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曉康按：此文寫於十年前，建國六十年，所謂"一甲子"。如果北京的統治者不更換，以後每十年皆可發表一次。】
一九六一年我家從杭州遷到北京，住進景山東街西頭的一個大雜院，名叫西齋，原先是京師大學堂、亦即後來北京大學的宿舍。隔街就是紫禁城後面的景山，舊稱煤山，有個左側門可進。於是天天放學之後，我都跟夥伴們到那裡面去，先找個石凳寫作業，然後環山追逐，或在山坡上打滾兒。這景山頂端，有個萬春亭，朝南望去，整個故宮就在眼底，一覽無餘。那鋪天蓋地的黃燦燦琉璃瓦，宛如一個金色大湖。再往南端遠眺，便是天安門廣場，卻只見紀念碑露出它的小頂冠，而萬春亭的山坡，成了觀禮花的最佳地段，每逢十一國慶，我們小孩子夜裡就去找個樹叢臥下，看那大殿群背後衝起的煙花滿天繽紛。
煙花明滅，在轉瞬之間，鑄成了一代人的虛假觀念，也燃盡了他們輕薄的理想。六十年代初，北京城裡幾人知曉，神州大地已是餓殍遍野？而這廣場上的絢爛夜空，跟後來長安街的血光，又是一種甚麼因果？而今清點這六十年，不如清點一下我自己的心智（mentality），看看在那裡面積澱了一些什麼東西，是我不能言明卻又制約我的？我是一九四九年生人，標準的「共和國同齡人」，也是「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樓塌了」的一代人，我們卻說不明白這幻滅的滋味，因為我們從未面對過自己的「個人精神史」。
斯大林／俄羅斯
「白茫茫大地真乾淨」，無疑是我們的一個來源。你剛睜開眼睛，已經沒有歷史了。也許使用「蒙太奇」的鏡頭描述，是此刻我只能做的。一九五三年我才四歲，至今記得那時的一個場面：大人們都站在院子裡，仰面朝天，等待天上一架飛機駛過，那是為斯大林逝世而全中國舉喪。你能說這不是一個來源嗎？我們這一代人，跟已經顛覆了他們自己歷史的那個俄羅斯，有太多聯繫，而跟我們自己的傳統毫不相干。意識形態、制度建構的移植，就不去說它了，在文化上我們所能吸吮到的養分，從哲學、文學、音樂、美術等等，哪一樣不是來自蘇聯？我們讀托爾斯泰多於雨果，對莎士比亞則很陌生，自然讀得最多的是魯迅，而他也只曉得東歐蘇俄。《列寧在一九一八》是我們的黑白電影。我們一輩子只愛聽那個「外國民歌二百首」，大部分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尤其蘇聯的最多。從那斯拉夫旋律中，可以追尋捕捉我輩難以言說的私人心境，更是屍陳國家話語的一座馬王堆。那時既無電視MTV也無CD隨身聽更無iPod，但這一代人的音樂記性好得驚人，個個皆靠模仿，把歌詞和歌手的唱腔學得逼真。說這是「吃狼奶」，大概過於簡單化，但是標榜為「俄羅斯傳統」，則是一種矯情。我們沒有能力從這種「傳統」中剔除民粹主義、領袖意識、政黨邏輯、暴民傾向、平均觀念等等，以及思想方法上的決定論、兩極化，才是要害。
東方紅／溫都爾汗
