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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乎上有个话题：顶级作家和普通作家的差距体现在哪些方面?
摘录Vivian Darkbloom的回答如下：
单论虚构文学写作的话，顶级作家和普通作家之间有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后者主要还是以自己有限的人生经历作为文本的原材料，而前者能够利用人类大脑想象力之无限给文本注入源源不断的新鲜素材、让文本的格局远远超越自己人生经历之有限。
因为我本科读的是文学系，过去几年读的小说几乎都是通俗意义上“顶级作家”的作品（不是装逼哈，毕竟我们系就是专门学这个的），所以偶尔读到“普通作家”的小说时，这个差距就非常残酷而明显。
比如最近在读某对冲基金大佬 Barton Biggs 写的小说，这个差距就能非常明显的感受到。Biggs 是个好作家，行文优雅得没话说。虽说本职工作是金融行业从业者，不过由于他是英语文学系出身，所以还是有一些文字功底的。
不过这些依然无法弥补他的硬伤：如果读过他的多部作品的话会发现，他的文本仍然是在不断的循环利用自己过往作品里已经使用过的素材，包括语料（词汇以及文字表达）、设定（时间/地点/人物的模版）、情节结构（事物发展的起承转合），等等。
这类普通作家的作品之高度，取决于他们人生经验之广度，所以像 Biggs 这样的行业大佬光是把自己经历的大风大浪记录下来就够读者喝一壶了。
但是顶级作家的高度完全不会被自己有限的人生经历所局限。比如十九世纪的那帮英国女作家，终生未婚，也许一辈子都没踏出过娘家的门，但这并不妨碍她们创作出惊天地泣鬼神的爱情小说。一张纸，一支笔，全靠编。这种开了挂的想象力就属于老天赏饭吃了，可能是大部分普通作家一辈子也修练不出来的。
原文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41968455
我完全赞同好的想象力是成为顶级作家的核心能力，文笔完全可以是次要的。他们必须能够超越自身时代，跳出制度框架和世俗观念写人类的处境。其实人类的存在就如同海滩上搭建的沙堡，人类的悲剧性早已注定，无论人们为了生存给族群设立了多少制度和知识的框架，而人性的本真反过来又被制度和文化扭曲。
人性比动物性真的不同吗？也未必，但是谁也说不清为什么人类会有自杀的行为，而动物却不会，没有动物因为想不开而自杀的，没有！制度，国家，传统，习俗，观念和价值没有一样是不可以被推翻和改变的，人类的心理行为方式千变万化，到底又还是相差不多的。但即便人生是虚无的空无一物的，并不意味着生命的过程不值得书写，太多的挣扎和不甘，太多希望和绝望，对于生命的流动一味的乐观或是悲观都是简单粗暴的，顶级的作家断然不会只是煽情和夸大，他们能够揭示更多的细节，残酷的美丽的荒谬的动人的，从不同的角度，从不同的心灵，用不同的声音。
记得研究格丽克的诗歌的时候，看到斯坦福大学讲师、诗人Richie Hofmann曾在他的课堂上教授格丽克的诗歌。他指出，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开始在诗歌中强调身体的脆弱、欲望的无序拉扯，以及个人的、抒情的、人性的声音在对抗毁灭、羞辱和削弱时的韧性，这些作品保持了她对心理和情感的独特关注。他认为，好的诗歌不会轻易给人安慰，而是提供一个融合了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的空间。在2020年全球疫情蔓延，人人都对未来感到不确定、孤独、恐惧的当下，格丽克的诗歌或许会让我们意识到，痛苦、遗忘，甚至死亡都不会是我们的终结。
三流作家想告诉人一个欲罢不能的故事，
二流作家想告诉人一个不容置疑的答案。
伟大作家想告诉人一个无言以对的困境。
我也很喜欢迈克尔·翁达杰的《英国病人》，他是加拿大的作家，诗人，小说文笔跳跃富于诗意。
爱丽丝·门罗作品很多，但是她的故事都是平凡人生，比较沉闷。
一本比较太难选了，我多说几本吧
第一流的作品有《安娜卡列尼娜》，《城堡》《1984》《红楼梦》《呼啸山庄》《静静的顿河》
第二流的作品，比如张爱玲的很多小说，不是说写得不好，而是视野格局不够。
第三流的作品太多了，多的都想不起来了....
