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正明的博客
“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选载作者论著章节和新论新译
一首带刺的“斯大林颂”
译介曼德尔斯塔姆的“遵命”之作《颂歌》
傅正明
苏俄诗人布罗茨基在一次访谈中幽默地说：“依照我的鉴赏，写斯大林的最佳作品是曼塔尔施塔姆1937年的《颂歌》。……假如我是斯大林，我会立即割了曼塔尔施塔姆的喉管。”
可惜的是，苏俄犹太裔大诗人奥斯普.曼塔尔施塔姆(以下简称奥.曼)这样一首长达84行并未完稿的残篇佳作，今天在中文领域还没有全文译介，仅仅有人引介过寥寥数行，且不明就里。反讽的是，这首诗可以说是一首“遵命”之作，但奥.曼自言他一点也不为这首诗感到羞耻，多次当众高声朗诵。
这首诗的创作缘起是： 1933年，奥.曼见证了斯大林“消灭富农”的合作化政策的灾难性后果，目睹了成群结队骨瘦如柴的“饿死鬼”，在朋友小圈子里朗诵了他并未写成诗稿的短诗《斯大林的警句》，讽刺“克里姆林宫的山地人”，把这个“胖子”指为“未来的人民的犹大”。其中一位“朋友”告密后，奥.曼于次年被捕，处以三年流放的惩罚，妻子娜杰日达伴随他苦度艰难岁月。据说有人建议诗人另写一首歌颂斯大林的诗，以求减轻处罚。诗人因此写了这首《颂歌》，后人题为《斯大林颂》。
我歌唱我自己也歌唱斯大林
在译介这首诗，广泛参阅诸家评论时，我觉得它的诗题，可以套用惠特曼《草叶集》的一个诗题，增添为“我歌唱我自己也歌唱斯大林”。先看看诗的开头：
假如我把木炭用作最高的赞美――/赞美一幅画不掺杂质的兴高采烈――/我将用最精致的光线切碎稀薄的空气，/体验焦虑和警报的混合。/由此造成的特征也许能反映“真实”，/浸泡于临近大智大勇的诗艺。/我将谈论转动世界车轮的他，/为了一百个人关注的海关。/我要赞美那眉宇一角,/再次赞美，继续一种尝试：/看普罗米修斯如何把木炭点燃―― /埃斯库罗斯，看我如何描绘和哭泣！
当然，诗贵含蓄，没有必要真的添加诗题。奥.曼的前一种歌唱，是从历史和诗学的高度高屋建瓴的自我的颂歌，后一种歌颂，是一幅名为歌颂实际上隐讽带刺的漫画。诗人借鉴绘画中的明暗对照法，如他在1937年2月的一首无题诗中表达的那样：“像明暗对照法的殉道者伦勃朗，/我已经深深潜入失语的时代”。换言之，哪怕在那“失语的时代”因为言说而再次罹罪，诗人也准备着接受“殉道者”的命运――既为信仰也为诗歌的双重殉道。诗人把为人类盗火受难的普罗米修斯作为效法的崇高对象，以埃斯库罗斯作为悲剧诗人的典范，甚至以他们自况。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转动世界车轮”、叱咤风云的斯大林。此言不假，但诗的妙处在于诗人并没有挑明这个“他”是推动历史的车轮向前，还是把世界的车轮转动到原始的野蛮时代。译为“车轮”的原词ось，也可以译为轮轴。有人认为，该词可以暗指“轴心国”，即二战期间以德国、日本、意大利三国为中心的法西斯联盟。照此看来，斯大林推动的是法西斯碾血的车轮，是极权主义绞肉机的轮轴。
《颂歌》中的“隐喻密码”
三十年代以来，由于严酷的审查制度，奥.曼就开始看重诗的“隐喻密码”（метафорического шифра），相当于中国自由思想者陈寅恪的“今典”与“古典”合用、暗用的隐语，从而极大地拓宽了诗歌境界的时空，并且利用斯大林和审查官不懂诗的弱点，巧妙地逃脱了他们的眼睛。在当时情况下，只有少数慧眼识珠的人才能心领神会。例如第三节的诗行：