於是「領袖」便糾纏我們一輩子，成為難以擺脫的一種「父權」。一九六四年國慶節前夕，人民大會堂裡在彩排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我弄到一張票，看得目瞪口呆，像喝醉了似的回家去。一種來自朝鮮的造神「巫術」，對於北京的魅力型領袖，乃是如獲至寶的，而真正的總導演是宵衣旰食的國家總理。那其實是在彩排十年文革。舞台上的阿諛、迷醉、癲狂，後來如法炮製到天安門廣場，觀眾席裏如潮水一般流傳的，則是來自全國的百萬紅衛兵。這個彩排一直進行著，也沒有隨同文革而謝世，又在二○○八年夏天的「鳥巢」裡再次上演。這種巫魅的儀式，對現代中國人進行了一道作舊處理，把他們變成一支支雄壯的秦俑方陣，六十年來從驪山秦始皇陵寢中陸續出土，也預先為兩千年後的「全球化」世界工廠備好了龐大勞力。
話說溫都爾汗的一個炸雷，把我們從批鬥、武鬥等種種攻擊他者的野蠻之中驚醒後，記憶就被刷得一片空白。甚至塞給我們的這個幻滅，至今都是一個說不清的陰謀，而若是沒有這個陰謀，我們恐怕一直要樂呵呵地呆傻下去——世上曾有哪個世代如此可憐過？於是，這樣的幻滅，便不是甦醒。於是，我們還會對另一個「領袖」著迷，雖然他只不過比前一個矮了一頭。他們可以再騙我們一次，實在怨不得他們，只怪我們永遠不懂一個常識：他們本來就是騙子嘛。無可救藥者，更在這種「政治盲瞽」已然進入遺傳基因，將繁衍出一代代幼稚的「理想主義青年」，無論是「八九」學生還是「可以說不」的憤青。八九年五月的一個夜晚，我站在金水橋的欄杆旁，張望那沸騰廣場上的黑壓壓一片，心裡焦急的只有一件事情：怎麼才能讓這些絕食的學生，和前來助威、呵護的百姓們相信，共產黨是會開槍的？那是已經殺了四、五千萬人之後依然存在的一個難題！
子彈費／民族魂／造神
因為人口過剩就人命不值錢？因為尊齒就得聽任老人無恥？因為皇帝曾經喪權辱國就讓主席凌駕一切？因為八國聯軍燒了圓明園就得服從「四項基本原則」？因為學生不肯撤出廣場就得開放外資大舉入侵？假如這些也算爭議的話，那麼都要由子彈來裁決，而子彈果真呼嘯而來，木樨地的飲彈者卻是一聲「橡皮子彈」的慘叫——無奈林昭媽媽被逼為女兒遭槍決而支付五分錢子彈費的驚人細節，仍不能驚醒這樣的懵懂。可是，一旦「反右運動」的陣前主帥，搖身一變為「改革總設計師」，我們還來不及去釐清這筆帳，又要繼續為他的「開放設計」，而支付江河斷流、草原沙化、森林消失、食品有毒甚至延禍子孫後代的代價。
說來淒涼，我們或許是「亡國滅種」的冤大頭，叫它討了二百年的債，否則我們不必慌著強國忠黨或改造民族，以至滅絕了單個的人，而人口卻從四億增長到十二億。六十年裡中國埋頭生產「反革命」，幾無科學發明，卻精於羞辱、折磨之術的鑽研，內含多項世界之最，假如吉尼斯大全肯收錄的話。「與人奮鬥」因發達成一門哲學而「其樂無窮」，這一次我們倒是不屑於俄羅斯的「靈魂」拷問，因為我們有「民族魂」魯迅的專利「靈魂療救」，並在毛澤東手裡發揚光大為「靈魂深處爆發革命」，因為紹興的阿Q穿越時間隧道，終於跟雷鋒握上了手。
在這種國度裡，抗議是一種「群膽文化」，悲痛才能聚眾，「清明」由此變成一個「政治哀悼節氣」，而「覺醒」總是在一個「好人」死了之後。七六年一月的寒冷清晨裡，我躺在豫北農村冰涼的被窩裡，被廣播裡的哀樂，催得濁淚滿枕巾。其實大家都跟我一樣，主要是在哭自己，只不過找到一個政治理由才哭得出來。「十里長街送總理」幾乎是一個街頭運動的新創造，但十三年後又去重複一次，至少是很沒有想像力；而統治者更沒有想像力，以為推倒前朝宮牆，擴出一個巨型廣場來，它只具有萬眾雀躍歡呼萬歲一項功能，殊不知造神的空間，恰好是最佳的滅神場所。
