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巫宁坤 （王渝供图/图） |
听到舅舅去世的消息，脑子一片空白。慢慢走出那片空白，遂想起初次见他的情形。在那个特殊年代寻找舅舅，对我来说实在是一次特殊的遭遇。
巫宁坤是我母亲的堂弟，我叫他舅舅，以示区别于大舅舅。从小我们就跟大舅舅熟，1949年以后他和我们都住在台北，时常见面。而舅舅呢，我则是到了将近而立之年才第一次见到他。
很小的时候，我有一条裙子，黑色带小白点。我不太喜欢它，妈妈告诉我那是降落伞做的，改变了我的感觉，竟然非常地喜欢起它来。我觉得穿上它，好像漂浮在天空。妈妈说舅舅在空军当翻译时送给我的。很久以后我体会出那是妈妈编来哄我穿那条裙子的故事。
这个故事把我和舅舅联系上了,凡是大人聊天说到舅舅我特别留心听，于是从捡拾来的只言片语，我拼凑出心目中舅舅的形象：聪明勇敢。抗战时期，读西南联大二年级的他投笔从戎，因为英语好，在飞虎队担任翻译，后来留在美国读完大学，还准备攻读博士学位。我在台北刚上初中的某一天，大舅舅气冲冲来到我们家报告一个惊人的消息，说舅舅从美国回大陆去了。那时台湾的宣传把大陆称为“铁幕”。回到“铁幕”里面，当然很惊人。大舅舅认为他学成会来台湾，在这里一定能找到很好的工作。他却做出了这样的选择，难怪大舅舅气得直骂糊涂。
一九七五年，我们开始定居纽约，外子夏沛然在联合国任职翻译，我则在华文报纸《美洲华侨日报》担任副刊主编。联合国工作人员每两年有一次回籍假。一九七七年是沛然的第一次回籍假，我们去大陆时途经香港，见到我的四姨。四姨给了我们舅舅的地址，要我们去看看他。其实，她不说我也是要去看望这个舅舅的。多年来他不时浮现在我的意识里，印象模糊却又令我感到杰出、亲切和好奇。
我们第一站是北京，我立即跟我们的陪同提出要到芜湖的安徽师范大学看望舅舅。那位陪同告诉我不能去，因为那里还没对外开放。我立刻写信向舅舅报告此事，然后动身去大寨采访陈永贵。那是报社给我的任务。等我们到了上海，舅舅的回信也到了。他很不以为然地说：当然对外开放，杨振宁已经去过了。让我继续努力。于是我又跟上海的陪同提出要去探望舅舅的事。这次一切顺利，没再提什么不对外开放的事了。陪同帮我们办妥交通住宿的事务。我按照舅舅给的电话把好消息通知他。第二天我的表妹毛毛突然从芜湖来了。她让我打电报通知舅舅到达的日期和车次。我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是照做了。然后便带毛毛去买衣服，她的一身衣着非常不合身。她这才告诉我，为了外出，特地向人家借了衣服穿。我知道他们生活困苦，却没想到连出门的衣服都没有。
我们去芜湖那天，陪同送我们到火车站，然后交给另外带领的人。火车站人山人海，火车上处处拥挤，走道上也全是人。我们被带进一节空车厢，坐定后一直不见人进来，车子开了，还是只有我们两个人。我简直如坐针毡。
火车到达芜湖，我们一下车就有人迎接。月台上有一群人在等候，一位前来招呼我们的自称是革委会的，接着说了一套欢迎的话。我头昏昏的什么也听不进去，四处张望。我的舅舅在哪里呢？我终于看见一位老先生，殷勤谦恭地在给诸人递香烟。我明白了，这位老先生就是我的舅舅巫宁坤。
折腾一大阵，我们被送到新建的芜湖饭店。杨振宁来访也是住这里。等到欢迎的人士都离开后，舅舅把我们带到住处。走进公寓，我倒是很感意外。虽然不大，却家具齐全，清爽宜人。餐桌上摆满了菜肴。
大概是从脸上读到了我的心思。舅舅直话直说：“几小时前才把我们搬进来的。”他们原来和十几家人混住在教堂里面。接到我的电报后学校方面便忙着给他们搬家，送家具。舅舅指着电风扇说：“这个也是他们借来的，拍热坏了外宾。”我听得停了筷子，舅舅说：“放心吃。这一桌菜是我表侄李伟烧的，不是别人给的。我坚持自己招待外甥女，不用外人代劳。让他们准备，绝对丰富许多，却是为了要给外宾我们生活富足舒适的印象。”
听他这样说，三十年来我内心自己培植的舅舅形象，开始浮现，而通过两天的相处，这种感觉则由惊愕、失落，渐渐与过去聚合重叠。
后来从舅舅的信中得知，我们此行还给他带去一件好事，学校的书记把他的薪水每月增加了三十元。
写于纽约，2019年8月12日
王渝
（本文首发于2019年8月15日《南方周末》）
