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有奶便是娘”“人总得活着”是汉奸的理论
任何一个国家遭受外族入侵时，出现“有奶便是娘”“人总得活着”的卖国贼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在我们这样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为何冒出这么多汉奸来？
汉奸，并非生来就是汉奸，也不都像影视片里尖嘴猴腮、歪戴帽子、斜挎盒子炮、一口一个“皇军”的样子，那实在是小瞧了汉奸的水准。
想当初，曾经追随孙中山的汪精卫是如何了得的热血青年。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汪精卫亲赴北京行刺清朝摄政王载沣所作《致南洋同志书》何等壮怀激烈！谁能想到，这个曾经有着荆轲刺秦般豪迈和勇气的人，最终却沦为出卖民族利益的千古罪人。
谁又能想道，汪伪政权中仅次于陈公博、周佛海的骨干头目，官居汪伪政权组织部长等要职的梅思平，当年曾是五四运动中火烧赵家楼点第一把火的学生领袖，这个慷慨激昂大骂曹汝霖是卖国贼的人，抗战期间自己倒成了名副其实的大汉奸。而陈公博、周佛海也曾是显赫一时的中共一大代表。他们先是背叛了共产党，又背叛了国民党，死心塌地地将自己的命运牢牢绑在了日本侵略者的战车上。“卿本佳人，奈何作贼？”然而，这就是人和历史的诡异、深刻之处。
其实，看似偶然的社会现象，背后一定有必然的东西在支撑。“汉奸现象”的繁衍，有其复杂的社会历史成因和心理文化原因。之所以有汉奸，一定是因为有外部敌人。抗战期间“汉奸现象”的孳生，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是日本侵略者实施“以华制华”策略并与汉奸亲日派相互勾结的结果。
抗战初期，日本首相发表对华宣言，就公开声称“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和发展……”日本侵华无异于“小蛇吞大象”，没有汉奸，他们就是聋子、瞎子，因而十分重视采取威逼利诱等各种手段，扶植汉奸伪政权达到自己的目的。
1935年3月18日，以民国“美男子”著称的汪精卫画像出现在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上。颇有意味的是，在描述其经历时把他比喻为“鲸鱼的胡须”，意思是容易弯曲，也容易反击，暗讽汪对日态度变了，已经弯曲了。
果不其然，在遭遇一次次抵抗失败和主政挫折后，曾一度主张积极抗战的“鲸须汪”，完全改变了立场，成了坚决“主和派”的代表人物。在日本一步步咄咄逼人的积压下，他的“鲸须”彻底弯曲了，再也找不到那个热血青年的影子了。
正如毛泽东同志深刻剖析的：“民族投降主义根源于民族悲观主义，即民族失败主义”。对外反侵略战争的屡战屡败，使国人媚外、崇外、恐外的思想和民族自卑感有所发展。抗战初期“民众经过上海撤退、南京沦陷的大变，在爱国的心情上呈着害怕敌人的薄雾”。
“不战亦亡，战亦亡”。汪派汉奸们恐惧于日本力量的强大，片面认识中日力量的差距，视敌人如神物，看自己为草芥，无视民族的力量、人民的力量、正义的力量。汪精卫、周佛海认为，以落后中国与强盛日本为敌，“胜负之数不问自知”，“日本感觉着痒的时候，中国感觉着痛了；等到日本感觉着痛的时候，中国已会因痛而死了。”
正是这种媚日、恐日心理在起作用，他们自作聪明地得出“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的结论，以为只有采取“非常举动”“坚定地与日合作”才是唯一出路，因而脱离抗战阵营，走上自绝于民族的“和运”之路，实际上完全成为受日本人摆布的傀儡。
有学者研究“汉奸文化”时发现，在汪伪中央政府中，有留日背景的就有三分之一左右。特别是一些甲午战后赴日留学接受了“洗脑”的中国学生，轻而易举被侵华日军所利用成了铁杆汉奸。他们自以为对日本的了解比一般人准确，因而具有极大的欺骗性、破坏性。从中我们也不难发现，日本通过留学教育在中国留学生中培养亲日派的险恶用心。
“汉奸现象”的泛滥，说到底是人的价值观的沦丧。“居其地，而献其土，视为不忠。食其禄，而弑其主，视为不义”。忠奸正伪是中国人最基本也是最大的道德命题。
汉奸的本质特征是背叛、出卖民族利益。既然是“出卖”，就必然会有“进益”，赔本买卖汉奸是不会做的。为了一己之私利，而不惜出卖国家、民族利益，是汉奸定义的基本条件，也是汉奸真实心态的记录。
所谓“小奸出于愚，大奸出于智”，汪精卫敢跳火坑做汉奸，与其野心勃勃、权力欲望膨胀有较大关系。汪精卫本来拥有优越的政治优势，长期与蒋介石争领袖地位而居于下风，只得到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会议主席等虚名而无实权，自嘲为蒋记“账房先生”“秘书处”。故此，另辟蹊径，再起炉灶，企图借助外力以满足其“领袖欲”，成为汪精卫附逆的重要文化心理因素。
