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之殤 一切都可能捲土重來的人類悲劇

 

九月之殤

傅正明    

一切都可能捲土重來的人類悲劇

 

2001年911恐怖襲擊之後，美國公共廣播電台朗誦了英國詩人W. H. 奧登（W.H. Auden）的〈1939年9月1日〉，即作者當年在紐約聽到納粹德國入侵波蘭的新聞廣播後寫的反戰詩。接著，多家報刊相繼轉載，不少讀者把它轉貼網站，並且以e-mail在親友之間傳遞。

這首名詩是這樣開頭的：

我坐在五十二街
一家下等酒吧裡
猶疑不決充滿恐懼
如同善意的願望破滅於
卑下虛偽的十年：
憤怒和恐懼的電波
發送到全球
明亮而黑暗的土地上，
擾亂了我們的私生活；
難以言說的死亡氣息
侵擾九月的夜晚。

這首詩之所以捕獲了在恐怖襲擊中受驚的讀者的心，也許是因為「死亡氣息／侵擾九月的夜晚」這樣的詩句，不僅有二戰爆發和911事件相隔幾十年的月分的巧合，而且呼應了尼采預言過的「一切都可能捲土重來」的人類悲劇。「擾亂了我們的私生活」的，既是歷史的聲音，也是當代的聲音，而詩人發出的聲音，既是個人的聲音，也是公眾的聲音。

我們必須相愛要不就死亡

奧登多重聲音的奇妙結合，是從作者移民美國的私生活入筆的。身在紐約那家酒吧的詩的主人公，1907年生於英國約克郡，父親是醫生，母親是英國國教的傳教士護士。青年奧登醉心於馬克斯主義和佛洛伊德精神分析，1930年代開始出版詩集，成為英詩開宗立派的「奧登一代」的領銜詩人和左翼作家領袖。西班牙內戰爆發後，詩人前往戰地支援共和派反法西斯鬥爭，發表長詩〈1937年的西班牙〉，作者的自畫像是一位隨時聽從第二祖國召喚的戰士詩人：為了建造一個「正義城邦」，抒情主人公「我」與西班牙簽訂了一紙「自殺契約」，甘願接受西班牙為「我」選擇的「浪漫之死」，因為「我就是西班牙」。次年，這個共和的「我」被顛覆之後，奧登與同性戀情人衣修伍德同赴抗日烽火中的中國，合著《戰地行》。回英國後，正值英國反法西斯戰爭前夕，兩人同去美國，招致英國愛國者的指摘。而此刻，已經厭煩「左翼詩人」、「桂冠」的奧登，歷經疑懼的歲月之後，童年濡染的宗教信仰開始復萌，私生活也發生變故。衣修伍德與他告別後，奧登愛上年輕詩人切斯特?卡爾曼，開始周遊美國的「蜜月之旅」，其同性戀關系一直維持到1973年奧登逝世。

詩人聽到二戰爆發的消息時，他所在的紐約曼哈頓五十二街是當時世界爵士樂的領地，因此，詩的開頭暗含著現代藝術的聲音與二戰槍炮的聲音之間的抗衡。面對來自祖國的指摘，奧登沒有自我辯護，相反，如俄裔美籍詩人布羅茨基所指出的那樣，由於他也是時代的一員，他對時代的批評同時是一種自我批評。

作為他的時代的一根天線，奧登在發出呼救信號時，承認每個人都是當天戰事的「同謀」。以這種攫住人類良心的同謀犯罪感來看，今天的恐怖襲擊的同謀是誰呢？奧登的讀者似乎從他的聲音中找到了答案：

我擁有的僅僅是一種聲音
借以撕開掩蓋的謊言，
街頭巷尾世俗的常人
頭腦中浪漫的謊言
摩天大廈裡
權威人士的謊言：
這個國度從未有過此事
沒有人能孤立存在；
無論市民還是警察
饑餓使人無從選擇；
我們必須相愛要不就死亡。

從歷史著眼，恐怖主義是資產者瘋狂的占有慾，法西斯瘋狂的侵犯慾和無產者瘋狂的復仇心的變態發展。我們從詩中再次出現的「盲目的摩天大廈」看到了這樣一種矛盾景觀：紐約世貿大廈雙子塔既是美國文明的象徵，又是配合恐怖襲擊的同謀的象徵。因此，奧登的詩歌同樣引發了那些反省美國對外政策的人們的共鳴。

