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三联生活周刊 ，作者维舟
常有人说，诺贝尔奖的所有获奖名单，文学奖是最有争议的。别的不说，20世纪共有多达十二位法国作家荣获这一奖项，但其中竟然并不包括这一百年间最伟大的法国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有些人甚至觉得，应该把“法国”二字也去掉——普鲁斯特研究专家让-伊夫•塔迪耶在其专著开篇第一句就断言：“马塞尔•普鲁斯特是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
诺贝尔文学奖遗漏的确实不少，至少还有卡夫卡、托尔斯泰和纳博科夫。对于这个只颁给活着的作家的奖项，普鲁斯特在生前确实并不算引人注目：除了屈指可数的随笔，他唯一重要的作品就只有一部《追忆似水年华》，而这部巨著直到他去世，都只出版了一半。别说是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恐怕连普鲁斯特本人，都想不到自己在身后会变得如此有名。
在他去世70年后，历史学家安托万·孔帕尼翁曾提出一个疑问：“原先因为犹太血统、性取向、健康问题，以及他的附庸风雅，长期只为少数人崇拜、处于边缘位置的普鲁斯特，如今竟让我们觉得仅他一人就概括和代表了整个法国文学，甚至整个西方文明，他是如何，又是为什么能赢得这样的中心地位？”
很少有作家像普鲁斯特这样，一生几乎就只专注于一部书，那不仅是他的全部心血，甚至是他构筑的一个微型宇宙。《追忆似水年华》描述的是他20多岁时（19世纪90年代初）的法国社会，1906年秋开始撰写，6年后完成初稿，之后一再修改、重写，直至他1922年去世。
确实，和雨果等生前就已名满一时的作家不同，51岁早逝的普鲁斯特并没有获得当时的一致称赞。《追忆似水年华》的第一卷《在斯万家这边》于1913年问世时，连肯定他才华的人都担心这部作品“过于散漫”了，并不怎么看好。截止1987年，这一卷仅在法国就售出了惊人的150万册，但这卷书第一次印刷时，只印刷了1750册。
当时的法国作家塞利纳对普鲁斯特不屑一顾，曾在小说《长夜行》中尖刻地挖苦他：“在上流社会、空虚人士、欲望幽灵，以及总等待着画家华托的寻欢作乐之人和毫无生气的西苔岛系列画作研究者们周围，总是环绕着无尽又无意义的仪式与活动，而普鲁斯特，如同半个幽灵，顽固不化地迷失其中。”
这并不只是他个人的偏见，倒是极好地概括了当时人的普遍观感：普鲁斯特笔下的世界充满着没落、无所事事、垂死的阶层与时代气息，风格晦涩，不知所云。虽然龚古尔奖在1919年独具慧眼颁给了普鲁斯特，但这一评奖没能说服大多数人，毕竟当时这一奖项本身也不像后来那么有影响力。人们当时普遍觉得普鲁斯特只以上流社会的视角关注极为狭小的生活圈子，文字造作，不堪卒读。塞利纳直到1943年仍攻击普鲁斯特的风格“拐弯抹角、曲曲折折、胡乱拼凑”。
由于文风繁冗复杂，对大众阅读其实并不友好，普鲁斯特的作品从未被编入法国的教材或教学大纲，这也限制了他的影响力扩散。他获得最初的认可，是在一个小圈子里。自20世纪20年代起，一群“普鲁斯特迷”就以某种小教派的狂热推崇他的作品，并热切期待《追忆似水年华》的后续几卷——那直到他去世5年后才陆续出齐。
但即便是这部巨著的7卷全部问世的1927年，普鲁斯特在圈外仍然谈不上多有名。这一年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的文学学士，对他闻所未闻。直到文学批评家埃德蒙·威尔逊以其敏锐的触觉，在《阿克瑟尔的城堡》（1931）中率先发掘出包括普鲁斯特小说在内的一些晦涩朦胧的象征主义作品，才使他在美国逐渐为人所知。
普鲁斯特真正时来运转还要再等待30年时间。二战期间，他的小说是禁书，因为他有犹太血统。1953年和1955年，普鲁斯特生前的两部书信集出版，人们发现他在撰写《追忆似水年华》之前曾做过极为细致的准备工作，而不仅仅是随性、冗长的喃喃自语。这终于使他和他的作品得到重新审视，人们终于发现了这个凭借一人之力精心构筑的浩瀚宇宙。
进入20世纪60年代，普鲁斯特开始被视为法国最伟大的作家，连美国人都相当欣赏他的细腻曲折。但仍有不少人不以为然。作为当时最著名的知识分子之一，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196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对他深恶痛绝，攻击他是为特权阶级服务的内在性文学的典型代表。
著名文学批评家卢卡奇也没把他放在眼里。乔治·斯坦纳后来说，“《追忆似水年华》的情节，普鲁斯特对奢华与变态事物的叙述，显然触犯了卢卡奇严厉的道德观”，而对普鲁斯特的忽视，则“使其对法国小说的总体判断值得怀疑。”
可能令许多人吃惊的是，直到1970年后，普鲁斯特才可以作为专题性论文的主题被研究。而当西方在80年代步入后现代社会，“记忆”逐渐取代历史和现实批判成为涵盖诸多领域的重要主题时，普鲁斯特变成了不仅仅是写出了“好的文学作品”，他的作品甚至一跃成为了好坏的标准。
