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了“爱国肉”

想 起 了“爱 国 肉”

去年以来中美爆发贸易战，中国停止由美国进口猪肉，改从俄罗斯进口。始料未及的是，正在俄罗斯流行的非洲猪瘟，竟随之进入中国大陆。仅仅一年，非洲猪瘟就蔓延到所有省市，造成大量猪只死亡。受此影响，猪肉价格飙升近百分之七十，老百姓叫苦不迭。

看到此消息，不由得想起吃“爱国肉”的往事。吃肉居然关系到爱国，现在的年轻人一定以为是开玩笑，这二者风马牛不相及嘛。但在中国大陆，确实有过一段时间，是以多吃猪肉为爱国行为的。1964年时我在南京大学读书，某日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来校作报告。谈到大好形势时，他说这几年吃猪肉要凭票限量供应，大家受苦了。接着他宣布：很快吃肉就不要票，可以随便买了。听到这个好消息，师生们无不欢欣鼓舞。

江渭清的报告，让我想起听过的另一个报告。1960年中国大陆陷入空前大饥荒，我家在沈阳，每人每月三两猪肉，平均到每天只有三根肉丝，塞牙缝都不够。1961年某日上级一个女部长来我读书的中学作报告，她说虽然猪肉供应少了些，但形势还是大好。她解释说在旧社会只有地主资本家才能吃上肉。现在是新社会，大家都能吃；吃的人多了，平均下来每人就只有三两了。我听了将信将疑，有的同学却悄悄地说她在骗人。

那么怎么会在短短三年里，就从每月三两肉变成取消限量呢？其背景是，由于实行刘少奇的“三自一包”政策，放松了对农民的控制。从1963年起农业复苏，生猪存栏数量和屠宰数量猛增。各地存放猪肉的冷库纷纷告急，说如果再不把陈年冻猪肉处理掉，冷库势必爆棚。于是政府决定取消限量，把陈年猪肉尽快卖掉，以便存入刚宰杀的新猪肉。

北京一声令下，各地肉店案板上的猪肉突然增多。经受了几年饥饿，老百姓忽然可以无限量买肉，不禁欣喜若狂。许多人一下子买了几斤，上顿接下顿地吃，过足了吃肉的瘾。可是没过多久，猪肉销售量就下降了。这又是为什么呢？首先是由于老百姓的钱包是瘪的。多数人的工资只有每月几十元钱，购买力低下。每斤猪肉要六、七角钱，而每斤蔬菜只要几分钱；猪肉比蔬菜贵得多，不可能天天买肉吃。其次是由于买到的猪肉在冷库存了几年，甚至过了保质期。这种肉化冻之后质地松散，有的甚至变了色，瘦肉发绿，肥肉发黑；于是许多老百姓对吃肉的兴趣大减。

为了早日出清冷库里的陈猪肉，政府推出了种种办法。最重要的是号召老百姓急国家之所急，谁买得多谁就爱国。“爱国肉”的名称，就是这么来的。在中国大陆，当事情上升到爱不爱国的政治高度时，老百姓就明白这猪肉是非买不可的了；不买意味着什么，是显而易见的。再就是推出优惠政策降价促销，由工作单位组织职工赊帐认购：先吃肉、欠下的肉帐从工资里慢慢扣。政治与经济双管齐下，于是猪肉的销售量急剧升高。

可是一下子买进十几、二十斤爱国肉，家家户户却面临一个大难题：当时老百姓家里根本没有冰箱，如不及时处理，必定坏掉。这个头等大事，考验着人们的智慧，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的人家把爱国肉全部煮成红烧肉，上顿下顿都是肉，很快就吃得见肉要吐。有的邻居买了爱国肉，一部分腌成咸肉，一部分制成肉包子，余下的肉就炒在菜里。

我家则用独特的方法来处理二十多斤爱国肉。先把肥肉剔下来，熬成猪油装瓶，猪油渣就成了美味零食。然后把瘦肉切成一寸见方的肉块，加上盐、酱油、糖和茴香等，放进大锅里煮熟，再以小火将汤收干。下一步是把煮熟的肉块扯成尽可能细的肉丝，这是慢工细活，我放假在家没事，自然就由我承担了。最后一步是把细肉丝用微火熏干，自制的猪肉松就大功告成啦。肉松不但能长时间保存，还便于携带；假期结束，我就带了一瓶家制肉松回到南京大学去。

随着老百姓大吃爱国肉，库存的陈年猪肉终于销售一空。于是爱国肉就成了历史名词，如今只有六十多岁以上的中国人还记得这码子事。这些年来时而发票限量，时而又放开肚皮吃爱国肉；时而大降价，时而又大涨价。猪肉是中国人食用最多的肉类，猪肉供应与生活息息相关，若能早日遏制非洲猪瘟，并恢复进口美国猪肉，保证市场平稳，则百姓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