關於這首詩，尤其是圍繞著「我們必須相愛要不就死亡」這句詩行，有不少涉及奧登個人和公眾的故事。1940年，以〈紀念W.B.葉慈〉中「把詛咒化作葡萄園」這一詩行為起點，奧登的詩學開始更推崇個人的聲音，精神的聲音，詩風為之一變，但批評家毀譽參半。在此後的長詩《海與鏡：莎士比亞的〈暴風雨〉評注》中，奧登借莎劇的「詩學」刷新他自己的詩學。早在1933年，他就有過「上帝之愛的幻象」（Vision of Apage），現在，他進一步回抱基督教藝術觀，把詩歌中美麗而神奇的聲音，即詩歌的魔力歸於莎劇的精靈阿里爾，把真理和意義的聲音歸於米蘭大公普羅斯彼羅，兩者的對話形成一種詩的張力。在他看來，放縱詩的魔力就會導致自我欺騙，而詩的隱祕目的，就是「通過講述真理來祛魅和解毒」。

共產主義烏托邦在他心中幻滅

在〈1939年9月1日〉這首過渡性詩中，我們已經看到：他對法西斯「祛魅」的聲音，不僅有貶抑獨裁者和帝國主義的政治觀念，回眸啟蒙運動和納粹崛起之前「卑下虛偽的十年」的歷史眼光，揭發「邪惡」、弘揚「博愛」倫理和宗教修辭，也有「巨大心象（imego）造就了／一個精神變態的神」這樣的精神分析的透視，用以解讀希特勒產生的歷史根源和心理基礎。這首詩始於酒吧———它是聆聽音樂的場所，也是獵豔交友的場所，即「世俗的常人」的性慾情愛尋找宣洩出路的地方。從這裡起始，全詩最後結束於對愛神的祈禱。

在1950年代冷戰期間，資產階級的道德──在他的早期詩歌中若隱若現的自由主義、人道主義和個人主義的價值觀，如一輪新的太陽再次噴薄而出。他覺得詩人不能僅僅充當「歷史的奴隸」，歷史的真正主宰是上帝。當奧登正視人的注定死亡的命運，他把那一行詩改為「我們必須相愛而且死亡」，但他仍然感到不滿意。從詞源來看，英文中的「愛」(love) 涵蓋了希臘文的四種不盡相同的「愛」（eros, philia, storge, agape），因此，在這一行詩中，情侶夫妻看見性愛情愛，朋友看見友愛，親人看見父母的撫愛、子女的敬愛，基督徒看見上帝之愛……讀者完全可以借他人酒杯澆自己的塊壘。在1964年美國總統競選中，約翰生的支持者就曾在電視廣告中借用這一行詩抨擊共和黨候選人高華德，因為他宣稱必要時不惜使用核武器平息衝突。廣告開始是一個小姑娘在草地上採擷雛菊，數著花瓣，數到十時，鏡頭突然定格並開始倒數計時，數到零時，從小姑娘瞳孔拉大的黑暗畫面中幻化出核蘑菇雲，約翰生的畫外音響起：「……創造一個世界吧，讓上帝的每個孩子安住其中，否則就走向黑暗。我們必須相愛要不就死亡。」看到以他的詩句結束的恐怖場景，奧登一氣之下在自選詩集中刪除了這首詩。由於共產主義烏托邦在他心中幻滅，他同時刪除了獻給西班牙的詩歌。但是，詩人心中的愛和美及其藝術表現是無法刪除的。

儘管後期奧登希望從公眾生活中撤退，但他仍然有欲罷不能的歷史時刻，不得不充當公眾的喉舌。1968年8月，當蘇軍坦克滾過捷克斯洛伐克自由抗爭的土地，奧登與共產黨人最後決裂，寫了《關於詞語的詞語》，表達他對於聲音的信念：魔怪可以為所欲為，但是，「魔怪不能操控言說」。

奧登一生發表了四百多首優秀詩作，包括多部獨立成書的長詩。布羅茨基把他譽為「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心靈」。紀念奧登冥誕一百周年和911死難者六周年之際，我們可以到奧登「詛咒的葡萄園」裡採摘他甜美的撫慰心靈的藝術果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