因《百年孤独》著称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在1982年领取诺贝尔文学奖前夕盛赞：“弗朗茨·卡夫卡和普鲁斯特在现代世界文学领域里的影响无所不在。我们哥伦比亚人如果必须做出英明决断的话，就只能不可避免地汇入这股潮流。”
1980～1989年间，法国国家图书馆收列的普鲁斯特研究书目多达191种，甚至超过了拿破仑（139种）和戴高乐（130种）。此后，在科拉普（Klapp）法国文学年度参考书目中，普鲁斯特以每年至少新增200份研究专著的惊人成绩不断刷新纪录，数量几乎是雨果、波德莱尔、萨特等竞争对手的两倍。由他衍生的一系列研究已经成了一个专门的领域：“泛普鲁斯特学”（para-proustologie）——这也不难理解，就像《红楼梦》也带来了“红学”与“曹学”。
在文学史上，像这样身前身后反差巨大的人物并不只有普鲁斯特，但他的“走红”仍然是相当特殊的——他甚至不像曹雪芹、卡夫卡那样，留下的遗著迅速引起轰动，而是历经许多波折后才被不断重新加以认识的。
法国作家儒勒·雅南（Jules Janin）曾有一句意味深长的名言：“莫里哀已去世160年了，但他仍是法兰西最年轻、最活跃、最真实的伟大作家。”其意无非是说，一位作家的影响力并不会随着他的去世就结束，相反，不同时代的后人通过对他的作品和生平的不断重新解读，仍然可以得到全新的理解和认知，使他继续“活跃”在世人中间——在这一点上，普鲁斯特可以说是最好的例子。
在普鲁斯特生前，他其实是很难为人所理解的。和早先著名的法国知识分子不同，他不是一个“公共人”，而是沉湎在一个狭小的个人生活圈子里。在他看来，真正的世界是一个艺术家得以放松地退居的私人天地，但在许多人眼里，“这也仅仅是那些受伤的、受辱的、有缺陷的人的观点”。同时代的作家莱昂·都德曾说他“身上裹着一件毛衣，整个人看起来像一件中国古董”，这无疑是与社会主流格格不入的形象。
可能正是这种边缘的位置，才使他比常人更敏锐地捕捉到了特殊的美感和时代变动的征兆。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标志着朝向非理性世界的入口已经洞开，而普鲁斯特（一如卡夫卡）正是认识到理性之有限性的最早几位先知之一。他曾说理性享受着不配享受的辉煌，其实这个冠冕应该被摘下来，他甚至还说过：“一切杰作都出自精神病患者之手。”埃德蒙·威尔逊很早就在《阿克瑟尔的城堡》中意识到，在普鲁斯特笔下，“外在世界不能理解、不可驾驭的信念渗透了全书”，这是对19世纪那种乐观精神的反动，却刚好是20世纪的主题。
普鲁斯特对小说常规的时间顺序不屑一顾，更不认为必须有什么“现实意义”，找不出什么“中心思想”，前些年美国评论家乔·昆南还挖苦《追忆似水年华》：“这部小说写了4000多页，结果什么事都没发生。普鲁斯特是在借此含沙射影地批评法国社会吗？”
对普鲁斯特来说，小说不需要“发生什么”，他创造的那个记忆中失落的世界只存在于个人心里，纳博科夫《文学讲稿》中对此做出了精确的概括：“这个世界自身以及这个世界中的人们都并不具有任何社会和历史的重要性。”
由此可见，他在意的不是社会意义，而是审美价值，也只有艺术才为无意义的、充满挫败的世界找到补偿。当然，公平地说，他能这么想，也是因为当时法国文艺界普遍的心态，连都德这样因《最后一课》等“爱国”题材出名的小说家，却也曾说过：“谈文学的时候祖国不值一提！”
普鲁斯特的特别之处在于，他很早就把这种对艺术的向内挖掘做到了极致。他曾明确说过：“天才的力量在于让我们热爱美，让我们感到它比我们自身还要真实。”虽然他的眼光始终落在尘世，但这种对美的热爱使他获得了个人的救赎。
这恰好又契合了后来在西方产生巨大影响的强烈冲动：“朝着美的方向的解放，靠的不是集体的努力，而是以自我为中心；不是社会的劳作，而是个人的救赎。”（《春之祭》）
在这些方面，普鲁斯特都极好地契合了两场世界大战后西方社会的心理变动，战后的年轻人发现，自己比父辈更能理解、融入普鲁斯特的主题。普鲁斯特带着绝望的伤感，为已经失落的世界构筑了一个巨大而密集的网络，并将之变成一件艺术品。韦斯·安德森在谈及他执导的电影《布达佩斯大饭店》时曾说：“生活所摧毁的，由艺术来保存。”这很像是普鲁斯特的口吻。
因此，这并非简单的“时来运转”，而是社会的变化，催生出了能与普鲁斯特产生共鸣的读者群体。特别是第三共和国（1870～1940年）的惨败，其精神土壤到战后逐渐被淡忘，20世纪70年代后法国进入富裕的休闲社会，滋养普鲁斯特的那种被先锋派排挤之前的最后一种古典文化，到此时已变成大众文化，而普鲁斯特本人则逐渐被视为追寻文学本质、通过纯粹的审美寻求自我解放的先知，激发了无数人效仿，而他也由此成了不可逾越的巅峰。
这样，普鲁斯特终于被神化了。但这其实不是普鲁斯特，真正对他的致敬应当是像他那样，忠于自我和内心，有一颗从边缘预见、捕捉细小变动的敏感艺术心灵，从而在无意中引领了未来——也许这样的人已经存在，只不过我们还不认识他。
菲儿的点评太精彩了，也许我们每个人都能自如的切换于这样的两个世界中。
普鲁斯特的一生体弱多病，通过事无巨细的记录自己的感知，时间在他的文笔下被放慢拉伸延长，衍生出是文学艺术上独特而瑰丽的存在形态。正好应了那句“生活所摧毁的，由艺术来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