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事能够变成好事
毛泽东认为朝鲜战争“不能速胜则缓胜,不要急于求成”。
(1) 两种估计。
中朝两国军队连续取得三次战役的胜利后,毛泽东曾经作过一种估计,即在中朝大军的压迫下,或者由中朝军队打得美军无法再打下去的时候,迫使美军退出南朝鲜,根本解决朝鲜问题。这显然是一种乐观的估计。当然,毛泽东也估计到另外一种可能,即客观形势迫使中朝军队在二月间就可以打一仗,打了以后再休整。(《毛泽东文集》 第七卷 第15页)
这后一种估计对了。果不其然,从1月25日起,“联合国军”乘志愿军和人民军尚未得到充分休整之机,由西向东全面发起大规模进攻。中朝军队开始进行带有积极防御性质的第四次战役。战役打响后,1月28日,毛泽东在给彭的电报中分析说:“第四次战役后敌人可能和我们进行解决朝鲜问题的和平谈判,那时谈判将于中朝两国都有利。而敌人则想于现时恢复仁川及汉城两岸桥头堡垒,封锁汉江使汉城处于敌人威胁之下,即和我们停战议和,,使中朝两国处于不利地位。而这是我们决不允许的。”(〈〈毛泽东传〉〉1949-1976 第145-146页)
(2) 轮番作战。
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连续进行了三次战役,打得十分疲劳,大量减员,要完成第四次战役积极防御的作战任务,困难甚大,亟待补充兵员。怎么办?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于2月7日作出决定,实行轮番作战。这就是将过去从国内部队抽邓老兵补充志愿军的办法,改为以军为单位成建制地由国内调往朝鲜战场,轮番作战。轮番作战是毛泽东提出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一个新创造。
(3) 不能速胜则缓胜,不要急于求成。
面对严峻的形势和困难,彭德怀认为必须向毛泽东当面汇报并请示战略方针。2月21日,彭详细向毛泽东汇报了朝鲜战争情况,突出地提出兵员不足和后勤保障问题。
毛泽东经过认真思考,向彭德怀提出:“朝鲜战争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不要急于求成。”(〈〈毛泽东传〉〉1949-1976 第146页)这一下给了彭德怀一个很大的相机处置的余地。彭感到抗美援朝战争有了一个明确而又机动的方针。
这是毛泽东经过认真调查研究,根据实际情况,作出正确判断,及时调整方针的极其英明的决断。这也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指出了一个正确方向和战略方针。
(4) 打仗总是要死人的嘛!岸英是一个普通的战士。
彭德怀还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毛岸英牺牲的经过,并以内疚的心情检讨说:“主席,你让岸英随我到朝鲜前线后,他工作很积极。可我对你和恩来几次督促志司注意防空的指示不重视,致岸英和高参谋不幸牺牲,我应当承担责任,我和志司的同志们至今还很悲痛。”(《毛泽东传》1949-1976 第147页)
毛泽东听罢,一时沉默无语。少顷,他望着内心不安的彭德怀说:“打仗总是要死人的嘛!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献出那么多指战员的生命。岸英是一个普通的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并叮嘱说:“现在美国在朝鲜战场上使用各种飞机约一千多架,你们千万不能疏忽大意,要采取一切措施保证司令部的安全。”(《毛泽东传》1949-1976 第147页)多么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胸襟和气度!这和那些老来沉湎于“棋牌”、“麻将”、小家庭的“天伦之乐”的大人物们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毛岸英是经过毛泽东同意,随志愿军总部入朝作战的,担任志愿军司令部的俄文翻译和机要工作。毛泽东在他身上倾注了无限的父爱。毛泽东爱他,在他身上寄托着厚望,但毛泽东不把毛岸英看成只属于他自己的,而是属于党,属于人民,他应当报效祖国。
1950年11月25日,第二次战役发起的当天,三架美军B-29型轰炸机从志愿军司令部驻地上空掠过,没有投弹。作了防空准备的人们松了一口气。不料,敌机突然掉转头,向志司驻地投下了几十个凝固汽油弹,作战室被吞没在一片火海中,正在屋内值班的毛岸英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彭总当天向中央军委专门作了汇报。电报到了周恩来手中,周恩来深知这对毛泽东的打击会有多大,他不愿在毛泽东指挥战役的紧张时刻去分他的心,便把电报暂时搁下。直到1951年元旦过后,1月2日,他才把电报送给毛泽东、江青看,并附信说:“毛岸英同志的牺牲是光荣的。当时我因你们都在感冒中,未将此电送阅”。(周恩来给毛泽东、江青的信,手稿,1951年1月2日)
周恩来的信和彭总的电报,由机要秘书叶子龙送给毛泽东。信和电报都不长,毛泽东却看了很久。叶子龙一直静静地站在那里。毛泽东强压着悲痛的心情,说了一句话:“唉!战争嘛,总要有伤亡。”(《毛泽东传》1949-1976 第148页)
杨尚昆在他的日记中是这样写的:“岸英死讯,今天已不能不告诉李得胜了!在他见了程颂云之后,即将此息告他。长叹了一声之后,他说:牺牲的成千上万,无法只顾及此一人。事已过去,不必说了。精神伟大,而实际的打击则不小!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有下乡休息之意。”(同上)
经毛泽东同意,毛岸英烈士和千万个志愿军烈士一样,长眠在朝鲜的国土上,成为中朝人民友谊的象征。
(5) 第四次战役胜利结束。
