助，最后，加拿大政府支付了全部医疗费。手术后，邓朴方在周身钢钉的支撑下，总算能坐起来了，但他仍是个不折不扣的瘫痪病人。

邓小平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全国公民进行空前的二次财产大掠夺，把国有财产变成了当权者私有财产。根据1994年底北京银行调查，私人存款超亿元的共有17户，其中高干子弟就占了15户。 1990年代北京流传有超级四大家族之说，分别是：邓小平、王震、荣毅仁、李灏家族。据传，邓三公主邓榕为外商解脱一艘在湛江港被扣的货轮开价竟高达300万；原深圳市长李灏子女光是深圳度假村炒地皮一项就进账3千万。与此相对照，国家统计局宣布，1995年全国月工资水平，最低不足300元；加上目前大陆近半数以上国营企业关门，工人失业被迫流落社会自谋出路；亿万农民迫于苛捐杂税逃离土地、.盲流.城市寻找出路，共产王朝，已经是两极分化日益尖锐化，大震欲来风满楼，摇摇欲坠了。

邓小平一家在抢夺国有财产中首当其冲，无恶不作。无法准确核估邓朴方的庞大财富。 1980年代初期，邓朴方就打着为残废人谋福利的招牌，建立了中国最大的官倒公司——康华实业公司，利用特权大批倒卖进出口批文和大量进口钢板、家用电器、贩卖国家控制物资如石油、煤炭、棉织品等牟取巨额暴利。后因民愤太大，康华遭到整顿，但邓大公子却安然无事。而后来他所拥有的财富不减反增，残疾人基金会成了他的私人钱库。

邓大公子跑到后台后，邓二公子率领邓家快屿吴建常和贺平冲了出来。邓质方原本是学物理出身，1980年代末期自美国回国后迅即进入商界。很快就被任命为中国四大公司之一的中信公司属下的中信兴业公司的付总工程师，接着升为付总经理兼总工程师，最后自然是担任董事长。邓小平1992年南巡后，邓质方趁势而起。他借深圳莲塘房地产公司名义，在深圳盐田黄金海岸的沙头角海涛路口零地价圈地30亩；以低价在上海的虹桥开发区.圈地.，成立四方房地产公司；接管大连立港房地产公司；还将势力范围扩充到还在英国辖下的香港。

邓质方伙同北京首钢董事长周冠五之子周北方、香港巨富李嘉诚以5.8亿港元收购了香港玩具大王丁氏兄弟的开达集团，成立首都四方有限公司在香港上市。香港一些富豪为了讨好邓小平而纷纷认购，使四方集团的最大股东兼董事长邓质方赚得盆满钵满。四方公司不仅在上海有庞大的实业，如有63栋大楼组成的西郊花园，还在北京、天津、广州、深圳、珠海、大连等近十个大中城市大肆贩卖土地使用权。

据知情人士透露，邓小平家族以权敛财，光邓质方就积累了150亿财富，把我国的外汇财富都掏走了近1/4。陈希同案带出一个首钢周冠五和周北方腐败大案。周北方动用首钢5000万美金在法国为自己做生意亏损。这只是官方的说法。其实，周北方当时动用首钢巨额美元完全是为了邓质方在澳门葡京赌场过一把赌瘾而已。当时，邓质方一掷亿金，一夜之间输掉1亿9千万人民币。何厚铧知道邓质方不会欠钱不给，于是连续宴请3天邓质方，直到最后周北方把钱打入法国，然后转往澳门的户头后，邓质方才得以脱身回到北京。

周北方是原北京首钢董事长兼党委书记周冠五之子，时称.京城四少.之一，曾任首钢总公司助理总经理，兼任中国首钢国际贸易工程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周北方在香港买壳上市，公司名为.首长四方.。其中，.首.是首钢、.长.是李嘉诚的旗舰企业.长江实业.，.四方.则是邓小平幼子邓质方的房地产企业。周北方与陈希同关系密切，陈倒台后，周北方被控行贿9百万元，周北方罪该枪毙，1996年9月被判处死缓，后保外就医。江泽民靠此案搞掂以邓家为主的太子党。据悉，周实际上在监狱只待了两年。

