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从来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作者：美国特里尔 翻译：刘路新 高庆国
1975年的最后时刻。一天黄昏的时候，美国前总统的女儿朱莉和他的丈夫戴维来拜访毛泽东。毛泽东谈到尼克松将开始的第二次访华。“我正等着你父亲的到来”。他把双手重重的搁在椅子的扶手上，以加强说话的语气。在这1976年来临之际，朱莉和戴维碰巧发现毛泽东处于一种矛盾的状态。
毛泽东对朱莉和戴维谈起了一首充满斗志的词，这首词当时正准备重新发表，“那是我在1965年写的。”但《重上井冈山》这首词却是左派的一颗手榴弹。“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这是充满激情、富有启示意味的词句。《人民日报》在报道毛泽东会见朱莉和戴维的同时，也发表了这首《重上井冈山》。同时发表的还有《鸟儿问答》，这也是一首斗志昂扬的词，作于文革前期，结尾一句是“试看天地翻覆。”
尽管毛泽东此时已体衰力弱，他还是竭尽全力，拯救在某些人那里正在贬值的文革的成就。因此，《重上井冈山》和《鸟儿问答》并不是偶然写下的，而是文革的序曲。毛泽东准确的估计到，六十年代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将断送在邓小平的手中。“党内将有一场斗争。”毛泽东曾经对朱莉喃喃地说。
文革没有产生新的结构，毛泽东曾想让“为人民服务”的利他主义精神渗透到平民百姓的心底，他把文革说成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要解决人们世界观问题的伟大革命。”他一直在寻找新的妙法。“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答案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六十年代，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确实影响了很多年轻人，他们对权威和旧事物的畏惧心理大大减退。一种新的政治运动也确实展开了。成千上万的群众被发动起来，直接参与到政治运动。到七十年代，自下而上的群众动员没能成为中国政治体制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作为七十年代的胜利者，又重新回到舞台上来了，邓小平是他们的代表。
由于周恩来的故去，邓小平试图对毛泽东之后的权力阵容进行调整，就失去了一根主要的支柱。极右派们看到了通行的绿灯，他们谋求一种极不同的权力阵容；而江青则要孤注一掷。张春桥，这个比江青思路更敏捷根基更扎实的理论家，则站在她的身后。毛泽东本人对这些置之不理，他还活着，他认为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他的态度依旧强硬，而且被邓小平激怒了。
冬至之时，毛泽东发出了一句格言“不斗争就不能进步”，“八亿人口，不斗行吗？”甚至当毛泽东和蔼地向朱莉问起她父亲的腿时，这些话也被作为对邓小平的全盘政策不满的信息被准确地表达出来。
“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通过新年元旦献词传达毛泽东的这句话，使全国震惊。而“安定团结”恰是邓小平自1975年中期以来巩固其权力的办事原则。毛泽东的这些话峰回路转，奇妙无穷。
邓小平是接替周恩来的一位候选人，张春桥是另一位。形势剑拔弩张。毛泽东在场也无法控制他们了。邓小平向这个十五人的政治局作了一个经济政策的报告，姚文元驳斥它在理论上没有根据。有人（不是毛泽东）是坚决拥护邓小平做总理，而左派以他们不会服从他的领导而断然否定。针对这种情况，江青推举张春桥为候选人。但是那些拥护邓小平的人，包括军界元老叶剑英，则设法推翻张春桥作为总理的提议。
“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是典型的毛泽东，他忧心忡忡不相信平衡状态的存在，他赞美光明，老是提醒大家阻止黑暗的降临。“他从来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对邓小平发作起来，这句话更是对他1976年的政治生命盖棺定论。
要说邓小平“歪曲”了毛泽东的话是很容易的。邓小平列出了一些毛泽东历来所坚持的方针，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但毛泽东并未将它们置于等同地位。新闻界宣传邓小平把“阶级斗争”从“纲”的地位降低到只是许多“目”中的一个，这样做，就是否定毛泽东。这位邓副总理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
毛泽东把邓小平及其盟友叫做“走资派”。邓小平的上层支持者、军队元老叶剑英对这位副总理遭到的攻击非常反感。他被匆匆停职，被退出了政治局的会议室，只能离开北京到南方广州去了。
《人民日报》宣布中央委员会出现了“分裂”。面对目前的严重问题，毛泽东和他的侄子毛远新进行了一次谈话，他给这位年轻人就可做和不做的事开了一张处方。毛泽东说“在党的政策要改变时，你必须有清醒的头脑。”毛泽东在说出必须有清醒的头脑之前，稍作了停顿，他在寻找一种更恰当的表达方式。
毛泽东是一位导师，他确实想让他的学生，即中华民族保持清醒的头脑。对中国人民来说，没有一个统一的思想是不行的。毛泽东一再试图通过英雄的行动实现制度的更新，他一直在追求一种更加道德的社会。
“那个人从来不讲阶级斗争。”《人民日报》第一次发表了毛泽东针对邓小平的公开指责。这以后仅一个星期，毛泽东就听说了天安门广场发生了示威的消息，对毛泽东的批评可以说是暗藏的主题。有篇文章说：“秦皇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而秦皇是毛泽东心目中的英雄，不同于腐朽的孔子。
政治局慌忙召开会议，投票决定撤销邓小平的职务。关键的一步是毛泽东本人授意开除邓。虽然他已经病的不能参加这次极重要的政治局会议，但他通过其侄子毛远新向会议转达了撤销邓小平的意见。
官方对邓小平的点名指责“死不改悔”倒是事实。邓小平没有全力反击毛泽东，他正在寻找的是他以后东山再起的根基。不过他封不住自己的嘴巴，他对他的支持者们说：“如果他们说你是走资派，这就是说明你是对的。”可以肯定，这句话在当时不是轻视毛泽东的，就是轻视毛泽东思想的。
“翻案不得人心。”几天后，中国人民手上就有了一条新的毛泽东语录。这条语录的意义何在？它在告诉中国人民，他们当然不知道毛泽东与其侄子的谈话，毛泽东的意思是：人民不会支持邓小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这并不是说毛泽东还在同情邓小平。仲夏时节，政治局全体成员在毛泽东的身边开了一次会议。也许在回家的路上，他们中的有些人还一直在发抖。
“帮助江青。”毛泽东要对未来的政策做出最终指示，他以这句话开头。但是他的话渐渐低得听不清了。后来却围绕着毛泽东接下去讲了什么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有人说是“高举红旗”，有人说是“改正错误”。
江青等宣称毛泽东讲的是前者，这意味着由她来接替毛泽东出任党的主席。这位女士的反对者们听到的则是后者，他们以此来反驳江青们的观点和做法，虽然这种反驳声调是和善的。
毛泽东接着对在他卧室开会的人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已经八十多岁了，早就该死了。”这显然是一件不准备讨论的问题。毛泽东有意要暴露生活中的阴暗面，他盯着这些无言的、善解其意的同志们毫不留情地说：“你们中不是有人希望我早点见马克思吗？真的一个都没有吗？我不信！”
在一次关于战争的谈话中，毛泽东曾经说过：“负担太重时，死亡是一种解脱。”到8月下旬，毛泽东的负担太重了，便不省人事。死神对1976年的中国没有丝毫怜悯。自从1949年以来，无论形势多么危急，毛泽东的在场，始终是权威的最终源泉与平息动荡的巨大力量。这个时代正在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