被川岛芳子勾引下水、身居伪江苏省长等高位的李士群常对其部下说，可以在河边摸大鱼，何必到河中心摸小鱼。我李士群什么都没有，就依靠日本人。你说我是汉奸也好，流氓也好，反正我现在有的是钱，有的是力量。
收入优厚的汪伪头子周佛海，当年竟以“每月交纳20元党费太多”为由，宣布脱离共产党。担任国民党宣传部长等要职后，对自己在国民党中的地位仍不满足，而做汉奸从事“和运”，自感“始觉与两年前作幕僚和地方官完全不同也”。从这些赤裸裸的自白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其灵魂是多么肮脏、丑陋和低下。
与大汉奸相比，低级点的汉奸理论就是“人总得活着”。当问及作为中国人为何当伪军不当八路军时，有的伪军竟作答：伪军有军饷，能养家。其实，汉奸们活得很悲哀，因为他们没有祖国；汉奸们活得很卑贱，因为他们没有灵魂。
汉奸的繁衍，反映出我们民族的核心凝聚力和精神支柱出了问题。中国有两千多年的封建文化思想，封建君主专制造就了许多国人懦弱和奴性的性格，“中庸仁厚”“明哲保身”等传统文化的糟粕，对国人心灵造成极大侵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利己主义思想、“识时务者为俊杰”的处世哲学，忍气吞声、随遇而安、逆来顺受等传统心理，使得一些人在国难当头时很容易叛国变节，跪拜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
“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然后人毁之，国必自伐，然后人伐之”。抗战时期汉奸之所以大量出现，主要是由中国自身的原因造成的。汉奸的产生与中国近代长期不统一密切相关。旷日持久的内战，使近代中国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地方上各自为政，致使一些民众地域观念很强，缺乏国家认同意识与归属感。这种被孙中山称为“一盘散沙”的状况，为外国侵略者对华推行“以华制华”和“分而治之”的政策提供了便利。民国建立后，并未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安定和幸福，相反是独裁统治，吏治腐败，军阀混战，外强凌辱，国运日衰，人民生活水平极端低下，造成社会离心力加剧，为汉奸思想的流行打开了通道。
当我们研究抗日战争史时发现，抗战中投降日军的国民党将级军官达58人之多，成建制投敌的国民党军队达五六十万人，追随汪精卫降日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居然也有20多人，并由此构成了汪伪政权的班底。而共产党在抗战时没有一个降日的高级将领或中央委员，也找不到一个营、一个连成建制投敌当伪军的部队。
何以出现如此迥然不同的结果？在国民党的指令中，有可以“保存实力、暂时投降”的谕戒。与此相反，在共产党的入党誓词中，有一句近百年不变的铮铮誓言：“永不叛党”。历史上党内虽也有叛徒，但终没有形成气候。
抗战期间，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在给德国外交部的密电中，这样描述蒋介石对中日“调停”的态度：“他(蒋介石)秘密地告诉我，假如他同意日本要求，中国政府会被舆论浪潮冲倒，会发生革命，唯一结果就是中国共产党会在中国占优势，这就意味着日本不可能与中国议和，因为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
蒋介石:“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这是一句震人心魄的大实话。在共产党的字典里，确实没有“投降”“变节”的字眼。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成为危难之际全民族奋起抗战的价值引领；共产党人用“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的壮举，给一个饱经屈辱的古老民族注入了“沛乎塞苍冥”的英雄之气。
————-
Freedom is not free
满洲人吞并了中国，只消把满清就叫做边疆少数民族建立的全国性政权就妥了，自然与满清合作的中国人的汉奸帽子就戴不上了，反而还是促进民族团结的功臣。现如今的中国人都是与满清合作的中国人的后裔。历史上有如此先例，汉奸自然层出不穷。
今天的有些中国人也这样。看到美国打压中国就抱怨中国为什么不投降，“猪肉要涨价啦，所以投降好”。“中国赢了对个人没好处所以投降好。” “华为要被干掉了所以投降好”。。。这些人应该看看出埃及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