珈音的“爱之书”与儒家的仁爱观

（瑞典）傅正明

 

珈音的“爱之书”与儒家的仁爱观

                                                                    新加坡《联合早报》2018年4月23日

 

爱，以及在隐喻意译上的对神的崇拜，不只是盲目的激情，同时需要慧眼的明察。

要把世俗的爱，例如男女之爱，亲情之爱提升为大爱，必须克服自身的无明，修炼出普世同情和智慧。

 

“春铺原上草，我献爱之书。”波斯大诗人奥玛.珈音的这行诗，我经常恭录于译著五卷本《鲁拜诗词新译五百首》（唐山出版社）的扉页，作为给朋友赠书的题词，因为它以比兴道出了《鲁拜集》的核心宗旨。正像烧不尽的原上草一样，人类之爱和爱的歌声永远不会死亡。

 

儒家的仁爱与珈音的“爱的宗教”

 

《鲁拜集》在西方和中国的翻译及其研究，热潮一直持续不断。类似的是，儒学研究在中国已经成为显学中的显学。与此同时，西方儒学界亦表现出一系列新动向。但少有人将珈音思想与儒学进行比较研究。儒家的核心宗旨要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仁”。在《论语》中，孔子认为“仁”就是以“礼”为规范的爱人、助人和体恤别人;“仁”也有“忠恕”之意，这是“仁”的具体运用，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好事不可独占，要与别人分享; 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坏事不可强加于人。“仁”还有“克己复礼”的意思。珈音崇尚的古波斯苏菲之道（Sufi Way）的“消解自我”，与“克己复礼”有相通的一面，尽管其指向有所不同，前者是“与神合一”，相当于佛教的破除我执证得佛性，后者的“复礼”，应当指每个人归于“礼”的内在精神要义。

在古代波斯早就形成了所谓“爱的宗教”。在诗人作品中，充满宗教修辞。十二世纪波斯诗人尼扎米（Ni?ami of Ganja）早在牛顿之前，就提出了一种类似于万有引力的说法，这种“引力”，他命名为“爱”。他说，一旦爱神在天轮中失控，地球就会失去它的鲜花和幸福。在另一首诗中，尼扎米以罗马神话中的小爱神设喻：“用丘比特的烟，我揉成理性的眼睛。”所以，爱，以及在隐喻意译上的对神的崇拜，不只是盲目的激情，同时需要慧眼的明察。因此，珈音在一首诗中写道：

 

真理经书传大爱，青春诗眼颂纯情，

爱情世界多盲瞽，不见高光缺慧明。（Saidi 英译11）

 

在珈音看来，可以称为“爱之书”的，不仅仅是他的《鲁拜集》，而且有各种宗教和文学的经典，大爱是一切真正宗教和文学的核心宗旨。

 

“克己复礼”的苏菲解读

 

要把世俗的爱，例如男女之爱，亲情之爱提升为大爱，必须克服自身的无明，修炼出普世同情和智慧。

当颜渊问仁，孔子以“克己复礼”加以诠释后，颜渊随即“请问其目”。孔子答道：“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此处以视、听、言、动的邪正来概括全部人类行为，其正面的倡导，与佛家指明的八正道有类似之处。这八种断灭世俗诸苦、达到解脱境界的修行方法，即正见、正思、正言、正行、正治、正命、正志、正定。珈音的一首鲁拜，可以与“克己复礼”的“仁”和八正道的精神相互阐发：

 

昨夜谁人耍酒疯？——撩开面罩见花容，

连忙将汝推开去，劫火洞烧心象红。（卷III.086）

 

诗的主人公致辞的“汝”，可以理解为酾客，此处是斟酒的美女，在苏菲诗歌中是被爱者，是最可爱的人。依照世俗的读法，酒为色媒，诗的主人公借酒调情，显然是“非礼”的行为，依照伊斯兰戒律，应当罚下地狱。他意识到这种危险，立即“克己”，即克制了自己的情欲，同时也在提升自己的情爱。这一瞬间的戏剧性镜头，使得这首诗情趣盎然。

珈音与釃客　来自网络，作者不详

 

珈音致力于伊斯兰教、波斯哲学和希腊哲学的会通，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融合，发展了他那个时代的灵肉一体的“爱的宗教”。用珈音的精神传人、波斯诗人鲁米的《鲁米谈爱》中的两行诗来说，“爱是一团炽热的火，火势上炎时，除了被爱者以外一切均焚烧殆尽。”与儒家思想相互阐发，苏菲诗歌中的被爱者，可以视为“仁”的人格化或神格化，这种意义上的求爱隐含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孔孟之道的内涵。用伊朗学者艾明拉扎维（Aminrazavi）在评论珈音的最新专著《智慧之酒》（2007）中的概括来说，苏菲之道的“爱的悖论在于：不能杀身成爱的爱，不是真爱”。这种精神，鲜明地体现在珈音的下面这首诗中：