周北方只是他邓小平家族的替罪羔羊而已。周被判后，迅速被邓家动用关系转到邓家嫡系人马、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所在的武汉监狱服刑，以感谢周北方救邓质方有功。周北方在武汉名义上服刑，实际上是帮助邓质方管理开发武汉东西湖区的土地项目。邓质方因为觉得对周北方不起，让他承担了那么大的苦头，于是将武汉东西湖区已开发土地中的1万亩划给了周北方3000亩，以弥补对周北方的为自己替罪之功。与其说周北方是受贿被惩处，不如说是因权力更迭，太子党们被迫从前台走入幕后，换个活法而已。

俞正声结交了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作为自己的死党，攀上了邓家。先是出任邓朴方的官倒公司康华公司的总经理，89年被整顿后，邓家派他到青岛市当市长，他哥哥俞强生叛逃美国，他的官运没有受影响，邓朴方让他回到北京当了国家建设部长。俞在青岛时对内压制和剥夺老百姓，然后把土地送给李鹏和邓小平家族。俞到湖北后，指使武汉东西湖区原党委书记彭民泉从吴家山开发区农民那儿强征地3万亩，每亩给5千元都不到。俞指使彭民泉送3千多 亩给邓小平儿子邓质方、李鹏儿子李小鹏和彭真的儿子傅洋，用来盖豪华别墅。俞正声此举也是为了报邓家和彭家的恩，他哪管人民的死活。于是，俞正声在16大成了政治局委员。

陈香梅说，中国腐败带头人就是邓小平家族。她指出，邓家长公主邓林的画的身价也因为邓小平而水涨船高，邓琳到香港搞画展，香港资本家变相的送钱给邓琳，高价买下她的画，500万一幅，600 万一幅，她的画那里值那个钱。邓家长公主邓林的夫臣吴建常更是权倾天下的.有色大王.。 中国有色在香港有三家上市公司，分别是东方有色集团、东方鑫源集团、银建国际，吴建常是这三家上市公司的董事会主席。他多年来把持中国的最易生财的行业——中国有色金属进出口总公司。吴建常因为长年掌控着国家的所有稀有金属，财力雄厚，故养成了大手笔处事的习惯。有一次他想学学炒股票，于是命令属下员工带上4百余万美元西进美国华尔街，结果一个月不到就输得精光。事后该员工的一些朋友为他担心，没想到这位仁兄居然说：.你们瞎紧张干吗？吴老总缺钱吗？输了是国家倒霉，如果赢了，那吴老总也不会少了我的那一份。 .吴建常不仅控制了中国稀有金属的买卖权，在香港有多家上市公司，如东方有色集团有限公司、东方鑫源集团、金辉集团、百利大等，总资产达数十亿港元身为科委副主任的次女邓楠利用邓小平借南巡之便，在深地地岚她同陈云女儿陈伟力在金融投资上插有一手，掀起一些风波；其夫君张宏比较低调，据说也有做生意，但名气不大。

邓小平借南巡之便，向林若李灏为其最宠爱的么女毛毛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的作者），在深圳的银湖零地价圈地50亩，建造一大座古典咖啡色的欧式博物馆。邓榕至少在深圳开设一家名叫.越华.的地产公司，并亲到香港向那些欲图巴结邓小平的富商推销物业。而邓榕的夫臣贺平也是高干子弟，其父是贺彪曾是部级干部。贺平是解放军总参谋部装备部部长，贺平早在1984年隶属于总参谋部的保利科技公司成立时，就担任公司付董事长兼总经理。保利集团现已成为中国最有实力的买办公司之一，在香港有多家上市公司，如新海康航运公司、保兴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等。香港人称保利集团为暴利集团，它主要的业务是买卖军火。香港富豪霍英东之子曾因参与保利科技公司的走私军火活动而被 美国法院判刑坐监。江泽民搭机拿掉贺平的部长职务。保利集团的现任董事长是前国家付主席王震之子王军。

邓家拥有的金钱之多、势力之广实在叫一般百姓无法想像。十几年前，中国某高官王某某宴请一位来自美国的国际友人，席间王某某自豪地和这位来自世界上最富有国家的资本家说，他一年可收入20个亿人民币，总资产超过百亿（这个数字可以让一个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所有的人按现在的生活水平不工作地生活五十年）。令这位美国资本家目瞪口呆。一位在中共尚不算显赫的人物能如是说，那么，天下第一家──邓小平的家人们又会怎么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