转一篇梁文道在《一千零一夜》中的文案：《《有人问我公理和正义的问题》
文/梁文道
北大退休的教授，钱理群先生曾经说过一个非常有名的观念，叫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讲的就是有这么一些年轻人，也许学习成绩非常好，也许看起来十分地乖巧，但实际上只为了自己的利益努力钻营，就算他最后进得了北大跟清华，但是到了最后，他仍然是一个利己的人。
但是我们中国的年轻人真的全部都是这个样子吗？我看未必。
我就曾在很多场合遇过一些年轻人，一脸诚恳，甚至一脸悲愤地，来问我一些问题。问什么问题？他们会问我：“梁老师，为什么这个世界这么不公平？”
因此今天，我要给大家读一首诗。一首诗能跟这样的问题有关系吗？当然有。我们今天要读的这首诗，它的诗题就叫做《有人问我公理和正义的问题》。
在我看来，杨牧不只是台湾最重要的诗人，最受尊敬的诗人，而且甚至很可能是过去百年来，汉语现代诗其中一个最优秀的作者之一。而杨牧的诗呢，他向来是有一种浪漫主义的情怀，相当地抒情。但是呢，里面又充满种种玄妙的形而上的哲思。
这首诗，它总结出了，概括出了一种年轻人的形象。这种年轻人我们都不陌生，就是那种会跑过来问你：“老师，这个世界上有公理吗？有天理吗？”是问你这样问题的一群年轻人。换句话说，他很可能就是你，或者是，曾经的我。
杨牧是怎么回答？他只能很嗫嚅地说：“也许有吧，我想。”他后来自己自述，那个感觉就像是，祥林嫂问鲁迅，关于灵魂跟地狱的问题的时候。鲁迅吃了一惊，他说，论理该有，但是也未必就有。只能这么说。
但这个问题，跟那个年轻人的相貌，那些年轻人的愤慨，他们背后的情绪，一直留在杨牧的心底。杨牧回去睡不着觉，早上起来，一下子就在纸上面写下了第一行：“有人问我公理和正义的问题”。然后等到，他有一天回学校，他开的那堂课要考试，他监考。底下的学生，低头奋笔疾书答着试卷的时候，他望着这群年轻人，他望着他们的样子，忽然之间，情绪一到，灵感一到，就在桌上的纸上面，把这首长诗，整整地写完了。写完的时候，正好也是学生交卷的时候。
那个年轻人不是为考试而愤怒，因为它不在他的举证范围里面。那他为什么愤怒？那就真的是，觉得这个世界太有问题了。其实同样的问题，杨牧年轻的时候也曾经遇到过，只不过它往往会展现出一种更复杂的面貌。
那我们怎么办？也许我们都会像这首诗里面的年轻人一样，满腔的愤慨，无处宣泄，直到你遇到一个，你觉得他能回答你这个问题的人，你去问他：“老师，这个世界上面有没有公理？正义是什么？”
不瞒你说，我小时候也写过诗，但这没什么好害羞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认识的大部分人年轻的时候都这么写过一点点诗，是不是？少年人嘛。所以很多人说诗是一种属于少年或者青年的文学艺术。
诗是一种仿佛，是文学之中特别一种跟灵魂、跟天上的某种的神秘的力量相关的一种文学，真的像希腊人讲的，要有缪斯女神的祝福你才能够诗情勃发。但其实我们不用搞到那么玄乎，诗很简单，它之所以是少年人的艺术，是因为年轻人在他十来岁的时候，青春期的时候，很敏感，对很多事情都有很特殊的感受。那么他有动于衷，有强烈的情感冲动，把他用诗写出来，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杨牧在自己的半自传的虚构散文《奇来前书》讲过，当时（1950s）台湾每个学校学生，每个星期要交一篇周记，有一栏是要你写，你自由的感想，你这周有什么特别事要有感想，虽然叫自由的记载，自由的感想，但是所有的正经的年轻人学生们都知道，它不可能是自由的。
有一次他去参观一间医院，学校的活动，在医院的太平间也就是停尸房里面看到一个大缸，大缸里面泡了一具尸体，是一个男人的尸体。他很好奇地凑近一看，发现那个尸体的胸口有一个血洞，一看就知道是枪毙的结果。
那是台湾处决最多政治犯，枪决政治犯的年代，少年的杨牧看到了这样的东西，当然大受冲击。那么他是不是该把它写进诗里面呢，还是像我们现在继续给大家读的这首诗里面的年轻人一样，把他看到的对于社会的、政治的种种疑问，写一封信去问一个你很尊敬的长者、老师，看他有什么答案给你。你要学会好好说话，不能够胡来，不能够瞎说，要控制感情，有些题目不能碰，否则？否则怎么样？
有一次他去参观一间医院，学校的活动，在医院的太平间也就是停尸房里面看到一个大缸，大缸里面泡了一具尸体，是一个男人的尸体。他很好奇地凑近一看，发现那个尸体的胸口有一个血洞，一看就知道是枪毙的结果。
那是台湾处决最多政治犯，枪决政治犯的年代，少年的杨牧看到了这样的东西，当然大受冲击。那么他是不是该把它写进诗里面呢，还是像我们现在继续给大家读的这首诗里面的年轻人一样，把他看到的对于社会的、政治的种种疑问，写一封信去问一个你很尊敬的长者、老师，看他有什么答案给你。
杨牧经过了几十年，这个时候才开始在政治上面，踏出一步，用诗来讲政治。但是这种讲法，他必然要经过这么漫长的时间去高度地凝炼，艺术上把它结晶，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要避免让诗，沦为一种很单纯的政治表态。
在这种是非价值观的争论上面，一个诗人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立场呢？保持一段稍微冷静的距离，然后在这个距离里面，慢慢地去审视各种各样立场的存在，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及距离。
杨牧始终没有给出答案。相反的，他描述的是会问这么样的一个问题的年轻人，他带着这样的一种愤怒，他带着这样的一种情绪，要寻找正义跟公理，不惜粉身碎骨，然后他粉身碎骨了，在社会的前锋倒下了，倒下又怎么样呢？
他倒下的那个空间是个永远不在的空间，而我们大部分人看到这样的事情，听到这样的事情，我们却从容遗忘了这些，曾经热血过，牺牲了的年轻人。
——摘自《一千零一夜》节目文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