盛世／鬼打墻／李叔同
不過，苛政不會錘煉叛逆者的智慧，毋寧只煎熬了他們的焦慮。異想天開的「民主一舉成功」，大概不過是「解放全中國」、「全國山河一片紅」的翻版，乃是由「叫你永世不得翻身」未預期地馴化出來。即便聖雄甘地的「非暴力主義」，似乎都用錯了地方，儘管這是二十世紀所能提供的不能再好的和平抗議模式，無奈共產黨豈有英國殖民者的「婦人之仁」？至於文革的絕食，那原本就是中南海裡那個梟雄玩於股掌之上的雕蟲小技。中國七個星期的浩大抗議，啟動了蘇東波崩潰浪潮，卻在本土鉤起二十年更冷酷的壓制。這個更大幻滅，使中國知識份子的脊梁骨愈加缺鈣，而我們或許只能遺憾，那為中國異議者所能使用的抗爭模式，這個世界還沒來得及打造呢。
這六十年，卻把俄國人巴枯寧最早預感的"黃禍"幻覺，落實成真——鴉片戰爭輸入的西方技術與中國人的原始奴性相結合，撫育兩億五千万勞力，日工資一美元，只是沒有再拖著一條辮子而已，也非"亞洲四小龍"同日而語，卻由"新儒家"早就預備好一頂"儒家文明現代化"的桂冠，偏又遇上亞洲當紅而歐美衰退，於是它的胃口，就是全球訂單和買斷全球，於是它便可以綁架酒色財氣的神州，又贖買昏頭脹腦的華爾街，迎來一個油膩膩的「盛世」。
假如歷史可以「假如」——假如譚嗣同沒有把光緒手詔交給袁世凱，假如陳獨秀出了北洋監獄後沒跟李大釗去樂亭，假如一九一九年初毛澤東沒能從上海碼頭赴法留學的人群中溜掉，假如在四川阿壩的葉劍英沒有截獲張國燾的電報，假如胡宗南的軍長劉戡在延安王家灣追上了毛澤東，假如一九六一年彭德懷去美廬求見時毛澤東沒有睡覺，假如文革中毛澤東沒有特意留下鄧小平的活口，假如林立果小艦隊用高射炮平射擊中了主席專列，假如八九年四月下旬趙紫陽不去平壤，假如五月份柴玲被人私下串線見了鄧小平……這六十年會不會稍有不同呢？恐怕，它依然是近代二百年的邏輯後果、五四近百年的自然延續。你瞧，無論全盤西化還是「以俄為師」了一個多世紀，我們居然哪兒也沒去過，還是在祖先設下的歷史循環圈裡「鬼打牆」，設若西太后還魂於鄧小平，趙紫陽就是光緒了，那麼誰是袁世凱呢？惡的歷史，竟如此輕易地重複了一次，而我們卻不可能在六十年裡，再找到梁任公的如椽大筆、陳獨秀的曠世呐喊、胡適之的冰潔清醒……
忽一日，聽網上飛來一支小曲：
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晚風拂柳笛聲殘，夕陽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壺濁酒盡餘歡，今宵別夢寒……
這來自上個世紀初的音調，好像有上千年的塵埃，卻又分外的清新、悠揚。歌詞的韻味，貼近千古絕唱的唐詩樂府，又很像徐志摩的散文。有人考證，那曲調原是一首美國通俗小調，歌詞則是濃縮了《西廂記》的某個折子，竟然成為現代中國晨曦中的一曲"陽關三疊"，然而淒迷之處，是李叔同在《送別》無法送別的一切。輪到我們來送自己的「六十年」，則仿佛沒有甚麼值得送一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