画家，捍卫和守护这个武士吧：/用丹青用蓝色的滋润的森林/环绕他，不要用非全整的无思想的/形象辜负父亲的期望。/画家，协助无处不跟你在一起的他，/他在推理，在感受，始终，始终在建树。
依照俄语专家的诠释，译为“守护”的охраняй一词，以谐音暗指охранки，即沙俄秘密警察组织。译为“武士”的бойца一词谐音боя?рин，即伊凡雷帝和彼得大帝治下的特权大贵族。“蓝色的滋润的森林”，暗指俄罗斯传说中女巫芭芭雅嘎（Баба-Яга）出没的森林，这个邪恶妇人靠吃小孩“滋润”自己的生命。在我看来，要说斯大林“始终在建树”，这里的动词строит没有宾语。他在“建树”什么呢？建树得最多的就是他自己的塑像，后来大多被推倒的垃圾。接着，诗人这样勾勒斯大林的形象：
他从讲坛阔步走来，仿佛走下高山/进入头颅的土丘。……
“头颅的土丘”（В бугры голов），依照娜杰日达在回忆录中的解释，明指列宁发表革命演说的新闻影片中群众攒动的人头（斯大林演说时台下同样人头攒动），暗指成吉思汗攻城略地大开杀戒在城墙外面悬挂示众的头颅。诗人敏锐观察到“革命领袖”的蜕变，见证了历史的荒谬：向暴君俯首称臣的头颅，同样可能成为砍下来悬挂示众的头颅。此处“古典”“今典”合用的另一个佐证是：斯大林曾强烈反对托洛茨基关于为俄国人民发展电话的计划，理由是：“这会破坏我们的工作。对于反革命和叛乱阴谋来说，很难想象有比这更灵活的工具。”。?可是，斯大林本人总是手握电话，有多条线路，因此，曾经协助斯大林将托洛茨基开除出党的布哈林，等到自己被捕遭难时，赠送给斯大林一个绰号：“手握电话的成吉思汗”。
我将再次起来言说正在闪光的太阳
下面诗行译自《颂歌》的最后两节，仔细琢磨，同样可以看出“隐喻密码”和反讽的对比：
每个干草堆，每个谷仓/都如此强大、干净和鲜亮――一份生生不息的动产，/人类的奇迹！愿人生更恢弘。/幸福挥舞着棍棒。//在我的意识中倍加（连翻六倍地）珍惜/日渐见证的劳动、斗争和收获，/他的全部浩荡之旅――穿过大平原，/穿过列宁的十月――抵达它守信的应许。/进入前方加宽群众头颅的土丘：/我成了其中的小不点儿，没有人会蓦然瞥见我;/与我相逢只在善意的图书里儿童的游戏里，/我将再次起来言说正在闪光的太阳。
引诗中前三行似乎是伪宗教“礼拜仪式”上的热情歌颂，第四行却出现解构的逆转。诗人“见证”的“劳动”，可以解读为“劳改”，“斗争”，可以解读为“革命大批判”。接着，诗人以宗教修辞来“神化”列宁和斯大林，俨然如神的伟大领袖与盲从的群众，与作为“小不点儿”的诗人形成鲜明对比，表面上看来是诗人自贬，可是，笔锋一转，诗人充分表达了自己的诗歌信念：“我将再次起来言说正在闪光的太阳”。此处“太阳”，究竟是列宁、斯大林的“太阳”，还是普希金一样的俄罗斯诗歌的“太阳”，靠读者明鉴。它也可以借用奥•曼的《沃罗涅日笔记本》中近乎墓志铭的一首诗（1935年5月）来相互阐发： “是的，我躺在地下，双唇还在翕动，/我说的话，每个学童都会铭记……只要地上还有一个奴隶活着”。
由此可见，奥•曼竖立的诗的丰碑，属于“饥寒交迫的奴隶”，“全世界受苦的人”，不属于在革命的浑水中赢得“收获”的权势者。
香港《动向》杂志2016年9月号
那蟑螂般的胡须……
把斯大林嘲讽得惟妙惟肖，总之那时够枪毙的。
我们生在美丽祖国原野，
生再劳动斗争的大路上，
我们编了一首美丽赞歌，
来把伟大的领袖歌唱。
斯大林是我们胜利的旗帜，
斯大林是青年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