 

明目烧高烛，偷光点内灯，我心常发呆，汝眼屡传神。

君子多崇美，佳人最爱真，飞蛾追焰火，身祭若情僧。（卷III.031）

 

诗人所爱的这种美，是无言的大美，是至善至美，与仁和义的含义接近，是比肉体生命更宝贵的最高价值。诗中的两个隐喻，即蜡烛和飞蛾，是波斯诗歌中常见的比喻。但我们首先应当懂得，相似的比喻，在不同文化中却可能有不同的意味。中文“飞蛾扑火”常用来比喻自取灭亡，带有讥讽的贬意。类似的是，也有佛门中人，以飞蛾扑火比喻渴念之人追逐红火的钱财和美色，结果难以安心念佛，只会伤害自己。但是，佛门也有像飞蛾一样投身圆寂的人，据说还能烧出舍利子。《鲁拜集》中的比喻，往往有双重意义。这首诗的巧妙的比喻明指男女之爱，暗指苏菲之道，是一种可以以身殉道的坚定的精神信仰。由于珈音心目中的神不见得就是真主，而是一种内在于自身的美的品格，因此，珈音表现的殉道精神，并不是倡导为一个外在的位格神牺牲献祭，而是弘扬为追求美而自我奉献的精神。这种精神，把凡俗和神圣的眼光糅合起来观看，就是一种“愚蠢的崇高”（Foolish Sublime）。在这个偏正结构的矛盾语中，作为中心词的“崇高”，实际上否定了“愚蠢的”这一凡俗的鄙见。英语成语“如蛾围火”（like moths to a flame）与中文“飞蛾扑火”的意思貌合神离，前者的隐喻意义是：假如一群人围住一个人，就像一群飞蛾围着一团焰火一样，那就意味着他们试图靠近一个有人格魅力的人。因此，这一英文成语相当于中文的“众星拱月”。珈音的用法，或英译的归化，与这句英语成语的意思比较接近。诗中的“心”，是包括诗人在内的众多崇拜美的人们的心灵。由此可见，这首诗表达的是一种求美殉道的牺牲精神。

 

珈音与儒家类似的政治理想

 

“仁”在政治上最美的体现，就是历代中国统治者难以践行的“仁政”。在中国政治思想中，最早倡导仁政，明确提出“以人为本”的，是春秋时期齐国名相管仲。《管子》“霸言”篇中，管仲对齐桓公陈述霸王之业的言论，有一段话说：“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意思是说，霸王事业的良好开端，靠的是以人为根本；这个根本理顺了国家才能根基巩固，搞乱了国家势必危亡。这里实际上有两个本：国之本和人之本。因此，很容易掉进以人为手段的泥潭。事实上，中国的统治者总是用“以人为本”作为冠冕堂皇的幌子。后来孟子强调“民贵君轻”，在管仲的思想基础上进了一步，同样有以人为本之意，彰显了人与国家和君主孰重孰轻的关系。近人谭嗣同在《仁学》中提出，就君民关系而言，“君末也，民本也”，君应当由民“共举”，也可以由民“共废之”，使得儒家思想染上了浓厚的近代民主色彩。

在珈音那里，在诗人对创世纪的解读中，可以说只有一个本，即人之本：

 

鸿蒙初创人为本，慧眼明灯辨伪真，

大地浑圆如戒指，爱心镌刻作铭文。（卷I.026）

 

这首诗彰显了珈音与儒家思想类似的观念。有所不同的是，管仲是从帝国建国的角度来立论，珈音是从造物主创造人类的角度来立论，前者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后者更富哲理和人文精神。珈音虽然不可能有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思想，但他蔑视帝国，同情民众，与孟子的民贵君轻和谭嗣同的民本思想非常吻合。类似的是，处在土耳其人入主波斯的帝国，珈音在下面这首诗中表达了他与儒家酷肖的“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

 

假如政事逆天行，朝野有权废国君。

天下为私无节制，难填欲壑保公平。（IV.021）

 

珈音的民权思想同样根植于诗人推崇的祆教即拜火教信仰。祆教经典《阿维斯塔》宣称：“作为独立自主、自由自在的被造物，人类不应受任何命运法则的限制，外力不能强迫他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世上每个人都有权利，也应该自由自在地生活，尽情地享受符合自己的心愿的一切体现真、善、美的东西。”(元文琪译)

林语堂先生在《孔子的智慧》中说: “孔子差不多可算做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因为他的最高政治理想在于社会上大家和睦相处。” 珈音同样被人视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鲁拜集》中吟咏的美景，既是风景也是人景，往往是一幅幅“无政府”的图画，但是，诗人赞美的，并不是混乱、虚无、无道的状态，而是一种由自由的个体自愿结合的互助互爱的社会，是反政教合一，反独裁统治的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