3月25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和彭总共同召集军委各总部负责人开会,讨论各大军区部队轮番入朝参战和如何保障志愿军物资供应问题。同日,杨得志为司令员的第19兵团作为第二番兵力入朝参战。3月18日,陈赓为司令员的第三兵团,也入朝参战。3月1日,周恩来就朝鲜战局和志愿军采取轮番作战方针问题为毛泽东起草一封给斯大林的电报,经毛泽东修改后发出。电报说:“从目前朝鲜战场最近进行的战役(指第四次战役)中可以看出:敌人不被大部消灭,是不会退出朝鲜的,而要大部消灭这些敌人,则需要时间,因此,朝鲜战争有长期化的可能,至少我应作两年的准备。”“为粉碎敌人意图,坚持长期作战,达到逐步歼灭敌人之目的,我中国志愿军拟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总之,在美国坚持继续作战,美军继续获得大量补充并准备和我军作长期消耗战的形势下,我军必须准备长期作战,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才能解决朝鲜问题。”这最后一段,是毛泽东加写的。电报还说,彭德怀希望苏联尽快派空军掩护中朝军队后方线。(《毛泽东传》1949-1976 第149页)3日,斯大林复电,同意派苏联空军两个驱逐机师进入朝鲜境内作战,掩护中朝军队的后方。
3月7日,“联合国军”集中20多万兵力,在几百架飞机支援下,向中朝军队阵地发起全线进攻。中朝军队节节抗击。13日,主动撤离汉城。到三月底,战线逐渐推移到三八线以北。由于中朝军队顽强抵抗,敌人再也难以前进。
4月21日,第四次战役结束。此次战役历时87天,歼敌七万八千余人,把“联合国军”阻止在三八线附近。
“联合国军”在战场上接连失利,引发美国统治集团内部争吵,迫使杜鲁门中途易帅。4月11日,麦克阿瑟被解职。由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李奇微接任“联合国军”总司令。
五 战争准备长期,尽量争取短期
经过第一、二、三次战役的战略进攻,又经历了第四次战役的战略防御,在中朝军队同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的反复较量中,毛泽东对朝鲜战争规律的认识逐步深化,准备长期作战的思想更加明确。他对抗美援朝战争总的指导方针,被概括为“战争准备长期,尽量争取短期”。
在第四次战役期间,美国就在策划在朝鲜半岛东西距离最短的蜂腰部建立新的防线,企图在中朝军队侧后登陆,配合它的正面部队,南北夹击,将中朝军队赶到蜂腰部以北。
为了粉碎敌人这一计划,中朝军队于4月22日发起第五次战役。
(1)“零敲牛皮糖”。
第五次战役规模是很大的双方兵力都在百万左右(此时志愿军共有十五个军约有百万兵力)。但是“联合国军”武器装备占有优势,它不仅有技术精良的装甲兵、炮兵,而且有制空权,机动性很强。志愿军对美军的一个团左右的兵力曾经多次进行合围,却始终不能消灭它,至多消灭一个营。
这种反复出现的情况,引起毛泽东的注意。1951年5月26日,毛泽东给彭德怀发了一个电报,指示说:“历次战役证明我军实行战略或战役性的大迂回,一次包围美军几个师,或一个整师,甚至一个整团,都难达到歼灭任务。这是因为美军在现时还有顽强的战斗意志和自信心。为了打落敌人的这种自信心以达最后大围歼的目的,似宜每次作战野心不要太大,只要求我军每一个军在一次作战中,歼灭美、英、土军一个整营,也就够了。”(《毛泽东传》1949-1976 第150页)毛泽东在电报中要求,目前打美英军只实行战术的小包围,打小歼灭战,经过打小歼灭战进到打大歼灭战。第二天,他在召见志愿军参谋长解方和第二副司令员陈赓时又重申了这个作战方针,形象地叫做“零敲牛皮糖”,“每军一次以彻底干脆歼敌一个营为目标”。毛泽东还嘱咐说:要“将朝鲜战局的长期性、艰苦性讲清,,使全体干部和战士有充分认识与思想准备”。(同上)
(2)用长期战争的方针,多打小规模的歼灭战。
6月3日,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毛泽东的这个作战方针以及对战局的估量,表述得更为明确。他说:
“因为我军技术条件比敌人差得很远,无法迅速解决朝鲜问题,而决定用长期战争的方针去解决它,则需要有一个逐步削弱敌人的阶段,然后转到最后解决问题的阶段。
敌人现在不但火力很强,战斗意志也还未衰落。我军过去总想用大包围的方法,企图一次解决敌人一个至几个整师,结果没有达到目的,而包围和歼灭敌军的几个连至一二个营的机会则较多。因此,不要做现在我军还不能做到的事,,不要企图打大规模的歼灭战,而应精心设计,寻找机会,多打小规模的歼灭战。
我军每次进攻时,只能由战斗员自己携带七天的粮食和弹药。用完了,停下来,等候补给。如果没有解决敌人,只好撤回来。这是因为敌人用大量空军封锁我军战线的近后方,我们的车辆大部被击毁,粮弹送不上去。敌人已经完全明了我军的这种情况。当我军前进时,它就会全线后撤。等候我军粮弹用完它就举行反攻。”(同上)
毛泽东给斯大林写电报的时候,已临近第五次战役尾声。第五次战役于6月10日结束。这次战役共歼敌8万2千余人,是五个战役中歼敌最多的一次,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地区。常常,从此朝鲜战争进入相持阶段。
在长期曲折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形成了一个信念:在一定条件下,坏事能够变成好事。大敌压境,国难当头,往往能够成为唤醒民众、组织民众、推动各项革命事业加速发展的强大动力。全国的抗美援朝运动,再次证明了这一点。国民经济的恢复,不但没有因抗美援朝而被延误推迟,反而在抗美援朝运动以及同时进行的土地改革运动和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推动下,表现出蓬勃的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